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信托质押

A. 大概是 一个 客户 个人资产 4亿 （现金1亿，房产8000万，金融资产余额1.5亿 ，7000万个人债权 ）

现在中国的家族信托还不完善，不过可以给你说个大致的方向，现金一亿，信托公司的内部收益率可以达到15%左右；房产，是让信托公司管理吗？如果管理的话，现在只有出租或者等待房价自然升值，如果给信托公司更大的权限，可以处置的话，信托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行业优势，来判断是租还是卖，这样更好的实现这部分的价值；至于金融资产，信托公司也可以根据具体的对象设计成不同的产品，如票据融资，股票国债质押等盘活资产，实现收益最大化；个人债权这部分，这就不好托付了

B. 信托计划投资人是不是信托受益权人

【对于信托受益权的“债权”或“物权”属性问题，昨日文章的内容明显缺乏更多研究，笔者认为信托受益权应倾向于物权性质较多。特于此更正，以本文观点为笔者目前真实观点。】

金融创新是当今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的常态，法律监管亦步亦趋紧随其后，从我国金融监管的历史步伐来看，现阶段的监管追赶速度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快。
近日投资金融届再掀起一股“收益权”拆分转让的浪潮，不满于年化10%左右的信托产品预期收益，信托计划受益人及业内各路英杰纷纷将目光投向更具发展前景的新课题——“收益权转让”融资，将实际投资期限长（信托2-3年）、流动性弱（可以转让但程序较生硬）的信托收益权拿来，拆分成“信托收益权”后进行再融资。

信托受益权作为我国法定的一项财产性权利，其转让虽然可以进行并受法律保护，但当要将其进行拆分并以其为基础进行再融资时，其中需要面对的法律障碍及风险就必须进行详实的考虑。

首先必须关注的是，将信托受益权进行分拆转让受到我国法律法规的明确限制。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实施的《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中第二十九条规定，对信托受益权的转让进行了明确限制：“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受益人可以向合格投资者转让其持有的信托单位。信托公司应为受益人办理受益权转让的有关手续。信托受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的，受让人不得为自然人。机构所持有的信托受益权，不得向自然人转让或拆分转让。”
从此规定可知，机构所持有的信托受益权只能向机构进行转让，如果某机构将其自身持有的信托受益权欲向外转让，只有一种转让途径——向其他机构整体转让。自然人持有的信托受益权欲向外转让，有三种转让途径——（1）向机构拆分转让；（2）向机构整体转让；（3）向自然人整体转让。这些限制阻隔了一个最重要的监管重点防范现象——向自然人拆分转让！

其次，对于信托受益权本身的法律性质尚处于不清晰状态，各界对信托受益权的物权属性及债权属性还有争论，观点不能统一。因此，对于现实中已经存在的“信托收益权”这个概念，就更加容易混淆。说其“打法律概念的擦边球”是比较恰当的，究竟能否从信托受益权的概念中再剥离出信托收益权，实在是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但我们认为，“信托收益权”或就仅是“收益权”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为金融产品创新而创设的词汇，其无法突破我国现阶段的法律逻辑，既不能将其称为物权，亦不属于债权，目前为止，尚无哪一部法律法规可以直接对其进行定义和规范，而处于这一“灰色”地带的创新概念正如火如荼的蓬勃发展，在事实上推进着我国金融领域的繁荣，只是这种繁荣到底能否持续，能持续多久，或者，能否推动我国金融法制的进一步规范，都是我们努力去解的难题。

目前金融市场上比较常见的信托受益权再融资方式有这样几大类，其中出现的最新状态就是将信托受益权转化为“信托收益权”后进行再融资，且融资对象没有条件限制，没有规范约束，变相将受严格监管的信托受益权持有条件转换为了面向普通民众的无条件持有。

