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建集团控制权争夺启示

1. [金台观察]上海家化风波带着中国公司治理怎样启示

对于一家公司，企业家更重要、员工更重要,还是股东更重要？ 对于一家公司，就业更重要、工资更重要，还是利润更重要？ 对于一家公司的战略，要基于市值、还是基于利润，还是基于基业长青？ 管理者，必须为了股东财富的最大化而工作吗？ 不同的答案会带来不同的选择。 平安信托与家化管理层的纷争在本质上就是对于这些答案的不同理解。 平安信托已经解除了葛文耀在家化集团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职位，现在上海家化小金库的风波，给葛文耀的位置，带来了更多变数。 中国公司治理制度的设计中，过多地迎合了投资资本。比如说，家化集团和平安信托都是独立法人，但法律允许平安信托牺牲家化集团，以适应其自身的发展战略：葛文耀称，平安信托入主后，一直在变卖资产，致使家化集团名存实亡。 对于平安信托而言，他的利益在于入股了家化之后，如何以更好的价格卖给下家。对于上海家化的管理层而言，他的利益可能在于这家公司的规模和可持续发展，并且，当下的公司治理框架下，可能要求他们对股东套现予以配合。 家化人事斗争已经发生了两周，现在的焦点是上海家化这家上市公司的管理层的稳定，因为有太多的投资人是这家公司的股东，机构投资人和中小投资者希望这家公司能够稳健前行。大股东与家化管理层的矛盾表明，这给上海家化的未来带来了不确定性。 股东主义理论里，一切围绕股东旋转，当下的公司治理框架，就是沿着这个理论出发的。对于股东本位的制度设计，支持者看来是不证自明的。更有种说法是，股东财富就是社会财富，这是资本分配最优化的过程中必须的路径。 人民网财经研究院认为，中国公司治理需要进行改革。大股东侵害公司利益的事件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司治理的焦点并非股东无法捍卫其自身利益，而是公司无法捍卫其自身利益。上海家化算不上是一个典型案例，但当下有太多类似的事情发生。比如，当大股东股权解禁可流通的时候，公司往往以市值管理的名义，为减持配合。在很多时候，这极有可能牺牲了公司的利益。在这个时候，就必须引入其他利益相关者，更多地予以平衡。 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并非简单的管家与东家的关系。上市公司是一个独立法人，有自己的生存权和利益，他与股东的关系并非在所有的时候一致，那么管理层在其中应扮演何种角色？ 我们知道，中国第一代创业家慢慢淡出之后，中国职业经理人阶层面临崛起，这些关系如何协调，对于中国的未来尤其重要。无论是较早的国美控制权争夺、雷士照明管理层与投资者的冲突，还是现在上海家化的内斗风波，这些案例都表明，中国的公司治理已经到了检讨这些核心问题的时候了。

