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託辯論

㈠ 辯論，經濟全球化弊大於利

一、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影響
1、經濟全球化加速了各種生產要素，尤其是資金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為各國充分利用全球的統一市場，優化資源配置提供了條件
發展中國家由於歷史的原因，大多起步較晚，面臨著資金不足的難題。發達國家由於國內市場飽和，急需為多餘資金尋求出路。經濟全球化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有力地促進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據統計顯示，自一九九三年起，中國已連續七年成為吸收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2004年，我國合同利用外資額為1534.79億美元。2005年中國吸引外資為724億美元，僅次於英國和美國，名列世界第三，極大地解決了我國經濟發展中的資金瓶頸。有關專家甚至認為，中國在2006-2010年間每年可能將吸引外資1000億美元。此外，國內外經濟學家也通過了實證分析，證明了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資金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經濟學家Naughton指出，正是藉助了源源不斷的外資，中國才建立了一個龐大的面向出口的製造業部門。也正是這個部門，在中國外貿擴張和企業制度創新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
近年來，我國國內資源短缺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除煤之外，大部分關繫到國民經濟命脈的大宗礦產已不能保證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嚴重的資源瓶頸迫切需要中國充分利用世界資源。經濟全球化使得中國得以通過國外資源彌補國內資源供求的缺口，通過參與國際分工來實現最大限度的資源優化配置。
2、經濟全球化有利於我國進出口的不斷增長，有利於產品結構的改善
進出口是一國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力，尤其是出口，更是被人們稱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三架馬車」之一。2004年上年，中國的出口總額已經超過日本。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發表的最新全球貿易報告，2006年中國的出口總額為9690億美元，穩居世界第3位。另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所吳振宇等人的最新研究成果「外貿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定量分析」，自1997年以來，中國的出口對GDP的平均貢獻率大致在14% 左右，進口對GDP的貢獻率大致在10% 左右。
中國出口在世界上位次的變化並不單純是數量上的變化，而且還內含著質量上的重大變化。在對外開放初期，中國出口產品以初級產品為主，初級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超過了50%，可到2004年，這一數據已下降到8%。工業製成品占出口總額的比重更是持續上升，到2005年已經超過92%。這種出口結構的變化表明，中國製造業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製造中心之一和世界最主要的加工中心。
3、經濟全球化加速了國內競爭和國際競爭，帶來了先進的企業文化和經營管理經驗，有利於中國企業的發展壯大，為企業「走出去」戰略的實施開辟了道路
競爭促進了優勝劣汰，加速了企業的成長。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我國企業不斷借鑒外國經驗，結合自身的特點，完善財務管理制度。經濟全球化引發了國內企業對人力資源管理的借鑒、思考和創新，使我國企業的素質不斷提高。海爾、TCL等大企業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向跨國經營發展。國內跨國企業的發展提高了我國的綜合經濟實力，並創造了可觀的外匯收入。
4、經濟全球化產生技術外溢效應，有利於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從而為經濟的增長創造動力
經濟全球化將大批跨國公司帶入中國，又通過中外合資、中外合作過程中有約定的技術轉讓、國產化等正式形式而實現技術外溢效應。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其它非正式形式，如員工培訓、技術人員流動、產品摹仿等，也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科技人員的整體實力。有的學者甚至提出了科技全球化的概念。科技全球化本身就是經濟全球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國經濟的發展水平不僅僅取決於本國的科學技術知識供應狀況，而且取決於整個世界范圍內的科學技術知識供應狀況。世界范圍內研究與開發的溢出效應也能使發展中國家能夠分享一部分科技全球化收益，而且有一部分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更有可能通過積極參與科技全球化進程而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科學技術差距。
5、經濟全球化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機遇
經濟全球化本身就是市場經濟的結果。中國的市場經濟雖然已走過了二十多年的歷程，但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尤其是中國加入WTO後，國內市場進一步開放，地方保護主義得到了更有效的控制。政府職能更是從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向創造良好的宏觀環境和有效率的市場轉變。國內競爭政策得到進一步肯定，公平的市場准入更為有效的實施，市場信息更為有效的發布，國內競爭規則和國際進一步接軌。
6、經濟全球化帶動了金融全球化，大大提高了世界金融市場的效率，對有效地配置資源和中國金融體制的深化起了促進作用
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總體上也將促進我國金融體系素質的提高。中國金融改革的進程，也將會隨著對外開放而加快，中國金融業將更快地獲得一個自主的良好發展環境。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帶動了信託需求的不斷增長，國內的金融監管體制也進一步完善。
二、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
1、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的經濟、科技安全提出了挑戰
當今世界的經濟全球化主要在發達國家的主導下展開，發展中國家相對處於被動地位，必須遵守已有的國際條約、協定和慣例。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為了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獲得經濟全球化給各國帶來的好處，有時甚至還被迫主動對經濟管理許可權做出某些讓步，其直接結果即造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活動受控於發達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迅速增加的同時，金融資本進一步國際化。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國際金融市場，使資本能夠快速地從一地轉移到另一地。我國稍不謹慎，加之原有金融體系不完善，就會使金融安全受到巨大威脅。有時某一個金融機構或國家出現危機，就會在整個全球金融體系中引發連鎖反應，引發可怕的金融風暴，間接導致我國的經濟動盪。亞洲金融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