一、 P2P平台借款人以其信托受益权进行质押融资
P2P平台公司是目前最活跃的微金融成员，虽然在单笔融资标的上可以算“微”，但在平台年融资总体额度上却实实在在是高大上。为了增强平台的获客能力和资金流动性，平台创意性的将信托受益权质押融资作为一种融资手段进行操作，当然，P2P平台实际操作的质押物（抵押物）远不止信托受益权，其他包括银行汇票、仓单等等法律规定可以进行质押、抵押的物品，P2P平台均创设性的拿来进行了债权的增信。在实际操作中，平台上的借款人即信托受益人将其持有的信托受益权在受托人处（信托公司）办理质押登记手续，将信托受益权质押予P2P平台，作为向平台上投资人（出借人）的借款担保。P2P平台则将平台投资人的资金通过提供居间服务的方式实现资金向借款人出借的目的。

二、将“信托收益权”从信托受益权中剥离，再进行分拆转让
这一操作方式是目前最常见也最受大家争论的方式，各类金融和类金融机构都在尝试，P2P平台更是其中最热心此创新模式的实体。那么到底什么是“收益权”，法律没有界定，而这种“收益权”与地方政府平台项目中路桥收费所指的未来“收益权”自然不是一个概念。在无法明确“收益权”是哪一种具体权利的前提下，这种权利转让的根基必会受到不可忽视的质疑。用“信托收益权”代替信托受益权进行转让，在形式上规避了《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对于转让和分拆转让的限制，但实质上不能不说是违背了监管出发点的行为，实际上是否可以严格的归结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呢？也未可知。如果我们将其行为的本质倒推回监管原则的层面，其不合法合规性自然表露无遗。实践中存在的交易模式包括直接转让或通过P2P平台等机构分拆向普通公众进行转让（普通公众包括自然人和机构）。

“信托收益权”在从“信托受益权”中通过协议等方式成功分离出来后，再进行分拆转让似乎已不用受监管规则的约束，形式上逃避了监管的细则，事实上以现在的监管条文进行审核也的确难以界定其行为的违法性。法无禁止即自由是否适用于这个范畴？该用何种分析辩证的目光发现其中的基本矛盾并解决之？

上面所述的交易模式无疑突破了一直以来备受限制的“信托受益权拆分转让”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现实市场需要，这从业界的热情和实践规模愈演愈烈即可见一斑。但，从法理基础的分析中，我们认为这种操作方式很难符合合法合规的要求。
从监管根源上说，监管之所以不允许将信托受益权进行分拆再向自然人转让，是因为信托产品本身存在较大的风险性，其设立、投向等无一不折射出“投资”性质，而投资必然面对风险，投资收益愈可观，风险愈高。这与银行存款等普通民众最熟悉和理解的借贷关系不在同一个风险级别中，自然不能允许将此种高风险金融产品向普通大众化整为零的进行发售，否则一旦投资难以兑付，必然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因此，凡可以承担高风险的投资人才是有资格获得此类高收益高风险金融产品的受众，这个受众圈子也从普通大众的广义范畴中浓缩为监管规范中要求的“合格投资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监管部门将此类金融产品限制在“合格投资人”的范畴之内，即，控制风险。

根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关于信托受益权转让和分拆的的规定，及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以及其他财产和财产权信托进行受益权拆分转让的，应当遵守本办法的相关规定。”同时，根据该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委托人为合格投资者……单个信托计划的自然人人数不得超过50人，但单笔委托金额在300万元以上的自然人投资者和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不受限制。”以及第六条规定的合格投资者的认定标准，都对信托受益权的持有明确了鲜明的范围和条件。
因此从本质上说，目前存在的各种通过化整为零的操作方法将融资渠道直接打通到社会普通大众，信托受益权这类按照监管原则必须由具备相当资产及风险承受力的合格投资者才能持有的权益最终被拆分转让给众多自然人，而这些自然人没有任何资金和风险承受力的限制，由此很有可能产生不可预估的连锁风险。虽然各类转让的具体方式与形式均不尽相同，但是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这些新式交易模式与拆分转让信托受益权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事实上直接触及了银监会针对信托受益权拆分转让的限制性规定。同时，根据《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的规定：“不得向不特定客户发送产品信息。准确划分投资人群，坚持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对象，切实承担售卖责任。”也可以说明，我国金融监管重点的监控对象既是金融产品销售形式，更是由此可能导致的诸多社会风险。“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对象”是所有金融从业者都要遵守的原则。

