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志上市公司

1. 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意志如何体现

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契约控制国有资产，没有所谓的国家意志。

2. 只要体现国家意志的都是法吗

是对的，因为法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的主张在国家行为上的体现
一、中外法本质学说及研究构想
西方的法学家们很少有直接阐述法的本质,但对于法的概念、含义的研究却十分广泛。从以下介绍的三大主流法学派对法所下的定义中,我们便能或多或少地了解他们对法的本质的认识。自然法学派的学者认为在世界自然地存在着一套永恒不变行为规范,这一规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永恒不变的,它体现着自然的理性和正义,只有符合这一标准才能称之为法。分析法学派的法学家们从实际存在的法律规范来讨论法的概念。他们认为“法律是什么”和“法律应该是什么”是两回事,其研究的内容只限于制定法,即纯粹且严格意义上的法。社会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观点则认为法是作为社会事实的“活法”,社会秩序就是法律,是法律的实质。
我国学者对法的本质问题的直接研究已有多年。与西方学者的研究不同,人们在过去普遍认为法的本质为阶级性。但近年来,“传统的法本质统治阶级意志说已被突破了,现在已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而产生了多种不同的观点。如:“法是分配社会权利并规范其运用行为”;“法的本质含有‘法的意志性与规律性、阶级性与共同性、利益性与正义性’”;“法的本质应从诸法的本质中抽象出来,首先抽象的是民法的本质,民法的本质是市民社会”。
中西方法学家们对法的本质这一问题有分歧似乎不甚奇怪,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不同,所持的价值观或许也有差异。然而西方学者间,国内学者间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答案的大相径庭却引人深思。笔者认为,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学家们研究问题的方法和视角有所不同,尽管他们在实体观点上也有差异。
因而,要对这一问题作一研究又不至偏颇,首先应确定研究的方法。法律是一种社会现象,像其他事物或现象一样,对其既可以作事实判断,也可作价值判断,故在法学研究上有了应然法和实然法的区分。顾名思义,前者着重于法律应该是怎样的问题,而后者则指实际存在的法的状况。“恶法非法”、“恶法亦法”则是对两者研究后得出的截然相反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正如奥斯丁所说“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其功过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不同的研究视角当然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了。因而本文拟分别就实然法和应然法来讨论法的本质问题。
二、法的实然本质
探讨实然法的本质应从两方面着手,即“什么决定了法”和“法意味着什么”。
(一)什么决定了法
多数人认为“国家意志决定了法”。的确如此,特别是从实然法的角度看,法无一不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无论是学者们对此的研究结论---“法是体现国家意志的,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行为规范的总和”,还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奴隶制社会法律、封建法、资本主义民主宪法三者的替代,无不体现了这一道理。
什么是国家意志呢?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其本身没有思考、行为的能力。犹如当今经济制度中被虚拟人格的法人单位一般,国家意志的形成,行动的实施必须借助一定的组织机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之于国家便如股东会、董事会与监事会之于公司法人。它们形成了所谓的国家意志、公司意志。再深入一步,国家机关之于国家便有如国家之于人民一般,本身亦无思考、行为之能力。归根结底,其思想、行为均要由其组成单元---人来实现。由此可见国家意志不外乎是人的意志罢了。
那么,是什么人的意志影响和决定了国家意志并进而决定了法律呢?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全民意志,还是我国传统理论上的人民意志呢?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对法律的制定者---立法机关进行考察。作为立法者的少部分人,其与社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和社会中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在不同程度上相似与一致,从而成为了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表者。正如刘焯先生所说:“不是立法者或少数人以‘公众’、‘人民’的意志为根据立法、造法,而是立法者这少数人造出来的法,所表达的意志在客观上能与‘公众’、‘人民’、‘阶级’的意志达到某种一致性。法律实际上是少数人行为,是精英行为的结果,是少数人意志的体现。”“代议制下,包括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议员或人民代表们在很多时候是直接面对一个已由另一个少数人拟好的法律草案,再对这个已有框架的‘法律’发表意见,通过或不通过。这种情形犹如一个当事人捧着一份拟好的‘格式合同’,其意志的表达程度多少是受到限制的。”其意志和公众意志相统一,则可勉强称之为“公众意志”或“人民意志”,但若不相一致而又因颁布而生效,则不可能是公意的体现,只能是这少部分人的意志。正因其比一般群众有更强的力量,能影响法律,规制人们的行为,因此笔者同意有的学者的意见,将其称为“强势群体”。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强势群体的意志会受什么影响呢?我们知道,人与人之所以不同,决定因素有内部的和外部的。内部的如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等。如在制定一项要削弱健康的人的权利而保护残疾人士利益的法令时,后者多会支持而前者则可能会因自身利益受损而反对。外部因素则如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人生经历、价值观和职业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对人的思想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使不同群体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将这些因素称为“社会生活”。
经上面的分析,我们大致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生活决定了强势群体的意志,后者则经一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意志最终确立为法律。
(二)法意味着什么