環境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反面。「有增長無發展」是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極其常見的現象。許多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或外資企業在中國轉移高污染產業，直接對我國的生態環境造成影響。如果一味追求高增長而忽視了環境，那將對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構成嚴重威脅。
在融入經濟全球化的同時，由於我國的科技發展水平還比較低，加強科技安全、積極跟蹤國外的先進科學技術、保守我國的重大科技秘密是十分必要的。科學雖然是無國界的，但是科技能溝帶來的利益卻是有國界的。目前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我國國家科技秘密管理體制也在發生變化，科技秘密面臨著對外開放和政府管理體制轉變的雙重挑戰，其復雜性和難度是空前的。
2、對我國人才資源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加大了競爭，發達國家的企業原本就有較為先進的人力資源管理經驗，而且它們來到中國後，為了迅速打開市場或鞏固已有的陣地，大多實行了「本土化」戰略。這種「本土化」戰略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人才的本土化。這一現象的直接後果就是搶走了大批優秀人才。
3、經濟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經濟摩擦，可能對國家關系產生不利影響
根據國際經驗，一個國家，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在融入經濟全球化、經濟崛起和出口迅速增加的過程中，往往會遭遇較多的國際經濟摩擦。如美國和日本的紡織品和服裝的貿易戰從20世紀60年代一直打到90年代初；鋼鐵貿易戰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一直打到現在；彩電貿易戰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一直打到80年代初期；機床貿易戰從70年代後期一直打到90年代初期；汽車貿易戰從80年代初期一直打到90年代中期；半導體貿易戰從80年代中期一直打到90年代中期……中國在近幾年由於大量的貿易順差，也遭到了報復，經濟貿易摩擦不斷。有時貿易摩擦可能升級，影響國家關系。如何面對日益頻繁的中外經濟摩擦，防止貿易摩擦的擴大化，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擺在中國面前的一大挑戰。
三、中國的對策
1、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其利大於弊，中國要積極、主動地融入到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當中
當今世界曾出現一種反經濟全球化的傾向，其認為經濟全球化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新的盤剝。國內也有相應的反經濟全球化的言論。可是縱觀日本、韓國等以出口導向為基礎而迅速壯大的國家的經驗來看，只有敢於面對經濟全球化，一個國家才能不斷強大。中印兩國剛開始現代化時，貧困程度都差不多，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兩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程度極為相近。但自此後，印度被中國遠遠地拋在後面。阿馬提亞•森（印度經濟學家）認為，其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在經濟上制定適合本國國情的對外開放政策，趨利避害，與全球化潮流齊頭並進。歷史昭示未來，中國過去的和平崛起得益於經濟全球化，中國只有繼續融入全球化，才能不斷前進。
2、實施雙向開放，將「引進來」與「走出去」戰略相結合
就「引進來」 戰略而言，我國要繼續合理、有效地引進外資，使我國的綜合國際競爭力大大提高，為國家經濟安全提供強有力的物質基礎。但我們也要清楚地認識到，外資在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獲得了我國的資源和某些控制權，如果國家政策對某些外來投資不加限制，外來投資就很容易形成壟斷，影響甚至威脅國家經濟安全。政策及稅收優惠是吸引外資的必要條件，而過度的優惠政策將導致明顯的市場扭曲和尋租，不利於內外資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我國已經加入了WTO，雖然經過幾年的大幅度調整，但是外資政策仍然存在某些問題和缺陷，一些外資政策仍然與WTO規則不相符，特別是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嚴重影響了對外資的引進。因此，我國應該按照自由化原則繼續加速國內外資立法的修改，消除仍然存在的黑箱操作，確保外資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的透明度。同時，我國還應加強對外資活動的監管，完善稅收政策，加強對外資企業納稅的管理，防止稅收流失。
就「走出去」 戰略而言，政府部門要為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優質服務，盡量簡化審批手續，繼續與其他國家簽署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避免雙重征稅協定，降低國內企業對外投資的政策風險和成本。國內企業應該進一步樹立全球化經營的理念。目前中國的經濟，放在世界范圍內定位，還是一個「製造大國，品牌小國」。所以，企業要不斷提高品牌意識，提高中國產品的知名度。國內企業還應該申請國際認證及貿易對象國的認證，取得通往國際市場的通行證，以規避技術性貿易壁壘，在競爭中加強收集和研究各國和國際組織的技術法規、標准、檢驗與認證制度，把與企業出口商品相關的內容加以吸收，並制定到自己的產品標准中去，嚴格按標准組織生產。這樣才能使自己的產品具有了穿透對方技術壁壘的能力。
3、我國政府應該大幅度增加對教育科研的投資，加大實施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引進、培養的優惠政策，搭建人才發展平台，給企業一個良好的環境
企業自身也應該不斷地改善內部工資、獎金、福利等物質待遇，以公正合理的薪金，完善優厚的福利留住關鍵人才，提高員工的積極性，著力塑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企業文化氛圍，造就能令人心情舒暢的、有助於激發和釋放創新能力的寬松環境，增強企業人員對企業的情感、歸屬和成就寄託以及團隊的合作精神，加強對跨國人才的培養，重視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為跨國經營打基礎。除了加強對人員的培訓外，企業還應致力於開發和完善獨特的人才培養機制，形成終身學習、永恆成長的能力提高機制。跨國企業更應該利用國外當地的人才資源，實行人員本地化這一西方國家已普遍採用的戰略措施，以不斷增強自身實力。
4、我國應有步驟地開放證券市場，積極地實現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加大對短期國際游資的監管，對快速進出我國資本市場的國際游資徵收懲罰性稅收，鼓勵長期的投資，強化對商業銀行放貸的責任制約束，擴大內需，培育國內市場；鼓勵銀行實行混業經營，進一步降低金融風險；加強貨幣的區域合作，增強共同應對大規模金融危機的能力。
5、經濟全球化要求政府不斷轉變職能，提高駕馭宏觀經濟的能力
政府要朝廉潔政府，透明政府，效能政府，責任政府和法治政府的方向改進。中央地方各級政府要積極推進政府改革與創新，改進政府管理體制和管理方式，改變施政理念和施政風格，進一步削減行政審批權，建立權力監督和制約機制等。政府還必須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電子政府和實現網上辦公，進一步推動政務公開。

