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国际金融体系深化改革的阻力和障碍主要有哪些
①国际多边机构来的一些运作源看,往往是承诺容易,执行困难。在后续程序和政策的协调,
监管框架的建立,全球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方面,执行的任务依然艰巨。
②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强国仍然想接着以前的体系维护本国的利益,使得国际经融机构的职能形
同虚设!
③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且需要很大的成本,单靠几个国家改革起来比较困难!
② 以亚洲金融业为例,谈谈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的想法
在现实中,世界各国具有不同的金融体系,很难应用一个相对统一的模式进行概括。从直观上看,发达国家金融制度之间一个较为显著的区别体现在不同的国家中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的重要性上。这里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德国,几家大银行起支配作用,金融市场很不重要;另一个极端是美国,金融市场作用很大,而银行的集中程度很小。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其他一些国家,例如日本、法国传统上是银行为主的体制,但是近年来金融市场发展很快,而且作用越来越大;加拿大与英国的金融市场比德国发达,但是银行部门的集中程度高于美国。
从一般性意义上看,融体系是一个经济体中资金流动的基本框架,它是资金流动的工具(金融资产)、市场参与者(中介机构)和交易方式(市场)等各金融要素构成的的综合体,同时,由于金融活动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为准公共产品,因此,政府的管制框架也是金融体系中一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一个金融体系包括几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
第一,金融部门(Financial Sector, 各种金融机构、市场,它们为经济中的非金融部门提供金融服务);
第二,融资模式与公司治理(Financing Patte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居民、企业、政府的融资行为以及基本融资工具;协调公司参与者各方利益的组织框架 );
第三,监管体制(Regulation System)。金融体系不是这些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相互适应与协调。
因此,不同金融体系之间的区别,不仅是其构成部分之间的差别,而且是它们相互关系协调关系的不同。
在现实中,世界各国具有不同的金融体系,很难应用一个相对统一的模式进行概括。从直观上看,发达国家金融制度之间一个较为显著的区别体现在不同的国家中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的重要性上。这里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德国,几家大银行起支配作用,金融市场很不重要;另一个极端是美国,金融市场作用很大,而银行的集中程度很小。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其他一些国家,例如日本、法国传统上是银行为主的体制,但是近年来金融市场发展很快,而且作用越来越大;加拿大与英国的金融市场比德国发达,但是银行部门的集中程度高于美国。
从一般性意义上看,融体系是一个经济体中资金流动的基本框架,它是资金流动的工具(金融资产)、市场参与者(中介机构)和交易方式(市场)等各金融要素构成的的综合体,同时,由于金融活动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为准公共产品,因此,政府的管制框架也是金融体系中一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③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世界形势和中国的应对呈现出如下新的特点与趋势:世界经济大转折:进入后危机时代;世界格局大变革:多极化深入发展;国际秩序大调整:20国集团等作用上升;中国外交大发展:和合外交上新台阶。
正确的把握这些,对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各方面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
1、这次经济危机的危害与原因
危害:
这次经济危机是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发展到全球金融危机,从金融危机发展到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按照格林斯潘的说法,这次危机严重程度超过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严重衰退,主权债务危机使冰岛、希腊、阿联酋(迪拜)等国家经济面临崩溃边沿,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中国经济也遭受严重负面冲击,全球经济失衡加剧。
原因:
有各种各样说法,我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发展是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规律”作用是重要原因;国际货币体系的缺失、监管机制的弊端与放纵金融市场的所谓“创新”等是体制原因;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政策弊端的长期高扬、危机到来后错误地采用了提升利率等做法,是直接原因。
2、进入后危机时代的特点与影响
特点:
“时代”是个大课题。这里所说的“时代”,可以认为是“时期”较为恰当。所谓“后危机时代”,可以理解为两个时间概念,一个是这次经济危机的后期;另一个是这次经济危机的后期加上这次经济危机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它内涵两个层面的特点:
特点之一是经济情况好转。国际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世界经济出现一些复苏迹象。2010年初以来,随着各国稳定金融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收到效果,世界经济企稳回升,IMF预计2010年增长3.9%。出现了经济复苏的“亮点”,“金砖四国”情况看好。促使其好转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各国自身的高度重视和措施得力;另一方面,集体救市力度和方式、方法得体。
特点之二是世界经济从整体看,并没有强劲复苏。不确定因素仍很多,主权债务危机令世界蒙上阴影。全球经济在未来几年将会进入缓慢增长阶段。其主要原因有:经济危机自身的惰性影响;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衍生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阻碍;国际环境内其它负面因素的作用。
影响:
双重性。后经济危机时代,从本质上看,仍然是处于危机之中,不完全是好事情,危机仍在祸害全世界。经济仍属低迷,失业比重仍大,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根本好转;各种矛盾丛生,世界和平、稳定受到严重冲击;南北失衡的现象仍然在加剧,历史进步的步伐仍慢。对人类智慧的严峻挑战和考验空前。这是挑战。
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坏事发生的同时,产生的影响并非完全负面。进入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逐步显现出来,加快了国际体系变革的进程;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此消彼长,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各主要力量竟相加快战略调整步伐,大国关系进入新一轮调整互动期;围绕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核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与竞争有新发展,牵动国际关系的调整演变和国际力量的重新分化组合;亚太地区格局加速演变,在国际战略全局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作用和影响备受各方关注。
二、世界格局多极化深入发展
1、世界格局及其转换
概念:
世界格局,是指活跃于世界舞台并充当主角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或者是突出力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作用形成的一种框架、结构、态势。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取决于主要国家、国家集团、突出力量综合实力的对比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作用。推动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的最终原因来自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发展,打破旧力量对比,推动新的政治力量平衡而形成的。
在世界格局中,充当主角的必备条件是:具有强大的实力;奉行独立的外交路线,对世界全局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或别称为“极”。
世界格局的变化带有规律性: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根本动因是社会基本矛盾的推动、主角力量的消长以及力量对比的变化;直接动因是主角对自己国家利益、集团利益的考虑,以及外交政策的调整。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与主要国家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和改变相联系。
转换:
自从17世纪40年代出现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到20世纪90年代美苏两极格局终结,三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世界基本政治格局发生了五次大的变化。第一次即威斯特伐利亚格局的产生;第二次即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形成的“维也纳格局”;第三次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格局”;第四次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形成的以“雅尔塔体制”为基础的“两极基木政治格局”;第五次即20世纪 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旧格局的打破,多极化发展,新格局待立态势。
2、战后世界多极化的三次大发展
前两次:
世界多极化经历量变到质变过程,战后有三次明显大发展:
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苏两极格局中,出现了日本、欧共体、第三世界、中国等新生力量。标志着世界多极化的萌生。
第二次是20世纪 90年代初。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旧格局终结。多极化发展。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开始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欧共体成为欧洲联盟,全方位扩展其影响;第三世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中国内政、外交生气勃勃。一超多强的多极化格局雏形显现。
