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国际金融格局

❶ 全球不同金融体系格局成因

从2010年起，全球货币金融经济体系出现了“大分化”格局。导致这种局面的决定性因素是全球货币、金融、经济体系的“中心—次中心—外围”格局，尤其是中心货币、中心国家美元、美国的大转向。
每一次大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背后都有国际格局含义。
2008年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让人们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想起70年代的发达经济体滞胀危机。这两场危机都具有很强的国际体系、格局含义。
大萧条危机，本质是以英镑、大英帝国为主导的国际货币经济金融体系，在往美元、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经济金融体系过渡的过程中，没有国家愿意承担国际责任的“霸权缺失”所导致的。在这之后，美元体系得到了建立。
70年代的货币金融与经济危机，则是美国与欧洲、日本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中心—外围”结构崩溃所导致的。不过，这并没有引发美元体系的危机，而在80年代未参与二战的拉美在经历繁荣之后，首先爆发债务危机，成为美元体系的“新外围”，并在冷战体系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过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并列的卢布体系整体纳入成为美元体系的“新外围”。这重建了美元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这一新的美元体系，也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Ⅱ”。
2008年的危机，本质是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Ⅱ”的体系危机。在2008~2009年，华盛顿和伦敦G20会议均以改革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升新兴市场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为目标。但是，这低估了新的美元“中心—外围”结构的反刍力和修复能力。美元体系显然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2010年开始爆发的欧债危机，让人们认识到欧元区在新体系中“次中心”的角色还不够稳固，2013年美联储酝酿QE退出所导致的新兴市场调整则预示着下一场危机的到来。而无论是欧元区的“次中心危机”，还是新兴市场的“外围危机”，都不仅不会对美元和美国的“中心”产生大的负面冲击，还会对美元和美国的中心地位产生巩固效应。
这就是我们当前和未来所面临的格局图景。这一图景自2010年开始展开，将维系到美联储未来持续的紧缩周期结束，一般认为美联储将在2014年完成量化宽松退出，将在2015~2016年开启加息退出零利率政策，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将维持三年左右到达2018~2020年。
以2010年为分界点，我们正处于2010~2020年新的全球周期。这一周期的对立面，是2000~2010年的全球扩张周期，或者说是1990~2010年的大的全球扩张周期。
当前这一新的全球周期的图景是什么？在“中心—次中心—外围”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体系里，是中心向上、次中心趋稳、外围向下的大分化格局。
大分化格局，在2010~2012年的欧债危机表现为美、欧的大分化；在2013年，则开启的是发达市场与新兴市场的大分化。充分认识我们所处的国际货币经济金融体系和国际体系新阶段，充分认识我们当前所处的全球大分化格局，是观察中国经济大环境的前提，是我们解构中国经济发展所谓“战略机遇期”的基础，也是我们做出各种政治、经济、金融、投资决策的出发点。
2001~2010：不对称的全球化繁荣十年
2001~2010年，是繁荣的金砖十年。
2001年，美国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2001年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BRIC为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国英文名首字母。BRIC概念一出，立即流行。并在2001年美联储格林斯潘时代开启宽松政策周期之后，成为国际资本的流向目的地。新兴市场10年繁荣周期也肇始于此。2008年的危机是这种繁荣的一个中止符，但雷曼破产危机之后伯南克开启的美联储量化宽松新周期，将新兴市场的繁荣周期推到了2010年的顶峰。
有很多指标可以表征这十年全球体系尤其是新兴市场的繁荣。客观地说，这10年是全球经济体的“同步繁荣”。各国之间并没有出现此前全球经济曾经广泛出现的“零和博弈”，即一国的繁荣以另一国的衰退为代价，而是同享全球化红利，但增长成果的国际分配是非常不公平的。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进入以消费扩张为代表的繁荣周期，美国国内消费的扩张则带动了新兴经济体对美国的出口，这放大了新兴经济体的产能投资和出口扩张。新兴经济体的投资周期和产能扩张，则拉动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和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繁荣。
有四个指标可以衡量过去10年的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繁荣。一是全球GDP的增长，二是全球贸易，三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增长，四是全球股票市场。这几个指标，互相影响、相互携进。
但是，这种经济金融表面的“同步繁荣”，在本质上却是非对称性。是外围货币和外围经济体，对美元中心货币和美国中心经济体的依附性繁荣。这种不对称性和依附性，决定了体系性危机的必然性。
其一，同步繁荣的背后，有一个全新的国际体系链条，即在实体经济层面，新兴市场总体对美国进行产品出口，获得贸易顺差；但在金融层面，新兴市场国家再将积累的贸易顺差，投向美国金融市场。在这个包含经济、金融双层含义的国际体系当中，新兴市场国家出口货物、进口美元和美国国债；美国进口货物、出口美元和美国国债。
其二，1996~2010年，金砖四国和东亚主要新兴市场累计经常账户顺差2.85万亿美元，但在金融市场效应之后，新兴市场累计的对外净资产规模反而下降3370亿美元。新兴市场国家在实体经济层面的贸易顺差优势，并没有转化为对外债权净资产的胜势。反过来，对于美国来说，1996~2010年累计产生6.98万亿美元经常账户逆差，占全球逆差的60%，但其间其对外净债务却只增长了2.3万亿美元，所以这期间美国通过金融效应获得的收益高达4.67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2001~2007年间获得，共计3.86万亿美元。这被国际学界称之为“暗物质”的国家间财富关系，其实在本质意义上表征了在当今国际经济金融体系里不同国家的不对称地位。这是新兴市场十年繁荣、表面贸易失衡背后的真正失衡。
2010年的国际货币经济金融体系，相比1990年、相比2001年、相比1970年、相比1945年的国际货币经济金融体系有什么区别？