㈡ 關於國家應不應該資助窮困人群主題的辯論

幫助肯定是要幫助的，否則不符合社會公平。
但是要分情況的來進行幫助，
對於有勞動能力，但由於無技術特長的人群，政府應該以培訓為主進行幫助；
對於無勞動能力者，政府應該以福利幫助為主；
對於有勞動能力但懶惰或賭博這類致貧人員，政府應該設立專門的社會保障機構進行評估，以確定類型手段和金額。
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一味使用物質幫助，中國有些貧困農村吃到了扶貧的甜頭，越來越懶，就等著發東西了。而幫助他們自己脫離貧困，並讓其後代脫離貧困才是政府應該作為的事情。
按布萊恩的理論來說就是，每個人都有選擇貧困和富裕的權利，當他想選擇富裕時，政府應該為其創造出各種適合他奮斗的條件，為他的奮斗和創業提供充足的機會。但如果他貧困，那應該是他自己選擇貧困的結果，並不是因為沒有富裕的機會所造成的。這就是社會正義論。

㈢ 黃章說「雷軍曾試圖套取魅族的商業秘密」，這里的「商業機密」具體指哪些

發個華米黃汪的演講

來歲，華米將會頒布全新的自主品牌。同時，你和我還會連續與小米的生態鏈同硯們一起連續打造小米可穿著的系列新產品。

風來了，你沒有膽量自大地站在風口，風大概很快就已往了。

不管怎樣，將來的路，著實還是必要本身走。智能硬體財產，有很多的機遇，將來屬於有自大的團隊。

加粗的好好看看。同樣都信黃，有人完全便是山西煤老闆的思路，這想法還來搞互聯網，快回家賣紅薯吧

㈣ 保險資金 能否投信託

這個話題作為辯論題目有些不合理，因為這個問題實際取決於銀保監會等監管機構的相關監管要求。但既然已經出了題，作為正方還是好答的。
保險資金可以進行股權購買，無論從《保險資金運用管理辦法》還是《信託法》等法律法規，保險或信託的資金均是可以用於購買股權的，這種情況保險資金使用的就是保險資管公司的股東方保險公司的保險資金；信託公司的資金來源可以是個人或者金融機構。不過往往很少有個人願意通過信託（此處不涉及保險）投股權項目，因為股權投資往往是長期的項目。
根據此題目，也可能說得是另一情況，即保險資金作為出資人，通過信託投資於相關企業的股權。這種情況在現行的監管條例（特別是資管新規出台後）下，是可行的，只要資管產品分級不超過2層就可以，即第一層保險資金出資、通過信託（通道或者主動管理）、用於到被投企業的股權購買。
建議您查閱相關監管資料，特別是資管新規以及銀保監會其他對於保險、信託的相關監管規定。

擴展閱讀：【保險】怎麼買，哪個好，手把手教你避開保險的這些"坑"

㈤ 信託理財不是最好的理財方式

信託理財的投資門檻過高抄，導致這一投資方式不夠大眾化，而現今需要投資理財的人們越來越多，而不夠大眾化的投資方式便是與此格格不入了，與之相比，P2P御 泰金服投資，基金投資這些，投資門檻低，收益也穩定，就正好適應現今投資人群的需求了。希望題主認同的話可以採納一下我哦，十分感謝你。