第三次:
第三次就是以21世纪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为标志,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此消彼长,世界经济格局、世界政治格局、国际安全格局、文化安全格局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多强一超”模式基本形成。国际力量继续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
一超,即超级大国美国。是“当今世界超强的一极。”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是美国单极独霸的。冷战后美国企图一手遮天,并付诸了行动,取得某些进展,但事与愿违居多。美国在走昔日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老路。当前新的美国单极独霸全球的认识和定位难以服众。经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折腾,当然包括近20年美国霸权主义恶性膨胀,硬实力大损耗,特别是软实力中的“形象”声名狼藉,整体在走下坡路,对世界的掌控能力下降。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借助别国力量缓解金融危机就是明证。不过其超级影响力仍不可忽视。
对世界多强,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下述“角色”水平值得关注:
俄罗斯,虽然已没有昔日苏联“超级大国”的“威风”,但也并非是“瘦死的骆驼。”世界“一强”的地位,应该说有充足分量。国土面积1710万平方公里,世界第一,地大物博世界公认;军事实力逊于美国,但世界第二的位置,否认的声音不多;科技水平、宇宙开发、外交影响等等,不及原苏联,但在当今这些领域的世界一流行列中,俄罗斯名次靠前。
欧洲联盟,作为集体“一强”,也有突出的理由。一体化水平的首屈一指(经济一体化、科技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外交力求用“一个声音说话”、已有共同的安全计划等),使之成为了“准国家实体”。国民生产总值在欧共体12国时,就已超过了美国,是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三大经济中心之一;外交影响力也在增升(况且英国、法国一直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日本,作为单个国家,经济、科技总体水平高,在逐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是客观事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日本依此加快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政治努力已引人注目。
对第三世界,有人故意漠视这一力量的存在,是不合适的。从他们崛起之日起,其担当国际事务生力军的作用就在不断发挥。“以广大发展中国家崛起为重要特征的多极化趋势,犹如滚滚洪流,势不可挡。”巴西、印度的影响力在上升。
中国是当今世界独特的力量。“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多极化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与西方大国迥然不同。” “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
各种事实表明,世界的现在不是、未来也很难是单极独霸,世界已是多极政治格局的理由充分,只是多强的“角色”是“哪些”?学术界有争论。
三、国际秩序机制与态势拓新
1、国际秩序内涵与弊端
内涵:
当今国际秩序,指旧冷战结束以来,由世界上的主权国家、国家集团等行为主体,按照某类规范、准则、原则、目标行事,所建立或维系的某种国际经济政治机制和整体态势。这个定义,出于下面的慎重思考:
从时间概念上看,国际秩序的出现,与世界近代史的开始同步。这里指的是1991年12月以来的国际政治秩序。从行为主体上看,建立或维系国际秩序的是世界上的所有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包括各类国际组织、各种会议、论坛等)、宗教势力、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从奉行的准则上看,国际秩序通常奉行的是国际行为规范。从追求的目标看,自从人类进入有阶级社会以来,人类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孜孜以求和谐稳定的国际秩序从来没有停止过。但由于时代背景、国家利益、阶级地位、个人经历等原因,目标的设定差别很大。取得的效果与国际秩序始终未能尽如人意。从国际保障机制和秩序的整体态势看,有合理成分,但弊端严重。
弊端:
当今的国际秩序,从机制种类看,大致可分为“旧”与“新”两种,并且互相交织。“旧”中有“新”;名“新”实“旧”;“新”、“旧”并存的现象。如果从水平上看,和谐的态势在上升,欠和谐的问题严重。后者对前者的负面影响不容乐观。
面对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和国际秩序的突出特点,各国或国家群体出于自身追求最佳利益的考虑,先后提出和实施了各自的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方案。内容和效果有明显的差别。国际秩序优化艰难。根本原因是北强南弱,西强东弱。
2、国际秩序的机制、态势拓新
表现:
国际秩序的机制、态势拓新,主要体现在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以及首脑峰会的机制化,以及“金砖四国” 首脑峰会机制化上。
20国集团首脑峰会机制化:
20国集团的建立,最初由美国等7个工业化国家的财政部长于1999年6月在德国 科隆 提出的,目的是防止类似 亚洲金融风暴 的重演,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以利于国际 金融 和货币体系的稳定。20国集团会议当时只是由各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参加,自2008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金融体系成为全球的焦点,开始举行20国集团首脑会议,扩大各个国家的发言权,以应对这次国际金融狂飙。
20国集团成员:是有8国集团成员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加上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墨西哥、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尼西亚、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欧洲联盟等组成。
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先于20集团首脑峰会机制化。主要体现在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上。12年间已召开了15次。
2008年11月15日,20国集团领导人在美国华盛顿举行首次峰会。2009年4月2至4日,20国集团领导人在英国伦顿举行第二次峰会。2009年9月24至25日,20国集团领导人在美国东部的老工业城市匹兹堡召开了第三次峰会。2010年6月26日至27日,第四次20国集团峰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从华盛顿到伦敦,再到美国匹兹堡,又到"枫叶之国"的第一大城市多伦多,不到20个月的时间,20国集团领导人4度聚首, 共商大计,标志着制度化。20国集团峰会,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第5次20国集团峰会即将在韩国首尔举行。
每一次峰会,中国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从2008年冬天危机爆发之初的华盛顿,到2009年春天树立信心的伦敦和2009年秋天达成具体共识的匹兹堡,再到2010年夏天承前启后的多伦多,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4次亮相20国集团的舞台。在这4次峰会上,胡锦涛先后发表了4份题为《通力合作、共度时艰》、《携手合作、同舟共济》、《全力促进增长、推动平衡发展》、《同心协力、共创未来》的主旨讲话。阐明中国政府为应对这场空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主张。每一次峰会,胡锦涛主席的讲话都在国际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在这个全新的平台上,中国一次又一次展示着一个发展中大国的智慧和力量。
“金砖四国”首脑峰会机制化:
“金砖四国”,是指 巴西 、 俄罗斯 、 印度 及 中国 四个有希望在几十年内取代 七国集团 成为世界最大 经济体 的 国家 。这个简称来自这四个国家的英文国名开头字母BRICs (Brazil、Russia、India、 China)的谐音(意指“ 砖头 ”)。这四个国家中,巴西被称为“世界原料基地”和“咖啡王国”;俄罗斯被称为“世界加油站”;印度被称为“世界办公室”;中国被称为“ 世界工厂 ”。
“金砖四国”(BRICs)一词最早由高盛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2001年11月20日发表的一份题为《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The World Needs Better Economic BRICs)中首次提出,2003年10月,该公司在题为《与BRICs一起梦想:通往2050 年的道路》(Dreaming with BRICs:The Path to 2050)的全球经济报告中预言,BRICs将于2050年统领世界经济风骚。高盛的这份经济报告,使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四国作为 新兴经济体 的代表和 发展中国家 的领头羊受到世界更多的关注,由此BRICs(译称“金砖四国”)的称谓便风靡世界。
“金砖四国”首脑巴西总统卢拉、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印度总理辛格,首次正式会晤于2009年6月16日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四国领导人重点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20国集团峰会进程、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金砖四国”对话、未来合作等重大问题交换了看法,并达成了多项共识。
“金砖四国”首脑巴西总统卢拉、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印度总理辛格第二次正式会晤,于2010年4月15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会晤在巴西外交部举行。在这次会晤中, “金砖四国”领导人重点就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气候变化、“金砖四国”对话与合作前景等交换了看法并达成了广泛共识。
中国邀请“金砖四国”首脑第三次峰会未来在中国召开。
评价:
20国集团峰会和“金砖四国”峰会机制化,国际社会均给予了积极评价。
关于20国集团峰会机制化的意义:
《爱尔兰时报》认为,多伦多20国集团峰会还未开幕就已经成功,因为它代表着全球经济的85%,取代了仅由发达国家参加的G8。这可以被视为二战结束后最重要的国际政治变革之一。
美国外交理事会的斯图亚特•帕特立克撰文指出:对美国而言,20国集团峰会至少在4个方面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首先它能缓解国家间的危机,同时它是一个平台,能鼓励新兴经济体承担新的责任;第三,它的存在对联合国而言是健康的竞争。最后,提供了一个更灵活的协商环境,有更多协调的空间。
关于“金砖四国”峰会机制化的意义:
巴西总统卢拉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话说,“金砖四国”坐在一起开会就是历史性时刻。
