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研究报告

A. 养老金个人账户制度研究的基本结论

中国公共养老金个人账户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须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其一，审慎考察公共养老金个人账户制度的实施条件。目前中国尚不具备消化转制成本的融资条件和个人账户基金投资的资本市场条件，建议实施公共养老金名义账户制度。同时中国个人账户制度的精算机制和信息系统建设尚不健全，就业市场存在歧视老年人的状况。因此，应在实施名义账户制的基础上，加强精算机制和信息系统建设，实施有利于老年人就业的积极政策，为制度运行提供有力支撑。其二，理性看待公共养老金个人账户制度的功能。作为公共养老金制度的一种模式，个人账户制度的主要作用是实现制度内的财务平衡，并不能发挥社会统筹养老金机制的互助共济作用。过于倚重个人账户计划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体系无法有效地发挥确保国民养老权益、解除国民养老后顾之忧的作用。所以，一国公共养老金制度体系的建设应该确保社会统筹层次在其中的一定比例，协调好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规模的结构。当前，中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缴费率为参保者本人缴费工资的8%，企业缴费率一般不得超过其工资总额的20%，大部分省市已经达到20%，二者规模的结构比率大约为40%，这一比率是否合理，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B. 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9:社保经办服务体系改革

一，十八大报告中关于社保的阐述主要体现在第七部份内容如下：
二，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
1，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2，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3，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一）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是中华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办好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师德水平和也未能力，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二）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要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工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增强就业稳定性。健全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增强失业保险对促进就业的作用。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和争议调解仲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三）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深化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保护劳动所得。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四）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和完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渠道，建立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制度，确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健全社会福利制度，支持发展慈善事业，做好优抚安置工作。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满足困难家庭基本需求。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确实保障残疾人权益。健全社会保障经办管理体制，建立更加便民快捷的服务体系。
（五）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方向，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要求，重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和重大疾病防控机制。巩固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鼓励社会办医。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提高医疗卫生队伍服务能力，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改革和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人民身心健康。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完善和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强化公共安全体系和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建设，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切实肩负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的职责使命。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强化司法基本保障，依法防范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敌对势力的分裂、渗透、颠覆活动，确保国家安全。
全党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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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做实部分和未做实部分分别指的是什么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做实部分是统账结合养老保险制度的内在要求按照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统筹基金部分现收现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未做实部分是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养老保险。

做实个人账户，积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既确保了当期基本养老保险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又对未来人口老龄化高峰的支付风险进行了必要的资金储备，为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中国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研究报告扩展阅读：

注意事项：

我国基本养老金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个人账户基金区别于企业年金的关键在于其强制性，可以参考企业年金制度，实行市场化的基金运营，将其做成强制年金。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制度特征决定了其可以做成强制年金。个人账户具有强制性，属于基本养老保险范畴，由社会保险法强制实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人员必须按工资总额的规定比例向个人账户缴费。

个人账户具有私有性，个人账户基金属于个人所有而不属于公共所有，个人缴费与个人账户权益直接关联，其制度目标是经济效率而不是社会共济。

职工缴费记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不得提前支取，记账利率不得低于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免征利息税。个人死亡的，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继承。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养老保险统筹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D. 养老金个人账户制度研究的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的关系

从理论层面分析，社会统筹养老金制度既可以采用现收现付制，也可以采用基金积累制度。但是，从各国实践看，社会统筹养老金制度往往采取DB型的现收现付制。此外，一般性税收收入支持的基础养老金亦可看作全国统筹层次的社会统筹机制。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制度可看作一国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的两个最重要层次。由于在养老金制度建立之初老年抚养比较低，各国一般采取现收现付制的模式。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出现，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传统的现收现付制需要不断提高其供款率或退休年龄，抑或降低养老待遇才能实现制度的财务平衡，但是供款率和退休年龄又无法无限度地提升，在社会保障待遇刚性的影响下，养老待遇不易降低。因此，其财务稳定性受到严峻挑战。事实上，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的国民产出增加能够抵消或者超过人口老龄化给国民产出带来的消极影响，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并不需要无限度地提高供款率或退休年龄，抑或降低养老待遇才能实现财务平衡，但其毕竟极易导致逆向收入再分配和“养懒汉”的状况②。在这种情况下，DC型制度在一些国家开始出现，并成为各国改革的潮流，税收水平的提高往往使得纳税人通过税收转嫁(主要是前转)将其税收负担转移给消费者，从而使得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水平上升。应该看到，在制度实施强制性不足或执法不严的情况下，传统现收现付制极易产生参保的逆向选择和提前退休的冲动，这种状况在发展中国家较为普遍。它弥补了传统现收现付制的缺憾，但是缺乏较为有力的收入再分配性。在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各国又纷纷建立了一般性税收收入支持的基础养老金，以增强制度的再分配性。这样，很多国家建立了NDC、FDC等专门供款型养老金制度与一般性税收收入支持的基础养老金机制以及与传统现收现付制相配合的养老金制度体系。从实践来看，一国社会统筹养老金制度应与个人账户养老金制度协调发展，第一，在基金制个人账户与传统现收现付社会统筹机制的关系方面，有的国家用个人账户基金支付当期退休者的养老金，以缓解社会统筹基金的支付压力，如波兰，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障当期退休者的养老权益，但是，会使得基金制个人账户流于形式。严格来讲，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应该分账运行，不应混账管理，否则会给基金运行带来混乱，如在中国。一个国家如果具备实施基金制个人账户计划的基本条件，并实施了该制度，那么社会统筹部分和个人账户部分应该严格划清界限，而不能随意挪用个人账户基金补偿社会统筹养老金支付。如果一个国家并不具备实施基金制个人账户的基本条件而盲目实施基金制个人账户计划，那么面对巨大的投资压力时，社会统筹部分挪用个人账户部分的资金可能成为实现资金保值的变相手段，然而这会使得原来设想的基金制个人账户计划陷入一种畸态，造成整个养老金制度体系的紊乱。第二，现收现付的社会统筹制度与个人账户制度协调发展的另一重要内涵是建立互相协调的养老金调整机制。这种协调并非指两种制度的养老金调整机制完全一样，而应主要体现为两种制度按照自身运行机理实现养老金的合理调整。从理论层面分析，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应该按照其收益率即工资收入总额增长率进行调整，以使退休者能与当期劳动者充分共享国民经济的发展成果;而基金制度要么通过传统保险，要么通过继续投资于资本市场实现养老金调整①。