2. 国美股权与控制权之争的解读反思

（新京报社论）
近两个月来，吸引了无数人眼球的国美控制权之争终于在昨日暂时落下帷幕。昨晚7时，备受关注的公司股东特别大会宣布结果，大股东黄光裕提出的动议，除了取消董事会增发授权得以通过外，关于撤销陈晓、孙一丁的董事职务，及委任邹晓春和黄燕虹为执行董事的议案均未能通过。
这样的投票结果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令人十分欣慰的是，大多数股东最终作出了一个相对折中与温和的选择：他们既不希望公司目前的经营管理及管理层人员出现重大变故，也不希望公司未来的股份结构发生剧烈调整。黄光裕看起来是输了一阵，但黄氏一方所言的“已经夺下了陈晓手里的刀”也并非“精神胜利法”。因为增发授权被否决毕竟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黄方仍将牢牢占据公司大股东的位置，这也为这位曾经的首富、中国民营企业界的一代“枭雄”留住了今后在上市公司内部东山再起的最后本钱。
国美控制权之争在我们这个转型社会中的持续发酵，对于大到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契约精神小到资本市场、公司治理、股东权益、职业经理人委托责任、品牌建设等等，都具有难以估量的启蒙价值。因为相关的各利益主体都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行事，政府监管部门也牢牢地守住了自己作为一个中立的裁判员的边界，因而，这个事件是中国现代商业社会的一个经典案例。
从近两个月来黄光裕家族和以陈晓为代表的国美管理层各自的言行表现来看，黄氏家族身上似乎更多地体现了中国民间创业者的“无畏”传统。他们一开始大打道德和民族品牌，试图调动社会舆论。但从随后的变化中看得出，他们的学习能力同样是惊人的。而陈晓阵营的大多数应对手法，则更多地代表了一种顺应国际上现代企业治理先进理念的大趋势。海外投资分析机构及国际财经媒体为什么几乎一边倒地奉劝股东投票支持现任董事会、反对大股东，这就是根源。在这类问题上，真正专业的分析者不会从泛道德化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谁更能带领公司取得优秀的业绩，回报投资人。
陈晓曾经反复追问过一个异常到位的问题：既然黄光裕先生始终把他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放在首位，那么国美为什么还要上市呢？这个问题，放在大股东经常肆意圈钱、侵占普通股民利益的国内市场上，尤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此外，相比已经带领国美走出困境、取得不错业绩的经验丰富的陈晓团队，黄氏家族仓促推出的律师邹晓春和黄光裕的胞妹黄燕虹显然难以得到投资人的首肯。
然而，我们这么分析，决不是抹杀黄光裕作为国美创始人的价值。事实上，可能国美这个已经在境外上市的公众公司的确更需要陈晓这样精明能干的现代职业经理人，而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无疑也非常需要创业家！
针对公司控制权之争，黄光裕和陈晓都曾放过狠话——前者威胁“鱼死网破”，后者则以“鱼可能会死，但网不会破”反唇相讥。但从中国商业文明进步的立足点而论，我们不希望“网破”，更不希望“鱼死”。值得庆幸的是，理性的投资人昨天已经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转自新京报，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知名财经评论员 叶檀 ）
陈晓离开国美，从开始便已注定，而关键时间点就是杜鹃资产解冻。正如陈晓当初的行为并不是对黄光裕的背叛，黄光裕方面如今的行为也说不上道德欠缺，离开狭义的道德江湖，我们才能在上市公司治理与职业经理人的天地里，看得更透彻一些。
资本时代就是如此，以日后资产是否增值为惟一的博弈目标考量。这是市场理性博弈的必然结果，没有人愿意鱼死网破。从这一点说，资本市场脱离了疯狂的道德攻击，向理性方向迈进了一步。
中国家族式的上市企业不可能允许职业经理人独掌大权，更何况这个经理人还不被信任。陈晓离开，才能让黄氏家族安心。
去年9月15日，贝恩资本实施了15.9亿元“债转股”，正式成为国美电器的第二大股东，黄光裕夫妇持股比例被稀释至32.47%。之后贝恩资本宣布支持陈晓方。两大股东的争夺，将导致国美根基动摇，如果黄光裕方对董事会决议动辄投反对票，或者将未上市门店剥离出去重新成立公司，对于国美将是致命打击。作为财务投资者、久经资本市场风雨考验的贝恩资本显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
黄光裕入狱之后，国美历经三部曲：第一步由陈晓出面实行人机分离模式，确保国美不会出现机毁人亡的惨剧。贝恩资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的；第二步通过黄陈之间的博弈，给贝恩资本与黄光裕之间画出底线，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绝对不会触碰，如黄光裕方面的控股权与对公司经营的控制力，如贝恩资本希望获得的溢价；第三步陈晓出局，进入黄光裕方面与贝恩共同执掌的时代。
从国美的一连串博弈可知，惟一能够与中国大型民营企业创始人抗衡的，是资本的力量，而不是职业经理人。即便张大中出任国美董事会主席，国美都不会因此打上张氏烙印。陈晓带领国美走出黄光裕入狱事件的阴影，而张大中则带领国美走上正常经营轨道，国美会就此走向常态化。
中国的企业很少因为职业经理人吃亏，只有在与投行签署对赌协议、购买金融衍生品时，才会为日后被扫地出门埋下伏笔。蒙牛就是前车之鉴，牛根生不得不以万言书请求国内企业家们的帮助，以免蒙牛落入外资之手。这次陈晓在前台与黄光裕方面博弈，最得益者是贝恩资本，他们让贝恩资本以低价成为大股东，实行了债转股，还为贝恩资本画出了一条经营红线。
国美事件的前后传递出中国的现实，市场规则在进步，可以做到人机分离保护企业生存权与投资者的利益，国美在香港上市利用相对完善的香港规则，帮了自己的大忙；但市场文化没有变，职业经理人从大户的管家向独立品格转变任重道远。 摘要：其中，“国美大争下的中国公司治理启示（部分摘录） ”该内容摘自原国美电器决策委员会发展战略研究室主任兼经营管理研究室主任，现任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胡刚发表在《管理学家》杂志上的文章《国美大争下的中国公司治理启示》
三大启示