新加坡 《联合早报》认为,金砖四国峰会未必只是向美国发出强烈信号的临时性工具,“金砖四国不仅关注克服金融危机的战略,而且谋划‘后危机时代’的世界新秩序。”
巴西峰会的声明强调,“金砖四国”对话与合作不仅符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这种世界多极化与国际秩序优化的态势值得肯定,但不能评价过高、企望值过度。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新兴国家参与国际秩序变革的“度”毕竟是有限的,加之新兴国家之间存在众多差异与矛盾、20国集团首脑峰会与“金砖四国” 首脑峰会机制化仅属于初始阶段、论坛水平。未来G8、G20、“金砖四国” 首脑峰会共存竞争合作有可能,而G20与“金砖四国” 首脑峰会短期内完全代替G8不现实,为此忽视联合国的存在不可取。
四、中国特色外交迈上新台阶
1、中国外交的特色应对
继承:
中国始终不渝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外交总方针、总政策。长期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宗旨、方向、目标、道路;把独立自主作为根本准则;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一切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把加强与推进与发展中国家团结与合作作为外交基本立足点;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
创新:
近些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
中国外交工作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主线,以多边峰会外交为主要平台,以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为重要动力,以统筹协调为根本工作方法,强抓机遇,化解挑战,开拓进取,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巩固我国发展的重要机遇期。
多边峰会外交成果丰硕,在国家总体外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服好务作为贯彻中国外交的主线,努力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有利外部条件;加大运筹大国关系力度,同各大国的关系处在稳中有升的发展时期;进一步做实做深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工作,维护了良好周边环境;采取切实步骤,巩固了发展中国家在我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大力加强公共外交,增强了我国软实力;坚持以人为本,把领事保护放到外交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来;召开了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为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对开拓外交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现实和长远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外交人员法》于2010年1月1日生效,这为外交事业大发展特别是外交队伍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保障。
2、中国的国际地位与承诺
国际地位: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仍处在初级阶段;中国是当今世界独特一极,但仍是发展中国家。
庄严承诺:
胡锦涛2010年4月15日在巴西的巴西利亚“金砖四国”领导人会晤时的讲话《合作、开放、互利、共赢》中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现在有很多人关心,中国今后会是什么样的国家?会说什么话、会做什么事?对老朋友会怎么样、对新朋友会怎么样?他回答:中国的发展任重道远;中国的发展只能也必然是和平发展;中国的发展是开放共赢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负责人的发展。
总之,如果从另外角度审视当今世界态势,宏观看,是和谐之中欠和谐;具体讲,世界经济是危机之中有亮点,世界政治是和平之中欠和平,外交关系是和合之中欠和合。和平、发展、合作仍是主要潮流,不能因为现在世界经济处在危机之中,就否认、或看不到主流;但和平、发展、合作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待。
④ 经济体制改革的金融体制改革
初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制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基本上遵循着先机构、后市场、再产品的顺序。金融机构改革经历了从银行体系到银行与非银行机构并存的多元化体系,再到分业管理框架下不同金融机构明确的分工体系,以及近年来着手试验的综合经营体系这样一个变革过程。在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方面,经历了从计划管制到市场化、从试点到推广、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金融产品则经历了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具体来说,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从1978年中国农村改革开始到随后的企业改革过程中,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基本上处于研究和探索时期,实际上的改革相对滞后一些。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金融机构的框架体系,逐步形成多元金融机构并存的格局。其中,监管系统是中国人民银行;银行系统包括国家专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区域性银行和信用合作社;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有保险公司、信托投资、租赁公司以及各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但这一时期,金融市场没有发展起来,市场化程度很低。从90年代中后期到2002年,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主要是形成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监管系统发展到一行三会。在银行系统中,又成立了三大政策性银行,发展了股份制银行,建立了区域性城市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在2001年中国入世后也加快了进入步伐,再加上农村信用社及其他存款贷款类金融机构,整个银行系统呈现出多层次相互竞争的格局。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得到空前发展,出现了一些非银行金融中介,如证券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社保基金等等。同时,随着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等的建立,改变了以前我国金融体系中有机构无市场的境况。分别于1990年底和1991年4月在上海和深圳成立的两个交易所,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初步形成,成为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2003年至今,为金融机构企业化改革和服务于直接融资的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时期。面对加入WTO后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我国开始对金融机构进行企业化改造,使其成为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具体内容包括,剥离国有商业银行呆坏账,国家向国有银行注资,建立商业银行资产经营负债体系,强化以资产负债比为主要内容的专业监管;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造,等等。近几年,一些新型的服务于直接融资的金融中介机构,如各种基金管理公司、产业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快速发展;各种新的金融产品、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创新,更加丰富。总之,这一阶段的改革,使我国的金融机构初步建立起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金融风险隐患基本得到控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平均约为5%以下,税后利润大幅增长;新型非银行机构发展迅速。三十年来我国金融体制的渐进式改革,既保证了整个转轨时期经济的平稳发展,也实现了自身的改革目标,改革的成就从整体上可以概括为:建立了分工合作的金融机构体系,以及由货币、证券、保险、外汇组成的金融市场体系;宏观金融调控已从直接控制信贷规模,转向了利用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间接调控;金融监管明显加强,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币汇率稳定,形成了面向全球开放的金融市场新格局。三十年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经验大致可概括为如下几点:(1)金融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推进;(2)加强宏观调控、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3)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基本保证;(4)促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协调发展,是提高金融运行效率的基础;(5)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6)立足本国实际、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是推进改革的有益尝试。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正在蔓延的新形势和国际金融体系的不断变化,展望未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给予高度关注:一是实现融资方式的多元化,大力发展以股权融资为主的直接融资;二是进一步深化利率及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三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四是推动金融业的混业经营;五是创新农村金融体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六是进一步规范金融监管,加强风险控制和防范能力。
⑤ 试述中国目前金融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金融市场当前存在的问题: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与发达国家甚至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在行业规模、竞争能力、创新能力、市场开拓、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还存在明显的差距。