“信托收益权”能否单独拆分进行转让存在较大争议。从信托受益权中拆分出的“信托收益权”的权利属性模糊不清，难以判断其为“债权”还是“物权”，投资人受让该“权利”存在较大风险。如果将“信托收益权”的概念分别匹配为债权和物权进行分析探讨，则又会发现其在实际发售流转过程中有许多环节还无法按照现有的法律要求进行权利的确认和落实，导致行为目的和行为手段最终无法一致，产生的风险仍要投资人买单。
我们倾向于信托受益权为物权范畴，但是这只是基于法理的推理，在我国实际立法体系中，这一推理尚难以成立。将信托受益权定性为物权，主要基于信托受益人的权利不但可以排除其他所有人的侵犯，且如权利不论因何等原因辗转遗失，权利人均可以向受托人追及，又因于信托财产的破产隔离功能，受托人自身的财产状况不能对信托受益人的信托财产造成任何影响，更使得其物权的特点比较突出。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信托制度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一物二权的法理是英美法系国家在运用信托制度中普遍认可的。
但是，如果将信托受益权定性为物权，则信托受托人同时亦拥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在信托法律关系中，受托人（信托公司）是信托物形式上的所有权人，但其无信托受益权，而信托受益权人享有信托财产的受益权是实质上的所有权人，信托财产出现问题其均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进行追及，结果是在同一个信托物上，出现了两个物权，这对于我国的法学本源来说是不能理解和接受的状态。但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奉行的是双重所有权制度，即一物二权。这个观点上的冲突也在事实上的境内外信托业务中有了更多体现，国内法学人士对英美法系中信托一物二权理论衍生出的各类信托制度难以清晰认识和理解，出现了各种无法调和的现实矛盾。这种法律基础的分歧可能是我国引入信托制度以来始终无法将信托运用得如英美法系国家那种娴熟程度的原因。至少直至目前，信托（非商事信托）到底在我国应该如何发展仍然是一个重大课题。近两年市场上已出现“家族信托”的概念和实际操作，但从公开披露出的信息来分析，虽然“家族信托”在名称上已经向英美法系国家的信托本源靠近，但其实际操作手法目前来看仍是我国商事信托的一种翻版。

我国信托法不认可信托受益权人对信托财产享有追及权、优先权等物上权利，受益人难以获得信托财产的物权救济。由此更不用说由信托受益权分离出来的“信托收益权”了，其法律定位更加扑朔迷离。那么如果我们联想力更加丰富一些，将“信托收益权”视为债权，则只从我国法律法规对债权的一些程序性要求上即可看出，信托受益权（信托收益权）也不能简单的被归纳进债权的范畴。债权在转让时将涉及债权转让通知及履行变更手续等问题，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债权转让需通知债务人，否则对债务人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则该债权（信托收益权）转让在无通知的前提下不会对信托公司发生效力，事实上P2P平台等机构将获得的信托受益权拆分为“信托收益权”后再向普通公众售卖的过程中，其没有去信托公司处进行通知登记等程序，信托公司最后仍是向信托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则最终“信托收益权”持有人的权益获得将更加未知和波折。事实上，到底信托受益权能够被界定为何种权益，如前所述，目前还没有定论。

从目前可获知的各方面现状来看，现有的信托受益权再融资模式虽然在市场上掀起了一系列热潮，但其在合法合规性方面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法律风险。如果我们可以在市场的基础上继续推动法制的发展，最终融合出一套新的监管法规甚至产生新的立法，即保障了社会大多数实体的资金基本安全，避免大范围社会风险的发生，也没有遏制金融创新的步伐，令我国金融界舞台上演更多利国利民的精彩，则民众之大幸，各界之福祉。