在家族制企业或独资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变的过程中，国美大争使得一些企业所有者产生了观望和忧虑情绪，担心自己对企业控制权的旁落，也使得企业所有者与职业经理人之间产生了相互不信任。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和核心人员选任，使得企业创始人的权益获得切实保障，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委托代理机制下构建企业创始人保护机制。早在1932年，贝利和米恩斯就在《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一书中指出：现代公司已经发生了“所有与控制的分离”，公司实际已由职业经理组成的“控制者集团”所控制。两权分离理论认为，股权分散的加剧和管理的专业化，使得拥有专门管理知识并垄断了专门经营信息的经理实际上掌握了对企业的控制权，导致“两权分离”。现代公司，特别是股份制上市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两权分离的现象更是十分明显。股份制上市公司中，出资人是社会公众，社会公众不可能直接管理、运作公司，必须依靠专业人士进行，何况社会公众更注重于间接投资股票，关注自己的股权收益，这更促进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两权分离。
在所有权与控制权两权分离的公司制度下，没有控制权的所有者如何监督制约拥有控制权的经营者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委托代理理论便应运而生。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公司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即委托代理理论中所指的委托人；经营者是代理人，而代理人是自利的经济人，具有不一定与公司所有者的利益一致的诉求，具有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代理人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很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寻租，从而损害所有者的利益。委托代理机制下的公司治理结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代理风险问题，即如何使代理人履行忠实义务，恪守信托责任。
经邦咨询薛中行老师对此发表个人看法，企业创始人(企业家)一定要保持对自己企业的控制权。企业创始人作为缔造者对企业的发展功勋卓著，其利益和诉求理应受到尊重。创始人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博弈，古今中外不乏先例。如：迪士尼大股东聘请CEO，却不想CEO将大股东几乎“驱逐”了20年；当年帝国大厦的投资人聘请了一位CEO，不想该CEO却将帝国大厦以极低的价格出租了148年，到现在帝国大厦的业主还在世世代代打官司。
为了防止职业经理人对企业创始人利益的侵害，目前在美国的公司章程中，已经加入了创始人保护条款，即创业股东的股权不管被稀释到什么程度，都要占据董事会或由其提名的人占据董事会的多数席位。这种创始人保护条款是中国民企急需引进的，在关键时候这项条款将是创始人对抗职业经理人越位以及恶意收购行为的杀手锏。
2.控股权的安全边际设置。企业若想获得快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是巨大的，企业对资金的渴求可以理解，但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募资，股权是自己权益的最大后盾。股权决定话语权和控制权是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因此，企业创始人或大股东若想掌控企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自己的持股比例进行安全边际设置，确保自己所拥有的股份能够战胜各种不稳定因素。
若大股东“一股独大”，无人能制衡，可能导致独裁而损害全体股东的长期利益；反之，如果大股东股权比例过低，不但其他股东对其制衡可能过多，而且还会出现积极性不足的情况，也会损害全体股东长期利益。
对于国美这样一个上市公司来说，企业创始人若掌握公司50%以上的股权，所有权与控制权将会高度一致，没有人可以挑战创始人的权力；若股权比例下降到50%之下，企业创始人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将被削弱，董事会将不再由企业创始人一言九鼎，而是由票选原则产生的董事会成员对企业日常经营进行重大决策。若企业创始人的持股比例降到30%以下，不仅仅是所有权与控制权再次被削弱，其话语权也可能被剥夺，若要在股东大会上通过自己的动议更会难上加难。按国美公司章程，持股10%以上的股东有权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若黄光裕的股权在未来数年不断被稀释的话，其第一股东的地位不但不保，甚至连召开股东大会的权力也会被剥夺，这也是为什么黄光裕坚决反对国美增发新股的原因所在，发行新股可能摊薄黄光裕的股权比例，使得国美加速从股权比例上“去黄化”。
股权的安全边际设置是需要企业创始人深刻领悟和运用的一门技术。在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企业创始人若要保证自己的绝对权力，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掌控50%以上的股份，在股份不能达到50%的情况下，也应确保一致行动人的股份和自己的股份相加大于50%。
3.职业经理人在情理法之间的抉择。股东与职业经理人本是鱼水的关系，多数情况下，双方之间默契配合，共同推动企业向前发展，但是身为个人，职业经理人难免需要在情理法之间做出正确抉择。
职业经理人应遵守最基本的商业伦理道德，加强自律。职业经理人应该自问：如果我背叛了企业所有者的利益，那么之后谁还敢委我以重任？职业经理人要珍惜自己的名誉，名誉是其安身立命之根本，长期来讲，职业经理人恪守职业道德，为企业发展尽心尽力，将赢得企业家们的欢迎和尊重，并不断接到企业家们抛来的橄榄枝。在职业经理人自律上，唐骏可以看作一个榜样。在盛大，唐骏助陈天桥成功上市；在新华都，不仅助陈发树在资本市场入主青岛啤酒和云南白药，更是将旗下二级公司运作上市。唐骏功绩不小，却看淡权力，给自己明确的定位，宣称“职业经理人永远是老二”。

