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的理财

① 中国经济思想史。简述孔子财政观的主要内容

一、“礼”、“仁”、“义”的理财观
礼，即周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贵贱有序。孔子视“周礼”为尽善尽美的圭臬，是国家、社会各个方面运行的根本规律，是其毕生追求的“大道”和“正道”。在春秋后期，封建地主阶级的兴起，致使奴隶制度下的“礼”遭到严重的破坏。面对这种局面，孔子认为必须讲究“仁”与“义”才能“复礼”，因而，孔子一方面反对一切破坏“礼”的行为，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措施；一方面推崇“仁”与“义”，希望人们通过重新温“仁”、“义”之故，以知“周礼”之新。据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因为言“利”会影响孔的“仁”与“义”的精神形象，但是孔子绝非不言“利”，只是言之有分寸，这个分寸就是不能越“仁”与“义”的界限，不能逾越“礼”的范围，也就是孔子讲究理财是在“仁”与“义”的基础之上。孔子主张，理财要区别对待，君子晓之以“义”，自会有财，小人不懂理财，要由君子为之理财，而国家之财不必着意去理，只要不进行改革，而按照“礼”、“仁”、“义”的规范去做就可以了，
这就是孔子的理财观。
二、“敛从其薄”的财政收入主张
孔子从“礼”、“仁”、“义”的规范出发，在财政收入方面主张“敛从其薄”，支持“籍田以力”，反对鲁国的“初税亩”和“相地而催征”的征收办法。“初税亩”也就是“履亩纳税”，根据土地的数量缴纳赋税；“相地而催征”则是根据土地的面积以及肥沃程度征税。二者实质上是承认了土地私有制，取代了西周的井田制和“籍田以力”的赋役制度。在孔子看来“籍田以力”，是用劳役地租的形式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这样最能保证“礼”的威严，维护“国”与“家”的稳定，保证“君子”与“野人”的有序。“初税亩”和“相地而催征”的征收方式正是孔子深恶痛疾的“礼崩乐坏”。“季孙欲以田赋”，并派专使去请教孔子，孔子当面不予回答，等到使者走后便对弟子冉有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这句话说明，孔子反对以土地作为赋税的征收对象，以为这种办法不合于“礼”，不合于“礼”的征收办法就是
“贪冒无厌”。那么，在孔子看来什么样的征收办法才合乎于“礼”、合于“周公之典”？《论语》中给出了最好的解释：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去皿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显然，孔子所说的“敛从其薄”、实质上就是反对以田为征收对象的制度，而恢复井田制度下什一而税的彻法，当然更反对征收十分之二的税收。同时，在得知冉求为季氏理财，孔子大光其火，“季氏富于周公，而（冉）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击之可也。”这句话一是抨击冉求为季氏聚敛；二是季氏的富有是因为季氏征收赋税的税率为十分之二，比周公增加了一倍；三是由于冉求为季氏理财，致使一个贵族的财富超过了周公，这不合于“礼”的规定。因此，孔子痛骂冉求。总之，孔子认为“今生也有时，敛也无时，暴也”
三、“节用”的财政支出主张
孔子极力推崇的“礼”是以“温、良、恭、俭、让”为内核的，其中“俭”就是“节用”，这也是“仁”在孔子财政主张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体现，甚至是对后世整个儒家文化都有一定的影响。“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节用”是符合“仁”这个总原则的。节约财政开支，爱惜民力，役使百姓不要耽误农事，都是仁政在财政方面的具体措施。孔子从不否认国家收入与支出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孔子并不崇尚“法制”，他选择“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方式，即以“道德”和“周礼”共同来管理国家财政支出活动。在祭祀礼仪活动上孔子认为“礼，与其奢也，宁俭”，祭祀在封建国家是十分重要的活动，在此方面的“俭”可见孔子对“节用”的推崇备至。孔子对主张“节用”的人也十分赞许，“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鲁国要修建新的金库，孔门弟子闵子骞说，仍用旧的怎么样，何必建新的呢？孔子称赞道：这个人平日不爱讲话，一开口一定很中肯。高度的称赞也能看出孔子对“节用”的支持。在物质条件相对有限的春秋时期，孔子和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一样极力反对奢侈，他认为“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足见孔子已经将“节用”的主张提高到了人的道德品质层面上。奢侈腐化、挥霍人民血汗是剥削阶级的本性，但少数剥削阶级的政治代表为了自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贪欲。统治阶级奉行“节用”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经济的稳定还是有好处的，客观上有利于国力的增强、社会生活的安定，有利于社会再生产的进行。
四、“藏富于民”的收入分配主张
在回答弟子子贡关于如何处理政事的问题时，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可见，在民食与军备之间，孔子是将民食放在第一位的。他认为首先要保证老百姓有饭吃，其次才谈得到保证军备需要。而当时的传统观点则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保证军备需要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因而也应该是财政的基本原则。孔子明确地将保证军备需要放在维持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之后，是财政思想史上的一个转变。这一观点的形成与孔子早年长期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了解劳动者的疾苦是分不开的。孔门弟子冉求所说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实际是孔子的主张。意即只有百姓富足了，国家才能有充足的税源；如果将百姓盘剥净尽，则财政收入亦无保证。孔子认为让百姓得到温饱并维持一定程度的富裕对统治者来说是惠而不费的事。孔子行经卫国，见其人口众多，不禁脱口赞道：“庶矣哉！”冉有问遭：“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回答道：“富之”。此外，孔子还说过：“所重：民、食、丧、祭”，这些言论都体现了孔子藏富于民的思想。除了“藏富于民”的收入分配主张，孔子又提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在孔子看来，不管国家财富在分配数量的多寡，分配结果一定要保证公平，如此才能民悦成服。子贡问政与孔子，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可见，孔子不但注重国家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而且还注重收入分配方法的协调性与持续性，“欲速”的慎重选择和“小大之利”的辩证判断，本质上是在探索一种可持续的收入分配方法。

