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所以理財

『壹』 在中國歷史上都有哪些著名的變法呢

春申君黃歇變法 商鞅變法 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改革官吏制度等 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對政治，經濟，外貿，外交的改革 宋朝的王安石變法 元朝的宰相脫脫變法 明朝的於謙變法，張居正變法 清朝的「百日維新」，「洋務運動」等 變法有失敗，有成功，歷史上太多太多了

『貳』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shisheixiede

王安石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間，

鍾山只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

明月何時照我還？

『叄』 王安石絕句改字的翻譯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撫州臨川人(現為撫州東鄉縣上池裡洋村)，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歷二年（1042）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鍾山，謚文。

慶歷二年（1042），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簽書淮南（揚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一度調開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調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兼並，宋封建統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於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准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於黃巾，唐亡於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國太平的厚望寄託於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執政。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分，同年輕的宋神宗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並、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並、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游手好閑者也回到生產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於人而不決定於天。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新義》，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特別是由於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於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政局的逆轉，使王安石深感不安，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於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並闡釋宋初百餘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馬諫議書》，以數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炙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後》、《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游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布局靈活並又曲折多變。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罷相（1076年左右）劃界而分為前、後期，在內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別。「王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後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於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出了不平之聲。《感事》、《兼並》、《省兵》等，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並土地對於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備受統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安石後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作上的化。他流連、陶醉於山水田園中，題材內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一種閑恬的情趣。但藝術表現上卻臻於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頰間。」（《後山詩話》載黃魯直語）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致，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從詩體說來，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議論，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著情感和豐富的想像。律詩則用字工穩，對偶貼切，但有時不免失於過多的雕刻。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寒廳詩話》），「荊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他的詩對當代和後世都有影響，被稱為「王荊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餘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市）壯景及懷古，揭露六朝統治階級「繁華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鬱，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開了蘇東坡豪放的先聲，給後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從文學角度總觀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傑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裡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余風作出了貢獻。但是，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於強調「實用」，對藝術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乾枯。
王安石詞集

浣溪沙

百畝中庭半是苔,門前白道水縈回。愛閑能有幾人來。
小院迴廊春寂寂,山桃溪杏兩三栽。為誰零落為誰開?

南鄉子

自古帝王州,鬱郁蔥蔥佳氣浮。四百年來成一夢,堪愁,晉代衣冠成古丘。
繞水恣行游。上盡層樓更上樓，往事悠悠君莫問,回頭。檻外長江空自流。

漁家傲

平岸小橋千嶂抱，揉蘭一水縈花草。茅屋數間窗窈窕。塵不到，時時自有春風掃。
午枕覺來聞語鳥，攲眠似聽朝雞早。忽憶故人今總老。貪夢好，茫然忘了邯鄲道。
元日·王安石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梅花
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
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登飛來峰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春夜
金爐香燼漏聲殘，翦翦輕風陣陣寒。
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桿。

孤桐
天質自森森，孤高幾百尋。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虛心。
歲老根彌壯，陽驕葉更陰。明時思解慍，願斫五弦琴。

明妃曲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
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
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
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
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
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
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明妃曲 （其二）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輛皆胡姬。
含情慾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
黃金桿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
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
漢恩自淺胡恩深，人生樂在相知心。
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

《謝公墩》
萬事付鬼

『肆』 高中政治理財四種投資原則

作為一個理性的投資者，要做到科學投資理財，在投資理財選擇時應遵循四內個原則。
①要注意容投資的回報率，也要注意投資的風險性、流動性。儲蓄存款與購買國債風險性最小，而購買股票、公司債券等風險相對較大，投資時應慎重。
②要注意投資的安全性，投資方式適當多樣化，別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精力、專業知識水平等條件適當選擇並組合使用。
③投資要根據自己的經濟實力量力而行。經濟實力弱，可投資儲蓄或購買政府債券；經濟實力強，可選風險高、收益高的投資，如購買股票、投資房產等。
④投資既要考慮個人利益，也要考慮國家利益，做到利國利民，同時不違反國家法律、政策。