C. 什么是信托基金有什么风险

信托基金也叫投资基金，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方式。版信托基金 指通过契约或公司的权形式，借助发行基金券（如收益凭证、基金单位和基金股份等）的方式，将社会上不确定的多数投资者不等额的资金集中起来，形成一定规模的信托资产，交由专门的投资机构按资产组合原理进行分散投资，获得的收益由投资者按出资比例分享，并承担相应风险的一种集合投资信托制度。
风险：保本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常见的信托基金投资风险主要就是上述四点，综上可以看出，信托基金投资风险中的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是不可控制的，而保本风险和信用风险则是可操控的，投资者需格外注意这一点。如果要投资的话最好搜下理财教育社区去那里多看看，相关的文章或是咨询理财师，学习如何规避不必要的风险。

D. 信托基金或者私募基金的LP保本担保。由于通常目标企业以及GP都少反担保物，那么担保方如何控制风险。

作为担保，若不是信用担保，主要看抵押（质押）物，在私募基金中也可能是次级；
私募基金（信托）的风险控制还要看还款来源，还款来源和抵押物是融资项目的主要观察点。
供参考，本人就在担保公司。

E. 迈克尔 杰克逊的遗产给谁了

迈克尔·杰克逊遗嘱全文曝光

迈克尔·约瑟夫·杰克逊遗嘱

我是迈克尔.约瑟夫.杰克逊(MICHAEL JOSEPH JACKSON)，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居民，我宣布这是我的遗嘱，并在此宣告以前所有由我签署的遗嘱作废。

第一部分

我宣布我目前单身。我和前妻黛比.洛尔（DEBROAH JEAN ROWE JACKSON）的婚姻已解散。我有三个还在世的孩子，普林斯.迈克尔.杰克逊(PRINCE MICHAEL JACKSON, JR.)、巴里斯.迈克尔.凯瑟琳.杰克逊(PARIS MICHAEL KATHERINE JACKSON)和普林斯.迈克尔.杰克逊二世(PRINCE MICHAEL JOSEPH JACKSON,II.), 我没有其他的在世或已去世的孩子。

第二部分

我将借此遗嘱处理我名下的所有遗产。

第三部分

我将我的全部财产受托于2002年3月之前由我修订的“迈克尔·杰克逊家庭信托基金”（MICHAEL JACKSON FAMILY TRUST），我生前对该基金所有条款的修订都有效。所有资产应根据信托基金条款继续管理和分配，而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遗嘱信托。

如果因为任何原因遗嘱无效，我把我的剩余资产受托于2002年3月修订前的“迈克尔·杰克逊家庭信托基金”（MICHAEL JACKSON FAMILY TRUST），我直接表明，基金受托人按照规定划分、管理、持有和分配资产。以上信托基金条款在本遗嘱签署以后将不接受任何修订。在条款中的基金受托人或任何继任受托人无牵连关系。

第四部分

我申明，所有联邦遗产税和继承税由我的“迈克尔·杰克逊家族信托基金”的资产支付，不包括在上述基金资产的遗产税和继承税，将不由本信托基金支付。

第五部分

我任命约翰.布兰卡(JOHN BRANCA)，约翰.麦克莱恩(JOHN MCCLAIN) 和巴里.西格尔(BARRY SIEGEL)为遗嘱共同执行人。如果遗嘱共同执行人出现死亡、辞职、残疾，不能或拒绝担任共同执行人，其他的共同执行人可以替换。在我死后，如果三位遗嘱共同执行人都不能再执行下去时，可以任命其他人替代。
在本遗嘱，“我的遗嘱执行人”表示代理执行我个人遗产的任何人。涉及的任何执行人没有牵连关系。
在此，我给与我的遗嘱执行人充分的权利，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出售、出租、抵押、质押、交换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资产，无论是不动产还是个人资产。在条款规定下，执行人可以运营资产、购买资产、支付保险费（包括人寿保险），以及任何处于以上目的和有根据的作出的关于资产的抵押，变卖或投资。
此外，我给与我的遗嘱执行人充分的权利，他们有权利投资房地产基金或资产，或者任何其他资产，包括任何个人或者混合资产，还可以投资公司债券、股票、优先股或者普通股，但也并不限制于此。并且可以参股投资公司、基金或者遗嘱执行人名下的公司，这些投资都需要谨慎判断。

