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本華中國宏觀經濟與外匯管理

㈠ 中國人民銀行與國家外匯管理局是什麼關系

國家外匯管理局設若干職能司和直屬單位。在中國人民銀行分支行所在地設立國家外匯管理局分局，在北京、重慶設立國家外匯管理局北京、重慶外匯管理部，在其他省會城市設立國家外匯管理局分局，在非省會的副省級城市設立國家外匯管理局分局，在外匯業務量比較大的地市和縣市設國家外匯管理局支局，與同級中國人民銀行分支行合署辦公。（完）

㈡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對我國股市的影響有什麼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對我國股市的影響，除開輿論導向和政府直接干預外，其主要、有效地途徑是從緊縮銀根入手的，也就是利用後壁政策來調控股市的，就此問題論述如下： 一、貨幣政策工具可分為以下三類： （1）常規性貨幣政策工具，或稱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指中央銀行所採用的、對整個金融系統的貨幣信用擴張與緊縮產生全面性或一般性影響的手段，是最主要的貨幣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備金制度，再貼現政策和公開市場業務，被稱為中央銀行的「三大法寶」。主要是從總量上對貨幣供應時和信貸規模進行調控； （2）選擇性的貨幣政策工具，是指中央銀行針對某些特殊的信貸或某些特殊的經濟領域而採用的工具，以某些個別商業銀行的資產運用與負債經營活動或整個商業銀行資產運用也負債經營活動為對象，側重於對銀行業務活動質的方面進行控制，是常規性貨幣政策工具的必要補充，常見的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證券市場信用控制、不動產信用控制、消費者信用控制。 （3）補充性貨幣政策工具，除以上常規性、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外，中央銀行有時還運用一些補充性貨幣政策工具，對信用進行直接控制和間接控制。補充性貨幣政策工具包括： ①信用直接控制工具，指中央銀行依法對商業銀行創造信用的業務進行直接干預而採取的各種措施，主要有信用分配、直接干預、流動性比率、利率限制、特種貸款； ②信用間接控制工具，指中央銀行憑借其在金融體制中的特殊地位，通過與金融機構之間的磋商、宣傳等，指導其信用活動，以控制信用，其方式主要有窗口指導、道義勸告。 07年度下半年國內面臨物價上漲，通脹壓力加大的危機，其原因是： 1、供需失衡，比如食品行業 這是需求拉動型的通脹 ； 2、成本拉動，比如原油鐵礦等國際價格上升，國內這些行業的價格上漲； 3、國內投資過熱，大量流動性流向樓市股市，流動性過剩導致通脹壓力加大； 4、國際貿易失衡，巨額順差的長期存在，外匯占款嚴重，RMB投放過多； 5、RMB升值預期使得大量國際資本流入國內； 08年度國家採用的貨幣政策，在治理物價上漲主要表現在： 1、通過信貸結構調整 推動產業結構調整。 大力發展農業 尤其是集約型農業 提高農產品產量 加強信貸支持三農的力度； 堅決執行節能減排 限制「兩高」行業的發展 鼓勵新能源新技術的發展 以減少對國外能源資源的依賴 發展綠色信貸；減少對房地產業的貸款，抑制樓市的漲幅過快，使其健康穩定發展，防止經濟泡沫； 2、控制信貸規模 加強額度管理 控制流動性。 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正在執行，上調存款准備金率、利息、發行央票等等，回收流動性優化信貸結構，多向中小企業、新興行業企業傾斜，以消化掉相對過剩的流動性； 3、通過稅收等財政手段以及匯率手段來改善國際貿易失衡局面，如降低出口退稅率，升值人民幣等，改變巨額順差的局面，減少外匯占款，改善流動性過剩局面； 08年度通過這些財政政策的調控，物價的膨脹得到較好的抑制，樓盤的價格也有大幅度回落，雖然調控也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如股市大跌、中小企業貸款困難，導致國民經濟發展速度下降，但對應通貨膨脹來說還是利大於弊的。 以上資料希望對你有幫助。

㈢ 當前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幾個問

一、當國內、外處於非均衡狀態時，需要依靠政府宏觀政策的干預，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匯率調整政策等。但政府宏觀政策的調節，應針對本國所處的具體狀態，實行不同的政策組合。如：（1）經濟處於國內均衡與對外不均衡時，只需採取有助於恢復對外均衡的措施，如調整匯率。（2）經濟處於國內不均衡與對外均衡時，只需採取有助於使投資與儲蓄趨於一致的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3）經濟處於國內、外非均衡時，又要區別不同的情況採取不同的措施。①如果是失業與國際收支赤字並存，可以採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同時使貨幣貶值。②如果是失業與國際收支盈餘並存，可以採取擴張性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③如果是通貨膨脹與國際收支赤字並存，可以採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④如果是通貨膨脹與國際收支盈餘並存，可以採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同時使貨幣升值。二、宏觀經濟調控手段（1）計劃手段。計劃手段是政府調節經濟總量平衡和促進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手段。它包括間接計劃和直接計劃，充分發揮計劃手段的作用，對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調整生產力布局，影響宏觀經濟總量平衡，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協調發展，具有重要作用。（2）財政手段。財政手段的核心是通過對財政收支的調節影響有效需求，實現一定的政策目標，它包括財政收入政策、財政支出政策和財政補貼政策。財政手段的主要功能是調節供求平衡，引導企業投資方向和調節國民收入再分配以縮小個人收入的差距。（3）金融手段。金融手段的核心是中央銀行通過金融系統和金融市場，調節貨幣供應量，影響投資等經濟活動，實現一定的政策目標。其調節工具有：第一，存款准備率。變動存款准備率可調節商業銀行的自有準備金數量及利息率，從而調節信貸規模。第二，中央再貼現率。央行通過調整再貼現率可以調節商業銀行的貸款規模和結構。第三，公開市場業務。央行通過公開買賣各種政府債券來調節貨幣供應量和市場利率。（4）行政管制手段。這是國家行政管理部門通過發布命令、指示等強制措施干預經濟生活的政策手段。主要包括價格管制、信用管制、進出口管制、外匯管制、工資管制和投資許可證制度。這是政府對微觀經濟過程進行調節的具體形式。（5）經濟法制手段。是指國家依靠法律的強制力量來保障經濟政策目標實現的手段。國家通過經濟立法和經濟司法來規范各類經濟主體的行為，制裁非法活動，保護公平競爭，使國民經濟正常運行。

