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談外匯

A. 李慧：吳敬璉憑什麼發怒 改革真的沒有失誤嗎

李慧 在人們眼裡一向是德高望重、一副溫文爾雅學者形象的吳敬璉先生，終於在人們面前也有怒容滿面的時候了，起因是國內某雜志披露了包括吳敬璉在內的幾位知名經濟學家，擔任中石油、中國聯通等公司的獨立董事，文章由此懷疑並得出結論，經濟學家與資本的關系越來越緊密，這種關系也考驗了經濟學家的公信力。吳敬璉先生憤憤不平地說：「我請你 指出，這四個公司都是國有股公司，請你指出我和哪個利益集團結盟。」其實，吳敬璉先生憤怒的不是地方，因為「利益集團」一詞恰恰是出自於吳敬璉先生之口，這實在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做法。
吳敬璉先生可能忘記了自己最近的高論：「什麼人可能反對改革？一個是既得利益集團，一個是貧困群體。他們可能在反市場體制上結成聯盟。打著彌補市場缺陷的口號，大眾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命運會就此改變。」確切地講，多數人過去對吳老先生一直很尊重，從來沒有懷疑過，吳老先生每次的大作出來，或是有新的觀點必定是最先了解。但是，每每對照吳老先生的理論，拿到實踐中去檢驗，卻總是有不少疑惑。大家都知道，吳敬璉先生可謂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始作俑者，其影響力之大甚至被冠以「吳市場」的稱號。但是，特別奇怪的是，一直主張市場化改革的吳敬璉先生最近卻一直在主張要反思改革。 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既然是正確的，怎麼又忽然會跑出個既得利益集團和貧困群體來，貧困群體是哪些，這個大家都知道；而既得利益集團是哪些，這個大家都不知道的問題，卻感興趣的問題，吳先生卻不再繼續說下去。吳敬璉先生不告訴大家既得利益集團究竟是哪些，卻要讓人告訴他「請你指出我和哪個利益集團結盟？」這實在是令人不解的做法。而此前吳先生卻一再地提醒我們，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市場化改革是吳老先生最先從理論上提出來的，但是，市場化改革走到了今天，卻出現了這么多的問題，那這樣看來，吳老先生「有人力圖把人們引向反市場化改革的方向」的觀點就有問題了，這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叫做自相矛盾；從邏輯思維的角度，就叫做把人來回「忽悠」。 哲學的「終結者」維特根斯坦在他的成名作《邏輯哲學論》中有一段名言：「凡能夠說的，都應當說清楚；凡不能夠說的，就應當保持沉默。」 能說清楚的您就明說，說不清楚的就不要誤導別人，但吳敬璉先生卻危言聳聽地製造出一個驚人的噱頭，並故作高深地擺弄玄機，這怎麼能是嚴肅的「一流經濟學者」的做法呢？既然吳先生一再地提醒我們，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而吳先生又沒有明確地告訴我們，所以，大家猜一猜哪些是既得利益者就很正常。那麼，我們懷疑別人是沒有問題的，但有人懷疑您與利益集團有瓜葛，您就受傷害了，可是，您如果明確地說出來——國有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不是既得利益者不就完了么？但您為什麼就不明說出來，非要讓大家互相猜疑呢？ 要說吳敬璉先生確實是中國少有敢說真話的學者，也確實是為改革作過貢獻的專家，吳敬璉先生每一次關於改革的大論，的確是讓人耳目一新的，但是，也正是因為這樣，我非常系統地研究了吳敬璉先生的改革理論，可就像著名學者何新呼籲的那樣「經濟學家搞垮中國！——驚醒！」因為我得出了一個令我非常吃驚的觀點，最後，及至像何新先生一樣，驚出了一身冷汗！當我把吳敬璉先生的觀點前後梳理到一起的時候，卻看到了自相矛盾、語言混亂、沒有邏輯的一面，特別是吳敬璉先生信誓旦旦地駁斥主流經濟學家誤導改革的時候，沒有看到一點實事求是的理論分析和有明確邏輯思維的觀點。 比如吳敬璉先生一會兒說改革是成功的，一會兒有說改革是失敗的；一會兒說改革是對的，一會兒卻呼籲要對改革進行反思。改革既然是對的、沒有問題的還要反思什麼呢？那一反思還不就是說改革有問題的了唄！所以，吳敬璉先生馬上就拋出來第二個觀點，警惕有人反對改革。不過，吳先生有時說話是很懇切的：「2004年到2005年期間爆發了關於我國改革發展存在的問題，以及中國應當向何處去的大爭論。這種情況向我們表明，認真反思我國改革的成就和不足，它所面臨的問題和明確今後的方向，就成為一種迫切的需要。」但是，他一轉眼又對《第一財經日報》說：「對於改革中出現的反思，我們首先要弄清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而不是去問持有這些態度的人的動機，如果凡事都問動機，就復雜了。」 改革真的就是正確的，沒有錯誤的嗎？錯了，因為改革是社會利益的大調整，。每一次社會的變革就意味著一次社會結構的調整，也就標志著社會平衡新的調整，而打破平衡就意味著得到和失去。所以，改革對不同的社會群體來說，認識是不同的，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碗來罵娘」的現象早就不新鮮了。特別是那種盲目提倡市場化，卻忽視了對市場規律的認識，忽視了市場風險的防範，忽視了市場化進程中，國家體制市場化的同步改革，出現的那種嚴重的「偽市場化傾向」，或者打著發展市場經濟的旗號，卻做著與市場經濟不相干或者是相反的勾當，這樣的「改革」能是正確的嗎？吳敬璉先生自己不是也談到：「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實際上就是這個權貴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指導下的改革。」 實際問題根本不是「改革是對的，但要對改革反思」的問題，而是要正確地把握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旗幟鮮明地反對假改革，堅定不移地用改革的精神來捍衛真正的改革，而這種假改革就是發展市場經濟最大的危險。此外，市場化體系並不是把發達國家的模式照抄照搬過來就行了，市場化的推進還與文化傳統有著莫大的淵源，否則為什麼現代市場經濟首先在西方形成，而不是在有著悠久歷史傳統的東方出現？ 這些問題都是很值得我們探討，並都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市場經濟的本質的。吳敬璉先生信誓旦旦地說，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是「水火不容」的，但是，哪些是計劃經濟，哪些是市場經濟卻沒有明確的指出來，相反，大家倒是感覺隨著科技的進步，市場中的計劃手段不是減少了，而是越來越強了，而有些該開放的市場反而更加集中化了。 針對市場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吳老先生也說了，市場經濟么，也不是完全正確的，市場經濟也有好、壞之分。敢情這樣的話您早說呀！我們特別想讓您明確地說出來，究竟應該怎樣認識改革，那些是好的市場經濟，那些是壞的市場經濟，這事情不就簡單了么？可是，吳敬璉先生至今也沒有說出來。應當說，翻開吳敬璉先生的煌煌巨著《當代中國的經濟改革》，著實是令人欣慰的，因為在中國經過了20多年的經濟改革後，不管是人們對改革的爭論也好，不管是理論家們對改革的探討也好，迄今為止，尚沒有專家、學者對改革給出一個清晰和比較系統的回答。盡管關於中國改革的文章、著作表面上熱鬧，但是，每每當我們想要從中找到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的時候，卻發現這些冠冕堂皇的東西大多要麼是做出一個聳人聽聞的結論，要麼是對過程做一個簡單回顧，很難從根本上說明問題。 吳敬璉先生這本題目很大的著作，與以前那些關於中國改革的文章、著作幾乎沒有什麼兩樣，雖然結構上看起來非常完美，理論上也似乎無可挑剔，但關於改革的定義、改革的前提、改革的目標、改革的方法、改革的宗旨、改革的理論、改革的路徑依賴竟無一涉及。既然是談改革，為什麼這些關鍵的問題不談呢？為什麼不能給改革一個清晰明確的答案呢？特別是對改革為什麼會「攻而尤堅」？改革為什麼會出成績？改革為什麼會出問題？真改革和假改革的區別在哪裡？為什麼會有人對改革喝「倒彩」？為什麼改革這么一個大課題，迄今卻沒有人能深入地研究下去？等等這些過去我們大家都經常談論的問題，根本就找不到一個清晰的回答。雖然吳敬璉先生可謂是改革巨擘，此書的題目也很大，但是，主要的問題一個也沒有說，這樣的研究方法能告訴人們什麼呢？