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股份制改革在國企改革中的意義
商銀行的股份制改革方案固然不能立竿見影地改善其財務報表，在短期內吸引新股東和上市，但工行方案顯然更有助於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態、避免本末倒置的操作、防範可能的道德風險，長遠而言，這很可能是一個比一年前的中、建兩行股改方案更成熟的方案
4月21日，新華社公布了經國務院批准後的工商銀行股份制改革方案，其主要內容是：按照國家支持與自身努力相結合，改革與管理、發展並重的原則，穩步推進整體改制工作。通過運用外匯儲備150億美元補充資本金，使核心資本充足率達到6％，通過發行次級債補充附屬資本，使資本充足率超過8％。
國務院同時對工行的改革提出了三點要求：實行更加嚴格的外部監管和考核，確保國家資本金的安全並獲得合理回報；建立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加快內部改革，全面加強風險控制；在處置不良資產時，要嚴肅追究銀行內部有關人員的責任，嚴厲打擊逃廢銀行債務的不法行為。
方案公布後，評論的焦點多集中於注資規模。由於工行的資產幾乎是中行和建行的總和，而後二者在去年初分獲225億美元注資，因此市場普遍預期工行的注資將在300億美元以上，如今工行只獲150億注資，不免讓市場觀察人士大跌眼鏡。
數字的變化映射出決策層關注點的變化。一年前，中、建兩行的注資模式是：財政部對兩行的所有者權益全部用來沖抵兩行的損失類貸款，中央匯金公司再另行注資225億美元作為資本金。這意味著原來的單一股東財政部退出股東行列，而匯金成為新的單一股東和股權多元化的對象。
此種設計，一次性將中、建兩行的損失類貸款清零，再繼之以對可疑類貸款的再度剝離和發行次級債補充附屬資本，兩行的不良貸款率如過山車般下滑，整體財務報表也隨即容光煥發。
這對於兩行吸納新股東和上市意義重大，醜女變成靚女是出嫁的前提，獲得的嫁妝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語。
問題在於，銀行改革的目標到底是什麼？財務重組－股份制改造－上市的改革三步曲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本身？
就改革設計者而言，答案當然是清楚的，去年1月注資中、建時，國務院明確宣布：加快深化內部改革，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結構，轉換經營機制，是這次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的關鍵。本次注資工行，國務院再次重申：改革的核心任務是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和現代公司治理結構。
但在實踐中，公司管理層對公司治理結構的重視遠遜於對財務重組和股改上市的傾心，這不免給人以本末倒置之感。張恩照因「個人原因」辭職後，《財經》雜志對建設銀行一年多來的公司治理情況做了比較詳細的報道，讀後著實令人唏噓。這里僅舉一條——從去年9月建設銀行股份公司成立後到今年3月張恩照去職，公司只開過三次董事會，而黨委會卻開會多達幾十次，因為建行明文規定董事會要向黨委會匯報，實際運行中則是所有事情都在黨委會研究確定，專職董事均不是黨委成員，對重大事項的決策一無所知。
去年9月建行股份公司成立時，人們對該公司的公司治理頗多期望，對當時兩名獨立董事（一為資深金融學者、一為外籍金融名宿）的作用也寄予想像，但現在看來，建行在建立公司治理結構方面總體而言步子邁得似乎還不夠大，正如中、建、工三大國有銀行的控股股東中央匯金公司總經理謝平所言，張恩照事件暴露的並不是簡單的個人操守問題。
其實，財務重組－股份制改造－上市的銀行改革思路本身亦有值得檢討的地方，通過引入海外戰略投資人和上市來倒逼國有銀行改革的想法現實性究竟如何，亦需重新考量。事實上，在國有銀行改革三步走戰略啟動之前，這種倒逼思路已經在電信、石油等壟斷行業實踐，但是中移動、聯通、中石油、中石化等壟斷巨頭上市經年，其公司治理到底改善了多少，相信市場人士心中自有判斷。去年12月的中航油事件，去年10月三大電信運營商的「閃電互換」事件，顯現出的不僅是海外上市國企公司治理結構的蒼白，而且引起了人們對公司治理結構等問題的廣泛爭議。而此前的移動資費事件、BP清空中石油股票事件，則說明境外投資者，無論是散戶還是所謂的「戰略投資者」，看中的其實都是上市國企及其所在行業的壟斷利潤，對國企的公司治理結構是否完善，看來他們不是不感興趣就是有心無力（因為持股太少）。