3. 万科保卫战给中国企业 带来什么启示

你好，资本市场既是机会，也是风险，
如果不了解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不能合理应用，尽量不要盲目跟风走IPO路线。

4. 1869年为争夺苏伊士运河控制权激烈交锋的两个国家是,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

苏伊士运河全长170多公里，河面平均宽度为135米，平均深度为13米。苏伊士运河从1859年开凿到1869年峻工。运河开通后，英法两国就垄断苏伊士运河公司96％的股份，每年获得巨额利润。

5. 股权结构与控制权争夺之间存在怎样的相互影响

公司控制权的争夺作为公司控制权市场上的公司控制权转移方式，指的是各个不同的管理集团为夺取某个公司的决策控制权而采取的种种策略及行为。经营者拥有公司控制权可以直接或间接得到各种货币形态的收益，主要包括“控制权的共享收益”与“控制权的私人收益”。前者指由于大股东改善公司管理与监督所导致的公司价值提高，后者指大股东利用所掌握的控制权攫取公司收益。世界银行1999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公司控制权的转移提高了股东股份的价值，通过公司控制权的转移实现了资产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公司控制权争夺的主要方式有购并与代理权争夺两种。前者是公司控制权争夺的主要方式。公司购并可分为公司兼并和公司收购。公司兼并是指收购公司通过资本市场购买目标公司的全部股权，使目标公司失去法人资格或改变法人实体的一种行为。公司收购是指收购公司通过资本市场，收购目标公司的部分股票，以取得目标公司控制权的行为。代理权争夺是持有异议的股东，通过资本市场征集委托表决权，以获得股东大会控制权的行为。股东权益的委托性是代理权争夺存在的基础。股东表决权可以委托给其他股东，造就了委托表决权的争夺，控制了委托表决权就能控制股东大会，进而控制董事会和掌握公司控制权。
其实，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创业，我觉得腾讯众创空间就是一个不错的平台。