上面的论述只解决了什么决定法的问题,但我们不免会感到困惑,强势群体为何制定这样或那样的法律,或说法律的产生对其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看来,我们的社会和政府都是构建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之上,法律是社会契约的一种,或者理解为人们初建社会的原始契约的衍生品。因而不论是按卢梭的解释---社会契约是为达成人们共同的目的而交出自己部分权利的协议,还是按霍布斯的解释---人与人的关系即狼与狼的关系,社会契约是为结束人与人的绵延的战争状态而达成的妥协,只要是契约,就体现为对自己的权利的部分限制和某种程度上的利益牺牲。如果我们承认,生存是人性的首要法则,人们不断与环境抗争是为了求生存,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交往中人们仍乐于费尽心机,也只是为能更好地生存,那么人们甘愿选择用法律的契约来限制自己,只能说明它是以退为进的求生之道,形式上规制人欲的工具,本质上是尽力张扬每个人人性的平衡器。
法是为保障人性需求而产生和存在的,但它却不一定会给予每个人实质平等的关怀。我们可以设想,在达成契约的每一次谈判中,不同的利益集团都会凭借实力争取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条款,赋予自己更多权利。“即使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为了保证社会在一定秩序范围内持续下去,社会主导者就利用以暴力为后盾的规则,来确认一定的权利分配办法,划分社会权利。这种规则化的权利分配,既包括社会主导者确认自己的权利,以保护自己同类的利益……同时也包括赋予社会被主导者以必要的权利,以保持必要的社会秩序,于是法就产生了。”这两段话很好地阐明了法的直接目的是权利的划分。而所谓权利,“实际上就是人们为满足一定的需要,获求一定的利益而采取的一定行为的资格和可能性”。利益是权利的基础和根本内容,它是权利的目标指向。获得了权利便获得了利益,不同的权利意味着不同的利益和资源。如在启蒙运动中,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口号,最终凭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实现。而这一权利的实质便是每个人的合法财产利益受法律的保护,不能被随意地非法侵害。
了解实然法代表的利益因素,就不难理解它相对于道德、宗教是那么的现实和世俗。所以利益的斗争也可以使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正义的道路。正如富勒所说,法律不过是最低的道德要求而已。法律和道德的最大不同之一,便是其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道德义务的违反只会受到社会的谴责,而法律义务的违反则会导致法律责任的承担。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在非不得以的情况下,不会违反法律义务而去受法律的制裁。因此,强势群体据其利益确立的社会秩序便得以维护。
由此可见,实然法的确立意味着权利的分配,而权利分配的不同则会导致利益划分不同,使得人的需要得到不同量上和层次上的满足,并最终使人性得到不同程度的彰显和实现。强势群体正是基于要更多地满足其自身的需要从而更大程度地实现和彰显自己的人性而影响法律的。
三、法的应然本质
研究法的本质,目的不仅在于弄清法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更应该凭此与我们的法律体制相比较,以克服弊漏,最终达到完善法律体系的目的。因此,尽管应然法是价值判断方面的问题,较为难以把握,但对其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
将法律进行实然法和应然法的二元划分,强调实然法应符合更为高级的自然法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主张。二战之后,为伸张正义和保卫和平,自然法再度兴起,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法律没有自己的理想和道德,如果没有更高的标准来匡正法律,法律将如同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邪恶的力量将假法律之手为非作歹。那么自然法究竟为何物?纵观法律思想史,古希腊的思想家认为是亘古不变的自然秩序和平等公平的道德标准,中世纪的神学家认为是上帝的意志,而近代学者则回归到人类的理性,认为是严密、可推理的正义理念。但不管如何诠释,自然法存在的价值就是要超越实在法,引导和鞭策实在法不断地向公平正义的目标前进。可以说自然法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理想,难怪卢梭感叹,要为人类制订一部完美的法典,那简直需要一个神。所以笔者认为,绝对的公平正义只是自然法标榜的价值理念,它所追求的实质内容都应当可以阐释。
如前文所言,实然法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人性的彰显和实现。对于人性,古今中外哲学家们不乏研究。就笔者而言,人性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人性有善也有恶。前一点较易理解。人无疑是理性的动物却又受制于诸种激情,否则便不会朝令夕改,互相残杀。对于人性的有善有恶,应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因为这是人性的,所以是人所共有的,而不应理解为有的人是善的有的人是恶的。第二,这是从社会的角度看的,而不是就人本身而言的。就单个人本身来看,是无善恶之分的。因为其行为均出自其本性。爱、憎、嫉妒乃至偷盗、杀人无不如是。就正如一个为虫所蛀的苹果,就苹果自身来说,是无好坏之分的,因为虫蛀乃是自然规律所致,与苹果自身无关,而其好坏则需置身于一堆苹果之中由人来判断。人的善恶也是一样,就单个人,人本身是无善恶之分的,只有置身于社会之中才可能区分善恶。
说到这里,有人不免会感到疑惑,既然人的行为均是出自本性的,那为什么要有法律来规范人的行为呢?为什么不让人和动物一般在自然状态下行动呢?那是因为人是有思维能力的,其行动是可选择的,即人是自由的。“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6〕为说明人的行为的可罚性,笔者欲以西方刑法学中的期待可能性理论为例。这一理论可大概描述为:对行为人违反刑法义务的行为,不能期待其作出更为合理的选择时,行为人无罪,反之,行为人行为的期待可能性越大,应负的刑事责任越大。
“人的恶,是法产生的前提;人的善,则是法产生的动力。”人的恶和非理性必然会侵害到他人的利益,而每个人都有反抗的自由。人和动物之所以不同,与其说是人的悟性,不如说是人的自由主动者的资格。自然支配着一切动物,禽兽总是服从;人虽然也受同样的支配,却认为自己有服从或反抗的自由。既然他人有反抗的自由,那么犯人之恶便会得以扼制,扼制的最终结果便是利益分配的平衡。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平等地赋予人们相互侵犯的权利以求达到平衡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要忘了法的存在应以满足人性需要为前提,而相互侵害则会妨碍人性的发展,尤其是人的生存需要这一基本人性。为求平等而又不妨碍人性的发展,惟一的办法是赋予人们不得相互侵害的义务。
为此,我们可以归纳出应然法的本质:平等地禁止人性的恶。笔者也欲将此理解为法的正义性。
四、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契合点---人性
正如休谟在《人性论》中所说:“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将实然法的本质理解为通过对权利的分配和利益的划分来张扬人性,将应然法阐释为对人性恶之规制,二者的结合点正在人性上。法关怀人性,成就人性,法也约束人性,压制人性,皆因人性亦善亦恶。法扬善去恶,即分配社会生活资源,满足人生存的需要,又控制人欲的扩张,调协个人与他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需求矛盾,乃是人自己选择的最不坏的利益分配机制。
从古希腊的城邦法发展到当今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法治,法律的进步不仅在于形式完善和技术成熟,更重要的是理念的更新---从完全贯彻强势群体的意志到更关注普通个人的正当权利。实现法的正义的道路还很漫长,仍需要我们的不懈努力。让我们记着这句话:我们所以订立法律,为的是它能保证我们不作任何人的奴隶。

