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資平台審計署

㈠ 國家審計如何推動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的建立

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後，主要經濟體和國際組織都在著力加強以宏觀審慎監管為重要內容的金融監管改革，我國在「十二五」規劃中，也正式提出要「構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逐步展開以加強宏觀審慎管理為核心內容的金融監管改革。而國家審計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環節，在開展重大金融監管改革的背景下，理應不斷創新、與時俱進，從而推動建立有效金融宏觀審慎監管制度，實現其抵禦、改進和預防等「免疫系統」功能。
一、我國宏觀審慎管理框架面臨的問題及挑戰
（一）我國缺乏混業經營的金融監管經驗，監管難度越來越大。
盡管我國仍然實施嚴格的分業經營體制，並形成了以一行（中國人民銀行）、三會（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為主體的較為完整的分業監管體系。但目前在銀行、證券和保險業的實踐中已經出現了一些混業經營性質的金融服務項目，混業經營已經萌芽，這對先行的分業經營監管體製造成了強大壓力。不同監管部門既按金融機構進行監管，又按金融業務進行監管，交叉監管的現象突出，不僅制約了金融業務的創新活動，也經常給市場發出互不協調、相互矛盾的信號，極大的影響了金融監管的成效和金融改革的進程。隨著中國未來逐漸融入國際金融體系，許多國內現有的管制或規定將被強行突破，金融分業監管的難度將越來越大。
（二）逆周期操作將對資本充足率有更高要求。
金融風險的發生會導致「多米諾骨牌效應「，金融機構應該在經濟繁榮時期儲備更高水平的資本，以便在經濟蕭條時期擁有更大的緩沖餘地。提高資本充足率的要求作為一個典型的宏觀審慎工具，就是逆周期操作的體現。特別是當借貸總額超過經濟上或某個領域上應有的平均值時，由於用於購買資產的借貸不斷增大，將導致資產價格上升從而引起系統性危險的持續擴大。提高資本充足率要求雖然不能結束繁榮衰退周期，但將有助於減少幅度。
在人民銀行2009
年第三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明確提出，「只有銀行在經濟高漲時計提充足的損失准備，在衰退到來時才不至於因准備不足而被迫緊縮貸款。」這意味著，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標准很可能提高，以限制杠桿率。
（三）我國宏觀審慎監管的重點應放在對系統風險的預警，強調「市場准入」、「過程監管」和「市場退出」的監管。
由於歐美國家混業經營、金融控股公司大量存在，系統風險主要存在於風險在金融市場間的傳播，而中國的系統性風險主要是由金融體制的「信貸配給異化」（間接融資市場更發達且信貸資源主要投向國有大中型企業）造成的宏觀經濟周期引發的。因此，對系統風險的防範上，與歐美國家將防範重點放在對「系統性重要機構施加額外資本」和「破產隔離機制」上不同，我國應放在對「宏觀系統風險」的預警上。同時，以四大國有銀行為主導的「間接融資」模式是保證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有力支撐，中國金融體系要重視的不是美國「大而不能倒」的問題，反而是太多的「小而不倒」的問題。中國應加強「市場准入」和「市場退出」的監管，允許國內民營資本自由進入各類金融機構，建立國有金融機構的有效退出機制，並加強「過程監管」，防止監管黑洞。此外，與傳統金融風險預期模型不同，宏觀審慎風險預警的重點應放在分析金融體系的信貸增長、資產價格和杠桿率等指標相互影響的機制、主要特徵及演變趨勢，以及宏觀經濟大幅波動對金融體系可能造成沖擊的渠道，並進一步分析金融體系之間如何反作用於宏觀經濟等。
