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科理財

❶ 清朝末年，大概在1905年9月2號宣布廢除科舉制度之前，有誰知道當時在京城當考官的張氏考官名字

科舉制度廢除是在清朝末年1905年，1905年9月2日清帝諭立停科舉以廣學校，命自丙午（1906）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

❷ 孔門理財學怎麼樣

「生財有大道」——陳煥章的《孔門理財學》 民國經濟思想叢談之一 梁捷民國經濟思想叢談之一梁 捷康有為門生陳煥章所著《孔門理財學》 ＣｈｅｎＨｕａｎ－Ｃｈａｎｇ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ａｎｄＨｉｓＳｃｈｏｏｌ ，恐怕是中國人在西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經濟學著作。就在從１９０７年到１９１１年這短短四年裡，進士出身的陳煥章從一個英文都說不利索的人，搖身一變成為寫出洋洋六十萬字巨著的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進步之快讓人瞠目，讓人不得不佩服美國當時的教育體制。 哥倫比亞大學曾有規定，博士論文必須正式出版，印成１００本交到學校才有望獲得博士學位。美國的出版費一向很貴，所以日後胡適那一批的學生多半是把論文寄回國內，托商務印書館之類的出版社印上１００本，寄到美國換來博士學位。陳煥章倒是沒有想過這么干，當時國內的出版事業也才剛剛起步，印書並不是很方便。他讀博士要比胡適早上好多年，在他之前還幾乎沒什麼中國人在美國拿到過社會科學的博士。 陳煥章向學校遞交論文以後，由於他的論文實在與眾不同，哥大破例同意用學校的經費為他出版，而且將這本書收入「歷史、經濟和公共法律研究」叢書，於是暴得大名。國內經濟思想的權威胡寄窗教授提醒我們，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版的哈佛經濟學教授熊彼特的遺作《經濟分析史》在提及東亞經濟思想的時候，特意指出了《孔門理財學》的重要性。其實僅僅在這本書出版數年以後，１９１５年出版的馬克斯·韋伯的名作《儒教與道教》就已把《孔門理財學》列為了解儒教的基本參考文獻，他在其他論及中國經濟制度的地方也大量參考這本書。從這點，我們可以想見這本書在西方學界的影響。 《孔門理財學》出版的第二年，權威的《美國經濟評論》上出現了一篇由威斯康星大學的學者羅斯 Ｅ。Ｒｏｓｓ 撰寫的書評。文章認為陳煥章打通了中西經濟傳統，為西方的政治經濟學接上了孔子以降的中國倫理學和社會學資源，相互補充，使得《孔門理財學》在浩如煙海的西方政治經濟學文獻中占據一個獨特的位置。 而另一篇更重要的書評則是大名鼎鼎的凱恩斯 Ｊ。Ｍ。Ｋｅｙｎｅｓ 所寫，發表在《經濟學雜志》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上。二十世紀初，這本劍橋的經濟學雜志是國際上影響最大的經濟學學報。那時凱恩斯在劍橋嶄露頭角，擔任《經濟學雜志》的主編。他親自操刀為陳煥章撰寫書評，足可見其對這此書的推重。 在凱恩斯的視野中，孔夫子應該被看作極端經濟自由主義的先驅，這個形象在中國人反而會覺得陌生。首先，孔子肯定了經濟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凱恩斯從書中轉引挑出的句子是《論語·子路》：「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毫無疑問，孔子把富民放在了第一位。 在談論財富分配時，凱恩斯又發現了《中庸》的價值。「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這是最典型的按勞分配思想。討論到婦女地位時，凱恩斯則引用《詩經·邶風·谷風》：「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婚，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所以，孔子在兩千多年前應該就具有超前的女權思想了。 中國的倫理體系是完備自足的。凱恩斯不懂四書五經，更不了解陳煥章從康有為那裡所繼承的今文經學的背景，無法真正了解中國的經濟倫理。但他卻能從陳煥章的書里讀出傳統中國社會對婦女和老年人的保障，讀出中國貨幣制度的變遷、人口理論的發展、土地制度的特徵等等。顯然，他更在意的是這些傳統思想的現代意義。中國的貨幣理論尤其讓他著迷，他作為傑出經濟學家的敏感性也在這些方面充分表現出來。他從《周官》里讀出了最早的貨幣交易體制；通過陳煥章的轉述，他發現賈誼大約已經明白「格雷欣法則」（劣幣驅逐良幣）的含義，最晚到明初，浙西大儒葉子奇明確地說出了「格雷欣法則」的內容。 