從以上背景出發來審視工商銀行的股份制改革方案，我們感到決策層對金融改革的規律性已有了較深入的把握。為什麼注資金額是150億而不是300億美元或者更多？因為決策層意識到財務重組和上市只是手段，目的是建立以規范的產權制度和公司治理結構為特徵的現代金融企業。由是，工商銀行的損失類貸款並不像中、建兩行那樣由公共資金沖消，而是由工行自身的經營利潤逐步核銷，政府的注資只是幫助其把資本充足率提高到巴塞爾協議規定的8％的及格線。這樣一個方案，固然不能立竿見影地改善工行的財務報表，在短期內吸引新股東和上市，但顯然有助於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態、避免本末倒置的操作，防範可能的道德風險，長遠而言，這很可能是一個比一年前的中、建兩行股改方案更成熟的方案。
工行方案與中、建方案的另一個不同是財政部的角色變化。注資工行後，財政部由單一股東變為與匯金公司各持50％股份，共同影響工行此後的命運，而注資中、建後，財政部股權清零，匯金成為兩行的單一股東，此後的股改由匯金操持。
以上變化意味著什麼？由於目前披露的信息實在有限，我們無法對此作出更多解讀，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工行是擁有中國金融資產總和近1／5的國內最大的金融機構，決策層對工行的改革將比中、建兩行更加謹慎。
當然，市場對150億美元的注資金額和工行股改方案有著多種版本的解讀，我們也並不排除政府再度注資的可能性，但無論如何，財務重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1998年以來的實踐表明，中國銀行體系和金融體系再造的成功與否，決定性的力量只能來自內部，而最需要解決的內部問題，就是銀行高管的身份認知問題。銀行家和政府官員遵循的完全是兩套規則，如果銀行的每一個高級管理人員都要由政府來任命的話，現代公司治理結構恐怕就永遠只是一個夢想。這也是張恩照事件最值得吸取的教訓。
『貳』 金融危機環境下中小企業有那些機會
2005年到2008年期間，整個市場環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個產業的變化就是外資開始進入，特別是外資品牌企業開始重拳出擊，去並購大量的中國企業。另外，隨著一些內資企業的崛起，也成為並購的另一部分主體。
目前，並購市場上外資所佔份額相對高很多，而且近期國家商務部開始鼓勵外資以「並購」方式進入中國市場，這是外商投資的新趨勢。
這種並購將是中國產業發展的重要趨勢，因為，在金融變局的情況之下，尤其在我國進入高成本運營通道的背景之下，企業的成本都在上升，而銷售價格卻無法輕松地提高，這就使得企業的利潤被攤薄、被吞噬。當企業的成本上升、利潤被壓制的時候，往往就是並購行為大幅度增加的時候，這時候，任何一個企業都可能更為關注規模效應。在過去的兩三年當中，中國的並購行為較之過去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就是因為有著這樣的經濟背景。
作為我們中國的企業，如果選擇了被並購，那麼，我們唯一考慮的就是以合適的價格，實現企業價值。這是一個變現的過程，企業家不要覺得就是把公司賣了，不情願。我們通過把公司進行股份的轉讓，拿回寶貴的資金去投身到新的產業發展之中，其實是更重要的戰略抉擇。「五次創業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所以，對於公司並購，企業家要有寬闊的胸懷，只要不是事關國家經濟命脈的核心產業，並購是企業發展的重要模式之一。
以食品行業為例，山東有一家民營餅干企業——正航食品有限公司，擁有1800名員工，9條生產線，年產量大概在11萬噸左右，產能是達能的兩倍，是華北地區主要的餅干生產商之一。但是，由於品牌低端，這家企業的總銷售額卻只有達能的30％。這家企業當時的總資產是1至5億元人民幣，凈資產 6000萬元，還有9000萬元負債。這也意味著，企業經營中由於負債而要支付的利息費用很高，經營利潤的很大一部分都被財務費用吃掉了。由於原材料和經營成本上升非常快，終端價格也無法提高，導致經營中的獲利非常有限，處於苦苦支撐的狀態。