E. 基本养老保险将实现个人账户基金保值增值吗

人社部和财抄政部日前印发《关于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各地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和规定，开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实现基金保值增值，提高个人账户养老金水平和基金支付能力。

专家张盈华表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告别了以非常低的利率存在银行的这种 “长钱短存”的方式，可以通过多元化投资获取更好收益，确保“长钱”实现保值增值，从而提高参保人员的待遇，激励参保人多缴费、长缴费。

F. 养老金个人账户制度研究的静态设计

公共养老金个人账户制度的待遇给付模式往往为缴费确定型(DC)，它强调缴费与养老金待遇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激励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延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停留时间。在这一制度下，每个参保者将来所能领取的养老金主要由其个人账户积累(或名义)额决定。这一制度强调参保者个人对自己的养老负责的理念，缺乏社会统筹模式下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之间的再分配。待遇确定型(DB)的养老金一般依据退休前一年或几年的平均工资确定，这对收入曲线较为陡峭的人群有利，而这部分人群往往终生收入较高，从而产生了不利于低收入者的逆向收入再分配，违背了养老金制度设计初衷。个人账户制度则通过DC型的待遇给付模式避免了这一问题的出现。从宏观角度讲，养老金制度是将一定时期的国民产出在各代之间分配的机制。从个人角度分析，养老金制度是一种生命周期收入平滑机制。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传统现收现付制度的财务无以为继，实施NDC模式有助于实现制度的财务稳定。但是，当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为严重，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足以弥补人口老龄化对NDC制度带来的压力时，NDC制度所提供的养老金便难以实现目标替代率。因此，名义个人账户往往与公共储备基金相结合共同构成NDC制度。FDC与NDC的主要差别是财务模式的不同，前者属于基金积累制，后者总体属于现收现付制(PAYG)。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为了保持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平衡，可以降低平均养老金与平均工资的比率，增加缴费率，抑或通过提高退休年龄减少退休人数。PAYG制度的待遇给付模式可为DB型，亦可为DC型。DB型的PAYG制度即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度可通过互助共济将富裕者的收入转移给贫困者，进而促进社会公平。DC型现收现付制即NDC强调效率，因为它将参保者的缴费和未来领取的养老金紧密联系起来。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孰优孰劣应谨慎思考。应该看到，一个国家的养老金制度一般具有多个层次，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层次获得养老金。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基金制和现收现付制都面对着风险。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现收现付制不得不采取削减财务赤字的政策。而基金制度很容易受到资本市场风险的影响。养老基金很可能由于资本市场的周期性波动或经济危机而破产，政府不得不承担最终责任。很多人认为，相对于基金制度，现收现付制更容易受到政治风险的影响。但应该看到，即使在基金制度下，政府很可能改变养老金制度运行的环境，进而对基金制度施加影响。一个国家即使已经实施了基金制度，在将来也可能出现左翼政府挑战这一制度的状况。必须指出的是，随着基金制度在一个国家的逐渐发展，养老基金规模会持续增大，而参保者个人对其控制能力极为有限，政府对这一基金收税的冲动会不断增强。如果政府开始对需求弹性低的养老基金征税，国民个人避免这一税收的可能性极低。此外，养老金制度模式选择还会受到具体国家具体国情的影响。在美国法制比较健全，同时资本市场发展较为完善，人们更加倾向于选择基金积累制度 ;而在中欧地区，很多国家经历了战争、货币政策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更迭，民众往往更加信任现收现付制度。