第一,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水平较低,增长速度过于缓慢,内部行业结构和区域发展结构不协调。发达国家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般在6%左右,2003年美国金融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达到了8.3%,而我国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近年来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速度过慢,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乏力。金融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均衡,银行业居绝对主导地位,而证券经纪与交易业、保险业、信托投资业的比重相对偏低。而且,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地区差异较大,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严重滞后,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的需要。
第二,金融服务各行业竞争力较弱,不能有效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服务产品。从2004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的排名来看,排名第一的花旗银行的一级资本为744.15亿美元,不良资产比率为2.06%;而国内排名最高的中国银行的一级资本为348.51亿美元,而其不良资产比率却达到了5.12%,四大行中中国工商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甚至高达18.99%。保险业方面,根据瑞士再保险的统计,截至2004年底,我国保险业占全球保险市场的份额排名虽居第11位,但保费收入规模仅521.71亿美元,保险密度在全球排名第72位,人均保险金额为40.2美元;保险深度排名第42位,保费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26%。证券业方面的表现更让人担忧,2004年底我国共有证券公司140家,总资产3781亿元,总负债2765亿元,全年实现利润为-78亿元,整个行业处于亏损状态。
第三,国内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能力不强,外资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务创新上具有绝对优势。一方面,国外金融工具种类繁多,能够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而且对新型金融产品的开发能力相当强;另一方面,目前中资金融机构的金融开发技术比较落后,电子化程度较低、金融工具和品种单调、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在金融创新中处于被动模仿的地位,利用金融创新获取利润和占领市场主动权的能力较差。
第四,国内金融机构开展跨国业务的能力低下。除中国银行以外,其他银行海外业务的拓展尚在起步阶段,而外资银行在综合化经营模式下,通过大规模的并购和重组,其分支机构早已遍及全球。在业务开展方面,国内银行大都以传统的存贷业务为主,而发达国家跨国银行已经把业务重点放在如利率互换、出口保理及福费廷等一些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上,利用金融创新来获取利润和规避风险。
第五,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监管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发达国家大都有支持金融发展的现代化交通、通讯、计算机网络以及其他配套服务设施,并且非常注重适时颁布和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对金融业加以规范,对新业务、新工具进行认证。相比之下,我国金融立法比较滞后,专业性法律层次较低,法规操作性较差,在实践过程中还经常存在不能严格执行的问题。监管体制方面,我国金融监管主要依靠“三会”(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社会监管层次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而且监管内容大都以合规性监管为主,对预防性监管的关注不充分。
今后应采取的发展策略:
第一,培养金融业的服务理念和意识,使其真正成为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重要产业。
第二,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根据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趋势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金融服务体制。
第三,建立健全金融服务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有效控制和防范各种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
第四,注重金融服务内部各行业和地区的均衡协调发展,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制,较好地满足农村金融服务需求,促进农村经济的较快发展。加快证券、保险和信托等其他金融服务行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与实体经济体系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加强金融服务业的资源配置功能,促进金融资源合理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服务质量。 第五,大力培养金融人才,建立科学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
⑥ 当今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和未来改革方向
首先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世界储备货币超额发行,98年和06年相比较,美国、欧洲、日本严重地超发过比,由于全球低利率政策,不断降息,特别是911之后,各个国家多采取低利率政策,导致货币供应量非常多。另外就是伴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升级,使得金融产品它的替代性增加,还有金融机构,创新性的机构它的融资渠道增加,种种原因导致了全球流动性泛滥。 流动性泛滥之后,因为美国是国际金融中心,它具有比较强的金融资产的管理效应,所以就导致全球的国际资本,包括中国,甚至包括一些欠发达国家,就是拿着发达国家资金的国家,他们的资金都反流到美国,为美国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提供融资,这就形成了一个全球经济不平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元霸权,而美元霸权地位是国际货币体系一个核心的内容,也恰恰因为美元的大量发行,大量的资金流入美国,使得美元出现大幅度的贬值。 金融监管为什么又能找到美国的罪过呢?是因为美国它是通过二战之后与英国之间的博弈,抢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定权,它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作为,对国际金融创新体系的不监管,是由它的不作为导致的。 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没有秩序的体系。 我们国家设计的改革的方向是最完美的,是世界统一的单一的货币,但是这个能否实现我们还不清楚,但是当前我们应该加强美元发行的监管,换言之,就是在伦敦峰会上各国首脑提出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的强化,让他去监管美元的发行。但是我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监管任重道远,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损失很多,用超主权的货币替代主权货币,并且获得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呼应,像巴西、印尼等高管的回应。 再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改革还存在一些障碍性的东西。政治上的障碍,意识形态的不一致,即得利益肯定是想方设法来维护它的利益。但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它的获得是有惯性的。从价值手段上来说,它是需要建立信用,建立一套规则,这都是需要时间的,还有就是从美元和英镑过程当中,是需要政府精心策划的,美元替代英镑成为主要货币,是美国借助于怀特计划、马歇尔计划,通过这么一个机构奠定了美元的基础,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洲施予援助,使得美元的流通域不断扩大,这才使得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奠定了基础,也正因为它的这个基础,所以美国又通过金融规则的制定权,维护了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构建了整个国际金融大厦。 对国际货币的体系改革还有一个问题,紧接着一个问题是特别提款权,是一个人造的货币,它受制于美国,从它的价值构层来说,把人民币纪如SDR这个篮子里面,必须要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的第四条款,这个必须要得到投票权的85%的同意,但是我们看一下美国的投票权是16.77%。当我们侵犯美国权利的时候,美国肯定不能投赞成票,没有美国的赞成票,所有的改革都是白搭的。 关于这个国际货币体系诸多的缺陷,我们中国起了什么作用呢?2005年我们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首次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到了一个议事日程等等,中国行长提出来的国际化,金融它的必须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强的货币需要强的金融,强的金融需要强的货币体系。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金融崛起是必然的趋势,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是我们目标,但是一定要走稳中国金融崛起之路。
⑦ 如何理解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一、如何理解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国际上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案:
(一)回归新金本位制
坚持回归新金本位制的经济学家认为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已经构成倒金字塔的结构,全球所有国家应该同时加入金本位制国家联盟,来一致确定或同时变更其货币相对于黄金的稳定关系,这样既保留了目前金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全球福利增进又克服了资本积累和世界经济的虚拟化。