充其量給人的感覺就像是在為政策做「注腳」，或是套上一個冠冕堂皇的經濟學「帽子」，這是否也說明「主流經濟學家」那套虛偽、虛無、虛誇的研究方法過時了呢？ 我不知道吳敬璉先生是怎樣研究改革的，但是，我必須提醒吳敬璉先生和那些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對改革的研究不是在書齋里能夠得出的產物，那些憑著東拼西湊得來的、一知半解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現抄照賣，而不去根據中國的現實進行深入的實踐，卻提出一堆似是而非、空洞乏味的「改革方案」是不靈的。那些到處掛名、見好處就要，只知道為了職稱而研究卻不能專心做學問，只知道緊跟政策而沒有自己理論的學者也是難以做到的；那些借著考察為名到處觀光游覽、到處讓人簇擁著宣講指點改革的領導們更是不可能做到的。對改革的探討必須能有細致入微的敏銳觀察，並能就每一個問題都抓住緊緊不放，堅持不懈地深入下去，才能最終找到事物的本源。也只有長期地深入到實踐中去，親自參與並廣博地涉獵，而不是置身事外的說教者，只有那些真正是以天下為己任，不懼付出者，才能挑起對改革認識的這個重任。 改革不僅是一門高深的理論，更是一門豐富的社會實踐學，你必須親自去遍嘗改革的酸甜苦辣，比如讓下崗的經濟學家研究失業問題，讓住過醫院的病人討論醫療改革的問題，讓學校的學生和老師參與教育改革的設計，讓開過煤礦的老闆解決煤礦的安全問題，讓民營企業的老闆討論發展民營經濟的問題，讓政府的官員體驗一下打工的感覺，讓教育部門的官員當一段時間小學生，這樣才能對改革有更深的體會和認識，就能提出更多的問題。吳敬璉先生呼籲不要把經濟學家個人的學術品德、個人品德聯系在一起。但是，這里我要明確地告訴吳敬璉先生，沒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是不能研究好社會改革問題的。因為我至今沒有聽說過「主流經濟學家」中，有誰這樣做過研究的。所以，我真的懷疑，你們那些個經濟學家的研究課題，究竟要研究的是些什麼東西？
為什麼市場經濟已經走了一半，但是，本應當是有經濟學家指出市場經濟和改革的理論問題，卻竟沒有人能說清楚？因為大多理論解釋僅僅是從原始交易行為的角度來分析，可分析到最後還是又把問題歸為到了開始的結論，結果是使之成為了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卻始終沒有找到真正的症結。為什麼改革早已進入「深水區」了，但是，關於這些問題的理論研究仍是一片模糊。再搞不好，市場化改革就快成了「邯鄲學步」里那個燕國壽陵人了，「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所以，「堅持改革不動搖，市場化的方向不能變」，給人們的感覺就好像是經濟學家跟在政策後面「喊口號」，而沒有反映出您老的真實水平。所以，我們就想讓您老說清楚，市場經濟究竟是什麼？市場化的模式都不清楚，改革的方向和目標都沒有，我們究竟如何繼續地改革走下去。 我還特別想問一問您老：哪些是計劃經濟的手段？哪些是市場經濟的手段？哪些是好的市場經濟？哪些是壞的市場經濟？因為在中國的改革進入到了攻堅階段的時候，對改革的本質作進一步的研究和深入的挖掘是十分必要的，不了解這一點，改革就無法深入地進行下去，特別是您老指出了改革出現的四個重大缺陷問題究竟該咋解決。您呼籲對改革進行系統的總結和反思更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迄今為止，我們尚沒有看到對中國的改革有比較系統的研究成果出現。這究竟是為什麼呢？理論是要有預見性和對現實的指導作用的，否則，就不能稱之為正確的理論了，中國革命的實踐不是早就證明了這一點了嗎？ 我們過去總是認為經濟學家是對的，但現在我們不應當這樣想了。沒有拿到實踐中檢驗的理論是不能稱之為理論的。 有人也講了，改革的理論是對的，但是對改革的執行是有錯誤的，學者是左右不了現實的，所以，有人說經濟學家對改革的影響不大。比如吳老先生就談到：「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實際上就是這個權貴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指導下的改革。」 這我們可就更搞不明白了，請問，你說一個死掉的孔夫子有多大的作用？但那個在世時周遊列國卻處處碰壁的孔夫子，他的理論不是堵住了老百姓的嘴，維護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嗎？如果沒有儒家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思想禁錮，中國文化又何至於後來衰落了呢？雖然，經濟學家並沒有直接參與到改革之中，但是，如果經濟學家的理論有問題，卻足以用來堵住群眾的嘴，讓人們的思想不能自由的呼吸。更何況哪有不考慮現實環境的理論呢？如果沒有經濟學家為市場化改革提供理論依據，市場化改革怎麼能搞起來呢？而市場化改革出現問題，卻與經濟學家的理論毫無瓜葛，這樣的說法是難以服眾的，而經濟學家也是難辭其咎的。所以，不是經濟學家的理論有問題，就是經濟學家本身出了問題。 為什麼人們都在談論改革，但卻往往浮於表面，而未能對改革有比較系統而深刻的研究呢？一個現象可以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發，在中國經濟學家爭相攀比學歷，卻忽視社會實踐的方面，他們甚至不如大思想家孔子，因為孔子不僅終生恪守並倡導「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的學習精神，他甚至更早於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提出了「自知自己無知」的命題。孔子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即便如此，他還是認為自己：「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不僅承認自己的無知，還舉例說對農夫的提問都不知所以然。這種思想開放的態度是中國經濟學家所不能及的。所以，為什麼有人說中國沒有真正的經濟學家，竟然得到比較一致的同意？因為，認為自己無所不能，而不承認自己的無知的人才是真的無知。
郎咸平先生曾提出這樣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為什麼整個社會竟然沒有制衡措施，為什麼任由錯誤思維主導經濟發展呢？我的結論是由於政府壟斷了公共決策，再加上少數專家學者壟斷了輿論，在沒有全社會的集體參與和集思廣益之下，形成了少數人壟斷改革路徑的選擇——而且是一個破壞社會環境的錯誤路徑。」所以，人們早就從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驚天語錄，以及他們關於改革的「高論」中看到了他們自相矛盾、不學無術、投機鑽營、利慾熏心的面目了。這些「經濟學家」究竟有沒有什麼真實的水平？是只能跟著政策製造所謂的空洞理論，還是只能生吞活剝地搞一些西方已經淘汰的乏味「先進」理論呢？今天人們對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詰問，與當年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人們試圖將腐朽的儒家文化逐出主流文化舞台的道理是一樣的。 事實上，在引起人們普遍關注的「郎咸平現象」問題上，就郎咸平先生的個人力量來講，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郎咸平先生所闡述的事實卻極具沖擊力量的。所以，我們看到網友對郎咸平先生理論的熱烈追捧，而不是對郎咸平先生本人的盲目崇拜，這正是一種理性精神的回歸，也是中國從改革開放走向開放變革的新標志。有一位自稱自己是「主流經濟學家」陣營里的李肅先生，曾公開挑戰郎咸平先生，他要與郎先生叫陣辯論的五大問題是「郎咸平教授是不是中國改革歷史和產業大勢的無知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國企改革大局和效率追求的破壞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金融工具創新大事的阻擾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經理人股權激勵機制的扼殺者和郎咸平教授是不是企業家群體的惡意攻擊者？」在此，我只是想把這五個問題前面的名字換一下，就是把「郎咸平」的名字換成「吳敬璉」，不知吳敬璉先生將做何回答？

