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机构改革

㈠ 金融一体化改革是怎么回事

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提要：经济全球化已经构成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趋势性特征，作为推动这一趋势的两股主要力量，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以及全球资本的跨国流动也引起了普遍关注。人们常常把前者称之为生产一体化(或全球化)，把后者称之为金融一体化，其中又以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概括地说，．当前的金融一体化趋势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加深。各个地区之间的以及全球不同类型的金融市场相互贯通，联系密切，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增大。二是私人资本流动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力，大约占全球资本流动的3／4，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流向了新兴经济地区。三是跨国银行呈现出“全能化”发展趋势，业务趋于综合化。四是大规模的银行兼并风起云涌，仅1999年就发生了七起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兼并案(王雪冰，2000)。我国当前正在通过不断的改革与发展谋求融入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全球金融的一体化在给我国的金融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将带来挑战，因而有必要结合我国金融开放的进程，认真分析，提早应对。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金融业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其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并且最具增长潜力的经济体。1978年～1999年我国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创下了世界之最，20年间经济规模增长了6倍，而同期世界经济仅增长了2．2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8年我国GDP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30．1％，全世界的12％。按汇率折算，占世界的3．2％。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占到了发展中国家的17．5％，全世界的3．1％(见表1)。由于改革与开放并行不悖，成功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外向化程度，使其越来越深地融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1979年～1998年问，全世界出口额增长了3．3倍，而我国的出口增长了13．5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1999／2000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838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4％，成为世界第9大出口国。1999年我国出口总额进一步增加到194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6．1％。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及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成为对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1997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452．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1998年增加到了454．6亿美元，1999年为404亿美元。1999年中国的进口、出口和FDl分别占当年GDP的16．73％、19．67％和4．08％(见表2)。与此同时，我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也在稳步增长。我国经济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化趋势。在贸易和投资的带动下，我国的金融业也开始逐步融人世界金融体系。1980年4月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成员资格，同年5月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地位，随后又成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是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但由于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在1996年我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以前，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尚不明显。1996年以后，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国国内金融和经济的影响开始加深。通过不断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开放B股股票市场以及越来越多的海外借款和债券发行，国内金融市场间接地将自己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起来。从目前与WTO各缔约方谈判的进展情况看，我国有望于年内加人WTO，金融市场的开放也会随之加快。预计到2020年，中国有可能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届时，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将会更加直接和密切。(一)银行业近二十年来，遵循稳妥、有序的原则，我国逐步扩大了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从1981年引进第一家外资银行以来，外资银行在华业务一直处于健康发展状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并没有因此而放慢。199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允许其在中国境内所有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7月，又进一步扩大了上海、深圳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范围。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4月末，我国境内共设立外国银行分行154家，当地注册银行13家(含合资银行7家，独资银行6家)，外资财务公司7家，外国银行代表处257家，几乎汇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实力的大银行。这些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分别占47％和14％。截至1999年10月底，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313．36亿美元，其中贷款总额为222．49亿美元；负债总额为286．11亿美元，其中联行及附属机构来账206．69亿美元，占72．24％，存款为49．97亿美元，占17．74％，资本(或营运资金)为26．93亿美元。外资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促进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二)保险业与快速开放的银行业相比，中国保险业的开放相对谨慎一些。从外资保险机构的设立情况看，自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成为首家获取在华营业资格的外资保险公司以来，外资保险公司一般以每年1?2家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截至1998年底，7年来总共批准了12家外资保险公司的营业性机构，但开放区域仅限于上海、广州两个城市。1999年4月5日，中国一次批准了美国丘博保险集团、美国恒康相互人寿保险公司、英国保诚保险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等4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在华外资保险机构达到了16家。从保险业务来看，1998年，国内保费收入1247亿元人民币，其中外资份额为1％。(三)证券市场由于过分强调筹资功能，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主要特点即发行市场发展迅速，而交易市场发育缓慢。相应地，这一特征也反映在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上。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共有43家H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上述发行累计筹资119．76亿美元，其中H股市值占到了香港股市总值的1．26％(1998年底)(王雪冰，2000)。除此以外，我国还有49家红筹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课题组，1999)。在国内股票市场，另有108家公司发行外资股B股股票(其中有27家只发行B股股票)，累计筹资47．45亿美元(王雪冰，2000)。但与此同时，股票的流通市场却发育缓慢。受证券市场自身发展阶段、监管水平以及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的影响，外国证券投资者及证券中介机构在进入我国证券市场时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外国证券投资者只能将外汇资金投资于B股市场。证券市场的不平衡开放态势仍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二、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金融开放已经使我国在吸引外资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获得了巨大收益。从长期看，逐步扩大金融开放，并最终融人全球金融体系不仅可以使我国继续获得这些收益，也有助于加快国内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不过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一体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开放为前提的，这一过程必然会使我国的银行、保险及证券等相关行业在国内金融市场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从业务、人才、管理等方面给我国金融产业的各个领域带来直接冲击，并将进一步对我国的宏观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对我国的金融业而言，全球金融一体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对银行业的影响从长期看，我国银行业将从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多种收益，诸如有助于减少我国银行业在国际市场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于国内银行拓展海外业务，实现跨国经营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还体现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融人全球一体化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将要面对资金实力充足、管理先进、服务高效的国际大银行的有力竞争，有助于从外部增强我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加快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包括中央银行的监管方式，必须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规范化。但是从短期看，甚至从中短期看，这种融入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我国银行业的现状是，虽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银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远未实现，许多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如商业化程度较低，激励机制扭曲，创新能力不强，不良资产比例高等，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悬殊下的市场竞争必然会给国有银行带来负面影响。可以预见，一旦现有的各类保护性措施取消后，国内银行业将出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首先，向外资银行开放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不可避免。由于外资银行的资金成本低、贷款开发能力强、贷款质量高，有可能导致大量效益好、讲信用的优质客户向外资银行转移，而效益和信用评级较差的客户，以及一些政策性业务继续留在国内银行，出现“逆向选择”的现象。这可视为对中资银行的最大威胁。其次，外汇业务方面的限制也将逐步取消。依托通过国际市场筹集低成本资金的优势，外资银行就能以较低利率对国内客户提供外汇贷款，从而凸现其外汇业务的优势，对国内银行的外汇业务产生较大冲击。第三，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也将最终解除。目前，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华外资银行总数的70％。随着人民币地域限制的放松，外资银行将会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扩展，加强对优质客户的争夺。第四，在开放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居于垄断地位。外资银行在金融数据处理和咨询服务以及混业经营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它们熟悉国际金融领域，长期分析国际金融形势，注重市场开发，有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具备很强的技术和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尤其是在个人资信系统方面，能够提供优良的服务。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处于垄断地位。最后，外资银行出于开拓国内市场方面的考虑，将吸引走大批国内银行界优秀的管理和专业人才，给国内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一定的冲击。以上竞争格局必将对国内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一是市场份额出现流失。我们可以比照加人世贸组织作一个简单的估计。根据预测，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外资银行的外币存款市场份额将上升到15％。人民币存款的市场份额将上升到5％至10％(宫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币贷款市场份额可超过1／3，人民币贷款市场份额将达到15％左右；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超过50％；外资银行将获得绝大部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十年之后，外资银行将占有整个银行业市场1／3的份额(王雪冰，2000)。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随着中资银行市场份额的缩小和优质客户的减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随之降低，最终将影响到中资银行的收益。如果考虑到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同时还肩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种状况将使中资银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三是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资金来源逐渐从中资银行分流到外资银行，必将对中资银行的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鉴于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已经很高，流动性损失不仅会恶化国内银行的风险状况。甚至有可能对中资银行的生存构成威胁。