(二)重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这一改革方案是德国席勒研究所与高克斯国际劳工委员会在瑞斯顿通过的紧急呼吁书中提出来的。它们认为在目前全球金融投机泛滥和国际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下,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不能稳定各国经济,世界各个主权国家需要联合采取行动,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进行全球性债务重组和恢复固定货币汇率制度。而持有类似于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观点的,还包括美国的Lyndon.Larouche、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的阿莱等,其中莫里斯·阿莱的改革方案被称为“彻底改革方案”,方案有七个要点:
一是完全放弃浮动汇率制;
二是实行可确保国际收支平衡的汇率制;
三是禁止货币竞相贬值的做法;
四是在国际上完全放弃以美元为结算货币、汇兑货币
和储备货币的记帐单位;
五是将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合并为一个组织;
六是禁止各大银行为了自身利益在汇兑、股票和衍生品方面从事投机活动;
七是通过适当的指数化在国际上逐步实行共同的记帐单位。
(三)改革国际金融机构
对于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观点,它认为应当将IMF转变为拥有真实的世界货币发行权的世界中央银行,把世界银行变成一种基金,使它能够从德国和日本等国吸收国际资本,并注入到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美国。同时重建联合国体系,使之成为政治和经济谈判的场所,以便于把世界主要地区的金融活动和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建立起来。
(四)建立单一世界货币及世界中央银行
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并让其发行统一货币的思想,最早源于哈耶克1937年出版的《货币的民族主义和国际稳定》一书。该观点提议,各国至少将其国际储备的一部分存入世界中央银行,由世界中央银行印发世界货币来作为控制世界货币供给的一种手段,各国都实行绝对的固定汇率制。如果货币长期地按固定汇率挂钩在一起,
那么走向共同货币就变得非常容易。其最终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货币区。
(五)中国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观点
1、创建超主权国际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基础上创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改革方案受到广泛关注。指出应该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规避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而这种“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改革方案与之前学者提出的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并让其发行统一货币的思想是相似的。周小川认为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2、建立世界金融组织
中国学者陈志球、虞群娥认为牙买加体系是针对当时世界经济现实做出的客观选择,已经不适应当前国际环境。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
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它们主张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
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缺陷
总体上适应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但也存在许多缺陷:
1、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是牙买加体系的根本缺陷。黄金非货币化后,信用货币充当本位货币,受储备货币国的经济影响大,基础不稳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的地位虽有下降,但仍处于核心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走向虚拟化,国际收支长期大量逆差,“特里芬难题”引发的“美元悖论”开始显现,这都给现行体系的运行机制造成冲击。由于美元的发行没有了黄金准备的约束,货币发行量完全取决于美联储的操纵,加上货币发行调控机制的缺失,美国货币超发导致了美元泛滥,加剧了现行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
2、汇率体系不稳定。现行体系下各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对汇率制度自由作出安排,多种汇率制度并存加剧了汇率体系运行的复杂性。汇率波动和汇率战不断爆发,助长了国际金融投机活动,金融危机风险大增。
3、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不健全,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不对称,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的逆差国成为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主要调节者,导致国际收支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4、还有缺乏有效的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和国际合作协调机制,国际金融组织话语权问题等。
三、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的建议
1、中国提出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即“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2、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这一目标可能要长期内才能实现;但短期内,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对其不断监测、评估并及时预警。
3、从SDR到“超主权储备货币”
(1)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
(2)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这不仅有利于加强SDR的作用,也能有效减少因使用主权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
(3)积极推动创立SDR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IMF正在研究SDR计值的有价证券,如果推行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4)进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SDR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可以考虑吸收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以作为其发行准备。
4、建议IMF代管储备
具体的操作方案是按市场化模式形成开放式基金,将成员国以现有储备货币积累的储备集中管理,设定以SDR计值的基金单位,允许各投资者使用现有储备货币自由认购,需要时再赎回所需的储备货币。
⑧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影响
奥巴马说,美中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对我们共同的未来如此重要。21世纪的重大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核扩散,还是经济复苏,都不能通过单独行动加以应对。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欢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也是胡主席和我决定建立21世纪美中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的原因。他说,我们同中国的伙伴关系使我们得以摆脱几代人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美中伙伴关系对应对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 双方昨日还发布了《中美联合声明》。《声明》强调,双方决心共同努力,推动全球经济实现更加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为此,双方注意到彼此强有力和及时的政策措施有助于遏制全球产出下降和稳定金融市场。双方同意延续现有举措以确保强健、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体系。双方重申将继续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双方承诺履行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二十国集团峰会和在新加坡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作出的所有承诺。《声明》说,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与信息交流,共同努力采取调整国内需求和相关价格的政策,促进更加可持续和平衡的贸易与增长。中方将继续落实政策,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家庭收入,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美国将采取措施提高国内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推动可持续的、非通货膨胀式的增长。为此,美方致力于将联邦预算赤字降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并采取措施鼓励私人储蓄。双方将采取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并适当关注货币政策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声明》指出,双方认识到开放贸易和投资对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并致力于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双方同意本着建设性、合作性和互利性的态度,积极解决双边贸易和投资争端。双方将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双方承诺推动多哈发展回合在2010年达成一个积极、富有雄心、平衡的最终成果。
⑨ 当前国际金融经济背景(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态度,充当的角色之前采取的措施等)
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提要:
经济全球化已经构成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趋势性特征,作为推动这一趋势的两股主要力量,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以及全球资本的跨国流动也引起了普遍关注。人们常常把前者称之为生产一体化(或全球化),把后者称之为金融一体化,其中又以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概括地说。
