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的中間指標

1. 中央銀行選擇貨幣政策中間目標的依據主要有哪些

1.可測性:指標能夠准確預測並能迅速獲得統計數據。
2.可控性:指標能夠在較短的時期內接受貨幣政策的影響，並按政策設定的方向和力度變化。
3.相關性:是指同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有比較密切的關系。
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中介指標主要有四個：貨幣供應量、信用總量、同業拆借利率和銀行超額准備率。

2. 貨幣銀行學 什麼是貨幣政策中間目標選擇中間目標應遵循哪些原則

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是指為實現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而選定的便於調控，具有傳導性的金融變數。

原則：

1.相關性

即中間目標必須同貨幣政策終極目標高度相關，要具有類似於自變數與因變數之間的那種函數關系。

2.可測性

即作為中間目標的變數必須能准確和迅速地進行量的測度 。

3.可控性

即中間目標的具體變數應便於貨幣管理當局運用政策工具有效地駕馭和控制 。

4.抗干擾性

指所選擇的金融變數的變化能夠有效抵禦其他因素的影響，能夠獨立發揮作用，使中央銀行能夠准確把握政策的適當與否和力度 。

(2)貨幣政策的中間指標擴展閱讀

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一般不止一個，而往往是由幾個金融變數組成的中間目標體系，以匯率作為中間目標的優勢在於，使國際貿易商品的價格水平固定，從而避免通貨膨脹；可將本國的通脹預期盯住目標國的通脹率。

為實施貨幣政策提供了自動法則，有助於緩解時間不連續的問題，匯率中間目標簡單、明確，易於被公眾理解。

以貨幣供應量作為中間目標的優勢在於央行根據國內經濟狀況調整貨幣政策，制定合適的通脹目標，不必為維持匯率而以國內經濟波動為代價；央行政策的信息較透明，貨幣供應量數字定期公布且時滯較短，這些政策信號固定了通脹預期，有助於抑制通脹，立即對央行貨幣政策效果進行計量，一直政策制定者的時間不連續行為。

3. 簡述貨幣政策中間目標體系，以及貨幣政策傳導過程。

這個要用到IS-LM模型和貨幣的數量方程式，一兩句說不清楚，建議你去看那種初級宏觀或者中級宏觀的書，順便可以研究一下。
推薦看國外的教材，如曼昆的《宏觀經濟學》和布蘭查德的《宏觀經濟學》，後者更側重於數學一點。但都可以看的明白。

4. 貨幣政策中間目標的可測性是指

中央銀行可以迅速獲取中介指標的准確數據。
中介指標有明確的定義，便於觀察，分析和監測。

5. 為什麼需要貨幣政策中間目標

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中央銀行在執行貨幣政策時以貨幣政策工具首先影響利率或貨幣供給量等貨幣變數。通過這些變數的變動，中央銀行的政策工具間接地影響產出、就業、物價和國際收支等最終目標變數。因此，利率或貨幣供給量等貨幣變數被稱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是中央銀行為實現貨幣政策最終目標而選擇作為調節對象的目標。
中介目標之所以重要，在西方貨幣理論看來主要有兩點原因：
一是人們長久以來認識到貨幣政策作用機理具有滯後性和動態性，因而有必要藉助於一些能夠較為迅速地反映經濟狀況變化的金融或非金融指標，作為觀察貨幣政策實施效果的信號；
二是為避免貨幣政策制定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因此需為貨幣當局設定一個名義錨，以便社會公眾觀察和判斷貨幣當局的言行是否一致。

6. 利率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間工具是否合適，為什麼

一般而言，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選擇的標准主要有三個：可計量性、可控性、可預測的對政策目的的影響。〔1〕(437)從世界各國的貨幣政策實踐來看，可供選擇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有貨幣供應量、信貸總量、利率、匯率、通貨膨脹率等。究竟選擇何者作為中介目標，除了上述的三個選擇標准之外，還要受到某一時期主導性的貨幣金融理論、一國經濟金融發展水平、面臨的現實經濟問題等因素的影響。隨著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也從信貸規模轉向貨幣供應量。然而，近年來不少國家相繼放棄了貨幣供應量目標，轉向了利率、通貨膨脹等目標，進而在我國引發了貨幣供應量能否繼續充當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爭論。本文旨在對這些爭鳴文章進行系統梳理，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參考。