㈣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外匯管理

外匯管理，是指一國政府授權國家貨幣金融管理當局或其他國家機關，對外匯收支、買賣、借貸、轉移以及國際間的結算、外匯匯率和外匯市場等實行的管制措施。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由於外匯資源短缺，中國一直實行比較嚴格的外匯管制。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戰略以來，中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沿著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培育市場機制的方向，有序地由高度集中的外匯管理體制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外匯管理體制轉變。1996年12月中國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對資本項目外匯進行嚴格管理，初步建立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外匯管理體制。建國以來，中國外匯管理體制大體經歷了計劃經濟時期、經濟轉軌時期和1994年開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三個階段。 實行外匯留成制度
為改革統收統支的外匯分配製度，調動創匯單位的積極性，擴大外匯收入，改進外匯資源分配，從1979年開始實行外匯留成辦法。在外匯由國家集中管理、統一平衡、保證重點的同時，實行貿易和非貿易外匯留成，區別不同情況，適當留給創匯的地方和企業一定比例的外匯，以解決發展生產、擴大業務所需要的物資進口。外匯留成的對象和比例由國家規定。留成外匯的用途須符合國家規定，有留成外匯的單位如本身不需用外匯，可以通過外匯調劑市場賣給需用外匯的單位使用。留成外匯的范圍和比例逐步擴大，指令性計劃分配的外匯相應逐步減少。
外匯調劑市場
在實行外匯留成制度的基礎上，產生了調劑外匯的需要。為此，1980年10月起中國銀行開辦外匯調劑業務，允許持有留成外匯的單位把多餘的外匯額度轉讓給缺匯的單位。以後調劑外匯的對象和范圍逐步擴大，開始時只限於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的留成外匯，以後擴大到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國外捐贈的外匯和國內居民的外匯。調劑外匯的匯率，原由國家規定在官方匯率的基礎上加一定的幅度，1988年3月放開匯率，由買賣雙方根據外匯供求狀況議定，中國人民銀行適度進行市場干預，並通過制定「外匯調劑用匯指導序列」對調劑外匯的用途（或外匯市場准入）加以引導，市場調節的作用日益增強。
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
1、實行貿易內部結算價和對外公布匯率雙重匯率制度
匯率高估，不利於對外貿易的發展，因此，1981年，中國制定了一個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按當時全國出口商品平均換匯成本加10%利潤計算，定為1美元合2.8元人民幣，適用於進出口貿易的結算，同時繼續公布官方匯率，1美元合1.5元人民幣，沿用原來的「一籃子貨幣」計算和調整，用於非貿易外匯的結算。兩個匯率對鼓勵出口和照顧非貿易利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使用范圍上出現了混亂，給外匯核算和外匯管理帶來不少復雜的問題。隨著國際市場美元匯率的上升，我國逐步下調官方匯率，到1984年底，官方匯率已接近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1985年1月1日取消內部結算價，重新實行單一匯率，匯率為1美元合 2.8元人民幣。
2、根據國內外物價變化調整官方匯率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物價進行改革，逐步放開，物價上漲，為使人民幣匯率同物價的變化相適應，起到調節國際收支的作用，1985－90年根據國內物價的變化，多次大幅度調整匯率。由1985年1月1日的1美元合2.8元人民幣，逐步調整至1990年11月17日的1美元合5.22元人民幣。這幾年人民幣匯率的下調主要是依據全國出口平均換匯成本上升的變化，匯率的下調滯後於國內物價的上漲。
3、實行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匯率制度
為配合對外貿易，推行承包制，取消財政補貼，1988年3月起各地先後設立了外匯調劑中心，外匯調劑量逐步增加，形成了官方匯率和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匯率制度。從1991年4月9日起，對官方匯率的調整由以前大幅度、一次性調整的方式轉為逐步緩慢調整的方式，即實行有管理的浮動，至1993年底調至1美元合5.72元人民幣，比1990年11月17日下調了9%。同時，放開外匯調劑市場匯率，讓其隨市場供求狀況浮動，匯率波動較大。在國家加強宏觀調控和中國人民銀行入市干預下，1993年底回升到1美元合8.72元人民幣。
允許多種外匯業務
1979年前，外匯業務由中國銀行統一經營。為適應改革開放以後的新形勢，在外匯業務領域中引入競爭機制，改革外匯業務經營機制，允許國家專業銀行業務交叉，並批准設立了多家商業銀行和一批非銀行金融機構經營外匯業務；允許外資金融機構設立營業機構，經營外匯業務，形成了多種金融機構參與外匯業務的格局。
資本輸出入管理制度
（六）放寬對境內居民的外匯管理
個人存放在國內的外匯，准許持有和存入銀行，但不準私自買賣和私自攜帶出境。對個人收入的外匯，視不同情況，允許按一定比例或全額留存外匯。從1985 年起，對境外匯給國內居民的匯款或從境外攜入的外匯，准許全部保留，在銀行開立存款帳戶。1991年11月起允許個人所有的外匯參與外匯調劑。個人出國探親、移居出境、去外國留學、贍養國外親屬需用外匯，可以憑出境證件和有關證明向國家外匯管理局申請，經批准後賣給一定數額的外匯，但批匯標准較低。
關於外匯兌換券
為了便利旅客，防止外幣在國內流通和套匯、套購物資，1980年4月1日起中國銀行發行外匯兌換券，外匯券以人民幣為面額。外國人、華僑、港澳台同胞、外國使領館、代表團人員可以用外匯按銀行外匯牌價兌換成外匯券並須用外匯券在旅館、飯店、指定的商店、飛機場購買商品和支付勞務、服務費用。未用完的外匯券可以攜帶出境，也可以在不超過原兌換數額的50%以內兌回外匯。收取外匯券的單位須經外匯局批准，並須把收入的外匯券存入銀行，按收支兩條線進行管理。收券單位把外匯券兌換給銀行的，可以按規定給予外匯留成。 1993年11月14日，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明確要求，「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這為外匯管理體制進一步改革明確了方向。1994年至今，圍繞外匯體制改革的目標，按照預定改革步驟，中國外匯管理體制主要進行了以下改革：
進行重大改革
（一）1994年對外匯體制進行重大改革，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有條件可兌換
1、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度，取消外匯上繳和留成，取消用匯的指令性計劃和審批。從1994年1月1日起，取消各類外匯留成、上繳和額度管理制度，對境內機構經常項目下的外匯收支實行銀行結匯和售匯制度。除實行進口配額管理、特定產品進口管理的貨物和實行自動登記制的貨物，須憑許可證、進口證明或進口登記表，相應的進口合同和與支付方式相應的有效商業票據(發票、運單、托收憑證等)到外匯指定銀行購買外匯外，其他符合國家進口管理規定的貨物用匯、貿易從屬費用、非貿易經營性對外支付用匯，憑合同、協議、發票、境外機構支付通知書到外匯指定銀行辦理兌付。為集中外匯以保證外匯的供給，境內機構經常項目外匯收入，除國家規定準許保留的外匯可以在外匯指定銀行開立外匯帳戶外，都須及時調回境內，按照市場匯率賣給外匯指定銀行。
2、匯率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並軌時的人民幣匯率為1美元合8.70元人民幣。人民幣匯率由市場供求形成，中國人民銀行公布每日匯率，外匯買賣允許在一定幅度內浮動。五年多來，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略有上升。
3、建立統一的、規范化的、有效率的外匯市場。從1994年1月1日起，中資企業退出外匯調劑中心，外匯指定銀行成為外匯交易的主體。1994年4月1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在上海成立，連通全國所有分中心，4月4日起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系統正式運營，採用會員制、實行撮合成交集中清算制度，並體現價格優先，時間優先原則。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對外匯市場進行必要的干預，以調節市場供求，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4、對外商投資企業外匯管理政策保持不變。為體現國家政策的連續性，1994年在對境內機構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度時，對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收支仍維持原來辦法，准許保留外匯，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買賣仍須委託外匯指定銀行通過當地外匯調劑中心辦理，統一按照銀行間外匯市場的匯率結算。
5、禁止在境內外幣計價、結算和流通。1994年1月1日，中國重申取消境內外幣計價結算，禁止外幣境內流通和私自買賣外匯，停止發行外匯兌換券。對於市場流通的外匯兌換券，允許繼續使用到1994年12月31日，並於1995年6月30日前可以到中國銀行兌換美元或結匯成人民幣。
通過上述各項改革，1994年中國順利地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有條件可兌換。
