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草信托法

A. 信托的分类，信托分类有哪些

一般来复说，固定收益类信托产品分为制贷款类、股权投资类、权益投资类、组合投资类以及少数其他等。 贷款类信托：以向融资企业发放贷款的方式来完成的。
股权投资信托：以股权方式投资，通过股权受让和向公司增资，持有公司部分或全部股权。
权益投资信托：信托公司获得特定权益（一般为股权或债权）及相关从属权力，受托人通过持有该标的权益并按照相关约定获得清偿后，实现信托计划财产的增值。
组合投资信托：投资于某单一或多个项目的集合资金信托。投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股权投资、权益投资，等等。来源鑫风口

B. 英国人发明的信托从利息上看很高，但是信托真的靠谱吗

一直有投资者在问：信托靠谱吗？在这里告诉你，高净值群体青睐信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靠谱。但是值得强调的是，这里的靠谱不能和信托没出现过风险和“保本保息”等划为等号。

除了国债和银行存款类产品之外，任何理财产品都不能宣传保本保息或者完全没有风险。在这一点上，必须达成共识。

下面从法律、监管、流程和现实这四个方面来分析，信托为什么靠谱的真正原因。

法律层面上的靠谱

《信托业保障基金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障基金公司可以使用保障基金：

信托公司因资不抵债，在实施恢复与处置计划后，仍需重组的；

信托公司依法进入破产程序，并进行重整的；

信托公司因违法违规经营，被责令关闭、撤销的；

信托公司因临时资金周转困难，需要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的；

需要使用保障基金的其他情形。

万一出现极端情况，信托公司面临破产、撤销等，信托业保障基金可以发挥作用，及时化解风险。此外，信托公司如果出现短期资金周转困难，可以向保障基金公司提出申请，并提交流动性困难解决方案及保障基金偿还计划，由保障基金公司审核决定是否使用保障基金，申请通过后有偿使用。

C. 对建设法治中国三点建议

市场自由、市场秩序和法制建设的缺位

在我看来，自由和秩序是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永恒主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对于一个社会，或者是对于一个市场来说，法制建设的目标就是要解决自由和秩序的问题。

自由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样如果我们的市场经济没有自由的话，就失去前进的动力。记得我第一次到德国去，了解到德国有一个《反卡特尔法》(《反垄断法》)，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马列主义教给我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那么帝国主义怎么不保护垄断，还要反垄断呢？我就问德国同行，他们说，道理很简单，西方的市场经济，核心的动力就是自由竞争，如果没有竞争，就没有前进的动力，所以无论是国家垄断也好，私人垄断也好，只要违背自由竞争的原则，一律都要反对。我们提倡的最重要的规律，就是竞争自由，这是最根本的原则。

秩序则是一个关乎安全的问题。我们生活的社会，如果人身没有安全保障，市场没有安全保障，那就意味着脱离了法制建设的根本目标。因此我觉得，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就是两个保障，一个是保障自由，一个是保障秩序。这应该是很重要的两个准则。

从我国的状况来看，应该说我们在市场自由和市场秩序建设方面，均存在欠缺。这和西方国家不太一样。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建基于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经历了成熟的自由竞争的历程，所以当后来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人们发现自由过度了，于是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出现了国家调控市场的手段。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过来的，原是自由缺乏，也可以说，我们的市场一开始就面临着双重缺乏：第一种缺乏就是，没有西方那种发达的成熟的市场自由，或者说我们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原始积累中的暴发户式的自由；另外一种缺乏就是，我们的市场并不是全面开放的，很多交易活动还处在国家严格控制下。在美国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中国人有点沾沾自喜，认为我们之所以避免了金融危机，是因为幸亏我们没有搞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其实，如果我们要是按照成熟的市场经济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很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如期货、期权，及我们刚刚起步的股指期货，都是在国家严格控制下的市场交易。所以有人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大概也只是一个电动自行车时代的市场经济，或者是刚刚发展为小汽车时代的市场经济，我们还没有进人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保障市场自由方面存在很大的欠缺。