㈥ 貧困是一種財富的辯論資料

富裕病毒
美國調查:繼承15萬美元以上財產的小孩，會有兩成放棄工作，多數一事無成；他們得到的越多，越不滿足，甚至失去奮斗目標。這股「富裕病毒」正席捲全球，從美國、日本到中國……
「好好待你的小孩，但不要給他們太多財產。」這是最近美國《商業周刊》出版的《二○○六年最佳觀念》專題的點睛之筆。配合一張皺著眉頭、不開心的小孩照片，這句話格外引人好奇:為何要這么慎重地談這事？
答案是文章中的一個單詞:「富裕病」(affluenza)。
富裕病（毒）這一名詞是20世紀90年代後期發源於美國，由兩個單詞「富裕」(affluence)和「流感」(influenza)合成，指那些由於父母供給太多，造成孩子過度沉溺物質、生活缺乏目標等後遺症。
童年富裕、長大負債，
美國年輕破產族，每年增加16%
在美國,家族企業在第二代能夠存在只有30%，到第三代還存在的只有12%，到第四代及四代以後依然存在的只剩3%了。葡萄牙有「富裕農民」、貴族兒子、窮孫子的說法，西班牙也有酒店老闆、兒子富人、孫子討飯的說法，德國則用三個詞「創造，繼承，毀滅」，來代表三代人的命運。「富不過三代」，原因何在？
2004年，在美國父母心中具有權威地位的美國小兒科學會（AAP）出版了一本新書《About Children》（關於孩子），作者以敏銳的觀察，探討了46個將在21世紀影響美國孩子的關鍵議題。其中一個就是:「童年富裕病」(child affluenza)。
當美國嬰兒潮世代到達人生成就最高峰、准備將財富傳承給下一代的階段時，卻突然發現，他們的兒女或孫子們，正受到富裕病毒的威脅。
據美國消費者聯盟的一項調查，2003年有31%的大學生，有超過3000美元的信用卡債，比2000年增加了67%;25歲以下因為負債而破產的人數，過去十年也以每年16%的速度快速增長（25歲以上破產人口的增加速度只是5%）。
不是因為年輕人沒錢，而是因為他們太愛亂花錢，所以，如今美國許多大學將消費性負債，列入學生退學的評量因素之一。
據研究，美國的破產族當中，超過七成都來自於中產或者更高收入的家庭。他們的人生因為負債搞得一塌糊塗，並不是他們資源太少，反而是在他們成長過程中，資源的供給非常充裕，甚至是太過充裕了。美國青少年的消費金額，去年總計飆升到1750億美元。
物質越多，快樂越少，
供給過度，反而導致不易滿足
放眼望去，我們周圍有許多《關於孩子》第一章描述的症狀：狂熱的購物和花錢、物質需求的期望膨脹、對廣告的免疫減弱、自我概念依據服裝的品牌而定義……
許多人都以為物質供給越多，人將越滿足。事實上，根據耶魯大學羅伯•連恩（Robert E. Lane）教授在1970年就提出的「幸福的喪失」研究中發現，當人的需求與供給剛好對等的時候，滿足感與愉悅感是最高的。而過多的供給，反而讓人比物質匱缺時更為失落。
用羅伯•連恩的發現來看，現在許多物質過剩的白金小孩，反而可能是「滿足感被剝奪」的一代。
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富有的小孩較易出現物質濫用、焦慮、抑鬱等問題。美國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Corporation）曾經做過一項調查，在繼承15萬美元以上財產的子女中，有兩成的人放棄了工作，他們大多數一事無成，整天沉溺於吃喝玩樂，直到傾家盪產;有的則一生孤獨、出現精神問題或是做出違法犯罪的事。
也許，現代的父母，為了下一代的「健全」，要思考的已經不再是如何讓他們過更好一點的生活，而是怎樣讓他們的生活能夠「少一點的富裕」。
美國興起反思浪潮，
1/5富豪寧捐出財富不留給子女
今日的美國，百萬富翁在十年內成長了400%，對財富卻出現了反思的浪潮：2003年，哈佛大學募款人柯立爾估計，全美320萬名百萬富翁中，約有60萬人因擔心會寵壞子女而將捐出大筆財富。他說:「許多新富之家希望子女只享有中產階級的生活形態，好讓他們擁有快樂婚姻，並且養育快樂子女。」
那麼這些新富會留多少錢給子女？柯立爾表示，資產超過3000萬美元的富豪，會留給子女每人約150萬美元，這筆錢可用來買一幢房子，且受良好的教育。
連續13年蟬聯《福布斯》全球富人排行榜第一名的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則早在1999年時宣布，他和妻子將他們兩個孩子的遺產繼承金額，限制在1億美元以內。蓋茨目前的身家有500多億美元，卻只留下1/500給孩子，剩餘的財富全部捐獻給慈善機構和社會福利事業。
富人增加更是全球性的趨勢之一。美林證券在《二○○五年世界財富報告》中指出:2004年時，擁有100萬美元以上流動資產的全球「高凈資產個人」較前一年增加60萬人，達到830萬人。其中香港、新加坡的富人增長率都達兩位數。
對富裕人口也快速增加的華人社會而言，如何恰當地給孩子金錢、資源？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續上
猶太人傳承千年的用錢智慧，
讓猶太家族可以致富百年
說到財富教育，許多人也很容易窄化為理財教育。事實上，財富教育是要建立一套對應物質生活的價值觀，並非只是教孩子如何存錢、賺錢。
猶太人就有一套積極正面的財富教育。
美國股神巴菲特、量子基金創辦人索羅斯、美國前聯邦儲備理事會主席格林斯潘、微軟公司共同創辦人艾倫、華納電影公司創辦人華納、路透創辦人路透、《紐約時報》董事長奧克斯、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們都是猶太人。猶太人口只佔全世界0.3%，但據《財富》雜志統計，全世界的超級富翁中，猶太人佔1/4到1/5強。《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一書指出，猶太人之所以能有高人一等的經商和理財能力，都來自一代傳給一代的獨特信仰和金錢觀。
猶太人的長期流亡，使他們不可能鄙視錢，因為錢是他們最方便攜帶的東西；也是他們在和其他宗教教徒打交道時，唯一不具異端色彩的東西。猶太人在全世界寄居，錢更是他們在一個國家中買下生存權利的重要工具。中古世界歐洲的猶太人，必須繳納林林總總的人頭稅和其他特別稅，賺錢，是為了生命安全的需要。至今在猶太人家庭還有一種習慣：留給子女的財產，至少不應該比自己繼承的少。
因此，金錢擁有「准神聖性」地位，猶太人對於財富的文化傳承，靠的是《塔木德》經。
《塔木德》凝聚了十個世紀中2000多位學者對自己民族智慧的探索。當中有許多這樣的諺語:「身體依靠心而存活，心則依靠錢包而生存。」、「殘害人們的東西有三樣：煩惱、爭吵、空錢包。其中空錢包害人最甚。」、「金錢給人間光明，金錢給眾生溫暖。」這本經典揭示了金錢的價值，也揭示錢是拿來做好事，不是用來炫耀身份的。透過研讀這本經典，猶太人教育孩子從小時就學會管理錢包，與如何看待財富的價值。
象徵美國資本主義精神的洛克菲勒家族，就是猶太人活用《塔木德》教誨的最佳範例。
洛克菲勒16歲時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助理簿記員。他上班後，花一毛錢買了本紅色小本子，在上面詳細地記下自己每一筆收入和開支。洛克菲勒一生都把這本賬簿視為自己最珍貴的紀念物，那個本子被存放在一個保險箱里，就像一件無價的傳家寶。而洛克菲勒也用「小賬本」作為子女財富教育的基石。他讓孩子們學著記賬，在每天睡覺前記下今天的每筆開銷，無論是買玩具，還是買鉛筆，都要如實地一一記錄。無論孩子們買什麼，他都要詢問為什麼要這些東西，讓孩子們做一個合理的解釋。此外，他拒絕兒女們進入自己的公司，即使是他的妻子，他也極少讓她進入，除非是有什麼急事。他要讓子女們知道，一切必須靠自己的奮斗去獲得，絕不要因為父親是富翁，而有任何的依靠。
猶太人除了致力於子女的財富教育，還充分運用他們最擅長的「契約」，用信託（TRUST）來管理遺產。
透過信託詳盡的規范，猶太人子弟是越優秀越能得到更多的資源。例如，家族後代進入大學，可以領到若干資金；娶妻生子、創業，又可以領到若干資金。反之，敗家子就拿不到錢，因此一份龐大的家產，不容易被一個不肖子孫散盡，可以留給以後更有出息的子孫使用。
以信託方式照顧自己的親人、族人，就是猶太人的「大算盤」。也難怪人口很少的猶太人，卻能控制全世界的金融、思潮。
讓孩子走出「金鳥籠」，教導正確用錢觀念，對自己負責。