取消經常項目
（二）1996年取消經常項目下尚存的其他匯兌限制，12月1日宣布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
1、將外商投資企業外匯買賣納入銀行結售匯體系。1996年7月1日起，外商投資企業外匯買賣納入銀行結售匯體系，同時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帳戶區分為用於經常項目的外匯結算帳戶和用於資本項目的外匯專用帳戶。外匯局核定外匯結算帳戶的最高金額，外商投資企業在核定的限額內保留經常項下的外匯收入，超過部分必須結匯。外商投資企業經常項目下的對外支付，憑規定的有效憑證可直接到外匯指定銀行辦理，同時，繼續保留外匯調劑中心為外商投資企業外匯買賣服務。 1998年12月1日外匯調劑中心關閉以後，外商投資企業外匯買賣全部在銀行結售匯體系進行。
2、提高居民用匯標准，擴大供匯范圍。1996年7月1日，大幅提高居民因私兌換外匯的標准，擴大了供匯范圍。
3、取消尚存的經常性用匯的限制。1996年，中國還取消了出入境展覽、招商等非貿易非經營性用匯的限制，並允許駐華機構及來華人員在境內購買的自用物品、設備、用具等出售後所得人民幣款項可以兌換外匯匯出。
經過上述改革後，中國取消了所有經常性國際支付和轉移的限制，達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八條款的要求。1996年12月1日，中國正式宣布接受第八條款，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完全可兌換。至此，中國實行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對資本項目外匯進行嚴格管理、初步建立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外匯管理體制，並不斷得到完善和鞏固。如1997年再次大幅提高居民個人因私用匯供匯標准，允許部分中資企業保留一定限額經常項目外匯收入，開展遠期銀行結售匯試點，等等。1998年以來，在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蔓延深化的背景下，針對逃、套、騙匯和外匯非法交易活動比較突出的情況，在堅持改革開放和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的前提下，完善外匯管理法規，加大外匯執法力度，保證守法經營，打擊非法資金流動，維護了人民幣匯率穩定和正常的外匯收支秩序，為創造公平、清潔、健康的經營環境，保護企業、個人和外國投資者的長遠利益做出積極努力。
深化體制改革
（三）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繼續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
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對外經濟迅速發展，國際收支持續較大順差，改革開放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外匯管理主動順應加入世貿組織和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挑戰，進一步深化改革，繼續完善經常項目可兌換，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推進貿易便利化。主要措施有：
提高行政許可效率
1、大幅減少行政性審批，提高行政許可效率。根據國務院行政審批改革的要求， 2001年以來，外匯管理部門分三批共取消34項行政許可項目，取消的項目占原有行政審批項目的46.5%。按照《行政許可法》的要求，對保留的39項行政許可項目進行了全面清理，對這些項目辦理和操作程序予以明確規定和規范，提高行政許可效率。
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
2、進一步完善經常項目外匯管理，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允許所有中資企業與外商投資企業一樣，開立經常項目外匯賬戶，幾次提高企業可保留現匯的比例並延長超限額結匯時間。多次提高境內居民個人購匯指導性限額並簡化相關手續。簡化進出口核銷手續，建立逐筆核銷、批量核銷和總量核銷三種監管模式，嘗試出口核銷分類管理；推廣使用「出口收匯核報系統」，提高出口核銷業務的准確性、及時性。實行符合跨國公司經營特點的經常項目外匯管理政策，便利中外資跨國企業資金全球統一運作。
拓寬資金流出入渠道
3、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拓寬資金流出入渠道。放寬境外投資外匯管理限制，將境外投資外匯管理改革試點推廣到全國，提高分局審核許可權和對外投資購匯額度，改進融資性對外擔保管理辦法，大力實施「走出去」戰略。允許部分保險外匯資金投資境外證券市場，允許個人對外資產轉移。實行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制度，提高投資額度，引進國際開發機構在中國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促進證券市場對外開放。允許跨國公司在集團內部開展外匯資金運營，集合或調劑區域、全球外匯資金。出台外資並購的外匯管理政策，規范境內居民跨國並購和外國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的行為。規范境內居民通過境外特殊目的公司開展股權融資和返程投資的行為。
浮動匯率制
4、積極培育和發展外匯市場，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2005年7月21日匯率改革以前，積極發展外匯市場：改外匯單向交易為雙向交易，積極試行小幣種「做市商」制度；擴大遠期結售匯業務的銀行范圍，批准中國外匯交易中心開辦外幣對外幣的買賣。7月21日，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配合這次改革，在人民銀行的統一領導和部署下，外匯管理部門及時出台一系列政策促進外匯市場發展，包括：增加交易主體，允許符合條件的非金融企業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進入即期銀行間外匯市場；引進美元「做市商」制度，在銀行間市場引進詢價交易機制；將銀行對客戶遠期結售匯業務擴大到所有銀行，引進人民幣對外幣掉期業務；增加銀行間市場交易品種，開辦遠期和掉期外匯交易；實行銀行結售匯綜合頭寸管理，增加銀行體系的總限額；調整銀行匯價管理辦法，擴大銀行間市場非美元貨幣波幅，取消銀行對客戶非美元貨幣掛牌匯率浮動區間限制，擴大美元現匯與現鈔買賣差價，允許一日多價等。
積極防範金融風險
5、加強資金流入管理，積極防範金融風險。調整短期外債口徑。對外資銀行外債實行總量控制，外資銀行向境內機構發放的外匯貸款按照國內外匯貸款管理。實行支付結匯制，嚴控資本項目資金結匯。將外商投資企業短期外債余額和中長期外債累計發生額嚴格控制在「投注差」內，明確規定外商投資企業的境外借款不可以結匯用於償還國內人民幣貸款。以強化真實性審核為基礎，加強對出口預收貨款和進口延期付款的管理。將境內機構180天（含）以上、等值 20萬美元（含）以上延期付款納入外債管理，同時規范了特殊類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債管理，並將境內貸款項下境外擔保按履約額納入外債管理，由債務人逐筆登記改為債權人定期登記。加強對居民和非居民個人結匯管理。
強化國際收支統計監測
6、強化國際收支統計監測，加大外匯市場整頓和反洗錢力度。加快國際收支統計監測預警體系建設，初步建立高頻債務監測系統和市場預期調查系統，不斷提高預警分析水平。加大外匯查處力度，整頓外匯市場秩序，積極推進外匯市場信用體系建設，初步建立起了以事後監管和間接管理為主的信用管理模式。建立和完善外匯反洗錢工作機制，2003年起正式實施大額和可疑外匯資金交易報告制度，加強反洗錢信息分析工作。
現階段，根據內外經濟協調均衡發展的要求，外匯管理部門正在加快建立健全調節國際收支的市場機制和管理體制，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一是改變「寬進嚴出」的管理模式，實行資金流入流出均衡管理，逐步使資金雙向流動的條件和環境趨於一致；二是調整「內緊外松」的管理格局，逐步減少對內資、外資的區別待遇，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三是轉變「重公輕私」的管理觀念，規范居民個人和非居民個人外匯收支；四是減少行政管制，外匯管理逐步從直接管理轉向主要監管金融機構的間接管理，從主要進行事前審批轉向主要依靠事後監督管理。 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
1996，我國正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八條款，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為了區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交易，防止無交易背景的逃騙匯及洗錢等違法犯罪行為，我國經常項目外匯管理仍然實行真實性審核（包括指導性限額管理）。根據國際慣例，這並不構成對經常項目可兌換的限制。
1、經常項目外匯收入實行限額結匯制度。除國家另有規定外，經常項目下的外匯收入都須及時調回境內。凡經國家外匯管理局及其分支局批准開立經常項目外匯賬戶的境內機構（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可在核定的最高金額內保留經常項目外匯收入，超過限額部分按市場匯率賣給外匯指定銀行，超過核定金額部分最長可保留90天。
2、境內機構經常項目用匯，除個別項目須經外匯局進行真實性審核外，可以直接按照市場匯率憑相應的有效憑證用人民幣向外匯指定銀行購匯或從其外匯帳戶上對外支付。
3、實行進出口收付匯核銷制度。貨物出口後，由外匯局對相應的出口收匯進行核銷；進口貨款支付後，由外匯局對相應的到貨進行核銷。以出口收匯率為主要考核指標，對出口企業收匯情況分等級進行評定，根據等級採取相應的獎懲措施，扶優限劣，並督促企業足額、及時收匯。建立了逐筆核銷、批量核銷和總量核銷三種監管模式，嘗試出口核銷分類管理；目前正在設計、開發和推廣使用「出口收匯核報系統」。

