⑴ 兒童早教學存錢,皇帝、大臣都是理財能手,「弱」宋朝其實很富裕嗎
縱觀中國古代史,幾乎每個朝代都有關於“重農抑商”的政策。宋朝卻是個例外,不但長期不實行“抑商”政策,從皇帝到百姓一門心思發展經濟,鑽研理財手法。
工商業的發達和海外貿易的繁榮催生了大額錢幣交易,金屬錢幣攜帶不易,民間產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比西方世界要早七百多年。交子的產生也在一定意義上反促進了資本在市場上的流通,推動力宋朝經濟的發展。
宋朝自上而下重視經濟發展,無論是變法改革還是工商業的發達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繁盛,都為其帶來了巨大的收益,從而又促進了文化和科技領域的發展,使得宋朝成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締造了當時不可思議的“宋朝神話”!
⑵ 古代為朝廷理財的人怎麼稱呼
戶部尚書,中國古代官名,六部中戶部的最高級長官,相當於今日的財政部長。此職可追溯至漢朝,時有置尚書郎四人,其中一人主財帛委輸,即國家財政工作。曹魏時置度支尚書寺,專掌軍費統籌。經隋朝稍加改變稱民部尚書,至唐朝遂改稱戶部尚書,至後代仍為常職。戶部尚書主要掌管國家經濟,包括戶口、稅收、統籌國家經費等等。
⑶ 漢武帝時期三大理財家
桑弘羊
西漢景帝四年(前153年),在洛陽的一個富有商人的家裡,生下了一個兒子,他就是漢武帝時著名的理財家桑弘羊。
桑弘羊成為著名的理財家,協助漢武帝處理財政問題幾十年,和他的家庭與故鄉有很大的關系。洛陽是周朝建立的一個軍事和政治重鎮,周公征服殷人後。把俘虜的殷人以「頑民」的稱號安置居住在洛陽,這些人當然不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因而多數就去經商。到了戰國時期,經商已經成為洛陽人的重要職業。一些人經商致富後,就參與了政治活動。象有名的蘇秦、白圭、師史、賈誼等政治家和商人,就都是洛陽人。桑弘羊的家庭一定是洛陽很富有的大商人,否則他十三歲不可能就做了漢武帝的侍中。侍中是一種加官,從大至列侯、將軍、卿、大夫,下至太醫、郎中,都可以加官為侍中。當了侍中,就可以經常出入禁中,接近皇帝,所以它很為大家所重視,成為陞官的一個重要途徑。但當侍中的,除了貴家子弟和著名的儒生外,一般人很難得到。才十三歲的桑弘羊,既非貴家子弟,也非名儒,他怎麼能當了侍中呢?可能是用錢買的。西漢初年,要作比較大的官,有兩條途徑:一條是由郡太守、諸侯王這樣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定期向中央政府推薦,他們當然是推薦自己的子弟,桑弘羊不會有這種機會;另一條是拿錢買官,也就是「入粟補官」,桑弘羊作為商人的兒子,在十三歲的時候,他家就給他花錢買了個侍中,他大概是走的這條路。
漢武帝時,為了培養一批忠於自己的得力官吏,選拔了很多有才乾的青年在他的身邊作侍中。象朱買臣、衛青、霍去病、霍光、桑弘羊這些以後的文武大臣,就都當過他的侍中。名儒孔安國在給他當侍中時,為了照顧他,讓他拿皇帝唾痰用的御唾壺,就一時傳為美談。漢武帝的這些侍中,並不僅僅是幫助他做點身邊的瑣事,他往往也與他們商量一些軍國大事,遇有他的意見與大臣不合時,還常常讓他們出面與大臣們進行辯論。如漢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漢武帝為了抗擊匈奴的侵擾,決定在河套築朔方城,御史大夫公孫弘多次上書反對,漢武帝就讓侍中朱買臣等人與公孫弘辯論,說服了公孫弘,使他轉變為築朔方城的積極支持者。