B. 吳敬璉：遏制權貴為何走不出怪圈

《影子里的中國——即將到來的社會危機》 摘要:現在有一種看法,把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籠而統之地歸罪於市場。其實這是沒有根據的。上世紀90年代以來,貧富差別擴大的首要原因是腐敗和壟斷。從80年代後期到最近,權力尋租的租金總額達到了整個國民財富的20%—30%。世界很少有國家租金總額達到這么高的水平。從中可以看出,中國腐敗活動的規模有多大,也不難想見它對貧富差別影響有多大。 貧富差距懸殊是當前中國的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大約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中國貧富差距開始擴大。有人說,現在的基尼系數是0．47,也有人說已經超過0.5,無論結果如何,都表明中國貧富差別已經到了懸殊的程度。 中國貧富差別過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對它們要做具體分析。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一直強調,貧富差別擴大的首要原因是腐敗和壟斷。這一點,可以從租金總額佔GDP的比例清楚地看到。租金總額其實就是賄賂總量的上限。從80年代後期到最近,有許多經濟學家計算過。結果差別不大,它達到了整個國民財富的20%—30%。世界很少有國家租金總額達到這么高的水平。從中可以看出,中國腐敗活動的規模有多大,也不難想見它對貧富差別影響有多大。 現在有一種看法,就是把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籠而統之地歸罪於市場。其實這是沒有根據的。由於市場經濟實行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的原則,人們的收入差別必然較之平均主義時代要大一些。但是,在平等競爭的條件下,由這種分配方式導致的收入差別不會太大,而且,社會對這種差別的容忍度是比較高的。所以,應該把它同利用行政權力或壟斷地位引致的差別區別開來。對於由市場經濟引起的收入差別,特別是它對弱勢群體基本生活造成的消極影響,應該用政策和民間組織的工作來加以消減,但是,現在有些人運用民粹主義的說辭來轉移目標,把大眾對貪腐分子的厭惡、仇恨轉移到一般的富裕人群身上。富人有各種各樣的,有靠勤於勞動、善於經營致富的,也有靠弄權謀私、結交權貴致富的,不加區別地把二者混為一談,提倡盲目仇富,會擾亂社會陣線,引起嚴重的社會後果。 在當下的中國,一個新的社會階層——中產階層正在成長起來。這個階層是由什麼樣的人組成的呢?主要是專業技術人員或稱「白領工人」組成。這個階層在現代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至關重要。離開了他們,現代生產根本無法維持,更不用說發展了。而他們是一種保持社會穩定的力量,對現有的社會秩序基本上認可,雖然要求改良。社會基礎的這種變化,給了我們一種希望,使我們有可能走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怪圈。 現在中國還存在另一個怪圈:權貴們太厲害、太霸道了,於是,一些人就支持加強政府的強力控制,想以此來遏制權貴。殊不知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強大,尋租的機會就越多,到頭來還是加強了權貴的力量。這種怪圈跟中國過去歷史上的怪圈一樣,實際上是走不出來的。 目前,中產階層在人口中所佔比例還不大,但數量在增長。據一些社會學家調查,絕對量的增長還是很快的,而且,他們的社會地位也日顯重要。 當然,我們也不能盲目樂觀,原因是現在的中國中產階層自身還有很大的弱點:一個是利益自覺不夠,沒有認識到中產階層作為社會群體的根本利益在於把經濟社會制度健全起來。於是,有些人就想走捷徑,個別地解決問題。個別解決問題最容易辦的辦法,就是結交官府、取得政策優惠,在租金大鍋中分一杯羹。表面上看,用這種辦法,個人的境遇很容易得到改善。但是,你得到了特殊的政策優惠,意味著損害了同一個社會群體中別人的利益。想靠這種辦法使整個中產階層的利益得到提升,就等於想拽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一樣。另一個弱點,是公民意識的缺乏。改革開放以前,大家都很窮。也許是因為窮怕了,生活開始有點改善後,就專注於如何使自己的生活能夠得到進一步的改善,而沒有意識到個人生活的改善從根本上說源於整個社會的進步。