可是凱恩斯始終無法明白陳煥章為什麼一再強調「八股文」或者說「時文」（ｍｏｄｅｒｎｅｓｓａｙ）。八股文在維持了數百年後，在二十世紀初終於被廢除。但是「文以載道」，文體背後包含著最激烈的思想沖突。 凱恩斯更不清楚陳煥章的「學術背景」。陳煥章八歲入塾讀書，１１歲到肇慶府「應童子試」，１３歲「補縣學弟子員」，１４歲考上秀才，１５歲赴省城學習，１８歲到康有為主持的「南海萬木草堂」學習，２３歲中舉人，２４歲考中「恩科聯捷進士」，保和殿復試朝考「欽點內閣中書」。後來，陳煥章出國留學，學成歸國不久就組織了「孔教會」，寫出比《孔門理財學》影響更大的《孔教論》，變成中國人都覺得非常古怪的「保守主義領袖」。 陳煥章在１９１２年寫的《〈孔門理財學〉之旨趣》一文中曾經這樣解釋：「兄弟之作是書，本含有昌明孔教以發揮中國文明之意思……是書以孔子為主腦，故取材莫多於經部……是書實可名為《中國理財學史》。」１９４９年以前最重要且比較全面的中國經濟思想史專著當屬唐慶增的《中國經濟思想史》，但要遲至１９３６年才問世。而陳煥章的《孔門理財學》已經大致梳理出中國傳統學術中關於經濟問題的研究脈絡。 但是陳煥章畢竟是按照西方經濟學的模式來安排《孔門理財學》的結構和體例的。全書共分兩卷，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紹，總述儒學思想背景、中國人認識的經濟學以及一般經濟學原理；第二部分討論消費，即中國人的消費觀念，幸福和快樂的感受；第三部分討論生產要素，分別從古典經濟學的三大要素——勞動、自然和資本來分析。接著繼續從產業結構、分配、社會政策等層面來討論；第四部分討論公共金融，主要是稅收問題；第五部分是結論。 很顯然，從結構上來看，這是典型的西方經濟學模式，和以亞當·斯密《國富論》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寫作體例有著親緣關系。故而這本書在表面上是很容易為西方學者所接受的。但是每一章每一節的內容卻都是嚴格的今文經學體例。偶爾也會涉及西方思想家如斯密、馬爾薩斯等，但無不是以與中國學者思想作對比的形象出現，而且陳煥章對他們的評價並不高。這本書的形式和內容構成了極強的張力。 另有一點很有趣，陳煥章在紀年的時候同時標注了黃帝紀年和公歷紀年，而且以前者為主。從他的書里，我們隱約可以看出清朝末年劉師培等人發起關於紀年表示方法爭論的線索。劉師培、孫中山等人都採用過黃帝紀年，但最終沒有獲得推廣。陳煥章在這本英文著作里也使用了黃帝紀年，頗能引起外國學者的關注，可是後來連他自己都沒有堅持下去。 陳煥章入康有為之門並不算早，但他是康門弟子中堅持今文經學和孔教理想最堅定的一個。他在家鄉的時候就已經倡辦孔教會，甚至出國後也一直在紐約倡辦教會。雖然學的是西方近世的社會科學，但尊孔之心從未減弱。１９１２年，清室遜位、帝制終結以後，很多學校立刻廢除讀經，很多名人也公開發表言論，反對尊孔尊君。恰逢陳煥章學成歸國，對儒學頗為不利的環境使得他堅定了創辦孔教會的決心。 陳煥章聯系了很多遺老遺少，其中對創辦孔教會比較熱心的學者有沈曾植、朱祖謀、梁鼎芬、陳三立、麥孟華等人。大家對組織成立孔教會的共識是：「以講習學問為體，以救濟社會為用……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誦讀經傳以學聖人。」是年孔教會成立，陳煥章任主任幹事，並開始刊行《孔教會雜志》。康有為是會長，但具體事務皆由陳煥章負責。 １９１３年，在國會討論制定憲法的時候，陳煥章和梁啟超、夏曾佑、王式通領銜上書國會，提出把儒教定為國教。陳煥章解釋說，「孔教存則國存，孔教昌則國昌……故定孔教為國教，非欲以拒外教，特欲以昌孔教，非必欲昌孔教，實欲以存國脈耳。」上書的最終目的是「定孔教於國教，立於憲法」。有趣的是，最早在中國傳播西方經濟學思想的嚴復也是孔教會堅定的支持者。 當時反對孔教為國教最激烈的則是章太炎。章太炎與康有為本來就有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的分歧。關於孔教問題，章太炎撰寫了《駁建立孔教論》，稱「今人狠見耶蘇、路德之法，漸入域中，乃欲建樹孔教，以相抗衡，是猶素無創痰，無故以成癱，乃徒師其鄙劣，而未以相君也」。章太炎還在他的國學講座中聲明，本會「與宗教絕對不能相混」，「凡入孔教者不準入會」。 １９１３年的《天壇憲草》最終協調折中了雙方的意見，在第１９條中寫道：「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但沒有通過定孔教為國教。這也是袁世凱的意思。１９１６年，袁世凱倒台，黎元洪主政，國會復會，可以繼續推進憲法制定工作。黎元洪本人非常支持孔教，於是陳煥章與康有為舊事重提，重新上書定孔教為國教。而張勛也藉助康有為擬定了「定孔教為國教」電文，向國會施壓。據說當時憲法會議收到的有關定孔教為國教的電文「不下一萬三千件」。 