但是相比之下，我们在市场秩序建设方面欠缺更多。可以说，我们国家在相当一段长时间之内，注意到了市场自由方面的立法，但是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市场秩序方面的立法。我们现在包括合同法、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等在内的一些法律，在市场秩序方面的立法还比较欠缺。市场秩序的欠缺突出表现在信用欠缺方面。最近很多媒体刊登了中国18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被停牌或者摘牌的丑闻，[1]表明我们的企业中存在的虚假现象和诚信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我记得当时谈到企业上市，都用包装这个词。所谓包装上市，就是把企业本来亏损的部分篡改成盈利，这明显是一种欺骗的行为。我们在美国上市的部分企业，更是下大力气在包装上市上，甚至连美国的会计公司都感觉很为难，如果不给中国公司包装上市，那就没有市场，如果要有自己的市场，就必须冒违反商业道德的风险。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可以说，做假账在中国的企业界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难怪朱铭基同志为国家会计学院题写的校训是“不做假账”，当时人们都觉得很惊讶。以此直截了当的白活“不做假账”作为国家会计学院的校训，恰恰说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

企业失信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来，如伪劣产品、欺诈行为横行，在中国市场上成为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但是中国的市场秩序的表现在世界很靠后。中国市场经济混乱的情况给中国丢了很大的脸，包括上文说到的18家上市公司在美国被停牌和摘牌，中国的商品在世界上的信誉蒙受损失。现在当然好一些了，但是这些问题依然很严重，函待解决。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法制建设所要解决的目标，一个是给市场充分的自由，一个是给市场安稳的秩序。如果这两个目标没有做到，就表明我们的法制建设，离我们所要实现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毋庸置疑，自由和秩序是一个矛盾的两面。如果我们过分强调自由，没有秩序，那就会缺乏安稳的保障；反过来如果我们过分强调了秩序，忽略了自由，也会形成一个有了秩序，但是没有自由，没有动力，没有活力的局面。在自由和秩序这一对矛盾里面，应该说自由主要是通过私法来保障的。

我们知道，法律上分成公法和私法两个方面，虽然现在有些人认为公法和私法界限已经相对弱化了，但是基本的划分仍然存在。私法讲的是私法自治，在私法领域，应该由当事人自己来作主，决定自己的权利如何行使。而市场秩序就涉及到公法的范畴了，公法的范畴就含有管理和强制的概念。举例来说，我们国家刚开始起草的《信托法》包含了私法的内容，也包含了公法的内容，也就是说钊言托法》草稿不仅包括了信托各个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信托财产的地位，还要包括信托公司怎么成立，信托业怎么管理，信托的风险怎么回避等问题。可是后来我们在制订过程中发现，作为私法的《信托法》比较好写，但是涉及到信托业的管理的公法就比较复杂。所以当初帮助我们制定召言托法》的日本专家，主张应该将《信托法》中的私法和公法分开写。我们不得不接受日本专家的建议。最后，《信托法》起草的时候，由于信托的公法拿不出来，所以我们出台了纯私法性质的《信托法》。但是问题也出来了，不久前在一次信托业研讨会上，大家深深感到，信托产业光有私法还不行，虽然有国务院的一些命令、一些规定，但是没有公法，就没有办法保障信托业安全的实施。所以从这点来说，立法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一个配套。我们立了《信托法》，但是我们没有《信托业法》，也没有《税法》。信托业怎么上税？没有规定，也没有规定国家设立信托公司的要求，信托公司设立有哪些条件？它的保证金在运转的过程中怎么能够保证安全？这些都没有。

应该说，一个国家从侧重市场自由到市场自由与秩序并重这个局面的形成，要经历三个阶段。最早的阶段主要是通过《民法》保障市场的自由，但是同时也捎带讲讲市场秩序的问题。随便举买卖关系为例。过去的时候也有欺诈，但是最早的时候，对待欺诈的办法是采取一个原则，就是让买者小合，谁买东西谁要小心，如果认为对方欺骗你，是因为你不了解买卖的规则。但是后来逐渐发现这个规则不对了，不能仅仅要求买者小合，还需要追究卖者的欺诈行为，所以规定了对于欺诈的一些措施。德国《民法典》里面有个帝王条款，比如诚信就是《合同法》里面的帝王条款，买卖双方订合同，首先要根据诚信原则，不诚信怎么行？这些应该基本上是在民事规范里面解决的。