㈦ 辯論；西部大開發支持與資金哪個更優先（急），正反都要

第一,西部地區比較貧窮,相對來說引資應該是當務之急,西部地區在有些方面是不缺人才的(西部有很多著名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所缺的就是將他們的科研成果轉化成生產力的資本.拿深圳的中興通信來說,他的前身就是當初處在西安的一個航天單位,侯為貴也只是被派往深圳創業的一個技術科長,現在中興在國內的地位大家有目共睹.同樣的人為什麼能在深圳發展的這么快?不就是因為那裡有寬松的環境來引進資金.所以說當前西部在創業階段首先引進資金.
第二,資金如果能得到比較好的使用就可以改善投資環境和硬體環境.條件好了反倒能吸引人才創業.東部地區為什麼發展的比較快,國家的政策鼓勵很重要,有了國家的政策,解決起資金來就很容易,國外投資和銀行資本有了政策做後盾他們的投資風險相對就減輕不少,而且在另外一些方面也可以得到政策性回報,相對西部的確,他們更願意將資金投到更能給他帶來豐厚回報的地方.有了資金這個後盾,加上東部和西部的智力資源也相繼的進入,促進了東部的繁榮和迅速發展.
第三,"孔雀東南飛"是中國人才流動的真實寫照,大量專業技術人才被吸引到東部是為什麼呢?到東部有發展機會,可以得到較高收入是人才流動的主要原因,這也可以從另一個側面看出資金的重要性.
第四,還有一個很具體的實例:深圳!這個小漁村為什麼能發展那麼快呢?政策性投入和大量資金注入使他具備了很好的硬體條件,這樣即使這個原先全村也可能沒幾個大學生的地方一下子吸引了包括院士在內的相當數量的高級知識分子,現在大學生畢業最嚮往的工作地方.
我並不是說人才不重要,不同的發展階段的側重點不一樣,現在的西部最需要的不是人才而是資金,因為他們已經有很好的項目,但是並沒有把這個項目轉化為生產力的資本,阻礙了發展和技術的創新.另外還需要國家的政策去鼓勵大家到西部投資,給他們象東部的優惠政策,有了政策,有了資金,再加上人才,西部的發展將會很好!
當不少人還在為振興東北戰略會否導致西部大開發停滯而憂心忡忡之時,《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的若干意見》已經為西部大開發戰略吹響了第二戰役的沖鋒號。
但接下來的問題是龐大的西部大開發資金從哪裡來？有關專家測算，僅到2010年實現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兩個突破性進展，就需要數以萬億計的投資，每年也需要數以千億的投資。因此，保持西部開發的持續推進，必須要有長期、穩定、充足的資金供給。
不容否認，西部開發以來，由於國債資金、財政預算內建設資金向西部投資傾斜、地方配套增加以及東部資金介入等因素，西部地區的投資得以快速增長。在投資增長因素中，政府投入尤其中央政府投入成為主要帶動力量。
但是從長期看，單純由國家投入的辦法是難以持久的，而且可能演化為扶貧式的投入，降低投入的效益產出。《意見》對此作出的回答用一句簡單通俗的話來概括，就是國家出政策，多方想辦法。
《意見》強調建立長期穩定的西部開發資金渠道，是持續推進西部大開發的重要保障。要繼續保持用長期建設國債等中央建設性資金支持西部開發的投資力度，採取多種方式籌集西部開發專項資金。中央財政性建設資金、其他專項建設資金繼續向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傾斜。
更為重要的是，創新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機制，採取多種方式鼓勵和引導社會資金和境外資金參與基礎設施建設；拓寬西部開發間接和直接融資渠道，鼓勵各金融機構採取銀團貸款、混合貸款、委託理財、融資租賃、股權信託等多種方式，加大對西部地區的金融支持；進一步推進西部地區農村金融體系建設，加大農村信用社改革力度，繼續擴大農戶小額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支持有生產能力、守信用的貧困農戶盡快脫貧致富。加強扶貧貼息貸款管理，增加對西部地區信貸投入。
可見中央對西部的優惠政策很多體現在金融支持上，這種支持還包括積極支持西部地區符合條件的企業優先發行企業債券，支持西部地區符合條件的企業發行股票。修改、完善並適時出台產業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優先在西部地區組織試點，支持西部地區以股權投資方式吸引內外資。提高西部地區利用國際組織和外國政府贈款及國外優惠貸款的比例。
這樣的支持力度應該是很大的。目前中央政府正在實施宏觀調控，然而如果投資西部的基礎設施建設，比如西電東送、西氣東輸、交通通信和生態建設、農業、教育等西部地區的重點工程，在審批立項、信貸、稅收等多方面均可享受相關的優惠甚至扶持，這種投資獲得較為可觀的回報是可以預期的。對此，無論是外資，還是東部地區的內資，都不會無視這一歷史性的機會。
當然，由於在投資的軟、硬體環境上，西部地區和東部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因此，西部地區利用內外資上形勢仍不容樂觀，內外資的增長要有質的突破，還需要西部人作出更多的努力，而這種努力在《意見》公布之後，更會有一種多方的合力推動這一進程。
西部前景光明，謀利資金擁入應該只是時間問題。