這時，達能主動提出來要收購這家企業，以擴大生產能力。達能的收購條件很簡單：按照凈資產價值對企業估值，支付4200萬元現金，並償還所有負債，收購企業70％的股權，實現控股並主導管理。這時候，這個企業應該如何決策？
從本質上講，賣和不賣是一項決策問題，但是怎麼賣是一個藝術問題。如果決定了要賣，那麼，餘下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對資產進行定價了。
但是，很多民營企業對這個方面的認識是非常陌生的，往往被外資以很低的價格買走，這對中國企業是不利的。形象地說，並購談判通常有三種談法。
第一種談法稱之為「談結果」。就是對價格討價還價，這是比較低級的一種談判方式，結果也不會太好。
第二種談法是「談過程」。重心在於如何對企業資產進行估值，就賬面資產的估值方式進行明確。
第三種談法是「談前提」。就是選定更有利的估值方法，例如，按照企業未來現金流量折現的估值，或者通過對行業內市場的公允評價進行重估。
更重要的是不能在一棵樹上弔死，應同時主動跟產業內有並購可能的多家企業展開談判，來估出一個大致合理的價格範圍。
正航食品有限公司正是採用了「談前提」的形式，並且與達能、卡夫等多家企業展開並購談判，最後被另一個全球食品行業巨頭家樂氏並購，資產的估值定價較之達能慣用的凈資產模式更為合理。
中國的民營企業在金融變局的經濟環境下，尤其是信貸緊縮的環境裡面，應該做好被並購的思想准備，積累足夠的金融談判意識和能力，甚至主動去尋求被並購。在並購中，盡量考慮一部分換股方式，不要只是拿回現金，因為通過換股可以分享未來公司發展或上市的更大收益。如果我們不做必要的准備，結果可能就會出現溫水煮青蛙的狀態，等到有一天你的成本已經支撐不住了，因為環境變化造成資金鏈緊張，各種融資渠道又被堵死的時候，企業可能就會面臨猝死的危險局面，那時，就不會有人來並購了，或者並購價格會極低。因為，到了那一步，你已經不可能擁有談判的主動權了。
與龍頭企業建立聯盟
企業的第二種產業出路是建立聯盟，成為產業鏈中龍頭企業的配套企業，並努力形成戰略互動。這來源於對自己的產業定位，如果將龍頭企業定位為開發區產業集群中的主要推動力，與之配套就是將自身定位為輔助推動力。
這種模式下，通過質量、效率與服務的競爭，成為龍頭企業的主要上下游配套資源，除了會獲得更加穩定和健康的發展，也會使自身抵禦風險的能力大大增強。而在不同的產業集群中，與大型國企組成戰略聯盟是一種最佳定位。
中央政府所管理的工業現代化的基本骨架，一個是特大型的重點國有企業，集中在能源、資源領域和關繫到國計民生的重點行業里，主要用於對經濟領域中主要的、重要的生產要素的價格實施有計劃的控制，以保證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平穩，不出現惡性的通貨膨脹和嚴重的居民常用消費品短缺。因此，可以簡單地理解為，中央對經濟的功能既有發展，也具有保障功能。
未來中國國有企業整體實力不會弱化，只會強化，整體數量會大幅減少，但個體實力將迅速增強，中國出現世界級企業或企業集團短期內最大的機會還是「國家隊」。
按照世界級企業發展的規律，其所形成的「群居價值鏈」是其核心競爭力。因此，中國的「國家隊」也將越來越快地改變過去「小而全」的傳統模式，逐步走向「群居價值鏈」，帶動一大批中小企業在研發、設計、分銷、零售、服務各個環節進行配套服務。由此，成為「國家隊」的供應商、服務商等配套模式，將形成巨大的商機。
如果說「國家隊」大型企業是航空母艦，那麼它也需要大量的驅逐艦、預警機進行輔佐與支援，所以，中小企業的配套服務能力對於提升「國家隊」的全球作戰能力也至關重要。
這里要打破兩個誤區，一個誤區是覺得配套服務不上檔次，另一個誤區是把配套服務的核心能力設定為請客吃飯拉關系。其實，配套服務是一個專業領域，在很多情形下甚至是高科技，因為能夠為世界級企業提供配套服務已經是很高水準的表現了。
因此，戰略聯盟關鍵能力在於如何通過專業能力與快速反應能力，與「國家隊」形成戰略層面的互動能力，靠請客吃飯拉關系的時代早晚要結束。
搭建自主生態系統
企業依靠自己的能力創建強勢品牌，搭建自主生態系統，無疑註定是一條最為艱辛的出路，但也註定是一條價值最大化的出路。在金融變局的時代里，意味著更多的「危」與「機」，如何充分地把握住每一個難得的歷史契機做到始終領先一步，是選擇這條道路成敗的關鍵。
即使在受到人民幣升值沖擊最大的服裝產業，我們也依然能看到李寧集團、安踏集團等成功案例。安踏的成長歷史其實是中國服裝產業演進的歷史縮影，也是中國服裝產業生死轉型的成功模式之一。