二、國家審計如何推動建立宏觀審慎監管框架
宏觀審慎監管最直接的目標是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防止金融系統對經濟體系的負外部溢出而採取的一種自上而下的監管模式。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更好的推動我國逆周期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的建立，國家審計應從以下幾個方面為國家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助力。
（一）強化宏觀意識，關注金融監管體系中重復監管與監管缺失並存的問題，促進建立各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信息共享機制，逐漸推進一體化監管體制。
此次金融危機表明，宏觀審慎監管只有在央行和其他金融監管機構保持密切聯系的情況下，才能在承受壓力時有更迅速的反應並做出更好的決策。因此，國家審計應該關注「一行三會」重復監管和監管缺失的問題，及時予以反映，促進金融監管部門對各自現有的金融統計資料庫結構和統計網路進行改造，建立統一的、獨立的、可自動生成統計指標和金融監管指標的宏觀審慎監管共享資料庫，形成統一、集中、高效的金融信息來源，實現信息資源共享，從而避免監管不協調的問題。
在此基礎上，審計還可採取審計調查的方式，探討逐步推進一體化監管的可能性。因為一體化監管不僅具有規模經濟優勢，可以節約監管成本，消除監管真空並避免監管套利，更好地適應混業經營的要求；還能更加迅速的發現金融系統風險並對風險做出高效反應，及時採取逆周期的貨幣和財政政策。
（二）將銀行業包括地方融資平台公司的資本金充足情況和不良貸款比率作為一項常規審計內容，及時反映銀行業潛在系統風險，充分發揮審計免疫功能。
我國銀行體系的高脆弱性主要表現在資本充足率嚴重不足和不良貸款比率過高，但由於銀行受到政府的隱性擔保、高儲蓄率和高經濟增長速度的原因，使得商業銀行體系並未出現大規模的擠兌風險。但隨著證券市場以及其他資本市場對儲蓄的分流，銀行體系的風險將逐漸顯露。特別是地方政府性債務審計調查結果顯示，資本金缺位是地方融資平台公司的主要風險。
因此，將銀行業包括地方融資平台公司的資本金充足情況和不良貸款比率作為一項常規審計內容，重點揭示資本金「名存實亡」的問題，可以為逆周期政策的選擇和決策提供依據，也可以補充監督金融行業的運營安全，降低金融系統風險。
（三）國家審計通過對金融監管機構的審查和監督，對於完善宏觀審慎監管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國家審計對金融監管機構的審查監督，對於促進宏觀審慎監管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作用，這種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國家審計可以發現各種不利於宏觀逆周期政策執行的問題和隱患，並對問題進行分析和評估，為實施恰當的政策提供基礎的、可靠的信息，促進宏觀審慎監管體系的建立；其次，國家審計對於「准入監管」、「過程監管」等政策的執行情況和效果進行審查和監督，為政府提供合理建議，促進宏觀審慎監管體系的完善；最後，國家審計對於金融監管機構及其相關工作進行審查和監督，可以提升金融監管機構的信息質量和管理水平，從而協助其實現宏觀審慎監管。（孟嶺）