㈤ 外匯管理局與銀監局以及中國人民銀行有什麼關系

曾經，復銀監局、外匯局、人民制銀行是一家。

外匯局是從人民銀行分出來專門實施外匯管理，管理外匯儲備的機構，在總行一級外匯局獨立，在省分行一級，外匯局附屬於人民銀行，只是人民銀行的一部分。

銀監局是2003年從人民銀行分離出來，專門管理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從上到下都有銀監局，跟人民銀行無附屬關系。

㈥ 中國貨幣網和國家外匯管理網哪個更權威

當然是國家外匯管理網了，這是政府網站

㈦ 中國宏觀經濟運行面對問題有哪些

我們稅收與經濟的關系問題是一個老話題。歷代統治者都把稅收作為國家經濟命脈和政權的根基，古今中外的政治家、經濟學家都論述稅收與經濟的關系問題，歷史上的每次重大變革、變法都涉及稅收與經濟的關系問題。在我國經濟轉軌時期，從理論上弄清稅收與經濟的關系問題，對於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適應世界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稅收宏觀調控作用，促進我國經濟跨越式發展和各項建設事業的全面進步，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政治經濟意義和社會歷史意義。
一、稅收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
任何事物有位才有為。研究稅收與宏觀經濟的關系問題，首先要認識稅收的范疇，弄清稅收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為此就要研究經濟與分配和分配與稅收的關系問題。
宏觀經濟是指整個國民經濟及其運行狀況，是相對微觀經濟(部門經濟或局部經濟)而言的，是對社會物質生產和再生產活動的高度概括，它包括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四個方面的活動及相互關系。社會再生產四個方面的活動相輔相成，互為因果，其中生產決定分配、交換、消費等三個環節，分配、交換、消費等三個環節並不是被動地、消極地適應生產，而是積極地影響生產，反作用於生產。在這四個環節中，生產是生產者的事，交換是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事，消費是消費者的事，政府一般不參與不幹預這三個方面的活動，但通過稅收參與企業和個人的收益分配，影響各方面的經濟活動。
恩格斯把經濟所包含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四個方面的關系概括為生產關系。馬克思認為這四個方面的關系都與財產所有權有關，財產關系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這就如同科學技術凝結在勞動產品中一樣，財產關系凝結在四個關系之中。要保證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就要用法律明確財產關系，保護財產關系。勞動者的勞動權、企業的財產權、國家的政治權力都要參與收益分配。工人拿工資、企業拿利潤、國家拿稅收是收益分配的基本形式。收益分配關系確定財產歸屬，是財產關系在經濟上的體現；財產關系一旦形成，又反過來決定收益分配關系。財產和分配的關系問題是經濟的核心問題和要害問題，關繫到各方經濟利益，各方對此最敏感最關心。稅收之所以成為各方利益矛盾的焦點，就是因為它參與國民收入分配，關繫到國家與企業、個人與國家、中央與地方的利益。我國經濟改革的實質就是對所有制、產權制度和分配製度進行改革，調整財產關系和分配關系，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調動各方積極性，促進經濟發展。
稅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是國家生存發展和國民共同利益的需要，是由國家政治權力和國家所有制決定的。馬克思說：「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就是捐稅。」「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權力：一種是財產權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權力，另一種是政治權力，即國家權力。權力統治著財產，……捉弄財產。」恩格斯說：「為了維持這種權力，就需要公民繳納費用--捐稅。」「納稅原則本質上純屬共產主義的原則，因為一切國家征稅都是從國家所有制來的。的確，或者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樣就沒有國家所有制，而國家就無權征稅，或者是國家有這種權力，這樣私有制就不是神聖不可侵犯，國家所有制就高於私有制，而國家就成了真正的主人。要求國家宣布自己是全國的主人，從而用社會財產來為全社會謀福利；我們要求國家實行一種只考慮每一個人的納稅能力和全社會真正福利的征稅辦法，作為達到目標的第一步。」
馬恩論述告訴我們：稅收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一種形式，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國家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是國家主權在經濟上的重要體現；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征稅不能超過納稅人的承受能力，稅收是國民的福音。在世界被各個國家分治或由各個國家瓜分佔有的條件下，任何一個單位和個人都有自己的國籍，它的生產經營一般都在某一個國家裡進行，它所有一切首先屬這個國家所有，並受該國家的保護。即使在以跨國經營為標志的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稅收管轄權的劃分也是以納稅人的國籍為依據。國家所有制使國家有權對管轄區內的生產經營單位和個人征稅。國家政權機關管理國家事務、興辦公益事業、保護單位和個人財產及人身安全，都需要大量財力作後盾。然而，國家政權本身不創造財富，國家財力來源於稅收，稅收來源於經濟，國家要把稅收蛋糕做大，更好地為人民謀福利，就要大力發展經濟。
從上述得出如下結論：第一，經濟包括分配，分配包括稅收，稅收是分配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國家生存發展的經濟基礎。第二，經濟決定分配，分配反作用於經濟。稅收參與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涉及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和國家建設的各個方面，影響社會再生產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關繫到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國家政治權力和國家所有制高於企業和個人的財產權和所有權，決定勞動權、財產權和所有權的收益分配關系。稅收與國家政權的生存緊密連在一起，與人民利益息息相關，既是經濟問題，又是政治問題。國家和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稅收代表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須運用政權力量，發揮稅收職能作用，促進全國經濟平衡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第四，財產和分配關系是經濟的核心和要害。稅收處在國家與企業和個人、中央與地方等各方利益分配的焦點上，是各方最關心最敏感的經濟問題。必須從全局利益出發，統籌兼顧各方利益，用法律手段正確處理稅收與各方利益分配關系，調動各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正是從這些意義上講，稅收屬宏觀經濟的分配范疇，在國民經濟運行中占據重要地位，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經濟決定稅收與稅收對經濟的反作用
經濟決定稅收和稅收反作用於經濟，是經濟稅收觀的基本觀點，對於正確理解、認識和處理稅收與經濟的關系，具有十分重要意義。
(一)經濟是稅收的源泉，決定稅收的產生和發展，具體表現如下：
1.經濟決定稅收的產生。稅收分配的對象是生產經營單位和個人生產的剩餘產品或剩餘價值。一般來說，經濟活動延伸到哪裡，稅收就跟蹤到哪裡，哪裡有經濟活動，哪裡就有稅收。
2.經濟規模決定稅收規模，稅收規模隨經濟規模擴大而擴大。如全國2001年GDP達到95933.3億元，比1995年的58478億元增長64.05%，平均年增長10.6%；全國稅收2001年達到10453.4億元，比1995年的3927.9億元增長166.13%，平均年增長27.68%。河南2001年GDP達到5645.02億元，比1995年的3002.7億元增長87.99%，平均年增長14.66%；河南國稅收入2001年達到260.54億元，比1995年的143.77億元，增長81.22%，平均年增長13.53%。
3.經濟結構決定稅源結構。一是產業結構決定稅源結構。發達國家一、二、三產業的大體比例為10%、20%、70%；中國2001年三大產業的比例為15.23%、51.15%、33.62%；河南三大產業的比例為21.86%、47.16%、30.98%。從上述比例來看，發達國家的主體稅源已經轉向第三產業，中國的主體稅源仍在第二產業，河南是中國的農業大省，農業增加值不含稅，決定河南經濟增長和稅負都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二是所有制結構決定稅源結構。改革開放以前，公有制經濟占絕對優勢，非公有制經濟佔GDP不到1%，稅收99%來自公有經濟。目前，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在經濟總量上平分秋色，來自非公有制經濟的稅收達到30%以上。三是地區經濟結構決定稅源結構。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發達，來自該地區的稅收佔全國稅收30%以上。河南省轄市區稅收佔全省稅收80%左右，稅負達到7%左右，而縣城及農村稅收只佔20%左右，稅負只有2%左右。
4.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稅負水平。國家征稅要從計稅收入中扣除企業成本和居民基本生活費。發達國家作了這兩項扣除後，可分配的收益基數仍然很大。而發展中國家作了這兩項扣除後，可分配的收益基數小，如我國企業微利經營，甚至虧損，國家征所得稅很少。又如我國對大量達不到起征點個體戶不征稅。所以，盡管各個國家的稅制相似，但各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稅負差異很大。我國現行稅制在設計上參照了國際稅制，尤其參照發達國家的稅制。然而，發達國家中央財政收入佔GDP的比例一般不低於30%，發展中國家一般不低於15%，中國2001年稅負只達到16%。在中國境內發達地區稅負高，欠發達地區稅負低；城市稅負高，縣城以下稅負低。
5.經濟科技含量決定稅收增長。科學技術是經濟和稅收增長的推動力。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大，帶來的稅收多。技術落後的傳統產業，增加值小，帶來的稅收少。凡是經濟和稅收高速增長的地區，都有高新技術產業支撐；凡是經濟和稅收增長緩慢的地區，高新技術產業相對落後，傳統產業占的比重大。
6.經濟狀況決定稅收征管。企業行業特點和規模以及企業所有制和收益分配多元化，決定稅收征管方式和方法的多樣性。如規模限額以上的企業出於內部管理需要，一般都要建賬，加強財務核算。對這類企業實行查賬徵收。大量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一般不建賬，大量交易不開票。長期以來，對這類業戶實行定期定額徵收，漏稅較多，征管方法亟待改進。目前，河南國稅部門對稅源進行分類管理，探索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征管辦法，已經初見成效。
7.經濟改革決定稅收改革。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為了搞活國有企業，發展個體私有經濟，引進外資，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先後進行兩步利改稅和建立新稅制的重大改革，不斷調整完善稅收政策，促進經濟發展。
(二)稅收對經濟的反作用，主要通過稅種、稅率、減免稅、稅負、征管等要素調節各方經濟利益，影響經濟發展。稅收對經濟的影響具有兩重性：當稅收與經濟發展相適應時，就會促進經濟發展，反之，則阻礙經濟發展。具體表現如下：
1.稅種對經濟的影響。每個稅種都有它的徵收目的和范圍。一般來說，主體稅種側重組織財政收入，稅基廣，具有普遍調節經濟的作用；其他稅種側重調節某種經濟行為，且有增加財政收入的功能。
2.稅率對經濟的影響。稅率是稅制核心，它對企業實現的收益進行分配，確定國家與企業各占份額，最終確定財產歸屬。稅率高低表明國家征稅深度，亦稱調節經濟的程度。美國經濟學家阿瑟•拉弗用一條開口向下的拋物線表明，稅收隨稅率增大而增大，當稅率超過納稅人承受能力時，稅收就隨稅率增大而減少。可見，稅率適當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稅率過高則影響經濟發展。
3.減稅對經濟的影響。減稅產生擴張效應，如：刺激民間投資和需求、吸引外資、促進資本在地區之間和國際之間流動，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經濟復甦和持續增長，提高企業競爭力，增加經濟發展後勁。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國家採取了一輪又一輪的減稅措施，但並沒有減少稅收總收入。各國減稅後，宏觀稅負不但沒有降低，反而呈上升趨勢。我國現行減免稅雖有多種形式，但都是為了支持、鼓勵、保護和照顧某類企業和個人的生存發展而採取的稅收優惠措施，其中許多減免稅帶有歧視性，不但減少財政收入，而且影響企業公平競爭。中國應當選擇無歧視性的減稅政策。
4.稅負對資源配置的影響。稅負反映國家征稅深度，也反映國家干預經濟的程度。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把企業利潤都拿走，資源由國家配置。發展市場經濟，就要讓企業有利可圖，以激勵民間投資，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增加經濟活力。如果國家征稅後，大多數企業微利甚至虧本，就會妨礙民間投資，削弱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影響經濟活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能用稅收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和保障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一般不能把稅收用於盈利性的生產投資，否則，國家配置資源，加重企業負擔，部分企業受益，容易產生腐敗，導致企業競爭不公平，影響市場經濟發展。所以，稅負高低關繫到資源是由國家計劃配置還是由市場配置，關系我國經濟轉軌和舊體制復歸。
5.稅收征管對經濟的影響。稅制靠征管來落實。科學嚴密的征管，不僅可以正確貫徹落實稅收政策，把應收的稅征上來，發揮稅收的調控作用，而且可以發現稅制中的問題，促進稅制改進和完善，同時還可以方便納稅人，節省納稅人辦稅時間。反過來說，征管疏漏，稅款流失，造成實際稅負低於名義稅負，削弱國家宏觀調控能力，引起企業之間的不公平競爭，影響經濟發展。
三、稅收與經濟管理體制
