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景林策略私募基金怎么样
私募基金要谨慎投资，合法的私募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较稳定的投资回报。大量以私募基金为名而非法集资的案件屡见不鲜。
根据不同的标准，私募基金有多种分类方法。在此，我们将仅以常用的投资对象进行划分。从国际经验来看，现行私募基金的投资对象是非常广泛的。以美、英两国为例，其私募基金的投资对象包括了股票、债券、期货、期权、认股权证、外汇、黄金白银、房地产、信息软件产业以及中小企业风险创业投资等，投资范围从货币市场到资本市场再到高科技市场、从现货市场到期货市场、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的一切有投资机会的领域。根据上述对象可以将其分为三类：
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顾名思义，这是以投资证券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为主的基金，量子基金、老虎基金、美洲豹基金等对冲基金即为典型代表。这类基金基本上由管理人自行设计投资策略，发起设立为开放式私募基金，可以根据投资人的要求结合市场的发展态势适时调整投资组合和转换投资理念，投资者可按基金净值赎回。它的优点是可以根据投资人的要求量体裁衣，资金较为集中投资管理过程简单，能够大量采用财务杠杆和各种形式进行投资，收益率比较高等。
产业私募基金
该类基金以投资产业为主。由于基金管理者对某些特定行业如信息产业、新材料等有深入的了解和广泛的人脉关系，他可以有限合伙制形式发起设立产业类私募基金。管理人只是象征性支出少量资金，绝大部分由募集而来。管理人在获得较大投资收益的同时，亦需承担无限责任。这类基金一般有7-9年的封闭期，期满时一次性结算。
风险私募基金
它的投资对象主要是那些处于创业期、成长期的中小高科技企业权益，以分享它们高速成长带来的高收益。特点是投资回收周期长、高收益、高风险。
2. 什么是西部大开发战略
目前，西部大开发正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的同时，更需要保持一点冷静的思考，以便使这一重大的战略行动能够顺利进行，并取得最后的成功。因此，对西部开发决策的背景、目标、体制安排和政策选择作一深入分析，会使我们的行动更为自觉。
这场在世纪之交兴起的西部大开发，是由中央最高层筹划和发动、中央部委及西部省区呼应的自上而下的战略行动。其必要性和战略意义非常明显：着眼于中国的长期发展，缩小东西部差别，加强民族团结，实现三步走的战略设想和邓小平关于“两个大局”的理念（先让东部沿海地区加快改革开放发展起来，当本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再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发展，并要求东部和中西部分别在不同时期顾全这两个大局）。其可行性在于20年改革开放国力的增强、粮食总量的阶段性过剩和加入WTO之后即将迎来的对外开放的新阶段。
中央关于西部开发的决策得到了相关部委和西部省区领导的热烈响应；东部地区则没有西部那么积极；而中部地区则由于非东（部）非西（部），似乎受到冷落而有点抱怨。这很正常，它体现了在给定的博弈支付下各参与人为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采取的最优战略。早就有学者分析，将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收转化为地方体制外收入的地方主义行为，其根源之一就是（中）西部地区获得了较多的中央财政补贴，而这些补贴又大多来自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黄肖广，1996）。因此，面对日益勃发的地方利己倾向，声势浩大的西部大开发既可为抑制地方主义倾向提供利器，又可为加强集中统一展示全景舞台。另一个背景是，历时两年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西部开发显然可以进一步启动内需，进而走出持续数年的通货紧缩。
根据中央的意图，财政部拟将大部分国债资金和国外借款投向西部；央行已决意改变所控银行的贷款结构––––加大中、长期贷款的比例；农、林各口已经出台一系列鼓励农业综合开发与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措施；铁道、交通等部门分别宣示要让上千亿元投资向西部地区倾斜。西部省区亦不甘落后，纷纷亮出各自的底牌：或曰创建绿色经济强省；或曰构筑西部开发的桥头堡；或曰率先进入发达地区的行列；可谓百鸟齐鸣、争奇斗艳，无一不想从西部开发的蛋糕中多切得一块。这也难怪，在习惯了各级政府须经争叫获取资源的传统格局下，有谁甘愿自损利益呢？经过一番利益博弈和上下求索，终于明确了西部开发的主攻方向：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和建设、结构调整、科教与人才培养。应当说，这一方向的确定实为正确和明智之举。基础设施包罗万象，大到机场、铁路、水利枢纽，小到乡村公路、电网建设等等；生态保扩和建设则指退耕还林（草）、封山育林、荒山绿化、防风固沙等；结构调整主要是指大力发展各地的特色产业或优势产业；科教与人才培养包括扫盲、远程教育等；这些都将纳入各级政府的“十五”规划当中。今年的“盘子”也已敲定，以“十大工程”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退耕还林（草）将构成今年西部开发的主调。不过，实施起来需要精心选择，慎重决策，具体落实。
二、西部为何会落后
西部地区确已落后了，至少从改革开放以来是如此。据有人测算，从1978––––1997年，在全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东部地区从52%上升为61.4%，西部地区则从17%下降为14.8%。人均GDP差距也在逐渐拉大，改革开放初期，西北各省区人均GDP高于福建，其中青海甚至高于广东，但到1997年，全国人均GDP为6392元，西部人均GDP 仅为4009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2.7%。1998年，广东、福建人均GDP已超过10000元，西北五省区除新疆达到6435元，其余各省区均不到4500元，相差达一倍以上。那末，为什么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西部地区曾经取得了与东部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而，这种均势为何在改革的背景下会被打破？
任何社会经济形态，要求产出的总量在空间的分布上绝对均匀，那将是一种幻想。迄今为止，即便是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或区域也未有过这样的事例。但是，不同地区之间人均产出的均等化或者这种均等化的趋势却可能存在。尤其在市场经济较为完善的国度，一旦发生地区间人均产出或收入较大程度的差异性，就会促使落后地区的居民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向较为发达的地区迁移；而资本（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则向低劳力成本的地区流动，由此缩小地区间的差别。不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地区间人均产出的差异则可通过另一种方式，即通过政府的资源配置、资源和产品的直接定价、以及强制性的移民措施等加以缩小，甚至予以消除。尽管两者最终可以取得人均产出均等化的相同结果，而内在效率上的差别却极为显著，这已被大量的经验事实所证明。