1990年的国际货币经济金融体系，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元重建其“中心—外围”体系的开始，是以中国和原苏东体系解体后成为美元新外围的开始，欧元在这一时期刚刚酝酿成立，还没有体系性的成长；2001年，是美元新外围体系建立，这对美元体系是好消息，但欧元确认成立，并开始在欧元区内部“去美元化”，一步步往次中心地位迈进。2010年，表面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开始，实质则是欧元区通过危机加强整合制度建设，进一步坐实次中心地位的开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超过60年之后，终于有一个可以与美元中心地位竞争的货币，美元担忧其中心地位，开始进入收拢外围新阶段。在2010年，美国开始了在财政、实体经济、货币金融，以及能源、外交、军事等众多领域的“大转向”。
随着全球金融开放、金融一体化程度提高，全球金融越来越呈现出周期性变化。这其中，规模越来越巨大的国际资本流动起到了核心作用。伦敦商学院教授HélèneRey在其最新论文《二元困境而非三元困境：全球金融周期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中提出，在资本账户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汇率制度变得无效，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将会出口到其他国家。即一个国家不管实行的是浮动汇率还是固定汇率，只要资本自由流动，其货币政策就会受到主要经济体央行政策的影响。按照此理论，美联储货币政策会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全球的货币环境，美联储货币政策周期性变化就导致了全球金融的周期性扩张和收缩。这样，国际资本流动引起了全球的金融周期。
美元主导国际经济金融周期，美国主导国际周期。充分认识美元和美国的战略转变，是认识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和全球体系的前提。当前，进一步充分认识2010年以来美国在诸多领域所发生的重大转折，是我们认识未来经济金融体系格局的前提。“美国大转向”，正在对过去10年、过去20年全球化概念的全球货币经济金融格局产生系统性影响。
第一财经研究院集合国际关系组、能源组、经济金融组的年度课题报告《美国大转向》将2010年以来的美国大转向概括为七个方面：第一，美联储从10年宽松政策周期转向未来5年左右的紧缩周期。第二，美国财政从绝对扩张到相对收缩的转向。第三，美国加大“能源独立”战略的实施力度，美国能源结构从依赖进口转向本土和西半球自给。第四，美国重新恢复实体经济制造业增长。第五，美国外交和军事战略调整，从打赢两场战争到打赢一场战争的美国“新军事战略”。第六，美国全球地区战略调整，从中东相对撤出，战略重心东移，“重返亚太”，并确保西非和拉美的“环大西洋能源供应圈”。第七，美国贸易与投资战略调整，从全球的、普适的自由贸易，转向有选择的、高门槛的“规则贸易”。
未来，美国经济的繁荣，不再像过去10年一样高程度地带动新兴市场的出口繁荣。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大分化格局，正在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加速展开。
从全球化到全球分化
1990年冷战结束，是20年全球化黄金时期的开启之年；2001年中国加入WTO大大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哈佛大学著名劳动经济学家弗里曼在2005年作出估计，如果中国、印度以及苏联集团仍然处于全球经济体系之外，那么2000年全球劳动者的数量约为14.6亿人，但由于这些国家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导致全球经济的劳工人数到2000年时增加了一倍，即从14.6亿增加到29.2亿。他认为，劳动者数量的翻番，改变了全球经济中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
这最终加速了全球分工，重建了美元体系的外围，并最终产生了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国际体系双循环。加入全球体系劳动者的数量，实际上最终决定了美国国债和美元的全球扩张规模。
1990~2010年是全球化的黄金20年。但随着2010年美国大转向和全球新格局的到来，全球分化、区域化成为当前的核心特征。
这种核心特征，正在能源、经济、金融三个层面展开，并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
第一，1980~2010年，美元通过挂钩石油，重建美元体系的“外围”，主导了全球化周期，这一时期以石油为代表的一次能源的全球化程度加强。但2010年以页岩气为代表的“天然气的黄金时代”的到来，正在改变能源要素的全球化，全球能源体系的区域特征加强。仅就天然气市场来说，北美、欧洲、东亚三大主要消费区，已经脱钩。到2013年中，美国天然气价格只相当于亚洲价格的1/4和欧洲价格的1/3。不仅天然气，以WTO和布伦特原油价格的价差为代表，石油的区域化格局也在演进之中，二者价差最高时曾经达到20美元/桶。
第二，以TPP为特征，全球贸易格局正从自由贸易向规则贸易转化。虽然2013年底WTO多哈回合巴厘岛谈判取得了成果，但这改变不了方向。美国正在以TPP和TTIP两翼为格局，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规则贸易体系。
第三，以美联储与欧、日、英、加、瑞六家央行国际货币互换网络的构建为代表，国际货币体系从全球性的牙买加体系，已经转化为区域性的大西洋体系。加入该互换俱乐部大西洋体系的国家，将得到美联储的流动性支持，而不能加入该体系的国家，在美联储政策从宽松到紧缩的大周期里，将得不到确定性保护。这种货币体系的差异，将产生并加剧全球货币金融经济体系的大分化。
纵观历史，在国际货币经济金融体系有清晰的中心货币、中心国家时，往往是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格局；而竞争加剧，有两个或多个货币、国家觊觎竞争中心货币、中心国家地位时，全球竞争格局就会退化到区域格局。
1870~1914年以英镑和大英帝国为中心货币、中心国家的时代，即是第一次全球化黄金时期。之后西欧的德国、北美的美国、东亚的日本，在大英帝国体系里成长并觊觎中心地位，开启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竞争并最终导致霸权缺失的大萧条。大英帝国也从高举全球化大旗，慢慢退回到帝国特惠制的区域化阶段，美国则从门罗主义演变到门户开放战略。二战之后，苏联最终否决了加入IMF的计划，美苏之间开启了区域化竞争。1990~2010年美元与美国终于把包含中国和苏东的整个世界均纳入美元和美国体系，从而真正开启了20年的全球化黄金时期。
而2010年之际美国新的大转向，则在20年全球化黄金时期之后，开启一轮新的全球分化和区域化格局。
2009年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在各国央行巨额量化宽松的护送下艰难前行。时至今日，我们逐渐接近了宽松周期向紧缩周期的过渡期，未来3~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全球金融市场面临的核心议题是：如何把2009年以来膨胀了4倍的央行资产负债表，进行压缩和瘦身，使之恢复到健康水平；如何把持续了5年的零利率政策，逐步调整到正常水准。这个进程意味着将出现以下图景：此前全球QE印刷的钞票要进入回笼周期，低利率环境和廉价的货币渐渐消失，此前受益于QE的风险资产价格需要作出重大调整，在新兴市场活跃的金融资本将进入“获利平仓”、“打道回府”的环节。而在这个“去QE”历史进程当中，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均将遭受巨大的负面冲击，但这个冲击对各个经济体不是均衡的，而是呈现出“大分化”的格局，大体来说：美国向上，欧洲向稳，新兴市场则可能遭遇一轮金融危机。这是本书的一个基本思路。