國家只要征稅，稅收就要發生作用。稅收宏觀調控是國家有意識地發揮稅收職能作用，促進經濟發展。要正確理解和認識這個問題，就要研究稅收與經濟體制的關系問題。
經濟體制是國家管理國民經濟的方式和方法，包括計劃、財政、稅收、物價、金融等手段。在歷史上，國家經濟管理體制有兩種形態，一是市場經濟體制，二是計劃經濟體制，二者在資源由誰配置、對微觀經濟管與不管和如何管等問題上有本質的區別。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認為市場富有效率，主張自由放任，市場調節，反對政府幹預經濟。美國供求學派凱恩斯認為市場有缺陷，主張政府幹預，達到供求平衡。許多國家政府採用凱恩斯理論，避免了經濟大幅度波動，緩解了經濟危機，保持了經濟持續發展。後來的許多經濟學家和政治家都承認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同時認為市場並非靈丹妙葯，主張政府調控，不能讓那隻看不見的手捉弄經濟。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資源由國家配置，企業既沒有經營自主權，也沒有獨立的經濟利益，包括稅收在內的各種經濟杠桿對企業的經濟活動失去影響力，稅收只是國家籌集建設資金的工具。這種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使經濟失去生機和活力，所以要進行經濟改革。我國經濟改革的取向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發揮政府對市場的宏觀調控作用，政府對經濟的管理由直接控制轉向間接調控，建立健全宏觀經濟調控體系。
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央關於經濟改革的文件中都強調發揮宏觀調控體系的作用。1994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指出：「越是搞活經濟，越要重視宏觀調節，越要善於在及時掌握經濟動態的基礎上運用價格、稅收、信貸等經濟杠桿，以利於調節社會供應總量和需求總量、積累和消費等重大比例關系，調節財力、物力、人力流向，調節產業結構和生產力的布局，調節市場供求，調節對外經濟往來等等。」1993年11月14日，中央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有健全的宏觀調控體系。黨的十二大以來，幾屆中央主要領導人都強調發揮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避免經濟大幅度波動，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
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杠桿。經濟體制包含稅收手段，經濟體制改革包含稅制改革，決定稅制改革；稅收是宏觀調控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在宏觀調控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每次重大經濟改革都要反映到稅收上來，都要對稅制進行相應改革。改革開放初期，黨和政府放寬政策，搞活經濟，為此進行兩步利改稅，建立多稅種、多環節、多次征的復合稅制。1992年10月12日，黨的十四大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此醞釀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第三次稅制改革，即1994年出台新稅制，實行稅利分流和分稅制。1999年11月，中國加入WTO，需要改革完善中國現行稅制，促進對外開放，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要求。
要發揮稅收的宏觀作用，就要從理論上弄清以下幾個問題：
(一)國家宏觀調控需要財力作後盾，稅收是國家財力的主要來源。因此，要擴大稅收規模，提高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加強中央宏觀調控能力，只有這樣，才能支持落後地區的發展，促進全國經濟平衡發展。
(二)正確處理國家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分配關系，是財稅體制的核心問題。因此，稅收規模的擴大，不能超過企業的承受能力，否則，就會削弱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阻礙市場經濟的發展。
(三)公平競爭是發展市場經濟的要求，必須公平稅負，促進企業的公平競爭。
(四)發展是硬道理，稅收政策必須體現國家產業政策，支持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扶持弱勢產業的發展，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
(五)稅收調控作用包含在稅制中，通過征管來實現。當前，一方面企業負擔重，經濟效益不高，虧損面較大，靠提高稅負，增加稅收不大可能；另一方面我國財政赤字連年增加，債務連年上升，靠減稅刺激經濟增長，也不大可能。但是，稅制不盡合理，稅負不平，稅收流失較多，稅外收費額較大，費擠稅的現象相當突出。因此，要完善稅制，合理設置稅種，調整稅率，清費立稅，清理減免稅，開征新稅種，擴大稅基，加強稅收征管，增強稅收的宏觀調控能力，促進經濟發展。
四、稅收調控與經濟發展
稅收調控是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其目的是要提高宏觀經濟管理水平，提高經濟效益，促進全國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因此，應當根據當前形勢，採取相應的稅收措施和對策。
(一)調節供求關系，促進供求平衡。經濟能否均衡發展，取決於需求與供給是否均衡。我國經濟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後，通貨緊縮、供大於求、民間投資不足、大多數低收入階層消費不足。國家在貨幣政策失靈的情況下，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發行國債，擴大投資，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到2002年，我國經濟走出低谷，出現快速增長勢頭。但是，國家債務連年攀升，政府投資，部分企業受益，影響企業公平競爭；一些地方和企業爭項目、跑項目，容易產生腐敗；一些項目缺乏科學論證，倉促上馬，盲目建設，重復建設，造成浪費；有些國債資金被用於「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甚至被挪用。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重視累進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在調節經濟、實現供求平衡中的作用。在通貨緊縮、供大於求時，企業和個人收入減少，稅率自動降低，刺激民間投資和消費，促使經濟升溫；在通貨膨脹、求大於供時，企業和個人收入增加，稅率自動上升，抑制民間投資和消費，促使經濟降溫。發達國家實行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既發揮稅收對經濟自動調節器的作用，又保護了稅本，或者說企業不因國家征稅而蝕本。我國稅收，流轉稅占的份額大，所得稅占的份額小，對經濟調節缺乏靈活性，征稅容易侵蝕稅本。1994年實行的新稅制，與當時通貨膨脹有關，1996年以後，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以後，我國經濟轉為通貨緊縮，需要對現行稅制進行改革，實行減稅政策。然而，我國執行的是一條增稅政策，稅收超常增長。在正常情況下，稅收與GDP的彈性系數在1左右。1998年至2001年，我國稅收與GDP的彈性系數為2.40、3.33、1.99、2.84，平均2.93。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由1996年前的兩位數降到7%左右。據前世界銀行工業部顧問基思馬斯頓用實證回歸分析法測算，稅收佔GDP的比值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經濟增長下降0.36個百分點。所以，要發揮稅收調節經濟的作用，就要調整稅制結構，逐步建立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體系。在此基礎上，可根據供求狀況，實行以減稅為重點的積極財政政策，既是發揮稅收的宏觀調控作用，也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
(二)調節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促進全國經濟平衡發展。2001年，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分別為62481.9億元、28667.8億元和14329.8億元，分別比1992年增長了328.2%、300.8%和254%，平均年增長速度為17.5%、16.7%和15.1%。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7448元；上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7382元，位於全國之首；河南省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5942元，位於全國中等偏下；貴州省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2865元，位於全國最低。可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經濟都有很大發展，但發展水平的差距明顯擴大。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各個地區的經濟能否平衡發展，關繫到國家的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因此，為了促進各地經濟的協調發展，讓各個地區都走上富裕之路，必須實行分稅制，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通過轉移支付的辦法，支持落後地區的發展，縮小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
(三)調節個人收入差距，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但是，市場經濟本身不是趨向共同富裕，而是趨向兩極分化。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收入來源渠道增多，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同時出現了個人收入差距擴大乃至懸殊的現象。一方面，農村還有幾千萬人口的溫飽問題未解決，城市也有上千萬的貧困人口；另一方面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和億萬富翁估計達到1000萬人以上。2001年，科學研究、綜合技術服務業和外資企業人均年工資高達1.6萬多元，為全國平均工資10870元的147.19%，而國有單位職工的平均年工資為11178元，城鎮集體單位職工的平均年工資為6867元，農、林、牧、漁業的人均年工資只有5741元。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860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2366元。因此，對合法收入應當保護，並依法征稅；對過高收入作適當調節；對於非法收入，必須堅決取締和打擊。要完善個人所得稅，將各類應稅個人所得稅征稅范圍，實行按年綜合計征個人所得稅，同時開征遺產稅、贈與稅和社會保障稅，加大個人收入調節力度，縮小個人收入之間的差距，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四)調整稅負，促進公平競爭。市場經濟要求稅收公開透明，保持中性，不扭曲企業的經濟活動，給企業創造一個透明的、公平的、可預見的稅收環境，促進企業公平競爭，優勝劣汰，優化資源配置，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所以，稅收負擔一要公平，二要合理，三要透明。所謂公平，就是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不搞歧視政策；所謂合理就是稅收負擔不超過企業的承受能力，不削弱企業的競爭力，不影響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所謂透明就是讓企業預見自己繳納的稅款。按照原則來衡量，我國2001年稅負為16%，相當於發展國家的稅負水平，若考慮政府部門收費，企業稅費負擔在30%以上，接近發達國家的稅負水平，許多企業微利經營，甚至虧損。我國主體稅種生產型增值稅的法定稅率為17%，若按國外可比口徑換算成消費型增值稅的稅率為23%，高於大多數西方國家20%以下的稅率水平。我國企業所得稅的法定基本稅率為33%，高於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多數國家的稅率水平，內外資企業所得稅不統一，對外資企業優惠較多，外資企業的稅負輕於內資企業。在內資企業中，由於管理上的原因，規模限額以上企業的稅負較重，大量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稅負較輕。因此，要把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擴大征稅范圍，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適當降低稅率，取消不必要的稅收優惠，加大稅費改革力度，加強稅收征管，尤其改進和加強小企業和個體戶的征管，努力實現公平稅負的目標，促進企業公平競爭。
(五)調整稅收優惠政策，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稅收優惠是國家利用稅收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以減少稅收為代價，換取經濟發展。當今社會，科學技術突飛猛進，高新技術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20世紀初的10%猛增到80%。所以，應當把稅收優惠的重點放在支持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和促進產業結構調整上，可採取投資抵免、降低稅率、稅前費用扣除、加速折舊等形式，加大對科技、教育、社會保障、農業、生態環境和高新技術產業的扶持力度。實施稅收優惠政策，要貫徹國民待遇原則，清理整頓過多過濫的減免稅，取消歧視性的稅收優惠，避免引起不公平的競爭和反傾銷案的發生。
(六)調節對外經濟往來，促進對外開放。中國加入WTO是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要求，標志著中國在更高層次、更寬領域的對外開放，給我國經濟和稅收帶來新的發展機遇，需要採取應對措施。一要按照WTO規定的公平、透明、無歧視、國民待遇等原則，完善我國稅制，與國際稅制接軌，合理合法地分享經濟全球化的成果。二要通過《稅收協定》等法律文件，界定國與國之間的稅收管轄權，避免重復征稅，促進企業走出去，引進來。三要履行加入WTO承諾，降低進口關稅，調整稅率，使關稅總水平降低，但在某些產品的稅率上有升有降，以保護我國幼小產業的發展。同時要改進出口退稅的管理辦法，實行免、抵、退，擴大產品出口。四要加強國際間的征管合作，大力開展反避稅斗爭，維護我國權益。