『伍』 元日譯成現代文

在陣陣鞭炮聲中送走舊的一年，迎來了新的一年，春天來了，天氣變暖，人們開懷暢飲屠蘇酒 旭日的光輝普照千家萬戶 寫當時的民間習俗，又寓含除舊布新的意思

首句「爆竹聲中一歲除」，在陣陣鞭炮聲中送走舊歲，迎來新年。起句緊扣題目，渲染春節熱鬧歡樂的氣氛。次句「春風送暖入屠蘇」，描寫人們迎著和煦的春風，開懷暢飲屠蘇酒。第三句「千門萬戶曈曈日」，寫旭日的光輝普照千家萬戶。用「曈曈」表現日出時光輝燦爛的景象，象徵無限光明美好的前景。結句「總把新桃換舊符」，既是寫當時的民間習俗，又寓含除舊布新的意思。「桃符」是一種繪有神像、掛在門上避邪的桃木板。每年元旦取下舊桃符，換上新桃符。「新桃換舊符」與首句爆竹送舊歲緊密呼應，形象地表現了萬象更新的景象。
作者背景
王安石（1021-1086），北宋詩人。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今屬江西省）人。作為著名的改革派政治家，他的前期詩作，以反映政治、歷史以及社會現實為主。詩中多含哲理，喜用典故。晚年退居金陵之後，轉向描寫閑適生活，詩風追求清新淡雅

『陸』 宋太宗"令兩制議政豐之術以聞"出自哪本書宋神宗「『尤先理財』及令眾『政事之先理財為急』」出自哪裡

「尤先理財」在《宋史》中有記載。
宋史第十九卷 志第一百三十二 食貨下一（會計）

原文：「神宗嗣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歷二年數，比今支費不同者，開析以聞。」

其餘兩句不知。

『柒』 政治上理財方式是什麼意思

科學的理財定義遠遠超出投資、保險等范疇，它是指個人或專業人士及機構根據生命周期理論，依據個人財務及非財務狀況，運用規范的、科學的方法並遵循一定和特定程序制定的切合實際、可操作的某一方面或一系列相互協調的規劃方案，最終實現個人終身的財務安全與財務自由。——書本上的。

理財，先規劃財務安全，再進行資產的保值增值，追求人生目標。其中又包括自身的風險保障，合理的消費，積累財富、規劃未來等。是一個看似簡單其實不簡單的學問。

投資是理財的核心。各項理財目標都需要投資賺取的收益來補充、滿足。這里要注意的是理財中的投資指的是對各種金融工具的投資，如基金、債券、保險、股票、黃金、外匯、期貨等。
合理、正確的理財投資會使原來單一的工薪收入變得多元化。
同時理財投資可以是財產的保值，可以是增值，根據自身情況決定投資工具來實現目的。
單純的投資就只是為了獲利。而它可以是投資實業，也可以投資金融工具。

『捌』 司馬光(劉晏理財)文言文翻譯

出自司馬光編寫的《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六的《劉晏通敏精悍》

翻譯：

劉晏當初擔任轉運使時，一直用高價招募擅長奔走的人，察訪報告各地的物價，即使遙遠的地方，不用幾天都能送到轉運使官署。他把錢糧方面孰輕孰重的權衡標准，全部控制在手中，朝廷因此獲利，而民間也沒有物價暴漲暴跌的憂慮。

劉晏還認為：住戶和人口增加，賦稅徵收的范圍就會自然拓寬。所以劉晏管理財務，總把關心百姓疾苦放在前面。各道分別設置了巡院的知院官，每過十天至一個月，必須記錄所在州縣的雨雪豐歉狀況，上報轉運使司。知院官開始見到年景不能豐收的端倪。

就要先行申明到某月需要免除若干賦稅，到某月需要救濟資助若干物資，到了預定的時期，劉晏不等州縣申請，便上奏實施，解決百姓的急難，從來不曾錯過時機。因此，百姓得以安居樂業，住戶人口增多繁衍起來。在劉晏任職的初期。

錢財賦稅每年收入不過四百萬緡，到他任職的後期，每年收入達到一千餘萬緡。劉晏專門採用鹽產專賣辦法來增加軍需國用，認為官吏多了，百姓就會受到騷擾，所以他只在產鹽地設置鹽官，在產鹽地以外的州縣不再設置鹽官。