② 孔子弟子中谁最擅长经商

孔子去世以后，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子贡为之守墓六年。 端木遗风：指孔子的弟子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 端木赐，即孔子弟子子贡，姓端木，名赐，善货殖（擅长做生意），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为后世商界所推崇。端木遗风，意思是表示经商并非末流。 子贡，名端木赐，很有口才，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对子贡的才干有生动描述。在齐人侵鲁，社稷之忧的危局下，孔子派子贡出使列国，子贡巧妙把握了当时微妙的国际形势，借力打力，四两拨万斤，最终整个改变了诸侯格局。所谓“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赵平原君称赞毛遂“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其实与子贡相比，毛遂只是个鲁莽的匹夫，援赵也只是个简单任务。子贡后来经商致富，《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鬻财於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所以后来商人很多都挂一牌匾，端木遗风，来表明经商并非末流。 子贡这个人在历史上大大有名，还因为他特会做生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他“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③ 陈焕章的主要著作

孔门财政学
原书用英文写成，名为《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s》,Columbia Univ.Press.该书在西方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孔门理财学》是第一部总结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著作。《孔门理财学》系跨历史、法律、经济等多门学科的研究著作，分五个部分，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分别讨论了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一般经济学说及其在消费、生产、公共财产方面的思想。1911年《孔门理财学》被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之一出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德、施格为之作序，高度评价了《孔门理财学》采用西方经济学框架对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所作的精湛研究。之后，凯恩斯在《经济学杂志》为《孔门理财学》撰写书评，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强调《孔门理财学》的重要性，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将《孔门理财学》列为重要参考文献。《孔门理财学》1930年、1973年、1974年、2002年、2003年由多家英美出版社重印。
梅纳德·凯恩斯《孔门理财学》书评
有一次，孔子感叹道：“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在另一场合，孔子说“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这实际上阐明了他的工资理论。还有，孔子不允许土地成为私人所有的对象。孔子认为取息没有错；因为资本是母亲，息是她的孩子。[1]在关税事务方面，孔子是一位极端的贸易自由论者。
这就是《孔门理财学》这本书的特色。不过，上述这些并不是陈焕章这一非常有趣之作的基本内容，而更多地是作为一些由头。其基本内容一部分属于中国经济史；一部分是世代相传的诗篇和格言，其所涉话题只与最广义理解的“经济”有关。其章节标题虽为“生产要素”、“分配”、“公共财政”等等，但装入这一牵强框架的是大量讨人喜欢的教诲性内容。为了证明在中国男女之防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他竟引用了《诗经》中的这样一节（孔子是将之作为淫猥风俗的坏例子的）：
溱与洧，
方涣涣兮。
士与女，
方秉蕑兮。
女曰“观乎？”
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
洧之外，
洵訏且乐。
维士与女，
伊其相谑，
赠之以勺药。
在“经济组织”一章中，我们读到《诗经》中的另一首诗，针对的是一名要他新婚不到三个月的妻子做女红的官员：
纠纠葛屦，
可以履霜。
掺掺女手，
可以缝裳。
要之襋之，
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
宛然左辟。
佩其象揥，
维是褊心。
是以为刺。
在对待老人方面，孔子规定：妇女五十岁无子，由政府供给衣食，并作为采诗的使者。按照陈焕章博士的说法，这说明孔子认为妇女可以胜任公职。“养老”是孔子的一条特别的原则。“按照《礼记·王制》，五旬老人食用的是细粮，不同于给年轻人的；六旬老人常备肉食，以便随时取用；七旬老人一天有两次可口的肉食；八旬老人美食佳肴不断；九旬老人饮食不离寝室，无论他们闲逛到哪里，都要有可口的肉食、汤水相随。”