在改革开放前，西部地区所取得的与东部地区相近的发展水平，正是在政府的计划安排下实现的。据史学界分析，世纪之交的这场西部大开发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绝非空前。在此之前，我国大规模的西部开发至少有过两次：一是“一五”时期以156项重点项目为核心对西部的开发，二是“三五”时期开始的以“三线”建设为核心的西部开发。前者在最后投入施工的150个项目中，除东北占有较大比重外，布置在中西部地区的共有85项（50项民用项目和35项军工项目）；在实际完成的196.1亿元投资额中，东北地区占44.3%，中西部地区占52.9%。后者的重点项目包括连接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襄渝、湘黔等重点铁路干线，攀枝花、酒泉、武钢、包钢、太钢等五大钢铁基地以及为国防服务的10个迁建和续建项目，还有大批煤炭、电力、机械、化工等项目；在 1966––––1975年的“三五”和“四五”期间，“三线”投资累计达1173.41亿元，分别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52.7%和41.1%（吴江，2000）。这种大规模的西部开发再加上零星的整厂西迁与古董复制式的工厂新建，使得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了与东部相近的水平；与此同时，整个国民经济基本形成了东北和中西部以重工业为主、东部沿海地区以轻工业为主的生产力格局。
因此，西部曾经并非落后的经济地位是靠政府的计划性配置资源而获得的，一旦资源配置的总体方式发生了转变，原有的处境便难以为继了。从辨证的角度看，西部的落后是相对的，或许是因为东部发展的太快了，才使西部变得相对落后。东部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因是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实质便是经济的自由化。政府管制的松动最初发生在与消费者最为密切的基本物品的生产方面，于是，以轻纺工业为主的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的初始阶段便获得了某种优势。在消费者主权的行使过程中，消费者的货币选票不仅投向了质优价廉的商品和服务，而且选择了与之相应的更具效率的企业组织形式和产权安排。同时，外资的涉入有力地推动了资金的聚集、技术与管理的变革。体制外极具生命力与扩张倾向的资本流动，在不断离析出各色各样颇具创新和冒险意识的人群的同时，沿着最佳有效规模的轨迹由低到高地侵袭着传统计划经济的堡垒。而“内部”规则（人们在经济交往中的规则）的形成又迫使政府的法令、规章（外部规则）发生调整和演化（周业安，2000）。可以说，中央政府的特区建设和沿海地区加快开放的战略，正是对该地区原发性制度变迁的一种适时顺应。这样，以轻纺工业为主的物质基础、传统商品经济的观念、以及渐进性的改革策略和特定的区位优势，共同结成了东部沿海地区在市场化进程中的有利态势。
由于上述有利条件，东部沿海地区在不断扩大的竞争性领域中获得了相当稳定的“改革租金”。而西部地区至少在改革初期并未受到重创，因为该地区赖以支撑的重工业仍在体制内安然运行。然而，随着东部沿海地区源源不断地从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中敛得资金、并通过进口装备起更富技术含量的机器设备和使用到新的原料（甚至价格更为低廉的矿产资源），原先靠政府计划予以安排的西部的产出链便遭到割裂。由此，西部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占据绝对重要地位的“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则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冷遇处境，尽管能源和部分资源的生产至今还在垄断或政府的定价及补贴之下得以运营。所以，由于特定的生产力布局和两种体制交替演进中的后发劣势，西部地区既在经济发展的竞争中感到困难重重，又在体制性的保护伞下暗自窃喜。客观上讲，重工业所具有的资本投入大、沉淀成本比例高的特性，确实给企业的调整与退出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当较大数额的资本投入发生沉淀时，企业规模调整和退出的条件均会相应改变。具体说来，只有当期望净现值低于资本的残留价值时，企业的退出才是有利的；为使损失达到最小化，企业不得不在长期亏损下滞留于行业之内。再考虑到大型企业集中了数以万计的员工、以及少数民族地区极为敏感的安全价值，国家就更有理由让西部地区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维持生存。据资料表明，截止1999年9月末，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全部销售收入超过500万元的工业企业中所占的份额，东部地区是28%，西部地区则达61%。而国企的亏损面，东部地区为45%，西部地区则高达58%。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除自然状况外，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生产力的特定布局均已构成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客观原因。但无可回避的是，自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思想观念、等靠要的依赖情绪等主观因素也严重阻碍了西部地区的发展。有学者指出：在过去20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西部地区也面临过多次有利的发展机会。 例如，80年代初四川等地曾在农村改革中处于前列；在确立“以能源交通为战略重点”之后，超大型的三峡工程上马、黄河中上游的水利综合开发、西部石油与煤炭的加快开发、以及欧亚大陆桥的构筑等，使得大规模增量资金投向西部；我国与俄罗斯、西亚、东南亚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也为西部的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90年代中后期的“小康”战略与“扶贫攻坚战”，其重心也在中西部。但是，西部地区为何未能把握这些有利战机加速自身的经济发展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各级政府过于强调矿产等狭义资源的作用，过于迷信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威力，过于依赖中央政府的资金投入；其将诸多精力用于工程项目的争夺上，用于扶贫资金的争夺上，用于垄断部门所得的获取上；同时，普遍忽视了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中挖掘真正的动力源泉，普遍缺乏从具体的事例和手段中把握与提升一般性法则的能力，从而未能有意识地加快推动本地的市场化进程。于是，大批政府官员、公用事业的员工悠然地享受着相对富足的小康生活，盘算着如何能在级别的升迁上捷足先登；大型企业的职工则在亏损补贴的庇佑下讴歌着公有制的优越性；大山里的贫困农民却大多在扶贫资金的期盼中年复一年地靠天吃饭，甚至不愿迁移到自然条件更为有利的地区，因为他们习惯了等待和接受；即便有了一些民营的业主，也更多将自身的发展建立在官商连接的关系网的编织之上；而相当一批不甘平庸的“孔雀”则飞向东南；倒是从江、浙一带过来的小商小贩，却从事着并不起眼的营生，以便岁末将至把一年的辛劳所得带回老家。由此可见，如果不能培育和启动内部的创新机制，再好的发展机遇也无法利用，外部的支援和帮助，反而会成为消解内部创新的催眠剂。
三、目标与结局
在东西部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的情况下，推进西部开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缩小差距，促进公平。虽然，从根本上来讲公平和效率是统一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却是有矛盾的。因此，西部开发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