(二)对保险业的影响尽管我国保险业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但与具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的外国 保险业相比仍显得十分稚嫩。1998年底，我国的保险深度(即人均保费)为12美元，列世界第60位；保险密度(保费占GDP的比重)为1．57％，居世界第55位(胡颖,2000)。此外，我国的保险业缺乏一个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经纪人、公估行在内的中介体系以及以“松散监管”为特征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国内各保险公司在经营机制、风险处理技术、科技运用水平、资金运用能力、产品创新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保险公司。这种差距固然意味着国内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融人国际保险市场，通过与国际大型保险公司展开竞争与合作而不断增强竞争力，但同时也意味着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与银行业的状况类似，从短期看，这种竞争劣势也将导致国内保险公司业务流失，市场份额下降。由于我国保险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份额的缩减将给民族保险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同时，外资公司还将凭借其灵活的管理机制和优厚薪酬待遇吸引国内保险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造成国内保险公司人才流失。除此以外，保险业的开放必将进一步促进市场主体以及保险业务的多元化，对中国现行的保险管理体制和监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三)对中国证券业的影响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规模较小，资本市场的深度不够。截至1998年底，中国股市市场价值占GDP的比重还不足25％。而1996年美国的这一数字为115．6％，英国为151．9％，日本为67．2％。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韩国、泰国、墨西哥和印度也分别达到了28．6％、53．9％、31．8％及34．4％(周道许等，2000)。资本化比率低不仅说明了我国的证券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也反映了其较低的抗风险能力。二是市场结构不合理。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这两大构成中，我国的证券市场过度偏重于股票市场，而债券市场又主要集中于国债市场。截至1999年11月，国内上市的企业债券仅有11支。这与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1970年～1985年间，在美国，债券融资额约为股票融资额的10倍(深交所，1999)。三是市场分割严重。比如A股、B股的割裂；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的割裂；产权交易市场与证券市场的割裂等。市场割裂严重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四是市场流通性不够。目前，国家股、公有法人股的流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A股中60％一70％的股票是不能流通的。五是各市场主体行为的高投机性。国有企业倾向于上市“圈钱”；券商负盈不负亏，违规操作，过度承担风险。个人投资者追涨杀跌，盲目跟风。整个证券市场呈现出高风险的特征。六是中外证券中介机构在竞争实力上差距悬殊。国内证券中介机构在经营管理机制、服务水平、创新能力、资金实力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证券中介机构。单从资产规模来看，目前我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国泰君安的总资产大约300亿元。而1998年末，美林证券公司总资产达2998．04亿美元，摩根斯坦利的总资产更高达3175．90亿美元。它们任何一家券商的资产规模，比我国全部的90家券商的资产总和还大出许多(周道许等，2000)。竞争力之悬殊显而易见。 上述问题决定了我国证券市场还远远不能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在条件不成熟时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将会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金融危机，特别是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后果的集中体现。但差距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推迟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这不仅不符合金融一体化的总体趋势，也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自身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对我国证券业发展与规范的更高要求。(四)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全球金融一体化将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手段，加快实现宏观调控方式从直接向间接的转变。但从近期看，鉴于我国的经济转轨仍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金融一体化将对我国既有体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控制力减弱。相对于国内银行，货币政策对外资银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国外金融市场，它们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导信贷政策等货币政策的约束很小。当国内货币政策的意图发生变动时，它们会通过转向国外市场加以规避。这必然会缩小货币政策的直接覆盖面，使货币政策的作用发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二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减弱。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是我国现在的货币供应量统计遗漏了两项内容：一是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存款；二是外资金融机构存款。这两项内容所涉及的金融业务量(以资产度量)占国内全部金融业务量的14％，对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实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随着外资银行业务量的扩大，这种偏差也会随之放大。另外，随着金融机构多元化及其业务多元化的发展，微观的货币需求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金融创新的发展，利率市场化压力的增大也都会削弱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三是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减弱。我国现行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有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管理、准备金制度、再贷款、再贴现等。金融开放除了有助于增强第一项工具的效果外，对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减弱。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银行管制，外资银行业务量占比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业务量越来越大。结果必然会减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其次是存款准备金调整的效率弱化。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贷款通常不受其存款来源的制约，它们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因此，就总体来言，外资银行的发展倾向于削弱准备金制度的有效性。最后是再贷款、再贴现机制作用下降。这些政策工具对国内银行业的资金支持具有积极作用，但对外资银行的调控作用不大。四是货币政策的外在约束增强。国际金融机构的介入，将使货币政策的对外依赖程度有所增加。这样，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取向，采取相应对策，以便将外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五)对金融监管的影响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的发展会更加迅速，金融创新也更加活跃，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一个严峻挑战：(1)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不断对其金融产品进行分拆组合，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历史的经验表明，金融创新常常是作为金融监管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并且是推动金融监管发展变化的主导力量。(2)混业经营的程度越来越深，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相互交叉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彼此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如何对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进行全面监管至今仍然是个世界性的课题。(3)巨型金融集团应运而生，它们的业务范围更广，金融品种更多，机构设置遍及全球。如何对这些金融集团进行有效监管需要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4)一些传统的注重隔离风险的“防火墙”措施已逐渐失去作用，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转移和传播，同时还具有倍数放大作用，破坏力更大。作为这些挑战的一个集中展示，对冲基金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的高举债、极度投机和不受监管就是一个生动事例。考虑到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够深入，金融监管仍然出于从计划到市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之中，高效的监管体制尚未形成，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还相当有限，挑战不言而喻。三、面对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对策针对全球金融一体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未雨绸缪，积极准备，以趋利避害，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现代化进程。这要求我们除了要积极审慎地扩大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外，更重要地是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改善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提高金融监管水平。(一)加快实现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增强国际竞争力首要任务是理清产权关系，建立有效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与此同时加快进行不良资产重组。实现银行的资产重组可以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的方法，剥离和处置不良资产。需要强调的是，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理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关键的问题是防止边清理边产生，甚至新增速度超过化解速度。这意味着银行自身的改革无论如何都是最根本的。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工、农、中、建4大国有商业银行无论从资产数量、人员数量、营业网点还是从业务份额上都在我国银行业占有绝对比例。这样的垄断机制既不利于通过竞争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也不利于中央银行的间接调控。因此，可以考虑通过适当放松市场准人的方法，引进外资银行，发展区域性银行以及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以培育新的竞争主体，加强市场竞争。第三是对国有银行现有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撤并无效机构，清理包袱，提高竞争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展缓慢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机构臃肿，冗员太多。截至1998年底，工、农、中、建4家国有商业银行累计拥有机构14．4万个，金融从业人员近167万人(见表3)。以机构和人员论，堪称世界之最。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更是以其员工数量之巨堪称世界银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员，非业务部门人员的比例超过1／3，而在华外资银行的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显而易见。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严重影响经营效率。根据1999年第7期英国《银行家》杂志的统计，尽管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与世界上几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差距并不很大，但是资产回报率却相差悬殊。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金融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将使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旧有的激励机制。目前人才竞争的格局已经出现。外资银行钱多人少，为网罗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计，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资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大约有1／3来自中资银行，他们都是各个部门的业务骨干。另有1／3来自外方，1／3来自海外归国人员。这种格局已经为国有银行的激励机制敲响了警钟。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不外乎以下五个方面：产权机制 市场经济中拿什么来承担责任，拿什么来承担风险?靠的就是产权。用自己的财产来承担投资风险的人，最有积极性关心投资收益。玩自己的钱和玩别人(公家)的钱不仅风险偏好不一样，投资效果也截然不同。经理市场在市场经济中做老板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打工族。为什么这些没有物质资本或物质资本不多的人也在玩儿命工作?靠的就是经理市场。经理市场说穿了就是人材市场，是给人材定价的一种机制。通过经理市场，优秀的专业人材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声誉，衡量、显示并且变现自己的人力资本。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经理、医生、律师、会计师、大学教授等职业的繁荣都是建立在经理市场的基础上的。正因为有了经理市场，才会不断涌现出类似李?亚科卡(曾任福特公司及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杰克?威尔治(任通用电气总裁)这样的经营巨擘。奖励机制小到奖金、补贴，大到股票期权都可以视作奖励机制。奖励机制更加富于技术性，应用范围最广，方式更为灵活。乌纱帽机制也就是官僚科层体制，这可以视为与经理市场平行的一种激励机制。现阶段国有银行对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就主要靠这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好处是有助于避免在转轨时期出现治理真空，缺点是对人材的定价信息不公开，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条可以视为当代中国对现代管理的一条贡献。它不仅被历史证明是我党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宝，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大体上说，建立国有银行人才激励机制可以从这五个方面着手，最终逐渐过渡到主要依靠前三种机制。