C. 陳志武的早期經歷

陳志武的父母都是農民，陳志武的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湖南茶陵的田野、山嶺上度過。整個啟蒙階段都在「文革」期間，沒好好上過課，「老師都是本村本鎮的，沒有人上過大學，給不了啟發性教育，就是按教科書很枯燥地講。」
直到1979年考上中南礦冶學院（今中南大學前身），他才第一次離開了茶陵縣老家，來到大城市——長沙。班上有很多來自城市的同學，「和他們一比，才知道生活條件、父母家庭帶給他們的影響和自己有多大的差距。」
在國防科大讀研時，陳志武經常去湖南省圖書館借書看，印象最深刻的，一套是80年代非常有影響力的《走向未來》叢書，還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系列翻譯介紹西方思想家、政治學家的經典著作，「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弗里德曼的《自由選擇》。」
這個時候，他結識了影響他走上學術之路的人——崔之元。當時，崔之元還只是數學系大一學生，讀過非常多的書，高中時就在大學學報上發表過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和李澤厚這些人都有來往。陳志武最初對社會科學、哲學的興趣，是受到崔之元的影響。
1986年，陳志武被國防科大留校任教。
80年代中期，出國留學的一股風也刮到了這個角落。陳志武開始嘗試申請美國的一些大學，他給耶魯大學一位老教授寫信，詢問申請攻讀博士學位的可能性。「我沒有參加托福和GRE考試，因為當時中國的外匯管制很嚴，參加這些考試都需要32美元，而我一美元都找不到。所以我就給耶魯負責招生工作的教授寫信說明原因，我向他們解釋之後，他們答應讓我免掉托福和GRE的考試。」
在崔之元的建議下，陳志武選了金融學，「當時我連金融(Finance)這個詞都不清楚是什麼意思。他當時給我看了一些書，但我還是沒有搞清楚。」4個月後，一封來自耶魯的錄取通知書改變了他的命運。他帶著幾十美元，登上了去美國的飛機。
1990年，陳志武從耶魯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他先後在美國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和俄亥俄州立大學任教，1997年晉升為金融學副教授，1999年晉升為金融學教授並重返耶魯擔任終身教職。
他的研究成果越來越多地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經濟理論》與《金融經濟學》等主流學報上。在美國、歐洲、日本，以及中國香港等地的金融經濟學圈子裡，陳志武這個名字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知。
2001年7月，在上海飛紐約的飛機上，陳志武翻到了一本當月的《財經》雜志。「從頭到尾都讀了一遍，覺得很吃驚，辦得和美國的《商業周刊》沒什麼區別，完全沒有那種國內雜志慣有的、意識形態化的官腔官調。」
從那時起，陳志武開始把目光投向中國國內的經濟現象和問題。2001年，正是中國A股的轉折之年。當時，《財經》接連曝出深圳世紀新源、銀廣廈等一系列的內幕交易丑聞。吳敬璉由此拋出「股市賭場說」。幾個月後，股指從2245點一路下跌到998點，中國股市便進入了4年多漫長的熊市。在媒體上，關於上市公司的治理成了重要話題。
2001到2002年，陳志武在《新財富》上開設專欄，介紹美國證券法案，監管規則、法律以及訴訟案例、內幕交易。
2006年，美國《華爾街電訊》公布了一份十大華人經濟學家的榜單。這份引人注目的榜單把學術影響力作為最重要的評價指標，其次是經濟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陳志武名列其中。他陸續整理出版了《24堂財富課》、《金融的邏輯》、《陳志武說中國經濟》等書。其中，《金融的邏輯》把歷史、社會文化與現代金融聯系起來，把枯燥專業的金融問題闡述得通俗而有趣，試圖從另一種可能性來解答近代中國落後之原因。尤其是對中國傳統儒家倫理部分運用金融學分析，引起了社會巨大的興趣及熱議。

D. 誰能解釋下「吳敬璉模式」

你可以參考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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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增長模式抉擇》是為了回答中國應當採取什麼樣的增長模式，應當走一條什麼樣的工業化道路，而對我國經濟生活中的理論和實踐、歷史和現實進行的研究。
吳敬璉：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
經過三十年發展，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中一個舉足輕重的力量，未來中國經濟能不能持續的高速增長，不僅關繫到中國自身的興衰，而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著世界經濟和政治的走向。

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經濟的高速成長、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減貧取得的成效，這是所有尊重事實的人都承認的。但未來，中國經濟仍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從經濟社會生活的層面上看，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的問題日益突出，同時社會環境的問題也較嚴重，腐敗蔓延、貧富差距擴大；從經濟的深層結構看，內部GDP在投資和消費結構上失衡、過渡的投資和消費不足，外部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雙順差。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觀經濟上的集中表現就是流動性過剩，或者稱貨幣的過量供應。這導致資產泡沫的形成，或者通貨膨脹、消費物價指數上升，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導致這些問題最深層的根源在於增長模式的缺陷，而關於「增長模式」這個說法，在十七大上有一點改變，叫做經濟發展模式，但我想內容是一樣的。那麼要解決中國所面臨的這些困難和挑戰，從根本上說就是要轉變發展的模式，而這樣的轉變難點頗多，實現不易。這幾年來，許多學者對此都發表過深刻的意見，經過非常深入的觀察認為，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主要的障礙在於舊體制的遺產沒有得到消除，最重要的是四點：

首先，各級政府依然掌握著一些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如由於銀行體系、金融體系改革沒有到位，土地產權制度不明確，各級政府對信貸的發放、土地使用依然有著很大的支配權力。

其次，各級政府把GDP的增長速度作為政績的主要標志，這不光是政府內部的看法，似乎整個社會都形成了這種觀念。

第三，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和物質生產增長的速度緊密相連。

最後，市場的力量很小，很多要素價格由行政定價，按照計劃經濟的慣例壓低價格以利於國有企業降低成本，實際是扭曲了資源配置。

如果這個結論是對的話，那麼出路在哪裡？出路就在於像十七大所要求的那樣，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建立起一個規范的市場體系，讓市場充分發揮它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過去三十年的事實告訴我們，改革並不是方向不對，而是改革還沒有到位。改革前以「城市老爺衛生部」為代表的社會保障體系已無法工作，到了1993年中共中央第十四屆三中全會時，在社會保障方面出台了一個很好的制度設計。然而近15年過去了，社保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解決，這個責任是在所謂市場化的改革，還是在於沒有能夠執行這個決定呢？這樣的現象還體現在國企改革和農地改革等方面。

同時，中國改革需要打破壟斷，消除微觀干預。這都牽涉到有關部門的權力和利益，所以推行起來非常困難。但如果不打破壟斷，不消除行政部門對於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就無從談起。同時，我們的市場是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建立在規則的基礎之上。在立法方面，雖然數量不少，但一些基本性立法如《物權法》、《反壟斷法》等，從速度到內容都還存在不少問題。