2010年以来的全球经济、财政、货币、利率、股市、汇率等均呈现清晰的分化格局。我们可以将之分为三个梯队进行观察：第一梯队是美国和德国，经济其韧性超出预期，经济、财政、货币、股市在复苏进程中走在前列；第二梯队是其他发达国家，经济逐步改善，金融保持稳定，欧债危机五国表现亦颇为抢眼；第三梯队是新兴市场，先是被QE的推出将其送上资产价格泡沫的浪尖，后是被QE的撤出带入流动性抽走的险境。当然，其内部因各国自身经济的均衡程度也将出现好坏分化：部分稳定，部分动荡加剧。
2010年欧债危机之后，美国迅速完成结构修复，从发达国家中脱颖而出。而其他发达国家经济体却因种种原因，距离强劲复苏还有一段距离。同时，在发达国家普遍去杠杆的情况下，金砖开始“失色”，新兴市场国家由于经济自身的结构和不平衡问题，以及外部需求大幅下降，经济不断减速，系统性风险上升。
不对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是出现当前大分化的根本原因。在“中心—次中心—外围”格局中，美国居于中心地位，欧元和欧元区经济体系、英、日、加、瑞士等个别发达国家货币和经济体系居于次中心地位，绝大部分新兴市场货币和经济体系居于外围地位。在当前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空前巨大的情况下，全球金融周期性的扩张与收缩，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不同地位国家的冲击程度不同，是造成当前大分化格局的根本原因。
中心货币国家货币、信用的扩张与收缩，决定了外围新兴市场的繁荣与衰退。过去近十年新兴市场的资产繁荣虽与其自身成长有一定关系，但更是受益于中心国家的财政、货币、信用扩张带来的巨大需求。而当全球化遇到困境，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中心与外围、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市场的分化就会加剧。在新的美联储紧缩政策周期面前，“大分化”将成为国际货币经济金融体系的“新常态”。
在当前全球经济大分化的背景下，全球财政亦呈分化态势，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财政整体改善与新兴市场国家整体恶化。金融危机后，大部分发达国家经过大力整顿，财政收支已趋于改善，美国财政不仅赤字率大幅改善，债务/GDP亦开始下降，财政对经济的拖累未来基本可以忽略。欧元区经过几年艰难紧缩，财政也已经开始大幅缓解，不过整体调整速度弱于美国，未来几年对经济拖累趋轻，但不能全部消除。发达国家中日本财政继续恶化，但整顿也已经开始，尽管前路艰难。相对于欧美财政大幅改善，新兴市场国家财政持续扩张，整体相对恶化。尤以印度、印尼等“脆弱五国”为甚，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也加剧了市场对中国整体债务水平的担忧。
新兴市场财政风险与发达市场有重大区别，发达市场国家的国际货币地位，可以放大其国债扩张空间，新兴市场货币金融体系对政府债务体系支撑能力有限，国债扩张能力有限。美国、欧元区等债务可以由国际资本和新兴市场主权财富基金的海外持有，而新兴市场国债主要是由新兴市场自身持有；美联储、欧洲央行可以参与持有国债，而对通胀、货币贬值不造成大的压力，新兴市场政府债务则纯粹依靠国内消化，政府债务过度膨胀或央行参与持有国债，最终会带来资本外流、通胀、货币贬值等。
从2014年1月开始，美联储将逐渐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这标志着美联储过去十年宽松货币政策周期开始转折。过去十年国际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新兴市场的趋势将发生长期性改变。这种变化导致全球利率走势出现明显分化，美、德、日、英等全球安全资产的主要提供者利率虽会受到一定冲击，出现上升，但幅度有限。甚至欧元区外围国家在欧央行的帮助下国债收益率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反观新兴市场，在外部融资环境收紧情况下，利率将出现大幅上升。不排除部分国际收支问题严重的新兴市场国家出现偿债危机并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元走弱、非美货币走强是全球货币市场的主基调，这期间“次中心”货币明显升值，外围新兴市场货币也显著升值。然而金融危机期间美元中心地位凸显，美元需求大增；其他货币包括欧元全部走弱，新兴市场和多数发达国家货币大幅贬值。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个启示：中心货币才是真正“强币”，外围货币再怎样升值也是“弱币”。未来几年，国际货币格局将越发清晰呈现“中心—次中心—外围”格局，美元对部分发达货币大幅快速走强；对个别发达货币如欧元有限走强或基本持平；对新兴市场货币走强力度大于发达货币；部分新兴市场货币表现可能相对抗跌。预计未来美元走强的趋势将以此路径展开。
全球股市的分化主要表现为：美国、德国股市维持强势，其他发达国家股市复苏反弹，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面临整体动荡和下行风险。这也是各市场“中心—次中心—外围”货币、金融体系中不同地位的反映。
大分化的中国疑问
在“去QE”导致的大分化格局当中，中国将面临什么样的处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观察到两种对峙的逻辑相持不下。一种论点认为，中国不会遭遇其他新兴市场面临的动荡和危机，反而会受益于QE退出的进程，国际资金从其他新兴市场出逃之后，会转移到中国来寻求栖息和避险。原因在于，中国具备一系列的独特优势，导致中国已经从新兴市场梯队脱颖而出，成为具有避险功能的国家，相应的，中国的金融资产也具备“避险资产”的特征，而其他新兴市场依然归于“风险资产”范畴。中国的独特优势包括：资本管制尚未放开、巨额的外汇储备、出口保持顺差、中央政府负债水平低而稳健。相比之下，对于遭遇考验的那些新兴市场国家，这几个方面都很脆弱。
但另外一种论点认为，中国不会是新兴市场的例外，会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一起，遭遇全球主要央行“去QE”带来的一系列挑战。甚至，中国可能面临更多的麻烦和挑战，原因是中国内部积累的风险因素比其他新兴市场要更为严重，很有可能在“去QE”这个外因的刺激下，引发内部风险的释放。持此论点者也确有其理，至少有五大挑战因素，导致对中国经济前景难言乐观：寻觅新的增长点日益困难；房地产泡沫的风险系数似乎在上升；地方政府债务带来增长减弱和债务违约双重风险；利率上升将对经济金融产生广泛打击；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外围政策环境都在转向防御，很难有继续宽松的空间。以上几点所言不虚，照此来看，中国经济风险确实不容低估，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也不容小觑。
在经历了2001~2007年的“出口—投资”模式增长，以及2008~2013年的“债务—投资”模式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已经积累起了系统性风险。这包括高地产价格、高的总杠杆率债务率水平和高的人民币汇率水平。