㈡ 奥巴马为什么极力倡导金融机构改革

一是奥巴马的政治目的。作为中期选举策略，奥巴马试图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提升自己的支内持率。奥巴马容上任一年以来，支持率直线下降，跌至谷底，据《今日美国报》日前的民调显示，奥巴马在应对医保改革和经济事务方面的不支持率高达50%。危机期间为了拯救华尔街，奥巴马政府不顾纳税人的反对向华尔街提供巨额资助，而华尔街的大型金融机构在危机过后向高管和员工发放了巨额薪酬和红利，这更加引发普通纳税人的不满。比如，高盛公司在2009年获得创纪录的134亿美元的利润，仅2009年第4季度就净赚48亿美元，这基本来自于其对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操控、以及利用美国政府的救助款在世界资本市场中再次翻云覆雨所得。而高盛却在2009年拿出162亿美元为员工发放薪酬和奖金，同比激增47%，这种极端卑劣的贪婪行为引发了国内外的一致不满。

二是防止金融危机死灰复燃。虽然美国大型金融机构的2009年报非常漂亮，但业绩主要来源于市场买家和卖家之间的双向交易业务。奥巴马指出，尽管当前金融体系比一年前更加稳健，但金融体系仍旧按以前规则运转。奥巴马政府认为这些规则正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元凶，要避免危机二次出现，必须预设一座“防火墙”。

㈢ 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政府面临的问题以及政府职能的趋同化，使得西方各国超越了国情特点、历史文化传统、政党意识形态等的差异，在行政机构改革模式、途径与方法上呈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势和特点。

（1）行政职能扩大。

（2）政治职能中的暴力职能相对减弱，保持社会稳定的调节职能趋于加强。

（3）政府宏观调控、综合协调职能强化与行政职能社会化同步进行。

(3)英国金融机构改革扩展阅读：

发达国家的特点：

第一，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远高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先进，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一般大于60%。

第二，经济运行机制比较成熟，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健全，并有比较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第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起着重要作用，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保障水平较高。

第四，经济国际化程度较高，外贸依存度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外贸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据较大份额，金融市场高度国际化，跨国公司高度发展。

㈣ 我国目前的金融体制是什么

一、金融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20年来，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从中央银行的建立，到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分设；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出现，到证券市场的运营；从拆借市场的兴起，到期货市场的发育；从贷款规模的取消，到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等等，中国金融业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要求，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金融国际化步伐加快的背景下，中国现有金融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金融机构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但归纳而言，国内金融体制改革进展到现在，实际上只剩下三大重要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投资主体多元化、利率市场化，分业与混业经营。

(一)投资主体多元化。所有制方面的限制，导致了中国国有银行垄断的局面。由于银行业之间缺乏必要的竞争，一方面导致了国有银行改革动力的不足，效率低下；另一方面，非国有银行发展滞后，难以满足非国有经济的融资要求。目前非国有部门占了74％的工业增加值，63％的gdp增加值，但是在整个金融资产中所占比重尚不足20％。因此，要对现有的金融体制实施改革，首先要打破所有制方面的限制，发展新的体制。没有新体制的发展，没有竞争的发展，改革是不会成功的。金融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非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金融机构。因此，必须大力发展针对非国有产业融资的非国有银行、非国有金融机构，放宽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让那些效益良好的经济实体进入金融市场交易，让那些经营亏损、资不抵债甚至是违规经营的经济实体从金融市场上有序地退出。当然，国家在发展非国有银行、非国有金融机构时，一定要妥善解决存款担保和行业监管两个问题，把它和国有银行、国有金融机构一样公平对待。