在第二輪反對定孔教為國教的潮流中，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也加入了進來。陳獨秀發表《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等多篇措辭激烈的文章，稱「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最終憲法會議多次投票，仍無法通過這個提案。後來又由於對德參戰以及張勛復辟等問題，這個提案不了了之。 同樣是堅持孔教，應該說陳煥章和康有為的理念並不完全相同。陳煥章更堅持孔教在日常生活中的教化作用，他堅持說，孔教可以用於指導現代生活，而且孔教本身不是一成不變的，可在不同時代下不斷改良。「若墨守孔子一時有為而發之言，而不變通盡利，是非孔子之意也。」我們從《孔門理財學》中可以看出，陳煥章在提到儒學時，常常不用「宗教」而用「倫理學」。陳煥章本人也在二十年代以後逐漸退出政治，轉入文化層面繼續宣揚儒教。 按照《公羊》的看法，孔子之教類似於進化之教。由「據亂世」而至「昇平世」，進而至於「太平世」。但陳煥章說：「然此尚不過普通進化論。若欲求特別之理財進化論，則宜求諸井田之制矣。」所以康有為重《公羊》，而陳煥章則更重《大學》。陳煥章回憶說，《大學》里有一句「生財有大道」，讓他豁然明白了中西學術貫通之道。 陳煥章的這本奇書是多種因緣巧合的產物，與十九世紀一些學者東書西譯的努力也分不開。漢譯四書五經的工作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傳教士，但只有到了理雅各（１８１５～１８９７）時代才成了規模。理雅各原是英國倫敦會的傳教士，從十八世紀中葉開始在香港系統地翻譯四書五經。他的主要合作者是王韜。兩人經過多年努力，在１８７９年到１８９１年期間，陸續出齊《中國經典》（ＴｈｅＳａｃｒｅｄＢｏｏｋｓｏｆＣｈｉｎａ）共六卷，囊括主要的儒家經典。 從《孔門理財學》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陳煥章對理雅各版本的倚重。陳煥章沒有太多精力審定譯文，基本都直接採用理雅各譯本。原書有一些翻譯疏漏，或者是與今文經學不能直接相扣的部分，陳煥章也沒有具體討論。如果嚴格地把此書翻譯成中文，國內學者就不難看出很多與我們國學知識的相悖之處。但陳煥章採用的是變通的辦法。他的寫作跨度極大，必然要涉及許多極富有爭議的話題，而那些爭議的背景都很難在較短篇幅內用英文說清楚。陳煥章選擇了簡單地用今文經學的觀點結束這些話題。 這種不甚准確的儒學卻得到很多傳教士和外國學者的支持。在陳煥章組織孔教會以及上書建議定孔教為國教的過程中，許多外籍人士出了大力，如袁世凱的政治顧問有賀長雄（日），溥儀的英文教師庄士敦（英），老資格傳教士李佳白（美）等等。 １９１２年陳煥章《孔教論》出版，前有五篇序言。除了宿儒沈曾植以外，其他幾篇的作者分別是李佳白（美）、梅殿華（英）、李提摩太（英）、費希禮（德）這幾位外國傳教士。其中固然有陳煥章挾洋自重之意，但也可見在華的外國人士對孔教的認同。 追溯得再遠一點，陳煥章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老師中，也有兩位值得一提，他們幫助促成了陳煥章的世俗儒學思想。一位是經濟思想史家塞利格曼（Ｓｅｌｉｇｍａｎ），他終身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一手教出了陳煥章、馬寅初、趙乃摶等幾代中國經濟學人。他素來講求詳實的史料考證和思想源流的分析，對各種思想流派極少偏見。他曾大力向美國的經濟學同行介紹社會主義思想，《孔門理財學》的順利通過也和他力求多元、廣采博收的學術傾向分不開。另一位是德裔漢學家夏德（Ｆ。Ｈｉｒｔｈ），他曾在中國考察多年，１９０２年被聘為哥倫比亞大學第一位「丁龍講座教授」 ＤｅａｎＬｕ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這是北美大陸第一個以特別基金設立的漢學講座。夏德曾翻譯過宋代趙汝適的《諸蕃志》，書中扎實的註解轟動一時，成為美國漢學的發軔之作。他的代表作有《中國上古史》和《中國與東羅馬交通史》等等。據後來同為夏德弟子的胡適說，夏德在哥倫比亞大學非常寂寞，合適的學生都找不到，故而晚年還是回到了德國。在這種環境下，不難想像他結識深諳中國傳統文化的陳煥章時的欣喜。正是他教會了陳煥章如何撰寫英文學術論文，把後者領進了西方主流學術界的大門。夏德為陳煥章的《孔門理財學》作了序，其中言道：「彼既為孔教中人，又得西方科學之法以精研之，西方之讀者，於其書也，其將由純粹之孔教家，而見孔教之代表也乎。」 可惜的是，這樣一部具有開山意義的特殊作品，直到問世九十多年以後的２００５年，始由嶽麓書社首次在國內影印出版，而它的中文譯本的推出至今依然遙遙無期。 （《孔門理財學》，陳煥章著，嶽麓書社２００５年５月版，５０。００元）