第二个阶段，解决在《商法》里面出现的新问题。我们拿最典型的《证券法》为例，《证券法》是解决商事规则里面最重要的法律。但是我们把《证券法》写在商法里面，而台湾地区的法律，把它列在行政规范里面，这是一个公法范畴。因为在《证券法》里面，不仅要保证证券交易双方的自由，而且还要解决交易过程中的欺诈行为，防止交易过程中的欺诈。我们后来的商法里面，很多采用了这样的办法来解决。

最后一个阶段，应该说是经济法的体系出现了。以美国为例，美国1890年通过了《榭尔曼法》，该法就是以反垄断著称，本来两个企业合并是企业自己的事情，但是现在就不行了，如果两家很大的企业相互兼并，就会损害别人，因为侵吞了过多的市场份额，会把别人的市场挤掉。所以在这一点上，法律要做特殊的规定。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作为经济法出现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倾销法》，还包括《反欺诈》等等这样的法律。

D. 洛克菲勒家族后代为什么不争遗产呀

洛克菲勒家族后代不争遗产的原因是：洛克菲勒家族把财富托管在信托基版金里。

洛克菲勒家权族的信托本金自动传给受益人的子女，委托人把资产注入信托之后，即在法律上完全失去该资产的所有权以及控制权。受益人在30岁之前只能获得分红收益，不能动用本金，30岁之后可以动用本金，但要信托委员会同意。

这种机制使遗产始终是一个整体，家族企业既不会因为分家而变小或终止，也不会因为代代传递而被逐渐分割成若干个部分，可以发挥规模优势，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4)起草信托法扩展阅读

信托财产依信托法规则，信托财产须为特定化的和现实存在的财产；它可由不动产、股票、公债、抵押契据、保险单、银行存款等构成，但非财产性合同权利不能作为信托财产。

信托财产具有物上代位性，它不因财产形态的变化而改变自身的同一性;受托人基于对信托财产的管理、改良、处分或毁损而取得的财产也属于信托财产。信托财产具有法律独立性；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与其自有财产须分别管理，受托人死亡时，其信托财产不得作为遗产继承。

E. 请问受信责任，什么受信责任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这是“文革”中流行的一首革命歌曲。信托公司也是这个意思：爹亲娘亲不如信托公司亲，河深海深不如信托公司的友爱深。 信托公司的友爱已经通过法律固定下来，英文“ficiary ty”，中文译为“受信责任”，全称为“受托和受信任责任”。信托法将“受信责任”定义为，受托人应当“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2007年银监会颁布《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其中的相关规定是，信托公司应当“维护受益人的最大利益”。2007年银监会还颁布《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下称“《集合信托管理办法》”)，其中关于受信责任的规定是，信托公司应当“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服务”。 受信责任并不局限于信托公司。按照美国的法律，公司并购中被收购公司的高管有责任谋取最高售价。这也是一种受信责任，也称加强版的注意责任。按照美国公司法，公司主管对公司所负有的责任主要是注意责任和忠诚责任，再加受信责任——即，加强版的注意责任。中国法律中也有注意责任和忠诚责任，但已经被转换为诗意语言，注意责任是“勤勉尽职”，忠诚责任是“诚实守信，避免利益冲突”。中国是诗意民族，多情、矫情得很，法律条文也要有诗意。 此外，无论是商业银行从事理财业务，还是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或期货公司从事资产管理业务，这些商业单位都有守信责任。理财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的名称略有不同，但法律属性上与信托业务并无不同，都是将资产托付给他人管理。名称可以不同，弄潮者可以不同，但并不因此而改变法律关系的本来属性。在中国，资本市场是这样，生活中也是这样。 受信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也分默示与明示两种。比如，2003年《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下称“《资产管理试行办法》”)规定：“证券公司为多个客户办理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应当设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但证监会颁布的相关规定中并没有提到受信责任，即，没有要求证券公司为投资人谋取最大的利益。只要求证券公司“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诚实守信，勤勉尽职，避免利益冲突”。 2003年证监会颁布的《资产管理试行办法》，其中也没有关于受信责任要求。2007年证监会颁布的《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其中还是没有关于守信责任的要求。相反，2007年由银监会颁布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集合信托管理办法》中，已经有了受信责任的要求。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起草《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时，撰写者受惯性趋势，沿用了《资产管理试行办法》中的措辞；再就是起草者故意偏袒证券公司。但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与信托公司的信托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区别，都应当有受信责任的约束。 说到底，受信责任就是要求受托人竭尽忠诚，全心全意地为受益人服务。但法律、法规是否规定受信责任，似乎并无多少实际意义。见不到美国和中国的有关判决，两国法院很少以违反受信责任为理由判被告败诉。并非两国法官偏袒金融从业人员，实在是很难界定“最大利益”的内容。 在金融行业之外，如今受信责任也形同虚设。在金融行业之外，有受信责任的专业人士主要是三类：医生、律师和牧师。但庸医害人的例子比比皆是，可以不开刀的，非要你开刀；能够开一刀，非要你开两刀、三刀。有些律师就更是千夫所指，有人恨不能生食其肉。天主教号称在全球有10亿信徒，以神父接受忏悔而著名，但虐童丑闻不断。