自己找合適的

㈧ 關於大小政府的辯論

帝制時代的政府權力與責任：關於「大小政府」的中西傳統比較問題

權力與責任：關於「最好政府理論」的考證

「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這句名言歷來被認為是古典自由主義「小政府大社會」、「守夜人國家」等主張的經典表述。但如此有名的話最早出自何人？這卻是思想史上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至今為止，英語世界最普遍的說法是：此話出自美國開國元勛傑弗遜。但是現存的各種傑弗遜文集與書信中都找不到這段話。專門以搜集傑弗遜文字為務的美國傑弗遜遺產協會以及弗吉尼亞大學阿德爾曼圖書館傑弗遜電子資源庫中也檢索不到這段話。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1999年，傑弗遜遺產協會主席科茨（Eyler Robert Coates）鑒於查詢此話的人之多，特在網上發表答貼，指出「幾乎可以肯定」傑弗遜沒有講過這句話乃至類似的話。除了現存傑弗遜文獻中查不到此言之外，科茨認為此話也不符合傑弗遜關於政治與政府問題的一貫思想。他引述了傑弗遜強調政府責任的許多言論，並總結說：「最小的政府最好」的說法過分集中地關注那作為一種體制化權力的政府，但傑弗遜的政府思想則是關注作為順從人民意願的服務者職能，武斷地讓政府「管得最少」未必有助於它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科茨還考證出「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實際是19世紀前期著名的政論家、傑弗遜的崇拜者、《美國雜志》與《民主評論》的撰稿人約翰. 歐蘇利文（John O』Sullivan）最早於1837年講的, 正是歐蘇利文最先把這句話歸之於傑弗遜。但問題在於：即便這句話是歐蘇利文而非傑弗遜最先講的，畢竟歐蘇利文是個當時公認的「傑弗遜主義者」，他那句話即便不是傑弗遜的原話，至少也是他歸納出來並自以為屬於傑弗遜的思想。那麼傑弗遜是否確有類似的思想？科茨對此的否認就大有爭議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眾所周知，美國建國之初以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黨人與以傑弗遜為首的民主派進行的那場曠日持久、影響深遠的論戰，正是以要不要一個強大的聯邦政府為爭論焦點的。雙方態度鮮明：漢密爾頓要，而傑弗遜不要。論戰中傑弗遜關於政府（尤其是中央——聯邦政府）權力太大會威脅公民權利與人民自由的言論可謂比比皆是。於是針對科茨的說法，美國的古典自由主義者提出反駁。他們認為「最好的政府管得最少」雖然由歐蘇利文首言，但的確是對傑弗遜思想的正確歸納。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與古典自由派的辯駁相反，美國與「保守主義（即古典自由主義）」對峙的「新政自由主義」（在歐洲常被認為類似社會民主主義）支持科茨的說法。事實上長期以來，「新政自由主義」一直陷於「傑弗遜困惑」。因為在傳統上傑弗遜與漢密爾頓通常被認為分別傾向於下層民眾和上層精英，分別體現了美國二元政治中的「左」與「右」、民主（或自由民主）與保守（或自由保守）兩支傳統。但是20世紀美國出現以羅斯福新政為路標的「自由主義轉向」後，自認為繼承傑弗遜平民傾向的新政自由主義所主張的福利國家政策卻與傑弗遜反聯邦黨人時表現的「小政府」主張產生嚴重的緊張。如今科茨出來證明傑弗遜並未主張過「最好的政府最不管事」並恰恰強調政府對人民的責任，這就消除了緊張，使新政在理論上更能自圓其說。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不過，假如傑弗遜認為政府的權力應當受到最嚴格的限制——簡單化地說就是：最好的政府權力最小。那麼這是否意味著他必然主張政府對人民什麼責任都不必負？或者說：傑弗遜認為「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負責任的政府」嗎？當然不。早在當年新政時代羅斯福支持者陷於「傑弗遜困惑」的時候，著名新政自由主義者沃爾特. 李普曼就指出：「最好的政府是管制最少的政府，這完全正確；但同樣正確的是：最好的政府也是提供服務最多的政府。」1其實，如果撇開那句原話而就傑弗遜的思想論，可以說如今雙方的解釋都是有根據的：傑弗遜既如「右派」所說的那樣堅決主張限制、縮小政府權力以維護人民的自由，也如「左派」所說的那樣堅決主張重視、強調政府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為人民提供「公僕」服務。換言之，所謂政府或國家的「大小」可以從兩個意義來談，這兩個意義是不能混淆的：傑弗遜主張權力意義上的「小政府」，但同時主張責任意義上的「大政府」。今天美國的「自由左派」與「自由右派」各自從一個意義上對此都作了成功的證明。但他們以今天的問題意識去套18世紀的前人，於是陷入了一場「雞同鴨講」的爭論。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其實當年傑弗遜反對聯邦黨人時的親密同志喬治．梅遜在《弗吉尼亞權利法案》中就說：「最好的政府是能夠提供最大幸福和安全的政府。」即使後來人們普遍把「小政府」理論歸之於傑弗遜，但從沒有人把梅遜關於「最好政府」的這種說法看成是對傑弗遜的反駁。實際上梅遜與傑弗遜的立場是一致的。梅遜講的「大政府」是對國民的「幸福和安全」承擔「最大」責任的政府，而不是擁有無限「最大權力」的政府，正如傑弗遜講的「小政府」是權力最有限的政府而不是最不負責任的政府一樣。傑弗遜與梅遜的共識實質上可以表述為：「最好的政府」是權力最小、而責任最大的政府。亦即從限制公民自由方面來說是「小政府」而從提供公共服務來說是「大政府」。2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但是這種「傑弗遜－梅遜共識」所追求的「最好政府」可能存在嗎？常識告訴我們：一個沒有權力的政府事實上是無法對公共服務承擔責任的。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世上沒有這樣的事。近代的民主憲政只能做到治權民授、權責對應，從而使人們有可能爭論什麼是「次好政府」，即民主憲政下的公民們打算授予他們的「公僕」多少權力？是授與政府更多的權力以便要求它承擔更大的責任、為社會提供盡量多的福利與保障，還是授與政府很小的權力因而也就無法要求政府承擔什麼福利責任？這就是所謂社會民主與自由主義之爭，或曰「福利國家」與「自由放任」之爭。但是這種爭論迄今並沒有得出公認的結論。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麵包與馬戲」與「搖籃到墳墓」：「契約國家」與福利責任的西方傳統