第六部分

除上述遗嘱条款中和第三部分排除的遗产继承人外，我特意排除一位我的遗产继承人，就是我前妻：黛比.洛尔（DEBROAH JEAN ROWE JACKSON）。

F. 一个信托问题

1，子女问题。富一代的财富传承问题，为了防止财富被快速挥霍，张女士可以找信托公司。张女士作为委托人，将现金及股权委托给信托公司，制定子女作为信托受益人，同时限定信托计划投向，以保证财产实现保值增值。同时在合同中约定，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每年将部分受托财产支付给子女，以保证财富不会过度挥霍。
2、工厂问题。如果工厂需要资金发展、转型，张女士可以用所持公司股权质押，向银行或信托公司融资。
但鉴于中国大陆目前信托公司的事务类信托并不多，且行业存在政策风险，张女士可以去香港，找汇丰信托等国际公司，来设立家族信托或他益信托。

G. 信托基金约定三年,现在已经一年了,可否转让或提前转出

如果信托合同约定中有不可转让的约定，则不可转让；没有约定可以委托信托公司帮你转让给其他投资者。如果只是急用钱，可以考虑用信托收益权质押的方式来取得资金。

希望能采纳哦！ 独立理财师

H. 信托基金的相关疑问

2011年是整个中国信托业最风光的一年，资产管理规模轻松跨过4万亿，成为银行、保险之外的第三大行业。超速发展的背后，是显而易见的刚性兑付压力。
根据数据测算，信托公司今年三季度前面临集中兑付，行业风险加大，甚至可能引起监管收紧。但，信托公司已经预先考虑到这些情况，并作出了反应，就是信托基金化，以达到风险可控目的。这是条创新之路，是否能解决迫在眉睫的兑付问题，是否能被市场广泛接受，依然疑窦丛生。
占集合信托发行总量70%以上的房地产信托是信托业兑付压力的主要来源，其2012年全年兑付量为2010年的18倍。而最近的兑付高峰即为3月和6月，其中3月份到期兑付的房地产信托产品规模总计为154亿元，仅此一个月的到期兑付量就为2010年整年兑付额度的2倍有余。
如此巨大的兑付压力，其实更多地植根于一个现实，目前市场上绝大部分信托采用融资性安排，且投向一个固定项目或单一公司。
其具体流程为，信托公司与某一项目公司签订固定收益协议，投入资金并控制相关权证，根据具体协议分批回收或到期一次性回收资金。这种事实上的“类贷款”使得兑付风险集中在一家公司和单一时点上。而一旦遭遇宏观调控，行业整体不景气，兑付风险即成倍放大。
基金化的信托产品之所以与现存的产品不同，是它在发行设计上抛弃了面向单一公司、固定收益的模式，而是允许信托公司对募集来的资金组成一个资金池，进行主动管理，以不同形式投入不同类别的混合资产，同时用开放式的计划，允许投资者中途回购份额。
而在兑付压力的最大来源地产信托上，特色基金化信托产品存量截至2011年年末约为325亿元，占地产信托业务余额的比重仅为5%左右。
在融资类信托受限的情况下，2012年全行业基金化信托产品的比重会有大幅度上升，乐观估计今年全年会接近全部信托产品规模的30%至40%，基金化产品似乎成为了信托公司的救命稻草。
现在发行的基金化产品只是减低了产品本身的风险，对信托公司来说作用不大。因为信托公司的兑付压力更迫在眉睫的是前几年留存下来的产品。如果原有计划对应销售不畅，没有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该由公司承担的代偿还是得做。
银监会早有规定，同一家公司不同的信托计划不能相互接盘。这就使得用新募集资金来接盘旧的项目成为不可能，否则会触及红线。
不仅基金化信托产品对于缓解兑付压力的效果不明显，还有被市场接受的程度实在堪忧。客户对固定收益、看起来比较有保障的类贷款地产信托都已经不接受了，很难说服他们去投一个浮动收益的产品。
把单个项目的信托做成投资于多个项目的基金，其结果是单个信托计划的规模更大，会达到10亿级别。而期限也由2年左右拉长到5年上下。这对信托公司主动管理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大部分信托公司在运行基金化产品方面不仅缺乏经验，而且缺乏人才。
以地产信托为例，大多数的信托公司熟悉如何控制权证、如何控制风险的人很多，但是真正特别了解房地产行业跟项目前景判断的人不多，因为他们习惯了看担保、看质押、看项目背后公司的实力。
自2010年年末以来，银监会数度表态，鼓励信托公司研究创设中长期私募基金型信托计划，但市场响应不大。