F. 信托型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关系及责任

尽管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特征与信托关系基本相同，但是毕竟只是根据信托原理设计，因而不能将其等同于信托，特别是在法律关系主体方面，虽然它遵循了信托关系主体架构，但是其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同于信托关系中仅有三个当事人，而是由四个当事人（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受益人）构成委托、受托、受益三方法律关系。在这一特征下，弄清四人三方关系，对于确定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他们的法律责任至关重要，而这一点恰恰是理论界争论不清、立法上尚未给出清晰结论的问题。(千金难买牛回头 我不需再犹豫)

从投资基金主体之间的关系来讲，基金份额持有人是委托人，这一点已为两大法系的信托理论所认同，但是在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两大法系信托理论存在着不同看法，而且同一法系内部也有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剖析主流资金真实目的，发现最佳获利机会！)

分离论。此为大陆法系国家较为流行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主张投资基金中存在着二元结构，认为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并不处在同一层次，因此需要将两者的功能进行分离。该理论又分为自益信托型分离论和他益信托型分离论。前者以德国学者为代表，认为投资人（基金份额持有人）与经理人（基金管理人）之间存在第一层信托关系，经理人与托管人之间存在第二层信托关系。依此结构，投资人集委托人和受益人为一身，此为自益信托型分离；后者以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为代表，认为投资人虽为委托人，但仅是名义上的委托人，而实际委托人则是经理人，托管人为经理人的受托人，投资人为受益人，这一结构中实际委托人与受益人不是同一个人，此为他益信托型分离。

分离论的观点，实际上是对英美信托理论的移植。根据英美法关于信托的双重财产说，受托人拥有信托财产普通法上的所有权，这是判断基金管理人是否是受托人的根本标准。虽然基金管理人对信托财产拥有巨大的管理处分权利，但是毫无疑问，事实上是基金托管人而不是基金管理人拥有信托财产法律上所有权。正因为如此，不论分离论将投资基金的信托关系作几层分解，但其最终的或法律上的受托人仍然归结为基金托管人。在这一点上它与英美法上确定受托人的标准是一致的。

被动信托论。英美法根据受托人是否负有积极行为义务，将信托分为被动信托和主动信托两类。所谓被动信托是指受托人虽为信托财产名义所有人，但对信托财产并不负有积极行为的义务。该理论认为，在投资基金关系中，托管人名为受托人，实质上不负责基金的实际经营，而是接受管理人的指示对基金财产加以运用和处置。英美国家之所以对被动信托予以承认，旨在使人们对信托的利用更加灵活，以达到使自己和他人获益的目的。