解決司法和執法的問題，操作難度可能比立法還要大。在現代市場經濟中，非人格化交易佔主要地位，當非人格化交易地位佔主導地位的情況下，沒有一個公正的法庭執法，合同執行不能得到保障，經濟活動參與人的財產安全性無法得到保護，勾結官府、買官賣官就會越來越盛行。權力會導致腐敗，這是一個顛覆不破的真理，市場經濟的繼續良好發展，就要靠法治來約束權力。

按照十七大的要求，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就要在這些方面進行突破，而這並不是空洞的原則，所有這些原則都包含著非常實際的內容。

以信息產業為例，中國有世界最大的信息產業市場，不管是移動通信網還是固定通信網，在網路容量和用戶數量上，近五年來都穩居世界第一；我們有世界最強的硬體製造能力，現在許多信息產業的產品都是中國製造或者是中國代工在中國製造。雖然很多中國製造的知識技術含量很低，可我們的進步速度很快。目前中國信息產業擁有高等學歷的技術人員人數是世界第一，研發經費根據OECD去年的報告，也超過了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所以我認為，如果有一個好的制度基礎，中國的信息產業或者叫做信息通訊產業就可以順利地實現產業的升級轉型，完全改變面貌，創造中國自己的拳頭企業和拳頭產品，在某些產業里處於主導地位。

可惜的是，我們到處都能看到一些具有突破性的發明創造，但一旦欲將其變為產品就碰到了種種體制上的障礙，包括行政單位運用自己的行政權利保護自己的企業，設置障礙阻斷市場准入等等。在很多行業，我們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能不能實現升級轉型，取決於各方面的努力，而這其中政府機構端正自己的行為起著關鍵性作用。

未來，黨政領導機關根據十七大的決定，最重要的職能就是要努力推進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我並不贊成「小政府就是好政府」的說法，但我也不同意將好政府定義為強有力的政府，能夠處理一切社會經濟事務。我認為，政府應該是「有限」 的，提供公共產品，而不處理企業的微觀事務；在市場上沒有自己的利益，而是給市場提供秩序和條件。

同時，促進改革的努力應該來自各方。傳媒應為改革營造一個良好的氣氛，極力推動各種改革新思維和想法的傳播。專家學者也應該從自己的研究領域出發，多種視角提出自己的見解，匯集在智慧庫里供決策參考。社會各界對專家學者也應有所理解，因為他們並不能窮盡真理，輿論一律只能扼殺學術。

E. 求一篇吳敬璉在南方周末上發表的文章

吳敬璉：「左」「右」極端都會給社會帶來災難
在重大的社會變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觀點分歧雙方溫和派的結合。如果不是這樣，只要一方出現極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極端派，如果兩邊的溫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漸被邊緣化，社會就會被撕裂而趨向極端，而在兩個極端之間的震盪，「不走到絕路不會回頭」。