1983年，國際巨頭耐克公司在晉江設立工廠，生產運動鞋，並開始開拓中國市場，這也迅速帶動了晉江的製鞋產業。到了20世紀90年代，晉江幾乎家家做鞋，人人做鞋。1993年，整個晉江有大小鞋廠3000家左右。但隨之而來的是快速發展的危機。由於製鞋企業良莠不齊，很快晉江鞋業出現質量危機，甚至出現了所謂的「星期鞋」，鞋子穿一個星期就壞了。晉江鞋業信譽嚴重受損，剛剛打開的內需市場漸漸地拋棄了晉江的製鞋企業。這時候，大家將目光紛紛轉向國外產品代工和貼牌出口。
安踏本來也是這些企業中的一員，而且是較小的一員。1997年的金融危機，使安踏認識到出口代工的模式存在巨大隱患，而中國企業的真正立足點還是在內需市場，於是，安踏開始大力度地建立全國營銷渠道。
1999年，安踏的渠道建設達到一個較為廣泛和穩定的程度後，開始了大范圍的全國性品牌宣傳，邀請當時的著名乒乓球運動員孔令輝作為形象代言人。這一舉措取得了不俗的成績，2000年，安踏的營業額突破3億元，是1999年的6倍。
這時，安踏將重心投向了國內渠道的強化與提升，通過優勝劣汰的方式優化渠道結構，並從單一的運動鞋產品擴展為全面的體育裝備產業中。此時的安踏又將戰略重心開始轉向研發，並開始開拓國際新興市場。品牌專賣店遍布東歐、亞洲各國，甚至已經成為俄羅斯市場第一運動服裝品牌。
2007年，安踏在獲得了中國巨星姚明所在美國NBA休斯敦火箭隊老闆亞歷山大的3000萬美元戰略投資後，於同年10月在香港證交所成功上市。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年是初級加工製造出口型企業最困難的一年，大量的企業開始轉產甚至倒閉。
安踏通過自我滾動發展模式搭建一個產業生態系統，同時，在自主品牌建設過程中，採用資本整合方式也是極為重要的模式，這也是中國企業非常薄弱的方面。資本整合也是一種重要的搭建生態系統的方式。
通過資本整合，一方面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產業的整體能力。如果我們把企業比喻為一個碎片，那麼，這個碎片的價值和能力都很有限，當風暴來臨的時候，就會被吹走。而初級的整合就是將這些碎片凝聚成一塊磚頭，或者一塊瓦片，使企業的價值得到質的提升。最高級的整合就是將這些磚頭瓦塊搭建成一棟房屋，一座宮殿，從而實現價值飛躍，而且能夠遮風擋雨，抵禦各類重大的金融風險。
所謂藝高人膽大、獨闖虎穴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新時代的高手都是「群居價值鏈」，價值鏈之間的競爭代替了某個企業之間的局部競爭，長期競爭代替了短期競爭。合並是戰略性聯盟的極致表現，雙方的關聯性是如此之重要，雙方資源的連接性是如此之重要，以至於雙方必須在最高層面——資本層面展開深度合作。
中國企業在國外不敢漲價，因為國內同行都處在惡性競爭的環境之中，不僅大家都沒有利潤，而且都沒有技術研發、品牌塑造的持續資金，這樣的股東價值絕對有限，而且在國外還到處被「低價傾銷」所詬病。如此惡性循環實在是令人扼腕，中國企業為什麼不試著通過各種層次、各種方式的「聯合」來改變這種被動局面呢？不要說這不可能，這是一件必須做的事情，只是身處其中之人還沒想到解決方案，還沒有英雄出來挑頭。
企業無論是循序漸進的自我滾動發展，還是依靠聯合的力量實現飛躍，要建立自己的品牌，一定不是單靠自身的能力就可以完成的，一定要依靠包括上下游的供應商和經銷商共同去實現，也就是說，在發展品牌的同時，一定也「要」發展自己的生態系統。在這里，品牌企業就是龍頭，就是生態系統的核心，它有責任去維護整個系統的利益，也必須去維護這個系統的穩定，當然也要擔負起對這個系統的管理
『叄』 中國領銜「清空美債」 央行何時再買入
美元越是強勢，全球拋售美債所謂全球最安全資產的速度就越快！而這也將成為放在耶倫眼前最頭痛的問題。
美國財政部最新發布的國際流動性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11月底的12個月內，海外央行累計拋售美債規模達到4050億美元，再次刷新歷史記錄。而截至10月底的12個月內，累計拋售的美債規模為4030億美元。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不僅僅是中國，全球各央行、主權財富基金、基金經理以及其他持有美債的官方機構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拋售美債。