(二)利率市场化。从中国整个价格体系来看，由于市场经济的有效导入，所有价格基本上都放开了，而惟独作为金融产品价格之源的利率没有放开，没有市场化，还是由国家指令性调整。利率制定的非市场化，不仅直接影响到基础货币的调整，使得判断宏观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和货币政策效果好坏缺少了最准确的标准，还影响到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所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中国宏观经济改革都要求建立一个在市场条件下比较有效的利率调整机制。

(三)分业与混业经营。自1929年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领域出现分业格局，主要代表国家是美国、英国和日本。1986年，英国完成了金融“大爆炸”的改革，允许银行兼并证券公司：1998年，日本发生了金融“大地震”，允许各金融机构跨行业经营各种金融业务，1999年11月12日，美国以新的银行改革法案代替沿用了50年的《格拉斯一斯蒂戈尔法案》，允许成立金融服务集团公司，组建全国范围的“金融超市”。至此，分业金融的三巨头都走过了一个由混业到分业，再由分业到混业的历史过程，混业模式成为大势所趋。我国是在 1995年通过《商业银行法》后才正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制度，然而，在全球金融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在加入wto的新形势，势必面对国外金融业强有力的挑战。同样，国内的各家银行目前也面临着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增大、间接融资比重下降的问题。由此引起的业内竞争加剧，造成银行利润率下降、业务风险增大，迫使许多银行不得不考虑从证券市场的发展上寻求自身的业务发展，于是各种取向混业经营的金融创新已经悄然涌现，混业经营成为国内金融企业的必然选择。但是，鉴于混业经营制度曾经一度对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因此在法律体系尚不十分健全、金融市场监管和内部控制能力较弱的状况下，要稳妥地做好混业经营的准备工作。具体包括：第一，在初步建立金融业法律框架的基础上，尽快完善金融法律体系，第二，完善商业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机制，使得各种经营行为都有必要的约束和合理的激励，第三，加快金融企业的上市进程，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来扩张资本规模，以应对外资金融百货公司的竞争，第四，重视人才培养，要将一批知识结构新、管理能力强、适应激烈竞争的年轻人充实到金融企业的领导和骨干的岗位上；第五，要逐步增加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联系渠道，加强两市场的内在联系。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思路

(一)加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为了加强央行的宏观调控与监管职能，中央政府已提出两项重大举措：一是改革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人行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状况，保留或适当合并现有地、市分行，加强分行或支行的金融监管，二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关于《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切实加强金融监管和金融企业内部管理。具体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1)进一步完善央行的金融监管制度，制定金融企业各项业务并改善管理办法，(2)健全金融监管责任制，(3)对金融机构高层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严格审查，(4)制定统一的商业银行会计科目，(5)进一步加强国际收支统计工作，努力提高统计的精确性和实效性。

(二)进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积极推进专业银行的组织制度改革。要按照现代公司制度模式，将现在实行的全国一个独立法人，按行政区划设置机构的各专业银行，改造为数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和众多地方性商业银行。具体做法是，国有商业银行适当放出一部分分支机构，组成由国有商业银行控股的地方性商业银行。其中地方性商业银行由全国性商业银行控股或持股，但不是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全国性商业银行和地方性商业银行均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它们各自仍实行总分行制，拥有分支机构，但规模比目前的各专业银行已大大收缩。国有商业银行的重点是面对大城市和大中型企业，地方性商业银行主要为地方小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服务。第二，强化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主要措施是：(1)国有商业银行要有法定的资本金，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1998年，政府已采取措施使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以上。(2)健全国有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监事会和董事会监督下的行长负责制。1998年，央行已决定在国有金融企业中建立监事会。(3)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建立由总行垂直领导和相对独立的内部稽核、监察体系，完善资产负责比例管理，贷款审贷分离、贷款担保抵押制度和信贷资产质量管理责任制。(4)按市场规律和谨慎会计原则反映金融企业的有效资产，参照国际惯例，完善银行信贷资产分类和考核办法，修改金融机构呆坏账准备金提取和核销制度。第三，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由于所有制结构单一，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还依然存在着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弊端，如产权模糊、所有者缺位、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等。因此，国有商业银行最终的现实选择是实行股份制。

(三)大力发展非国有商业银行。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金融改革方针下，必须从体制外新建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注意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如一些区域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逐步向全国发展，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城市商业银行，一批外资银行获准从事人民币业务，这一切都为体制内的不足做了必要的补充。因此，在对外开放前，必须对内开放。对内开放的重点是大力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在国有独资银行的贷款向大中型企业倾斜、中小企业直接融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大力发展非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地方商业银行，使地方性商业银行彻底摆脱政银不分、银企不分的局面。这不仅有利于疏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更将有助于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强国民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

(四)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循序渐进，又要加快步伐，突出重点。当前应该把短期融资市场作为发展重点。目前商业信用不规范，商业票据流动性极差，极大地限制了金融市场的深化。近期内，需要加快开发票据市场，为企业短期融资提供市场条件。同时，扩大同业拆借市场，使金融业的短期资金融通以市场融资为主，相应缩小中央银行贷款，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扩展创造条件。在“十五”期间以及未来更长的时期内，金融市场发展的重点是长期资本市场，使中国的资本市场进入规范化的发展阶段，并相应地发展产权流动市场和投资银行产业，利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在规范投资基金管理的基础上，发展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发展开放式投资基金，逐步开放投资基金市场，扩大证券市场容量，使证券融资与国民生产总值同步增长。

(五)实行利率市场化。目前，中国的利率结构呈现出两头固定、中间变动的格局，即拆借市场和回购市场的利率是放开的，已经市场化了，再贷款利率是央行控制的，这是必要的；而存贷款利率也是由央行决定的。由于央行控制着两头 (再贷款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加之拆借市场和回购市场的交易规模较小，交易主体有限，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已经放开的拆借利率和回购利率形成一个孤岛，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既然再贷款利率由央行控制，不能也不必市场化，那么，利率市场化的选择就只能从另一头进行。由于目前放开存款利率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因此，利率市场化的关键在于放开贷款利率。

放开贷款利率，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可供选择。一是完全放开，不加任何限制，这是一种真正市场化的办法，二是规定利率的最高限或最低限，三是规定利率变动的幅度。第二、三两种办法在一定范围内都实行过，是一种半市场化的方式，局限性较大。因此，最好的选择也许是采取第一种方式，如果要选择第二、三两种中的一种，则希望上限不要定得太低，下限不要定得太高，活动幅度不要定得太小，否则，利率市场化的意义不大。