在劉晏任職之前，把關東的穀物運送到長安，因為河水水流湍急凶險，大致一斛穀物能運到八斗，便算成功，會受到優厚的獎賞。劉晏認為長江、汴水、黃河、渭水的水流緩急各不相同，根據各處的不同特點，依據各地的便利條件，分別製造運送穀物的船隻，訓練負責漕運的士兵。

長江的船隻運抵揚州，汴水的船隻運抵河陰，黃河的船隻運抵渭水流入黃河的河口處，渭水的船隻運抵太倉，各地段之間都沿著水邊設置糧倉，由上一段轉送給下一段。從此，每年運送穀物有時能夠達到一百多萬斛，沒有一斗一升在水中沉沒。劉晏在揚子這個地方造船。

每造一艘船，付給一千緡錢。有人說，「造一艘船的費用實際還用不了一半，浪費的錢財太多了」。劉晏說：「不是這樣。辦大事，當然不可吝惜小費用，辦一切事情都要做長遠的考慮。現在船場才開始設置，辦事的人很多，應該首先讓這些人的私人用度不受窘迫。

他們為官家製造的物品就會堅固牢靠了。如果立即同這些人不厭煩細細地計較一分一毫，怎麼能夠長久地實行下去呢」

原文：

劉晏初為轉運使，常以厚直募善走者，覘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愛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

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

自余州縣，不復置官。先是，運關東谷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

自是每歲運谷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晏於揚子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牢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錙銖，安能久行乎」

(8)政事所以理財擴展閱讀

相關背景：

劉晏提出，要增加財政收入，前提是發展生產，安定民生。《資治通鑒》稱劉晏「理財常以養民為先」，這是一般官員做不到的。

理財常以養民為先，首先是心中有百姓。增加財政收入，要善於利用商品經濟，熟悉市場行情。在他看來，到處都有增加收入的門路，關鍵在於能否發現和利用。劉晏認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也就是收稅要順應民眾的需要，不是一味搜刮人民。鹽是人們的急需之物，所以在鹽利上征稅，使鹽利成為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項目。

人物簡介：

劉晏（716年-780年），字士安。唐代經濟改革家、理財家。劉晏實施了改革榷鹽法、改革漕運和改革常平法等一系列的財政改革措施，為安史之亂後的唐朝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全唐文》、《全唐詩》錄有劉晏的作品。