中國領銜「清空美債」
雖然11月日本減持了230億美元的美債，為連續4個月賣出，但這次減持潮中要數中國拋售的力度最大，中國已經連續六個月減持美債，去年10月中國所持美債規模下降了413億美元，成最大拋售者，而日本則自去年4月份以來首次反超中國，成為各大媒體口中的「美國頭號債主」。
而11月，中國美債環比減少664億美元，降至6年半最低水平1.0493萬億美元，減持規模環比增長60%，降幅為2011年12月以來最大，日本連續兩個月超過中國，繼續保持美國海外最大債主的身份。
『肆』 美國一共打敗過幾個國家
獨立戰爭 擊敗英國
美墨戰爭 擊敗墨西哥
美西戰爭 擊敗西班牙
第一次世界大戰 和協約國一起擊敗同盟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 和盟國一起擊敗法西斯
朝鮮戰爭 敗給中國
越南戰爭 敗給越南
後面還有 格瑞那達 巴拿馬 索馬里 阿富汗 伊拉克 南斯拉夫
可以所美軍自建國至今唯一在朝鮮和越南敗北,在朝鮮直接面對中國志願軍.在越南著面對著受到中國援助及訓練的越南
『伍』 如果有天中國忍受不住美國的欺負起沖突，我們的巨額外匯儲備會被歐美日取消歸零嗎
亳無疑義，一旦與美國形成武力沖突，巨額外匯儲備歸零不奇怪。伊拉克、阿富汗、特別最近利比亞是明鑒。如果不會，那是因為中國的逐步強大，美國不敢武力叫板。因為美國與中國真正形成和發生武力沖突的後果，雙方智力集團人物都要惦量輸贏的後果，誰輸了必然承擔全部損失唄！二戰以後，美國在中國家門口（朝鮮、越南）挑起兩場實際與中國武力叫板的戰爭，都沒有討到便宜。現在兩國要人飛來飛去大談戰略關系就是要明白這個理。中國目前是要在和平環境中搶時間發展經濟，美國再耀武揚威，也不會主動去與它發生武力沖突；但一旦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也會把外匯儲備歸零的利弊考慮進去的。總之，中國越強大就不可能歸零。當然，金融海嘯也可能讓部分外匯儲備歸零，那有個操盤問題，與你的提問有區別，那是另一個范疇。
『陸』 對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的看法
2007年底以來，美國次貸危機爆發，逐步演變為金融危機並向國外擴散。特別是今年9月份以來，國際金融形勢急劇惡化，迅速演變成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又迅速影響實體經濟，全球性經濟衰退的風險明顯增大。如何迅速遏止金融危機、迅速遏制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是當前世界各國的頭等大事和一致行動。
【關鍵詞】金融危機 次級貸 金融創新 CDS 金融監管 中國經濟影響
一、美國金融危機的內在原因
美國金融危機的出現有其必然原因。從本質上看，是美國低儲蓄、高消費的發展模式問題，從體制機制方面看，金融疏於監管，存在六個環節上的重弊。
（一）次級房地產按揭貸款。
按照國際慣例，購房按揭貸款是20%—30%的首付然後按月還本付息。但美國為了刺激房地產消費，在過去10年裡購房實行「零首付」，半年內不用還本付息，5年內只付息不還本，甚至允許購房者將房價增值部分再次向銀行抵押貸款。這個世界上最浪漫的購房按揭貸款制度，讓美國人超前消費、超能力消費，窮人都住上大房子，造就了美國經濟輝煌的十年。但這輝煌背後就潛伏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及關聯的壞賬隱患。
（二）房貸證券化。
出於流動性和分散風險的考慮，美國的銀行金融機構將購房按揭貸款包括次級按揭貸款打包證券化，通過投資銀行賣給社會投資者。巨大的房地產泡沫就轉嫁到資本市場，並進一步轉嫁到全社會投資者——股民、企業以及全球各種銀行和機構投資者。
（三）第三個環節，投資銀行的異化。
投資銀行本是金融中介，但美國的投資銀行為房貸證券化交易的巨額利潤所惑而角色異化。在通過承銷債券賺取中介費用的同時，大舉買賣次級債券獲取收益。形象地說，是從賭場的發牌者變為賭徒甚至莊家。角色的異化不僅使中介者失去公正，也將自己拖入泥潭不能自拔。
（四）金融杠桿率過高。