虽然被动信托起源于英美法，但英美法却认为单位信托是主动信托而非被动信托。根据英国《1991年金融服务条例》，基金受托人有责任监基金督管理人行为与该条例、信托器乐、计划细节是否一致；对于基金管理人违反信托的指令，基金受托人有权拒绝。

用被动信托理论解释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法律地位，主要为日本一些学者的观点，但并未被日本法所采用。日本信托法第一条规定的信托要件是：须将财产的管理、处分转移于他方，不允许受托人消极管理。实际上不仅日本法有此规定，而且美国《信托法重述（第二版）》第169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受托人一旦接受信托，即对受益人负有管理信托的义务。正因为如此，被动信托能否应用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

共同受托人说。该学说认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是委托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是共同受托人。我国许多学者持此观点。

倒分离论。这种理论与分离论的分层结构相似，但是层次却相反，因此笔者将其称为倒分离论。该理论认为基金托管人是受托人（第一受托人），同时基金托管人又作为委托人，将基金财产委托给基金管理人（第二受托人）进行投资运作。

独立被信任说。该学说认为，基金管理人既非作为委托人的被信任者，亦非作为受托人的被信任者，而是一种独立的被信任者。

对于契约型证券投资基金当事人的法律关系的界定，我国立法者给予了高度关注。全国人大财经委在向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在信托制基金中，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等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决定其相互权利义务、责任承担直至整个信托制基金的构造。”基于此考虑，立法机关这个问题持慎重态度。由于对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的定位，即由谁来履行受托职责的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因此证券投资基金法在起草和审议过程中确定了四项原则：一是考虑在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基础上切合国情，尽量减少法律重新定位给基金运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考虑和信托法、合同法等法律之间的协调与衔接，避免相互矛盾和冲突；三是在现行信托制基金运作中，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分别独立承担相应职责，即基金管理人依法承担管理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人依法承担保管基金财产并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等；四是避免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因过错造成基金资产损失时承担连带责任。

在上述原则指导下，最后通过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对投资基金当事人法律关系作出了有别于英美法和大陆法信托理论的特别界定。根据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相关条款的分析，笔者认为，该法对投资基金当事人法律关系的界定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同时界定为受托人，但并未区分是独立受托人还是共同受托人，或是有层次区别的受托人。《证券投资基金法》第3条关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依照本法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履行受托职责。”的表述即反映了这一特点。

二是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既非共同受托人，又非独立受托人，而是兼有两者特征的特殊受托人。我国《信托法》第31条规定：“同一信托的受托人有两个以上的，为共同受托人”；第32条规定：“共同受托人之一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其他受托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按照《信托法》31条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应该是共同受托人，因为他们是对同一基金财产进行受托管理。但《证券投资基金法》第83条关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在履行各自职责的过程中，违反本法规定或者基金合同约定，给基金财产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分别对各自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因共同行为给基金财产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前一种情形与《信托法》第32条规定的连带责任制度不符，因而很难认定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是共同受托人；而后一种情形则符合《信托法》第31、32条的特征，在这种情形下，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似乎又是共同受托人。

三是，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委托人的关系。《证券投资基金法》第29条第5款规定，基金托管人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及时办理清算、交割事宜。从该款规定看，基金托管人是基金管理人的受托人。但29条第10款又规定，基金托管人有权监督基金管理人的运作。从这一款规定看，基金管理人又是基金托管人的受托人。同时，《证券投资基金法》第24、35条又分别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两者任何一方的职责终止时，另一方均有权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财产进行审计。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第29条的规定，并结合第24、35条综合考虑，笔者认为我国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之间是在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委托下的互为委托的关系。

G. 什么叫做信托受益权转让

信托受益复权制转让是指将信托受益的权利进行转让。信托受益权是信托合同中规定的关系人享受信托财产经过管理或处理后的收益权利。也包括信托合同结束时，合同中规定的关系人可享受信托财产本身利益的权利。信托受益权是指受益人请求受托人支付信托利益的权利，广义的信托受益权中的受益人除有请求支付信托利益的权利外，还有保证信托利益得以实现的其他权利，如《信托法》规定的知情权、调整信托财产管理方法权、撤销受托人违反信托的处分权、受托人的解任权。信托受益权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信托受益权属于兼具物权和债权性质的财产权。信托受益权是受益人对信托享有的权利和利益，因此该权利首先必须是财产权。其二，信托受益权属于可转让的财产权利。信托受益权的权利是通过转让质物实现的，因此能够质押的权利应当满足可转让的条件。