桑弘羊在當侍中期間,一定參加了很多漢武帝制定軍國大事的討論,他了解了漢武帝的為人和抱負,自己也深受漢武帝思想的影響。這期間,他雖然沒有什麼突出的表現,因而也沒有受到漢武帝的重用,但他卻學習和鍛煉了參加國家大政的能力,為以後的從政准備了條件。
擔任農丞 算緡告緡
桑弘羊從十三歲作侍中,一直到三十九歲出任大農丞,當了二十六年的侍中。這期間,由於漢武帝大規模的對匈奴用兵,國家的府庫余財已經用盡,財政發生了困難。元狩三年(前120年),主要負責財政的大農令鄭當時,為了彌補財政的虧空,向漢武帝推薦山東的大鹽商東郭咸陽和河南南陽的大冶鐵商孔僅,擔任大農丞,利用他們經商的經驗和技術,負責管理鹽鐵事務,通過鹽鐵收歸官營,來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桑弘羊這時已經三十四歲,他由於善於計算經濟問題,漢武帝讓他幫助東郭咸陽和孔僅估算研究鹽鐵官營的規劃。這個規劃經過一年的起草才完成,主要是將原屬少府管的鹽鐵劃歸大農令管,由國家壟斷鹽鐵的生產,不許私人經營。漢武帝很快就批准了這個計劃,並派孔僅和東郭咸陽到全國各產鹽鐵的地區,設立鹽鐵官營的機構,任命原來經營鹽鐵生產的商人為各地官營鹽鐵的主管官。看起來,漢武帝對經營鹽鐵政策的改變以及孔僅、東郭咸陽和桑弘羊對這一新政策的執行,在經濟上是取得了成效的。所以三年之後,孔僅就升任為大農令,桑弘羊也被提拔為大農丞。大農令是封建政府掌管財政的最高官員,大農丞是他的主要助手,從這時開始,桑弘羊在理財上就顯示出他的突出才幹,越來越受到漢武帝的重用。
算緡是封建國家向商人徵收的一種財產稅,告緡是與商人瞞產漏稅作斗爭的方法。這也是由於大規模的對匈奴用兵,而山東一帶又遭了水旱災,為了彌補財政不足而對工商業者採取的一種籌款措施。最初提出這個辦法的是御史大夫張湯,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頒布了推行的法令。但是由於當時的大農令顏異不贊成此事,所以未能認真貫徹執行。桑弘羊出任大農丞後,才在全國雷厲風行地加以推行。
所謂算緡,就是凡工商業者,都要如實向政府呈報自己的財產數,二緡抽取一算的稅(一緡為一千錢,一算為二百文錢);小工商業者可以減半抽稅。凡有乘坐馬車的(官吏和戰士除外),一乘抽稅一算,運貨的馬車抽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一算。所謂告緡,就是對不如實呈報財產的人,鼓勵大家告發,經調查屬實者,除了被告發人的財產被全部沒收、戍邊一年外,告發的人可得到被沒收財產一半的獎賞。
算緡和告緡的法令頒布後,遭到了工商業者的頑強反抗,他們採用各種辦法轉移和藏匿財產,不報或少報自己的財產數。為了與這些工商業者作斗爭,漢武帝讓楊可專門主持告緡的事。這時作為右內史(管理京師的官)的義縱,站在商人的立場上,指責告緡的人不是好人,竟然加以搜捕,公開和告緡令作對。這件事報告給漢武帝以後,就以義縱有意破壞告緡為理由,殺了義縱,並將對算緡和告緡持消極態度的大農令顏異,也借它故撤職並判了死刑。這樣,就從政府機構中清除了推行算緡和告緡的障礙,使楊可得以放手進行。