金融市場要穩定，金融杠桿率一定要合理。美國金融機構片面追逐利潤過度擴張，用極小比例的自有資金通過大量負債實現規模擴張，杠桿率高達1:20—30甚至1:40—50。在過去的5年裡，美國金融機構以這個過高過大的杠桿率，炮製了一個巨大的市場和虛假的繁榮。比如雷曼兄弟就用40億美元自有資金，形成2000億美元左右的債券投資。
（五）信用違約掉期（CDS）。
美國的金融投資杠桿率能達到1:40—50，是因為CDS制度的存在，信用保險機構為這些風險巨大的融資活動提供擔保。若融資方出現資金問題，由提供保險的機構賠付。但是，在沒有發生違約行為時，保險機構除了得到風險補償外，還可將CDS在市場公開出售。由此形成一個巨大的規模超過33萬億美元的CDS市場。CDS的出現，在規避局部風險的同時卻增大金融整體風險，使分散的可控制的違約風險向信用保險機構集中，變成高度集中的不可控制的風險。
（六）對沖基金缺乏監管。
以上五個環節相互作用，已經形成美國金融危機的源頭，而「追漲殺跌」的對沖基金又加速危機的發酵爆發。美國有大量缺乏政府監管的對沖基金，當美國經濟快速發展時，對沖基金大肆做多大宗商品市場，比如把石油推上147美元的天價；次貸危機爆發後，對沖基金又瘋狂做空美國股市，加速整個系統的崩盤。
這六大環節一環扣一環，形成美國金融泡沫的螺旋體和生長鏈。其中一環的破滅，就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最終演變成今天美國乃至世界的金融危機。
二、走出危機需要三階段統籌
2009年是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關鍵一年。遏制危機並早日走出困境，必須標本兼治、遠近結合。當前燃眉之急是解決美國2萬億美元的金融壞賬，中期是防止金融危機變成經濟危機，遠期是建立新的世界貨幣體系。
（一）當前措施：三招救市
這三招，一是股權重組，增資擴股；二是壞賬打包、切割剝離；三是注入資金，解決流動性。首先，政府對陷入危機的金融機構進行重組，增資擴股。比如美國把「兩房」國有化，把私有企業變成了國有控股的企業。其次，把銀行的壞賬剝離，打包放在一邊，銀行復甦後贖回資金，如果銀行倒閉了，由政府埋單，將壞賬清零。第三，當銀行陷入流動性危機，老百姓擠兌時，注入資金，增加現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擔保，增強社會信心；或者政府出面擔保，讓其他銀行拆借。根據測算，美國大約有2萬億美元壞賬，今年通過採取這三招大體解決了1萬億美元壞賬，明年還將要解決剩下的1萬億美元壞賬。
（二）中期目標：振興實體經濟
如何遏制實體經濟下滑，是全球高度重視和重點解決的問題。解決的辦法，仍然是增加投資、刺激消費、加大出口的三條途徑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目前，各國政府都啟動了增加投資和刺激消費的政策，並且摒棄貿易保護主義而採取共同行動。
在中期，各國政府會採取三個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寬松的貨幣政策，松動銀根，降息、降低准備金率，增加流動性。其次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補助困難企業和困難群體，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增強活力。第三是培育市場主體。抓住目前大批企業減產停產、破產關閉的時機，推進並購重組，推進企業改造發展。作為美國政府，除了啟動投資、消費、出口三大需求，推進產業、企業的結構調整，振興實體經濟之外，還要亡羊補牢，從體制機制上解決滋生金融六個環節弊端的根本問題，健全金融制度。
（三）長期指向：重構國際貨幣體系
1944年形成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以黃金為基礎、以美元作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固定匯率掛鉤，並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價向美國兌換黃金。20世紀50年代後期，隨著美國國際收支趨向惡化，出現全球性「美元過剩」，美國黃金大量外流，美國的黃金儲備不能支撐美元的泛濫。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棄「美元本位制」，實行黃金與美元比價的自由浮動。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日本、加拿大等國宣布實行浮動匯率。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式瓦解後，盡管美元不再承擔兌換黃金的義務，歐元、日元實力日強，但美元的核心地位沒有改變。