『玖』 在中國古代，最早提出財政預算思想的是誰

中國先秦至鴉片戰爭前歷代思想家及典籍中關於管理國家財政經濟的理論和原則。「理財」一詞最早見於《易·系辭下》，宋以後成為經常使用的經濟范疇，清末曾以理財學作為經濟學中譯名之一。
先秦中國古代許多重要的理財觀點和原則，在先秦時期即已形成。例如,在國家收入和支出的關繫上,提出了「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禮記·王制》)的財政總原則。從國家租稅收入方面來看，先秦各家除商鞅堅持重稅政策外,其餘都贊成輕稅政策,即所謂「薄賦斂」或「薄稅斂」。什一稅成為各學派普遍鼓吹的理想稅率，但也有主張二十而取一或更輕的稅率。各學派除墨家贊成徵收關市、山林、澤梁之稅外，一般都不贊成對之徵課。其中孟軻提倡對城市坐商、非生產性宅地、無職業者以及關卡和山林川澤均不征課，而在農業方面實行「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孟子·滕文公上》），即主張農業單一稅。在財政支出方面，「強本節用」基本上是先秦各家所共同遵奉的經濟原則，並鼓勵糧食儲備。
先秦各學派在理財問題上有兩種對立的見解：①主張「藏富於民」，即在使人民富足的基礎上充實封建國家財政。這是各派普遍接受的思想，尤以儒家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這一觀點為最有代表性，它體現了國家的租稅收入總是來自人民以及培養稅源的財政思想。與此相關，先秦儒家特別反對財政上的「聚斂」，認為「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禮記·大學》）。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已認識到從生產與消費的對比關系去考察對理財的影響，此即「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大學》）。這句名言連同荀況所言「節其流」、「開其源」（《荀子·富國》）的理財原則，均為後代談理財問題者必須遵循的原則。②主張「國富民貧」，這是法家提出的觀點，即不惜使人民貧窮以充裕封建國家財政。這是戰國中期以後才出現的理財觀點，它反映了法家代表人物為建立統一的封建地主政權而在財政經濟上的要求。
此外,先秦各項理財措施中,《禹貢》、《周禮》所體現的生產什麼則貢納什麼的貢土所宜原則，按土地肥瘠、面積大小、位置遠近或勞役輕重等為條件來規定稅收率高低的租稅負擔平均原則；財政開支方面「以九式均節財用」（《周禮·大宰》），的專稅專用思想；管仲根據土地好壞徵收差額賦稅的「相地而衰征」（《國語·齊語》）概念；范蠡和李悝建議由封建政府實行豐年征購糧食儲存以待荒年發放的「平糶」或「平糴」政策；孟軻主張按「樂歲」和「凶年」的不同實際收獲量進行征課而不贊成平均稅率等等，均對後代理財思想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較為突出的是，《管子》不僅主張「取於民有度」，反對「疆求」的征籍；而且提倡在國家財政上盡可能擴大經濟收入以代替征稅收入，諸如制定價格政策，官府經營穀物買賣，實行鹽鐵專賣等，作為充裕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手段。這一經濟政策在此後二千年封建國家一直發生相當作用，至於《管子》認為賦稅征課須作到「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則表達了封建統治者在財政剝削上的欺詐巧取思想。
漢代 漢初的理財思想,主要是從鞏固統一的封建地主政權出發，堅持中央財政權力的統一與集中。特別是著名理財家桑弘羊根據先秦的有關理論和原則，制定和推行了鹽鐵官營、酒類專賣等重要財經政策和措施，並首創均輸和平準（見均輸、平準論），使「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史記·平準書》）。耿壽昌依據先秦平糴思想而創立的常平倉制度，也成為封建時期的一項重要理財措施。其他如賈誼的「積貯」主張，晁錯的「貴粟」論和移民實邊的周密規劃，桑弘羊的屯田戍邊建議等，均系本期內較突出的理財思想，多為後代封建社會理財家所稱頌或引為典範。
西晉 傅玄面對著封建賦稅繁重的客觀事實，提出「至平」、積儉而「趣公」和「有常」的一套租稅原則（《傅子·平賦役》），這是財政理論上的一個進步。西晉占田制則體現了按勞動能力實現租稅負擔平均的首創思想，它在北魏均田制中得到繼續和發展。至於北朝蘇綽(498～546)強調租稅及差徭的「平均」，系指「不舍豪強而征貧弱，不縱巧而困愚拙」（《周書·蘇綽傳》）而言，這也是對傳統的負擔平均原則，作了新的解釋。