㈧ 我想了解一下宏觀經濟！和中國有哪些宏觀經濟和政策！求大神指教～謝謝

倡導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就是試圖通過資本市場，讓存量財富創造收益。資本市場是對存量資源進行配置的機制，它通過對資產進行估值，通過證券化，讓資產流動起來，讓存量財富升值。這樣，社會就處在一個很良性的狀態：一方面，現期經濟增長了，收入水平提高了，這是流量方面；另一方面，過去創造出來的財富也在增值，兩種收入加在一起，這就是小康社會的財富形成方式。經濟增長的目標，是要讓全體中國人民生活得舒適。我經常看到很多人加班加點，非常辛苦；中國人是全世界最辛苦的了吧，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只要一有空就去做事賺錢。我們也要休息，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模式。要讓今天的收入保障今天的生活，讓過去買的那些資產通過增值來保障未來的生活。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已經從貧困、落後、封閉的國家，邁向正在現代化的小康國家。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國際影響力日益提升。三十年來，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世界矚目中國非凡的成就，但世界上也有不少人對中國的崛起心懷嫉妒。中國的崛起的確正在改變全球的經濟格局，所以有人會有些不舒服。但是我想,誰也阻擋不了中國前進的步伐。盛唐時期，中國是世界的中心。當時中國的GDP比今天美國的GDP在全球所佔的比重還要大得多，約佔全球GDP的40%以上。時隔一千年，中國終於又迎來新的強盛時期。這完全得益於我們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所走的正確道路。我們現在已經是一個經濟大國，但成為經濟大國還不是我們的目標。我認為，中國一定會成為一個經濟上強大的國家，甚至在各個方面都非常強大的國家。我們有這個能力，也有這個智慧。在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轉型過程中，我們當然會遇到很多困難。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已經進入了新一輪的調整時期，我們將面臨更加復雜的矛盾，有些矛盾是我們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所沒有遇到的。黨中央國務院非常重視我國改革和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把握大局，審時度勢，不斷調整政策，化解矛盾，所以我們的經濟社會仍然朝著良好的方向發展。一、中國正處在經濟快速增長期今年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仍然非常快速。年初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我國2008年經濟增長率保持在8%，CPI（消費物價指數）上漲控制在4.8%。這是非常穩健的，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可能會超過這個指標，這是可以理解的。從上半年經濟運行情況看，我們的經濟增長仍然保持在10.4%，比去年11.4%有所滑落。CPI上半年上漲了7.9%。物價上漲從總體上看正在得到遏制，經濟仍然在高速狀態下運行。中國目前正處在工業化中期。要成為現代化國家，一定要經過一個較長時期的工業化過程。對中國這樣的國家來說，沒有工業化，就不會有現代化。沒有現代製造業、現代核心裝備企業，怎麼可能成為一個經濟強國？我們一定要推進工業化，補工業化這一課。我國是從一個農業社會，或者說農業經濟佔主導的社會走過來的。總體上看，我們的工業化水平還是落後的。工業化水平落後會帶來很多問題，包括社會秩序、現代倫理等，都是欠缺的。所以，工業化是一個綜合指標，它不斷推動經濟發展，而且能帶來社會的全面進步。社會進步是我們的根本目標。現在我們仍處於工業化的中期，或者說中後期，這一時期的一個基本特徵，就是經濟高速增長。日本、韓國的現代化過程，經歷了長達十年甚至二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沒有這十年二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就沒有今天的日本和韓國。中國也正在經歷這樣的過程，而且中國的經濟體量要比它們當年大得多。從2000年開始，中國經濟進入起飛階段，我們經濟的高速增長將維持到2020年。到那時，中國將超過日本，和美國的經濟規模應該不相上下。我們大概在2012年就要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將再用8年的時間從經濟總規模上接近美國的水平。當然，也有個別美國經濟學家認為，到2028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這比較樂觀。所以，我們的經濟仍會持續增長，在持續增長過程中，我們要適時調整經濟政策，提升經濟結構和產業競爭力。二、中國宏觀經濟當前面臨的核心問題中國目前已經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到今年底，人均GDP將達到3000美元，接近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一般說來，特別是對於一個經濟體量很大的國家來說，人均GDP3000美元，意味著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需要升級，產業結構需要進行重大調整。在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通貨膨脹、經濟增長、就業、中小企業發展等相互之間的關系，是必須正視的問題。這就如同我們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第一次經濟結構調整、市場經濟大發展時，給當時很多國有企業帶來沖擊一樣，由於方向正確、政策適當，我們非常幸運地渡過了難關。現在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我們的中小企業該怎麼？政策如何在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之間尋找平衡？經濟結構的調整包括兩個方面，就是結構升級和產業轉移。中國的沿海地區、經濟發達地區，應該是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地方，是現代工業發展的地方。在產業升級過程中，勞動力成本也在不斷提高，這給勞動密集型產業帶來挑戰。由於我們處在經濟結構的全面調整期，所以面臨的問題很多，也很復雜。但其中最核心的問題，還是維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與控制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一般情況下，適度的通貨膨脹可以帶動經濟增長，但如果處理不好，就可能使經濟進入滯脹。我認為，當通貨膨脹超過7%的時候，我們應該把控制通脹作為經濟政策最重要的目標。但是，控制通脹不能過度損害經濟持續增長的基礎。維持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仍然是我們頭等重要的事情。千萬不要認為中國是一個高收入國家，一個發達國家，發展可以歇一歇了，可以考慮其他問題了。要充分認識到中國今年的通貨膨脹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的通貨膨脹是不同的。今年的通貨膨脹有兩個重要特徵：第一，它是輸入型通貨膨脹，主要是大宗商品價格的持續上漲，特別是石油價格的上漲對物價全面上漲產生了重要影響。石油價格是能源價格的標桿，石油是資源之王，其價格攀升當然會傳遞到中國。中國是一個開放國家，我們對石油的需求量非常大，我國50%的石油依靠進口。最近石油價格從每桶147美元下跌到120美元左右。石油價格大幅波動，使世界經濟進入一個大幅度波動的時期，風險急劇加大。雖然現在石油價格出現下跌，但是高油價仍是基本趨勢，而且這種高油價是同美元有關系的。我們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比如說緊縮人民幣、緊縮流動性，是難以讓石油價格跌下來的。教科書上說通過緊縮流通中的貨幣，可以減少對商品的需求，從而使價格回落。教科書還說通貨膨脹是一個貨幣現象，說到底是貨幣發多了，引起價格的上漲。但就石油價格上漲而言，不是人民幣發多了，而是美元發多了。所以全球經濟動盪，美國負有重大責任，特別是在衍生品金融市場。為什麼中國要崛起？中國的崛起將改變全球的金融秩序和貨幣體系。現在全球都用美元做結算貨幣、儲備貨幣，所以美國就不斷發貨幣。如果二十年後，人民幣成為可以與美元相互替代的國際性儲備貨幣，這對維護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全球經濟體系都有重要作用。中國崛起的核心標志是中國金融的崛起。中國除了產業要崛起、要有強大的製造業外，還必須有金融業的崛起。中國金融的崛起可以改變全球的金融秩序，有利於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沒有獨立的自主創新能力和強大的金融體系，中國是成不了經濟強國的。目前通貨膨脹的另一個基本特徵，是這次通貨膨脹屬於成本推動型。所謂成本推動型有兩點含義：第一，勞動力成本大幅提升。勞動力成本的提升是社會進步的標志，所有勞動者都應該在中國經濟發展中得到他應得的福利。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就是提高國民的社會福利、生活水平。通過什麼方式實現這一目標呢？第一，通過提高勞動力的收入。沿海很多地方，企業為什麼出現勞工荒？是因為勞動者的收入沒有得到足夠的提高。勞動者收入水平的提高，是中國邁向現代化的一個標志。第二，資源價格上漲。鐵礦石、各種有色金屬礦，甚至包括淡水，都會漲價。價格的上漲，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利益關系的調整，它在動態地尋求利益均衡點。30年前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改革僵化的價格體制。計劃經濟時期，價格管制把經濟管死了，沒有利潤，也就沒有經濟發展的動力。價格如此之低，也會使很多人耗竭式地使用短缺的資源。實際上，我們現在要地關注供給。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就，就在於中國有一個非常強大的市場化的供給體系。抗震救災顯示了我們強大的供給能力。如果退回到三十年前，汶川地震這么大的災難，不要說三個月，就是三年也難穩定當地人民的生活。直接受災人數400多萬人，間接受災3000萬人，我們三個月就穩定下來，我們靠的是強大的供給體系，這就是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就。再加上我們的政府是負責任的政府，中國很難出現惡性通貨膨脹。提高存貸款利率被看作是收縮流動性的一個手段。在目前條件下，提高存貸款利率，有可能創造更大的流動性，從而可能推動通貨膨脹。為什麼呢？這就涉及到匯率機制與國際游資問題。中國經濟越來越開放，也越來越復雜，不像20年前經濟活動非常簡單，那時通貨膨脹一來我們就知道是什麼原因，採取什麼措施。今天的經濟結構太復雜了。如果提高存貸款利率，在不考慮匯率預期情況下，是可以收縮流動性的。但在目前的匯率機制下，會帶來的國際游資，即熱錢。為什麼熱錢想方設法要進入中國市場呢？因為人民幣正在升值。我們今年已經升了6.3%了，也就是年初1美元換成人民幣，現在經過匯率變動已經賺了6.3%了，同時我們的存款利率是4.14%（一年期定期），這兩個加起來，大約是10.5%。也就是說還沒有到年終，收益已經達到10.5%了，這是無風險的。關於熱錢，首先要清楚它從哪些渠道進來。我們不能因為熱錢的進入，就試圖把大門關起來。開放是當今中國的主旋律，中國永遠不能回到封閉的時代，只有開放才能使中國強大起來。如果因為怕一隻蒼蠅進來就把大門關上，這是非常錯誤的。熱錢有各種管道進入。地方政府招商引資是一個很重要的管道，還有外商直接投資，經濟貿易誇大價格等，還有很多個人自己帶進來。國際游資，或者短期資本流動，時機一旦成熟，它肯定會流出去。如果流量非常大、非常急，就會對我國的金融體系特別是貨幣體系帶來沖擊。一個國家的金融危機最終會演變成貨幣危機。對於熱錢，我有以下看法：第一，我們不要害怕熱錢，中國有這么多外部資本進入，是因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經濟環境穩定，人們有良好預期。實際上，我們將和熱錢相伴而存在，把熱錢消滅掉是不可能的，問題在於適時疏導。同時，我們要通過改革，把熱錢變成正常的短期資本流動。為此，要著力推進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現在是央行和個人、企業進行交易，未來的外匯市場交易主體應主要是企業與企業的交易，把風險分散給企業。第二，我們要從技術層面採取措施，防止這些以班排連營方式進來的熱錢在未來某個時候以集團軍形式出去。游資大規模流出將給一個國家的貨幣體系帶來非常大的沖擊。我們現在有一萬八千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些外匯儲備按照一定的結構分布在不同資產上，我們不可能把這些儲備以現金的方式擱在賬上。如果熱錢以集團軍方式出去，負債和資產的結構就可能不匹配，危機就會出現。韓國當年的金融危機與資產負債的結構性失衡是有關系的。在一國金融體系內，如果單一銀行出現由資產負債結構嚴重失衡導致的支付危機，通常央行會提供流動性幫助其渡過危機，但在國際范圍內，如果一國金融體系出現危機，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會提供幫助，但這個幫助要以付出巨大代價為前提。我們要從政策和技術上防止熱錢以集團軍形式出去。在外匯管理上要做很多細致工作，要不斷調整外匯資產結構，以防範未來的金融風險。三、環境保護和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環境和資源的保護與可持續性，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當前面臨的重要問題，也可能是一個長期問題。首先是有害氣體減排與工業化的關系。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整個大氣環境被破壞，南極和北極的冰川都在融化。工業化加大了溫室氣體排放，使人類生存環境受到威脅。我們在這方面做了與我們經濟發展相匹配的減排承諾。美國是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最多的國家。最近幾年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增長較快。但是，中國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國家，中國與美國不能承擔相同的義務。盡管如此，我們仍要高度重視環境保護，因為地球只有一個。其次是生態環境的惡化。從南到北，我們的水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污染，特別是比較發達地區的水污染更是嚴重。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是要讓人民生活美好，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個最終目標。如果人均GDP達到一萬、兩萬美元時，水都不能喝，GDP還有什麼用？所以對環境的保護，特別是對水資源的保護，應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等環境已經污染了再治理它就太難了，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價。再次，是對自然資源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我們現在的經濟增長方式很令人憂慮。資源匱乏了，環境污染了，我們的後代該如何生存？對石油、煤炭、水以及各類礦產資源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美國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美國近海油田不開發，煤礦基本上也不開發，資源得到了很好保護。美國不開發其地下資源，主要是買其他國家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人很自私。自私的一面我們不學，但保護環境的一面我們要學，要借鑒。我們不能耗竭式地利用自己的資源。我們現在也要學會保護資源。我們要學會資本運作，通過資本市場實現全球資源的配置。我國外匯儲備的應用，相當大部分應該放在這方面。中國這樣的大國，沒有海外資源做支持，經濟增長是難以為繼的。最後，是經濟轉型過程中中小企業的生存、發展和勞動力就業問題。我們給中小企業的支持不夠。應該關注中小企業的發展，特別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稅收政策方面要有更大的支持。四、我們應該制定什麼樣的宏觀經濟政策我們應該在解決上述問題之間找到一個深層次的平衡點。現在中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單一政策目標是不夠的，必須統籌兼顧，必須堅持科學發展觀和以人為本的理念。這是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如前面所說，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與控制通脹之間的關系。與此同時，我們要控制高耗能企業。我國的經濟增長，還需要通過內需的增長來拉動。中國這樣的國家試圖長時期通過出口，靠外部需求，靠美國、歐洲的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是存在嚴重的結構性缺陷的，這種增長模式肯定有問題。我們要靠內需來拉動，必須完成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靠內需拉動，首先要提高與內需有關的經濟主體特別是勞動者的收入水平。這涉及到另一個重要問題：收入分配。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政策要地關注民生。能不能調整收入分配結構，適當降低稅賦？中國特別需要從經濟發展角度靈活地運用稅收政策。從目前看，稅收政策運用的重點在降低稅率或提高稅基。對於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由於中國社會發展太快，建議把起征點進一步加以提高。這樣把錢留下來，人們才會消費，才會拉動經濟增長。要努力提高群眾的財產性收入。這實際上是在說，要充分重視存量財富的增長，重視存量資源的再配置。我們的文化有一個負面因素，就是不重視存量，只關心流量、增量。這實際上就是不尊重前人的成果、不尊重歷史。我們現在經常看到很多樓被炸掉，這些樓不少是10年前建成的，它們構成了當年的GDP。10年前建成的樓實際上是很新的。我到歐洲大學訪問，我要他們讓我看一下最新的樓。他們最新的樓就是10年、15年前建的。歐洲人對歷史、對前人的物質財富和非物質財富非常重視，盡最大努力去保護它。而我們卻沒有做到。這種不尊重歷史的行為在學術研究中也經常存在，抄襲就是一種蔑視前人成果的行為。寫一篇論文洋洋幾萬言，沒有一個注釋，說這些都是自己的創造。難道前人的研究成果沒有對你產生任何影響？沒有一個注釋，沒有一句話來自於前人？作為一個研究生導師，我在評判研究生論文時首先就要看論文的注釋，看學生對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否很尊重。我們一定要尊重過去，尊重他人的成果。在學術研究中要這樣，在經濟發展、財富創造中也要有這樣的傳統。我在很多場合倡導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就是試圖通過資本市場，讓存量財富創造收益。資本市場是對存量資源進行配置的機制，它通過對資產進行估值，通過證券化，讓資產流動起來，讓存量財富升值。這樣，社會就處在一個很良性的狀態：一方面，現期經濟增長了，收入水平提高了，這是流量方面；另一方面，過去創造出來的財富也在增值，兩種收入加在一起，這就是小康社會的財富形成方式。經濟增長的目標，是要讓全體中國人民生活得舒適。我經常看到很多人加班加點，非常辛苦；中國人是全世界最辛苦的了吧，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只要一有空就去做事賺錢。我們也要休息，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模式。要讓今天的收入保障今天的生活，讓過去買的那些資產通過增值來保障未來的生活。在正確處理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矛盾時，要善於運用財政政策包括稅收政策。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很快，我們能不能把這個錢的一部分留在民間呢？中國經濟增長要靠民間需求來拉動。我們要向靠政府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的時代告別。民間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是持久的。