一、理論及實證研究綜述

（一）貨幣供應量仍可充當中介目標

我國1996年正式將M1的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同時以M0、M2作為觀測目標。目前在贊成以貨幣供應量充當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學者中，主要有兩種觀點：

1.在當前及今後一段時期內，貨幣供應量仍可充當中介目標

王松奇（2000）認為，從我國目前情況說，從貨幣政策到社會總支出的變動控制，其中可供選擇的中間指標只有兩個：一是貨幣供給量；二是利率。利率是否可以選作貨幣政策的中間指標，關鍵還要看它與社會總支出關系的密切程度。從實證數據看，投資的利率彈性過低，而利率對消費支出也不能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也就是說，它與社會總支出中間關系不夠密切，因此，就不能把利率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間指標。在目前及今後相當一段時期內，貨幣供給量都是我國貨幣政策最合適的中間指標。〔2〕(475)

蔣瑛琨等人(2005)運用協整檢驗、向量自回歸、脈沖響應函數等方法，圍繞國內外學者爭議較多的貨幣渠道與信貸渠道，對中國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轉軌的1992年一季度至2OO4年二季度期間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結果表明，90年代以後，從對物價和產出最終目標的影響顯著性來看，貸款的影響最為顯著，其次是M2，M1的影響最不顯著，這表明，90年代以來信貸渠道在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佔有重要地位。從對物價和產出最終目標的影響穩定性來看，M1比較持久和穩定，其次是M2，最後是貸款。由於對最終目標影響穩定的中介變數更易於調控，因此就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而言，M1優於M2，M2優於貸款。現階段以及未來一定時期內，中國仍應當以M1為中介目標，將M2作為觀測目標。M1更適合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而取消貸款規模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是合理的。〔3〕

2.當前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是適合的，但需調整與完善

范從來（2004）認為，現階段貨幣供給量作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這種局限性的克服不應該是簡單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而應該根據我國經濟市場化和貨幣化的程度調整貨幣供應量的統計內涵，通過匯率制度和利率市場化的改革，創造一種有利於貨幣供應量發揮中間目標功能的貨幣控制機制，提高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4〕

劉明志（2006）通過實證分析表明，中央銀行利率調整是中央銀行對物價變化所做的政策反應，但尚無實證分析結果支持中央銀行利率調整或銀行間市場利率變動可明顯地影響物價變化或經濟景氣變化的結論。因此。在利率市場化尚未徹底完成、利率形成機制尚不靈活、利率變動與經濟景氣變化之間的直接互動關系尚未建立之前，不宜遽然放棄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而改採用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但考慮到銀行間市場利率對於市場信號變化的敏感性以及日常可觀測性，利率市場化徹底完成以後，利率形成機制將進一步完善，利率變動與經濟景氣變化之間的互動增強，利率在調節經濟景氣變化方面的作用將更加明顯，可以考慮使用銀行間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5〕

封思賢(2006)通過運用向量自回歸(VAR)模型、脈沖響應函數(IRF)、方差分解分析等經濟計量方法,對我國現行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進行了實證分析並得出結論: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正不斷降低,實際利率作為中介目標的實施效果好於貨幣供應量。基礎貨幣難以控制、貨幣乘數不穩定、貨幣流通速度不斷下降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完善等因素是產生上述實證結論的重要原因。在我國現行的經濟金融條件下,針對中介目標選擇的一個可行思路是,近期宜在完善貨幣供應量可測性、可控性和相關性的基礎上,繼續使用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同時,必須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和配套的金融改革,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再由貨幣供應量轉為利率。〔6〕