❷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有何特征

1、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依然稳固；
2、以对抗美元洗地的欧元体专系摇摇欲坠；
3、以对抗美元洗墙属的亚元体系构想胎死腹中；
4、国际金融市场由单一美元挂钩市场形态向多种大宗资源性商品价格挂钩趋势的变化悄然；
5、国际金融市场的重心随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发生改变，重心的转移导致超级大国将战略重心也随之转移。

❸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有哪些缺陷吗未来的金融风暴啥时候回到来

未来全球经济金融不可预测的因素还很多，眼下著名机构普遍有三种预期，即乐观的V型预期、折中的型预期以及悲观的L型预期。IMF大幅下调了对世界主要经济体09年基线增长预测，减缓至2008年的3.9%和2009年的3.0%，其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均有下调。详细2008年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金融危机。本轮次贷危机的全面恶化升级，凸显出以美元为核心机制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大制度性缺陷。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经济已经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因此，如果国际金融体系问题处理不好，当前金融动荡拐点就难出现。第一，取决于金融危机恶化的程度不确定性因素都将使整个金融市场暴露在一个前所未有和无法估量的系统性风险之下。由于此次危机肇始于房地产市场，如果像惠誉国际评级机构所预测的那样，美国房价再下降10%，那么美国次贷产品还会出现新的问题。第二，取决于美元未来走向从未来3-6个月看，由于金融危机向欧洲和新兴金融市场持续蔓延，特别是随着全球信贷渠道的干涸，欧元区等许多国家银行希望利用美联储货币互换工具获得急需的美元，美元成为避险资产和应急资产，美国出于为后续向国际社会发债融资也极力稳定美元，这些因素有望支撑美元短期走强。然而美元近期的价格反转并不能改变美元中长期的价值下跌趋势。第三，取决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和新兴市场的蔓延程度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体制刚性、金融体系较为脆弱，在金融风暴的次生灾害下，新兴市场国家有三类可能成为下一轮的重灾区。第四，取决于全球危机治理与政策应对的效果从长期看，亚欧首脑会议和即将召开的G20全球金融峰会，就是重建新体系的萌芽。这些会议的召开将在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制约主导货币国家本币扩张，建立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协调机制；以及平衡国际收支格局三个方面，对未来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全球金融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为全球化向结构均衡发展创造条件。第五，为全球滞涨埋下新一轮隐患在金融恐慌和经济萧条期，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大会造成价格水平的提高，然而短期的价格下跌，难改未来全球滞涨格局

❹ 2018全球经济走势如何

环球经济发展开始放缓，这是大趋势，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瓶颈期。

美国内来说，美国是全球容的经济巨头，也是世界上的唯一一个超级大国，它的发展速度影响全球的经济变化和稳定性，曾经的金融危机就足以说明美国经济的影响。就这样一个超级大国，近年来特别是去年发展速度迟缓，增长比仅不到百分之五。从过去几年的趋势和美国国内政策调整来看，2018年它的经济发展任然会处于低靡和消沉期，这也会严重影响全球的经济，让全球经济增速拉慢。

中国来说，中国经济经过一个狂放式的发展后，由于考虑到对环境和资源的问题。国家开始改革发展模式，调整经济发展到最合理最科学的发展道路上来。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也较为前些年迟缓了许多，发展处于平稳过渡。中国经济也是影响全球经济的动力国家，中国经济发展的迟缓也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方向，是全球各国也调整发展模式，以环保持续发展为中心的经济格局全面形成，从这个方向也可以推测2018全球经济会是一个迟缓期。

❺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与趋势

为重建国际货币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以美英等国为首的国际社会通过多边协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包括：（1）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特别是对各国的汇率政策实行监督；（2）实行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3）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IMF可提供短期信贷，以补充其国际流动性。在最初的近20年里，该体系运行比较顺利，有效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重建、发展和繁荣。但由于该体系的基础是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要求其他各国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当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无法维持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时，它的继续存在便受到明显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停止向各国政府兑回美元后，各国纷纷放弃本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趋于崩溃。1976年在IMF的提议和组织下，国际社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同时承认各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这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了一个不受全球性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的时代。

自牙买加协定签订以来，国际金融体系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在许多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近30年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事实上处于一种“无体系”的状态。不过，伴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经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该体系也发生了一些局部性变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国际汇率制度呈现出以浮动汇率安排为主、多种汇率安排并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类基本的汇率安排：一是独立浮动汇率安排，实行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二是固定汇率安排，包括实行货币局制度和传统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货币国家（如欧盟内部和实行美元化的国家）；三是“中间道路”安排，即各种介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安排，如爬行钉住制、区间浮动制和管理浮动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较高或国内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发展中经济体。据统计，2002年，在IMF的186个成员经济体中，实行上述三类汇率安排的国家分别占22％、48％和30％。

由于美、欧、日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们之间的浮动安排对国际汇率制度的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就单个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安排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可以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但从国际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两个缺陷：一是汇率的频繁波动将对正常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大大增加全球经济活动的汇兑成本和风险；二是容易引起汇率政策冲突，即运用本币贬值政策推行贸易扩张，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维护本国利益。在过去一二十年里，尽管全球范围没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竞争性货币贬值，但局部的冲突却时有发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情形是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而在工业化国家之间，从80年代后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到最近一个时期美元强势政策的调整，都充分显示美国在缓解其经常账户逆差时对于汇率贬值政策的依赖。