㈤ 澳大利亚与英国“双峰”监管模式究竟有何区别

金融监管的双峰理论起源于英国，由澳大利亚于 1998 年率先开始实践并良好运行至今，而英国在金融危机后的监管体系改革中也转向了双峰监管模式，可见双峰监管模式有着独特的魅力与实践意义。通过对比两国双峰监管模式在机构设置、监管思路、双峰机构独立性等方面的不同，分析双峰监管模式的内涵与特点，以期为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提供一种模式选择。
2013 年 12 月 20 日，澳大利亚财政部公布了新一轮政府金融体系调查的最终调查范围，同时任命了由David Murray AO 领导的四人调查团，标志着 2014 年澳大利亚金融体系调查（ Financial System Inquiry ）的正式启动。此前的金融体系调查都成为澳大利亚经济改革的主要催化剂，特别是前一次的 1997 年沃利斯调查（ Wallis Inquiry ），直接引致了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澳大利亚审慎监管机构（ APRA ）的建立及当前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 ASIC ）的形成。这些改革都促进了澳大利亚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是金融监管机构的重塑，建立双峰监管模式更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经受住全球金融危机考验的一大重要因素。在澳大利亚政府新一轮金融体系调查实施之际，本文再次聚焦澳大利亚的成功金融监管经验，探究双峰监管模式的特点。实际上，自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就开始聚焦澳大利亚双峰监管模式，很多国家正在考虑乃至已经采纳这种双峰监管理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英国2012 年开始的金融监管双峰模式改革。因此，本文将对比澳、 英两国双峰监管模式的异同，以便深入理解双峰监管模式的特点和制度设计理念，为我国金融监管改革提供一种模式选择。
一、 澳大利亚与英国金融监管制度概况
（一）澳大利亚的双峰监管制度
在澳大利亚的金融监管框架中，监管和监督澳大利亚金融体系的职责被分别授予四个机构：澳大利亚审慎监 管 局 （ the 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APRA ）、 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the 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Commission，ASIC ）、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the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RBA ）和澳大利亚联邦财政部（ the Australian Treasury ）。以上四者又共同组成金融监管理事会（ Council of Financial Regulators，CFR）。 虽然有多个主要监管机构，但对金融体系监管承担更多职责的是 APRA 与 ASIC，且这两个机构的权利配置正体现了双峰监管理念，故一般认为澳大利亚是 “双峰” 监管模式的典型代表。
1997 年，澳大利亚政府对本国金融体系进行了全面调查，该调查由著名的墨尔本商界领袖斯坦·沃利斯（ Stan Wallis）领导的委员会进行，故也称沃利斯调查，该调查对澳大利亚的金融体系改革影响重大。根据沃利斯委员会调查报告的建议，澳大利亚政府在 1998 年 7 月1 日成立了独立的审慎监管机构——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 （ APRA ），开始了 “双峰” 金融监管模式的实践。“双峰”中的另一峰——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 ASIC ），其前身是澳大利亚证券委员会（ Australia Securities Commission），根据《2011 年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法案》 设立并履职，由此形成了具有澳大利亚特色的经典“双峰” 模式，该基本组织结构运行至今。
（二）英国的双峰监管制度
2007 年的金融危机使英国遭受重大损失，英国政府在完成了监管机构对金融危机所作反应的检讨后，开始了 “双峰” 监管模式的改革。英国财政部认为，过去几年的反思表明，三方金融监管模式（“tripartite”model of financial regulation）的缺陷是英国未能预测，或者说充分应对 2008 年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英国政府致力于引入一套新的金融监管机制——该套机制有着明确目标和责任，并且以专业监管者的判断为监管核心。根据英国 《2012 年金融服务法案》 ，英国于 2013 年 4 月 1日开始了一套新的金融监管制度。
以 《2012 年金融服务法》 为标志，英国再次实现了金融监管改革的重大创新，建立起以英格兰银行为主导，宏、 微观审慎监管机制相协调、 微观监管机制相平衡的监管体制，确立了新的中央银行监管机制和双峰监管机制。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说，新监管模式意味着存款机构、 保险机构和主要投资公司都将有两类监管者，一类着眼于审慎性（即 PRA ），另一类着眼于行为（即 FCA ）。而其他公司（如那些非 “al regulated” 的公司）都将单独由 FCA监管。
二、 澳大利亚与英国双峰监管模式的对比
（一）差异之一：机构设置不同
双峰监管模式起源于英国，却由澳大利亚率先践行。根据英国经济学家Michael Taylor 的阐述，金融监管的目标应当是 “双峰” 的：一是实施审慎监管，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防范系统性风险；二是实施行为监管，旨在纠正金融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 防止欺诈和不公正交易、 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澳大利亚与英国的双峰监管模式都是基于这一理念构建起来的，基本框架都是设立机构分别负责审慎监管与金融消费者保护，但在具体的监管架构设计上又有许多不同。
1.澳大利亚经典双峰模式
根据 “双峰” 理念，澳大利亚设立了两个监管机构负责主要金融监管，即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通过实施审慎监管保证金融系统稳定，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通过实施行为监管保护消费者利益。这套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模式完全契合双峰理论的要求，一般称之为经典双峰。这套模式对澳大利亚来说行之有效，2008 年金融危机中澳大利亚抵御冲击的优秀表现就是有力证据，自1998 年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实施双峰模式以来一直没有做大的改变。在近日公布的澳大利亚金融体系调查最终报告中，以 Murray 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同样认为，澳大利亚的监管架构无需做大的变动。
2.英国内双峰模式
英国在 2012 年的金融监管改革中，也采纳了 “双峰”监管理念，但其最终确定的监管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方式有别于澳大利亚。英国设立了 FPC、 PRA 两个机构负责以维护金融系统稳定为目标的审慎监管，明确区分了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即在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的 FPC 下，再单独成立负责微观审慎监管的 PRA。
英国同样设立了 FCA 负责以消费者保护为目的的行为监管，但从整个监管框架来看，该机构的层级、 地位低于澳大利亚的 ASIC。而基于 FPC 的宏观审慎监管职权，FPC 可以向 PRA 与 FCA 发布指示（ Directions）和建议（ Recommendations），同时也可以先跟其他主体提出建议。由于 FPC 是英格兰银行的内设委员会，可以理解为英国金融监管双峰——PRA 与 FCA，是在英格兰银行的指导下运作，即双峰的机构层级低于英格兰银行。此外，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只负责银行、 保险公司和大部分养老金的审慎监管，而拟设立的英国审慎监管局还可以对符合特定标准的证券公司进行审慎监管，从而保留了综合监管的某些特征。 因此，相较于澳大利亚来说，英格兰的金融监管框架被称为内双峰或者准双峰模式。
3.机构设置不同的原因
相对澳大利亚而言，英国在双峰模式下的机构设置更为细致复杂，笔者认为这种差异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一是设立双峰监管模式的背景不同。澳大利亚于1998 年设立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局，其改革更多的是出于金融业发展所引出的监管变革需要，是以温和的方式自发地重新安排金融监管框架。因此在双峰机构设置上，基本就是依循了 “双峰理论” 的设想，分别设立两个独立的机构负责主要金融监管活动。相比之下，英国的监管改革是迫于金融危机的压力而为，其改革基础也已形成定式的三方监管，改革的指导依据在于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因而最终的监管机构设置较为复杂且更强调宏观审慎监管。
二是从金融监管传统来看。英国的双峰机构更需要一个统一协调机构——金融政策委员会（ FPC ）。英国的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局主要是通过继承金融服务局（ FSA ）的原有职能而来，故两机构从金融监管传统上看需要一个统一协调机构（或者说是一套专门的协调安排机制），以实现信息的交换与共享，减少监管重叠的同时也避免监管真空，保证两机构能从 “在同一机构下运行”的状态，顺利过渡到 “分拆并各自独立运行” 的状态，保持金融监管的稳定与连贯，而澳大利亚则不存在这种传统惯势。