（二）以利率為中介目標

以利率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先後經歷過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適逢凱恩斯主義盛行，英美等西方國家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採用凱恩斯主義的主張——盯住名義利率。第二個時期是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在「泰勒規則」的指導下，以實際利率為中介目標，如美國。「泰勒規則」認為，實際聯邦基金利率與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長期穩定的關系。在自然失業率水平下的通貨膨脹率和潛在產出增長率都對應著一個實際均衡的聯邦基金利率。若貨幣當局以實際均衡聯邦基金利率作為中介目標，便可以獲得通過改變名義均衡聯邦基金利率來穩定或影響產出、價格水平的最優路徑。〔7〕(70)我國學者在對利率中介目標進行討論的時候，並沒有明確地區分名義利率與實際利率。

李燕等人（2000）認為，由於貨幣總量控制有效性的基本條件不能得到滿足，央行對基礎貨幣控制能力有限，貨幣乘數也不穩定，因此有必要對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進行調整：即從貨幣總量控制向利率調節轉變。〔8〕

周誠君（2002）認為，在內生貨幣分析框架中，貨幣供給是內生的，利率則是外生變數。由此，一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應該是利息率而不是貨幣供應量。對我國而言,貨幣供給具有較強的內生性，而利率則具有幾乎完全的外生性。因此，目前我國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轉向利率調控為主的間接型貨幣調控模式。以正因為此，我國目前利率改革的方向不能是追求單純的利率市場化，而應是一個多元的間接利率調控體系。〔9〕

張強等人（2003）通過考察貨幣運行效果，發現貨幣供應量對經濟的影響有減弱趨勢，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不力。隨著金融開放度的加深，貨幣供給越來越依賴於經濟的發展，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在反映經濟動態的敏感性方面更具有優勢，中央銀行應根據經濟金融發展程度漸進地調整中介目標。過渡期內中央銀行考察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時，逐步將中介目標由數量型過渡到以利率為主的價格型指標，同時將匯率、金融資產價格作為輔助指標納入中介目標體系。〔10〕

（三）採用通貨膨脹目標制

以通貨膨脹目標作為貨幣政策目標規則緣起於20世紀90年代。面對嚴重的通貨膨脹，紐西蘭儲備銀行率先進行了通貨膨脹目標的實踐，其後又有加拿大、紐西蘭、英國等7國宣布採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甚至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如波蘭、巴西、泰國、秘魯、菲律賓等也開始相繼採用該貨幣政策規則。Svensson（1999）認為，通貨膨脹目標可以被解釋為一種目標規則，以實現損失函數最小化。目標規則可以被解釋為中介目標規則，在操作程序上，以一定區間的通貨膨脹預測作為中介目標變數。〔11〕(607-654)從其表述來看，通貨膨脹目標制既可以被理解為關注最終目標的貨幣政策規則，也可以是中介目標規則。正因如此，國內主張採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學者主要有兩種觀點：

1.貨幣政策目標直接盯住通貨膨脹率，以利率、貨幣供應量和經濟景氣指數等作為監測目標

夏斌等人（2001）通過對我國調控貨幣供應量的實踐進行考察,認為從1996年我國正式確定M1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M0和M2為觀測目標開始,貨幣供應量的目標值就幾乎沒有實現過。他們從貨幣傳導機制角度分析了近年來貨幣供應量目標無效的深層原因：貨幣供應量本身不好控制導致我國貨幣供應量可控性差，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導致我國貨幣供應量目標效果不佳。因此，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客觀上已經不合時宜，應盡快廢止。盡管我國的銀行拆借利率等短期利率已經基本市場化，可以作為貨幣政策操作目標，但從短期同業利率到市場利率的生成機制還付諸闕如，利率目前顯然不能作為新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不僅如此，以利率、匯率或貨幣供應量等工具變數作為中介目標都存在一個共同缺陷，即此時貨幣政策的靈活性較差。一個可行的選擇是放棄採用任何中介目標，直接盯住通貨膨脹率，同時將貨幣供應量、利率、經濟景氣指數等其他重要經濟變數作為監測指標，即採取通貨膨脹目標。事實上，這也正是越來越多的國家在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後的共同選擇。當前我國比較適宜的措施是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後，暫不宣布新的中介目標，在實際操作中模擬通貨膨脹目標，努力使物價恢復並穩定在一個合理范圍內(按照一般理解,指核心物價指數上漲率在1-3%內)，建立一個通貨膨脹目標下的貨幣政策操作框架。〔12〕