G. 中国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投资管理足够成熟了吗

经过这么多年的运作，中国养老保险的个人基金投资管理的话，应该处于逐步增长的状态。对于他们的运作应该抱有信心。

H. 关于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内外研究概况

从政府集权管理到多元自治管理—中国社会保险组织管理模式的末来发展

【关键字】社会保险制度；组织管理模式；政府集权管理；多元自治管理，全国文秘工作者的!
【摘要】组织管理模式是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中国社会保险组织管理模式是以官设、官管、官办、官督为特色的典型政府集权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排斥了社会保险制度中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劳资双方的参与权，对社会保险制度自我调节、自我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中国社会保险组织管理模式应当由政府集权管理向多元合作的自治管理模式转化，成立由政府、雇主代表、劳工代表和专家组成的社会保险自治管理委员会模式，使社会保险实现自我调节、自我发展，保证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实行这种组织管理模式还必须创造相应的条件，包括将社会保险制度的确立权交给全国人大，将社会保险的实施向官民结合的方向推进等。
中国的社会保险改革已经持续进行了将近年，但还面临着许多问题与困难在政府集权管理下，雇主与劳动者既缺少发言权也缺少参与权，社会保险责任正在走向政府化，有鉴于此，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组织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
一、中国社会保险是官设、官管、官办、官督型政府集权管理模式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集权型国家，这＿传统色彩在社会保障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面向城镇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是以劳动保险的名义实施的国家保险制度，它虽然由劳动者所在单位直接提供，却完全服从国家政府的政策规范与行政管理，单位没有自主权，企业的盈亏状况不影响职工的劳动保险权益，国家财政事实上充当着劳动保险制度的经济基础与物质保证，因此，提供劳动保险的虽然是单位，但实际上单位只是国家保险制度组织管理的最后一个环节。
世纪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原有的劳动保险制度因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被摒弃，新的社会保险制度逐渐得到确立。与国家保险模式的劳动保险相比，中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实现了如下转变：一制度模式由原来现收现付式的国家保险制劳动保险制转变为部分积累式的社会保险制。二财政责任由原来的国家政府负责转变为政府、企业与劳动者等多方分担。三实施方式由原来的单位分割、封闭运行转变为统「的、开放型的社会化实施。上述转变表明，中国社会保险已经基本完成了制度转型的任务。然而，就社会保险的组织管理模式而言，这种转变只是将过去由国有单位分散实施变为政府机构统一实施而已，仍然具有很强的政府集权管理的色彩。具体而言，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由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或文件加以规范。迄今为止，中国的立法机关还未通过相应的社会保险立法，虽然今年已经确定将社会保险法纳入本届立法机关任期的立法规划，但近年内仍将难以上升到立法机关法律规范的层次。现行社会保险制度都是通过国务院或国务院所属职能部门或地方政府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或规章来确立的。在国家层面，规范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依据甚至还不是规范的行政法规，而是以国务院名义发布的改革方案与决定；规范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是国务院先后制定的失业保险条例与工伤保险条例；规范生育保险事务的只是劳动行政部门发布的试行办法。在社会保险费征缴方面，则由国务院制定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来规范。社会保险方面的财务会计制度、基金管理均由行政职能部门通过相关政策文件来规范。地方政府亦有权在中央政策框架内制定相应的政策来规范本地的社会保险事务。可见，中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的依据不是由立法机关确定的，而是由政府决定的，这种状况影响了社会保险制度的权威性与稳定性。
其二，社会保险事务的主管部门是政府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根据中国政府的架构与职责划分，负责全国社会保险事务管理的是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中央政府中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地方则是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该部门制定各项社会保险政策并管理相应的社会保险事务。
其三，各项社会保险业务由设在劳动保障系统内部的官方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局经办。如中央层次的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实际上完全隶属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地方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同样隶属于当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官方经办、承担着各项社会保险业务。部分地区是委托地方税务机构代为征收社会保险费，更为强烈地表明了政府对社会保险具体事务的干预。
其四，监督社会保险运行的是政府行政部门。一方面，政府财政部门承担着对社会保险制度运行的日常监督之责，社会保险基金必须进入财政专户并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另一方面，社会保险机构还必须接受政府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审计部门设置了专门的社会保障审计机构。
综上可见，中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是政策出
于行政部门、管理权在行政部门、经办权属于行政部门、监督权同样在行政部门，这种官设、官管、官办、官督型体制是典型的政府集权组织管理模式。
二、中国社会保险政府集权管理模式的缘由及其效应
中国社会保险政府集权管理模式，基本上是原有模式的延续，与改革中已经确立的财政责任多方分担机制、社会化实施机制以及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所选择的统账结合模式不相吻合。政府集权管理模式仍然延续的原因在于：
第一，对原有政府管理体制的路径依赖。一方面，社会保险属于公共事务，对社会保险的管理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必然要服从于中国现行行政架构。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政府集权管理甚至突出地表现为中央集权管理，虽然中国已经开始从无限责任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转化，但政府集权管理行政及社会事务并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另一方面，现行社会保险制度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保险模式——劳动保险制度，从而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原有体制下政府负责的传统。历史传统的惯性使现行社会保险管理对原来形成的政府集权管理模式产生了路径依赖，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政府集权管理的烙印。
第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离不开强有力的行政力量来主导与推动。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是对原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责任分担机制的确立，决定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政府、企业、劳动者个人责任的重新划分。不仅如此，中国还对社会保险制度的财务模式、覆盖范围、待遇水平等进行了全方位的变革。如此巨大的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行政主导，便不可能推进。因此，中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采取政府集权管理模式，客观上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变革过程和社会保险制度转型期的需要。