桑弘羊當了大農丞後,為了支持楊可把告緡堅持下去,又重申了告緡令。這樣,告緡的活動就在全國普遍推開了,中等以上的工商業者,大都受到了告發。政府派出官吏到各地處理算緡和告緡的事,政府得到以億計的財物,成千上萬的奴婢,沒收的田地,大縣數千頃,小縣百餘頃,還有很多房屋。中等以上的工商業者紛紛破產,而政府的國庫卻充實起來,有力地支援了漢武帝的對外戰爭。
算緡和告緡的活動,桑弘羊一直是積極的支持者。張湯提出這個意見的時候,桑弘羊雖然還是個侍中,但已經因為他會算計經濟問題,引起了漢武帝的注意。所以漢武帝在研究和決定採用張湯意見的過程中,桑弘羊肯定起了積極的作用。算緡和告緡的法令公布後,內外的阻力一直都很大,遲遲未能貫徹執行。桑弘羊當了大農丞後,就可以直接插手此事。所以後來楊可的主持告緡,以及對反對告緡的一些官吏採取的鎮壓措施,肯定桑弘羊都是參與了漢武帝的決策的。因而可以說,算緡和告緡雖然不是桑弘羊直接出面推行的,但他是決策的積極參與者。
整頓貨幣 鹽鐵官營
漢朝初年,國家對錢幣的鑄造採取放任的政策。當時不但錢的大小、輕重不一,錢幣的重量與實際重量相差懸殊,因而盜鑄錢的風氣盛行,影響了經濟的正常流通和通貨膨脹。到了漢文帝五年(前175年),政府更撤除了禁止私人鑄錢的命令,放任大家自由鑄錢,因而幣制更加混亂。一些豪強和大商人,常常在銅內雜入鉛、鐵,鑄大批的劣錢來謀取暴利。政府雖然一再禁止和打擊,但因為有利可圖,而且鑄錢者又多是一些有權有勢的人物,所以並不能制止私鑄的大量劣錢混入市場,破壞社會的正常經濟生活。
漢武帝為了整頓財政,曾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整頓過一次貨幣,但效果不好。當時造了三種貨幣:一是皮幣,用禁苑裡養的白鹿皮製成,每個一尺見方,上面還綉上五彩花紋,每個值錢四十萬,它是作為諸侯王朝覲皇帝時墊璧的禮品,所以只在上層貴族中流通和使用,另一種是白金,這是用少府庫存的銀、錫作的合金幣,分值錢三千、五百和三百三種;第三種是取銷半兩錢改鑄的三銖錢。還規定,盜鑄錢者要處死。這次改革因為品類復雜,幣值的規定又不合理,所以不但使用不便,而且一些人紛紛去盜鑄比值很大的白金幣,所以第二年就放棄了三銖錢而改鑄五銖錢。當時雖然因盜鑄錢政府抓了數十萬人,仍不能制止盜鑄劣錢,所以市場和貨幣仍然比較混亂。
元鼎四年(前113年),為了徹底整頓貨幣,漢武帝採納了桑弘羊的意見。他的意見主要是:取銷郡國鑄錢的權利,由中央政府指定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下屬鍾官、技巧、辨銅三官分別負責鼓鑄、刻范和原料;郡國把所鑄的舊錢銷毀,把銅送到中央;廢除過去鑄的一切錢幣,而以上林三官鑄的五銖錢為全國唯一通行的貨幣。
這次幣制改革是成功的,從此以後基本上制止了私鑄劣質錢幣的流通,從而不但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而且穩定市場和流通,起到了鞏固西漢統治的作用。為什麼這次整頓貨幣比較成功呢?因為這次貨幣改革,首先將全國的銅材集中在中央,由上林三官統一調撥,使私鑄者得不到鑄錢的原料;其次,價格標准與重量標准一致,這次所鑄的三官五銖錢,實際重量也是五銖,因而減少了貨幣毀銷改鑄的流弊;第三是鑄幣技術提高了,鑄造的工序比較復雜,盜鑄者造起來比較困難,容易得不償失。