今年年初我應邀在一個博士生講座上演講。當我講到顧准「娜拉出走以後怎麼樣」的追問，即沿著1789－1870－1917的道路進行革命的國家，為何會在勝利後從理想主義轉化為專制主義時，推薦了林達的《帶一本書去巴黎》作為研究「九三年」雅各賓專政的參考。不久，一位主持講座的朋友鄭重向我推薦林達的另一本書《西班牙旅行筆記》。我急忙找來這本書，一上手，就完全被它所講述的西班牙幾個世紀尋求民富國強之路的歷史所吸引住了，不能不一口氣讀完。的確如我的朋友所言，這本書精闢而生動的闡述，將紛繁的人類歷史變遷娓娓道來，展現出人類進步是各種社會力量抗爭之後，達到一個暫時的平穩，再走向下一個沖突。從19世紀末期開始，西班牙經歷了近百年的坎坷曲折。劇烈的社會沖突、民族分裂、內戰、專政和殺戮，只是「在一次一次沖突之後，汲取了慘痛的教訓，才告別了血腥，告別了專制，走到今天」。
林達講述的西班牙故事對中國有意義嗎？我的回答是肯定無疑。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好像一直在反復提出「娜拉出走以後怎麼樣」的問題。公元前209年各路草莽英雄懷著對秦王朝殘暴統治強烈的義憤揭竿而起，推翻了暴秦的統治，然而這種革命並沒有帶來它曾經允諾的公平世界，而是「彼可取而代也」，「打倒了皇帝做皇帝」，起義——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義，一次又一次地輪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更確切地說，給我們帶來了顧准所說的「1789－1870－1917這股潮流」。在1949年人民共和國建立時，我們許多人都認為，問題已經得到徹底的解決，歷史的「周期律」將不再重復。但是事與願違，中國革命取得勝利18年後的1967年，當顧准目睹「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重新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後怎麼樣」的問題。
對於1789－1917這條激進的革命道路為什麼沒能帶來人民的福利和社會的進步，相反還轉化成了雅各賓式的或斯大林式的專制主義，顧準的回答是：這一潮流的領導者設定了建立地上天國的終極目標，自認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專制獨裁、恐怖殺戮等來實現這一目標。繼顧准之後，還有不少學人從哲學、經濟學、政治學乃至歷史文化背景等方面對這一問題作了全方位的探索和破解。
《西班牙旅行筆記》提供了新的佐證。它給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示是：不論是「左」的極端主義還是「右」的極端主義，都會給社會帶來災難。西班牙的近代歷史表明，在重大的社會變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觀點分歧雙方溫和派的結合。如果不是這樣，只要一方出現極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極端派，如果兩邊的溫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漸被邊緣化，社會就會被撕裂而趨向極端，而在兩個極端之間的震盪，「不走到絕路不會回頭」。這就是西班牙從18世紀初走出黑暗的中世紀以來多次上演過的悲劇。就拿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的這次輪回來說，正像《西班牙旅行筆記》的作者告訴我們的，在1931年建立第二共和國的初期，雖然西班牙存在左右兩派，但是兩翼的溫和派之間存在著對於民主、自由、人權等最底線的基本共識。它們之間的分歧，無非是一個主張君主立憲的民主制，另一個主張共和形式的民主制。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即使這種分歧不能通過和平協商來加以消除，也可以由選民用選票來決定，誰應當上台，誰應當下台。可是，當社會矛盾被激化，左右兩邊的極端派拉走了幾乎所有的民眾，國家分裂成了完全沒有基本底線認同的兩半，加上國際上德意和蘇聯兩大集團的支持和挑動，分歧只能用全面內戰的武力解決，最終以極右派將軍佛朗哥的白色恐怖和40年獨裁統治作為結束。
如果左邊的極端派取得勝利那又如何呢？恐怕也不可能有好的結果。就像顧准所指出的，不論個人品質多麼崇高，當1789－1917傳統的革命家樹立了一個終極目的，不惜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而犧牲民主，實行專政，「內心為善而實際上做了惡行」。西班牙左派還在政權存亡未卜的內戰時期，就在莫斯科的操縱下展開了極其兇殘的內斗。林達為我們講述了曾經是英國著名左翼作家喬治·奧威爾作為國際縱隊的一員參加西班牙內戰的故事。滿懷革命激情的奧威爾在國際縱隊的列寧營中親身目睹和經歷的，是左翼陣營內部以「保衛人民主權」和「肅清內奸」為名進行的殘酷斗爭乃至人身消滅。他由此痛切地認識到極權統治以公眾意志的名義恣意侵犯個人自由的極端危險性。這一經歷，使他創作出對專制主義進行了深刻揭露和無情鞭撻的世界名著《動物庄園》和《1984》。
如果說1936－1939年的西班牙內戰是一場曠世悲劇，1975年佛朗哥去世、卡洛斯國王加冕後，西班牙迅速「回歸歐洲」和走向民族復興則堪稱現代奇跡。奇跡之所以能夠發生，首先要歸因於有關各方，包括出身於佛朗哥集團的新首相蘇亞雷斯，共產黨的領袖、當年在內戰中負責馬德里秘密保安工作的卡利約和社會黨的領導人岡薩雷斯，他們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中汲取了教訓，共同參與了民族和解、民主轉型和西班牙復興的進程。西班牙共產黨的老領導人伊巴露麗和新領導人卡利約早在佛朗哥死前多年就開始反思，並在斯大林去世後率先提出了「民族和解」的口號。1974年接任社會黨領袖的岡薩雷斯大幅度地修正了傳統社會黨的綱領，放棄了完全摧毀舊體制的革命綱領。而從佛朗哥的青年運動領袖出身的政府總理蘇亞雷斯，也早已認識到西班牙進行民主轉型的必要。再加上開明的年輕國王卡洛斯一世以高超的政治技巧從中斡旋，佔了主導地位的右派溫和派和左派溫和派都能夠採取理性態度進行協商和博弈，為共同的利益達成妥協，使西班牙得以度過重重風波，在佛朗哥死後短短幾年，就實現了民主轉型，踏上復興的道路。
其實中國人在最近一個半世紀謀求國家富強的途程中，也有過和西班牙人相似的某些經歷。對於當代中國人來說，值得慶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中國政界、學界、企業界有識之士痛定思痛，在建設富裕、民主、文明國家這一基本共識的基礎之上，開始了市場取向的改革。改革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國經濟得到了相當大的發展，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在國際上，中國已經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是，中國離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國家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近年來由於一些重要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遲滯，一些社會矛盾變得尖銳起來。人們由於社會背景和價值觀上的差異，往往對於這些矛盾的由來作出了不同的解讀，提出了不同的解救之策。在這種社會矛盾突顯、不同政治訴求之間爭辯趨於激化的時刻，如何防止各種極端派的思潮撕裂社會，造成兩端對立，避免「不走到絕路絕不回頭」的歷史陷阱，就成為關系民族命運的大問題。防止這種悲劇的關鍵，在於具有不同政治傾向的人們採取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來討論中國面臨的種種問題。在討論中，人們可以不同意對方的觀點，但是應該支持他發表自己的意見。只要不是謾罵、不是無中生有，一切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立論都應該受到歡迎。我現在感到特別擔憂的是，如果匡救時弊的措施只是停留在宣言和承諾上，而實際的改進鮮有成效，各種極端的力量就會趁勢而起，動員目前顯得愈來愈不耐煩的民眾，導致社會的動亂。
有些人認為，在暴君與暴民之間二者擇一、一治一亂，是中國歷史的宿命，只能聽之任之而無法逃避。我認為這個結論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中國歷史上的輪回，是舊的社會結構的產物，而不是不可改變的。近代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使中間力量主導社會發展趨向成為可能。
舊中國社會和歐洲中世紀相同，是一個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型社會：它的一頭是大量的貧苦農民，另一頭是少數權貴，中間階層，或稱中產階級力量即市民的力量十分薄弱。在這樣的社會里，矛盾容易激化，政治訴求也容易趨向極端。在傳統中國的專制制度下，暴君的殘暴統治激起農民暴動推翻舊皇朝，農民當政後又或遲或早變成新的暴君，如此循環往復，形成了「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更替。在歐洲中世紀後期，市民階級和知識階層開始壯大。在新的社會力量的孕育下，首先發生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這些促進社會進步的思想解放運動；接著發生了建立全新的政治經濟制度的革命變革。到了現代經濟發展階段，技術專業人員和經營專業人員的作用變得不可或缺，而且人數也越來越多。新中等階層成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會和諧的中堅力量。目前中國也進入了這個過程。主要由專業人員組成的新中等階層，包括各類科研人員和學校教師、工程技術人員和技工、中高層經理人員和一般公司職員、醫護人員以及政府等公共機構的職員的隊伍正在迅速壯大。雖然我國新中等階層的利益自覺和公民意識都還有待提高，但他們是工薪階層中更多地具有現代文化技術知識的部分，他們追求的是經濟生活和政治環境的穩定改善，他們和社會弱勢群體有著共同的利益，因而是建設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中國完全可以依靠、也必須依靠的力量。

F. 《吳敬璉傳》txt全集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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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的80年激盪人生，吳曉波的深情之筆描繪一個經濟學家的肖像
追溯影響共和國經濟史的重大經濟爭論，梳理一個國家走來的坎坷歷程
2010年1月24日，在吳敬璉80大壽之際，一次絕無僅有的歷史回眸
2010年1月24日是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的80大壽，這位歷經風雲際會的傳奇人物身上存放著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基因。而由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傾力而作的《吳敬璉傳》適時出版，用深切之筆，描繪了這位最值得敬重的經濟學家的一生。據吳曉波稱，為創作此書，他與吳敬璉6次深談，每次均在3個小時以上，並用攝像機全程拍攝記錄，是一次全景式的歷史梳理。盡管當時吳敬璉已近80高齡，仍然以旺盛的精力完成了這場考驗精力與體力的訪談與寫作。
在當代中國的改革史上，吳敬璉是經濟學家中成就最大的人之一，他達到了他那個專業領域里可能達到的濟世高度。他幾乎參與了1978年之後所有重要的經濟改革論戰，尤其自80年代中期後，他是多場論戰的主角；這些論戰主題涵蓋了眾多的改革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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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為什麼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吳敬璉功不可沒