第三，政府依然承担着主要的财政责任。尽管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确立了政府、企业与个人责任分担的机制，但总体而言，政府承担的责任仍然是主要的。根据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实践情况，企业或雇主承担的缴费责任全国平均约占工资总额的，但有／以上的企业并未参加社会保险，即使是参加了社会保险的企业，亦存在着少缴、漏缴、欠缴社会保险费的现象；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的数额为本人工资额的，但全国多数地区只达到，而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截至××年底只有万人，参加医疗保险与失业保险的职工亦刚逾亿人，参加工伤保险与生育保险的劳动者则更少，多数从业人员并未参加社会保险。因此，作为社会保险缴费主体的企业单位与劳动者个人还未真正成为这一制度的缴费主体。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却仍然承担着社会保险制度的巨大财政责任，包括：一社会保险行政与经办机构的管理与运行经费列入国家财政预算。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社会保险缴费责任实际上相当于雇主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由政府承担。三对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即对各地主要是老工业基地养老保险基金的年度亏空给以补贴，这已经构成国家财政的重要支出项目。年至××年，中央财政对养老保险支出的补贴分别为亿元、亿元、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年共计补贴亿元；如果再加上一些地方财政对养老保险的补贴，国家财政补贴养老保险的支出还要多。这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职工没有任何养老金积累而现阶段又进入退休高峰期造成的。四对其他社会保险项目的支出补贴，如对失业保险基金及类似于失业保险基金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基金的补贴，对医疗保险基金不足的补贴等。以中央财政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的补贴为例，年至××年，中央财政补贴分别为亿元、亿元、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六年共计补贴亿元。
上述四项支出揭示出中国政府仍然在整个社会保险制度中承担着重要乃至主要责任的事实。这一事实决定了中国政府必须承担起有效组织与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的责任。
第四，没有相应的替代机制。虽然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小政府、大社会，但中国的社会组织欠发达，大量社会事务仍然依靠政府管理。在德国等发达国家富有成效的由政府、资方、劳方组成的三方协商机制，在中国虽然在形式上已经建立起来，却是非常不完善的。中国的工会组织由于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与复杂化正在遭遇新的挑战，中国的雇主组织还很不成熟。因此，如果政府对社会保险事务疏于组织管理，这一制度在现阶段便不可能找到相应的替代机制。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虽然变革了，但政府集权管理的色彩仍然十分浓厚。这种社会保险组织管理模式的实践产生了如下一些效应：
第一，社会保险责任政府化，国家财政风险持续增加。政府集权管理决定了中国政府必须承担起社会保险制度的直接责任，它部分地冲消了社会保险制度的自我调节功能，迫使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险责任无限化，进而将使有效控制政府责任的改革目标落空。同时，由于社会保险制度的影响因素日益复杂化，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必然使团家财政所面临的社会保险财务风险增加，进而会波及国家财政的稳定。因此，在政府集权管理下，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对国家财政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并会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和退休人员的急剧增长而导致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第二，对新型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康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在中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中，最重要的基本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均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财务模式，其中个人账户被明确为劳动者个人所有。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个人账户上的资金完全来源于劳动者个人的缴费，它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因而实质上是劳动者延期领取自己的工资。对一种完全由劳动者自己缴费并属个人所有的养老金由政府集权管理，显然存在问题。在基本医疗保险中，政府对劳动者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管理基本上形同虚设。由此可见，政府集权管理与中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独特财务模式及其个人账户基金的私人性质存在着内容上的冲突，这种冲突将对新型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康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第三，客观上限制了雇主与劳动者个人参与管理社会保险的权责。由于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是典型的官设、官管、官办、官督，这种政府集权管理必然剥夺了作为社会保险制度责任主体的雇主与劳动者的相关权益。在现行组织管理模式下，一切听命于政府，雇主只是单纯地充当着缴费义务主体，无权对所承担的义务提出主张，劳动者亦只是被动地承担缴费义务和享受相关待遇，并且无权过问由自己缴费、属自己所有的个人账户基金的管理与投资运营。因此，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现行管理体制不利于责任分担机制的合理确定与健康发展，亦难以分散和控制政府的责任。
第四，对社会保险基金与资本市场的有机与有效结合产生相应的影响。以养老保险为例，中国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安排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其中社会统筹基金完全由企业或雇主缴费组成，个人账户基金完全由劳动者个人缴费组成。社会统筹基金基本上是现收现付式，许多地区实际上还需要国家财政补贴；而个人账户基金从理论上讲应当是逐年积累的，它由劳动者缴费形成并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但劳动者却没有参与管理的权力。政府管理与个人所有的分离导致了这一基金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完全分离，显然不利于个人账户基金的发展。在这种权、利分割的格局下，虽然政府统一管理较为简单，但基金贬值的风险却因其过分集中而持续增加，劳动者个人对该基金的不安全感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政府的责任将随着个人账户基金的不断扩充而增加。
三、未来发展：多元自治管理模式
前述分析已经表明，中国政府对社会保险事务实行集权管理，确实存在着不利于新型社会保险制度健康发展的缺陷，加之其他相关因素的制约和以往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过失误，更导致政府集权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信任危机。因此，重新考虑并选择中国新型社会保险制度的组织管理模式，确实很有必要。
基于对社会保险制度本质的认识和这一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不太赞成中国未来的社会保险继续采取政府集权管理模式，而是主张在适当的时候，选择更有利于社会保险制度健康、持续发展的多元自治管理模式。这一主张的依据是：，全国文秘工作者的!
第一，劳资双方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的真正责任主体，有权参与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管理意味着承担责任，而责任应当来源于责任主体，谁是社会保险的责任主体，谁就应当对这一制度负责并有权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社会保险奉行的是选择性而不是普遍性原则，强调权益与义务相结合，其缴费主体是雇主与劳动者个人，权利主体是劳动者个人，解决的问题是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和雇主不确定的劳工风险，因而是平衡劳资利益纷争的调和机制，而调和了劳资关系则意味着维护了社会稳定。可见，社会保险既不同于政府负责的社会救助制度，也不同于公共财政支撑的其他公共福利计划，它实际上是劳资双方利益调整机制，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家的公共福利计划。因此，劳资双方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的直接责任主体，也有权直接介入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