奚君羊等人（2002）認為，從1996年我國正式確定M1為貨幣中介目標、M0和M2為觀測目標起，實際貨幣供應量與目標值之間始終存在很大的離差。由此可知,作為中介目標的貨幣供應量在可控性上存在嚴重缺陷。從穩定價格並以此促進經濟增長這一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來看,貨幣供應量目標也不能令人滿意。從1998年起，M2與價格出現了明顯的背離趨勢，價格在M2快速增長的情況下繼續呈現持續性負增長，出現通貨膨脹緊縮的跡象，經濟增速也是逐年下降。貨幣供應量目標缺乏有效性的原因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貨幣供應量的計量口徑可能失真；二是基礎貨幣投放常因外匯干預或所謂的「倒逼機制」等原因而難以控制，且貨幣乘數不穩定；三是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尤其是1996年後M1和M2的流通速度出現了急劇下降的現象(鄭超愚、陳景耀，2000)；四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出現了「腸梗阻」。以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已嚴重干擾了我國的輿論判斷和公眾預期。因此，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把我國的貨幣政策目標直接釘在通貨膨脹率上，同時將利率、貨幣供應量和經濟景氣指數等其他主要經濟變數作為監測指標，這應是一個可行的選擇。〔13〕

2.將通貨膨脹作為中介目標，以產出和就業缺口、貨幣供求、利率和匯率等作為監測指標

李揚（2002）認為，從可測性、可控性、相關性三個方面來看，貨幣供應量M1和M2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已不太合適，繼續按照現有模式使用它們作中介目標將有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通過統計回歸分析驗證了我國實際存貸款利率對投資和通貨膨脹率的作用，這說明，即便在現今我國對名義存貸款利率實行一定程度的管制的情況下，實際存貸款利率的變動對經濟仍具有顯著的作用。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推進，特別是金融管制的放鬆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利率——信用的價格——在經濟中的作用就如同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一樣，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理論和各國經驗顯示，如果採用利率充當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還不如索性直接採用「通貨膨脹目標制度」，在這種貨幣政策框架中，通貨膨脹是中介目標，而被稱為「貨幣狀況」的一系列指標，如產出和就業缺口、貨幣供求、利率和匯率等將成為中央銀行日常監測的指標。〔14〕

（四）以產成品庫存總額占消費總額的比率為中介目標

曹家和（2004）從我國經濟建設的實踐出發，認為貨幣政策的效應存在非對稱性，即貨幣供給量在通貨膨脹時期能夠靈敏地反映出社會總需求的寬松度，並且能夠有效地防止通貨膨脹的出現，但在緊縮時期則對社會總需求的寬松度缺乏靈敏性，因而並不適合繼續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由於貨幣政策效應的非對稱性，客觀上要求央行在不同時期選擇不同的領先指標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在對目前國內學者提出的中介目標的利弊進行分析之後提出，在緊縮時期，央行可以使用產成品庫存總額占消費總額的比率作為執行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在供大於求的經濟中，當社會總需求增加時，產成品庫存總額呈下降的趨勢，而當社會總需求減少時，產成品庫存總額則出現上升的趨勢。既然治理緊縮的關鍵是增加內需，使社會供求趨於均衡，那麼，能夠准確反映內需變動狀況的產成品庫存總額占消費總額的比率，因其能夠靈敏地指示貨幣供給量對總需求的實際影響，因而可以作為央行執行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首選指標。〔15〕