3. 长沙的“重”与“轻”

长沙的“轻”与“重” 文/彭韧

长沙，这座早在24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建城的城市（也是中国历史上在同一地址建城时间最长的城市之一），在二战结束时，以仅剩不到10万人的悲怆景象被历史学家视为足以与广岛、长崎和斯大林格勒并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战争创伤最大的全球四座城市之一，从而使其在随后新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几乎成为局外者——

所在的中部地区既缺乏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性和制度优势，又没有西部地区的资源储备和政策扶持；在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和人才流中，长沙几乎毫无优势可言。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长沙的经济显得有些了无生气。

然而，正当政府主导的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朝着第二产业的奋起直追几乎无功而果（从家用电器到电子制造，从商业贸易到软件开发），人们再次近乎失望时，以电视和动漫为代表的轻产业以及以机械与设备制造为代表的重产业却先后突然从看似一点也不适合其生长的土壤中“冒出”，不但成为长沙经济的支柱，在全中国它们也跻身潮流领导者之列。

今天，湖南卫视已经成为长沙的名片，而中联重科、三一重工、远大空调等已经成为所处行业的佼佼者，而长沙也重新焕发了活力，在全国31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中,长沙城市综合实力在中部已经排名第一，在全国26个省会城市中排名第五。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传统认为的那些决定一个城市经济的各种因素在今天已经失效了，以致一个城市即便处于地理劣势、毫无产业积累的情况下（甚至在机械与装备制造、电视娱乐这样往往带有鲜明商业地理基因的行业），也可以凭空而生？这些从完全陌生的土壤中“冒出”的明星们将会把它们所从之生的城市带往何方？

也许已经很少有人记得，长沙，这个现在被人经常与“快乐之城”、“娱乐之都”联系起来的地方，在近现代曾经是一座战事频仍、屡遭重创的城市。从太平天国攻打长沙到下层百姓发起的抢米风潮，从烧了整整两天两夜的全城火灾“文夕大火”，到四次艰苦卓绝的中日长沙会战，以致在抗战胜利时，整个长沙城仅剩下不到10万人，曾经一度颇有气象的城市更是只剩一片断垣瓦砾，城内的历史古迹几乎毁损殆尽，长沙也因此成为了历史学家眼中足以与广岛、长崎和斯大林格勒并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战争创伤最大的全球四座城市之一。

很可能也是因为这层原因，几乎要从一片空白开始起步的长沙在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系建设中也几乎没有得到任何重大资源和政策的惠顾。在新中国奠定工业基础的最早的一批工业建设项目中，湖南所承接的四个项目中有三个落在了邻近长沙的湘潭和株洲，而作为省会的长沙则一个也没有。结果是第二产业的孱弱成为制约长沙发展的软肋。即便是进入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后，长沙的第二产业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和增长率仍然显著低于全国省会城市的平均水平。因此，当“中国制造”几个字逐渐蔓延到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件产品时，长沙的整体经济水平也迅速与沿海地区拉开差距。很长一段时间里，生产白沙牌香烟的长沙卷烟厂就是长沙产值、利税最大的制造企业，对于一个省会城市来说，这实在是有点“拿不出手”。

“挂”在南北大动脉边上的城市

长沙所在的湖南省是一个中部省份，既缺乏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性和制度优势，又没有西部地区的资源储备和政策扶持，传统优势产业是农业。在中国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并对西部地区施以政策性扶持之后，长沙便随着整个中部地区一起陷入了区域经济上的“塌陷”：发展速度落后于西部地区，而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

即使是在中部城市里，位处湖南东部偏北的长沙与同属华中地区的武汉在地理区位上比起来也缺乏优势：从船运上看，比起九省通衢的武汉，横贯长沙的湘江只是长江的一条支流，湘江丰水季节最大通行航船吨位不过一两千吨，枯水季节仅有两百吨；从铁路运输上看，尽管长沙和株洲一起构成了南中国重要的铁路枢纽，但一直没有能够充分利用这一便利，既无资源大量输出，也没有大量输入原材料发展加工制造业，因为这种“过路经济”而被形容为“挂在京广线上的城市”之一；从航运上看，中南地区的枢纽机场也被设在了武汉的天河机场。在国家意志主导的经济建设蓝图中，武汉毫无疑问地以地理位置和工业历史的突出优势而成为了区域经济的绝对重心。

尽管不甘于后的长沙人在整个1990年代里频频出击，试图通过狂补第二产业的课来急起直追，从家用电器到电子制造，从商业贸易到软件开发，长沙都曾冒出过一些拔尖的企业，比如中意电器、创智科技、远大空调等等，但它们要么被证明只是短暂地闪光，要么就是始终没有形成规模效应，无法起到拉动地区经济的作用。长沙政府报告里所规划的支柱产业几经更改，却始终未能成形，无论是从物流、资金，还是人才、信息，长沙似乎都找不到自己的优势之所在，历史和地理的不利因素携手把这个城市限制在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发展区间里。

昙花一现的软件业明星

早在2006年底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中部崛起”的战略之前，包括长沙在内的中部省份的各大城市已经在经济发展上做出了诸多尝试，有些工业基础较为深厚的城市选择了对原有产业进行重组和整合，有些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的城市则选择了沿海地区加工业的转移承接，但这两条路，工业基础薄弱、城市消费力却不弱的长沙都不适合走：既缺乏现成的工业资源、劳动力却又不算太便宜。看起来，发展高附加值的新型产业是长沙比较明智的选择，比如软件产业。

创智科技就是长沙在做“软件梦”的过程中盛开的一朵昙花。1992年，三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丁亮、曲毅、黄家建在长沙创建了一家名叫“新兴”的电脑公司，跟当时很多同类公司一样，新兴公司最初的业务就是“攒电脑”。谙熟国外PC产业发展历史的丁亮清楚，随着硬件的逐渐普及，软件产业的市场会更加广阔。1994年，创智软件园在长沙正式成立，立足于电信业的创智随后赶上了中国电信的大爆炸发展时期，公司迅速成长；1997年，国家将软件产业的发展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已经初具规模的创智软件园被确定为首批四家国家级软件园之一；1998年创智科技成功借壳上市，成为中国第一批上市的软件企业。

湖南省、长沙市政府都曾对这家企业寄予厚望，它也曾经一度表现出相当强的竞争力：2000年创智被评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上市公司前50强；2002年，创智成为中国第一家全企业通过国际CMM3认证的软件企业；2004年4月，创智成为当时微软公司在中国内地的四家全球战略合作伙伴之一，乐观的人甚至开始把创智国际化软件出口基地拿来与印度的软件外包中心班加罗尔比较。

但几乎出所有人的意料，创智的神话却如流星般急速陨落。2005年创智科技即公布了超过5亿元的巨额亏损，根据2005年12月底证监部对创智科技进行的清查结果显示，创智科技分别为其几大股东和集团子公司提供违规担保额达3.38亿元。至此，创智科技共累计对外违规担保5.5893亿元，占其净资产的66%。据证券界人士透露，这些违规担保大部分为集团占用，其中一部分还用来炒股亏掉了。除了违规担保，包括贷款、应收账款、库存货物等在内创智有着近10亿元的资金黑洞。2007年5月，在连续经历三年亏损后创智科技暂时停止上市。

尽管创智科技的陨落更多的是跟公司的治理结构缺陷、管理层的决策失误有关，但无法回避的是，无论是人才还是资金，乃至对于软件外包业来说最重要的客户来源上，长沙的产业环境都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即便是软件业这样对地理、物流条件几乎没有什么要求的产业，同样也离不开区域资源的支持。按照国外软件行业的惯例，客户在进行投资目的地或者供应商选择时，遵循的是地区优先于企业（City/Country Before Company）的原则，即先选择国家、城市，再选择企业。大连曾经依靠“5万人会讲日语”的语言优势拿下了近80%的日本软件服务外包市场，而长沙又能为创智这样的企业提供什么样的优势资源？