6. 如何认识机构投资者，社会资本，金融产品创新在控制权争夺中的作用机理

一、金融创新风险
1、金融创新风险概述
金融创新风险是金融创新过程中，创新供给主体的创新措施不能顺利实施，或者是创新收益遭到损失的可能性。它由两部分构成，一是金融创新设计过程中的各种风险；二是金融创新实施过程中的风险。
金融创新风险不同于产业创新风险。首先，产业创新风险主要存在于新成果的市场认可度及潜在收益的获得程度上，而金融业不仅具有产业创新的风险，还具有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特殊的行业风险，金融创新在追逐利润时也制造出了新的风险。其次，金融创新无法申请专利，具有广泛的可模仿性和可推广性。只有通过被模仿和推广的活动，创新才能真正被社会所接受，否则将会由于市场规模不经济、接受程度低等原因导致创新成果的市场需求量过小、创新成本过高，从而发生市场缺损、作用缺损以及价值缺损，使得创新者很难获得全部潜在的收益，实现利润最大化。最后，金融业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因此金融创新风险要比产业创新风险具有更广的影响面和更大的影响力。
2、金融创新风险的构成
（1）设计风险。设计风险是由于金融创新设计过程中各种不确定因素而使金融创新措施未能如期出台的可能性。
（2）市场风险。市场风险又称价格风险，是指市场价格变动导致金融衍生产品价格变动而产生的风险。这里的市场价格，主要是指基础资产的价格。不同的衍生产品所涉及的市场风险是不同的。
（3）信用风险。信用风险又称履约风险，是衍生交易中的一方不按合同条款履约而导致的风险。
（4）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金融衍生工具的持有者在找不到适当的对手时，只能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将衍生工具出售所造成的风险。
（5）操作风险。操作风险又称运作风险，是由于内部控制系统或清算系统失灵而导致的风险。
（6）经营风险。经营风险是金融机构在交易过程中由于金融产品的复杂性而出现的判断错误、记账错误、结算错误、交割错误以及和约错误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7）投机风险。投机风险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利用金融创新进行投机而导致的风险。
（8）伙伴风险。伙伴风险是由于金融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伙伴关系而导致的风险。
（9）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是由于交易合约内容不合法律规范，交易合约不具备法律效力或其他方面的法律原因，而给交易主体带来的风险。
（10）声誉风险。声誉风险是由于操作失误，不按时履约，违反相关法律和法规或其他原因，而给组织金融创新的机构或交易中一方的声誉带来的不良影响。
3、金融创新风险的成因
（1）金融创新使通货膨胀成为可能。首先，金融创新扩大了货币供应的主体。传统的金融体系中货币供应的职责主要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担负。中央银行控制基础货币的供应，商业银行则以派生存款的形式创造和收缩货币。金融创新以后，这一格局被打破。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中出现的诸多与活期存款类似的新型负债账户就具有较强的存款派生能力。而且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也利用电子资金转拨系统开办支票账户、可转让存单、电话付款、证券化贷款等业务来创造货币，虽然其创造货币的能力不及商业银行，但它扩大了货币供给主体，增加了银行控制信贷的难度。在利益驱动下，银行与非银行机构还会不加限制地扩大信贷，使货币供应量增多。
其次，金融创新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金融电子化是金融创新的特征之一，金融机构应用电子技术使其业务由传统的人工操作转变成自动化、机械化操作。多功能信用卡、自动转账服务、银行电话付款等新工具的普及明显缩减了交易时间，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
（2）金融创新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连续发生了数次震惊世界的金融事件：墨西哥金融危机、美国奥兰治事件、巴林银行倒闭、东南亚金融危机、香港股灾等等，都是金融风险过大，使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遭到破坏所致。因此，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金融当局，都普遍推行以风险控制为核心的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把风险防范和保持稳定性放在首要位置。
（3）金融创新弱化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监管的领域扩大，对象增多。在金融创新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种类明显增多，各式各样的准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由于生产国际化迅速发展，跨国公司大量涌现，对全球性金融服务的需求增加，加之持续不断的各个金融领域的创新，促进了跨国银行这种金融机构的发展。而且在金融机构业务和组织创新的基础上，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相互交叉和渗透，传统的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分工的界限日益模糊。因此，金融监管不但要监管传统的金融机构，还要监管各种新型的金融机构和准金融机构；不仅要监管国内的金融机构，还要监管跨国性金融机构；不但要监管传统的金融业务，还要监管新兴业务。这样就增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从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相互关系来看，金融监管制度总是针对现有的金融业务及经营范围制定的。然而，金融机构为了摆脱或逃避金融当局的管制，便通过创新来增强竞争力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反过来，当这些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或金融当局的目标构成威胁时，政府或金融当局又会采取新的管制和干预措施，于是又引发新一轮有针对性的金融创新。在这一过程中，金融监管的创新滞后于金融业务或工具创新，从而使得现实的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有所下降。
二、金融创新风险的防范
1、金融创新风险的防范体系
金融创新风险的防范体系是金融创新风险的防范主体，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国内外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运用相关的方法和手段，对金融创新风险进行识别、测量和控制的行为体系。该体系由金融创新风险防范目标、防范主体、防范客体和防范方法这四个要素组成。
第一，金融创新风险防范体系的目标。金融创新风险防范体系的目标也就是构建金融创新风险防范体系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即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内外金融创新风险所带来的和可能带来收益减少的损失和成本增加的损失。
第二，金融创新风险防范体系的主体。金融创新风险防范体系的主体是金融创新风险防范行为的承担者，包括行为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也就是金融市场的监管者和创新者。在风险防范的实践中，这两个层次的主体是难以分开的。
第三，金融创新风险防范体系的客体。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的客体是指金融创新风险防范行为的作用对象，也就是金融创新风险，它包括设计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经营风险、投机风险、伙伴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
第四，金融创新风险防范的方法。金融创新风险防范的方法是指对金融创新风险客体实施控制的技术措施，这是金融创新风险防范体系的关键所在。防范金融创新风险的主要方法是风险的回避、风险的分散、风险的分摊与转移、风险的预警预控管理。
金融创新风险防范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是在金融创新中运用系统的方法，对不同的金融创新风险进行系统管理和防范，以减少风险发生的概率或损失。
（1）金融创新风险的回避。风险回避是指考虑到影响预定目标达成的诸多风险因素，结合决策者自身的风险偏好性和风险承受能力，从而做出的中止、放弃某种决策方案或调整、改变某种决策方案的风险处理方式。风险回避的前提在于金融创新主体能够准确对自身条件和外部形势，以及对客观存在风险的属性和大小有准确的认识。