這次幣制改革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鑄幣權完全收歸中央政府的一次創舉,它最終將漢朝的幣制穩定下來,使漢朝的五銖錢成為質量穩定的錢幣,一直流通至隋朝七百餘年而通行不廢。這與桑弘羊的經濟思想是分不開的。
鹽鐵收歸官營,早在元狩六年(前117年)漢武帝就派孔僅與東郭咸陽進行了。但是他們在各地設立鹽鐵官的時候,由於多選用商人擔任,所以不但執行的不徹底,而且也產生了一些諸如質量低劣、價格太高等問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兼領大司農之後,就在原有的基礎上對鹽鐵問題進行了整頓。他選派了得力的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頭到各郡國,在整頓原有鹽鐵官的基礎上,新增加了一批鹽鐵官。據《漢書·地理志》的記載,全國二十七郡有鹽官共三十六處,鐵官在四十郡中有四十八處。其分布在東北遠至遼寧的蓋縣,西南至雲南的安寧,西北達內蒙的河套西北,南抵廣州,東南到浙江的海鹽。其分布之廣,規模之大,都是空前的。
鹽的生產,是由政府招民自備資金,鹽官供給煮鹽的工具和糧食,在鹽官的監督下將煮成的鹽全部售給國家,然後由國家出售給人民,個人不得私售。這是一種由公私聯合經營生產,但由國家統一購銷的辦法。
鐵的生產,是在郡國出鐵處設鐵官進行生產,不出鐵者置小鐵官負責銷售,其生產和銷售完全由國家進行控制。因為鐵的冶煉不但技術比煮鹽要復雜的多,而且成本和規模也要大,所以它主要採取國家經營的方式。根據現在對西漢時的冶鐵遺址的發掘情況看,一般都有十幾座直徑達一米六的冶鐵爐,需數百名工人。由於官營冶鐵資金比較雄厚,生產設備比較齊全,技術比較先進,而且是按統一設計的規格進行協作生產,所以它比起原來私營的小規模冶鐵業,顯然有更多的優越性。這一點桑弘羊是看到了,並且在公開的場合一再宣傳他的這一看法。
鹽鐵的官營,從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打擊地方豪強的勢力,以及發揮某些大規模生產協作的優點上來說,是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由於地方的某些鹽鐵官吏的不良,以及大規模統一生產經營中必然會出現的問題,在鹽鐵官營之後,對農民也有很多不利之處。如政府為了增加收入,對鹽鐵的銷價定得太高,而質量和品種也有問題,一些官吏又常常強制農民購買,因而增加了農民的負擔和不便。桑弘羊對鹽鐵官營中出現的這些問題,他也是有所認識的。當有人以此來攻擊鹽鐵官營問題本身時,桑弘羊就說:「這是一個如何選擇好鹽鐵官吏的問題,而不是鹽鐵官營本身造成的。」
移民屯邊 假民公田
漢武帝在對匈奴的戰爭中取得相當的勝利後,為了鞏固邊防,從根本上解決邊防軍的糧食供應,就在桑弘羊的大力支持下,繼續大規模地執行漢文帝時晁錯提出的募民實邊的辦法。漢武帝初年,已經在元朔二年(前127年)募民十萬屯衛朔方(今內蒙杭錦旗西北),元狩四年(前119年),又徙關東貧民七十多萬至今甘肅一帶。桑弘羊任大農丞後,又在元鼎六年(前111年)先派吏卒五、六萬人到今甘肅永登一帶屯戍,接著不斷擴大到上郡(今陝西餒德東南)西河(今內蒙東勝縣)及新建的武威、張掖、敦煌、酒泉(均在今甘肅境內)四郡,人數增加到六十萬人。這樣大規模的移民實邊,不但開發了西北邊疆的農業生產,就地解決了邊軍的糧食供應,而且加強了西北的邊防,鞏固了對匈奴戰爭取得的戰果。所以它在當時的邊防建設上,是具有深遠意義的一項措施。