今天，跟创智科技起点差不多的东软集团已经成为中国软件外包的代表性企业，东软所在的大连市也初步形成了中国软件外包的产业集群。尽管长沙现在仍然将软件产业作为城市支柱产业去发展，但却不得不面对“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尴尬处境，来自内部的质疑声音也始终不断：长沙软件业的产业规模现在在国内只能排十几名，跟上海、北京、大连等城市相比更是相去甚远，无论从行业规模、基础设施，还是从客户类型、人力资源，都找不到独特而强有力的支撑因素。中部城市中庸的资源和条件，也往往给中部企业带来难以摆脱的平庸印记。

从歌厅到电视

长沙的优势产业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在绕了一大圈后，还是回到了长沙人自己身上。

一个典型的长沙人绝不是西方人心目中高储蓄、低消费的东亚人形象。尽管还没有十分系统的学术研究，但仅仅凭借生活经验对比也不难发现，长沙人的消费意愿比中国其他地区的人要强烈得多，同等收入的前提下他们愿意拿出更多的钱花在消费上，在经济学里这种现象可以归纳为长沙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更进一步说，长沙人头脑里的未来贴现率比较高，他们比较“等不及”把钱投入现在的享受。

这种群体心理特征让长沙成为了一个“轻资产、重消费”的城市。轻资产可以表现在长沙的房地产市场上，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间，长沙的住宅均价也随着中国的房地产大牛市翻了一番左右，但仍然停留在每平方米3500-4000元之间，这个价格跟很多二线城市甚至三线城市相比都不算高。根据研究机构的统计，在我国最具影响力的37大城市中，长沙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第14，平均房价却排在第22位。

但是长沙人的日常消费却毫不含糊，2007年，长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跨过千亿元大关，达到了1037.03亿元，在全国26个省会城市中排名第8，在中部6个省会城市中排名第2，仅次于武汉的1518.30亿元，但长沙的总人口数还不到武汉的一半。这种高消费倾向让长沙一度拥有“消费城市”的声名，也为本地的零售企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除了购物，长沙人的文化消费热情也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晚上去歌厅看演出是一种几乎长沙特有的文化消费现象。长沙的歌厅发端于改革开放早期在国内各城市都流行过的那种音乐茶座。1988年，航空、蝴蝶两家提供演出的歌厅引爆了这个市场，后来兴起的红太阳歌厅让集歌舞、小品、相声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文艺演出成为了长沙歌厅的主流模式。于是，爱玩的长沙人开始每晚穿梭于大小歌厅，现场欣赏各种文艺演出。随着歌厅市场的迅速扩张，从事娱乐演出的各类文艺人才也开始往长沙扎堆，有人戏言，长沙也许是除了北京之外国内唯一还有个“娱乐圈”概念的城市。

名噪一时的琴岛歌厅是长沙歌厅产业的一个缩影，“最火的时候，买票的队伍经常排成百米长龙，很多人为了买到票，专门请人排队占位子。600多个座位的歌厅硬是挤进了1000多人，一年的营业收入比原来翻了一番，达到3000多万。”琴岛歌厅的老板余德华至今仍然留恋长沙歌厅的这段黄金时期。当时稍有规模的歌厅一个晚上就有几万元的流水，一家歌厅几十万的初始投资两三个月就能收回成本。

如此高的投资回报率自然吸引了大量商家，到1993年，小小的长沙居然已经出现了150多家歌厅，随后是一段市场整合期，很多小规模的歌厅逐渐被市场淘汰，最终只剩下十几家大品牌的歌厅。到2000年，以歌厅为主的长沙市文娱演艺业固定资产投资达24亿元，总产值达到19.8亿元。即算在歌厅已经衰落的今天，许多外地人到了长沙后仍然会点名去歌厅一游，希望领略长沙的歌厅文化。于是，仍然保留着长沙歌厅演出精华的田汉大剧院也创下了持续五年天天爆满的奇迹，这种盛况在其他任何城市恐怕都是难以想象的。

也许是歌厅的意外繁荣让长沙人开始率先意识到，文化娱乐不仅仅是休闲，更是一项巨大的产业。从历史上看，长沙人对文化产业并不陌生，早在清朝乾隆年间，长沙的黄泥街就是全国四大书市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的图书出版业地位在全国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两大文化中心城市，并且不时凭借湖南人对文化潮流的敏感引发一些出版热点。

但是，总体产值不高的出版业毕竟无法成为拉动一个城市经济成长的动力。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歌厅上，尽管歌厅在长沙城内红红火火，但参与的大都是本地人，它的吸引力不足以支撑长沙成为一个旅游城市，商业价值也因此相对有限。于是，滥觞于歌厅的长沙娱乐文化开始寻找向湖南省、乃至全国、全世界流淌的出口。恰在此时，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兴起的湖南电视产业成为了一条高效的输出渠道。

1997年，刚刚创办不久的湖南经济电视台在一档名为《幸运3721》的综艺节目中，把当时在琴岛歌厅最红的奇志和大兵请上了电视，这档节目在湖南创下了高达40％的收视率奇迹。自此，长沙歌厅里的明星和精彩节目纷纷走上电视荧屏，鲜活的大众文化再加上电视的传播效率，让湖南的电视一下子就呈现出跟传统地方电视台极其迥异的生动面貌。长沙的娱乐业通过电视传播实现了商业价值的成倍放大，一个具有规模的产业也开始真正形成。由于上星后的卫星电视频道拥有面向全国的传播渠道和平台，湖南广电部门的决策者决定向一度内容竞争落后于长沙地级频道的湖南卫视注入优质节目资源，将长沙具有优势的电视娱乐节目资源向全国进行输出。于是，曾经的《幸运3721》逐渐被《幸运大本营》替代，湖南本地热播的《星姐选秀》逐渐演化成了轰动全国的《超级女声》，湖南卫视也开始成为长沙的名片企业。现在说起长沙，外地人的第一个联想往往就是它的电视。

“无心插柳柳成荫”，原本纯粹属于市民休闲的歌厅反而为长沙催生出了一个真正具有优势的产业。2000年9月，长沙市委、市政府首次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思考，并将文化产业确定为长沙的支柱性产业。当时长沙市文化产业总产值已经达到了150亿元左右，并以远远高于全市GDP的增长速度成长。

工程机械长沙造

当长沙以广电部门为核心的文化产业隐隐浮现它诱人的产业前景后，一些担忧和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比如，文化产业能否在长期内跨越物质经济基础而实现超前发展，它能否起到带动长沙经济整体前行的作用？而电视这个本身需要强大经济基础支撑的产业，在成长过程中也显示出跟湖南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的地方。长沙的整体经济制约了广电产业的发展，广电产业反过来也很难对整体经济起到决定性的提升作用。