㈡ 央行、財政部、銀監會和審計署等四部門將聯合下文規范政府融資平台主體資格認定標准

不知道你要的是哪個：
財政部 發展改革委 人民銀行 銀監會2010年7月專30日發布《關於貫徹國務院關於加屬強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公司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相關事項的通知》（財預[2010]412號）
財政部 發展改革委 人民銀行 銀監會2012年12月24日發布《關於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融資行為的通知》（財預[2012]463號）
財政部網站「政務信息」中的「政策發布」下面有。

㈢ 如何考核政府融資平台融資成本率

融資平台融資成本率的考核計算原理如下：

1、無風險收益率的確定。關於無風險收益率的選擇實際上並沒有什麼統一的標准，考慮到從上市公司角度，在實際計算中採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的期限最長的國債的內部收益率（折成年收益率）。

2、市場風險溢價的估計。在明確了無風險收益率的計算依據之後，計算市場風險溢價的關鍵就是如何確定股票市場的市場組合收益率，實際中採用自上市公司實施股權融資之後的三年時間內上證綜合指數累計收益率（折成年收益率）。

3、融資總成本中的上市公司總價值V的計算。由於中國上市公司的市值存在總市值和流通市值之分，而債務資本的賬面值的確定也存在不確定因素，因此，直接計算上市公司總價值是有困難的，在實際計算時採用了總投入資本即債務融資資本與股權融資資本之和EK+DK代替上市公司總價值V。

註：融資是一個企業的資金籌集的行為與過程，也就是說公司根據自身的生產經營狀況、資金擁有的狀況，以及公司未來經營發展的需要，通過科學的預測和決策，採用一定的方式，從一定的渠道向公司的投資者和債權人去籌集資金，組織資金的供應，以保證公司正常生產需要，經營管理活動需要的理財行為。

(3)融資平台審計署擴展閱讀：

融資成本的相關介紹：

1、首先是企業融資的機會成本。就企業內源融資來說，是無償使用的，它無需實際對外支付融資成本。但是，如果從社會各種投資或資本所取得平均收益的角度看，內源融資的留存收益也應於使用後取得相應的報酬；

這和其他融資方式應該是沒有區別的，所不同的只是內源融資不需對外支付，而其他融資方式必須對外支付以留存收益為代表的企業內源融資的融資成本應該是普通股的盈利率，只不過它沒有融資費用而已。

2、其次是風險成本，企業融資的風險成本主要指破產成本和財務困境成本。企業債務融資的破產風險是企業融資的主要風險，與企業破產相關的企業價值損失就是破產成本，也就是企業融資的風險成本。

財務困境成本包括法律、管理和咨詢費用。其間接成本包括因財務困境影響到企業經營能力，至少減少對企業產品需求，以及沒有債權人許可不能作決策，管理層花費的時間和精力等。

3、最後，企業融資還必須支付代理成本。資金的使用者和提供者之間會產生委託一代理關系，這就要求委託人為了約束代理人行為而必須進行監督和激勵，如此產生的監督成本和約束成本便是所謂的代理成本。另外，資金的使用者還可能進行偏離委託人利益最大化的投資行為，從而產生整體的效率損失。

㈣ 國家審計署發《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至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107174.91億

國家審抄計署發《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至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107174.91億元，是由國家審計署統一組織全國審計機關按照逐筆、逐項、見人、見物、見賬的要求開展審計形成的結果，它與人民銀行、銀監會發布的數據不同，原因在於統計口徑不同，審計機關的債務是按直接償還債務、擔保債務、其他債務，包括縣級以上地方債務，同時它不僅只包括地方融資平台賬務，還包括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公用單位屬於政府性的債務。而人民銀行、銀監會發布的只是地方融資平台公司的債務。

㈤ 審計署和銀監會報告的差別在哪裡

[ 在銀監會的統計口徑下，機關、事業、企業三類平台法人均被納入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范圍，而審計署公布的平台數及其負債僅限於「平台公司」，這可以從兩個角度得到驗證 國家審計署2011年的調查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底，全國有6576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公司，負債規模為4.97萬億元。然而根據銀監會的報告，截至2010年底，全國有一萬家融資平台公司，負債規模達到9.1萬億元(見表1)。4.97萬億元與9.1萬億元的巨大差距引起各種猜疑，認為審計署的數據低估了中國地方政府負債的規模。 實際上，這兩個數據的差距是由於統計口徑的差異造成的。根據審計署的定義，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公司是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門和機構、所屬事業單位等，通過財政撥款或注入土地、股權等資產設立，具有政府公益性項目投融資功能，並擁有獨立企業法人資格的經濟實體。但在銀監會的統計口徑下，機關、事業、企業三類平台法人均被納入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范圍，而審計署公布的平台數及其負債僅限於「平台公司」，這可以從兩個角度得到驗證。 第一，審計署報告的「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舉借主體情況表」顯示，除了平台公司的4.97萬億元債務余額外，地方政府部門和機構、經費補助事業單位和公用事業單位的債務余額合計為4.47萬億元。平台公司與這三項合計為9.44萬億元(見表1)。這說明，銀監會的平台貸款的統計口徑與審計署的平台公司負債的統計口徑相比，從舉債主體看更寬泛。也正是由此產生了9.1萬億元和4.97萬億之間的差別。 比如，以江西省為例，2008年以前主要以機關、事業單位法人為銀行平台貸款的承貸主體，在2009年中型企業平台公司超過機關事業單位法人，成為獲得銀行貸款總量最多的平台公司，年末貸款余額為345.09億元;而增速最快的是大型企業平台公司貸款，增長109.86%，比增速最低的機關事業單位法人平台貸款高70.81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平台和平台公司負債是有嚴格區別的。 第二，銀監會的平台貸款數據9.1萬億元，與審計署的地方政府銀行貸款數據8.4萬億元，在統計口徑上更為吻合。從表2可以看出，銀監會的平台貸款統計中需要地方政府支持的部分6.3萬億元，和審計署的地方政府銀行貸款統計中需要依靠政府支持的部分6.9萬億元，也是比較接近的。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審計署的數據和銀監會的數據相比，並不存在嚴重低估地方政府債務的情況。它們之間的差距，是因為銀監會關注的角度是銀行系統在地方政府總體的貸款風險敞口，從而採用了更寬泛的統計口徑。審計署則對地方政府的負債主體有了更為細致的劃分。 (作者系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資深研究員。世界銀行前高級經濟學家)