不過歷史雖然並未「終結」，但歷史畢竟在「進步」。「傑弗遜—梅遜共識」如今並未實現，權力最小責任最大的「最優政府」今天與過去一樣在東方與西方都不存在。然而相反的情況，即權力最大而責任最小的政府，過去曾經在東方與西方都十分流行，今天它則已經日薄西山——在一些地方它已被歷史淘汰，在另一些地方它的合法性資源也日漸衰微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但過去的時代並非如此。
我們知道18世紀時自由主義是在新舊大陸同時興起的，而且應當說美洲自由主義的源頭還是歐洲自由主義。但「最好的政府最不管事」的想法卻只出自美國的傑弗遜、歐蘇利文、梭羅、哈里遜等人，18世紀的歐洲自由主義思想家強調權力制衡、治權民授、限權分權的言論很多，但沒有人像美國人那樣談論「小政府」。為什麼？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我看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在已經實現治權民授、權責對應的美國，沒有人會設想很少承擔公共服務責任的政府還能擁有很大權力來剝削和禁錮人民。可是在18世紀絕大多數國家仍是專制制度而非民主制度、「家天下」而非「公天下」的歐洲，國家機器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為統治者私人或小集團服務的，在公共服務領域「最不管事」的政府同時卻擁有強權來汲取民脂民膏、侵犯國民自由，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在這種「既非福利國家又無自由放任」的狀態下，單純強調「不管事」並不一定意味著自由主義者心目中的「最好政府」——正如那時「管事最多」的政府也未必是社會主義者心目中的「最好政府」一樣（請想想馬克思對「重商主義」、對俾斯麥體制的憎惡）。專制政府是權力不受制約的政府，同時也往往是對人民不負責任的政府，因此在專制條件下，政府推卸責任並不必然意味著放棄權力或接受對其權力的約束，政府很少提供公共服務也不意味著它不會最大程度地弄權自肥。換言之，在這種情況下責任意義上的「小政府」與權力意義上的「大政府」是完全可以同一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但另一方面，「契約國家」的傳統在歐洲畢竟比較久遠。在這方面，過去人們常常講述西方的自由與個人主義傳統如何如何，而很少講述「福利國家」也是一種悠久的西方傳統。其實僅就城市景觀而論，西方古典城市那種到處是大型公共設施（圓劇場、競技館、大會堂、公共浴場等）的外觀就與中國城市中大面積的皇城宮城高度封閉而坊里間少見公共場所形成鮮明對比。在歷史上，古希臘和羅馬都建立過以公民授權為基礎的民主政體或共和政體，在這類體制下國家權力未必大於波斯帝國式的君主國家，但公共服務職能卻發達較早。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雅典民主城邦依靠勞里昂銀礦等公民共同體控制的國家財源大搞公共設施，並且在財政上實行過一系列「古代福利國家」政策，從公款贖俘、債務豁免、貧困救濟等生活保障，到觀劇津貼、公職津貼這類資助公民參與公共生活與公共決策的措施。3亞里士多德記載說：當時雅典專門有稱為poleos argurion(「城市的錢」)的福利預算，雅典議會定期進行福利資格審查，無工作能力者與其他符合資格的雅典公民可以得到每天兩個奧波爾持續補貼、或者不超過300德拉克馬（即1800奧波爾）的一次性補貼。早在雅典民主初建的梭倫時代，城邦已有向老兵發放養老金的記載，而到庇西特拉圖時，雅典已經立法確立了軍人養老金制度。由於城邦實行的是公民兵而非職業兵制，這實際上也等於有了公民養老制度，稍後在公元前五世紀，雅典又正式立法把養老金制度推廣到全體公民。泰米斯托克利執政時，為解決公民失業問題政府推出工賑制度，安排窮人到公益場所與艦隊供職。到「雅典式民主」發展至最高程度的伯利克里時代，國家負責補貼的公民達到兩萬人——對於這個一城之邦而言比例已相當大，同時還對孤兒、殘障人、為國犧牲者家屬等弱勢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公元前358年，雅典公民大會決議把觀劇津貼制度化，在城邦預算中設立泰奧里克專項基金，窮人觀劇只要不中途退場，每次可以得到兩個奧波爾。此外，城邦必須保證窮人能從市場上得到廉價糧食。雅典之外的一些希臘城邦實行過糧食分配，而雅典則是靠國庫與epidoseis(「自願公益捐贈」)建立儲備來平抑糧價。4城邦還有責任資助公民到海外開辟殖民地，並在其能夠自立前維持其在本邦公民身份下的福利待遇。5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羅馬共和國的福利更是發達，色普洛尼亞法（Lex Sempronia）是羅馬建立「有效的公共福利制度的開始」。6馬克思當年曾經有句名言：「現代的無產者養活社會，而古代的無產者被社會養活」，後者說的就是羅馬共和國對公民中的貧困者（ploretariate，即現代西語「無產階級」ploretarian的拉丁語源）承擔福利責任。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公元前後之交，羅馬的共和制度衰敗並開始向帝國轉變，經過元首（princip）制到皇帝（imperator）制，君權逐漸坐大而致不可制約。但是，從共和國的土壤上形成的羅馬帝制的成立過程與東方多數國家不一樣的是：在共和晚期的危機中「共和派」實際上是貴族寡頭派，而依靠平民與軍隊的支持挑戰貴族共和國的「民主派」領袖則在顛覆共和之後權力漸大，從「第一公民」（princip一詞的本義）變成的皇帝。這一背景使得羅馬君權的擴大是以「收買」「討好」民眾為主要手段的。終西羅馬帝國之世不管君主實際上已經多麼專制，沒有一個羅馬皇帝敢於宣稱國家是他個人或他家庭的私產，形式上羅馬帝位也一直不是世襲。因此羅馬帝國的專制制度頗有「社會主義」色彩，君權需要顯示自己的「人民領袖」身份，這就使得國家的福利責任隨君權的強化而擴大。羅馬公民在整個帝制進程中政治上雖然日益消極，享受的福利保障卻比共和國有增無減，實際上是被皇帝收買而寄生化了。早在共和晚期「麵包與馬戲」（Panem et circenses）就成為新興權力對民眾的剛性承諾，即國家不僅要對公民的物質生活（「麵包」），而且對公民的精神享受（「馬戲」）都要負責保障。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在「帝國黃金時代」，羅馬政府掏錢搞的公共娛樂設施（決非像我們的頤和園戲台那樣僅供皇家私享）越造越大，娛樂活動越來越頻繁。為承擔福利責任，國家靠戰爭、索貢等方式來自外部的收入已經遠遠不夠，帝國初年已經實行了向富人征稅補貼窮人的「高稅收高福利」制度。7皇帝尼爾瓦建立的alimenta(兒童津貼)制度當時影響尤其大。這種津貼用於支付羅馬與義大利境內自由貧民子女的食品與教育。8在很長一個時期，alimenta資助的覆蓋率相當高，至今義大利境內還有當年留下的上百處alimenta分配記錄銘文，成為今天學者治歷史人口統計學的重要史料。9除了保障性質的津貼外，帝國時期國家還為貧民的需要發放低息無息貸款，在「羅馬黃金時代」,這筆錢實際上往往無須償還——圖拉真等皇帝都曾廢除過貧民積欠國家的債務並銷毀債契。文獻與「圖拉真圓柱」之類的古跡都記載著這種場景。必須強調的是：這里免除的是國家出於義務，應貧民要求貸給的錢，而不是國家憑借權力向臣民徵收而臣民無力交納形成的積欠。