❸ 請介紹一下曾國藩！

曾國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譜名傳豫，字伯涵，號滌生，清朝湖南長沙府湘鄉白楊坪（現屬湖南省婁底市雙峰縣荷葉鎮天子坪）人，宗聖曾子七十世孫 （系出曾氏南宗），中國近代政治家、軍事家、理學家、文學家，與胡林翼並稱曾胡。

曾國藩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並稱「晚清四大名臣」，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同治年間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襲罔替，謚文正。

(3)恩科理財擴展閱讀：

國藩論古文，講求聲調鏗鏘，以包蘊不盡為能事；所為古文，深宏駿邁，能運以漢賦氣象，故有一種雄奇瑰瑋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為後世所稱。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變化、發展，又選編了一部《經史百家雜鈔》以作為文的典範，非桐城所可囿，世稱為湘鄉派。

清末及民初嚴復、林紓，以至譚嗣同、梁啟超等均受其文風影響。著作收於《曾文正公全集》中。

生前出版影響深遠的《曾國藩家書》，另還著有《挺經》、《冰鑒》等現代暢銷書。

❹ 求！歷史科舉制度的利與弊800字論文！

1905年9月2日，實行了1300年的科舉制度由光緒皇帝下詔廢止。但科舉的影響並未從此消失，對它的是非得失，許多評論失之偏頗，缺乏歷史唯物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態度。應該如何評價它呢？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一種制度存在一千多年，不被別的制度所取代，說明它本身的優越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它是當時先進的選拔人才的方法，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兩漢時期，中國的封建制度正在逐漸完備，如何選拔人才，統治者起先採取的是徵辟、薦舉的辦法，由地方官或世家豪族向上級以至中央政府推薦人才，被推薦的往往是世家子弟。推薦的標準是門第高貴， 「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魏晉實行九品中正制度，把人才分為九等進行品評，但主要根據仍是家庭出身，道德、文章、才幹都是次要的。主持品評的大小中正也都是世家豪族，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因此從東晉到南北朝，北方的崔、盧、王、謝，南方的朱、張、顧、陸，這些名門大族高踞政府的要津，連皇帝老子也要退讓他們三分，這種門閥政治造成貴族與平民之間有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堵塞了平民百姓中優秀人才的晉身之路。隋朝以後實行科舉制度，開科取士，「十年窗前勤苦讀，一舉成名天下知」，寒素之家的子弟也能由讀書科舉進入仕途，打破了世家大族壟斷做官權利的局面，國家選拔人才也就有了更廣闊的天地，而且一個人中了舉人、進士，改變了自己的地位，也鼓勵了十個人、一百個人勤奮讀書，對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也是有好處的。唐和兩宋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巔峰的時期，也是科舉制度逐步完備的時期，當時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其中就有科舉制度的一份功勞。元朝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統治者起先不懂得科舉的作用，後來有所認識，也加以恢復使用。明太祖朱元璋雖然自身沒有多少文化，但很了解實行科舉有利於鞏固他的統治，即位之後很快開科取士。清朝統治者也是這樣。

經世致用含華咀英

從整個封建社會來說，讀書人不敢談經世致用的時間是不長的，因此，以儒家學說為指導思想的科舉考試，也大都不是脫離實際的。
南宋寶佑四年（1256年）文天祥中狀元的那一科，考試題目有五百八十六字之多，最後幾句說：「天變至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習浮，國計殫而兵力弱，荷澤未靖，邊備孔棘，豈道不足以御世歟？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題目毫不隱諱地指出了國家的嚴重情況，要士子們出謀劃策，化解危機。
清光緒壬寅科（1902年）福建鄉試（考舉人），主考官是閩浙總督許應騤。這次出了三個題目：《漢唐宋開國用人論》、《勾踐焦思嘗膽論》、《子貢使外國論》。第一個題目評論歷史，有古為今用的意義。第二個題目很有現實意義，當時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之役中國一敗塗地，慘遭割地賠款的屈辱，提倡發揚勾踐卧薪嘗膽的精神，誓雪國恥，這和形勢結合得多麼緊密。第三個題目很有趣，也很高明。子貢是孔子學生中善於理財會做生意的，漢朝為什麼不能派像子貢這樣的人到匈奴做生意，進行經濟交流使雙方都有利，求得邊境的長期安寧。接下來的會試（考進士），因為北京的貢院遭到八國聯軍的破壞還沒有修好，便改在開封舉行。大總裁盛宣懷出了個題目《論鐵路收歸國有》。這是當時的熱門話題，後來還成為武昌起義的導火線之一。
中國的科舉，歷來是以儒家學說作為指導思想的。儒家從孔子開始，就是講經世致用的。孔子思想的精髓在於《論語》，如果《論語》沒有經世致用的作用，就不可能有「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的說法。儒家學說是經過不斷改造的，每次改造都與當時的思想政治相聯系，因此說儒家學說和經世致用脫節，是片面的。在封建社會中，讀書人不敢評論時政，這種情況也是有的，但一旦文網鬆懈，情況就變了，道光年間，經世致用的呼聲高入雲霄，因而出現了像龔自珍、魏源這樣開一代風氣之先的思想家。