第二，社会保险制度只有通过自我调节、自我平衡，才能实现自我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社会保险制度的追求目标，国内外的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保险责任政府化是无法真正实现这一目标的，只有让这一制度通过自我调节达到自我平衡，才可能自我发展。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又需要社会保险与政府保持适当距离，以劳资双方作为责任主体直接介入为基本条件。如果政府包揽劳资双方对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权力，必然导致责任重心向政府转移，社会保险制度的自我调节、自我平衡功能亦将丧失，因为在政府集权管理下，劳资双方均无须对这一制度的持续性负责。
第三，有限责任政府的构建决定了中国政府将无法包办全部社会保险事务。市场经济改革带给中国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建设一个依法行政、富有效率的有限责任政府，庞大的官僚系统正在朝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发展。如果中国政府要包办社会保险事务，则意味着社会保险管理系统将随着覆盖人数的增加而膨胀，这显然与有限责任政府的发展取向相背离。因此，政府责任的有限化和政府管治职能的弱化，决定着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直接责任主体的劳资双方乃至社会组织有必要介入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之中，并真正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而政府在社会保险制度中除承担起雇主的职责外，还应当扮演最后出场的角色。
第四，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模式中包括了纯粹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的部分。如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个人账户部分就完全是劳动者个人缴费积累起来的，它也完全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在基本医疗保险中，也有劳动者的个人账户部分。上述个人账户中的积累，属于私人积累性质，如果继续由政府集权管理，不仅难以管理好，而且终会导致个人账户所有者的不满。
第五，各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趋势揭示了政府集权管理的内在缺陷是无法自我克服的。从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发展实践来看，凡是实行政府集权管理的保险制度，都无法适应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表现出刚性增长的不可逆转规律，难以实现自我调节、自我平衡和自我发展的目标。无论是智利将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为私营养老金制度，还是一些国家在社会保险制度中引入市场机制等，都从一个侧面揭示出社会保险责任政府化已经走到了尽头。
总之，政府集权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社会保险制度自我发展、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选择一种自已够让劳资双方介入其中的多元合作自冶管理模式，可能较为适合中国未来社会保险制空的发展需要。
本文提出的多元合作自治管理模式，是指在立法规范的条件下，构建由政府、雇主、劳动者三方加上专家组成的社会保险委员会简称管理摸式，行使对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权，并承担起这一制度发展的责任。多元自治管理的核心在于自治，但多元合作是前提与基础，是建立在多元合作基础之上的自治管理。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政府参与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的应当是政府委派的社会保险专员，它在委员会中代表政府的利益；雇主方面则应当由各类雇主组织推举出来的代表参与，它代表雇主的利益；劳工方面则应当是工会委派的代表，它代表劳工的利益；而专家则是作为独立人土参与，它应当代表理性与公平。这种组合式的社会保险组织管理模式，既独立于政府、雇主组织与工会组织之外，又能够兼顾相关各方的利益，是利益相关各方在合作基础之上的自治管理，因而是值得考虑的合理的社会保险组织管理模式。
在管理层次之下，具体的社会保险事务可以委托给社会团体来组织实施，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则在相关立法的规范下制定更为具体的或可操作的政策，并在社会保险制度运行过程中承担起监督之责。这样，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将是由立法机关规范、多元合作的管理机构自治管理、社会团体实施、政府职能部门进行监督。在这样一种组织管理体制下，各方的积极性都能得到发挥，各责任主体均真正承担起自己的社会保险责任，同时还能够借助社会乃至市场的力量，调动更多的资源为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劳资双方作为社会保险最重要的责任主体的自治权力的扩张，既意味着政府责任的减轻，也意味着社会保险制度具备了自我调节、自我平衡、自我发展的机制，并为这一制度走向更加开放奠定基础。
四、为社会保险多元合作、自治管理创造条件
从政府集权管理到多元自治管理，是值得中国政府考虑的社会保险制度未来发展取向。但要真正实现多元合作基础上的自治管理，还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
第一，需要将社会保险制度上升到法制规范的层次。即需要立法机关将《社会保险法》作为这一制度稳定的基石。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社会保险法》纳入立法规划之中，预计自年开始起草并前后几次搁浅的社会保险立法计划可能在近年内得以恢复。《社会保险法》的制定将为社会保险制度实施多元自治管理提供稳定的法律依据。
第二，需要根据已经确立起来的责任共担原则划清各方的责任。包括政府、雇主、劳动者个人的供款责任、管理责任等，对社会力量与市场机制的运用规范等，均需要有更加明确而具体的规定。目前社会保险主体各方责任模糊或者责任分担不平等的现实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第三，需要有成熟的政府、雇主组织与工会组织。其中，政府方面需要增强自己的理性并提高效率，在承担自己应尽的“雇主”责任和公共责任的同时，还能够通过相应的行政力量诸如财税政策来引导社会与市场力量参与并分担社会保险事务；雇主组织应当从过分分散走向联合，真正有成熟的雇主组织来代表雇主的利益；中国的工会则应当进一步加快建设步伐，并真正从基层做起，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做起，自下而上地推举出自己的代表。理性的政府与成熟的雇主组织、工会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是社会保险实现多元自治管理的保证。政府适当的退出与雇主组织、工会组织适度的跟进，将是促使三方协商机制走向成熟的基础性条件。
第四，发达的社会组织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保险的发展需要发达的社会组织来帮助，而中国社会保险选择基金制，也决定了必须与资本市场有机结合。因此，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发育成熟的证券市场和投资机制等。
第五，分解政府现有的社会保险职能。即将政府集权管理的社会保险事务进行分解：一是将社会保险制度的确立权由政府转移到立法机关，虽然行政可以主导立法事务，但社会保险制度的最后确立权应当交给立法机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是政府主管部门可以强化具体政策的制定及对社会保险运行的监督职能，但具体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的权力可以交由多元合作的自治管理委员会承担，以真正分散社会保险管理责任。三是官方设立的经办机构应当与有关社会团体相结合，构成网络化的社会保险实施系统。
上述条件是中国社会保险由政府集权管理走向多元合作的自治管理的必要条件，而目前这些条件还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因此，虽然实行多元自治管理是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应当考虑的一种管理模式取向，但又确实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事情，还需要创造条件。否则，在条件不成熟的环境下推行多元自治管理，其结果可能还不如由政府集权管理向行政主导的多方参与管理模式转化，也不一定能够实现社会保险制度自我调节、自我平衡和自我发展的目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重点项目
本文中的数据资料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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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求中国养老基金现状与改革的论文