美國作為國際貨幣的主要發行者，本應該恪守世界金融制度，增強美元的貨幣責任意識，防止濫用貨幣發行權。但從這幾十年特別是近十來年的實踐看，美國沒有肩負起職責，利益和責任失衡。2005年，美國GDP12.5萬億美元，貸款余額18萬億美元，超過GDP50%，股票市值20萬億美元，超過GDP60%。美國政府欠債超過10萬億美元，人均負債3萬美元。各項金融指標的狂漲意味著大量的泡沫，必將帶來金融動盪。從宏觀上看，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是現有世界貨幣體系的積弊所致。因此，重構適應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貨幣體系是必然趨勢。
怎樣的世界貨幣體系才是合理的？我認為，未來的世界貨幣體系應該是美元、歐元、亞元（以人民幣和日元為主的亞洲貨幣）三大世界主體貨幣三足鼎立的新體系。三大貨幣之間實行相對穩定的浮動匯率，各國貨幣與三大貨幣掛鉤。三大主體貨幣對應的國家應實行「G本位」——以GDP為本位。即GDP與銀行貸款余額、與股市市值、與房地產市值應該大致相當，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保持合理的比例。
三、中國經濟有強大的抗危機能力
目前，世界金融危機對中國也產生了影響，股市、房市回調，沿海加工貿易企業訂單減少，部分企業停產破產關閉，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更加突出。但是，從總體上看，在世界經濟加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國經濟風景尚好。為什麼？中國經濟有六大優勢：
第一，巨額的外匯儲備。目前已有1萬9千億美元外匯儲備，足可抗禦外來風險的沖擊。
第二，傳統的儲蓄美德和較高的儲蓄率。中國老百姓勤勞節儉，有儲蓄的傳統美德。2007年中國居民儲蓄達到17.2億元，儲蓄率達到50%以上。中國政府內債、外債的總和不到GDP的60%，財政負債風險不高。
第三，審慎嚴格而又靈活，既管制又自由的外匯管理政策。資本項下實行管制，外國資本不能隨意地進出中國，而在經常項目下的外匯進出又較為自由靈活。
第四，廣闊的發展空間和巨大的內需市場。中國正處於工業化、城鎮化的高速發展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期，到2020年將建成全面小康社會，中國人均GDP10年後會突破1萬美元。廣闊的發展空間和強大的內需，不僅支撐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對緩解世界金融危機也將發揮重要作用。
第五，健康的金融體系和嚴格的金融監管。中國的金融體系經過幾十年來的改革發展已經基本完善，抵禦市場風險的能力顯著增強。中國金融制度健全管理嚴格，且嚴格控制金融衍生產品，沒有出現類似於美國金融體系那樣的問題。
第六，強大的制度優勢和政府宏觀調控能力。中國社會穩定、政治穩定，法制逐步健全，發展環境不斷改善。中央政府有高超的領導藝術，見事早、行動快，宏觀調控的預見性、針對性和實效性不斷提高。比如今年，上半年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9月以後加大宏觀調控力度，實施靈活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11月份以後果斷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等等，促進經濟增長、穩定市場信心。
總體來看，中國經濟增長今年將有所放緩，2009年上半年慣性下滑，下半年開始走出世界經濟衰退的陰影。國際金融危機則到2009年底見底，經濟危機到2010年底左右見底，2011—2012年開始復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