当前的金融一体化趋势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加深。各个地区之间的以及全球不同类型的金融市场相互贯通,联系密切,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增大。二是私人资本流动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力,大约占全球资本流动的3/4,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流向了新兴经济地区。三是跨国银行呈现出“全能化”发展趋势,业务趋于综合化。四是大规模的银行兼并风起云涌,仅1999年就发生了七起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兼并案(王雪冰,2000)。我国当前正在通过不断的改革与发展谋求融入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全球金融的一体化在给我国的金融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将带来挑战,因而有必要结合我国金融开放的进程,认真分析,提早应对。 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金融业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其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并且最具增长潜力的经济体。1978年~1999年我国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创下了世界之最,20年间经济规模增长了6倍,而同期世界经济仅增长了2.2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8年我国GDP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30.1%,全世界的12%。按汇率折算,占世界的3.2%。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占到了发展中国家的17.5%,全世界的3.1%(见表1)。由于改革与开放并行不悖,成功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外向化程度,使其越来越深地融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1979年~1998年问,全世界出口额增长了3.3倍,而我国的出口增长了13.5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1999/2000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838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4%,成为世界第9大出口国。1999年我国出口总额进一步增加到194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6.1%。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及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成为对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1997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452.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1998年增加到了454.6亿美元,1999年为404亿美元。1999年中国的进口、出口和FDl分别占当年GDP的16.73%、19.67%和4.08%(见表2)。与此同时,我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也在稳步增长。我国经济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化趋势。 在贸易和投资的带动下,我国的金融业也开始逐步融人世界金融体系。1980年4月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成员资格,同年5月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地位,随后又成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是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但由于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在1996年我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以前,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尚不明显。1996年以后,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国国内金融和经济的影响开始加深。通过不断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开放B股股票市场以及越来越多的海外借款和债券发行,国内金融市场间接地将自己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起来。从目前与WTO各缔约方谈判的进展情况看,我国有望于年内加人WTO,金融市场的开放也会随之加快。预计到2020年,中国有可能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届时,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将会更加直接和密切。 (一)银行业 近二十年来,遵循稳妥、有序的原则,我国逐步扩大了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从1981年引进第一家外资银行以来,外资银行在华业务一直处于健康发展状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并没有因此而放慢。199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允许其在中国境内所有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7月,又进一步扩大了上海、深圳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范围。 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4月末,我国境内共设立外国银行分行154家,当地注册银行13家(含合资银行7家,独资银行6家),外资财务公司7家,外国银行代表处257家,几乎汇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实力的大银行。这些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分别占47%和14%。截至1999年10月底,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313.36亿美元,其中贷款总额为222.49亿美元;负债总额为286.11亿美元,其中联行及附属机构来账206.69亿美元,占72.24%,存款为49.97亿美元,占17.74%,资本(或营运资金)为26.93亿美元。外资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促进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保险业 与快速开放的银行业相比,中国保险业的开放相对谨慎一些。从外资保险机构的设立情况看,自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成为首家获取在华营业资格的外资保险公司以来,外资保险公司一般以每年1?2家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截至1998年底,7年来总共批准了12家外资保险公司的营业性机构,但开放区域仅限于上海、广州两个城市。1999年4月5日,中国一次批准了美国丘博保险集团、美国恒康相互人寿保险公司、英国保诚保险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等4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在华外资保险机构达到了16家。从保险业务来看,1998年,国内保费收入1247亿元人民币,其中外资份额为1%。 (三)证券市场 由于过分强调筹资功能,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主要特点即发行市场发展迅速,而交易市场发育缓慢。相应地,这一特征也反映在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上。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共有43家H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上述发行累计筹资119.76亿美元,其中H股市值占到了香港股市总值的1.26%(1998年底)(王雪冰,2000)。除此以外,我国还有49家红筹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课题组,1999)。在国内股票市场,另有108家公司发行外资股B股股票(其中有27家只发行B股股票),累计筹资47.45亿美元(王雪冰,2000)。但与此同时,股票的流通市场却发育缓慢。受证券市场自身发展阶段、监管水平以及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的影响,外国证券投资者及证券中介机构在进入我国证券市场时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外国证券投资者只能将外汇资金投资于B股市场。证券市场的不平衡开放态势仍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 二、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 金融开放已经使我国在吸引外资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获得了巨大收益。从长期看,逐步扩大金融开放,并最终融人全球金融体系不仅可以使我国继续获得这些收益,也有助于加快国内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不过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一体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开放为前提的,这一过程必然会使我国的银行、保险及证券等相关行业在国内金融市场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从业务、人才、管理等方面给我国金融产业的各个领域带来直接冲击,并将进一步对我国的宏观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对我国的金融业而言,全球金融一体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对银行业的影响 从长期看,我国银行业将从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多种收益,诸如有助于减少我国银行业在国际市场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于国内银行拓展海外业务,实现跨国经营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还体现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融人全球一体化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将要面对资金实力充足、管理先进、服务高效的国际大银行的有力竞争,有助于从外部增强我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加快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包括中央银行的监管方式,必须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规范化。