不甚明了，但说说出分力！

养老基金的全称为养老保险基金.

它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称养老保险制度.就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现状来看,它是在劳动者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时,为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一种社会体系.如达到退休年龄办理退休审批手续后,就可以享受养老金待遇了.养老保险基金由国家,企业和劳动者共同负担,由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筹集并管理.

所以养老基金的风险不大~~

另附资料！：
一、养老保险基金运用现状分析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比重上来看，目前养老保险基金占社会保险基金的90％以上，如1996年社会保险基金结余达610亿元，其中养老保险基金结余为578亿元。据统计，1995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950．06亿元，支出836．47亿元，当年结余113．59亿元，历年滚动结余429．8亿元。从基金的运用来看，银行存款251．6亿元，占58．54％；购买国家债券90。5亿元，占16．58％，动用59．4亿元，占 13．83%。1996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171．76多亿元，支出1031．87多亿元，历年滚动结余578．56亿元。1997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收入1337．9亿元，支出1251．3亿元，当年结余86．6亿元，历年滚动结余675．25亿元。从对社会保障实行部分积累的基金模式改革以来，资金积累逐年增多，养老保险基金如今已成为一笔巨大的资金，它的投资运用状况不仅决定社会养老保险能否进行下去，而且可以影响我国的基本建设及资本市场。

1997年7月16日《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中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实现收支两条线管理，要保证专款专用，全部用于职工养者保险，严禁挤占挪用和铺张浪费。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2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严格禁止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

由以上可以看出，根据规定养老保险基金只能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以保值增值。然而，这两种方式都无力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首先从银行存款来看，在1985— 1995年的11年间，银行存款一年期定期整存整取加权利率低于当年通货膨胀率的就有7年 (1985，1987，1988，1989，1993，1994，1995，详见表1)，保值都谈不上，更无法增值。然后再看国债，由于国家债券品种较少，收益率虽一般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约一个百分点，但因缺乏完善的二级市场反而不如银行存款有吸引力。养老保险基金的运用现状也说明了这一点。如 1994年养老与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额为376．99亿元，其中购买国债仅81．98亿元，占结余额的21．74％；1995年我国国债年末余额 3300．3亿元，而当年购买国债仅90．5亿元，仅占当年基金结余额的16．58％。国债品种偏少，收益偏低是其主要原因。而且相对通货膨胀，国债的保值能力令人怀疑。以国库券为例，在1985—1995年的11年间，国库券收益率超过当年零售商品价格指数的只有5年，其他6年 (1985，1988，1989，1993，1994，1995)国库券的收益率均低于物价上涨率(详见表1)，可见养老保险基金用于购买国债也难以保值增值。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得出；银行存款利率数据来自(1)周忠明，戴文桂．实用利率知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2)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利率实用手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P41—42。
注：①为消除复利与单利对计算结果的影响，本文取一年期数据，而不是看上去更高的较长期限的以单利计的数据(一年期利率复利计算后实际收益率不低于相同期限的较大数据的单利的实际收益率)。
②1990年1月1日至4月15日，年利率为11．34％，4月16日至8月21日，年利率为10.08％，8月22日至12月31日，年利率为8．64％，9．99％为其加权(以天数为其权效)平均年利率，本表括号内数据均为加权平均年利率。
②一年期利率按复利计算得出，其中1979年取3．96％，1981年为5．04％，1982年为5．58％，1983，1984年均为5．76％。

总体分析，目前由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用的途径所限，基金的收益率偏低，这一方面使基金呈逐渐贬值的趋势，另一方面使得目标替代率(我国目标替代率的确定以养老基金收益率等于工资增长率为假设前提)无法实现，从而动摇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表1可以看出，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益率远低于工资增长率，个人账户实际积累额达不到目标积累额，如不及时调整养者保险基金的投资组合，提高收益率，我国的养老保险在不久后将陷入“被迫提高缴费率——企业不堪重负，个人无力投保——养老保险制度崩溃”的危机之中。

二、调整机构：提高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的前提

1．调整机构的总体构想

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用现状可知，其运用途径仅限于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收益率低而且由基金所有者直接运用养老保险基金，在生产关系高度发达、生产分工日益精细的今天已经力不从心。故基金所有者委托基金运营者代理基金投资运营业务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为此我们有必要引入委托一代理关系来分忻提高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的切实途径。

以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运用仅限于购买国债和存入银行，根本不需要专门的投资机构。而将委托一代理关系引入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首先应从调整机构入手。

鉴于我国尚不具备专门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机构，而且资本市场合适的投资工具的数量有限，养老保险基金营运增值的渠道亦受到限制。调整机构不应是局部的修补，而应是全局性的变革(参见图1)”

首先我们对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作一简要历史回顾。我国是从1984年国有企业推行退休费社会统筹开始的。近年来这千变革取得了三次重大进展。一是 1991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实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费用由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方负担，基金实行部分积累。二是1995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通知》，明确基年养老保险费用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并逐步形成包括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个人储蓄性保险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三是1997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有效地解决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和管理的分散化等问题，适应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适应了社会保险走向法制化相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