選拔精英機制完善

像李白、杜甫這樣的曠世奇才，都沒有考中進士，因而有人認為科舉並不公正。其實，在我國實行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目的是讓讀書人通過統一考試，擇優錄取，分配他們做各級官吏，實現學而優則仕原則的精英選拔機制。
首先，科舉的錄取率很低，除恩科而外，正科三年一次，每省鄉試只取一二百人，全國的會試取三百多人，絕大多數人是要落榜的，這樣的錄取率，怎能做到像唐太宗所說的「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其次，有人興趣在於走「終南捷徑」，不願意一個台階一個台階走科舉的路。第三，科舉選拔的是做官的人才，不是培養詩人。當然，詩人文學家符合科舉選拔人才條件的，也能夠入選。唐宋八大家中，除蘇洵以外，其他七人全是進士出身。總的來說，科舉一般是公正的，但不可能完全公正。
科舉從隋唐起直到清末，實行一千多年，各種制度都比較完善。比如進入考場，要經過嚴格的搜查，搜身而外，用具（筆墨硯）也要檢查，帶進去的午餐干糧都要切開來看看，要夾帶進入號房是很難的。收買考官也不容易，每次考試，一位主考三四位同考，只要遇到一個剛正不阿不要錢的，把你揭發出去，就要被判重罪。而且考試的文章是要公布的，稱為「闈墨」，還要刊刻印書，賣給參加考試的人做範文。《儒林外史》中馬二先生就是干這個行當的。文章不太像樣，拿不出手，刊刻出來更會惹禍。朝廷對科場作弊都用重典，被處以極刑的屢見不鮮。咸豐年間大學士柏俊就因科場作弊被腰斬。魯迅的前輩也因涉及科場案弄得傾家盪產，身陷囹圄。因此除偶爾有人鋌而走險外，人們大都不敢以身試法，考試作弊的現象實屬少見。
科舉考中的狀元以及進士、舉人等，在社會上大都是一時俊彥，頗能幹出一番事業。清朝260多年中，舉行殿試112次，中狀元的有112人，其中出了不少人才。比如乾隆庚辰科狀元畢沅，除官至湖廣總督而外，經、史、文字學、金石學造詣都很深，並且主持編纂《續資治通鑒》220卷。咸豐丙辰狀元翁同龢，官至軍機大臣、尚書，是同治、光緒兩朝的帝師，甲午戰爭中堅決主戰，戊戌變法時堅決支持光緒皇帝，以致被慈禧太後革職，其膽識為時人稱贊和景仰。毛澤東說過，談到中國的現代工業，不能忘記四個人。這四個人中有一個叫張謇的，是中國民族工業的奠基者之一，此人就是光緒甲午科的狀元。中狀元也有靠運氣的，光緒癸卯科殿試時，適值慈禧太後70大壽，進士王壽彭名字吉利（古代傳說中彭祖壽高八百歲），因而中狀元。乾隆甲辰、丁未、庚戌三科，屈居榜眼的王鳴盛、孫星衍、洪亮吉都是名噪一時的大學問家，而狀元則不太出色，有人譏諷考官有眼無珠，說三個狀元都是撞上了大運，但這畢竟是少數。
其實，科舉中最大的不公正是對生員的出身有一些不合理的限制。上輩或本人要過飯，可以參加科舉並中狀元，如宋朝的呂蒙正和明朝的范際昌；可是有的職業卻被視為「賤業」，如剃頭的和唱戲的，子孫不能參加科考，這是毫無道理的規定，是科舉制度中嚴重的不公正。

廢除科舉興利除弊

科舉制度本身也存在著許多弊病。唐宋時代，限制還沒有那麼多。明清以後，解釋儒家經典要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為標准，不能越雷池一步，這就束縛了人們的思想。明清兩朝還規定，科舉考試的文體為八股文，這種死板僵化的文體，對人們思想的束縛更為嚴重，這兩項頗為世人所詬病。
科舉制度最致命的弱點，是清朝中後期它選拔出來的人才不能適應國家和社會的需要。清朝同治、光緒年間，一部分官僚推行洋務運動，創辦了一些新式企業，如招商局、電報局等。這些企業是要用西方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方法來經營管理的，出身於科舉的舉人秀才對這些東西十分陌生，無法勝任工作。西方的學校正是培養這方面人才的，它們有小學、中學、大學，各種專門學科齊全，這顯然比我們的科舉制度優越。如果我們還是八股取士、策論取士，新的人才從何而來？再說，西學東漸之後，各門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等向全世界傳播，我們的知識分子茫然無知，還在整天子曰詩雲，如何跟得上社會發展的步伐？因此我國的有識之士抨擊科舉，提出「廢科舉，興學堂」，這是完全正確的。這不僅是一種主張，而且已付諸實踐。1895年，北洋大臣王文韶在天津創辦北洋西學堂（北洋大學前身），1897年，盛宣懷在上海創辦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後來各省也陸續創辦了新式學堂。在這種情況下，1905年正式廢止科舉，由學校取而代之，就是順理成章、勢所必然的了。至此，科舉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法律史博士生沈大明：中國的科舉制度的特點及利與弊
中國的科舉制度主要表現出三個特點：賢能治國，為我所用；標准客觀，競爭公平；立法保護，穩定延續。其作用和價值主要體現在：統一了價值，延續了文化；推動了教育，培養了人才；穩定了政治，推動了發展。其負面作用表現為導致了學校教育與社會的脫離，內容單一，文體要求走向極端等。總之，因為有科舉考試，才有中國官僚體制的穩定中的延續，也因為有科舉考試，才有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曲折中的發展。