I.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受益

【对于信托受益权的“债权”或“物权”属性问题，昨日文章的内容明显缺乏更多研究，笔者认为信托受益权应倾向于物权性质较多。特于此更正，以本文观点为笔者目前真实观点。】金融创新是当今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的常态，法律监管亦步亦趋紧随其后，从我国金融监管的历史步伐来看，现阶段的监管追赶速度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快。近日投资金融届再掀起一股“收益权”拆分转让的浪潮，不满于年化10%左右的信托产品预期收益，信托计划受益人及业内各路英杰纷纷将目光投向更具发展前景的新课题——“收益权转让”，将实际投资期限长（信托2-3年）、流动性弱（可以转让但程序较生硬）的信托收益权拿来，拆分成“信托收益权”后进行再。信托受益权作为我国法定的一项财产性权利，其转让虽然可以进行并受法律保护，但当要将其进行拆分并以其为基础进行再时，其中需要面对的法律障碍及风险就必须进行详实的考虑。首先必须关注的是，将信托受益权进行分拆转让受到我国法律法规的明确限制。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实施的《信托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中第二十九条规定，对信托受益权的转让进行了明确限制：“信托计划存续期间，受益人可以向合格投资者转让其持有的信托单位。信托应为受益人办理受益权转让的有关手续。信托受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的，受让人不得为自然人。机构所持有的信托受益权，不得向自然人转让或拆分转让。”从此规定可知，机构所持有的信托受益权只能向机构进行转让，如果某机构将其自身持有的信托受益权欲向外转让，只有一种转让途径——向其他机构整体转让。自然人持有的信托受益权欲向外转让，有三种转让途径——（1）向机构拆分转让；（2）向机构整体转让；（3）向自然人整体转让。这些限制阻隔了一个最重要的监管重点防范现象——向自然人拆分转让！其次，对于信托受益权本身的法律性质尚处于不清晰状态，各界对信托受益权的物权属性及债权属性还有争论，观点不能统一。因此，对于现实中已经存在的“信托收益权”这个概念，就更加容易混淆。说其“打法律概念的擦边球”是比较恰当的，究竟能否从信托受益权的概念中再剥离出信托收益权，实在是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但我们认为，“信托收益权”或就仅是“收益权”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为金融产品创新而创设的词汇，其无法突破我国现阶段的法律逻辑，既不能将其称为物权，亦不属于债权，目前为止，尚无哪一部法律法规可以直接对其进行定义和规范，而处于这一“灰色”地带的创新概念正如火如荼的蓬勃发展，在事实上推进着我国金融领域的繁荣，只是这种繁荣到底能否持续，能持续多久，或者，能否推动我国金融法制的进一步规范，都是我们努力去解的难题。目前金融场上比较常见的信托受益权再方式有这样几大类，其中出现的最新状态就是将信托受益权转化为“信托收益权”后进行再，且对象没有条件限制，没有规范约束，变相将受严格监管的信托受益权持有条件转换为了面向普通民众的无条件持有。一、 P2P平台借款人以其信托受益权进行质押P2P平台是目前最活跃的微金融成员，虽然在单笔标的上可以算“微”，但在平台年总体额度上却实实在在是高大上。为了增强平台的获客能力和资金流动性，平台创意性的将信托受益权质押作为一种手段进行操作，当然，P2P平台实际操作的质押物（抵押物）远不止信托受益权，其他包括银行汇票、仓单等等法律规定可以进行质押、抵押的物品，P2P平台均创设性的拿来进行了债权的增信。在实际操作中，平台上的借款人即信托受益人将其持有的信托受益权在受托人处（信托）办理质押登记手续，将信托受益权质押予P2P平台，作为向平台上投资人（出借人）的借款。P2P平台则将平台投资人的资金通过提供居间服务的方式实现资金向借款人出借的目的。二、将“信托收益权”从信托受益权中剥离，再进行分拆转让这一操作方式是目前最常见也最受大家争论的方式，各类金融和类金融机构都在尝试，P2P平台更是其中最热心此创新模式的实体。