在算緡和告緡取得重大成果後,政府在各地沒收了一批田地,為了經營和管理這些土地,在水衡、少府、太僕、大農等四個機關,都設置了農官,負責將這些土地租給農民,政府收取田稅。桑弘羊對這件事是竭力支持和贊揚的。但是由於政府經營和管理不善,租種的農民不願在上面種桑榆菜果,而且這些土地又常常被官僚豪強等有權有勢的人所侵佔,因而對封建政府和租種的農民都得不到好處。有人因此提出要停止出租時,桑弘羊認為,它仍然是利多弊少,如果因為地力未盡,獲利不多而罷去,不但會影國家收入,對租地的農民也沒有好處,所以桑弘羊是一直主張堅持執行下去的。
西漢初實行一種由地方郡國定期貢納實物的政策,各郡國貢納的數量和種類,看來是由中央政府主觀決定的,所以貢納的貨物不一定都是當地的特產,這樣就使一些郡國為了交納貢物,而必須到別的地方去購買。因為購買的數量大,、時間也比較集中,因而一些商人乘機哄抬物價,從中牟取暴利。購買之後,還有一個運輸問題,一些運輸路線長而又易損壞的貨物,運輸中的費用和損耗往往要比貨物本身要貴數倍。所以這種辦法,不但增加了人民的負擔,連地方政府的官員也深感不便。
元鼎二年(前115年)桑弘羊為大農丞時,就開始試行均輸法。什麼是均輸法呢?就是各郡國上交中央的貢品,一律按照當地的市價,摺合成當地出產的產品,交納國家後,由均輸官統一調運到缺乏這些產品的地區出售。這樣不但各郡國再也不用為了貢物而派人四齣采購物品了,而中央政府卻借貨物的地區差價,從中獲得了很大利潤。顯然,均輸法對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利,也減輕了百姓的負擔,打擊了商人的暴利。但是在均輸法開始實行的時候,由於鹽鐵這兩項重要的貨物還把持在孔僅的手中,所以均輸法還難以全面地鋪開實行。
當桑弘羊代理大農令後,一方面由於均輸法試行了五年,已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另一方面鹽鐵等一切財經大權,這時都已掌握在桑弘羊的手中,因而他開始在全國普遍地推行均輸法。他在向各郡國派出鹽鐵官的同時,也派出了均輸官,由於鹽鐵是均輸的兩大重要物資,所以某些地方均輸官可能是由鹽鐵官兼任的。因為這些均輸鹽鐵官,都是由大農部丞十人統一管理。均輸法在全國推行之後,貨物的流通渠道比較暢通了,國家在全國各地征的貢賦,通過均輸官源源不斷地運到首都和邊疆地區,因而大大地加強了漢武帝對外斗爭的經濟實力。
平準法是桑弘羊為了配合均輸鹽鐵政策的推行而實行的另一項經濟改革。過去,西漢中央政府各部門所需的物資,都是由各部門自行采購。由於各部門采購的貨物多而又比較集中,為了按時完成采購任務,各部門的官員之間互相爭購,因而哄抬丁首都的物價,這不但對人民生活有影響,也使國家吃了虧,商人得了暴利。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桑弘羊在算緡告緡和鹽鐵均輸政策實行後,由於國家手中已掌握了大量的物資,有經濟實力可以控制首都的物價了,所以他又創立了平準法。
