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適理財

㈠ 中國古代理財思想的宋以後

從宋代起，有關理財問題的議論逐漸增多，但一般仍因襲先秦以來的傳統論調而鮮有理論原則上的發展。最突出的是地主階級思想家中越來越多的人順應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對傳統的諱言理財思想表示懷疑或進行批判。宋初李覯主張「賢聖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焉」（《李覯集·富國策第一》），已開其端緒。王安石則明確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王臨川集·答曾公立書》)。南宋葉適的批判態度更加鮮明,甚至宣稱:「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聖君賢臣者也」，並進一步指出「理財與聚斂異」（《水心別集·財計上》），一味搜刮並不等於理財。他還否定什一稅為「中正之制」，指出後來的課稅是「因其自有而遂取之」，不應該「合天下以奉一君」（《習學記言序目·周禮》），這是富於啟蒙意義的。對於傳統的「量入為出」原則，他也認為須首先考慮「所入」是否合理。收入如果橫征斂而來，則「財既多而國愈貧」（《水心文集·上寧宗皇帝札子》）。此後，進步思想家談論理財已蔚然成風，即使一些保守學者也不得不承認理財的重要性，只是仍較偏重於對仁義等封建道德的宣揚。
在如何理財問題上,宋以後存在著各種不同觀點宋代王安石主張理財要同整個社會生產相結合，「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王臨川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鄭伯謙提出理財只須考慮國家財政支出，「非理其入」，「非理天下之財」（《太平經國之書·理財》）等等。明代丘將儒家傳統的理財思想作了綜合闡釋，強調「理財者，乃為民而理,理民之財爾」,故富國「必先理民之財，而為國理財者次之」。對於生財與理財二者的關系，則指出「有以生之而財之源生生不窮，有以理之而財之流陳陳相因」（《大學衍義補·總論理財之道上》）。 就具體理財措施而言，宋以後在漕政、鹽政和水利等問題上不斷出現一些新的建議，元明以來還產生許多這方面的專家。由於封建財政愈益集中，國家的「會計」制度也日益受到重視。南宋鄭伯謙建議將主管會計稽核之職與主管財務行政之職分別由不同的官司掌管，並使前者權位高於後者，以便能充分執行其「糾察鉤考」的會計監督職能(《太平經國之書·會計上》)。又自北宋政府實行「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定式」（《宋史·食貨志·會計》）,以作為財政開支的准則之後,明代丘進一步提出編造年度財政收支的周密步驟，頗類於近代國家預算的編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