固定汇率安排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全部或部分让渡货币主权，换取汇兑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强的国内财经政策约束。各种形式的“中间道路”则有可能兼收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的优点，并使本国货币当局具有一种相机抉择的自由。然而，在美、欧、日等大国货币频繁波动的情况下，无论固定汇率还是“中间道路”安排，实际上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少研究显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后美元相对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国等实行钉住美元安排的国家货币急剧升值，并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贸易竞争能力。

第二，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具有显著的作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由于各国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国际金融市场在国际收支调节中作用比较有限，许多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调节主要依靠财政货币政策。在发生严重逆差时，也可有限地运用汇率政策，并从IMF获得一定的短期信贷支持。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各国可以方便地通过商业性国际融资弥补其经常账户逆差，从而避免采用财政紧缩等可能影响国内经济稳定的调节措施。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安排，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国际流动性，从而大大降低了各国国际收支调节的代价。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国家放松内部约束，滥用财政扩张政策，延误必要的国内经济改革和调整。结果是不仅经常账户逆差最终变得难以控制，而且常常为沉重的外债负担所累，甚至成为金融动荡的根源。

第三，国际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监管，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资本管制的不断放松，国际资本流动迅猛扩张。目前，全球各类国际资本的日交易量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近年来不少研究显示，国际资本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许多国际投资和信贷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资本流向的国别选择上，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常常发生“饱饥综合症”，即当看好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时，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向那里，而当这些国家因为资本过度流入而出现危机迹象时，国际资本又快速离去。因此常造成这些国家内外经济失衡，并最终导致货币和金融动荡。此外，在危机发生的前后，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大规模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参与更是加剧了有关国家危机的深度，并在危机的国际传递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1973年后，该组织已不再具有对各国汇率安排进行约束的权力，其主要功能是对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短期信贷，以增强其清偿能力。然而，由于该组织长期以来资金来源严重不足，因此对于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动迟缓，就是力不从心，而且常常附加紧缩开支和经济自由化等不切实际的条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对亚洲金融危机处理过程中所显示的，由于明显受到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利益集团的影响，该组织对于美洲以外危机国家的救援要求往往显得十分冷漠。这表明了该组织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著。目前，全球性货币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国首脑和财长会议。总体上看，这个协调机制常常流于形式和务虚，很少具有实质性内容。近年来，IMF和国际清算银行也在试图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或者成效并不显著，或者对各国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相比之下，区域性货币合作进程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欧元于1999年成功面世，欧元区内部也已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欧元的诞生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最近几年来，在拉美、中东欧等地区，一些国家开始采用美元化和货币局制度，或者在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安排。尽管两年前的金融危机迫使阿根廷放弃了货币局制度，但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权地位基本依旧，但正在面临挑战。自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诞生独立的世界货币，因此，国际经济交易始终依赖少数几个主权国家的货币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资产。美元正是这些货币中最主要的一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权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尽管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体系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达60％左右。依靠这种地位，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收入，可以通过输出美元不断占有别国的实际经济资源。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学术界对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改革建议和方案。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建议包括：增强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建立汇率目标区，以减少大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尤其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限制（如实行“托宾税”，即各国对外汇交易征税）；改革和重塑IMF，增强其资金实力，提高贷款决策的透明度，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该组织的表决权；加强区域性货币金融一体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建议，如回归金本位体系、恢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银行。

历史不会进行简单回归，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顿森林时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近几年的发展显示，其他改革建议也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一个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金融动荡没有切肤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损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总体上并不积极，对于限制国际资本流动、改革和重构IMF等发展中国家十分关注的改革建议，则更是反应冷淡甚至持反对态度。另外，相互间的潜在利益冲突，也使发达国家很难在所有的改革问题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国一直反对日本在亚洲推动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反对其倡导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展望未来，可以认为，近期内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不过，从中长期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各国之间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和深化，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积极致力于构建一个稳定和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上述改革建议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实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已经并且仍将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事实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❻ 当今世界的格局是什么

当今世界的格局是政治上多极化、经济上全球化、货币大宽松、资产价格波动加大、不平等加剧等。

1、政治上多极化

世界多极化是指一定时期内对国际关系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和国家集团等基本政治力量相互作用而朝着形成多极格局发展的一种趋势。是对主要政治力量在全球实力分布状态的反映。多极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它孕育于两极格局的演变之中，两极格局终结后，并没有出现单极格局，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

2、经济上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的跨国界流通的规模和形式不断扩大和增，中国入世后，为全球提供一个诱人的大市场。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意义是资源共享，世界格局的是以美国和欧盟为中心的西方强权，发展趋势是金砖四国的强大而日渐趋向与一种抗衡的局面从而达到一种和平。

3、货币大宽松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货币“大宽松”，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都采用了大规模救市方案，尤其是在货币政策上，相比以往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宽松货币政策总的来说是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比如直接发行货币，在公开市场上买债券，降低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等。

4、资产价格波动加大

货币“大宽松”造成了一个直接的结果介绍全球范围的流动性过剩，一方面表现在资金过剩，另一方面表现在优质资产不足，大量的资金追逐着有限的资产。于是造成了全球经济新格局的另一个特点即资产价格波动加大。2018年以来，全球通胀回暖、利率上行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不确定性导致资产价格波动加大。

5、不平等加剧

不平等加剧，既包括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衡，也包括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衡也被称为是“全球不平衡问题”，在金融危机之前的2006年、2007年就已讨论得十分热烈，表象是指经常账户的不平衡。

其根源在于全球分工和储蓄投资结构。国家内部不同部门和不同主体的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问题更为严重。

❼ 世界金融格局怎样发展

国际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如果说GDP规模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就是其融入国际经济的基础。不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国际金融规模在国际经济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代表着国际金融实力。