（五）同時採用多個金融變數作為中介目標

張俊偉（2003）認為，貨幣量指標的有效性下降，「盯住通貨膨脹」應當是好的選擇。但「盯住通貨膨脹」要以央行具有高超的經濟運行預測能力和高度的政策獨立性，以及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乃至產業政策之間密切配合為前提。所以，「盯住通貨膨脹」在目前的中國還不具備現實性，它只能是遠期目標和努力方向。當前，可行的選擇應當是在進一步增加貨幣政策透明度、強化央行獨立性（如自主調節利率等）的同時，淡化對貨幣量指標的關注，轉向綜合利用多種金融變數所提供的信息來指導貨幣政策的操作，而不是像一些學者所宣稱的那樣，考慮用利率取代貨幣供應量充當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16〕

方齊雲等人（2002）認為，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和外生性問題,是貨幣當局選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理論基礎。在區分貨幣供給內生性與外生性的框架下,從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角度對我國貨幣供給的性質進行了實證分析,論證了現階段我國貨幣供給的內生性特徵，為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貨幣供應量控制實踐所表現出的無效性提供了一個解釋，並為我國現階段選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提供了一種思路：面對我國現階段貨幣供給的內生性特徵下貨幣供應量指標已無法實現中介目標的功能的現狀,我國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進行相應的調整,應該在逐步弱化貨幣供應量目標的同時,積極引進利率等監測目標,並提高對價格指數(CPI)的關注程度,直至最終盯住通貨膨脹率目標。〔17〕

二、一個評論性總結

目前對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研究遠沒有形成一致性的意見，今後一段時期內仍將是學界研究的熱點。綜觀既有的文獻資料，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點結論：

1.從理論上說，可計量性、可控性、可預測的對政策目的的影響這三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標准十分明確，且易於理解。然而不幸的是，我們依據這三個標准卻很難判斷某個金融變數是否比另一變數更適合充當中介目標。如Frederic S.Mishkin曾考察過貨幣總量與利率，發現作為中間目標，是利率優於貨幣總量還是正好相反，我們在每一個標准上都無法得出明確的結論。因此，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更多地是受到某一時期主導性的貨幣金融理論、一國經濟金融發展水平、面臨的現實經濟問題等因素的影響。

2.大多數研究均已表明，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正不斷降低，然而，從我國當前的經濟金融發展情況來看，要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選擇利率或通貨膨脹目標還缺乏可行性。因此，我國面臨的現實選擇只能是繼續以貨幣供應量為目標，同時穩步推進金融體系、金融制度的改革，以為中介目標的轉變奠定基礎。

3.由於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復雜性，與其設定中介目標作為最終目標的名義錨，通過調控中介目標來引導貨幣政策指向它所要達到的政策目的，倒不如直接盯住最終目標，這就是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基本邏輯。通貨膨脹目標制是一種全新的貨幣政策框架體系，在這種框架體系中，用於決定貨幣政策工具的是一系列信息變數，包括貨幣供應量、利率及匯率等（Mishkin，1997；Bernanke&Gertler，1999），因此貨幣當局能夠在政策工具的運用上保持較大的靈活性。這對我國未來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具有重要的啟示。

7. 論述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及選擇中間目標的三個標准

可以作為中介目標的金融指標主要有：長期利率、貨幣供應量和貸款量。
由於我國利率市場化還未放開，因此我國的中介目標是貨幣供應量和貸款量。
希望採納

8. 談談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和操作指標

貨幣政抄策操作指標：是中央銀行通過襲貨幣政策工具操作能夠有效准確實現的政策變數，如准備金、基礎貨幣等指標。操作指標有兩個特點，一是直接性，二是靈敏性。
貨幣政策中介指標：是指為實現貨幣政策目標而選定的中間性或傳導性金融變數。中介性指標是貨幣政策作用過程中一個十分重要的中間環節，關繫到貨幣政策最終目標能否實現。
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是指為實現貨幣政策目標而選定的中間性或傳導性金融變數。貨幣政策的操作指標則是指中央銀行通過貨幣政策工具操作能夠准確實現的政策變數。二者共同構成貨幣政策的中間性指標。
貨幣政策操作指標和中介目標的選擇要符合三個標准：
1、可測性。即這些指標能夠准確預測並能迅速獲得統計數據。
2、可控性。即這些指標能夠在較短的時期內接受貨幣政策的影響，並按政策設定的方向和力度變化。
3、相關性。是指同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有比較密切的關系。
一般而言，可作為貨幣政策操作指標的金融變數有準備金、基礎貨幣等。可作為中介指標的有利率、貨幣供應量等。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中介指標主要有四個：貨幣供應量、信用總量、同業拆借利率和銀行超額准備率。