于是，一度盛行的长沙应通过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乐观论调渐渐低落，一个新的共识开始形成：长沙的经济发展无法逃避第二产业“补课”这一环节，除了工业企业所特有的规模成长性和产业联动性对区域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长沙迫切需要一个有特点的产业集群以构建区域竞争力。仅仅一个广电产业足以让长沙声名远播，却无法支撑长沙实体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

这时，又一个原本并不在政府经济发展蓝图重心的产业突然冒了出来。随着国内上一轮宏观调控的逐渐淡出，长沙的工程机械产业开始在2000年后迅速兴起。近5年来，长沙工程机械行业的产值每年以超过60%的速度增长，已经成为长沙工业快速增长的重要增长极，三家上市公司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和山河智能先后成为了国内工程机械行业的领先企业。2007年，长沙工程机械行业总产值超过300亿元，占长沙工业制造业产值的1/3强，成为全市第一大工业产业。

为什么连发展轻工业都没有优势可言的长沙，却在机械装备制造这样“重”的工业产业中获得了突破？回溯工程机械产业在长沙的兴起历史，你会发现，跟“中国制造”的主流路径不一样的是，长沙的工程机械企业大都走了一条“技工贸”的发展路线，比如山河智能就是一个高校科研成果市场化的绝佳案例。计划经济时代机械部设置在长沙黄土岭的建筑机械研究所，在市场经济年代成为了长沙工程机械产业的孵化器。而诞生于长沙建筑机械研究所的中联重科在长沙工程机械产业形成的过程中，始终起到了技术源头、升级和扩散的作用，比如在该产业的另一龙头企业三一重工确定企业经营方向和上马混凝土泵车项目的时候，中联重科就曾经提供了技术指导，这一举动显然为今后的中联带来了强大的竞争对手。工程师出身的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对此的看法是，如果中联当初做技术防范，可能可以获得更多的短期效益，但强大的竞争对手却起到了提升中联技术发展速度的作用，并且提高了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准，有助于产业集群的形成。

由于工程机械产品的可解构性和技术多样性，而且因为是知识技术和市场客户这些软资源，而不是厂房和设备这些硬资源为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长沙的几家工程机械龙头企业均按照“两头强、中间精”的高加工度化思路组织生产，形成了以研发和销售为核心、生产过程以加工和装配关键零部件为主的特点，牢牢占据了“微笑曲线”价值最高的两端。龙头企业的这种生产组织模式也促进了产业分工协作体系的形成，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中的众多中小企业，要么为龙头企业做配套和外协，要不就跟随龙头企业的产业走向，最终形成了一个以三家龙头企业为核心，众多中小企业为外围，按照生产上垂直联系组成的多层次承包、再承包网络，区域经济拉动效应十分明显。

从大约2000年开始，曾经一度为历史和地理的不利因素所困的长沙终于进入了一个陡峭的上升通道。从2007年初截止到2008年上半年，长沙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92.7亿元，同比增长15.7%。继湖北武汉和河南郑州之后，中部地区的第三座“千亿城市”呼之欲出。在整体经济规模之外，长沙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等指标已经是中部第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评价,在全国31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中,长沙城市综合实力在中部排名第一，在全国26个省会城市中排名第五。

在这些数字之外，更重要的是，长沙开始形成自己特点鲜明的地区产业结构：广电产业已经成为长沙的名片性产业。此外长沙在出版、动漫等相关产业领域也都有自己的行业领先企业，整个文化产业的比重在长沙的地区经济中占据了显著高出平均水平的份额；除了“轻”资产的文化产业，长沙的另一极则是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和山河智能这几个机械装备企业所构成的重工业板块。轻重两极，构成了长沙独特的产业体系，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长沙在缺乏深厚工业基础和区位优势的现实条件下，凭借湖南人那种不顾成本收益核算的“霸蛮”劲，突破重重不利因素而建立起来的新型产业。

4. 国有上市公司 和国企的区别是什么

区别是国有上市公来司是可以自在二级市场交易股票的国企，国企是国家控制股份，但是没有在二级市场交易。

(4)国家意志上市公司扩展阅读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是指政府或国有企业（单位）拥有50%以上股本，以及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拥有实际控制权（能够支配企业的经营决策和资产财务状况，并以此获取资本收益的权利）或依其持有的股份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上市公司。

国有企业，在国际惯例中仅指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在中国，国有企业还包括由地方政府投资参与控制的企业。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决定了国有企业的行为。

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同时具有营利法人和公益法人的特点。其营利性体现为追求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其公益性体现为国有企业的设立通常是为了实现国家调节经济的目标，起着调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发展的作用。