国际金融实力可以用国际投资的资产与负债规模来表现，相对于国际收支平衡表金融账户中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主要为银行融资）代表的流量不同，国际投资的资产与负债规模代表的是余额。其中，国际投资的负债由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构成，资产再在此三项上加上国际储备。因此，国际投资的资产与负债规模加上国际贸易的规模，代表了一国参与国际经济的规模，代表了其硬实力。通过对全球国际投资格局的分析，我们认为，21世纪中国国际金融实力将与美国和欧盟并驾齐驱。

全球国际投资格局变化

国际投资头寸是指一国进行国际投资往来的资产负债余额，也包括净资产额。对全球主要国家国际投资格局进行分析，其意义在于可结合一国货币的国际属性来看一个国家国际金融实力的变化。

全球的国际投资资产规模2006年末达77万亿美元，2012年末达近120万亿美元，预计2050年末将达近1094万亿美元，21世纪末预计会达到20146万亿美元的规模。全球国际投资负债规模在2006年末达83万亿美元，2012年末达128万亿美元，2050年末预计将达1092万亿美元，21世纪末预计将达近18309万亿美元（见表1）。

其中，由于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国国际投资资产负债规模在21世纪仍将占重要地位，资产全球占比将从1/5降至21世纪末的14%左右。在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支撑下，随着中国整体经济金融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在人民币国际化较为成功的前提下，中国国际投资资产负债规模将会持续增长。中国国际投资资产将在2029年前后超过法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四，2039年将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2047年将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二，2079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到21世纪末时，中国国际投资资产全球占比将达1/5强，法国、英国、日本和德国全球占比在3%～5.3%（见表1）。

由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加上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发达，美元资产仍将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从2006年到21世纪末时，美国的国际投资负债将基本保持在1/5的水平，并长期居于世界第一。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成功，中国国际投资负债规模将显著增加。中国国际投资负债将在202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五，2047年将超过德国和法国成为全球第三，2054年将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二。21世纪末时全球占比16%，仍然略低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全球占比在2.9%～5.3%（见表1）。

作者在设定国际投资资产与负债增长率时，除了参考年均增长率外，还考虑了资产与负债的历史比值，以及资产和负债与GDP的比值关系。其中，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加上欧元的影响，美国国际投资负债增长率略低于资产增长率。受人民币国际化和外汇储备积累的影响，中国国际投资的负债增长率略高于资产增长率。受安倍经济学和日元国际进展受限的影响，日本国际投资的资产和负债增长率将受限。俄罗斯未来国际投资将受到能源价格的较大影响，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波动（见表2）。

全球直接投资格局变化

直接投资是继进出口贸易后的经济活动，是经济更深层次的融合，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融合，是经济全球化走向深入的产物。从1980年到2012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从7000亿美元上升至22.8万亿美元，全球海外直接投资（ODI）规模从5480亿美元上升至23.6万亿美元，表明经济全球化中跨国公司的作用日益加重。从我们的测算来看，21世纪末时，FDI和ODI规模将分别达到3847万亿美元和近4000万亿美元，比进出口规模略高一些。

一国吸引FDI的规模，表明了政府的开放意愿和对外资的吸引能力。在这一进程中，开放的发达国家FDI存量规模全球占比始终处于较高水平，而封闭的日本FDI存量规模全球占比始终不高，逐步开放的中国、俄罗斯和印度FDI存量规模全球占比有所上升。在近年来中国FDI流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FDI存量全球占比已从1980年的0.2%上升至2012年的3.65%。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潜力巨大的内部需求将吸引更多的FDI资金，预计在2030年赶上英国FDI的规模，在2096年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1世纪末，中国FDI存量全球占比可能达近19%，而美国将达17%，俄罗斯将达5%，而法国、德国和英国、印度将在1.5%至3.2%，日本可能只有0.4%。

一国ODI的规模，表明了政府对外部市场的进入意愿和对外投资的能力，一定程度上与资本账户开放关联。2012年，美国ODI存量居全球第一，全球占比达22%，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属于全球前列，全球占比分别为7.7%、6.6%、6.3%和4.5%。而中国ODI存量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爆发后才超过了1%，2012年也仅上升至了2.2%的水平。但是，由于中国拥有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不断国际化的人民币，对外部资源、市场和技术拥有巨大的需求，在近年来不断加速的对外直接投资趋势下，中国ODI规模全球占比将继续上升。根据我们的测算，在2056年左右，中国ODI存量全球占比将超过法国而成为全球第二，2091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100年，中国ODI存量全球占比将达30%，美国全球占比仍将超过1/5，法国占比接近1/10，日本、德国、印度、英国和俄罗斯占比都不足2.5%。

从ODI与FDI的比值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开放性和内部发展潜力。如果该比值较高，说明相对较为封闭，内部发展潜力也相对有限，如日本和德国。反过来，如果该比值较低，表明其开放度较高，内外部融合较好，或对外投资能力有限，如英国。如果该比值较为均衡，如1%左右，说明其开放度较高、内外部融合较好外，对外投资能力较好，内外部需求较为均衡，如美国、中国和法国等。

全球银行国际资产负债格局变化

一个国家银行的国际头寸既是该国银行国际化水平的代表，也是该国金融实力的重要代表。除了规模之外，银行国际头寸的资产负债比率，以及与其货币、贸易、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国际投资的协调关系，也极其重要。一般而言，银行的国际资产代表银行融出资金和借贷其国际机构和个人的规模，银行的国际负债代表银行从外部融入资金的能力。并不是资产负债的比率越高越好，两者的适度均衡意味着一国银行国际资金融出和融入的均衡水平。

事实上，全球银行的国际资产负债规模发展非常迅速。全球银行的国际资产规模从1977年的0.7万亿美元上升至2010年近30万亿美元的水平，全球银行的国际负债规模从1977年的0.7万亿美元上升至2010年近26万亿美元的水平,这与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和商业银行的国际化趋势直接相关。根据我们的假设，21世纪末，全球银行的国际资产和负债规模将分别上升至4926万亿美元和4231万亿美元。