9. 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和中間目標的區別

沒有區別，中介目標又稱為中間目標。

相關介紹：

中介目標是介於貨幣政策工具和貨幣政策最終目標變數之間的變數指標。從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到最終目標的達到，必須經過許多中間環節。

中央銀行實際上不可能通過貨幣政策的實施而直接達到其最終的目標，而只能通過觀測和控制它所能控制的一些具體的指標來影響實際的經濟活動，從而間接地達到其最終目標。

(9)貨幣政策的中間指標擴展閱讀

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主要是依據一國經濟金融條件和貨幣政策操作對經濟活動的最終影響確定的。由於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具有特殊的傳導機制和調控作用，可為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數量化的依據，因此，准確地選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是實現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重要環節。

20 世紀 70～80 年代，貨幣政策最終目標以穩定通貨為主，中介目標是貨幣供應量；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某些西方國家實行以反通脹為唯一目標的貨幣政策，放棄了以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監控方法，貨幣政策目標就是盯住要控制的通貨膨脹。

10. 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中間目標和最終目標

中間目標的選擇是貨幣政策的重要內容，各國為了更好的達到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往往根據各自的國情和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而選擇不同的中間目標，以下將具體分析中間目及其應用，以此說明我國貨幣政策中間目標的選擇。
一、貨幣政策中間目標的重要性及選擇標准
（一）貨幣政策的重要性
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又稱貨幣政策的中間變數，它是中央銀行為了實現貨幣政策最終目標，而設置的可供觀察和調整的指標，也稱中介目標。其作用具體有以下三點：
1．貨幣當局提供反映短期經濟變化和金融趨勢的量化參照系數。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宏觀經濟的總目標，具有空間上的復雜性和時間上延滯性。中間目標的設立，正是為彌補這種貨幣政策最終觀察不足的缺陷。
2．為宏觀金融調控創造條件。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介入貨幣政策的傳遞作用過程，可以使宏觀調控富於彈性和層次性，從而避免經濟動盪。
3．為貨幣政策工具與最終目標保持協調提供一個階段性的調整標准。可見，貨幣政策中間目標的選擇，直接關繫到貨幣政策最終目標能否實現的問題。
（二）貨幣政策中間目標的選擇標准
正因為上述原因，各國貨幣管理當局對貨幣政策中間目標的制定都非常關注。但是各國根據各自的國情及其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對中間目標的選擇也不盡相同，但其選擇中間目標的標准都大致一樣，即大致遵循「三性」標准：1.相關性，即中間目標必須同貨幣政策終極目標高度相關，要具有類似於自變數與因變數之間的那種函數關系；2.可觀測性，即作為中間目標的變數必須能准確和迅速地進行量的測度；3.可控性，即中間目標的具體變數應便於貨幣管理當局運用政策工具有效地駕馭和控制。
二、理論上可供選擇的中間目標以及西方國家的實踐
(一)以匯率為中間目標的貨幣政策安排
以匯率為中間目標歷史悠久，如金本位下本幣與黃金掛鉤的形式，近期安排則如將本幣盯住低通脹的大國或採取爬行盯住。