5. 怎么知道一家上市公司它有负债

2013年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已经收官，据Wind数据统计，2013年众上市公司的财务费用大有吞噬净利润之势，数据显示，去年2000余家上市公司中，财务费用同比增长的占60%，其中390余家公司财务费用超过1亿元，400余家公司财务费用远超净利润。
而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在财务费用中，上市公司的利息支出占去了很大一部分。在以收付实现制作为记帐基础的前提条件下，所谓支出应以实际支付为标准，即资金流出，标志着现金、银行存款的减少。
目前，在两市公司中，有2207家公司对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明细有表述，这2207家公司的利息支出共4103.15亿元，需要注意的是，这2207家公司的净利润仅为9451.75亿元，从这两组数据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利息支出已经占到这些公司净利润的近50%。
多家公司净利润亏损
仍有过亿利息支出
记者通过Wind数据统计发现，在已公布财务费用利息支出的2207家上市公司中，有4家公司去年利息支出超过100亿元，分别为中国石油230.81亿元，大唐发电118.24亿元，中国中铁112.93亿元，中国建筑109.82亿元，而利息支出超过10亿元的公司更达61家。
据中国石油2013年年报显示，2012年公司的利息支出为181.64亿元，同比增加了49.17亿元，如此计算的话，利息支出费用一项同比增加了27.07%。
据中国石油2013年年报表示，利息支出之所以增加主要原因是为保障生产经营及投资建设所需资金，集团有息债务增加，同时，年报显示中国石油去年净利润为1295.77亿元，利息支出占净利润的17.81%。
数据显示，在发生财务费用利息支出的2207家公司中，有653家利息支出费用超过净利润。大唐发电名列前茅，其利息支出费用比净利润高出82.97亿元，而中国铝业、*ST天威、*ST凤凰等均排名靠前。
据大唐发电2013年年报显示，去年大唐发电的利息支出为118.24亿元，与2012年的118.13亿元相比基本持平，而公司去年的净利润仅为35.27亿元，其利息支出高出净利润近3.35倍。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有四家ST公司的净利润亏损，但其利息支出却高的出奇。*ST天威年报显示，公司去年实现净利润为-52.33亿元，而其利息支出却为4.26亿元，另外，*ST凤凰去年净利润为-45.14亿元，公司利息支出为2.19亿元；*ST二重去年净利润为-32.07亿元，利息支出为7.6亿元；*ST锐电去年净利润为-34.46亿元，利息支出为2.64亿元。有分析师称，上述公司的净利润或许就是被利息支出所积压。
制造业1467亿元利息支出
成“重灾区”
据记者统计，在发生财务费用利息支出的公司中，来自于制造业的有近1500余家，在所有行业中排名第一，电力行业以及房地产行业公司数量分列第二名和第三名。
对此，有分析师表示，去年经济环境因素导致的企业贷款成本上涨，上市公司财务支出大幅上涨，电力、制造等产业受成本上涨，市场环境持续疲软等因素影响，融资规模扩大，导致相应的财务费用也随之上涨。另外，受企业快速扩张影响，部分公司支出猛增，财务费用也随之上涨。
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制造业这1500余家公司去年共产生利息支出1467.47亿元，占2207家公司利息支出总额的35.76%，同样高居榜首。
对于上述数据，有分析师指出，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利息支出最高，原因在于制造业占用资金大，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强烈，受融资成本上升的影响也最大，另外，因为制造业受宏观经济影响最大，出口下滑以及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直接导致了制造业企业的经营业绩下滑，为了维持企业的生产经营，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数额开始增加，利息支出也随之增加。
另外，该分析师还表示，财务费用和利息支出的增加，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会随之下降，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下降，股价也会受到影响。而利息支出的增加也导致了财务费用的增加。
从财务费用来看，2013年2474家公司共发生财务费用5870.95亿元，同比2012年的2834.95亿元增加了近两倍。
数据显示，2013年财务费用最高的公司中中国石油、大唐发电、华能国际、中国石化等公司依然排名靠前，其中中国石油以218.97亿元的财务费用排名第一。
亏损近亿元利息支出逾6亿元 黔源电力称财务费用吞噬利润
公司在年报中坦言，居高不下的财务费用吞噬了经营利润，而高额的借款导致了公司负债率高企不下
■本报记者 桂小笋
对于在2013年出现亏损的许多上市公司而言，报告期内公司的利息支出显然已成为了公司的业绩“黑洞”。Wind数据统计显示，在2013年亏损超过10亿元的18家公司中，有16家公司当期的利息支出超过1亿元，其中，有3家公司当期的利息支出超过了10亿元。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有一些公司的亏损额度及利息支出数额都不及上述16家公司，但是，从两组数据的对比中，却可以读出另类的味道。例如，黔源电力2013年年报的亏损额度为9910万元，但同期公司的利息支出却高达约6.2亿元。公司在年报中坦言，居高不下的财务费用，吞噬了公司的经营利润，而财务费用的主要组成部分，即是利息支出。
利息支出拖累利润
Wind数据统计显示，共有203家净利润亏损的公司披露了利息支出数额，这些公司在2013年的亏损总额约为740亿元，而当期这些公司的利息支出总额约为241亿元。
虽然有一些公司的利息支出与亏损额度相比，显得“九牛一毛”，但是，其中也不乏利息支出金额与净利润亏损额度相比反差明显者，黔源电力就是其中的代表。
黔源电力2013年年报显示，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42.57%，而净利润同比下降172.39%，亏损约9910万元；同期，公司的利息支出有约6.2亿元。
公司在年报中称，目前发展的主要困难，与公司的财务费用居高不下有着莫大的关系：电力行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电站建设具有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的特点，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设备维护和技术改造等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由于公司建设项目资金需求所带来的高额银行借贷直接导致了资产负债率高企不下，经营利润被巨额财务费用“吞噬”。
从公司年报的财务费用明细中可以看出，其主要由利息支出组成。
ST族利息支出亦很惊人
如果说，黔源电力的状况为投资者展现了利息支出对经营利润造成的巨大影响，那么，对于一些已经ST的上市公司而言，平衡利息支出对利润造成的影响，则显得更加迫切。
数据显示，在16家2013年业绩亏损、当期利息支出却超过1亿元的上市公司里，有8家属于ST一族。在这些公司里，利息支出对净利润的影响，也十分明显。
例如，*ST新材2013年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约11.39亿元，同比增长9.56%，在上一个会计年度，公司净利润亏损约为10.39亿元。
对于报告期内业绩欠佳的原因，*ST新材从产品市场价格下滑、需求不振等方面进行了解释，在公司的主营产品明细表中可以看出，占营收大份额的几项产品中，毛利率以负值呈现。此外，从其财管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数据可以看出，在最近的会计年度中，公司的这些费用正在不断攀升。以财务费用中的明细为计，*ST新材2013年度利息支出约为4.5亿元，上年同期则为约4.48亿元。
年报称，控股股东在财务上给了上市公司力度较大的支持：“从控股股东蓝星集团取得的借款为38.88亿元，由蓝星集团提供担保的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及短期借款分别为0.5亿元及27.91亿元，由最终控制方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提供担保的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及短期借款分别为9.21亿元及18.85亿元。”公司称，确信在2013年12月31日后的十二个月能够清偿到期债务或进行再融资。
上市房企四成净利“上供”银行
利息支出成房企利润第一大“杀手”
据记者统计，142家上市房企去年的利息支出为338亿元，且增速远超房企净利润的增长幅度
■本报记者 王 峥
“房企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给银行打工的。”在被问及如何看待房企近半利润被高负债导致的高利息吞噬时，一位开发商高层这样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而从近期房企披露的年报数据上看，利息支出确实已经成为吞噬房企利润的第一大“杀手”。
记者统计Wind提供的数据后发现，沪深两市142家上市房企，2013年的利息支出高达338.03亿元，占当年上述房企净利润总和的38.97%。
其中，仅龙头万科一家2013年的利息支出便达到了65.75亿元，而万科2013年辛苦一年获取的净利润不过151.19亿元。同时，首开股份、金地集团、金融街、京投银泰、保利地产在2013年的利息支出也超过了10亿元。尤其是首开股份，在2013年实现净利润12.89亿元的情况下，其年内利息支出却高达31.69亿元，超出净利润的2倍还多。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42家房企2013年的净利润总额为867.48亿元，较上一年同期增长12.44%；而利息支出则从2012年的278.84亿元，上涨至338.03亿元，同比增幅达21.54%。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房企在利息支出上的增幅，已远远超过了它们赚钱的速度。而在目前市场成交萎缩的情况下，房企的资金成本无疑会继续加大。
实际上，相比于大型房企，中小房企的日子则更不好过。由于此前上市房企再融资被长时间叫停，且部分银行在对房企放贷时严格执行“名单制”，因此很多中小房企不得的求助于高息的信托等融资方式，以至于一段时间内，信托融资的年息一度保持在20%以上，而这无疑给房企带来的巨大的成本压力。
而近期，有龙头房企高层在建策沙龙上还表示，目前的信贷持续收紧，且今年银行在房地产放贷这一块没有任务，因此只有好的项目才能从银行贷出钱来。这也意味着，目前想从银行借出大量的“便宜钱”，几乎不太可能。