㈥ 關於地方融資平台公司負債規模：審計署和銀監會報告的差別在哪裡

1、報告復中的融資平台公司數量不同。截制至2010年底，根據審計署的報告，全國有6576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公司。然而根據銀監會的報告，截至2010年底，全國有一萬家融資平台公司。

2、報告中的融資平台公司的負債規模不同。截至2010年底，根據審計署的報告，全國所有的融資平台公司的總負債規模為4.97萬億元。然而根據銀監會的報告，截至2010年底，全國所有的融資平台公司的總負債規模達到9.1萬億元。

3、統計的口徑大小不同。根據審計署的定義，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公司是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門和機構、所屬事業單位等，通過財政撥款或注入土地、股權等資產設立，具有政府公益性項目投融資功能，並擁有獨立企業法人資格的經濟實體。

但在銀監會的統計口徑下，機關、事業、企業三類平台法人均被納入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范圍，而審計署公布的平台數及其負債僅限於「平台公司」。

審計署的數據和銀監會的數據相比，並不存在嚴重低估地方政府債務的情況。它們之間的差距，是因為銀監會關注的角度是銀行系統在地方政府總體的貸款風險敞口，從而採用了更寬泛的統計口徑。審計署則對地方政府的負債主體有了更為細致的劃分。

㈦ 國家審計署2013年政府性債務審計確定的截至2013年6月30日融資平台公司名單,這個名

只有11年搞了全國性的地方政府性債務審計，12年沒有進行該項審計。數據審計署公告就有。12年進行的是全國社保審計，數據也應該由審計署統一發布，你可以去審計署網站上看看

㈧ 審計署揪出154億隱性地方債近半在哪裡

審計署揪出154億隱性地方債， 近半在邵陽。

也就是說，此次審計署查出的邵陽城投違規舉債金額（72.33億元），相當於邵陽市2017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47%，政府債務余額的46.8%。對於這筆隱性地方債務的整改問題，趙全厚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邵陽城投可以用其他有價值的資產替換公益性資產，用以償還債務。上海財經大學教授鄭春榮認為，以公益性資產融資的舉債行為，大部分人寄希望於未來收入大幅增長，但大部分償債資金並不明確。

值得注意的是，邵陽市政府官網顯示，2018年4月11日，邵陽市委副書記、市長劉事青就政府性債務風險防控工作進行專題調度。會議聽取了關於加強債務風險管控的制度建設及落實情況，制定化解債務風險規劃方案、債務償還年度計劃應急預案及落實情況匯報；關於政府融資平台公司清理整頓，改革轉型的有關情況匯報等。會議要求，強化對政府性債務風險防控工作的領導，積極穩妥化解政府性債務風險。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