但是从短期看,甚至从中短期看,这种融入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我国银行业的现状是,虽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银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远未实现,许多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如商业化程度较低,激励机制扭曲,创新能力不强,不良资产比例高等,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悬殊下的市场竞争必然会给国有银行带来负面影响。 可以预见,一旦现有的各类保护性措施取消后,国内银行业将出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首先,向外资银行开放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不可避免。由于外资银行的资金成本低、贷款开发能力强、贷款质量高,有可能导致大量效益好、讲信用的优质客户向外资银行转移,而效益和信用评级较差的客户,以及一些政策性业务继续留在国内银行,出现“逆向选择”的现象。这可视为对中资银行的最大威胁。 其次,外汇业务方面的限制也将逐步取消。依托通过国际市场筹集低成本资金的优势,外资银行就能以较低利率对国内客户提供外汇贷款,从而凸现其外汇业务的优势,对国内银行的外汇业务产生较大冲击。 第三,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也将最终解除。目前,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华外资银行总数的70%。随着人民币地域限制的放松,外资银行将会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扩展,加强对优质客户的争夺。 第四,在开放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居于垄断地位。外资银行在金融数据处理和咨询服务以及混业经营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它们熟悉国际金融领域,长期分析国际金融形势,注重市场开发,有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具备很强的技术和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尤其是在个人资信系统方面,能够提供优良的服务。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处于垄断地位。 最后,外资银行出于开拓国内市场方面的考虑,将吸引走大批国内银行界优秀的管理和专业人才,给国内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一定的冲击。 以上竞争格局必将对国内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市场份额出现流失。我们可以比照加人世贸组织作一个简单的估计。根据预测,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外资银行的外币存款市场份额将上升到15%。人民币存款的市场份额将上升到5%至10%(宫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币贷款市场份额可超过1/3,人民币贷款市场份额将达到15%左右;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超过50%;外资银行将获得绝大部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十年之后,外资银行将占有整个银行业市场1/3的份额(王雪冰,2000)。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随着中资银行市场份额的缩小和优质客户的减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随之降低,最终将影响到中资银行的收益。如果考虑到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同时还肩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种状况将使中资银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三是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资金来源逐渐从中资银行分流到外资银行,必将对中资银行的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鉴于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已经很高,流动性损失不仅会恶化国内银行的风险状况。甚至有可能对中资银行的生存构成威胁。 (二)对保险业的影响 尽管我国保险业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但与具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的外国 保险业相比仍显得十分稚嫩。1998年底,我国的保险深度(即人均保费)为12美元,列世界第60位;保险密度(保费占GDP的比重)为1.57%,居世界第55位(胡颖,2000)。 此外,我国的保险业缺乏一个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经纪人、公估行在内的中介体系以及以“松散监管”为特征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国内各保险公司在经营机制、风险处理技术、科技运用水平、资金运用能力、产品创新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保险公司。这种差距固然意味着国内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融人国际保险市场,通过与国际大型保险公司展开竞争与合作而不断增强竞争力,但同时也意味着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与银行业的状况类似,从短期看,这种竞争劣势也将导致国内保险公司业务流失,市场份额下降。由于我国保险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份额的缩减将给民族保险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同时,外资公司还将凭借其灵活的管理机制和优厚薪酬待遇吸引国内保险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造成国内保险公司人才流失。除此以外,保险业的开放必将进一步促进市场主体以及保险业务的多元化,对中国现行的保险管理体制和监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对中国证券业的影响 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规模较小,资本市场的深度不够。截至1998年底,中国股市市场价值占GDP的比重还不足25%。而1996年美国的这一数字为115.6%,英国为151.9%,日本为67.2%。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韩国、泰国、墨西哥和印度也分别达到了28.6%、53.9%、31.8%及34.4%(周道许等,2000)。资本化比率低不仅说明了我国的证券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也反映了其较低的抗风险能力。 二是市场结构不合理。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这两大构成中,我国的证券市场过度偏重于股票市场,而债券市场又主要集中于国债市场。截至1999年11月,国内上市的企业债券仅有11支。这与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1970年~1985年间,在美国,债券融资额约为股票融资额的10倍(深交所,1999)。 三是市场分割严重。比如A股、B股的割裂;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的割裂;产权交易市场与证券市场的割裂等。市场割裂严重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四是市场流通性不够。目前,国家股、公有法人股的流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A股中60%一70%的股票是不能流通的。 五是各市场主体行为的高投机性。国有企业倾向于上市“圈钱”;券商负盈不负亏,违规操作,过度承担风险。个人投资者追涨杀跌,盲目跟风。整个证券市场呈现出高风险的特征。 六是中外证券中介机构在竞争实力上差距悬殊。国内证券中介机构在经营管理机制、服务水平、创新能力、资金实力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证券中介机构。单从资产规模来看,目前我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国泰君安的总资产大约300亿元。而1998年末,美林证券公司总资产达2998.04亿美元,摩根斯坦利的总资产更高达3175.90亿美元。它们任何一家券商的资产规模,比我国全部的90家券商的资产总和还大出许多(周道许等,2000)。竞争力之悬殊显而易见。 上述问题决定了我国证券市场还远远不能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在条件不成熟时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将会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金融危机,特别是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后果的集中体现。但差距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推迟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这不仅不符合金融一体化的总体趋势,也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自身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对我国证券业发展与规范的更高要求。 (四)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全球金融一体化将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手段,加快实现宏观调控方式从直接向间接的转变。但从近期看,鉴于我国的经济转轨仍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金融一体化将对我国既有体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货币政策控制力减弱。相对于国内银行,货币政策对外资银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国外金融市场,它们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导信贷政策等货币政策的约束很小。当国内货币政策的意图发生变动时,它们会通过转向国外市场加以规避。这必然会缩小货币政策的直接覆盖面,使货币政策的作用发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 二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减弱。