正确的金融创新风险回避策略并不是盲目地、一味地回避风险，而应该在恰当的时候，以合适的方式回避风险。金融创新风险回避应该是一种策略性、艺术性、技巧性的回避。当金融创新主体的自身实力无力承担可能的损失，而且确实无法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时；当金融创新主体有多种项目、领域可供选择，而不同的选择可能具有不同的风险；当金融创新主体没有必要去涉足某领域或是冒险时，均可采取风险回避策略。
（2）金融创新风险的分散。风险分散是同一投资主体投资于不同的项目，从而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多数企业通常采取投资组合、项目组合、多元化经营这三种方式来分散风险，而用于金融创新风险的分散则可采取投资组合以及多元化经营这两种方式来分散风险。
首先，投资组合。金融创新由于自身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使得非系统性风险远远大于普通的金融业务，因而可能的投资收益也大于普通业务，创新者正是看中这部分超常收益而宁愿承担较大风险。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创新投资者必须慎重考虑投资失败造成的损失。
其次，多元化经营。多元化经营的一个优点在于减少了利润的波动，因此金融创新主体应力争作到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组合。创新主体应选择在价格上是负相关的创新组合，这样就有利于分散风险，而高度相关的创新组合不利于分散风险。但是，也不能高估了多元化经营分散风险的作用。多元化经营不仅分散了用于金融创新的资源，而且它对创新者的素质要求较高，如果没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和对风险的灵敏嗅觉，就会提高创新成本，导致金融创新的失败。
（3）金融创新风险的分摊与转移。风险的分摊不同于风险的分散，风险的分摊是多个投资主体参与同一个项目的投资，使风险在多
个投资主体中分摊。显然，随着投资参与人数的增加，各投资者所承担的风险是递减的。不仅如此，随着投资参与人数的增加，总体风险也是递减的。
风险的转移是指风险由一个承担主体向另一个承担主体转移，风险的转移可分为风险的财务转移和非财务转移。风险的财务转移是风险活动的承担者不变，只是财务损失主体发生了转移，譬如采取投保或担保的方式来转移风险。风险的非财务转移即实体转移，是风险活动连同其财务责任全部由一个承担主体转移到另一个承担主体，譬如采取委托、发包、招标或出售的方式来转移风险。然而，金融创新风险的转移并不同于一般的项目风险转移，金融创新风险的转移多数是通过金融衍生物来实现的。
（4）金融创新风险的预警预控管理。有效的风险预警预控管理是确保金融创新安全的第一道屏障，通过监测可能产生金融创新风险的动向与征候，可以及时为金融创新提供决策依据，阻止金融创新风险向金融危机转化。金融创新风险预警预控管理主要是预警预控指标的选取和预警预控系统的操作。
金融业是一个技术性强、利润丰厚、竞争激烈的高风险领域，无任何风险的金融运行体系是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能事先预测出风险的等级，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防范并及时化解风险，就能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借鉴世界各国金融风险防范的经验，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可以采取宏观、中观、微观三个预警子系统相结合的垂直风险预警预控管理。其中，宏观金融预警系统主要是监测宏观金融风险，即监测国际金融风险走势和一个国家整个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中观金融预警系统主要是监测国内各经济区域内金融体系面临的金融风险；微观金融预警系统主要是监测一定金融环境下微观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金融风险。这三个预警子系统要协调动作，自上而下地实行监控。
2、金融创新风险的防范策略
（1）金融监管部门的风险防范。首先，完善立法。对金融创新活动设立一整套完备的法律程序，制定关于金融交易管理的统一标准，以消除交易过程中不必要的风险，使金融交易从合约的签订到最后执行完毕的整个过程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来规范。同时建立关于风险管理和交易咨询的有效机制，使各金融机构都有防范金融风险的举措，确保投资的安全性。
其次，参与金融创新的研究和开发。金融监管机构要派专人参与金融创新的研究和开发，全面了解金融创新的过程，准确掌握其产品的风险情况，组织有关专家和教授对金融创新产品进行全面论证并审定能否进行金融创新。
再次，严格监管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活动。除了按照《巴塞尔协议》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作出规定外，还要根据其资本量、信用状况、经营能力、对风险的应变能力及当前的市场波动状况给出一系列的风险监控指标，将风险控制在所能接受的范围内。
最后，加强各国金融政策的相互协调。传统的监管机构基本是国家化的，各国政府一般都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制定金融政策，由于政策之间缺乏有效协调，大规模投机资本为了寻求套利套汇，频繁出入各国的金融市场，放大了金融风险。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加强国际合作，协调货币政策，从而把金融创新产生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2）金融创新主体的风险防范。第一，确立风险管理意识。金融机构在创新过程中，风险日益增大，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金融企业面对金融环境变化、风险增大的现实，要想取得良好的经营效益，必须确立风险管理的意识与观念。必须在员工中树立风险意识，使他们明白，在充满风险的经营环境中，一味地回避风险是不可能的，只有面对风险，制定有效的措施才能防范和化解风险。
第二，明确风险管理原则。金融机构在创新产品、推出新业务时首先要遵循谨慎决策的原则，切勿盲目从事，急于求成。金融机构还要遵循分散风险的原则，扩大经营范围，实行多元化经营，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此外，金融机构在创新过程中，还要遵循规避风险的原则，避开高风险业务，以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
第三，建立风险管理体系。金融机构要统一制定有效的、切实可行的风险防范制度，并结合自身的特点，在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科学的风险预测评估指标体系，以便作出正确的风险预测。此外，金融机构还要保证本系统内信息的上下畅通，不断健全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及时修补和完善金融风险预警预控系统存在的漏洞。
第四，加强内部监管。加强金融创新主体内部的监管，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要加强表外业务的管理。金融创新主体应根据自身的规模、资金、能力等确定表外业务占全部资产额的比例，并把握好表外头寸。同时，表外业务与表内业务要分开管理，建立完善的表外业务报表制度，加强表外业务的统计和核算。二还要加强对表外业务定期与不定期的内部稽核。及时发现表外业务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出应付突发事件的措施。要加强对海外分支机构的管理，总部对海外分支机构要有集中、统一的调节和控制，要对其规定业务范围及各类业务的规模和审批权限，加大总部对海外分支机构资金流动的管理力度。三要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对金融机构内部重要的和高风险的部门进行分工并明确责任，使各部门在互相制约的基础上既保持协调合作，又能职能分离、风险分担。
三、结论
金融创新的风险体系是一个由多种风险交织在一起的彼此制约的复杂链条，它们共同影响和作用于金融创新的整个过程。金融创新风险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通货膨胀、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三个方面分析了金融创新风险的成因。除此之外，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传导也是金融创新风险的形成原因之一。因此，对金融创新风险的成因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我国在进行金融创新时要充分考虑当前的国情，以服务于经济发展为基本的立足点，以市场为金融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创新时要充分考虑我国金融体制的特点及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有选择地进行金融产品的开发或引进国外的创新成果，避免一刀切。金融创新的目的在于规避风险，获取利润，因此在金融创新之前，要运用各种方法对其进行风险分析，为创新成功奠定理论基础。