❺ 2020年為什麼好多理財公司都出現了延期兌付

2020年為什麼好多理財公司都出現了延期兌付？因為資金鏈斷裂，有的是借出出收個回來，或者是老闆侵吞了，再加上今年疫情很多的公司沒業務就垮了，工人就沒有收入，若是借錢了就還不起啦

❻ 曾國藩的詳細生平

1811年（嘉慶十六年）11月26日（農歷10月11日）生於湖南省婁底市雙峰縣荷葉鄉天平村, 乳名寬一。 1815年（嘉慶二十年）5歲 在家識字讀書。一年後入家塾「利見齋」。 1826年（道光六年）16歲 春，應長沙府試（童子試），名列第七 曾國藩立像
[2]。 1830年（道光十年）20歲 就讀於衡陽唐氏宗祠，師從汪覺庵。一年後轉入湘鄉漣濱書院。改號滌生。 1833年（道光十三年）23歲 秋，參加湘鄉縣試，考取秀才。 1834年（道光十四年）24歲 春，入嶽麓書院。秋，參加鄉試中第三十六名舉人。冬，入京准備會試，途徑長沙，始與劉蓉交往。 1835年（道光十五年）25歲 4月，會試落第，留京寓長沙會館讀書。 1836年 （道光十六年）26歲 春，恩科會試再次不第，出京返家。至長沙，與劉蓉、郭嵩燾在湘鄉會館相聚兩個月。 1838年（道光十八年）28歲 會試中第三十八名貢士。試後改名國藩。殿試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年底乞假返家。 1839年（道光十九年）29歲 夏，出衡陽，謁杜工部祠、石鼓書院。秋，出邵陽，察訪武崗、新化、蘭田、永豐。12月，子紀澤生，離家起程赴京。本年起始作日記，持之以恆，至終不輟。 1840年（道光二十年）30歲 5月，庶吉士散館，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檢討。7月，得病，經歐陽兆熊、吳廷棟治療、護理，兩月始愈，三人遂成好友。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31歲 8月，偕倭仁往謁理學大師唐鑒，請教治學之方，檢身之要。「考德問業」，「為義理所熏蒸」。11月，任國史館協修，遍鑒前史，辨具得失。是年，喜讀胡林翼贈送的《陶文毅公文集》。寫作《里胥》，直道民間疾苦，鞭笞腐敗吏治。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32歲 致力程朱之學，每日必做日課：早起、主敬、靜坐、讀書不二、讀史、謹言、養氣、保身，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門。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33歲 4月，升任翰林院侍講。7月，欽命為鄉試（四川）正考官。8月，補授翰林院侍講。12月，充文淵閣校理。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34歲 8月，郭嵩燾引江忠源來見，結為師生。派充翰林院教習庶吉士。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35歲 10月，升翰林院侍講學士。李鴻章入京會試，以年家子投其門下受業。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36歲 1月，充文淵閣直閣事。自書其書舍曰：「求闕齋」。夏秋間，養病城南報國寺，與同寓劉傳瑩就漢學、宋學深入研討，知學須返本務要，「執兩用中」。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37歲 7月，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街。11月，欽派武會試正總裁，殿試讀卷大臣。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38歲 3月，子紀鴻生。10月，輯錄古今名臣大儒言論，按修身、齊家、治國三門分三十二目輯成《曾氏家訓》。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39歲 2月，升授禮部右侍郎。9月，署兵部右侍郎。 1850年（道光三十年）40歲 4月，上《應詔陳言疏》，直揭官場「委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今日所當講者，惟在用人一端耳」。7月，兼吏部左侍郎。 1851年（咸豐元年）41歲 1月，洪秀全在廣西桂平金田村組織起義。5月，上《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咸豐帝「怒擲其折於地」欲罪之。 1852年（咸豐二年）42歲 1月，上《備陳民間疾苦疏》。