起初，有人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效率含义产生过置疑。通过政府配置资源而人为地改变全国资金分配的现有格局，是否会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呢？应当说，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资料表明，我国的资金分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具体说来，存在着东高西低的分配格局。1997年，东、西部的贷款份额分别为57.1%和15.6%；在473家上市公司中，东部占63.5%，而整个中、西部只占36.5%；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万亿元，是整个中、西部地区的两倍。然而，这种倾斜的资金分配格局是以其相应的投资效率差异作基础的。据估算，东、西部地区投资的净回报率平均相差4––5倍，假如在东部投资1元钱能够赚回1元的话，在西部地区则只能赚到2角多。这正是“惟利是图”的外资企业之所以在西部地区投入不足2%资金的主要缘由。显然，如果投资净回报率的这种差别未发生根本改变，力图通过大规模的逆向投资来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从而达到令人神往的社会公平目标，就将付出极为沉重的效率损失代价。
从狭义来讲，开发是指“以荒地、矿山、森林、水力等自然资源为对象进行劳动，以达到利用之目的”。开发本身并不必然、也不应当与效率目标向背离。事实上，美国历时百年的西部开发，正是旨在充分利用西部大片未经开垦的土地资源和落基山脉丰富的矿藏资源，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那末，我们能否据此也强调自然资源在中国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呢？显然不能。然而，不少人至今仍陶醉在以下数据之中：约占国土面积57%的西部地区只有占全国23%的人口居住，还有8亿亩土地尚待开发利用；西部拥有160种矿产资源，其中钛、铜、汞、铅、锌、钾等矿产储量居全国首位，并储存较为丰富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似乎只要将铁路、公路修通并将东部人口迁移到那里，便会带来无尽的财富。殊不知，在这片广袤的西部大地上，巍峨耸立着生存条件极为严酷的青藏高原，横卧着人迹罕至的塔克拉玛干、腾格里等大沙漠和风吹石走的茫茫戈壁。毫不夸张地讲，这仅占全国23%的人口已经充斥在近乎所有可供人类生存的地方。相反，倒是人口的过于拥挤（相对于给定的自然资源）与土地的过度开垦，已使塔里木河下游干涸、大片胡杨枯死，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加剧，土地荒漠化程度日益严重。所以，对于西部可供利用的土地资源与极为脆弱的生态环境而言，与其说要实施开发，毋宁说要加以保护和修复显得更为贴切。
至于矿产资源的开发，尚须弄清以下两个主要问题：是否值得开采和开采多少。我们必须区分资源的潜在价值与实际利用价值。事实上，拥有矿产资源是一回事，虽在技术上可行而在经济意义上值不值得开采是另一回事。当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开采石油的成本较为高昂，当国际上的石油价格较为低廉，当我国拥有较多的外汇储备时，是否在经济学的意义上真有必要去消耗这种资源呢？前些年大规模油品走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种选择不经济的性质，尽管走私本身是一种不法行为，必须坚决打击，但走私所具有的零关税特征，可以更充分地体现出不同国度间油品的成本差别。针对开采多少这一问题，经济学理论上的解是简单明了的。最具效率的做法是，生产单位价值产出的成本在边际上与其他物品的生产相同。如果说土地和矿产等自然资源在诸如美国西部开发初期的19世纪显得尤为重要，那末，在21世纪行将来临之际，人力资本的增殖与技术的进步便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究竟将增量资金用于网络技术和纳米管的开发还是用于矿产资源的采掘，将对整个国家未来的经济地位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西部一些人，包括一些重要官员，迄今仍将狭义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视为摆脱落后的首要法宝，实在有反思的必要。
企图背离效率准则来实现社会公平目标是有害的，也是难以持久的。“福利国家”的弊端已在国际范围内予以证实，更何况我国的国力远未达到福利国家的水平，福利的受益者也不宜以区域而应当以收入的分层来加以甄别。尽管在缩小地区差别这一社会公平目标的阐释中，突出强调了其对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正面作用，中央政府还是谨慎地对待西部大开发战略所能带来的效率上的负面影响，力图在取得效率改进的同时实现社会公平目标。这一点充分体现在西部大开发“主攻方向”的选择中。由于改革租金的存在，东部沿海地区能够聚集更多的资金投向基础设施，从而进一步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同理，从一个方面看，加快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公平的意义上是中央对于地方的一种补偿措施，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一举措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效率含义。比如，交通条件的改善，可赋予原来不具有实际开发价值的矿产资源以经济上的可行性，使原先成本条件较差的产品获得较强的竞争力。总之，基础设施所具有的规模效应，通常能使整个区域的生产经营效率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我们不赞同违背效率准则的资源开发，但不否定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资源利用条件的可能性。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不仅关系到西部地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中央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是明智的，这是建立在对历史经验深刻反思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由于生态环境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采取某种补贴性的激励措施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从方向性上讲，加强西部地区的科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也是无可挑剔的。这体现了对于广义资源重要性的深切感受。
然而，良好的愿望并不意味着能够取得良好的结果。其实，东西部之间的差异早就引起社会各界不同程度的关注。1985年在兰州召开的第一次西部发展论坛会议，就提出了西部概念和西部开发的问题。从“八五”时期开始，中央政府也将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摆到了重要的位置上，在基础设施的建设、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农业的综合开发、以及补贴与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已经作出了相当程度的支持。这些努力对于东西部差异的缩小，似乎并未产生明显的效果。我们并不否认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主攻方向选择上的合理性，更不怀疑各级政府在资金、人力等经济资源上的动员能力。但是，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某些作法，仍然使我们有理由发问：在国内市场化改革的浪潮中，在当今日益显现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主要凭借政府行为能否实现持久的、超出东部的经济发展速度？这也许是西部开发中必须回答和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每年8000亿元的投资，若以支出法核算，便可在当年的GDP中显现出来。政府大规模的资金涌入，可能会伴随外资与东部企业的介入，理由是，出于对这笔资金的觊觎，也会诱致其他寻利者的跟进，何况西部各地都会在引进外部资金上想方设法作出各种诱人的安排。不过，应当清楚，各级政府的作为固然可以产生初始的效应，但要将所有获利者腰包里的钱继续留在西部，就不那样容易。作为消费者，他（她）会把相当一部分收入用于购买非本地生产的物品；作为投资者，又可能再度将资金流回东部，因为东部毕竟聚集了较多的高回报的新兴产业，具有更为合意的投资环境，除非政府每年以较高的递增速度不断投入巨额资金，才能保证西部地区的持久繁荣。一旦我国的宏观经济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推动下，出现新一轮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政府反过来要关紧资金注入的“水龙头”，西部地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这“一亩二分地”就会首当其冲，成为经济紧缩下的“旱灾区”。如此，西部地区凭借资金注入的追赶努力又将“付诸东流”。