7. 对于董事会控制权争夺有哪些途径

有管理能力者上，
没有能力者下。
开董事会时多发表自己看法，
让其他董事认同你的意见。

8. 企业控制权之争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股改后控制权龙虎斗好戏连台

记者彭松

无论宝钢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大举买入邯钢权证的目的如何，是意在最终获取控制权？还是二级市场投资获利？这个最近发生的事例，已经生动地向人们展示了一种现实的收购可能性。

而按照许多投行人士的看法，在股改之后的新的市场格局下，未来包含着G股、二级市场买入、权证、数以亿计的资金等关键词的控制权争夺事件，可能会相当频繁的出现。股改之后股份将可全流通、原来的非流通股东持有股份比例大幅降低、鼓励并购的新版收购管理办法即将发布、全球流动性过剩和人民币资产重估……这些因素，都被认为可能将使上市公司并购和控制权转移的交易更容易发生。

这种被收购的可能性，应当已经引起了一些上市公司的重视。在最近的公告中，经常可以发现，有些上市公司在采取措施来巩固现有股东和高管的控制权。比如，在修改章程时加入了有关反收购的条款，或者大股东进一步增持公司的股份，或者回购并注销部分已流通股份。

并购活动将日趋增多

“下一步并购活动肯定会非常活跃”。上海荣正投资咨询公司董事长郑培敏判断说。他特别提到，按照新的收购管理办法，未来换股收购、非公开发行等方式都可以便利的应用，这些都将有利于收购活动的开展。

第一创业证券收购兼并部总经理王丹宁分析说，过去国内的并购和控制权转移活动与海外市场相比总体不太活跃。原因之一是，国内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欧美市场不同，很多国内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非常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控制权的流动。股改之后，流通股份的比例得到提升，而收购管理办法对要约收购的规定也进行了很大调整，并购活动也将更容易发生。

一位分管投行业务的券商高管也认为，在股改之后的全流通时代，也将是并购频繁出现的投行黄金时代。他说，在全流通环境下，公司股权价值更容易判断，向银行抵押借款也更为方便，各种过桥贷款、融资购并成为可能。如果上市公司董事会、高管的管理失去市场的信心，公司股价也将会大幅下滑，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就会有投资者进行收购，去接管公司的控制权。