三是两国央行在金融监管中的传统地位不同。澳大利亚中央银行一开始拥有强大职能，不仅行使中央银行职权，同时还作为商业银行从事商业运作。审慎监管局成立之初就是为了分拆央行权利，在机构设置上自然形成了双峰机构与央行并立的局面。与此相反，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自 1694 年成立以来不断扩大职权，逐步成为金融系统的稳定器，在整个英国金融监管中一直扮演主要角色。再加上英国改革前，英格兰银行就是金融监管的核心监管力量之一。在新的监管框架中，分别负责金融监管两大目标的 PRA 与 FCA，在履行监管职责时自然离不开央行的督导与监控。
（二）差异之二：审慎监管的思路不同
1.澳大利亚——以风险为基础（ risk- based approach）
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一直强调，要通过有力的且有前瞻性的监管来完成其法定职责。APRA 认为，只有当监管以风险为基础（risk- based），同时又关注结果（outcomes- focused）的时候，才能发挥出更大的效用，相应的也有助于促进整个审慎监管框架下效率和效果的最大化。根据 APRA 的解释，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思路，就是要 “以识别、 评定受 APRA 监管机构或金融体系领域中存在的最大风险为核心，然后引入监管资源和监管注意。”
其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提升监管领域内的效率和效果，即在最高风险领域实施最高强度的监管，而在低风险领域实施较低强度的监管。
2.英国——以判断为基础（ judgment- based approach）
英国在 1997 年成立金融服务局（ FSA ）的时候采取的思路是基于原则的监管。而在 2012 年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中英国财政部强调，双峰模式下，审慎监管局PRA 将 采 取 前 瞻 性 的、 基 于 判 断 的 监 管 思 路（ Forward- looking, judgment- based approach），并加速移除旧的应对式的监管观念。这一监管思路具体来说衍生出如下特点：（ 1）主要以判断为基础，即 PRA 要主动判断，一家金融机构是否安全且稳定、 保险机构是否为投保人提供了合适保障以及公司是否能持续符合基本监管门槛；（ 2）具有前瞻性，PRA 对公司的评估不仅基于当前的风险，还基于那些将来极有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而判断是否要提早进行干预；（ 3）专注性，PRA 的监管特别专注于那些会对英国金融体系造成巨大风险的问题或公司。PRA正是将以上判断作为监管基础，据以识别公司内部缺陷，从而并辅以合适的干预手段。 FCA 在对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时，同样也采纳了前瞻性的、 以判断为基础的监管思路。
3.监管思路不同的原因
澳大利亚提出 “以风险为基础” ，是从监管对象角度设置监管活动的原则，即在制定监管规则、 确定监管措施时，都以监管对象的风险、 监管对象对金融系统施加的风险为依据。英国提出 “以判断为基础” ，是从监管者角度设置监管活动的原则，即强调监管者在实施监管活动时要进行主动判断，判断的依据为监管对象的风险，判断的结果为是否应采取提前干预措施。
两国在审慎监管思路上的表述不同，笔者认为原因之一是英国对以前 “原则监管” 理念的反思和变革。英国在之前的原则监管思路下，强调的是被监管对象主动判断自身行为是否符合监管要求并自主采取其认为最经济合理的措施以符合监管要求，相对地，监管者就是被动地开展监管活动，较少对金融机构及其行为进行干预。这种 “低干预” 模式使得监管者对许多金融机构的风险视而不见，闹出北岩银行破产风波，也导致未能及时察觉单个机构风险积聚给整个金融系统稳定带来风险，使得英国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故而在新的双峰监管模式下，英国特别提出了 “以判断为基础” 的审慎监管思路，提高监管者的主动性和干预程度。
（三）差异之三：双峰机构的独立性不同
两国机构设置上存在差异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双峰机构的独立性存在差异。双峰机构独立性的不同，使得各主要监管机构监管权力的配置存在多少、 大小之别，这必然使得两国的监管协调机制存在差别。这种独立性差异直接表现在双峰机构与本国央行的关系上。
1.澳大利亚：双峰机构独立于央行
澳大利亚的双峰——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 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两个机构拥有法定的独立地位，直接对政府和议会负责，相互之间，与其他主要监管机构之间，都无隶属关系。所以说，澳大利亚双峰机构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是并行的、同级别的金融监管机构。此外，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的运作资金主要来自于它的监管对象，这也说明其在金融监管中具有很强的独立地位，不会受制于其他监管机构。
2.英国：PRA 为央行子公司
英国的双峰机构之一——审慎监管局是英格兰银行的子公司。一方面，基于股权控制关系，审慎监管局根据 《公司法》 受到母公司英格兰银行的直接控制与监督；另一方面，根据 《2012 年金融服务法》 还要受到英格兰银行内新设的金融政策委员会（ FPC ）的指导和建议。英国的双峰机构之一——行为监管局，其作为 FSA 的继承机构，在法律地位上虽然独立于英格兰银行，但根据 《2012年金融服务法》 的规定同样需要接受英格兰银行内金融政策委员会（ FPC ）的指导和建议。由此可见，英国的双峰机构与本国央行联系紧密，在英格兰银行的监督与指导下履行金融监管职责，二者的独立性小于澳大利亚的双峰机构。
三、 结语：双峰监管模式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有借鉴意义
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仍固守机构监管模式，实施 “分业经营、 分业监管” ，由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 保监会、 证监会共同承担金融市场的主要监管职能。但随着监管者监管态度的放松以及实践中混业经营现象的出现，分业监管制度已经不能适应金融创新态势和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制度的变革势在必行。世界上并不存在最优的监管模式，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各国对于监管模式的选择更多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平衡结果，这就决定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金融监管改革的成功也不会是简单变换一种模式就能够实现的。 但是，不管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如何选择，双峰监管理念都可以为之所用，因为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保护消费者是金融监管不可绕过的两大目标。因此，澳大利亚与英国双峰监管模式的制度设计对我国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在监管机构的设置上更多地考虑监管目标。双峰监管的基本理念就是：基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保护消费者的两大目标，将金融监管机构整合成两个，一个通过审慎监管实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目标，另一个则通过行为监管实现保护消费者的目标。对此，澳大利亚的实践是：这两个机构（ APRA 与 ASIC ）承担主要金融监管职能，独立运作，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形成并行的金融监管格局。而英国的实践是：这两个机构（ PRA 与 FCA ）承担主要金融监管职能，都接受宏观审慎监管机构——英格兰银行内设的金融政策委员会的建议与指导，且PRA 为央行子公司，形成两机构在央行的监督指导下运作的监管格局。可见，同样是双峰监管模式，具体机构设置上完全可以根据本国情况做出不同安排。有鉴于此，我国在未来的监管机构整合中，也可以考虑采用双峰模式，设立独立的审慎监管机构和行为监管机构，通过两机构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层级设计和职能配置，特别是考虑两机构与我国央行的关系，进行符合我国实际的监管机构设置改革。
第二，在监管思路上注重风险指标和监管者的主动判断。在监管思路上，澳大利亚表述为 “以风险为基础” ，英国表述为 “以判断为基础” ，虽然表述不同，但都反映了双峰监管模式下监管者实施监管的指导原则——注重风险，主动判断。我国在进行监管改革时，不管模式选择和机构设置为何，其实都可以借鉴这种监管思路，依据风险评估和判断实施监管活动，既保证监管的有效性，又不致抑制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发展。
第三，在监管机构的协调上强调信息交流与共享。从澳大利亚的监管协调机制，特别是各主要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中可以看出，监管者协调的关键就是信息交流与共享。只有在信息共享的前提下，才能避免双峰机构之间、 双峰机构与其他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重复和真空，保证监管者行动的协调与统一。当然，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也包含了金融信息交流与共享的要求，相比来说不够明确和细致，没有解决交流什么信息、如何实现及时有效交流等关键问题。所以，在以后的监管制度改革中，可以参考澳大利亚双峰模式下的成熟经验，设计合适的监管协调机制，特别强调信息的交流与共享