借鉴国际经验是西部开发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很多人都在谈论美国的西部开发，这是有意义的。政府的直接参与和运作，构成我国不同于美国西部开发的特色之一。在美国，除《宅地法》、《育林法》、《荒地法》等旨在实现“公地出售”和鼓励私人植树、兴修沟渠的法律由国会颁布之外，土地耕作、矿产开发等均由私人或民间实施，甚至铁路的修建也靠公司来完成。我们却恰好相反。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庞大的政府在经济转型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事实证明，不见得由政府出面建造的桥梁就一定坚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凡由政府直接发起与操作的经济“运动”，几乎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计划经济时期自不待言，就以90年代初的“开发区热”为例，全国大小不等数以千万的开发区不仅侵占了大量良田，而且成为很多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投机的场所，最终不得不在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的结局下悄然收场。至今仍有很多在那里晒太阳，真正有成效的不多。不过，若将上述“苦痛”仅仅视为地方政府的无知，便大错特错了。如何打通关节在大型项目的争夺上先拔头筹，如何借用媒体“造势”将省级开发区升至国家级开发区 ，如何堂而皇之地将各自的机构变得大一些、经费搞得多一些等，可以说是各有各的高招。至于政府官员们如何借机捞点实惠想必更用不着他人操心。这绝非我们的官员素质不高，人品不好，比较而言，现有官员的总体水平超过中等偏上水平，关键在于制度安排中的激励约束出了问题。于是乎，某甲异想天开地要在西部开发的热潮中投资上百亿元搞个生物项目群、建个“中华生物谷”，这使人想起了那个动荡岁月中的假大空，散发着传统计划经济的腐味。某乙则“合伙经营”，超额完成了数十万亩的退耕还林任务；殊不知每退耕还林一亩地可得150公斤粮食，而每公斤粮食折算为1.4元钱，只要能从中央财政的口袋里掏出钱来，多搞些“空饷”也足以让地方新建的办事机构买车买房了。
上述例证并非是要刻意贬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们的才智与德行，而是要表明，在特定体制下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受局部利益和个人私利的驱使，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社会目标的实现，这已被有关“计划失灵”的理论所阐明。总之，西部大开发的最终结局取决于，能否以提高效率的方式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取决于主要采取计划手段抑或运用市场机制，取决于西部地区能否持续地将市场化改革推向前进，取决于能否变单纯的政府行为为政府支持和保护下的民间行为。从目前初步落实和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的情况看，虽然出现了一些可喜的进展，但也存在着使转型时期逐渐衰弱的计划经济成份得以固化的可能性。这将成为我国新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隐患，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四、可供选择的若干对策
在西部开发中，寻求效率目标和公平目标的统一，必须分清中央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不同职责。中央主要考虑：如何发挥公共财政的职能，以保障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贫困人群的基本生存条件和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如何在宏观经济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改善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如何加强法治，以便从产权的界定与保护出发，构建有利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激励机制。而西部各省区则须在努力改善外部环境的同时，大力推进本地区的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在各项经济开发活动中，政府不应冲在前面，更不应与民争利，而应当追随各个寻利主体，为其清障开道，提供支持和保护，让民间力量成为西部开发的主角。这样，不仅可以尽量减小西部开发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效率上的负面影响，而且可以逐步激发“凝固”在传统体制内的潜在活力，在西部开发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就有了更大的希望和把握。
（一）、严格控制投入的总量、避免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
从根本上讲，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能指望通过中央政府的资金投入在较短的时期内加以完成。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看，确实存在着资金投入较为有利的条件。我国经济尚未完全从通货紧缩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还有扩张性财政政策施展的余地。但也不能不看到，这种政策余地的时间限定已变得越来越严厉。首先，目前我国的消费和对外贸易的增长已显现出较为强劲的势头，而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和外国投资，尚未获得有力的启动。不过，随着其他变量持续地正向变动，民间投资和外国投资有可能从某一时刻起开始高涨。这是因为，植根于国有企业性质之中的制度性退出壁垒，虽在较大程度上持久地压制了市场赢利性的回升，但当总需求提高到足够高的水平，市场赢利性使投资的期望净回报率超过利率时，民间资本与外资就会同步涌入市场，从而导致信贷规模的扩张。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一变化能否到来，而在于它何时到来。其次，除中央财政和同样具有财政性质的政策银行将要或正在实施的扩张之外，地方政府也会通过地方债券的发行和对各商业银行的影响力，在西部省区间开发竞争的驱动下，不遗余力地扩张本地的投资需求。例如，与同期相比，西部某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已高达50%。再次，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具有更长的决策时滞和生效时滞，这意味着把握政策效力的适时性不易，掌握政策效力的强度分布更难。如果因政策时滞而产生迭代效应，就会引起新一轮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进而导致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