7月，任江西鄉試正考官。行抵安徽太湖縣小池驛，得母訃聞，回籍奔喪。10月初抵家。太平軍出廣西、入湖南，9月攻長沙，10月取決岳州。 1853年（咸豐三年）43歲 1月21日，接幫辦湖南團練旨。經郭嵩燾力勸出保桑梓。30日，抵長沙與湖南巡撫張亮基商辦團練。3月19日，太平軍攻佔江寧，定都為天京。9月，奏准移駐衡州練兵。11月，建衡州船廠趕造戰船。派人赴廣東購買洋炮，籌建水師。 1854年（咸豐四年）44歲 2月25日，奉命率師出征太平軍。發布《討粵匪檄》。命褚汝航為水師總統、塔齊布為陸軍先鋒，統率17000人，揮師北上。5月，兵敗靖港，投水自裁獲救。7月25日，重整水陸各軍後，出師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豐帝令其部署理湖北巡撫。7天後收回成命。改賞兵部侍郎銜。12月2日攻陷田家鎮。 1855年（咸豐五年）45歲 2月12日夜，石達開總攻湘軍水營，燒毀湘軍戰船100餘艘。曾國藩座船被俘，「文卷冊牘俱失」。「公憤極，欲策馬赴敵以死」，羅澤南、劉蓉力勸乃止。 1856年（咸豐六年）46歲 7月，坐困南昌。9月2日，楊、洪內訌（天京事變）後，太平軍元氣大傷。10月，曾國藩在長募勇組建吉字營入援江西。 1857年（咸豐七年）47歲 2月27日，其父去世，偕弟國華回籍奔喪。7月，兩次上疏，請求在家終制，獲咸豐帝准許。是年建「思雲館」。 1858年（咸豐八年）48歲 5月19日，李續賓、楊岳斌率水陸兩軍攻陷九江。弟國華入李幕。7月13日，接上諭命其出辦浙江軍務，17日起程。8月5日，抵武昌。與胡林翼會商進兵、籌餉之策。11月15日，李續賓、曾國華死於三河之役。12月，作《愛民歌》以訓湘軍。 1859年（咸豐九年）49歲 1月，李鴻章來建昌進謁、留營襄辦軍務。是月，曾國葆改名貞干，入湘軍，為其兄國華報仇。2月，作《聖哲畫像記》。11月，擬四路進兵之策，攻取安慶。 1860年（咸豐十年）50歲 5月，輯錄《經史百家雜鈔》26卷，「取精用宏」，「盡掄四部精要」。6月，左宗棠來營，留住兩旬，商討東南大局；奉命以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7月，委授兩江總都，並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10月18日與胡林翼、李續賓商籌北援之策。上疏請求帶兵北上掃夷勤王、以「雪敷天之憤」。12月，祁門大營兩度被困，太平軍距大營僅20里，「危險萬狀」。 1861年（咸豐十一年）51歲 8月23日，是《復陳購買外洋船炮折》：「購買外洋船炮，則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9月5日，湘軍攻陷安慶。25日，移住安慶。11月20日，奉旨督辦四省（蘇、皖、浙、贛）軍務，其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12月，在安慶創辦內軍械所。年底，定三路軍進軍之策：「以圍攻金陵屬之國荃，而以浙事屬左宗棠，蘇事屬李鴻章，於是東南肅清之局定矣。 1862年（同治元年）52歲 1月31日，奉旨任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曾國荃補授浙江按察使。2月14日，左宗棠率軍由江西入浙江。4月，李鴻章率軍抵上海。5月，曾國荃率軍進駐雨花台，會同彭玉麟的水師圍攻天京。7月18日，為借兵助剿事再疏力陳利害：「島人藉助剿為圖利之計......而中華之難，中華當之」，決不能讓洋人以助剿來「蹂躪中國之土地」。9月，為死於戰亂而未及安葬的桐城儒生方東樹、戴鈞衡6人立石修墓，妥為安葬。12月，其弟曾國葆病死於雨花台湘軍大營。年底，華衡芳與徐壽父子試製成中國第一台蒸汽機，曾國藩見後，於當天日記中寫道：「竊喜洋人之智巧我國亦能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1863年（同治二年）53歲 1月28日，安慶軍械所造出我國第一條木殼小火輪，曾國藩登船試航後，喜而命名「黃鵠號」。5月7日，致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謂「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勢；華人本有畏怯之素，而逼處可怯之地」，反對購買要由海軍上校指揮控制的船艦。9月，與容閎見面，商籌建立一個可以災圃旎器的工廠。12月3日，交容閎68000兩銀赴美購買機器。 1864年（同治三年）54歲 1月，派李鳳苞測量江浙外海各島嶼沙線。5月，江浙藏書遭兵動多有毀損，定刊書章程，即於安慶設書局，刊刻各種經史。