1997年的这次统一改变了养老保险群龙治水的混乱局面，有效地解决了政了多门、管理费用高等问题。新成立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劳社部)作为全国性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行使着养老保险基金所有人的职能，亦即担负着基金法人主体的角色。劳社部作为社会保障的最高权力机关，肩负着养老保险的行政管理和事业管理的双重责任。前已述及，劳社部缺少投资专家和系统的投资学知识，直接投资必然要成立自己的投资机构，加大基金的管理成本。而直接利用资本市场中的专门投资机构，既能有效地转移风险，也有别于节省成本。委托专门机构投资可以增加服务的竞争性，增加管理的透明度。

这样，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如何选择适当的投资人。可供养老保险基金法人选择的投资机构主要是资本市场的金融中介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证券经纪公司等。而在我国，由于金融市场尚不发达，为有效降低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风险，宜运用大的银行，保险公司等合资入股的方式组建股份制非银行金融机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局(Administration Bureau of Social Security Funds／ABSSF)(以下简称为社基局)作为养老保险基金的专门投资者，该局可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与光大、中信集团并列的单位，属于有限责任公司，完全实行企业化运作，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社基局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并可以根据各地的养老保险基金的规模，在全国经济活跃、养老保险基金结余较多的省设立分支机构，直接协调该省养老保险基金的运作。经济欠活跃、养老保险基金规模较小的西部地区，可以考虑在西安、成都等经济中心城市设立分文机构，负责几个省的基金运作，以节省不必要的设立新机构的开支。同时，在社基局内设立监事会。作为社基局的监督机构，监督资金使用状况和资金经营状况，但不干涉社基局的具体业务。当然因社基局的股东系大的银行及保险公司等，经济实力雄厚，投资经验丰富，一般不会有因营运不善而破产之虞。

此外，为确保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及养老保险各项管理工作顺利进行，可以考虑成立社会保障行政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行监会)和社会保障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社监会)。行监会由政府审计、监察部门牵头，有财政、银行、劳社部等机构的人员参加，挂靠于审计部门。社监会由人大、工会牵头，吸收企业代表、职工代表、民主人士和专家参加，挂靠于各级人大常委会。两大监督机构的职责都是负责监督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政策制定、执行和基金的运营。两个监督委员会与社基局的监事会从内外监督社基局，确保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和社会保障事业顺利进行。

养老保险基金事关全国企业职工衣食住行，国家政策理当扶植，可以考虑效仿农业发展银行的操作，成为社会保险银行(Bank of Social Security／BOSS)(以下简称社保行)，作为支撑全国社会保障事业的专门性政策银行，并按照人民银行的机构设置在上海、广州、西安、南京、天津、成都、武汉、济南、沈阳等地设立分行。养老保险基金用于存款的部分可存入该银行，并给予养老保险基金较优惠的利率，并按复利计息，对养老保险基金存款给予保值贴补，社保行在无力支付贴补额时可由财政弥补亏损。养者保险基金收益率较高时，可从其超过当年通货膨胀率的部分中按一定比例提取养老保险投资风险准备金，该准备金存入社保行并享有优惠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对社保行运用养老保险基金存款发放贷款的利息收入，应该减免营业税，为社保行给予养老保险基金优惠利率提供实际支持。用养老保险基金购买国债，虽然其回报率一般高于银行存款，但在通货膨胀盛行的今天，至少应对这一部分国债给予保值贴补。可以考虑由社保行发行特种国债，专门由社基局用养老保险基金认购，并给予较高收益率。出现意料之外的高通货膨胀时，给予保值贴补，确保养老保险基金保值。社保行的利润可用于支持与养老保险密切相关的事业，如社基局的办公设备的添置等。

2．委托一代理的博弈分析

基金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些投资机构能够按照基金所有人的投资意愿或策略行事，这里牵涉到委托一代理关系中的几个基本问题。一般认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要达成对双方有约束力且有效的合同，需满足以下三个基本条件：(1)代理人以行动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具体的操作行动，即所谓激励相容条件；(2)在具有“自然”干涉的情况下，代理人履行合同责任后所获收益不能低于某个预定收益额，是为参与条件；(3)在代理人执行这个合同后，委托人所获收益最大化，采用其他合同都不能使委托人的收益超过或等于执行该合同所取得的效用，是为收益最大化条件。

但是，在委托一代理合同不完善时，有四个难以克服的困难，使劳社部与社基局的委托一代理存在潜在的风险。一是利益不相同。社基局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有时会采取短期行为或过于冒险的行为。二是责任不对等。代理人掌握着养老保险基金的经营权，但只承担有限盈亏责任，作为委托人的劳社部失去了基金的经营权，却最终承担盈亏责任。这种责任的不对等，使得代理人可能不负责任地决策。第三是信息不对称。由于代理人的信息优势，以及获取信息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掌握基金经营权的社基局既有动机又有可能欺骗委托人(劳社部)，而且委托人还很难监督和约束代理人。第四是契约不完全。在不完全的合同下，代理人总有空子可钻。强化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激励机制，将使代理人经过收益成本比较后，自觉地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假设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为Y＝Y(x)；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为：X=X(a，W)，a为代理人的决策变量，可代表他的努力程度。W为不受委托人、代理人控制的外生随机变量。这意味着代理人的经营好坏由其努力程度和外界不确定因素共同决定。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Mirrless)指出：如果W具有一定的边界，即W对x的影响是在一个可观测的区间里，即便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可以通过事前的警告或鼓励，使代理人不会选择较低的努力水平，并且使委托人、代理人均获得满意的收益水平。