控制住西部开发的投入总量，不仅可以相应减小因经济波动所致的效率损失，而且可使西部开发战略得以持续进行。如果摊子铺得过大，将来的损失也自然会加大，西部地区将变得更加被动。此外，控制住投入总量还有利于西部地区降低资金的依赖程度，防止在开发的过程中政府机构不断膨胀，并且遏制制度性退出壁垒的无限加固。为此，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加强预警系统的建设，动态检测宏观经济的走势
我国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要明显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其中固然有体制性的因素，也不否认经济预警系统的效能较为低下。要着力发挥不同机构（包括民间的学术机构）在经济预警中的作用，动态观察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宏观政策的作用时点和效力强度，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的基本走势，从而提高政策的适时性与对应性。具体说来，就是要高度关注投资乘数、货币乘数、充分就业结余等重要变量的变动情况，为各项宏观经济决策提供有力的依据，也为西部开发的资金投入总量给出某种限定，并适时加以调整。
2. 加强项目的论证、审核与监督，借助市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西部不少地区已经显
3. 怎么做到年轻富有地退休 完美现金流管理策略
——美国 罗伯特·T·清崎 完美现金流管理策略 文/ 李辉 图/ damon 养老年金保险虽然也叫“保险”，但不同于其他保险，防范的是因“活得太久”而导致的财务风险。 它的回报率未必很高，但是能够帮助我们对一生的现金流进行主动管理，确保每时每刻的现金流都能 保持稳定和健康，这也是理财规划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力有残障，她很担心自己百年之后儿子的钱会被人骗走，无法生活下去。此 时留下再多的钱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相反钱越多会越让坏人惦记。所以，这 位母亲提出，不要求收益率高，只要求能保证她的儿子按月领到钱。此时 我们常听到的银行、股票、基金、房地产、外汇等各种理财工具通通不管 用了，只有保险才能大显身手。我帮她设计了一份保证领取的养老年金， 无论她本人是否健在，都可以让她的儿子按月领取一笔养老金，保障基本 生活需要。这份保险没有让这个客户赚到很多钱，却让她得到了安心。 收益率可以告诉我们，今天的1块钱，二十年后会变成多少钱。可是我 们的现金流是流动的，我们在挣钱的同时也在花钱。如果手里的现金时多 时少，甚至出现断流，肯定感觉不舒服，保证持续稳定的现金流是生活舒 适的前提。所以，我们不仅要通过投资赚到钱，更需要通过规划用好和保 护好手中的钱。 保险是很好的现金流管理工具 从上面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如果运用得好，保险可以说是最强大的现金 流管理工具。因为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1、因为疾病、意外等原因，会造成客户突发的大笔医疗支出，如果没 有保险，可能会造成客户现金流的中断，极大地影响客户的生活品质。而 保障型保险，确保客户遇到意外时获得一笔理赔金，由此创造出一大笔正 向现金流，补偿了客户的经济损失，帮助客户平稳渡过难关。 由500万大奖说起 前几日看到新闻，某人喜中500万大奖，税后拿到手400万现金。先是分给 父母、兄弟共100万，剩下的钱自己投资去做生意，结果因为没有经验，不到两 年时间，赔个精光。更倒霉的是身体也病倒了，还要兄弟们帮他凑钱治病。 其实，类似的故事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普通人突然得到巨额奖金，往 往会无所适从。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抡一把大铁锤，不仅用不好，还有可能 伤到自己。此时与其去想怎样挣更多的钱，还不如想想怎样把钱留住。我 们不妨设想这样一种选择，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一下子给他400万元 ；或者分开20年，每年给他20万元，哪种情况对他更好？从经济学的角度，由于 时间价值的存在，肯定是第一种更有价值 ；但是对于不善理财的人来说，后一种方式可能让他积累更多的财富， 确保达到提高生活质量的目标。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人觉得钱不够花，并不是因为挣得 少，而是因为钱多的时候冲动乱花，钱少的时候连该花的也不敢花。这样时间 一长，自然会造成财务状况不佳。何谓“理财”？理是管理、打理，财是财富， 最基本的财富就是现金。所以说，最基础的理财，就是管理我们的现金流。 理财追求的不止是收益率 我们再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我遇到过一位女性客户，告诉我她的担 忧：她目前很有钱，但是她的儿子智 对一生的现金流进行主动管理，确保每时每刻 现金流都能保持稳定和健康，这是我们为客户进行理财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 经典问题：通货膨胀怎么办 我们已经知道养老年金可以帮助我们锁定退休后的现金流，但是还会有一个问题：通 货膨胀怎么办？到时候那钱还够花吗？我们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解决它。 第一，养老年金产品本身在不断地发展， 特别是分红特性的加入，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弥补通货膨胀的影响。前两年很多分红产 品的红利非常少，造成大家对分红非常不信任，其实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大的投资环境不 理想（前两年国内实际上是有通缩的趋势），另一方面寿险产品前两年的分红本来就不会 多，随着年限的增加，红利会逐渐涨上来。这种情况是由产品结构决定的，说开去就跑题 了，以后有机会专门和大家聊。 第二，养老年金的确定性，使得它的收益 率并不会太高。所以，我们会帮助客户构建一个合理的资产配置，以达到更高的综合回报 率。即使投资产品的收益不好，养老年金这部分可以保证最基本的需求 ；而一般情况下，投资产品的收益率应该高于养老年金，那就是锦 上添花了。当然，资产配置的问题，也不是简单地按一个比例分配了事，这就需要听取专业 投资专家的建议了。 （作者系本刊签约理财师） 2、对于正在储备子女教育金和养老金的 客户，如果中途失去劳动能力而无力继续供款，将面临子女教育和退休养老的梦想无法 实现的危险。此时保险公司给予豁免保费，相当于为客户创造了继续供款的替代资金来源， 保证储蓄计划能够得以继续。 3、由于保险缴费带有强制性的特点，它 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冲动消费、盲目投资等人性的弱点，养成良好的长期储蓄习惯。 4、保险的缴费期、受益期等区间的设计， 符合人生的生命周期规律（也就是收入和支出的变化规律），对我们规划和掌控自己一生 的现金流走向，具有非常大的帮助。 养老年金保险对人生现金流的主动管理作用 养老年金是一种特殊的保险，它并不以被保险人出现意外、疾病等事故为赔偿的条 件，而是在客户到达一定年龄时（一般为退休年龄），开始定期向客户发放养老金。名字 虽然叫“年金”，但实际上绝大多数产品都是每个月领取，就像上班拿工资一样。 先看看上面这两张图。第一张描绘了我们普通人的收入支出曲线，在奋斗期，收入大 于支出，所以，现金流为正向流入；而在养老期，收入小于支出，现金流为反向流出。这说 明人一生现金流的自然状况是不平衡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年轻的时候很少有人能 够看到自己未来三十年的现金流图景，因此， 在奋斗期，收入大于支出，所以，现金流为正向流入；而在养老期，收入小于 支出，现金流为反向流出。 