㈥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现状

金融体制改革

一、金融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20年来，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从中央银行的建立，到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分设；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出现，到证券市场的运营；从拆借市场的兴起，到期货市场的发育；从贷款规模的取消，到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等等，中国金融业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要求，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金融国际化步伐加快的背景下，中国现有金融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金融机构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但归纳而言，国内金融体制改革进展到现在，实际上只剩下三大重要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投资主体多元化、利率市场化，分业与混业经营。

(一)投资主体多元化。所有制方面的限制，导致了中国国有银行垄断的局面。由于银行业之间缺乏必要的竞争，一方面导致了国有银行改革动力的不足，效率低下；另一方面，非国有银行发展滞后，难以满足非国有经济的融资要求。目前非国有部门占了74％的工业增加值，63％的gdp增加值，但是在整个金融资产中所占比重尚不足20％。因此，要对现有的金融体制实施改革，首先要打破所有制方面的限制，发展新的体制。没有新体制的发展，没有竞争的发展，改革是不会成功的。金融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非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金融机构。因此，必须大力发展针对非国有产业融资的非国有银行、非国有金融机构，放宽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让那些效益良好的经济实体进入金融市场交易，让那些经营亏损、资不抵债甚至是违规经营的经济实体从金融市场上有序地退出。当然，国家在发展非国有银行、非国有金融机构时，一定要妥善解决存款担保和行业监管两个问题，把它和国有银行、国有金融机构一样公平对待。

(二)利率市场化。从中国整个价格体系来看，由于市场经济的有效导入，所有价格基本上都放开了，而惟独作为金融产品价格之源的利率没有放开，没有市场化，还是由国家指令性调整。利率制定的非市场化，不仅直接影响到基础货币的调整，使得判断宏观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和货币政策效果好坏缺少了最准确的标准，还影响到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所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中国宏观经济改革都要求建立一个在市场条件下比较有效的利率调整机制。

(三)分业与混业经营。自1929年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领域出现分业格局，主要代表国家是美国、英国和日本。1986年，英国完成了金融“大爆炸”的改革，允许银行兼并证券公司：1998年，日本发生了金融“大地震”，允许各金融机构跨行业经营各种金融业务，1999年11月12日，美国以新的银行改革法案代替沿用了50年的《格拉斯一斯蒂戈尔法案》，允许成立金融服务集团公司，组建全国范围的“金融超市”。至此，分业金融的三巨头都走过了一个由混业到分业，再由分业到混业的历史过程，混业模式成为大势所趋。我国是在 1995年通过《商业银行法》后才正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制度，然而，在全球金融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在加入wto的新形势，势必面对国外金融业强有力的挑战。同样，国内的各家银行目前也面临着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增大、间接融资比重下降的问题。由此引起的业内竞争加剧，造成银行利润率下降、业务风险增大，迫使许多银行不得不考虑从证券市场的发展上寻求自身的业务发展，于是各种取向混业经营的金融创新已经悄然涌现，混业经营成为国内金融企业的必然选择。但是，鉴于混业经营制度曾经一度对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因此在法律体系尚不十分健全、金融市场监管和内部控制能力较弱的状况下，要稳妥地做好混业经营的准备工作。具体包括：第一，在初步建立金融业法律框架的基础上，尽快完善金融法律体系，第二，完善商业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机制，使得各种经营行为都有必要的约束和合理的激励，第三，加快金融企业的上市进程，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来扩张资本规模，以应对外资金融百货公司的竞争，第四，重视人才培养，要将一批知识结构新、管理能力强、适应激烈竞争的年轻人充实到金融企业的领导和骨干的岗位上；第五，要逐步增加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联系渠道，加强两市场的内在联系。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思路

(一)加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为了加强央行的宏观调控与监管职能，中央政府已提出两项重大举措：一是改革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人行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状况，保留或适当合并现有地、市分行，加强分行或支行的金融监管，二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关于《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切实加强金融监管和金融企业内部管理。具体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1)进一步完善央行的金融监管制度，制定金融企业各项业务并改善管理办法，(2)健全金融监管责任制，(3)对金融机构高层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严格审查，(4)制定统一的商业银行会计科目，(5)进一步加强国际收支统计工作，努力提高统计的精确性和实效性。