黨的「十四大」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

談起這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功不可沒。

早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圍繞著改革的目標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的問題，中國思想理論界一直存在激烈爭論。吳敬璉在1982年，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具有商品經濟的屬性。

1984年7月，吳敬璉參加了由經濟學家馬洪牽頭的《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再思考》意見書的寫作，為商品經濟「正名」成功，給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確定商品經濟的改革目標鋪平了道路。

那是1991年冬天，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召開中央各部門研究人員座談會，以吳敬璉為首的幾位經濟學家以各種方式，反駁了當時甚囂塵上的開倒車論調，捍衛了改革的市場方向。

在同年底，吳敬璉與學生劉吉瑞合著的《論競爭性市場體制》在冒著風險、遭到多家出版社婉拒的情況下，由中國財政出版社出版，明確提出改革應以市場為取向這一觀點。這本書後來並被評選為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10本經濟學著作之一。

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巡講話，使吳敬璉和他的主張正式走向前台。這年4月，吳敬璉向中央領導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法的建議被採納。

H. 吳敬璉最新撰文是什麼

中國向何處去

中國是向少數人專制和大眾貧困的舊體制復歸，還是走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國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追求民富國強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時也面臨嚴峻挑戰。
從經濟生活的表層看，現在最突出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的問題日益突出。爆發性的環境危機在各地不斷發生，有些地方甚至不再具備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另一個問題則是社會環境惡化，其中最嚴重的是尋租腐敗蔓延和貧富差距擴大。
從經濟生活的深層結構看，主要是內外兩個方面的失衡。內部失衡主要表現為投資和消費的失衡——投資過度膨脹和消費在GDP中的份額不斷下降，使投資和消費的比例大大偏離了正常狀態。這樣就造成了諸如產能過剩、最終需求不足、群眾生活水平提高過慢、收入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現，則是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的雙順差以及外匯存底的大量增加。這造成中國和貿易夥伴國之間的摩擦加劇，本國的貿易條件變差，出口產品賤賣，還搭上了我們自己的資源和環境。
經濟結構內外失衡的宏觀經濟後果是：貨幣供應過量、流動性泛濫、資產泡沫生成和通貨膨脹壓力增加，等等。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使形勢一度十分嚴峻。經過一年多來「擴需求，保增長」的巨大努力，雖然GDP增速回升，但是上述結構問題依然存在，並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進一步追問原因，我們會發現，根源在於不徹底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在保持國有經濟原有地位和行政主導大體不變的條件下，實行了一系列變通性制度安排。這雖然造就了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但它們並沒有及時地被更加正式的法治體制和市場體製取代，而是逐漸固化為一種國家主導型的重商主義式體制。可以說，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步履維艱，結構失衡難以解決，尋租腐敗猖獗，貧富差距拉大，是這一體制的必然結果。
最令人憂慮的是，在這種情況下，改革動力不足。一方面，一些從行政壟斷和權力尋租活動中得益的人們，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既有可能打著「為民請命」的旗號，阻礙改革進程，也有可能假借「改革」的名義，強化行政權力的控制和腐敗尋租的空間。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前舊體制的支持者利用公眾對腐敗、貧富分化等的不滿情緒，用民粹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的言說轉移目標，把民眾的情緒引到反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上去。
於是，向我們再次提出中國向何處去——是向少數人專制和大眾貧困的舊體制復歸，還是走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國家的大問題

I. 吳敬璉的中國夢

與80後談中國夢
在2013年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三屆年會上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跟80後們作了一次小范圍的溝通，相信吳老的很多觀點會對80後一代的成長有很多啟發。吳老說我不太覺得中國夢是一個新的問題，「中國夢」能夠實現的可能性，十八大給了我們希望。
吳老說：中國夢你可以把它概括為一些基本的元素。基本元素可能是大多數的中國人，特別是一些有見識的中國人共同的。它表現在194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那裡提到：獨立、自由、民主、統一。這好像是大多數中國人所具有的中國夢。雖然有黨派的區別，但是實際上也許當時主要兩個中國政黨，他們自稱都是代表著這樣的中國夢。在1949年以後實際上也是一些基本的元素，還是大多數人具有的。只不過在前三十年，達到時下中國夢，他走的路徑和後三十年有區別。前三十年希望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建立一個計劃經濟，實現工業化，通過所謂社會主義工業化路線來實現中國夢。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覺得這條道路是實踐不了的。所以就有了新的實現中國夢的途徑。當然為了實現一個強大、富強、獨立的中國，它在前三十年要經過一個道路，經過一個道路是東方國家普遍都認可的，就是所謂的威權發展主義這么一條道路。威權主義非常有權威的政府，在他的統帥全國人民的努力下實現。發展主義，就是一切工作目標就是為了發展。在威權發展主義下實現。結果發現不行。還是要有一個市場經濟。中國夢到了世紀之交有幾個要點，有人把它叫做富強，還有人叫做富裕，民主文明，後來加了和諧。到十八次代表大會，又加了二十四個字又加了一些元素。比如說自由。所以我不覺得這是一個新的東西，特別是對我們這一代人，也許對於我們父兄那一代人都不是新的東西。但是十八次代表大會給人一種希望，它的可及性有了新的目標。特別是80年代改革以後，我們向這個目標前進的很快。但是又發生了新的問題。這個新的問題發生，它是這樣的。大概在了這個世紀之交，原來上個世紀就有的矛盾尖銳化。它主要的從經濟范圍的表現是資源的耗竭，資源用的太多，國內的資源就不夠用了。像很重要的資源石油，石油大部分靠進口，還有鐵礦石等等。第二就是環境破壞。像霧霾這樣的問題，環境不適合人類生存了。另外在社會方面最突出的問題就是腐敗。跟腐敗相關的一個問題，比如說貧富差距拉大。這個問題發生在什麼地方呢？對於這些矛盾從何而來，有不同的解釋。一種解釋，像我們這些人的解釋是說因為我們的改革來到了。特別到本世紀初改革放慢了，甚至出現了停滯，所以這些矛盾越來越尖銳。還有一種完全相反的說法，就是因為市場化的改革造成的。而且十八大前一年左右吧，也許後一種觀點佔了上風，於是就發生了一些領域的改革不但停滯而且是倒退。比如說在一些重要產業中的國進民退，還有法制受到了破壞。司法公正我們已經取得的一些成就喪失了。我們建立法制國家是黨的十五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十六次代表大會作為進一步地推進。從我們的司法部門也做了一些改進。但是你看，從重慶這樣的事例來看，三長聯合辦案，都是公安局長、檢察長和法院院長一塊聯合辦案，三者是互相監督的。他聯合辦案，先就定了這個人是什麼罪，未審先定罪。我們這些年來，我們做的建立法制國家，做的好多工作雖然沒有到位，但是真是有很多的進步，這些進步都一掃而光。所以在十八次代表大會前的一年左右有很熱烈的討論。一方面在討論中，人們認識真理的人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出現了一些事件。這些事件都說明，如果背離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的方向，它是絕不會有好結果的。不管從純的經濟方面來說，還是從社會政治方面。應該說在十八大前一年認識上有很大的提高。因為十八次代表大會它到底往哪裡走，這一點應該說它是明確做主流判斷就是要堅持市場改革這個方向的。另外在建立法制國家和提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方面的要求。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夢」能夠實現的可能性，十八大給了我們希望。可是這是不是能夠實現還是需要大家的努力。
2013年3月16日，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出席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論壇，並發表「中國怎樣重啟改革」演講。