当陈焕章博士叙述后来的哲学家和经济史时，我们发现他的方法更像现代经济学家的。他对井田制的记述十分详细而有趣，这种土地所有制被认为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公元前约2600年至公元前350年间。这一记述值得所有研究村社土地所有制的学生关注。关于货币的那部分记录了中国确实先于其它国家早就采用的许多做法（在这方面，现在的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最欠发达的）。据说中国从公元前2900年起就已经使用货币了，现在仍以铜钱为基础的三金属体制早自最遥远的古代起就一直延用至今（不过金币越来越少用了）。在应用纸币方面他们远远先于其他民族。卒于公元83年的郑众这样说到“里布”：“布，参（叁）印书，广二寸，长二尺，以为币贸易物。” 中国于九世纪时开创了一种介于纸币和汇票之间的票据，当时的情景值得引述：
“唐朝中期，钱很少，因此，有些地方钱不让带出当地。唐宪宗时（孔子纪元1357~1371年），商人到京城，他们将钱存在诸道驻京的机构（进奏院——译者注），换成证券放在身边。这样，无论到哪儿，他们都很容易凭证券提款。这被称为‘飞钱’。然而这一做法为中央政府所禁，因为政府认为这些机构将使钱币退出流通，令商品价格降低。但禁用飞钱的结果更糟。因此，在孔子纪元1363年（812 A.D.），中央政府自己开办了作飞钱生意的衙门，即由政府向存款人发放证券，存款人可以在不同省份的大城市将证券换成现金。。。真正的政府银行建立于宋初（1521 A.K.或970 A.D.），那是为了飞钱经营体系的运作，它被称为 ‘便钱务’。”相传“标会”制度，即中国的合作银行，是由生活于公元220年左右的一个名叫庞公的隐士发明的。
中国学者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和数量理论。公元前175年，贾谊说：“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钱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公元1378年，叶子奇制订了如下规则：“必也欲立钞法。须使钱货为之本。如盐之有引。茶之有引。引至则茶盐立得……引至钱出。引出钱入。以钱为母。以引为子。子母相权。以制天下百货。出之于货轻之时。收之于货重之日。”公元1223年，袁燮认为，铜钱的不足不能用额外发行较次的铁币这一办法来补救，他这样解释说：“而又益之以铁钱，不愈少乎。往时楮币多，故物价贵，今又益以铁钱，不愈贵乎？”
在陈焕章博士这本博学而令人愉悦的书中，有大量的内容人们将会引述，比如孔子的优生原则，关于劳工流动的规定，或是写得极好的中国税制史。还值得一提的最后一点是中国的人口问题。人口统计在极早的年代就存在了，见之于“（孔子）式负版者”；不过是十分不准确的，主要是因为有些时候存在着“户税”和“口税”，使得人们为了利益而隐瞒他们的人数。不过，即使考虑到这一点误差，即使还考虑到从土地所有制度推定的情况，似乎很显然，目前中国庞大的人口是近代的增长造成的，人口的高稠密度是近期的事，与英国的情况一样。公元后的最初十七个世纪（或者从孔子纪元五世纪至二十二世纪）人口似乎在50，000，000上下波动，在十八世纪初以前从未有可能达到100，000，000。从那以后人口才开始跳跃式增长。按照最近相对比较准确的人口普查，1749年的人口是177，000，000；1783年284，000，000；1842年413，000，000。据说太平天国起义期间（1850~1856）人口减损在10，000，000至20，000，000之间（陈焕章博士将因此导致的人口减损确定为150，000，000，那一定是因为印刷错误或修辞式夸张）。较近期的洪灾和饥荒造成的人口减损也许比以前的更严重。据官方估计，在1868至1885年间人口在378，000，000和405，000，000之间。1910年（据《中国年鉴》）有过两次分开的估算（西藏和满洲除外）：《海关估算》（Custom's Estimate）是421，000，000，民政部基于户数的人口普查（Minchengpu Census Return），结果是316，000，000。四川的人口数字让人们对上述数字起疑：民政部调查结果为23，000，000，海关的数字却为79，000，000，而A.Hoise爵士在1904年的估算是45，000，000。无论如何，实际的情况可能是这样：1700年以前中国本土人口不超过100，000，000，而只是从上个世纪到现在，大约在300，000，000到400，000，000之间。
因此，认为中国人口对生存手段造成压力已经有许多世纪之久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虽然人们可能倾向于这样想。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是新的。中国并没有发生过如西方世界那样性质的经济或自然条件的明显变化，足以解释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中国的黄金时代，即她的哲人和诗人的时代、政治艺术和生活艺术大发现的时代，并不是一个人丁兴旺、人口过剩的时代。道德家喜欢将人口减少的时期视为国家衰败的时期。在中国，如同其他地方一样，宗教势力总是强有力地赞同子孙无限多就是好；但难以相信，如果有幸享受者如此之多，黄金时代真能重新再来。
然而陈焕章博士从其他方面寻找中国衰弱的主要原因，他在科举考试对八股文的要求中找到了—— 八股文不实用，而精通掌握它却需要长时期的训练；八股文开创于1370年，于1902年废除。
注[1] 在中文中“息”代表利息，意为“子”。在中国，利息的正当性从没有受到过质疑。
另，本文原载于《经济学杂志》（Economics Journal），1912年月12月号。翻译来源于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