6月3日，洪秀全病逝天京，其長子繼位。7月19日，湘軍攻陷天京，太平軍宣告失敗。7月，曾國藩賞加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國荃賞太子少保、一等伯爵。8月15日，奏准裁撤湘軍25000人。10月，行轅移駐安陵。11月，奏准停徵厘舍、畝捐。12月，主持修復江南貢院，補行江南鄉試，會考江南優貢。 1865年（同治四年）55歲 1月，選漢唐以來各臣奏疏17首，編《鳴原堂論文》。3月，主持修葺種山、尊經兩書院。收養八百孤寒子弟，並從自己養廉銀中捐款課獎。5月26日，接上諭：率軍赴山東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書》完稿，共320卷，交金陵書局出版。6月18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鎮設防，劃河圈圍，清野查圩，馬隊追蹤。9月，經楊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調兵布防堵圍，沿途又張榜招員。10月，將金陵製造局上遷海虹口，和李鴻章原設的炮局及購自美國人的鐵廠合並，再加容閎購回的百多部機器建成江南製造總局。12月，核定長江水師永遠章程及營制營規。 1866年（同治五年）湘軍總領曾國藩奉令進駐周家口，以欽差大臣的重權身份，督師剿捻。 曾國藩根據捻軍行蹤不定、流動作戰的特點，採用了「重點防務、堅壁清野和畫河圈圍」的對策，但最終全部失敗。後來，他在周口西至漯河建立起「沙河百里防線」，企圖藉此天塹消滅捻軍。 一天，曾國藩從《商水縣地圖》上看到曾庄、曾樓村的村名，隨修書差人送至商水城西曾庄，邀了幾個老翁赴周口議事。議事間，曾庄來人知道是曾國藩的用意是與他們認宗。這也是求之不得的事，能有這么威武的同族親近人，曾庄人還愁什麼光不能沾到呢，於是他們齊跪在地拜見曾國藩。 宴餐三日，曾國藩隨曾庄曾氏族人至曾庄曾氏祠堂祭拜了先祖曾參肖像，又去曾氏墳塋灑酒掃墓。之後，他把一面上書「全權欽差大臣曾國藩」的黃綢旗子留作紀念。直到解放初期，這面黃綢旗子才被查禁銷毀掉了。 1867年（同治六年）57歲 3月，在江南製造總局下設造船所試制船艦。同時擬設譯書館。5月，會同李鴻章將江南製造總局由虹口遷高昌廟，征地擴遷，規制大增。6月，補授體仁閣大學士。 1868年（同治七年）58歲 4月，奉上諭改授為武英殿大學士。5月31日，至上海視察江南製造成總局。8月，奉命調任直隸總督。9月，江南造船廠試制的第一艘輪船駛至江寧，曾登船試航，取名「恬吉」。12月，抵京師，陛見那拉氏與同治皇帝。 1869年（同治八年）59歲 2月27日，奏陳直隸應辦事宜，以練兵、飭吏、治河為至要。6月，奏請按湘軍制改造直隸練軍。8月，作《勸學篇示直隸士子》，提出儒學有義理、考據、經濟、辭章四科，唯義理為治學根本。12月，奏陳：「直隸清理積獄......計審結並注銷之案四萬一千餘起， 《家書》
多作塵牘，為之一清。」 1870年（同治九年）60歲 4月，肝病日重，右目完全失明。奏准病假一月。5月續假一月。6月，天津教案發生, 奉命前往處理。7月11日，抵津。出令放告，要求津民據實檢舉揭發。23日，法國公使羅叔亞來見，要求殺天津道員、知府、知縣為法領事抵命，並以戰爭相威脅，曾國藩嚴詞拒絕。24日，奏陳：挖眼剖心，全無實據；津民生憤，事出有因。8月，奏陳：本案兇犯已拿獲九名，惟羅叔亞意欲「三員議抵」，斷難允求。府、縣本無大過送交刑部已屬情輕法重。9月，兩江總督馬新貽遇刺身亡，曾國藩調任兩任總督，李鴻章調補直隸總督。10月17日，起程南下。11月3日，六十大壽，御賜「勛高柱石」匾額。24日，作家訓日課四條：一曰慎讀則心安，二曰主敬則身強，三曰求仁則人說，四曰習勞則神欽。 1871年（同治十年）61歲 8月19日，挈李鴻章聯銜會奏《擬選子第出洋學藝折》。9月，視察水陸各營防務、訓練情況。11月抵上海。 1872年（同治十一年）62歲 2月27日，領銜上奏：促請對「派遺留學生一事」盡快落實。並提出在美國設立「中國留學生事務所」，推薦陳蘭彬、容閎為正副委員常駐美國管理。在上海設立幼童出洋肄業局，薦舉劉翰清「總理滬局選送事宜」。 3月1日，時發腳麻之症，舌蹇不能語。3月12日，午後散步署西花圃，突發腳麻，曾紀澤扶掖回書房，端坐三刻逝世。是月，清廷聞訃，輟朝三日。追贈太傅，謚文正。6月25日，靈柩運抵長沙。7月19日，葬於長沙南門外之金盆嶺。次年12月13日，改葬於善化縣（今望城縣）湘西平塘伏龍山。與夫人歐陽氏合葬。

❼ 恩科e貸理財有風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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