J. 吳敬璉：中國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資料圖）吳敬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中國未來發展的主線
目前對於什麼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為什麼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眾說紛紜。近代以來，各國經濟增長模式可以區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主要靠資源投入（包括投資和勞動力投 入）驅動的增長，另一種是靠效率提高驅動的增長，也稱為現代經濟增長模式或集約型增長模式。轉變增長模式或者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容，就是從前一種增長模式轉變為現代經濟增長模式。
資源枯竭、 環境破壞，腐敗蔓延、貧富分化，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
1994年實施人民幣深度貶值和匯率並軌，支持了出口貿易的大發展，一方面使得 我們維持了1990年代以來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
外匯結余不斷累積，中央銀行為維持匯率穩定，發行大量貨幣來購買外匯。貨幣超發的後續效應顯現，通貨膨 脹壓力增加和房地產等資產泡沫成為宏觀經濟的常態。
中國經濟出現的上述問題，在本世紀已經表現得相當突出。且不說股市和房地產市場泡沫的形成，即使滯後期較長的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也從2007年第4季度起迅速升高，中國政府不得不從2008年2季度起採取緊縮政策，防止惡性通貨膨脹的爆發。很快，又遭遇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2009年，政府採取了注入海量投資和貸款的措施來「保8」。2011年通貨膨脹再次抬頭和再次實施緊縮 政策。
今年以來GDP增速下滑超出預料。現在許多人呼籲中央銀行降低利率，來阻止增長率下滑。其實正像我在兩年前已經說過的那樣，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已經陷入了既不能「緊」又不能「松」的兩難困境。
只能採取標本兼治的「兩手對策」，一方面採取穩健靈活的短期政策（財政和貨幣政策），維持宏觀經濟不致發生嚴重通脹或經濟崩盤；另一方面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決長期發展的問題，即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上。
中國宏觀經濟出現的問題，與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十分相似。日本、韓國、台灣、馬來西亞等東亞經濟體通過投資拉動和出口導向，曾經取得了二十來年高速增長的優良成績，但在長期執行出口導向型政策後，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了宏觀經濟大問題。在危機發生後，東亞各經濟體表現各異。其中，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雖然受到比較嚴重的沖擊，但是他們一方面通過短期政策來穩定宏觀經濟，一方面採取了堅決的改革措施，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率。現在韓國企業的競爭力和技術創新都達到了世界級水平。
這幾年中國的中央銀行和財政部門盡其所能，採取靈活的宏觀經濟政策保持經濟穩定，相當不容易。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短期穩定政策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經濟經常處在非常緊張的狀態，稍有閃失就會出現像日本一樣的泡沫破裂的大危機。而日本1990年泡沫爆破時已經是一個高收入的發達國家了，中國的底子還很薄，人民平均生活水平還很低，一 旦出事，後果不堪設想。所以，
根本的出路還在於是解決增長模式的問題
，或者如「十二五」規劃講的，「確保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進展」。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主要障礙
（至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結果並不理想）首先，是因為存在
認識方面的障礙
。在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幾乎全部都是由大規模的投資支撐的，因為按照斯大林欽定的「馬克思主義再生產基本原理」，積累（投資）是擴大再生產即經濟增長的「唯一來源」。
雖然每一次增長的「大躍進」，都帶來了大災難，但直到現在，許多人仍然認為大規模投資支持GDP高速增長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原理」。
其次，是因為存在
體制方面的障礙
。在討論「十二五」規劃的時候，曾經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遇到的體制性障礙，歸納為四條：第一，政府保持著對一些重要資源（如土地、銀行信貸）的配置權利。第二，GDP增長作為幹部業績主要的標准。這兩條加在一起，使得各級政府官員努力運用掌握資源的能力營造GDP增長政績。第三，現行財稅體制使各級政府官員必須去追求GDP。從財政收入看，一半的財政收入是來自生產型增值稅，而生產型增值稅的增長又在很大程度依賴於物質生產部門GDP的增長；從財政支出來看，很多應該由中央支出的責任（在中國叫做「事權」）都下放給了地方政府，各地地方政府必須努力籌錢才能夠承擔起他的支出責任。結果，地方政府必須努力提高GDP的增長速度。第四，從計劃經濟沿襲下來的生產定價制度通常人為壓低生產要素價格， 助長了浪費資源、破壞環境的行為。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在提高效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除投資外，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增長還得益於以下因素：改革開放解放了民間創業的積極性；改革推動的城市化使大量原來低效利用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得到更有效率的運用；通過對外開放和引進國外先進裝備和技術，迅速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提高了生產效率。
這種情況，可以概括為資源投入和效率提高雙重驅動，其中效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20%左右。與改革開放前的情況相比較，這自然是很大的進步。但是我們也要認識到：這種進步是有局限性的，而且效率提高的某些源泉，正在走向枯竭和消失，必須找到新的增長源泉，才能保持經濟增長的好勢頭。
通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製造業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大大縮小了。然而，當中國產業的技術水平愈是接近外國產業技術的一般水平，中國企業靠進外國裝備和技術實現所謂「適應性創新」的空間就愈小。如果不能靠原創性的創新跟上世界上你追我趕進行創新的步伐，中國企業就無法保持自己的發展勢頭。
改革開放以來效率提高的另外一個因素，即勞動和土地資源由於產業結構轉換帶來的效率提高，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就以勞動力從低效產業到高效產業的轉移，即獲得所謂「人口紅利」 而論，由於農村富餘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局面正在消失，要繼續通過農村富餘勞動力向城市工商業轉移來提高效率的潛力已經不大。而且，隨著勞動力供應趨緊和勞動者工資的提高，簡單加工業的低工資成本優勢也將風光不再。
總之，我們已經不能指望繼續沿用前30年的老辦法來提高經濟效率了。據一些經濟學家報告，近年來效率提高對於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升反降，就是上述問題已經出現的明證。在中等收入的發展水平上，如果找不到新的推動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我們就可能會掉進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