平準是桑弘羊在首都設立的一個機構,它通過國家掌握的由大農諸官和各地輸進的貨物以及工官製造的產品,在首都市場上貴賣賤買,以穩定首都的市場物價。中央各個機關采購物資,也就可以從平準官那裡以平價購到所需的東西。所以平準法的創立,不但解決了均輸官運到京師的多餘貨物的出售,也解決了政府一些部門對貨物的采購,由於它溝通了政府各部門之間貨物的供求,因而就減少於市場物價的波動,打擊了投機倒把的商人。從封建政府的利益,還是對人民群眾,平準法的實行都是有利的。
⑷ 摳門皇帝宋太祖趙匡胤有著怎樣的理財政治
宋太祖趙匡胤生於一個沒落世家,早年家道中落的他歷盡生活的坎坷,也知道了貧困的苦惱,後來“黃袍加身”,成了大宋的開國皇帝。
雖然貴為皇帝,但趙匡胤仍改不了“摳門兒”的本色:皇宮里的窗簾是用最便宜的青布製成的,他的衣服和一般小官吏的布質是一樣的,而且總是洗了再穿,穿了再洗,很少換新的。這在歷代帝王中十分難得。
杯酒釋兵權時,宋太祖更是以錢財來交換軍團將領的兵權。“多積金銀,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不可動之業”,這些都是當時他承諾的條件,最終使那些兵權在握的將帥們解甲歸田,安分守已地度過餘生。這比起其他朝代為求安邦而大肆殺戮開國功臣的做法,還是高明很多的。
當然,宋太祖“買通”大臣的錢財數目相當驚人。如侍中(相當於宰相)范質生病時,宋太祖親賜金器兩百兩、銀器千兩、絹兩千匹、錢兩百萬;開國元勛趙普有病,趙匡胤也賜銀器五千兩、絹五千匹……這與太後以及皇後的七夕節禮金,簡直是天壤之別,聞之令人嗟嘆。
結束了五代十國分裂局面的大宋王朝,在短短的十幾年間就建立起了相當穩定的政權,這不能不歸功於趙匡胤這位大宋王朝開創者的獨特理財方式。宋朝成為了歷史上經濟與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之一,正如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⑸ 擅於理財的宇文融,最後為何還會被貶官
姚崇自己主動退休保命後,推薦宋璟接任,宋璟這個人以正派耿直聞名,據說武則天都要讓他三分,長安四年(704)十二月,武則天的男寶貝張昌宗偷偷叫來術士看相,那個術士大概是見張昌宗給的錢的,於是什麼都敢說,他說張昌宗有天子之相,作為男寵,有沒有天子之相不知道,有天子之氣是肯定的,哥倆年輕力壯,伺候武則天能不染上天子之氣嘛,如果是別的人偷偷這么搞,那幾乎就是要掉腦袋了,但是張昌宗不是別的人,女皇武則天很中意他,殺了還得找新的玩具,於是對管事的說:「這件事過去了,張昌宗已經給我說了,算是自首」
宋璟耿直地說道:「按照法律,的確是自首免除罪過,但是張昌宗大逆不道,自首免不了」
武則天咳嗽一聲,一陣無語,心想,宋璟啊,我知道你直,他要是沒了,那晚上睡覺都睡不踏實了,於是只能拉下女皇的臉,好言相勸:「愛卿啊,要不這件事就這么算了,法也是人說的嘛,朕想饒他一次」
宋璟卻不管你這個:「不行,就是不行,要是都這樣,國無國法,家無家法,國家顏面何在?百姓安康何在?」
另一旁的宰相看到武則天一臉黑線,於是獻殷勤的開始讀敕令,大概意思就是這事兒過去了,然後立刻退朝。
可宋璟是誰啊,要是這樣就過去了,他也不會以正派耿直聞名了,於是乎,宋璟拿出招牌冷笑:「哼,聖主在上,哪裡用得著你張口,閉上你的嘴巴」
宰相驚愕:「陛下。這……」
武則天嘆了口氣:「行吧,這件事宋璟你來審理吧,退朝」