那么到底什么是“收益权”，法律没有界定，而这种“收益权”与地方平台项目中路桥收费所指的未来“收益权”自然不是一个概念。在无法明确“收益权”是哪一种具体权利的前提下，这种权利转让的根基必会受到不可忽视的质疑。用“信托收益权”代替信托受益权进行转让，在形式上规避了《信托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对于转让和分拆转让的限制，但实质上不能不说是违背了监管出发点的行为，实际上是否可以严格的归结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呢？也未可知。如果我们将其行为的本质倒推回监管原则的层面，其不合法合规性自然表露无遗。实践中存在的交易模式包括直接转让或通过P2P平台等机构分拆向普通公众进行转让（普通公众包括自然人和机构）。“信托收益权”在从“信托受益权”中通过协议等方式成功分离出来后，再进行分拆转让似乎已不用受监管规则的约束，形式上逃避了监管的细则，事实上以现在的监管条文进行审核也的确难以界定其行为的违法性。法无禁止即是否适用于这个范畴？该用何种辩证的目光发现其中的基本矛盾并解决之？上面所述的交易模式无疑突破了一直以来备受限制的“信托受益权拆分转让”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现实场需要，这从业界的热情和实践规模愈演愈烈即可见一斑。但，从法理基础的中，我们认为这种操作方式很难符合合法合规的要求。从监管根源上说，监管之所以不允许将信托受益权进行分拆再向自然人转让，是因为信托产品本身存在较大的风险性，其设立、投向等无一不折射出“投资”性质，而投资必然面对风险，投资收益愈可观，风险愈高。这与银行存款等普通民众最熟悉和理解的借贷关系不在同一个风险级别中，自然不能允许将此种高风险金融产品向普通大众化整为零的进行，否则一旦投资难以兑付，必然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因此，凡可以承担高风险的投资人才是有资格获得此类高收益高风险金融产品的受众，这个受众圈子也从普通大众的广义范畴中浓缩为监管规范中要求的“合格投资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监管部门将此类金融产品限制在“合格投资人”的范畴之内，即，控制风险。根据《信托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关于信托受益权转让和分拆的的规定，及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以及其他财产和财产权信托进行受益权拆分转让的，应当遵守本办法的相关规定。”同时，根据该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委托人为合格投资者……单个信托计划的自然人人数不得超过50人，但单笔委托金额在万元以上的自然人投资者和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不受限制。”以及第六条规定的合格投资者的认定标准，都对信托受益权的持有明确了鲜明的范围和条件。因此从本质上说，目前存在的各种通过化整为零的操作方法将渠道直接打通到社会普通大众，信托受益权这类按照监管原则必须由具备相当资产及风险承受力的合格投资者才能持有的权益最终被拆分转让给众多自然人，而这些自然人没有任何资金和风险承受力的限制，由此很有可能产生不可预估的连锁风险。虽然各类转让的具体方式与形式均不尽相同，但是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这些新式交易模式与拆分转让信托受益权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事实上直接触及了银监会针对信托受益权拆分转让的限制性规定。同时，根据《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信托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的规定：“不得向不特定客户发送产品信息。准确划分投资人，坚持把合适的产品给合适的对象，切实承担售责任。”也可以说明，我国金融监管重点的监控对象既是金融产品形式，更是由此可能导致的诸多社会风险。