往往倾向于把自己结余花光，当退休后真正 需要用钱的时候，将会面临极大的困境。 第二张图是非常典型的养老年金缴费和领 取情况。如果把它和上面的图配合起来，你会看到什么情况呢？在我们的奋斗期现金比较充 裕的时候，把节余的钱用于向养老年金保险缴费；等到退休时，再从账户中按月领取养老金， 补充由于不再继续工作导致的现金不足。养老年金的回报率未必很高，但是它能够帮助我们 养老年金保险：防范“活得太久” 生老病死，其中衰老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无从选择的一 个过程，任你是何等的风流人物，到时候也一定会面对这个问 题，衰老意味着我们工作能力（包括智力和体力）的下降，意 味着我们不能够再依靠工作产生持续的收入来源，这是一个 100%确定的问题；但是在人生的任何阶段，我们永远都需要 吃饭、穿衣、看病，需要保持有尊严的生活，没有人希望因为 衰老而降低生活的水准，那么，每年我们必须要支出的费用， 也是一个100%确定的问题。 不确定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实际寿命，没有人能够精确估算 出自己能活多久。如果实际寿命超过预期寿命，就会出现奋斗 期积累的资产在生命旅程尚未结束之前就被消耗殆尽的可能； 可如果实际寿命短于预期寿命，就可能被迫留下一大笔遗产， 而这笔钱本来可以用于改善生前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把不确定的问题转变为确定的解决方案，正是保险的独 特功能。保险公司把众多面临不确定性困境的人们富余的现 金流储存起来，然后根据大数法则，确保每个人退休后都能 如期领取约定的退休金—无论活得多长，这就是养老年金保险的机理。 养老年金保险虽然也叫“保险”，但不同于其他保险，它 防范的是因“活得太久”而导致的财务风险，而寿险、健康险 和意外险防范的是因早逝或健康损失导致收入损失的风险；寿 险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条件，年金保险以年金领取人生存为 给付条件。养老年金保险帮助我们把年轻时富余的钱存起来， 防止被我们冲动消费掉，也不会被用于盲目的投资，确保在我 们年老需要时能够100%源源不断地流回我们的口袋。而且在 投保时，我们可以选择领取的时间，根据退休后的需要和缴费 能力确定领取的数额，从而锁定财务风险。所以，我始终认为， 在客户的养老资产配置中，养老年金占有重要的地位。
4. 口袋外汇会二次扣平台点差吗
首先说下 炒汇十多年没听说过什么叫口袋外汇。正常情况点差只是一次，不存在二次收取，根据交易商的不同会有所差别，个别交易商会收开仓费和过夜费。
5. 人民币升值的策略分析
人民币升值的背景
2006年，对中国经济来说，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年。一方面，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据估计，2006年中国GDP增长率达到了10.7%，人均GDP已经超过2000美元，均为历史新高。又据WTO发表的全球贸易报告，2006年全球商品进出口总额，中国排在美国和德国之后，居世界第三位。一切的迹象表明，中国经济正以其强劲的增长力，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是在这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中，有的国家却坐不住了。他深深感到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这个国家正是现世界头号强国美国。2006中美贸易顺差达到了1442.6亿美元，为历史最高。于是美国便以中国工人抢去了美国工人的饭碗，巨额贸易顺差造成其损失为理由，对中国进行经济“敲诈”，妄图使人民币升值。为了调节和缓和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以及几乎要开打的经济“战争”，2006年12月份，中国和美国进行了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作为两国元首的特别代表共同主持此次对话。正如会前人们预想的那样，人民币升值成为了这次对话的焦点问题。当时美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就说，人民币汇率是本次对话的核心部分。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当时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有助于中国更有效地分配资金，“全世界都不会忍受中国以如此慢的速度来调整人民币汇率”。
其实美国参议院已经通过一个决议，当然现在是推迟表决。它的内容是什么呢？非常简单，如果人民币到今年（2006年）十月还不明显升值，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统统加征27.5％关税。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好在美国参议院留了一些余地，推迟表决，它的意思就是留一些时间来看看中国的态度。这个形势真的是非常的严峻，美国为什么施加这么大压力？人民币外汇表面是一个货币、金融现象，但人民币升值讲到底还是贸易逆差的问题。美国从1982年开始到现在的二十多年来，年年对外贸易都出现逆差。在八十年代几百亿美元，八十年代后期超过一千亿，甚至是二千亿美元，进入二十一世纪每年贸易逆差竟高达五千亿美元。外汇就像一个人口袋里面的现金，你一开始亏一些可以到外面去借一些，但一直亏谁敢借给你？但是美国贸易逆差额度这么大却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垮台，是因为它在世界上的一些特殊地位。这么多好吃、好用、好穿的东西到美国，它就用印钞票的机器多印一些就可以了，美钞发行量的增加就抵消了贸易逆差。二十多年来贸易逆差这么大，大家都丧失了对美元的信心，美国马上就面临像六十年代的情况，大家都把美元当成是烫手的山芋！所以最近几年它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怎么解决呢？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就采取了一个手段，以前美国是搞强势美元政策，就是想方设法树立人民对美元的信心，美元外汇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这样美元就比较坚挺。然而一看美元的外汇走势非常坚挺，老百姓就有信心，有了信心，大家就拿着美元不放。但是这几年没有办法，它就把“强势美元政策”改为“弱势美元政策”，而美元外汇走低时就会产生一种外汇倾销效应。当年欧元兑美元强的时候，1欧元可以换0.8美元，美国就想办法让美元汇率走弱，于是变成1欧元可以换到1.3美元，美元兑欧元就贬值了。美国的财务部长讲了一句话，他说“为了解决美国贸易逆差的问题，可以采取弱势美元政策”，但美国小布什总统从来没有承认他是弱势美元政策，他一直强调自己是强势美元政策。这样做对日本、欧盟有效果，美元兑日元、欧元的汇率下跌了，和他们的贸易逆差就缩小，甚至某些贸易商品可能出现顺差。但它这样做，对中国却不起任何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中国人民币的外汇制度，用官方的话就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这个说法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实际上就是盯住了美元。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人民币就一直盯住美元，美元上涨我也上涨，你跌我也跌，而美国从强势美元政策悄悄改变为弱势美元政策，为的就是改变贸易逆差，但这对中国不起作用，无论怎么跌人民币就是不发生变动，美国就感到非常的不满。因为现在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恰恰是来自中国，对华贸易逆差是美国所有贸易逆差中数额最高的国家。按照美国的统计，去年就“亏”中国1千六百亿美元，按照今年预测至少是两千亿美元，单单是中国一家就要亏两千亿美元，那五千亿的贸易逆差总额怎么样才能降下来！这就是美国之所以力压人民币升值最重要的目的。美国官方的态度是“人民币外汇制度一定要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讲白了就是人民币不要再盯住美元，要不然美元再怎么变对中国也没有效果！我们当然不会理会美国的无端指责，也不会全盘接受美国的过分要求，因为造成现在中美巨额贸易逆差的原因有很多，也很复杂，比如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推动以及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垂涎等等，美国的公司把厂开到了中国，再向美国输出成品，表面上是美国吃了亏，但实际上真正赚走大部分利润的还是美国的公司。但是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凭借它自身的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我们又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是为了我们以后更好的发展。