以匯率為中間目標的貨幣政策安排的優勢在於：1.使國際貿易商品的價格水平固定，從而避免通脹；2.可將本國的通脹預期盯住目標國的通脹率；3.為實施貨幣政策提供了自動法則，有助於緩解時間不連續問題。當本幣有貶值傾向時，實行緊貨幣政策；當本幣有升值貨幣時，實行松貨幣政策；4.匯率中間目標簡單、明確，易於被公眾理解。
英、法兩國就曾成功地將其貨幣盯住德國馬克。1987年剛實行盯住匯率時，法國通脹率為3%，1992年則降至2%，1996年更降至低於2%；英國的通脹率1992年也由10%降至3%。但以匯率為中間目標的貨幣政策安排，也存在許多問題：1.當資本市場開放時，固定匯率使盯住國喪失貨幣政策獨立性。由於利率的傳導，目標國的經濟波動將傳至盯住國；2.外匯市場信號失靈。盯住國對貶值的擔心導致過度擴張，尤其在新興市場國家央行政策缺乏透明度和責任約束的情況下，過度擴張的政策無信號表現；3.本幣易受投機資金沖擊。
（二）貨幣供應量
許多大國沒有合適的目標國，因而不便實行匯率中間目標安排，而以行貨幣供應量為中間目標，這種安排有如下優勢：1.央行根據國內經濟狀況調整貨幣政策，制定合適的通脹目標，不必為維持匯率而以國內經濟波動為代價；2.央行政策的信息較透明，貨幣供應量數字定期公布且時滯較短，這些政策信號固定了通賬預期，有助於抑制通脹；3.立即對央行的貨幣政策效果進行計量，抑制政策制定者的時間不連續行為。
但以上優點都取決於貨幣政策目標與貨幣供應量之間穩定的聯系。一旦這種聯系發生了變化，時間不連續問題就會產生，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難以通過對貨幣供應量的控制達到。德國、瑞士是採取這一安排的典型國家。
（三）通貨膨脹率
紐西蘭於1990年、加拿大於1991年、英國於1992年、瑞典和芬蘭於1993年、奧地利和西班牙於1994年實施了這一政策安排。這一安排包括以下要素:對中期通脹目標的公開；將物價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的長期首要任務，並保證通脹目標的實現；完全信息戰略，不再局限於追求貨幣供應增長等單一中間目標；通過向公眾和市場提供貨幣政策制定者的計劃和目標信息，提高貨幣政策的透明度；提高央行完成通脹目標的責任約束。
這一安排的優點在於：1.與匯率目標安排相比，它既類似於貨幣供應量目標，使貨幣政策能對國內經濟波動做出政策回應，又具有與貨幣供應量目標相比的優勢，央行可使用各種信息而非一個變數來決定最優貨幣政策；2.易於被公眾理解的優點，具有較高透明度；3.強化了央行的責任約束，從而降低了央行為擴大產出和就業而實行過度擴張政策造成的時間不連續問題的可能性。
通脹率目標安排的表現相當好，採取這一安排的國家同時降低了通脹率和通脹預期。而且，通脹率一旦下降，就不易隨經濟周期的擴張而反彈。但這一安排同樣存在問題：1.與匯率和貨幣供應量目標安排相比，不易由貨幣當局控制；2.由於貨幣政策的時滯，控制通脹效果的顯現也有一個較高時滯，因此通脹率目標安排不能對公眾和市場提供一個貨幣政策狀況的即時信號；3.通脹率目標安排對實際經濟的影響不明確。
（四）不明確的中間目標
美國目前實的貨幣政策安排沒有明確的中間目標。美聯儲對在長期內控制通脹表現出一種高度的關注，同時在監督未來通脹信號時採取前瞻性行為，定期實施先發制人的貨幣政策，壓制通脹的威脅。
盡管美國的貨幣政策安排取得了成功，但仍有一些缺陷可能導致未來的效力喪失。第一，缺乏透明度。對聯儲動向的猜測造成了金融市場不必要的波動和製造商以及公眾對未來通脹率和產出預期的不確定性。而且，政策制定的不透明使聯儲難以向國會和公眾負責，因缺乏評價其表現的標准。而且央行易產生時間不連續問題，可能犧牲長期目標而換取短期目標的實現。第二，缺乏明確的中間目標，而且中間目標的缺乏造成了出現供給波動時通脹預期更易高啟，從而難以保持貨幣政策的中期效果。第三，對偏好、技巧和掌管央行的個人信譽的過度依賴。以上三個缺點最終將會使美國放棄這種貨幣政策中間目標。
三、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及其選擇原因
（一）我國貨幣政策中間目標
1993年底，中國人民銀行制定的金融改革規劃明確提出，中國的貨幣政策將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但實際上直到1994年我國才真正將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在1994年以前貸款規模是我國貨幣政策的重要中間目標。