英国银行业利用其殖民地时期获得的传统优势，在国际竞争中拥有重要的地位。1980年，英国银行业的国际资产和负债规模都在27%左右，为全球第一；美国银行的国际资产为13.5%，负债为10.6%，为全球第二；法国银行的国际资产和负债规模居全球第三，日本银行的国际资产居全球第五，负债居于全球第四。2010年，这一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至2012年，日本银行的国际资产超过了美国的占比，上升至全球第二，但负债仍居全球第四。在国际银行业的格局中，2004年，中国的银行业加快了国际化进程。从2004年到2012年，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的国际资产规模从1257亿美元上升至1万亿美元以上，全球占比从不足1%上升至3.6%，负债规模从2271亿美元上升至9426亿美元，全球占比从1.4%上升至3.8%。

不过，根据相应的趋势和假设，美国和日本银行业的国际资产将保持较为稳定的关系，21世纪末分别占11%左右份额，中国银行业的国际资产将上升至18.5%的份额，德国和英国的国际资产份额将降至5%左右。2073年前后，中国银行业国际资产全球占比将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一。2065年前后，中国银行业国际负债全球占比将达到和超过英国，居全球第二，并保持至21世纪末。

从主要国家银行资产负债比值来看，21世纪很多时间，尤其是在21世纪末，全球基本保持在1.2倍的水平，美国保持在0.9倍的水平，法国在0.7倍左右，而印度将保持在接近0的水平，而中国、德国和英国的资产负债比值较高，整体较为稳定，在0.7%和2.1%之间。唯有日本的资产负债比值可能达5.5倍。

官方储备资产的格局变化

官方储备资产包括外汇储备、黄金和IMF的特别提款权等，但主要以外汇储备为主。中国官方储备资产占全球1/3强，外汇储备规模已达3.8万亿美元。但是，并不是外汇储备规模越大，国际金融实力就越强。拥有国际化货币的国家，即使没有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其国际金融实力也不可小觑。其中，尤其以具有世界货币地位的美国为代表，而英国和欧元区国家也具有这一地位，因此它们官方储备资产规模并不大。而日本因为日元国际化水平相对有限，也与其国内金融市场的相对封闭有关，其官方储备规模较大，其中外汇储备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中国既将推动人民币作为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也将继续保留较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币达到均衡汇率水平和经常账户收支的平衡，中国外汇储备增速将适度下降，中国有可能将通过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同步对外投资。具体来看，我们预计中国将长期保持国际官方储备资产在全球1/3的水平，而日本全球占比将逐步下降，21世纪末时将从2010年时的12.4%下降至6.5%。同时，俄罗斯的国际官方储备资产会保持在5.2%左右的水平。其他国家都比较低。

国际证券投资格局变化

事实上，国际投资的资产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证券投资、对外其他投资（主要为银行贷款和海外存款）和储备资产四大类，而国际投资负债包括对内直接投资、对内证券投资和对内其他投资（主要为银行贷款和海外存款）三大类。直接投资格局前面已作过预测了，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对于主要国家并不常常都有准确的数据。其他投资前面已用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来推演。尽管数据来源不一，我们也尝试通过国际投资资产减去直接投资资产、其他投资资产和储备资产获得主要国家的证券投资资产规模，以国际投资负债减去直接投资负债、其他投资负债获得主要国家的证券投资负债规模。

据测算，从2006年到2012年，国际证券投资的资产从31万亿美元上升至56.3万亿美元，负债从47万亿美元上升至80.7万亿美元。2050年，国际证券投资的资产规模将达到544万亿美元，负债规模将达653万亿美元。21世纪末，国际证券投资的资产规模将达到10479万亿美元，负债规模将达10232万亿美元。

从国际证券投资的结构来看，主要发达国家占比极高。2012年，美国国际证券投资资产占比1/4弱，英国占比16%，德国、法国和日本占比之和超过20%，中国占比近0.4%；美国国际证券投资负债占比近1/4，英国占比近13%，德国、法国和日本占比之和近18%，中国占比2.1%。不过，中国进步很快。按照目前的速度估计，中国的国际证券投资资产将在2030年超过日本居全球第五，2037年超过法国成为全球第四，2053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2055年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二，2082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21世纪末全球占比略超过1/5，而美国将占比13%，德国占比7%，英国占比4.4%，日本占比1.7%，而法国占比将降至0.3%。不过，由于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可能低于美元，即使国内金融市场的吸引力与美国相当，中国国际证券投资负债也将弱于美国，并长期与美国并驾齐驱。中国国际证券投资负债全球占比将在202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五，2047年超过德国和法国成为全球第三，2054年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二，并在21世纪末都保持全球第二的位置，那时中国全球占比将达17%，美国将保持在24.3%，日本、英国、法国和德国将保持在1.9%～5.7%。

❽ 怎么看待2018年的金融行业发展现状

2018年金融行业来说是尤为重要的一年，优质平台将展现更强劲的发展势头，整回个行业将走向良性发展新答阶段。像乾道集团等一批拥抱监管、合规发展的企业，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宗旨，以更加专业、规范的姿态，守护客户财产安全，助力客户资产增值。

❾ 2018年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角色

随着美国抄总统特朗普美国优先袭政策的推行，现在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了自由贸易的捍卫者。

共建“一带一路”，共享发展红利。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和投资。过去这一年，中国累计已与8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00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同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蒙古“发展之路”、越南“两廊一圈”发展规划等实现对接。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提速，带动了沿线各国经济发展。
世界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继续发展也需要世界。2018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世界经济也迎来普遍复苏。展望2018年，海外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将坚持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可以肯定，2018年中国将继续扮演全球经济“模范生”角色，谱写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雄浑乐章，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人民带来更多红利。

❿ 国际投资格局

国际投资格局又称全球投资格局，现在的局势即第一二题的答案请看下面的文章：
国际直接投资的特征

二战后，国际直接投资得到高速发展，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投资方式。尤其是7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大，增长速度快速提高

二战以来，世界范畴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了空前的增长。据统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1960年为555亿美元，1976年增至2872亿美元，1981年达到5250亿美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国直接投资是外来资本的主要来源。根据对9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统计，1981年到1985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在其长期资本流入总额中的比重为30%，而1986年到1990年期间，这一比重增加到74%，而且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二）国际直接投资市场以发达国家为主，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双向流动