同时，上述高层还透露，一些负债率较高不好从银行贷款的企业，“在拿地后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拿到贵的地以后，去找金主去借钱，这些钱借来，用股权抵押，有若干个项目已经到了实际拿地开发企业的真实股权降到了只占百分之几的地步，大量的股权实际在金主的手里。但金主的钱好多都很贵、很高，因此这些项目能不能经得住销售缓慢的考验是未来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为了解决资金难题，不少房企借着民营银行放开之际，也做起了自己的“银行梦”。其中，龙头万科率先行动，在去年年末以基石投资者的身份认购30亿港元新股，成为徽商银行的单一大股东；A股上市房企新华联则确认公司将在湖南地区参与发起民营银行；恒大地产更是今年初斥资36.5亿元购入华夏银行5%的股份，成为该公司第五大股东；此外，越秀集团也在2月份宣布以116.4亿港元完成了对创兴银行75%已发行股本的收购。
安泰集团利息支出2.46亿元成利润黑洞
净利亏损2.4亿元大降887%
有专家表示，由于煤价不断下跌，已经出现资金链破裂，债务重组的煤企，在煤炭下行的行情下，融资环境也愈发恶化
■本报记者 李春莲
随着融资环境的日益险恶，利息支出逐渐成为上市公司的利润黑洞。
根据2013年年报，安泰集团2013年净利润亏损2.43亿元，同比减少887%，而公司的利息支出高达2.47亿元。
安泰集团表示，产品微薄的毛利很难维持公司较大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以及财务费用的支出，最终未能实现盈利。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供过于求，产能过剩，煤炭市场将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煤价仍将不断下跌，煤企盈利的空间越来越小。
有专家表示，由于煤价不断下跌，已经出现资金链破裂，债务重组的煤企。在煤炭下行的行情下，融资环境也愈发恶化，煤企在扩张的同时，应关注潜在的资金风险。
毛利率微薄
净利亏损2.4亿元
根据年报，安泰集团去年净利润亏损2.43亿元，同比减少887%。
对此，安泰集团在年报中表示，2013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由于外需不振，内需不足，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及巨大的环保压力，公司所处的焦化、钢铁主业整体形势持续低迷，行业效益仍处于历史最低位，产品毛利率微薄。
分产品来看，公司焦炭毛利率为11.94%，生铁毛利率仅为0.78%。
面对以上诸多不利因素，尽管公司在2013年争取以稳产、增产的运行方式来实现规模效益，但仍难以冲销价格下行带来的不利因素，产品微薄的毛利很难维持公司较大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以及财务费用的支出，最终未能实现盈利。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根据年报，安泰集团的应收账款欠款主要来源于山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为8.2亿元，占应收账款总额的比例为66.61%。
年报称，报告期内，受国内外钢铁市场需求持续低迷，钢材价格大幅下滑，而公司主要产品焦炭与生铁是钢铁行业的上游原料性产品，受此影响，焦炭与生铁价格也是大幅下滑。
此外，公司主要产品焦炭与化工产品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28亿元，主要是销量增加所致；生铁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3.7亿元，主要是钢铁行业持续低迷，产品销售价格下跌影响所致；烧结矿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2.8亿元，主要是销量减少所致。
有煤炭行业分析师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煤炭和钢铁都是产能过剩的行业，钢铁公司需求不旺，亏损严重，焦炭公司的利润也好不到哪去，可谓一根绳上的蚂蚱，长期来看，焦炭供过于求仍是主要行情，安泰集团的业绩仍旧不容乐观。
融资环境恶化
利息支出2.47亿元
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安泰集团净利润已经陷入亏损，但其利息支出高达2.47亿元。
根据年报，安泰集团2013年长期借款为10.17亿元，同比增加219%。对此，年报称，主要是新增借款与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到期归还再续贷所致。
此外，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同比减少72%，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到期归还再办理续贷手续后列入长期借款科目所致。
而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安泰集团的利息支出已经成为吞噬利润的黑洞，但公司对资金的渴求仍旧十分强烈。
年报显示，安泰集团2013年的总资产为76亿元，总负债为47亿元，负债率为62%。
安泰集团表示，全年融资环境是近几年来最不好的一年，央行紧缩信贷规模，加之山西因债务危机问题，融资环境尤为恶化，大多数企业都面临着资金紧张的压力。
但是，为实现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后续各项工程项目拓展仍将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为此，公司将积极拓宽融资渠道，一方面利用好资本市场平台，充分发挥上市公司融资功能，为公司项目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加强与国内外各大金融机构的沟通和联系，建立良好的银企合作关系。
不得不提的是，煤炭市场持续低迷，煤价不断下跌，煤企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
有煤炭专家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初联盛就是由于高估了煤炭的发展前景，不断大规模扩张，但最终由于煤价不断下跌，遭遇资金链破裂，债务重组的厄运。在煤炭下行的行情下，煤企在扩张的同时，应关注潜在的资金风险。
三大运营商共建国家铁塔公司
中移动最受伤
有运营商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共建共享的提出也已经很多年了，究竟是不是因为4G而突然加速也很难说，也许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本报记者 马 燕
自4月30日工信部证实，三家运营商正在研究共同组建一家通信设施公司，负责统筹建设通信铁塔设施后，经过一个假期的发酵，这个让业界一片沸腾的消息，已经有了多种消息和解读。
而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目前此事项除了工信部和三大运营商发出的公告信息之外，并无更多进展信息，很多消息运营商也都是从媒体上看到。有运营商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其实这件事情没有外界传得那么夸张。
铁塔公司或有国家意志
针对有媒体报道要成立“国家基站公司”的消息，4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司局负责人在工信部官网公开回应称，“目前三家基础电信企业正在研究共同组建一家通信设施公司，负责统筹建设通信铁塔设施，进一步提高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水平”，并称“这种模式的探索应按照市场化原则和三中全会提出的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精神进行组建设计和运营”。
综合各方面信息来看，目前的“国家铁塔公司”与传说中的网业分离相去甚远。三家运营商共同出资成立这个新“铁塔公司”，由新公司进行4G新建基站的机房、铁塔、站址和管道建设并维护，根据租用使用情况，向三家运营商收取租金。据知情人士透露，拟成立的“铁塔公司”，不涉及到通信主设备。
华创证券TMT首席分析师马军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中国通信基础设施服务公司的成立应该是包括国务院在内的高层充分考虑了中国电信业发展的问题所在而进行的一项改革，国资委、工信部、运营商等成为实际执行与实施主体，成立目的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更多承载公共设施建设职能。
事实上，4G建设过程中，新基站的站址难找、难谈、难建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4G的发展进程。有分析指出，此次要成立的国家铁塔公司，只是由国家牵头、三大运营商出资成立的一个促进铁塔共建共享的举措，目的在于加快我国4G发展进程。
对于此观点，有运营商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共建共享的提出也已经很多年了，究竟是不是因为4G而突然加速也很难说，也许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铁塔公司或定位为微利企业
据马军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目前全球包括铁塔在内的共建共享有多种模式：独立第三方投资建设管理进行出租的情况；运营商资产剥离后的独立建设管理；运营商参与合资的建设管理；运营商之间的共建共享。
据其判断，中国通信基础设施服务公司在国家定位下为微利性企业，后续会有系列政策支持。目前该公司承载一个对增量市场的建设维护主体，不排除条件成熟后对存量资产逐步按照难易程度也纳入其中。
马军分析，鉴于中国通信基础设施服务公司目前没有明确的实施主体，其运作方向可能会有几个可能，首先其会和原有运营商建设主体对接口的各种主体进行业务来往，相当与承担了原有运营商网络建设的职能。其次后续最优的方案是把中国通信服务公司纳入其中，成为设计和施工的具体载体，这样在执行实施层面就具体了，当然积极邀请民营企业参股并进行业务合作是必然，但是鉴于参股比例以及实际权利行使问题，预计不太乐观。
中移动个别员工或有情绪
对于此次铁塔的共建共享，三大运营商也都表态正在协商。有观点认为，加入建立铁塔及基站合资公司，仅仅考虑基站的数量，就可以看出中国移动在政策中吃了大亏，通过这些设施的共享和共建，中国移动与联通和电信在4G基站和铁塔上的差别将会大幅度减少，中国移动的优势地位将受到极大的挑战。
对此，中国移动内部人士在与《证券日报》记者交流时表示，“不排除内部个别员工会有些情绪，毕竟一辈子辛辛苦苦在建基站，最后变成别人的了”，但该人士强调，不能只是看一时一事，长远来看共建共享肯定是好事。
此前，《证券日报》记者在与中国移动相关人士交流时就听其诉苦称，现在4G基站的选址相当困难，特别是中心城区的谈判难度很大。
上述人士认为，如果成立一家公司去谈判，比运营商各自为战要好得多。