人民币升值的过程
2005年7月21日，迫于美国的强大压力，也为了给中国经济发展营造一个好的饿外部环境，中国政府终于做出了人民币升值的决定。1美元兑人民币从8.27~8.28先后突破了8.2、8.1、8.0关口，05年升值幅度达3%强。进入2006年，人民币更是一路“高歌猛进”。2006年1月4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以8.0702起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从缓步上行到快跑，再到“加速跑”的过程。按照12月29日的汇率中间价7.8087计算，人民币在这一年中升值了2615个基点。
2006年1月4日的报价与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完全相同。从这一天开始，询价交易这一国际主流交易机制被引进中国，揭示了外汇交易方式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重大改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也被赋予了更为市场化的形成方式。人民币汇率注定在这一年里以更富弹性的方式运行。
5月15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首度突破1美元对8元人民币。在此后的2个月内，人民币汇率始终围绕着这个重要关口上下波动。7月20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再次“破8”后一路向下，从此告别了这个关键的位置。
8月30日破7.96，9月28日破7.90，10月30日人民币汇率突破7.88。此后的一个月间，人民币汇率相继突破7.87、7.86、7.85、11月29日突破7.84关口，12月4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再破7.83关口，以7.8240再创汇改以来新高。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累计升值幅度已超过3.65％。12月14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举行的当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首度突破了7.82关口。第二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又以7.8185再创汇改后的新高。按照当日的数据计算，汇改之后人民币已累计升值超过3.72%。12月29日，人民币汇率再创汇改以来的新高，并首次突破7.81关口达到7.8074。
而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2006年人民币的月平均汇率已从1月份的8.0688升值至11月份的7.8652。
2006年第二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引擎明显减速，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增强，令国际汇市美元全面走软，从而引发了人民币汇率的持续走高。另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10月份突破了1万亿美元大关，而前10个月的贸易顺差累计已达到1336亿美元，这些都成为人民币升值的重要推动因素。
2007年。，人民币升值加速趋势更是已经明朗化。从2007年元旦到3月初，人民币已经累计升值0.898%，速度是2006年同期的2.5倍。2007年5月人民币汇率更是突破7.7大关，使得2007年人民币升值已达1.458%。可见，人民币升值已经开始驶入了“快车道”。未来的趋势怎么样，谁都不敢说，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人民币在一段时间内还是有很大的升值空间的。
对中国股市的影响
从历史经验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升值，该国或地区的股市都将上涨。人民币升值将近7%，虽然上涨幅度不大，但它也预示着中国开启了人民币升值的“大门”，人民币就此进入了升值通道。国外热钱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必然吸引投机资金的快速流入，从而推动股票和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日本、泰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统计数据显示：当年日元的每一轮升值都对应着日本股市的持续上升期。整个上升过程，从1972年启动到1989年最后结束，延续了整整17年，涨幅高达19倍。在1972年至1989年的18年间，日元有13年处于升值状态，其中，升值幅度超过15%的年份有6年。而股市则有15年处于上升状态，其中，升幅超过20%的年份有6年。升幅最大的年份是1972年，当时日元第一次从1：360的固定汇率调至1：301，当年日经指数劲升了91.91%；其次则是1986年，即“广场协议”达成后的第一年，日经指数劲升了42.61%。因此，日元升值初期对股市的利好刺激作用最大，对指数推动力度最为显著。反观当今的中国股市，从2007年农历农历新年开始，上证指数几乎是“坐着火箭”一路狂飙，虽然中间也经历过一些起伏，但是“疯牛”的中国股市谁也阻挡不了。就像当初人民币升值一样，上证指数的一个个关口相继轻松告破，一路到达了4300这个历史“制高点”。似乎中国沉寂多年的熊市一下子就牛了起来，整个中国证券市场一片繁荣之景象，无数的散户们将他们本来存在银行的钱取了出来，纷纷扎入股票大海中去。但是仔细想想，究竟谁才是中国股市真正的“庄家”？传统意义上的庄家就不说了，这里主要讨论的就是国外的热钱。人民币升值，犹如一块刚新鲜出炉的大蛋糕，吸引着全世界的热钱的胃口。人民币升值了，就意味着人民币更“值钱”了。具体的表现在，人民币汇率是8.27的时候，100美元只能兑换827元人民币，但是现在100美元只能得到770元左右。表面上看中国占了便宜，但国外投机集团的热钱可没有那么傻。它们在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升值之前就通过各种渠道，将大量的美元（据估计是几千亿美元）兑换成人民币，豪赌人民币的升值。而这些热钱进入中国后就会进行投资，主要是股市和房地产，把中国的股市和房地产带的红红火火，使得无数中国资金跟进，造就了一片繁荣的景象。然后人民币就如其所愿开始升值，国外的投机者们这下子可高兴坏了。一方面，他们在中国做的投资本身就得到了回报，就算人民币的汇率没有变动，按照正常的利润率一年20%，100亿美元（按当时汇率是827亿人民币）这时候就是将近1000亿人民币了。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到7.70，热钱这时准备全身而退，按照这个汇率1000亿人民币就变成了130亿美元。这一进一出，国外投机者们就白白赚走了30亿美元！何况真正在中国的投机热钱是几千亿美元！热钱撤走了，留给中国的呢？巨额资金的流失必定导致人们对市场失去信心，然后就是崩溃，吃亏的还是中国老百姓。