国际直接投资较之间接投资的风险更大，因此投资者除追求盈利外还寻求安全性。相对而言，发达国家的投资环境要优于发展中国家，投资者自然而然地就将发达国家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市场。

二战前，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基本上是单向的，通常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将其资本投向自己的附属地、附属国。二战后，尤其是7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直接投资主要转向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投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在国际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以美国为例，1950年美国私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中，发展中国家占48.8%，发达国家占48.2%，1960年发展中国家占34%，发达国家占60.6%，1980年发展中国家占24.7%，发达国家占73.5%。据统计，1990年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额占世界直接投资总额的80%，美、欧、日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占世界直接投资总额的83%，其吸收的外来直接投资额占世界各国吸收直接投资总额的70%。1996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950亿美元，占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85%，当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为2080亿美元，占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总额的60%。可见，主要发达国家占据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垄断地位。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格局中，美国的霸主地位逐渐丧失，欧、日地位不断上升，形成了美、欧、日三足鼎立的格局。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吸收国。

（三）亚太地区和拉美地区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集中地区。

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不断相对减少的同时，把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逐步集中在那些经济发展较快、市场容量较大、基础设施较好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巴西、墨西哥、亚洲“四小龙”等。

拉美地区是吸收外国投资较早、较多的地区。拉美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在1950年为77亿美元，到1980年增至625亿美元，增长了8.1倍。80年代中期以后，拉美国家吸收外资的速度减慢，主要是墨西哥、巴西等国在利用外资政策上的失误而造成巨额外债负担的影响，以及一些国家政局不稳等因素所起的负面作用。但拉美经济又有所改善，特别是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等国的经济政策的变化，增强了国内、国外投资者的信心，刺激了这一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复苏。

亚太地区在1986年取代了拉美地区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吸收外国投资的地区。在1988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中，59%是投向亚太地区的。1995年流向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达到650亿美元，约占全球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总额的2/3。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投资者曾纷纷撤资，但随着金融危机的解决亚太地区又成为吸收直接投资的有力竞争地区。

（四）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流向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和服务行业

二战前，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采掘业和初级产品加工业。二战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石油、矿产资源的国有化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外国垄断资本对采掘业投资的比重逐渐下降，对制造业部门投资的比重明显上升。而在占国际投资绝大部分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中，虽然投向制造业的比重仍然较大，比如截止1988年底，美国对西欧的直接投资44.6%集中在制造业，西欧对美国的直接投资42.8%也集中在制造业。但随着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高级化，外国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从传统的制造业逐步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如计算机、新能源、精密机械和生物工程等。出此之外，还继续投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的行业。另外，第三产业中的一些行业，如金融、保险、不动产等也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热点。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在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部门结构中之所以占有较大比重，是与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密切关联的。在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一般在60%以上。对国外第三产业投资的增加，既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结果和表现，又将推动东道国乃至整个世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第三个问题的答案：
中国日益成为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格局的重要因素

中国经济的崛起，标志着国际直接投资格局正在发生重要的转变。与两年来亚太地区外资流入的减少形成鲜明的反差，投资中国与外资在华并购的热潮正在升温。由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并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格局开始产生显著的影响。例如，2001年，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东道国不是美国，而是中国。而且，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正在从东南亚迁往中国。造成这一状况的因素，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是中国劳动力廉价所致。实际上，一向被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资料显示，外资企业的中国职员的劳动力成本已高于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而且，随着外资大量流入和国内企业吸引力的提高，使得对合格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加上中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正在不断完善，这些都在加大外企的投资成本。因此，影响中国外资流入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开始下降。

其实，真正影响和加快外资流入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的市场优势和制度优势（如投资政策及其透明度）正在上升。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和“入世”后鼓励外资进入的政策保障，都坚定了跨国公司投资信心。仅从中国的外资政策方面看，在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中国政府本着鼓励外商投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原则，增加了鼓励类目录，由过去的186条增加到262条；减少了限制类，由112条减少到75条。同时，放宽了外商投资的持股比例限制，并将原禁止外商投资的电信和燃气、热力、供排水等城市管网络系统首次例外对外开放领域，进一步开放银行、保险、商业等领域。

正是在此背景下，大量的跨国公司却纷纷表示要加大对中国的投资规模。许多大型跨国公司，它们的全球战略都将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投资对象。中国投资市场的国际竞争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小到钟表、眼镜，大到汽车、航空，竞争的硝烟都将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仅以汽车业为例，在大众、丰田等巨头南北割据的情况下，不甘落后的日产公司亮出大手笔，投资85.5亿元(10.3亿美元)与东风汽车公司组建一家新公司，双方各持50%股份，要在2006年实现55万辆汽车的年销售目标。

在新的外资政策导引下，外商已不再满足于已往的合资等投资方式。2002年前8个月，外商独资企业占新批外资企业总数的65.3%,比上年同期提高了6.3个百分点，体现出日益明显的外商“独资倾向”。伴随着中国允许国有企业向外资出售股权政策的出台，外资在华并购必将呈现迅速升温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正在将它们的地区总部迁入北京和上海。2002年上半年，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户上海的步伐明显加快，累计已超过70家，其中以信息技术产品公司以及物流、航运等行业的跨国公司居多。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台湾企业在外资流入大幅减少的同时，对大陆却显示了极大的投资热情，其中2002年上半年的新增投资有88%都投在长江三角洲。而且，台湾电子等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投资呈明显的增长趋势。

以中国为核心的亚太地区的并购活动有可能率先走出低谷，成为全球并购形势中最为活跃的地区。随着中国开始向外资出售国有企业股权和有关外资并购法规的完善，外资并购的可操作性将不断提高，外资并购热潮将从2003年继续升温。同时，作为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已居世界第六位的经济大国，中国对外投资能力也必将迅速提高。尤其是随着民营经济的崛起，中国对世界直接投资增长的贡献度会越来越大。作为周边国家，其他亚太地区国家也纷纷调整产业结构，以适应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加上亚太新兴地区现已成为国际资本最重要的避险地区，因此，可以预计，整个亚太地区正在酝酿着以中国为核心的新一轮企业兼并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