资本市场不发达时，市场上可供选择的投资工具少，而且风险不易分散和转移，此时政府多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运用规定途径及比例。如果资本市场是发达的，代理人主要将养老保险基金采取三种投资方式：一是通过某些形式的延期年金政策向保险合同支付保险费，即将养老保险基金用于购买寿险保单。二是把基金会成员的缴费转移进某种资产的组合，这叫做“分离基金”。三是与其他的基金结合投资于一个单独的资产组合，这叫作“共同基金”。事实上，成功的代理人会寻求以上三种投资形式的一定比例的组合。

假定社基局通过权衡比较，能够选择其中最为有利的一种投资方式，又假设养老保险基金仅存入银行和购买国馈会贬值，净收益为-10，设自然的状态有好与不好两种，由于我国宏观经济定势良好，好的状态出现的概率为0．8；设社基局在经营养老保险基金以外，无论如何努力工作所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为40、而努力工作需要支付20的成本，其净收益为20。在委托一代理关系中，基金所有人与运营人有比例分成(为分析方便，本文暂以五五分成为例)和固定收益两种利益分配方式。其支付矩阵如图2：
比例(五五)分成

注：①运营人的收益分布是努力程度与自然的函数。为分析方便，本文忽赂了努力程度一般的情形，假设运营人只有努力和不努力两种策略，努力指运营人殚思竭虑，并总能实现最优投资组合策赂；不努力指运营人仍将基金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两种情况下，运营人付出的劳动分别为20和5。为简化问题，设基金收益在“ 好，努力”的搭配下为100，“不好，不努力”时为-50，其他两种情形(好，不努力；不好，努力)时均为0。并假设所有人将养老保险基金委托给代理人后，不从事盈利性的活动，基金收益来自于运营人投资所得。运营人不努力时因合同约束，无暇从事其他盈利活动。
②30＝50-20，20为运营人努力工作的成本。
③-15＝(-10)+(-5)，其中-10表示养老保险基金仅用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时的实际收益，因本文主要研究委托代理的情形，故在基金不委托专门机构投资而仅用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时，省略了“自然”好与不好的差异。5表示运用养老保险基金于以上两种方式时所进行管理等付出的劳动。
④40＝60-20，经济环境好时努力工作收益为100，运营人支付给所有人40以外的60扣除努力工作的成本20即得到40。
⑤-60=0-40-20，40为运营人支付给所有人的固定额，20为运营人努力工作的成本。

可以看出，在图2中的比例分成或固定收益的利益分配方式下，无论自然出现好或不好的情形，只要运营人接受了委托一代理合同，运营人努力总是好于不努力，即不努力战略相对于努力而言是可剔除的严格劣战略。在固定收益方式下，所有人的收益40大于-15，故“委托，努力”是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点。在比例分成方式下，由于运营人会选择努力工作，所有人的预期收益＝0．8*50+O．2*0＝40。而且50，0也都大于-15，我们可以做以下结论：无论采取何冲利益分配方式，“委托，努力”是所有人和运营人的必然选择。我们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在以上两钟情形下，运营人的预期收益(指净收益)均为20。然而运营人从事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以外的工作最多也能获得20的净收益，理性的运营人不一定会接受委托一代理合同。而且越是风险厌恶的运营人更可能拒绝这一合同。

明智的所有人可以将五五比例分成改为四六比例分成，以提高运营人的预期收益，而所有人仍将获得远远高于自己经营(不委托)时的收益。可以考虑将所有人的固定收益下调为35，使运营人预期收益增加为25。理论上可以进行—九比例分成或将所有人固定收益下调为5或更低，也可以五五比例分成或将所有人固定收益定为40。

到底选择何种利益分配方式，比例或固定收益的确定为多少取决于二者的博弈过程、供求状况以及代理人的类型。在我国现阶段，养老保险基金所有人是惟一确定的，如果引入竞争机制，产生较多的养老保险基金运营人，则最终的委托一代理合同的制定会有利于所有人，会形成接近五五比例分成或固定收益为40的合同。在代理人财务公开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情况下，比例分成是委托人与代理人分享剩余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但是如果社基局(代理人)是风险中性的，无论劳社部(委托人)对风险的态度如何，固定收益是有效的办法。在商业银行与企业间的博弈过程中，企业也是接受了固定收益的办法，商业银行的固定收益表现为事先约定的贷款利息。通过固定收益的委托一代理后，基金所有人成功地转嫁了风险，代理人获得了剩余索取权，此时代理人极其努力地工作是最优的。对于委托人，尽管由于剩余索取权的分割和部分转让从静态上看使其利益受损，但这较之委托人自理基金的经营业务，仍是帕累托改进。因为，从动态上看，由于代理人获得了部分剩余索取权，其积极性提高了，运用其专业投资技术，可以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使委托人获得高于自理时的收益。

当然，由于社基局在运用养者保险基金进行投资时，也需要对巨大风险进行控制和转嫁，保险市场，尤其是长期寿险市场可以满足这一要求。社基局可以通过购买再保险或购买长期寿险保单的办法向商业保险市场转嫁风险。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基本管理结构如图3。

值得注意的是，调整机构，赋予关键的机构如社基局以相应的权利，仍是基本前提。试想，如果作为代理人的社基局面临着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干预力量，其目标函数中W对X的影响太大，以致于随机变量无法被界定在一定范围之内，不能满足英里斯(Mirrless)的基本前提，使得社基局的努力与收益x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滑，有效的约束机制难以建立起来。

按照图1的要求设置养老保险管理机构并按图3的要求运行，可以给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及组织和人员准备。然而要想确实提高基金的收益率，还应从立法、控制通货膨胀和发展资本市场三个方面下功夫。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三方面不做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