關鍵是宇文融出去就是個二皇帝,到了任何地方,所到之處都要把所有的權力交出來,罪犯判了死刑都要宇文融點頭才能處死,這簡直就是御駕親征啊,所以宇文融所到之處的人都聯合起來反對他,這群人的帶頭者是張說。
事情是這樣的,宇文融如此折騰了半年,張說回歸了相位,張說這個人和姚崇不對付,姚崇這個人有狄仁傑的風范,講究踏踏實實,不喜歡舞文弄墨搞得浮誇,可唐玄宗相中的就是張說的文才,唐玄宗還說張說是「一代文宗」。
張說同時也看不上宇文融這類靠世襲特權進入官場的北周皇族後人,也看不上沒有學問和文採的務實派官員,你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你,這個矛盾就像個死疙瘩難以解開。
⑹ 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在理財方面有哪些觀點
理財的問題在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也提到,雖然篇幅不多,但其立場是很鮮明的: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
⑺ 兒童早教學存錢,皇帝、大臣都是理財能手,「弱」宋朝其實很富裕呢
宋朝,在很多人的眼中是“弱”的代表。早年間美國《時代周刊》做了一個“人類歷史富豪榜”,宋神宗排在第三位,比爾蓋茨則排在了第九位。
這個排行榜真實性未知,但宋神宗在位年間確實經濟繁榮,史料記載當時一年的鑄幣量就高達“五百萬貫”,是盛唐的二十倍,由此可以看出“弱宋”除了武力值弱其他方面都很強,強到在當時的世界上遙遙領先。
從小就要“有錢”
“撲滿”,是宋代的存錢罐,形象各異,罐身上只有一個存錢口。之所以叫“撲滿”,是讓孩子們將錢存滿後“撲”之,摔碎。
我們現在的存錢罐想花錢了還能“打開”小豬的肚子,彼時的撲滿卻真的只能進不能出,除非滿了摔碎,否則錢是拿不出來的。
撲滿,一方面是對兒童意志力的考驗,另一方面也是培養了孩子們的理財理念和和對“積少成多”的認識。宋朝的攢錢史從娃娃已經開始了。
縱觀中國古代史,幾乎每個朝代都有關於“重農抑商”的政策。宋朝卻是個例外,不但長期不實行“抑商”政策,從皇帝到百姓一門心思發展經濟,鑽研理財手法。
宋太祖趙匡胤就曾號召人民群眾“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人類歷史富豪榜”第三高帥富宋神宗說得更為直白,“政事之先,理財為急”,要求大臣們政治、經濟兩手抓!
⑻ 敗家小能手,奢華無度的乾隆帝是如何斂財的呢
乾隆帝可以說是整個中國朝代中最幸運的皇帝了,波瀾不驚的登上皇位,在位60年,以89歲高齡去世,享受了一輩子的奢華生活,在這60年裡,人間富貴花乾隆帝先後大肆修建圓明園和避暑山莊、六下江南、搞各種收藏,如果依靠國庫那點資金,絕對不夠乾隆帝揮霍的,因此這些享樂的錢都是花的自己小金庫,那麼乾隆帝是如何斂財來充實自己的小金庫的呢?不如和非正常歷史研究室一探究竟!
納蘭承安
這個不幸的貴族就是納蘭承安,這個納蘭承安和清朝著名的文學獎納蘭性德是有點關系的,納蘭承安的爺爺就是是納蘭性德的親弟弟,而他的太爺爺納蘭明珠則是康熙朝的內閣大學士,納蘭承安作為貴族子弟,其家產豐厚,光田產就達到了40萬畝之多,乾隆帝一看,居然和內務府的官莊不相上下,就隨便找了個理由將納蘭承安抄了家,所有的田產納入內務府,通過這樣的方式,內務府官莊到了乾隆晚期的時候達到了一百萬畝,給乾隆帝帶來了不錯的收入!