6. 什么是国企上市公司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是指政府或国有企业（单位）拥有50%以上股本，以版及持有股份的比例权虽然不足50%，但拥有实际控制权（能够支配企业的经营决策和资产财务状况，并以此获取资本收益的权利）或依其持有的股份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上市公司。

(6)国家意志上市公司扩展阅读：

优点

1、得到资金。

2、公司所有者把公司的一部分卖给大众，相当于找大众来和自己一起承担风险，好比100%持有，赔了就赔100，50%持有，赔了只赔50%。

3、增加股东的资产流动性。

4、逃脱银行的控制，用不着再靠银行贷款了。

5、提高公司透明度，增加大众对公司的信心。

6、提高公司知名度。

7、如果把一定股份转给管理人员，可以缓解管理人员与公司持有者的矛盾，即代理问题

缺点

1、上市是要花费一定费用。

2、提高透明度的同时也暴露了许多机密。

3、上市以后每一段时间都要把公司的资料通知股份持有者。

4、有可能被恶意控股。

5、在上市的时候，如果股份的价格定的过低，对公司就是一种损失。实际上这是惯例，几乎所有的公司在上市的时候都会把股票的价格定的高一点。

7. 什么是国家意志中国的国家意志是什么

释义：国家行为和政府行为指导人民意志。

我国的国家意志：

我国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对权力格局进行调整，进而体现出国家体制的改革调整。在这里权力实际上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权力的运行表述的是国家对社会成员的一般要求，反映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趋向，标志的是社会的正常秩序。

(7)国家意志上市公司扩展阅读

国家意志对外的表现：

1、对外国家意志行为主要包括国防、外交两大类。国防是为保卫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全民族利益而抵御外来侵略、颠覆所进行的活动。如进行军事演习、调集军队、实施战争动员令、宣战，等等。

2、外交是为实现国家的对外政策而进行的国家间的交往活动。如国家间的建交、断交、宣战、媾合、签订国际条约和协定、国家间的对等措施，等等。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国家意志

8.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是上市公司吗

是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英文：China Southern Power Grid Company Limited，中文简称：南方电网），于2002年12月29日正式挂专牌成属立并开始运作。公司供电区域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海南，负责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南方区域电网。

经营相关的输配电业务，参与投资、建设和经营相关的跨区域输变电和联网工程；从事电力购销业务，负责电力交易与调度；从事国内外投融资业务；自主开展外贸流通经营、国际合作、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合作等业务。

(8)国家意志上市公司扩展阅读：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从2002年12月29日挂牌成立以来，公司非常重视发展战略工作，通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已形成了公司的总体发展战略体系框架，并在不断丰富和深化其内涵。

在央企中率先提出把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企业具体化、体现国家意志，认真践行“对中央负责、为五省区服务”的企业宗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全力做好电力供应，致力于夯实安全基础、加快电网发展、提高服务水平、强化经营管理、深化体制改革、培育优秀文化。

9. 什么是国家意志

国家意志是指国家必须有统一的信急系统安全保护的法律规范、政策技术规范.政府行为是指在国务院信息化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统领导和协调下,各级政府对其信息系统安全建设与管理负责,开展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工作。
国家意志的本质是政府意志，而不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当政府意志与大多数国民意志一致时，可以认为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人民是个虚幻的政治概念。对此，国民的提法比较贴切。个人意志就是某个人在一定时期对事物的意思表达。意思表达指主体对对象的诉求、要求、祈求，集中反映着主体的意志。权力是国家意志的制度体现。国家对社会的一般诉求，往往形成国家体制，用国家强制力表达着国家主体的意志。国家体制的运行靠的就是权力，正是权力的正常运作反映着体制的存在。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权力格局，权力格局的变化也体现着国家体制的变化。目前我国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对权力格局进行调整，进而体现出国家体制的改革调整。在这里权力实际上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权力的运行表述的是国家对社会成员的一般要求，反映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趋向，标志的是社会的正常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