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是我国现在的货币供应量统计遗漏了两项内容:一是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存款;二是外资金融机构存款。这两项内容所涉及的金融业务量(以资产度量)占国内全部金融业务量的14%,对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实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随着外资银行业务量的扩大,这种偏差也会随之放大。另外,随着金融机构多元化及其业务多元化的发展,微观的货币需求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金融创新的发展,利率市场化压力的增大也都会削弱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三是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减弱。我国现行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有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管理、准备金制度、再贷款、再贴现等。金融开放除了有助于增强第一项工具的效果外,对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 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减弱。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银行管制,外资银行业务量占比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业务量越来越大。结果必然会减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是存款准备金调整的效率弱化。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贷款通常不受其存款来源的制约,它们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因此,就总体来言,外资银行的发展倾向于削弱准备金制度的有效性。 最后是再贷款、再贴现机制作用下降。这些政策工具对国内银行业的资金支持具有积极作用,但对外资银行的调控作用不大。 四是货币政策的外在约束增强。国际金融机构的介入,将使货币政策的对外依赖程度有所增加。这样,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取向,采取相应对策,以便将外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五)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的发展会更加迅速,金融创新也更加活跃,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一个严峻挑战:(1)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不断对其金融产品进行分拆组合,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历史的经验表明,金融创新常常是作为金融监管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并且是推动金融监管发展变化的主导力量。(2)混业经营的程度越来越深,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相互交叉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彼此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如何对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进行全面监管至今仍然是个世界性的课题。(3)巨型金融集团应运而生,它们的业务范围更广,金融品种更多,机构设置遍及全球。如何对这些金融集团进行有效监管需要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4)一些传统的注重隔离风险的“防火墙”措施已逐渐失去作用,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转移和传播,同时还具有倍数放大作用,破坏力更大。作为这些挑战的一个集中展示,对冲基金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的高举债、极度投机和不受监管就是一个生动事例。考虑到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够深入,金融监管仍然出于从计划到市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之中,高效的监管体制尚未形成,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还相当有限,挑战不言而喻。 三、面对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对策 针对全球金融一体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未雨绸缪,积极准备,以趋利避害,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现代化进程。这要求我们除了要积极审慎地扩大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外,更重要地是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改善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一)加快实现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增强国际竞争力 首要任务是理清产权关系,建立有效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与此同时加快进行不良资产重组。实现银行的资产重组可以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的方法,剥离和处置不良资产。需要强调的是,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理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关键的问题是防止边清理边产生,甚至新增速度超过化解速度。这意味着银行自身的改革无论如何都是最根本的。 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工、农、中、建4大国有商业银行无论从资产数量、人员数量、营业网点还是从业务份额上都在我国银行业占有绝对比例。这样的垄断机制既不利于通过竞争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也不利于中央银行的间接调控。因此,可以考虑通过适当放松市场准人的方法,引进外资银行,发展区域性银行以及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以培育新的竞争主体,加强市场竞争。 第三是对国有银行现有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撤并无效机构,清理包袱,提高竞争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展缓慢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机构臃肿,冗员太多。截至1998年底,工、农、中、建4家国有商业银行累计拥有机构14.4万个,金融从业人员近167万人(见表3)。以机构和人员论,堪称世界之最。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更是以其员 工数量之巨堪称世界银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员,非业务部门人员的比例超过1/3,而在华外资银行的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显而易见。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严重影响经营效率。根据1999年第7期英国《银行家》杂志的统计,尽管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与世界上几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差距并不很大,但是资产回报率却相差悬殊。 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金融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将使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旧有的激励机制。目前人才竞争的格局已经出现。外资银行钱多人少,为网罗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计,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资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大约有1/3来自中资银行,他们都是各个部门的业务骨干。另有1/3来自外方,1/3来自海外归国人员。这种格局已经为国有银行的激励机制敲响了警钟。 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不外乎以下五个方面: 产权机制 市场经济中拿什么来承担责任,拿什么来承担风险?靠的就是产权。用自己的财产来承担投资风险的人,最有积极性关心投资收益。玩自己的钱和玩别人(公家)的钱不仅风险偏好不一样,投资效果也截然不同。 经理市场在市场经济中做老板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打工族。为什么这些没有物质资本或物质资本不多的人也在玩儿命工作?靠的就是经理市场。经理市场说穿了就是人材市场,是给人材定价的一种机制。通过经理市场,优秀的专业人材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声誉,衡量、显示并且变现自己的人力资本。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经理、医生、律师、会计师、大学教授等职业的繁荣都是建立在经理市场的基础上的。正因为有了经理市场,才会不断涌现出类似李?亚科卡(曾任福特公司及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杰克?威尔治(任通用电气总裁)这样的经营巨擘。 奖励机制小到奖金、补贴,大到股票期权都可以视作奖励机制。奖励机制更加富于技术性,应用范围最广,方式更为灵活。 乌纱帽机制也就是官僚科层体制,这可以视为与经理市场平行的一种激励机制。现阶段国有银行对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就主要靠这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好处是有助于避免在转轨时期出现治理真空,缺点是对人材的定价信息不公开,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 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条可以视为当代中国对现代管理的一条贡献。它不仅被历史证明是我党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宝,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体上说,建立国有银行人才激励机制可以从这五个方面着手,最终逐渐过渡到主要依靠前三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