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貨幣供應量，主要包括M1和M2，其中M1是指流通中的現金與可用於轉賬支付的活期存款之和，這是在商品、勞務、有價證券等交易中的媒介，也是支付工資、租金、利息等的手段，是社會公眾手中流動性最強的金融資產，M2是M1與准貨幣之和，其中准貨幣是儲蓄存款及定期存款等流動性較低的存款的總和。嚴格地說，M1是處於流通中的貨幣量，而不是全部貨幣存量，M2才是貨幣存量的總體。
目前我國運用的調控工具主要有四種：1.信貸計劃。主要由存款計劃，貸款計劃和現金發放或回籠計劃三部分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以指令性指標下達給各金融機構的貸款計劃。中央銀行通過控制金融機構的貸款規模來控制貨幣供應量。現階段信貸計劃仍是我國中央銀。行調控宏觀經濟的主要手段；2.存款准備金制度。存款准備金制度的建立使中央銀行可以根據經濟發展狀況調整存款准備率，從而影響金融機構的信用創造；3.再貼現制度。金融機構在資金不足時，可向人民銀行辦理再貼現，再貼現率的變化也將影響貨幣供應量；4.利率政策。
在我國，中央銀行調節利率有兩種方式：一是由中央銀行直接干預決定各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二是中央銀行規定利率浮動的幅度和范圍，然後通過對各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來影響市場利率，調節供給與需求。
（二）我國選擇貨幣供應量作為中間目標的原因
近年來西方國家如英國、芬蘭、瑞典、紐西蘭、加拿大等國的中央銀行迫於金融自由化、金融創新和大量的國際外匯交易使其貨幣供應量與本國經濟活動的聯系淡化，以至於對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喪失信心，不得不逐步放棄中間目標，轉向依據最終目標如物價上漲指數或總需求水平，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通貨膨脹目標的優點不僅在於其可測性和相關性非常出色，便於公眾理解和形成穩定合理的預期，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而且貨幣當局可以保留在工具運用上的靈活性，從而更有效地實現經濟增長這一最終意義上的貨幣政策目標。其他國家則仍依靠中間目標，其金融變數的指數主要從以下五個項目中選擇:(1)利率；(2)匯率；(3)股權收益率；(4)貨幣供應量；(5)國內信用增加額。
我國政府仍然堅持以貨幣供應量為中間目標，與上述國家不同的是，我國的貨幣供應量與本國經濟活動之間的聯系仍然很緊密。對於中國來說，(1)中國的金融業正處於推進規范化的進程中，各種管理和監督不斷加強，而不是在推進自由化，金融創新受到限制和制約；(3)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還剛剛起步，能夠替代貨幣的金融工具少；(4)人民幣不是可兌換貨幣，所以不會成為外匯交易的重要對象。
在中國，由於金融業的規范化及其對金融創新的限制，貨幣的金融替代工具少，人民幣較長時間內仍不會成為外匯交易的重要對象，所以，預計以貨幣供應量為中間目標的貨幣政策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仍將保持不變。
四、結 語
貨幣供應量目標有效的前提是其與最終目標即通脹之間穩定的相關關系。在中國，由於金融業的規范化及其對金融創新的限制，貨幣金融替代工具少以及人民幣較長時間內仍不會成為外匯交易的重要對象，所以，預計以貨幣供應量為中間目標的貨幣政策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仍將保持不變。但是經濟發展是動態的，上述條件最終會被一一打破，為了防範金融風險，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我國必須隨時准備調整中間目標的內容。對此西方國家的實踐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