它與我國歷史上朝廷偶爾開恩免除百姓「積欠逋賦」是不同的。也與我國唐宋時期那種朝廷強制「抑配」發放「公廨錢」、「青苗錢」用以創收的「官高利貸」不同。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公民可以理直氣壯地向國家要求「麵包與馬戲」，這一傳統影響久遠已經符號化，今天在歐美時常可以看到以「bread and circus」為招牌的超市、食品連鎖店、旅館與劇院等等消費場所，10取其便宜、實惠之意，與古代的國家福利完全不是一回事。不過以這個招牌之寓意實惠、大眾化，仍然可見歷史的影響。古羅馬國家的這種「高福利」也許並不是什麼好東西：今人可以指它只惠及自由民不惠及奴隸，指它造成公民的消極化寄生化和共和政治的消亡，指它最終造成帝國晚期的財政危機與崩潰，當今的不少古典自由主義學者還喜歡把希臘羅馬國家與文明的沒落解釋為「古代福利國家的破產」並藉以隱喻當今西方福利國家的困境、宣傳其自由放任的理念。不過價值上的褒貶姑且不論，古羅馬國家以「麵包與馬戲」相討好換取公民的「安靜」（圖拉真語），和中國古代朝廷以嚴刑峻法使草民畏服還是很不一樣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中世紀典型時期，羅馬式的古代國家解體，歐陸成為教俗領地、村社、自治城市的世界。那時王權通常不振，自然也不會再有羅馬式的福利責任。但是那時的教俗領地和自治城市猶如一個個小國，其內部的統治權力與責任還是相對地比較對稱的。中世紀的封主與封臣之間的依附關系，包括領主與農奴（最下級封臣）的關系，都是束縛與「保護」的結合。封主的對封臣的束縛權力是以對後者有「保護」責任相聯系的。所以有人說，中世紀最窮和最富的都是自由人，而農奴居於中間。馬克思也說過：中世紀的農奴是有保障的，而近代（他所處的時代）無產者是沒有保障的。因此當年拿破崙在萊茵區解放農奴時曾經遭到被「解放「者的反抗：「沒有主人，誰來保護我們呢？」中世紀的采邑－村社體制下農民保有份地、使用公地均有保障，所以進入「近代」時自由租佃制打破這一傳統（即以往所謂的「圈地運動」）會引起劇烈反應。這是沒有這種保障的中國背景下難以理解的。11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而教會則是中世紀公共服務責任的最重要的承擔者。在王權不振、「王責」因而也不顯的當時，各派基督教會在社會上建立了大量的教會醫院、免費葯房、育嬰堂、孤兒院、養老院、救濟所。尤其是教育，從12世紀以三大教會學校（聖保羅學校、聖馬丁學校與聖瑪麗學校）為代表的普通教育之後又興起了教會辦大學之風。12今天西方的公共衛生、公共教育與其他公益體系都與教會傳統有關。在政教分離之前的中世紀，教會兼有社團與政府性質，教會公益因此也被視為近代民間自治公益與國家公益（福利國家）的共祖。13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中世紀晚期歐洲重新出現強大王權，並在中央集權背景下產生民族國家。這種王權在侵奪領主與教會的傳統權力同時，也繼承了後二者負擔的公益責任，出現了上繼羅馬「古代福利國家」下接現代福利國家的前近代國家公益。以英國為例，宗教改革前教會基金曾佔全國公共財富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都鐸王朝強化王權，於1532、1545年兩度借宗教改革之機大舉沒收教產，同時也接管了龐大的教會公益體系。1601年英國國會通過《濟貧法》，規定國家有救濟窮人的責任。同年伊麗莎白女王頒布《慈善款使用條例》，規定慈善信託是「私人與國家共同參與的職能」，而且國家應當是全國「慈善基金的總建立者」，從而對信託者承擔最終責任。法學界一般認為這兩項立法是公益福利制度的「大憲章」，是關於福利社會的「盎格魯薩克遜法律之核心」，因而也是近代「福利國家」的源頭。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當然，都鐸式專制制度使國家對福利責任的承諾缺少監督，因而口惠多於實至。在民主化使福利國家的責任約束剛性化之前，都鐸英國並未完全落實這些法律，以至有人認為直到美國的羅斯福新政才實現了這份「福利大憲章」的原則。14但是前都鐸時代的社會公益特別是教會公益在都鐸時代至少是部分「國有化」的結果，也使得相當一批過去教會的衛生、教育、福利機構人員轉化為國家雇員。15如今有人算出都鐸王朝按人口比例的國家雇員數量比中國的清王朝多，便說清王朝更近於自由主義小政府。其實都鐸時代英國官僚群體因君主集權專制體制的發展而膨脹固然是事實，但近代民族國家公共服務職能擴展的因素也很重要。相對於擁有更強的專制權力卻不承擔多少公共責任的中國傳統王朝而言，後者主要僅為錢糧刑名之類壓迫職能而豢養的官僚群規模即便小些，與所謂寬容開明雲雲恐怕也絕不是一回事。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但是，專制制度本質上的權責不對應並不會因特殊的「文化傳統」而消除。盡管希臘羅馬古典公民國家民本傳統與基督教倫理因素的影響使某些歐洲封建國家相對而言更多一些契約性，而少一些家天下和有權無責的霸道。「大憲章」、「無代表不納稅」、對民而言無權利不應有義務，對國而言無服務不應有權力的觀念形成較早。但是專制時代國家權大責小的總體狀況仍然存在。既然專制條件下少盡責的官府未必不會多聚斂，無「福利」的國家未必就會有「自由」，則歐洲人不像「民主早熟」的北美人那樣喜歡不辨權責地討論國家或政府的「大小」，也就不難理解了。都鐸王朝在17世紀初結束，下一個斯圖亞特王朝就發生了革命，接著美、法相繼變天。盡管如今強調美法革命之異已成時髦而且不無灼見，但從長時段看它們還是同方向的——即都造成了統治者權力更受制約，責任更難推卸。到如今即便是最少「福利國家」的英國，經過19世紀迪斯累里的「托利社會主義」，勞合喬治的社會福利計劃和20世紀麥克唐納的「工黨社會主義」三次政府公益大擴展，國家的責任也已比伊麗莎白《濟貧法》時代不知重了多少。而即便是最典型的福利國家如瑞典，「從搖籃到墳墓」的責任壓得國家如牛負重，但其權力的不可制約性不要說與「焚書坑儒」的秦始皇比，就是與那個伊麗莎白老太太相比，無疑也要小多了。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於是如今「右」如美國，「左」如瑞典，都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實現了權責對應——雖然相對而言前者權小責亦小，後者權大責亦大。於是人們不分權責地爭論「大政府」還是「小政府」，或褒瑞貶美，或褒美貶瑞，也就有了某種合理性。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但是在沒有憲政的時代，我們能說政府責小必定權也小？沒有「福利國家」的地方就必然有「自由放任」？不像瑞典的地方，就必然像美國？顯然，我們的常識無法接受這種邏輯。但是浸染在現代西方「問題情境」中的「漢學思維方式」卻往往就是按這種邏輯考慮問題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㈨ 關於信託受益人的權利性質的辯論有沒有意義

信託受益人權利的性質究竟是對 人權還是對物權,是信託法上頗具爭議的問題。釐清信託受益人權利的性質有助於我國信託立法將受益人權利納入到物權法的保護范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