唐代由於社會經濟的日益發展，唐代實行了一些重要的財政變革，如由封建勞役負擔轉變為實物或貨幣繳納，由強制的征發轉變為和買或和雇等。傑出的理財家劉晏還在轉運改革上以僱傭勞動代替強迫勞役，在鹽法改革上以私商自由經營方式取代官府專賣，由此標志著理財思想上的重要轉折。特別是劉晏對財政與經濟的關系有較明確的認識，注意培養稅源，相信「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為先」（《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六）。後來陸贄也強調徵收賦稅要在「家給」的基礎上「斂其餘財」。他提出「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的理財原則，因為「少損者所以招大益」，「暫薄者所以成永厚」(《陸宣公奏議·均節賦稅恤百姓》)，這符合封建國家的長遠利益。對於租稅原則，劉晏主張「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新唐書·食貨志四》)，並在實施中力求做到「知所以取，人不怨」（《劉晏傳贊》）。韓愈(768～824)則將工作器具和商通貨財看成與農出粟米麻絲一樣，同為租稅的來源。這是對農業單一稅思想的否定。另外，本時期內財務行政概念的周密化，如由封建國家統一掌管所有財政支出，頒發「長行旨條」以為各項財政收支的原則性規定(《唐六典三》)，國家財政稽核職能的獨立等，也是唐代中央集權的發展在財務行政上的反映，並對後代封建財政具有不同程度的啟發作用。尤其是，楊炎除堅持封建國家公賦應獨立於封建君主的個人私藏外,第一次提出「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舊唐書·楊炎傳》）的新財政原則。這在世界范圍內也是最早的創見。他建議的兩稅法中所體現的簡化財政手續、以貨幣定稅額、以財產多寡確定納稅人負擔能力等原則，亦屬於理財思想上的發展。此外，李珏考慮到稅率對價格從而對人民生活和課稅品銷售的經濟影響，認為重稅未必能增加收入，輕稅未必就減少收入。李翱(772～841)則從稅率高低會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另一角度出發，得出「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平賦序》）的相似結論，都是本時期值得注意的理財思想。
宋以後從宋代起，有關理財問題的議論逐漸增多，但一般仍因襲先秦以來的傳統論調而鮮有理論原則上的發展。最突出的是地主階級思想家中越來越多的人順應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對傳統的諱言理財思想表示懷疑或進行批判。宋初李覯主張「賢聖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焉」（《李覯集·富國策第一》），已開其端緒。王安石則明確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王臨川集·答曾公立書》)。南宋葉適的批判態度更加鮮明,甚至宣稱:「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聖君賢臣者也」，並進一步指出「理財與聚斂異」（《水心別集·財計上》），一味搜刮並不等於理財。他還否定什一稅為「中正之制」，指出後來的課稅是「因其自有而遂取之」，不應該「合天下以奉一君」（《習學記言序目·周禮》），這是富於啟蒙意義的。對於傳統的「量入為出」原則，他也認為須首先考慮「所入」是否合理。收入如果橫征斂而來，則「財既多而國愈貧」（《水心文集·上寧宗皇帝札子》）。此後，進步思想家談論理財已蔚然成風，即使一些保守學者也不得不承認理財的重要性，只是仍較偏重於對仁義等封建道德的宣揚。
在如何理財問題上,宋以後存在著各種不同觀點宋代王安石主張理財要同整個社會生產相結合，「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王臨川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鄭伯謙提出理財只須考慮國家財政支出，「非理其入」，「非理天下之財」（《太平經國之書·理財》）等等。明代丘將儒家傳統的理財思想作了綜合闡釋，強調「理財者，乃為民而理,理民之財爾」,故富國「必先理民之財，而為國理財者次之」。對於生財與理財二者的關系，則指出「有以生之而財之源生生不窮，有以理之而財之流陳陳相因」（《大學衍義補·總論理財之道上》）。
宋以後理財思想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隨著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發展，國家專賣和經濟干涉政策傾向日益削弱。如鹽、茶、酒等以往多由官府專賣或控制的事業，逐漸變為招商承辦或讓私商自由經營，而封建國家只收取捐稅或憑證費，愈到封建後期，這種傾向愈加明顯。此外，兩宋以來在封建國家的財政措施中廣泛採用僱傭形式，這也體現了理財思想方面較唐代後期更加顯著而突出的發展和變革。
就具體理財措施而言，宋以後在漕政、鹽政和水利等問題上不斷出現一些新的建議，元明以來還產生許多這方面的專家。由於封建財政愈益集中，國家的「會計」制度也日益受到重視。南宋鄭伯謙建議將主管會計稽核之職與主管財務行政之職分別由不同的官司掌管，並使前者權位高於後者，以便能充分執行其「糾察鉤考」的會計監督職能(《太平經國之書·會計上》)。又自北宋政府實行「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定式」（《宋史·食貨志·會計》）,以作為財政開支的准則之後,明代丘進一步提出編造年度財政收支的周密步驟，頗類於近代國家預算的編製程序。

『拾』 政治環境如何影響理財

政治環境 1 一個國家的政治環境好，一般通貨膨脹率都比較穩定，經濟發展平穩，動盪起伏比較少
2一個國家的政治環境差，政權跌宕起伏，經濟發展肯定也動盪不安，本國貨幣容易貶值，商品也容易通貨膨脹
理財可以根據環境變化去定，政治環境是大環境，還有很多影響的小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