㈨ 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模式與經濟全球化的選擇

摘要：長期以來，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呈現出以調控國內均衡為主的特點。但隨著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和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傳統的調控模式將受到外部經濟的強烈沖擊。本文在分析了經濟全球化條件下關於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各種理論之後，提出了中國應該選擇「內外兼重，雙重平衡」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的觀點，同時認為在具體模式構建上，應積極發揮人民幣浮動匯率穩定國際收支的作用，同時重點採用浮動匯率條件下有政策效果比較優勢的貨幣政策實現國內均衡，加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遵循WTO的有關規則，強化政府在供給政策中的作用，構建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積極參與國際間的經濟政策協調。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宏觀經濟調控 外部均衡 內部均衡

經過近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在經濟全球化和計算機通信以及網路技術的強力推動下，各國市場進一步融合，國際競爭不斷加劇，世界經濟格局重新調整。其次，從國內情況看，總供求關系出現了根本性轉變，經濟開始由短缺走向相對過剩，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由通貨膨脹走向通貨緊縮。顯然，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的選擇將日益成為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一、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宏觀經濟運行
（一）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化的進程與趨勢
改革開放的二十年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也是中國經濟加入全球化浪潮日益加速的時期。中國的對外開放在市場化，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等方面採取循序漸進的改革措施，在擴大進出口貿易，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和擴大沿海地區開放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據《中國國際貿易統計年鑒》顯示，20年裡中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累計達到2656億美元，特別是90年代以來，外商直接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0%左右。據專家估計，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對9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5%，照此推算，外資投入對GDP增長的直接貢獻率在6%左右。顯然，國際間要素流動極大地提高了國內生產率。據有關統計表明，90年代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通過擴大投資和提高要素生產率，對GDP平均增長10.7%做出了重要貢獻。從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來，我國的國際收支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構成上都有很大變化。在收支規模上，1979—2000年累計進出口總額約為3萬億美元，是建國以後前29年的15倍多。我國貿易佔世界貿易的位置，已由1980年的第28位提高到2000年的第7位。隨著國際收支規模的擴大，國家外匯儲備總水平不斷上升，2000年底達1513億美元。近20年來，除進出口和僑匯兩個傳統項目以外，其它如旅遊、運輸、服務承包和資本項目收支急劇增長，其中資本項目收支增長尤其明顯。
隨著中國經濟參與全球化的程度的不斷加深，涉外經濟活動在國民經濟活動中所佔比重大大提高。以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之比為例，1988年為25.6%，2000年則上升到約40%。參與經濟全球化，使中國的國民收入得到了飛速的增長，在國際競爭中占據了一席之地，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在逐漸縮小。
（二）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實踐
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始於1992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改革方案出台以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就是要發揮市場機制在配置社會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國家採用宏觀調控的經濟政策加以輔助和引導，這種調控區別於以往的計劃手段的特點就在於它是指導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國內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使得其經濟運行機制與國際市場逐步接軌，對外經濟活動日益活躍，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程度不斷加深。面對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國經濟，中國近年來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表現為側重於對國內均衡的追求，顯然這是由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仍處於逐步完善的階段以及國內宏觀經濟運行的特點所決定的，並且這種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也確實發揮了較為積極的作用，較有成效地實現了國內經濟的增長。從總體上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宏觀經濟運行在保持年均10.7%的高速增長的同時，又表現出明顯的周期性。1988年秋季一度出現的市場震盪和1989年供給缺口的拉大導致了1989—1991年的經濟急速滑坡。1991年經濟步入低谷並緩慢回升，1992年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經濟高速增長，而且勢頭特別猛烈，但1994年發生了中國改革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全國商品零售價格上漲了21.7%，消費價格上漲了24.1%。1993年中期以後，中央政府開始提出加強宏觀調控的口號，實施了抑制經濟過熱的經濟政策，並在1996年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軟著陸」，有效地降低了通貨膨脹率，使整個國民經濟仍保持住了高速增長的勢頭。97年以後，中國的經濟雖然仍保持了較高的增長勢頭，但增長的速度卻有所放慢，目前維持在7%左右，同時國內有效需求逐漸轉向不足，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通貨緊縮狀態，物價出現了負增長，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現今，但已開始表現出反彈的跡象。1988年和1989年高達20%以上的高通貨膨脹率，導致了全國范圍內的搶購風潮，針對該種狀況，中央政府於1989年下半年實行了嚴厲的緊縮政策，即在全面緊縮固定資產投資的同時又大力緊縮信貸。在雙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下，實現經濟「硬性著陸」，這使得經濟由「過熱」陷入「過冷」之中。1992年以後，新一輪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經濟進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漲期，但同時又引發了「過熱」問題，針對這一次的投資過熱和高通貨膨脹，國務院實施了雙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並不是全面的緊縮。此次財政緊縮不是針對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緊縮，而只針對引發投資沖動的房地產和開發區投資的緊縮，貨幣政策並非全面的信貸緊縮，而只是針對亂集資，亂拆借的信貸緊縮，正常的生產和建設的資金供給沒有受到影響，有效地實現了宏觀經濟的「軟著陸」。97年以後中國宏觀經濟出現了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的跡象，對此國務院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增發國債，降低利率等政策工具促進國內有效需求的增長和物價的回升，目前已經顯現出積極的效果。
在國內宏觀經濟呈現高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的同時，中國的對外經濟卻一直處於順差的有利不均衡狀態。國內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和國家對出口與外商投資的政策傾斜，引發出口與外商直接投資額年年遞增。同時，雖然中國的對外經濟一直處於順差的不均衡狀態，但是順差並沒有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反而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因人民幣的名義匯率呈現出貶值的狀況而促進了出口的增加，事實證明順差對於國內宏觀經濟的持續增長是有利的。人民幣的匯率之所以表現出上述特點，這是由中國國內市場體系與國際市場體系接軌所產生的效應決定的，以往人民幣一直處於名義匯率高估狀況，人民幣匯率體系在1996年被改革為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和銀行結售匯制，加速了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進程，一直高估的名義匯率不斷貶值向實際匯率接軌，使得中國的對外經濟一直處於有利的順差狀態，同時順差並沒有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的過程中，對外經濟呈現出順差的有利不均衡，因而中央政府並沒有必要急於改變這種狀態，而可以集中精力對付國內的經濟周期，因而在90年代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歷程之中，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實踐明顯地表現出側重於對國內經濟周期的調控之上，並且這一策略的選擇有效地平抑了國內的經濟周期，保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三）經濟全球化對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挑戰
對於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國家來說，與外部經濟的聯系對該國經濟的運行有著重大影響。這些影響表現為在經濟全球化為該國經濟提供了許多封閉條件下不具備的有利條件的同時，也對經濟的穩定與發展帶來了沖擊。因為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政府對經濟調控不但要實現國內經濟的穩定與發展，而且要確定經濟開放的合理的程度，這樣就必然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協調上的矛盾。而且，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中國經濟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原先只側重於解決國內宏觀經濟均衡問題的宏觀調控模式必然受到開放經濟下經濟運行方式的沖擊，帶來內外均衡的沖突，如經濟條件的變化，國際間經濟波動的傳遞，國際游資的投機性沖擊等，都可以產生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矛盾，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
首先，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人民幣匯率的市場調節逐步完善，人民幣的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接軌，國際收支的巨額順差必然造成人民幣的升值壓力，而升值對於拉動國內經濟增長具有重要貢獻的出口是極其不利的，同時出口波動還會影響到國內有效需求，可能進一步加劇目前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不利狀況。雖然順差增加了國際儲備的數量，並通過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放大而導致國內信貸量的擴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國內需求的增長，但在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順差必然惡化國內的經濟狀況，所以政府必須要在順差和匯率等方面進行適當的政策調節。
其次，隨著網路經濟泡沫的破滅，美國經濟繼續減速，2001年美國第一季度的GDP增長率為0%。市場信心不足，投資和消費不振。日本經濟，歐元區經濟，我國的周邊國家和亞洲地區經濟受美國經濟大幅滑坡的影響，都明顯表現出經濟衰退的跡象。近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再次調低了2001年全球經濟增長率，預計2001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3.4%，低於IMF原先預計的3.5%。聯合國則預測全球的經濟增長率將從2000年的4%降為2001年的2.4%，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將從2000年的5.7%降至2001年的4.4%，世界貿易額的增長速度將從2000年的12%降至6%。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將造成我國出口的巨大壓力，貿易順差將大幅減少。我國的出口市場主要是美國和日本，其需求緊縮勢必對我國出口造成較大影響，同時亞洲周邊國家貨幣貶值也非常不利於我國出口的增長，出現貿易逆差的可能不容忽視。如果出現逆差的話，採用緊縮需求的方式進行逆差的調節必然加劇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況。同時由於中國近年來一直處於順差的有利地位，政府缺乏對逆差調節的政策經驗，因而對國際收支逆差的調節將是中國開放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第三，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以網路技術為代表的信息產業在國際范圍內的迅速發展，使得信息的量、准確度和速度都大大提高，在此條件下，家庭和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對信息的處理能力更強，他們更能准確地對事物做出判斷和預測。因而，經濟全球化下信息技術的擴散，使得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模式發生了改變，雖然這種改變不致於使得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成為完全理性，但預期模式向理性的逐步遞進必然對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產生影響，在某些極端情況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可能因微觀經濟主體的反應而完全歸於無效。另外在出現巨額逆差的情況下，在脆弱的國內金融體系的條件下，預期的自我持續可能釀成國際儲備大量流失，資本嚴重外逃的貨幣危機。在貨幣危機中，市場投機者的貶值預期因名義利率機制的作用表現出一種惡性循環，最終導致政府幹預的成本變得如此巨大以至於政府放棄對外匯市場與匯率的干預而爆發貨幣危機。從這一投機者與政府的動態博奕過程，我們不難看出預期模式對政府幹預政策的沖擊與影響。因而在以上兩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下，政府必須對受預期影響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調整。