“这事实上也是股改的意义之一”，他说，股改有助于控制权市场形成，而控制权市场的存在、潜在收购的可能性，则会对公司高管起到外部监督的作用。

而来自外资的收购力量，也将继续在未来的并购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近几个月来，已经有多家外资机构，通过定向增发、协议转让等方式获取上市公司控制权。而在业内人士看来，除了行业整合等产业性投资动机以外，流动性过剩和人民币资产重估也是重要原因。一家外资券商的研究主管也分析说，不少海外投资基金正在积极寻找中国投资机会，他们对国内优势上市公司相当感兴趣，相信类似于花旗旗下基金入股张裕的事例会越来越多。

获取控制权方式多样化

随着并购活动渐趋频繁，围绕着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争夺，也将会在市场中反复上演。对于看好的标的公司，收购方投入巨资，当然志在获取公司的控制权，在董事会中得到足够的席位，掌管公司未来经营。而对于原有股东而言，则不会轻易将经营多年的产业拱手相让。对于公司高管来说，更要琢磨自己能否继续享有对公司的“话事权”。进退之间，围绕着控制权的角力不可避免。

一位资深投行人士分析说，新的市场格局下，获取控制权的方式将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过去以协议转让占据绝对多数比例的情况，将会有所改观。他说，过去要想完成收购，与上市公司所属的当地政府、上级大股东的沟通往往非常关键。而随着非流通股份总体比例的降低，对于这种沟通的依赖就可以减轻了。

上海新望闻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宋一欣也认为，在全流通时代，政府的角色将会逐步淡化，控制权争夺的游戏将会在更加市场化和法规化的框架下进行。他还认为，随着未来发行的进一步市场化，专门为了获取上市公司壳资源的收购将会减少，而收购行为会更重视标的公司的内在价值。

长城证券投行部副总经理李瑞华认为，除了一般的协议转让外，未来类似于定向增发、换股收购等途径会得到较多应用。

一位分管投行业务的券商高管则提到，股改之后，公司原非流通股权价值提升，原本的那些中小法人股东可能会更愿意卖出其股份。对于潜在收购方来说，在与原大股东协商有困难的情况下，先协议收购一些中小股东股份，同时再到二级市场上买入A股、B股、转债、权证等，在短时间内就获得较多的合计持股比例，可能会是将来较多被采用的策略。他说，按照新的收购管理办法，可以选择做部分的要约收购，这也会便利于这种混合式收购策略的实施。

反收购举措将广为应用

“我们希望并购活动越多越好”，一位资深投行人士说。他半开玩笑的说，我们既可以去做收购方的财务顾问，也可以为被收购方提供反收购的业务服务。如果未来恶意收购活动增多，类似于“毒丸计划”、“白衣骑士”、“金降落伞”等海外市场常用的方法，也可以引入到国内市场。

一些上市公司则已经开始为未来的被收购可能性早做预备。一位G股公司董事长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股改之后国有大股东持股比例由50%以上降到40%，这有利于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但也意味着被恶意收购的可能性开始出现。他说，为此，公司准备在修改章程时增加有关反收购的条款，而大股东也可能会适时增持部分股份。

9. 通过国美黄陈之争能得到什么启示

1.委托代理机制下构建企业创始人保护机制。早在1932年，贝利和米恩斯就在《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一书中指出：现代公司已经发生了“所有与控制的分离”，公司实际已由职业经理组成的“控制者集团”所控制。两权分离理论认为，股权分散的加剧和管理的专业化，使得拥有专门管理知识并垄断了专门经营信息的经理实际上掌握了对企业的控制权，导致“两权分离”。现代公司，特别是股份制上市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两权分离的现象更是十分明显。股份制上市公司中，出资人是社会公众，社会公众不可能直接管理、运作公司，必须依靠专业人士进行，何况社会公众更注重于间接投资股票，关注自己的股权收益，这更促进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两权分离。（管理学家）
2.控股权的安全边际设置。企业若想获得快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是巨大的，企业对资金的渴求可以理解，但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募资，股权是自己权益的最大后盾。股权决定话语权和控制权是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因此，企业创始人或大股东若想掌控企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自己的持股比例进行安全边际设置，确保自己所拥有的股份能够战胜各种不稳定因素。
3.职业经理人在情理法之间的抉择。股东与职业经理人本是鱼水的关系，多数情况下，双方之间默契配合，共同推动企业向前发展，但是身为个人，职业经理人难免需要在情理法之间做出正确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