⑼ 司馬光(劉晏理財)文言文翻譯
出自司馬光編寫的《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六的《劉晏通敏精悍》
翻譯:
劉晏當初擔任轉運使時,一直用高價招募擅長奔走的人,察訪報告各地的物價,即使遙遠的地方,不用幾天都能送到轉運使官署。他把錢糧方面孰輕孰重的權衡標准,全部控制在手中,朝廷因此獲利,而民間也沒有物價暴漲暴跌的憂慮。
劉晏還認為:住戶和人口增加,賦稅徵收的范圍就會自然拓寬。所以劉晏管理財務,總把關心百姓疾苦放在前面。各道分別設置了巡院的知院官,每過十天至一個月,必須記錄所在州縣的雨雪豐歉狀況,上報轉運使司。知院官開始見到年景不能豐收的端倪。
就要先行申明到某月需要免除若干賦稅,到某月需要救濟資助若干物資,到了預定的時期,劉晏不等州縣申請,便上奏實施,解決百姓的急難,從來不曾錯過時機。因此,百姓得以安居樂業,住戶人口增多繁衍起來。在劉晏任職的初期。
錢財賦稅每年收入不過四百萬緡,到他任職的後期,每年收入達到一千餘萬緡。劉晏專門採用鹽產專賣辦法來增加軍需國用,認為官吏多了,百姓就會受到騷擾,所以他只在產鹽地設置鹽官,在產鹽地以外的州縣不再設置鹽官。
在劉晏任職之前,把關東的穀物運送到長安,因為河水水流湍急凶險,大致一斛穀物能運到八斗,便算成功,會受到優厚的獎賞。劉晏認為長江、汴水、黃河、渭水的水流緩急各不相同,根據各處的不同特點,依據各地的便利條件,分別製造運送穀物的船隻,訓練負責漕運的士兵。
長江的船隻運抵揚州,汴水的船隻運抵河陰,黃河的船隻運抵渭水流入黃河的河口處,渭水的船隻運抵太倉,各地段之間都沿著水邊設置糧倉,由上一段轉送給下一段。從此,每年運送穀物有時能夠達到一百多萬斛,沒有一斗一升在水中沉沒。劉晏在揚子這個地方造船。
每造一艘船,付給一千緡錢。有人說,「造一艘船的費用實際還用不了一半,浪費的錢財太多了」。劉晏說:「不是這樣。辦大事,當然不可吝惜小費用,辦一切事情都要做長遠的考慮。現在船場才開始設置,辦事的人很多,應該首先讓這些人的私人用度不受窘迫。
他們為官家製造的物品就會堅固牢靠了。如果立即同這些人不厭煩細細地計較一分一毫,怎麼能夠長久地實行下去呢」
原文:
劉晏初為轉運使,常以厚直募善走者,覘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愛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
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
自余州縣,不復置官。先是,運關東谷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
自是每歲運谷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晏於揚子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牢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錙銖,安能久行乎」
(9)理財皇帝擴展閱讀
相關背景:
劉晏提出,要增加財政收入,前提是發展生產,安定民生。《資治通鑒》稱劉晏「理財常以養民為先」,這是一般官員做不到的。
理財常以養民為先,首先是心中有百姓。增加財政收入,要善於利用商品經濟,熟悉市場行情。在他看來,到處都有增加收入的門路,關鍵在於能否發現和利用。劉晏認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也就是收稅要順應民眾的需要,不是一味搜刮人民。鹽是人們的急需之物,所以在鹽利上征稅,使鹽利成為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項目。
人物簡介:
劉晏(716年-780年),字士安。唐代經濟改革家、理財家。劉晏實施了改革榷鹽法、改革漕運和改革常平法等一系列的財政改革措施,為安史之亂後的唐朝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全唐文》、《全唐詩》錄有劉晏的作品。
⑽ 宋太祖趙匡胤的理財能力絕佳,因何被稱摳門
其實,縱觀歷史能有一個長期的帝國統治都離不開一個好的開頭,也就是有一個在國家建設上出了很大力的開國第一人,這次就來看看宋祖趙匡胤的治理國家的能力。其實能當上開國皇帝,那一般不是極其聰明就是能力極佳,要說趙匡胤摳門,那他怎麼置辦得起這么大的家業,那隻不過是他的理財手段罷了。
看到自己的女兒穿著富麗堂皇的衣服,他就嚴厲的要求女兒以後不要再穿了,因為他一穿別人就會 模仿他,這樣一來全國得浪費多少彩禮。這也是源於他的出身,五代十國的國君們個個都揮霍成性。搞的官吏們也跟著國軍一起奢靡豪華。所以民間的百姓生活非常困苦。
但是他「黃袍加身」以後,以身作則,言傳身教,作為一個標桿示範。全國上下的官員都模仿他以節儉為己任。而他收的各種金銀財物,都流於國庫用作備戰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