(二)进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积极推进专业银行的组织制度改革。要按照现代公司制度模式，将现在实行的全国一个独立法人，按行政区划设置机构的各专业银行，改造为数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和众多地方性商业银行。具体做法是，国有商业银行适当放出一部分分支机构，组成由国有商业银行控股的地方性商业银行。其中地方性商业银行由全国性商业银行控股或持股，但不是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全国性商业银行和地方性商业银行均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它们各自仍实行总分行制，拥有分支机构，但规模比目前的各专业银行已大大收缩。国有商业银行的重点是面对大城市和大中型企业，地方性商业银行主要为地方小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服务。第二，强化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主要措施是：(1)国有商业银行要有法定的资本金，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1998年，政府已采取措施使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以上。(2)健全国有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监事会和董事会监督下的行长负责制。1998年，央行已决定在国有金融企业中建立监事会。(3)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建立由总行垂直领导和相对独立的内部稽核、监察体系，完善资产负责比例管理，贷款审贷分离、贷款担保抵押制度和信贷资产质量管理责任制。(4)按市场规律和谨慎会计原则反映金融企业的有效资产，参照国际惯例，完善银行信贷资产分类和考核办法，修改金融机构呆坏账准备金提取和核销制度。第三，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由于所有制结构单一，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还依然存在着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弊端，如产权模糊、所有者缺位、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等。因此，国有商业银行最终的现实选择是实行股份制。

(三)大力发展非国有商业银行。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金融改革方针下，必须从体制外新建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注意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如一些区域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逐步向全国发展，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城市商业银行，一批外资银行获准从事人民币业务，这一切都为体制内的不足做了必要的补充。因此，在对外开放前，必须对内开放。对内开放的重点是大力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在国有独资银行的贷款向大中型企业倾斜、中小企业直接融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大力发展非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地方商业银行，使地方性商业银行彻底摆脱政银不分、银企不分的局面。这不仅有利于疏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更将有助于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强国民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

(四)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发展金融市场既要循序渐进，又要加快步伐，突出重点。当前应该把短期融资市场作为发展重点。目前商业信用不规范，商业票据流动性极差，极大地限制了金融市场的深化。近期内，需要加快开发票据市场，为企业短期融资提供市场条件。同时，扩大同业拆借市场，使金融业的短期资金融通以市场融资为主，相应缩小中央银行贷款，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扩展创造条件。在“十五”期间以及未来更长的时期内，金融市场发展的重点是长期资本市场，使中国的资本市场进入规范化的发展阶段，并相应地发展产权流动市场和投资银行产业，利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在规范投资基金管理的基础上，发展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发展开放式投资基金，逐步开放投资基金市场，扩大证券市场容量，使证券融资与国民生产总值同步增长。

(五)实行利率市场化。目前，中国的利率结构呈现出两头固定、中间变动的格局，即拆借市场和回购市场的利率是放开的，已经市场化了，再贷款利率是央行控制的，这是必要的；而存贷款利率也是由央行决定的。由于央行控制着两头 (再贷款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加之拆借市场和回购市场的交易规模较小，交易主体有限，市场处于分割状态，已经放开的拆借利率和回购利率形成一个孤岛，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既然再贷款利率由央行控制，不能也不必市场化，那么，利率市场化的选择就只能从另一头进行。由于目前放开存款利率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因此，利率市场化的关键在于放开贷款利率。

放开贷款利率，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可供选择。一是完全放开，不加任何限制，这是一种真正市场化的办法，二是规定利率的最高限或最低限，三是规定利率变动的幅度。第二、三两种办法在一定范围内都实行过，是一种半市场化的方式，局限性较大。因此，最好的选择也许是采取第一种方式，如果要选择第二、三两种中的一种，则希望上限不要定得太低，下限不要定得太高，活动幅度不要定得太小，否则，利率市场化的意义不大。

㈦ 什么是金融市场化改革

金融市场改革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2013年，中国金融改革悄然而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将允许投资者做空股票的试验方案的规模扩大了3倍；采取措施支持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暗示允许更多私人资本进入银行领域；将严密管制的资本账户略微放松。这些举措表明，中国的新任领导层正在努力建立更加市朝的金融系统。
1、做空机制
中国证券金融公司宣布，2013年9月18日周三起，将扩大转融券业务试点范围，试点证券公司将由原有的11家增加至30家，标的证券数量将由原有的87只股票增加至287只股票。据估算，这287只股票的总市值相当于中国股票市场总市值的2/3。业内认为，这将满足市场发展需求和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2、民营银行
在银行业领域，官方信息暗示，中国政府将扩大私有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渠道。此外，那些非金融机构型公司进军银行业的动作，也引发了不小喧嚣。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官媒《求是》上著文称：中国将给予私有公司更多空间来建立银行。在周小川发表该文之前两天，中国两大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均提交了申办银行执照的申请。苏宁电器也表示其想设立银行。
3、市政债券
9月16日，社科院与中债资信在京签署中国地方政府评级合作框架协议，并首次公开发布了前期合作研究成果。其中，中债资信还发布了地方政府主体评级方法和模型，这将为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提供先决条件。中国地方政府尚不允许直接发行市政债券。然而实际情况是，地方政府利用融资平台或其他途径，实际已举借了大量政府性债务。
此外，中国政府还给全球对冲基金在中国融资打开了绿灯。6家被选中的对冲基金，分别被允许在中国融资5亿美元。这一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是中国放开资本管制的重要一步。

㈧ 英国金融服务局的概况

金融服务监管局于1997年10月由证券投资委员会（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Board，SIB，该组织年成立）改制而成，为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拟成为英国金融市场统一的监管机构，行使法定职责，直接向财政部负责。
●1998年6月完成第一阶段改革，银行监管职能由英格兰银行转向FSA。
●2000年6月，皇室批准《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拟于2001年执行，届时证券和期货局（Securities and Futures Authority）、投资管理监管组织（Investment Management Regulatory Organisation）、个人投资局（Personal Investment Authority）以及Building Societies Commission、Friendly Societies Commission、Register of Friendly Societies等机构职责，将并入FSA。 依据《2000年金融和市场服务法》，有四方面：
（一）维护英国金融市场及业界信心。
（二）促进公众对金融制度的理解，了解不同类型投资和金融交易的利益和风险。
（三）确保业者有适当经营能力及财务结构健全，以保护投资者。同时，教育投资者正确认识投资风险。
（四）监督、防范和打击金融犯罪。 （一）重视成本与效益的经营观念。
（二）加速金融服务业的改革。
（三）重视金融管理及金融服务业国际化的本质，维护英国的竞争地位。
（四）在加之于公司的负担和限制，以及对消费者和行业监管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维持公司合理竞争的价值。 负责监管银行、保险以及投资事业，包括证券和期货。与英格兰银行（BOE）同隶属财政部，FSA负责金融事业管理，而BOE主要任务维持金融稳定。
英国是目前世界上金融服务最完善、最健全的国家，并且通过金融服务监管局对（FSA）对所有在其境内注册的金融服务机构进行严格的监管。
中国银行今年在英国成立子行和中国国际银行，同样需要向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递交申请，并在批准后允许其注册，开展业务。
属全世界最权威最严格的金融监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