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可以说，人民币升值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的出口贸易了。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摩擦，就是基于中国对美国巨额的贸易顺差。人民币一升值，中国的货币优势就荡然无存。原本中国100元人民币的商品，卖到美国去只要12美元多一点点，现在同样的一件商品卖到美国去就要将近13美元。显然人民币的升值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很不利。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升值也使得中国失去了对外资在大陆投资建厂的吸引力，因为生产成本提高了。同样是付给中国工人工资，原来只要100美元的，现在就要108美元了。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应该会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可以看到人民币的升值毕竟是有限度的。目前人民币升值7%左右，美国希望人民币升值10%~40%以解决中美贸易问题，而专家预期中国经济所能承受的人民币升值幅度是7%~10%，所以中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大可能让人民币大幅升值。其实，中国表面上的数量巨大的出口额，外资和合资企业占了很大的一部分。2006年中国六千多亿出口额，大概有60％左右是外资企业的出口，真正国内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办企业总而言之中国人自己的企业不到50％。目前，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主脉已变为美国投资——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定原来美国生产一双耐克鞋的成本是20美元，现在转移到中国之后，离岸中国的成本价是4美元，其中，中国从国外采购这双鞋材料的成本价是2美元，中国企业获得的利润是0.4美元。中国赚的只不过是员工的薪水和企业上缴的税收。而中国相比美国低很多的工资水平，以及许多省市对外资企业的优惠税收政策，以至于我们在这两项上面也没有得到什么太大的好处。但正是这样一种形势，迫使我们的企业必须向着高附加值的方向迈进。低附加值的企业迟早会被市场淘汰，人民币的升值无疑加速了这一过程。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对外出口打击是巨大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它所带来的好处。我认为人民币升值最大的好处就在与部分的平息了美国的怒火。暂且先不讨论美国把对华贸易逆差的帐全算在人民币汇率身上是对是错，单单凭借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我们就不得不看着他的眼色行事。我们每年40%的出口是对美国实现的，美国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依赖度非常高的市场。如果我们抱着人民币汇率不放，和美国来“硬碰硬”的话，相信最终吃大亏的还是中国。灵活的汇率政策，正是我们的目标。既不能一味的听从于美国，也不能目空一切，和他“玩真的”，毕竟我们的实力还够不上。灵活的应对美国的责难，是为了给中国赢得更多的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还有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的巨额顺差，表面上看是再好不过了，但其背后依旧潜伏着危机。一般的贸易顺差，说明了一个国家出口的强劲，说明了这个国家的商品优势和经济实力。但是巨额的顺差就说明这个国家过分依赖外国市场了。举个例子，2006年我们的对外贸易出口额为9691亿美元，占总GDP的30%强，巨额的顺差代表着相应巨大的生产能力。万一哪天中美交恶，美国限制从中国进口商品，那我们的产品还卖给谁？以目前我们低迷的内需能消化这么多的商品吗？这势必会导致一些以出口为生的企业的破产和员工失业，不还是中国吃亏吗？现在人民币的适当升值，会缓解这方面的压力。
对各行业的影响
1、外汇负债类行业将明显受益，主要包括航空、贸易等行业。这些行业由于有较多的外汇负债（特别是美元负债），因此人民币升值将给这些行业带来汇兑损益，特别是像航空类公司，往往都有巨额的美元负债，因此将明显受益。
2、原材料或部件进口型行业也会有所受益，主要包括造纸（纸浆进口）、钢铁（铁矿石进口）、轿车（部分重要零部件进口）、石化（原油进口）、化纤及塑料（原料进口）、航空（航空器材进口）、服装（高档面料进口）等行业。由于这些行业每年均需要进口相关的原材料及部件，因此人民币升值将使得这些行业的成本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如中国造纸行业中的纸浆成本占70%，而纸浆中的38%是进口的，因此人民币升值将使得造纸行业的成本有较为明显的下降，从而明显提升造纸行业的盈利水平。
3、投资品行业也会受到一定的资金追捧，主要包括具有土地价值的房地产、园区开发等行业、具有资源价值的煤炭、有色金属等行业。由于此次升值幅度不大，因此境外资金有可能对通过投资这些行业中的公司所拥有的土地或房产来获得升值收益，从而加大资金对这些投资品行业的吸引力，从而引发价格的上涨。
4、传统的出口优势型行业则受到直接冲击，包括纺织服装、家电、机械等产品。由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成本上升会使得这些行业的利润率有所下降，但我们认为仅2%的升值幅度影响不大，通过成本压缩和价格适当转移会使得这些行业的公司，特别是龙头企业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5、国际化定价的行业将受到一定的冲击，包括完全国际化定价的有色金属、部分国际化定价的石化、钢铁、电子元器件等行业，由于这些行业的产品价格受到国际价格影响较大，因此人民币升值将使得它们以人民币计价情况下的售价有所下降，从而导致利润的下降。
6、进口产品替代的行业将也会受到一定的不利影响，包括汽车、工程机械、钢铁、家电等。这些行业的产品和国外进口产品竞争较为激烈，而人民币升值以后会导致国外进口产品以人民币报价下降，从而使得本土产品的竞争力有一定的下降，并进而影响到这些行业的盈利水平。
7、外贸服务业行业可能会间接受损。由于人民币升值可能对我国外贸，特别是出口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将可能对港口、机场和航运行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但由于升值刺激进口可能也会有一定幅度的增加，因此其影响幅度相对较小。
人民币升值对各行业的影响是较为复杂和多角度的，往往是利空和利多的综合。汇总分析，结合对各行业重点公司在人民币升值2%的情况下的盈利情况变化分析，此次人民币升值对航空、造纸、园区开发、房地产、通信运营、通信设备等行业构成利好，但除了航空行业外，其他的利好程度不高，而对钢铁、视听器材、石油开采、纺织服装、元件等行业有一定的利空，但从我们跟踪的重点公司业绩变化来看，程度不大。而其他的行业总体是一个较为中性的情况。
6. 私募基金有哪几种类型
私募基金就是发起人以非公开的途径私下募集的资金私募基金被大多用来投资内证券。私募基金大体上分为四容类：
第一类，私募证券类基金。这种基金一般是通过向个人投资者或者机构投资者发放证券的方法运行的，由于采取的是非公开的方式，因此发放证券的手续避免了很多繁琐的步骤，易于操作，但是缺点是基金的流动性比不上公募发行的速度，而且数额受到严格的限制。
第二类，私募股权类资金。这类资金通常被用来投资股权，也是通过非公开的方式集齐的，是当今很多非上市公司首选，虽然基金是私募的，但是募集对象都是一些实力雄厚的企业或个人。
第三类，创投基金类。这类基金是为一些有潜力创业的个人或者有发展潜力的公司专门设立的资金，创业风险很大，而且创业需要花费的时间很长，因此这类基金属于长期投资，在选择这类基金时一定要谨慎。
第四类，其他基金类。除了以上三种类型的基金以外，证券，股权，创业投资等基金的衍生品以及涉及到其他方面的基金都自动划为其他类别。
7. 口袋外汇怎么开一真实帐户
口袋外汇肯定要开真实账号的，真实的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