第四：中國即將加入WTO，然而WTO的多邊規則對各國實現內外均衡的方式和政策均有一定的約束。首先，WTO對國際收支的調節存在著約束，一般不允許採取緊急限制進口等直接管制辦法。隨意提高關稅以限制進口的措施受到約束，直接補貼原則上被禁止，在運用匯率和外匯管制等措施調節國際收支時，也必須要符合WTO的規則。另外WTO規則對國內財政，稅收、金融、科技、環保、人力資源開發，地區和產業政策的實施方式也有一定的要求和規范。因此在加入了WTO以後，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直接行政措施都將受到WTO規則的直接或間接的約束，因而在加入WTO後，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調整的模式加以改變，以適應這些規則與約束的要求
第五：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提高國際競爭力始終是各國努力的方向。發展中國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與國際競爭力的提高是通過誘致性機制來實現的。遵循這種技術軌跡的國家的共同特徵是，其知識與技術的積累是漸進的、緩慢的、國際競爭力也是在一次次的技術創新中經過漫長的積累而形成的。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全球知識存量迅速膨脹的今天，國際競爭已轉向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而中國要構造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不能通過漫長的誘致性變遷機制來實現，而必須要通過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來實現，從要素投入形的增長方式轉向重視科技，教育，人力資本培育的要素效率增長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同時政府應在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體制等方面創造出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制度基礎，從各個不同層麵塑造出研究與開發，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運作機制。由此可見，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競爭力的競爭對政府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提出了挑戰，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要具有促進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的激勵機制。
二、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分析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國面臨著對本國經濟內在穩定性和合理開放性之間的協調問題，也就是說，如何實現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一致將是政府的主要宏觀經濟調控目標。此時，當政府採取措施努力實現某一均衡目標時，這一措施可能會同時造成另一均衡目標的改善，也有可能造成對另一均衡目標的干擾或破壞，這樣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形。
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化與發展，同樣也會促使政府對開放經濟下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理論研究不斷地完善與發展。關於政府搭配的「丁伯根法則」和政府指派的「有效市場分類」等理論的出現發展了開放經濟下的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理論。開放經濟的政策目標包括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兩部分，因而政府不能仍像封閉經濟條件下單純運用對社會總需求進行調控的政策。為避免內外均衡之間的沖突，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要有新的思路。
在運用政策搭配以實現內外均衡的方案中，蒙代爾提出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和斯旺提出的支出政策與匯率政策的配合最有影響。蒙代爾是以預算作為財政政策的代表，以貨幣供給作為貨幣政策的代表來論述其搭配方法的。蒙代爾認為由於財政政策在協調國內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而貨幣政策在協調外部均衡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政府應當以財政政策調節內部均衡問題，以貨幣政策來調控外部均衡問題。斯旺以支出轉換型政策與支出增減型政策搭配來討論政府對內外均衡的政策協調。斯旺的分析認為政府的支出增減政策可以明顯影響國內支出水平，本國貨幣的實際匯率的升貶值可以明顯地影響國際收支狀況。斯旺認為應採用支出增減型政策對付國內均衡問題，而外部均衡的任務則應交給支出轉換型的匯率政策。雖然蒙代爾和斯旺的方案都是建立在對實際經濟作了相當簡化處理的基礎之上，但其理論分析和政策主張對於開放經濟條件下政府宏觀調控模式的選擇是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和作用的。
實現國際收支的均衡是政府對外部均衡調控的主要目標。最早的國際收支調節理論可追溯到18世紀休謨的物價一現金流動機制學說，而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在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研究不斷深化的基礎上，出現了眾多的國際收支調節理論。國際收支調節的彈性分析法是瓊•羅賓遜在馬歇爾微觀經濟學和局部均衡分析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著重考慮貨幣貶值取得成功的條件及其對貿易收支和貿易條件的影響。國際收支調節的吸收分析法建立在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基礎上，從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方程式入手，著重考察總收入與總支出對國際收支的影響。該理論分析認為，當國民收入大於國內總吸收時，國際收支為順差；當國民收入小於總吸收時，國際收支為逆差。相應，政府對順差和逆差的調節應著手於對國內吸收水平的調節上，以擴張性的政策調節順差，以緊縮型的政策調節逆差。國際收支調節的貨幣分析法由哈里•約翰遜和雅各布•弗蘭柯在貨幣主義學說的基礎上提出。該理論認為國際收支是一種貨幣現象，國際收支逆差實際上是一國國內的名義貨幣供應量超出了名義貨幣的需求量，因而對逆差的調節主要在於實行緊縮的貨幣供應政策。貨幣論的政策主張的核心是，在國際收支發生逆差時，政府應當緊縮國內信貸。國際收支分析結構論認為國際收支逆差可以是供給不足所引起的，而且長期性的供給不足往往是由經濟結構問題引起的，如經濟結構老化，經濟結構單一和經濟結構落後等。如果國際收支失衡是由經濟結構導致的話，那麼調節政策的重點就應在改善經濟結構和促進經濟發展的供給政策上。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政府調節國際收支以實現外部均衡時應靈活運用上述各種理論分析具體問題，吸收上述各理論正確的部分，摒棄不合理的成份，靈活地加以綜合運用，力爭使政府的決策與分析切合現實。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為政府宏觀經濟調控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對經濟的作用機制、政策效果等與封閉條件下的情況相比均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分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力的主要工具是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它是以標準的IS--LM模型為基礎，針對開放的小國，假定總需求不足，對國際資金流動採用了流量分析法。該理論認為，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一般都比較有效，一國可以自主控制貨幣供給，貨幣政策會通過對匯率的影響而加強其效果。以擴張性貨幣政策為例，它會帶來產出增加和利率降低，而這兩者都會帶來國際收支的惡化從而使本國貨幣匯率貶值，這就又加強了貨幣政策對經濟的擴張效果。同時該理論認為在浮動匯率制下，財政政策是相對無效的，雖然在不存在國際資金流動時，財政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在相當多的情況下，財政政策所造成的利率變動會引起匯率的調整，從而削弱其政策效果。以財政擴張政策為例，它會造成利率的上升而帶來國際收支的改善，順差會帶來本國貨幣匯率升水從而削弱財政政策對經濟的擴張效果。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論證了開放經濟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同比較優勢，對於政府的政策搭配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該模型還在很多方面被進一步改進，但主要理論結論並沒有太大變化。由該理論，我們可以看出，在浮動匯率制下，一國可以更為主動地追求特定的政策目標，這一分析結果對於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一國的匯率制度的選擇也是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的。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向理性預期的遞進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效果。在完全理性預期的條件下，政府相機訣擇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會完全被微觀經濟主體基於理性預期下的行為所抵消，這就構成了宏觀經濟問題中政府與大眾之間的動態不一致。在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中解決動態不一致的關鍵在於政府要建立和保持執行宏觀經濟政策的信譽。政府承諾對政策制定遵循一定的規則，從而以其信譽的存在來改善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由政府與大眾之間動態不一致的非合作博奕轉向動態一致的合作博奕。關於如何建立政府的信譽又具體有委託模式，契約模式和法律模式等理論。所有的模式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設計出激勵機制促使政府有維持其政策信譽的動機。在這些旨在尋找促使政府追求政策信譽以改善微觀經濟主體預期的激勵機制的設計之中，對策論的引進起了關鍵的作用。對策論方法強調預期的關鍵作用，以及理性預期概念的不完備性。信譽博奕存在著多種可能的情形，因此對於政府來說，其制定政策必須要從這些多重均衡中挑出很可能在實踐中能夠產生政策效果的那些均衡的方法。如果政府能夠有效地提高其政策的可信性的話，將會影響到投機者的信心，從而能達到防範貨幣危機的目的。因此，宏觀經濟政策在信譽方面受到了經濟全球化所產生的微觀經濟主體預期模式改變的沖擊，政府必須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模式加以選擇。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政府不但要在總需求方面進行經濟調控以實現經濟的內外均衡，而且還要有效地運用供給政策對開放經濟的總供給方面進行調控。關於供給政策的理論重點目前主要體現在對政府的科技政策，產業政策和制度創新政策的討論之上。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知識在經濟增長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國際競爭也主要表現為以知識為基礎的競爭，因而政府的科技政策不僅應該要做到能夠推動科技進步，提高管理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加強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政府的產業政策的核心，在於優化產業結構，政府實施產業政策應著重於克服資源在各產業部門間流動的障礙，因此政府要在宏觀上予以調控，建立解決結構性失業的社會保障制度和支持再就業制度。如果開放經濟中存在低效率的制度性原因，那麼政府就有必要進行制度創新。制度創新政策主要體現在企業制度上，包括企業創立時的投資制度的改革、企業產權制度改革，以及與其相適應的企業管理體制的改革。
對開放經濟下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分析目前還重點體現在對國際間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研究之上。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各參與國的經濟存在著深刻的相互依存性，僅僅通過一國的政策搭配還不足以實現經濟的內外均衡，各參與國應該在經濟政策上進行國際協調。特別是在浮動匯率制下，國際間政策協調已受到廣泛的重視。凡是在國際范圍內能夠對各國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產生一定程度制約的行為均可視為國際間經濟政策協調。研究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學者們設計了很多具有特定規則的國際間政策協調方案，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中最為著名的方案包括：托賓提出的各國對外匯交易徵收交易稅的托賓稅方案、威廉姆森等人提出的匯率目標區方案、麥金農提出的恢復固定匯率制方案等，這些方案都引起了理論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對實現內外均衡的各國協調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國際間政策協調因各國的主權因素而存在很多障礙，而且參與國際政策協調本身也有成本收益問題，這些都影響到了國際間政策協調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