“把合适的产品给合适的对象”是所有金融从业者都要遵守的原则。“信托收益权”能否单独拆分进行转让存在较大争议。从信托受益权中拆分出的“信托收益权”的权利属性模糊不清，难以判断其为“债权”还是“物权”，投资人受让该“权利”存在较大风险。如果将“信托收益权”的概念分别匹配为债权和物权进行探讨，则又会发现其在实际流转过程中有许多环节还无法按照现有的法律要求进行权利的确认和落实，导致行为目的和行为手段最终无法一致，产生的风险仍要投资人单。我们倾向于信托受益权为物权范畴，但是这只是基于法理的推理，在我国实际立法体系中，这一推理尚难以成立。将信托受益权定性为物权，主要基于信托受益人的权利不但可以排除其他所有人的侵犯，且如权利不论因何等原因辗转遗失，权利人均可以向受托人追及，又因于信托财产的破产隔离功能，受托人自身的财产状况不能对信托受益人的信托财产造成任何影响，更使得其物权的特点比较突出。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信托制度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一物二权的法理是英美法系国家在运用信托制度中普遍认可的。但是，如果将信托受益权定性为物权，则信托受托人同时亦拥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在信托法律关系中，受托人（信托）是信托物形式上的所有权人，但其无信托受益权，而信托受益权人享有信托财产的受益权是实质上的所有权人，信托财产出现问题其均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进行追及，结果是在同一个信托物上，出现了两个物权，这对于我国的法学本源来说是不能理解和接受的状态。但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奉行的是双重所有权制度，即一物二权。这个观点上的冲突也在事实上的境内外信托业务中有了更多体现，国内法学人士对英美法系中信托一物二权理论衍生出的各类信托制度难以清晰认识和理解，出现了各种无法调和的现实矛盾。这种法律基础的分歧可能是我国引入信托制度以来始终无法将信托运用得如英美法系国家那种娴熟程度的原因。至少直至目前，信托（非商事信托）到底在我国应该如何发展仍然是一个重大课题。近两年场上已出现“家族信托”的概念和实际操作，但从公开披露出的信息来，虽然“家族信托”在名称上已经向英美法系国家的信托本源靠近，但其实际操作手法目前来看仍是我国商事信托的一种翻版。我国信托法不认可信托受益权人对信托财产享有追及权、优先权等物上权利，受益人难以获得信托财产的物权救济。由此更不用说由信托受益权分离出来的“信托收益权”了，其法律定位更加扑朔迷离。那么如果我们联想力更加丰富一些，将“信托收益权”视为债权，则只从我国法律法规对债权的一些程序性要求上即可看出，信托受益权（信托收益权）也不能简单的被归纳进债权的范畴。债权在转让时将涉及债权转让通知及履行变更手续等问题，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债权转让需通知债务人，否则对债务人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则该债权（信托收益权）转让在无通知的前提下不会对信托发生效力，事实上P2P平台等机构将获得的信托受益权拆分为“信托收益权”后再向普通公众售的过程中，其没有去信托处进行通知登记等程序，信托最后仍是向信托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则最终“信托收益权”持有人的权益获得将更加未知和波折。事实上，到底信托受益权能够被界定为何种权益，如前所述，目前还没有定论。从目前可获知的各方面现状来看，现有的信托受益权再模式虽然在场上掀起了一系列热潮，但其在合法合规性方面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法律风险。如果我们可以在场的基础上继续推动法制的发展，最终融合出一套新的监管法规甚至产生新的立法，即保障了社会大多数实体的资金基本安全，避免大范围社会风险的发生，也没有遏制金融创新的步伐，令我国金融界舞台上演更多利国利民的精彩，众之大幸，各界之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