H. 海牙公约的纯粹大陆法系国家对信托引入的公约

纯粹大陆法系国家对信托的引入——《海牙公约》
列支敦士登和日本均为纯粹的大陆法系国家，但它们均在较早期引入了信托制度，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吸引国外的资金。日本在1922年同时颁布了《信托法》和《信托业法》，在法律起草过程中，不仅参考了英美的判例法，还参考了1882年印度《信托法》和1872年加利福尼亚《民法典》，避免直接继受英国的法律体系，力图保证与民法典的原则的统一性。
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中野正俊在论坛上发言
但正因为如此，日本法对信托关系的实质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一种债权说的观点将受益人权利视为债权，但如果对受益人仅仅给予债的救济，将不利于更好地保护受益人的利益，信托法因此通过特别的条款保护受益人的利益，但这些特别规定显然与民法原则不相容，如果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债的关系，那么受托人仅应负损害赔偿之责，问题是信托法不仅规定了损失填补的责任，而且还规定了一种干预体制，如受托人的分别的管理义务以及受益人对违反信托受让财产的相对人撤销权，单纯将信托视为一种债的关系，很难解释信托体制。日本的信托业务主要应用于商业信托，在家庭领域中的应用极其罕见。《海牙公约》。非信托国家对于信托首先面临两方面的难题：一是信托的基本概念和与之相关的比较法上的难题，包括受托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力、信托财产的法律性质、信托财产上不同当事人的利益以及信托当事人之间的地位关系等；二是由于不存在信托的分类而导致的适用冲突法规则的困难，包括非信托国家如何将信托分类、土地信托的特殊难题以及承认信托的冲突的解决方法。这一系列难题是非信托国家在解决信托问题时普遍采用在功能和效果上进行比较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将信托肢解为不同的类似制度，不仅会产生冲突法规则的适用问题，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委托人设立信托的真实意图，因此有必要建议一种单一的法律选择的方法，从而诞生了《关于信托的法律适用及其承认的公约》（《海牙公约》），但其目的是将信托的概念引入没有信托的国家的国内法，而并不是规定法律冲突时的规则适用。
《海牙公约》关于信托的定义仅仅是描述性的，未能给出信托的准确定义。根据公约第三条的规定，信托关系仅限于自愿设立的书面的信托。因此，公约适用于基于书面明示信托无效时的结果信托，但对于由法院推定的结果信托则必须受到“书面”条件的限制。
公约第六条规定，信托应依财产委托人所选择的法律为准据法，该法律是指实体法的规则，该准据法将一直有效，除非委托人在信托协议中明示授权予以变更或默示被另一法律所替换。
海内外专家出席信托国际论坛
根据公约第十三条规定，在没有选择信托适用的法律的情况下，法院有裁量权决定是否承认信托。意大利是第一个批准公约的民法传统国家，在将信托引入国内法的过程中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但同时，民法传统国家的法律学者们也在试图寻找民法体系中类似于信托的制度。荷兰也是民法体系国家，荷兰法不承认直接等同于普通法信托的法律制度，荷兰通行的观点是：普通法的信托导致了所有权的分割，或者以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创设了物权，违反了物权法定原则，荷兰法承认所有权的绝对性和不可分割，因此，即使双方当事人有约定，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的管理协议也不能减损受托人的所有权，受益人仅仅是取得对受托人的债权，不存在衡平法上的受益人的所有权。而在荷兰法中存在的信托（Bewind）中，受益人是财产的所有人，但是限制受益人的处分财产的权利，管理人作为受益人的代理人管理财产，由于该财产在法律上没有被管理人所拥有，财产不受管理人破产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民法传统国家都继受了信托制度，在德国、法国、瑞士等国，都没有接受信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