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乾隆金融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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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评价古代和现代的典当业

对现代人来说，银行是极其重要的行业。不用说企业，就是普通人，在生活中也是离不开银行的。
具有存款、贷款、汇兑、储蓄及信用中介功能的现代银行诞生于欧洲，是随着资本主义一起出现的。银行拉丁文Banca的原意为长凳，代指早期意大利的货币货币兑换商。世界上最早的银行是1580年成立的威尼斯银行，随后西欧成为现代银行的发源地。工业革命之后，银行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遍布全世界，成为现代商业文化的典型象征。

就中国而言，“银行”在古代是指经营金银等贵重金属及其制品的店铺，有时也叫“金银行”，属于“三十六行”之一。比如南宋时期的建康（今南京）城内，不仅有纱市、盐市、牛马市，也有花行、鸡行和银行，甚至还出现了“银行”一条街，类似现在的专业市场。

银行作为存贷款的商业金融机构，在中国古代一般叫做“票号”或“钱庄”，其服务对象以大客户和官府为主。对一般普通民众而言，可提供日常性的存款与贷款服务的银行其实是典当行。与银行的历史相比，典当行的历史要久远得多；在中国相当长的时期内，典当行一直扮演着“银行”的角色，或者可以说，典当行就是中国古人的银行。

一

典当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行业之一，甚至说，只要有了金钱，典当就出现了。特别是在中国，早在二三千年前，典当就已经存在。典当最早叫做“质”，东汉时代的《说文解字》中，对“质”的解释是“以物相赘”，对“赘”的解释是“以物质钱”。秦汉之前，中国以贝为货币，仅从字形上，就可见“质”和“赘”都与货币相关。

中国虽然有着丰富的历史传统，但关于古代平民的生活，特别是日常经济的记录却非常少。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要了解古人的生活历史，只能从一些片言碎语中寻觅推测。西汉刘歆的《西京杂记》中记载：“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懑，以所着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饮。”《说文》中解释，“贳，贷也。”这段“典鹔鹴之裘”的故事已经成为千古佳话，阳昌无疑算是最早的典当业名人了。《后汉书·刘虞传》记载：“虞所贲赏典当胡夷。”这是“典当”二字最早见于史册。进入南北朝之后，关于典当业的记载非常详细和广泛，以至于有人认为典当由此起源。

有一点可以确定，即使中国很早就已经有了典当业，但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一行业更加发达和繁荣，成为社会经济的一种主流产业。《南史·甄法崇传》中记载，甄彬“尝以一束苎就州长沙寺质钱，后赎苎还，于苎中得五两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梁书·庾诜传》中记载：“邻人有被诬为盗者，被治劾，妄款，诜矜之，乃以书质钱二万，令门生诈为其亲，代之酬备。”所谓“寺库”，就是寺院经营的典当行。典当的物品从珍贵的赏赐、书籍，乃至一束麻。

在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是一个罕见的宗教时代，从遗留至今的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珍贵的佛教造像，可以想象佛教曾经的鼎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据说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佛教寺院500余所。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佛教寺院都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这些寺院除拥有无数田产和大量农奴，再加上皇家的赏赐和社会各界的捐赠，一时之间成为财富最为聚集的地方。所以有“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之说。

寺院本身作为宗教机构，慈善为本，这些财富之所以能聚集，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寺院有扶危救困的责任。寺院设立“质库”，就是发放贷款，以救济民众。事实上，欧洲的典当业也是由教会发起的，如果再向前追溯，公元前2000年的巴比伦寺庙、公元前675年的罗马埃西利亚寺院、公元前500年的希腊寺庙，也都有经营保管金银、收付利息、发放贷款的机构。

二

进入盛唐之后，工商业得到长足发展，寺院经营的典当业更加繁荣。《两唐新纪》记载：“贞观之后，钱帛金绣，积聚不可胜计。常使各僧监藏，供天下伽蓝修理。燕、凉、蜀、赵，咸来取给。每日所出，亦不胜数。或有举便，亦不作文约，但往至期还送而已。”唐中后期的灭佛运动严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典当行摆脱了寺院的垄断，逐渐社会化，由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为核心的金融行业。在当时200多个商业行业中，最大的行业就是典当业，甚至连政府也涉足其中，以公款（“官本”）开办典当行。

唐代的典当也也称“僦柜”，《资治通鉴》的解释是，“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外复还子钱。”由于经营典当行的富商不仅资金雄厚，而且拥有可靠的信用，因此除典当业务外，一般还接受存款，贷款，以及储存保管业务。从服务功能来说，基本与现代银行类似。现代银行一般以存贷款为主，而古代典当行则以抵押贷款为主；相对而言，典当行的服务对象更加偏重于普通家庭。用现代话语来说，典当行的主营业务就是小额抵押贷款。一般农民的抵押物以农产品为主，城市居民的抵押物以金银饰物和衣服等家用品为主。

典当行与银行的共同之处是都以存贷款利息差来营利。贞观年间，时任宰相的房玄龄奉命撰写的《唐律疏义》规定，“凡质举之例，收予不得逾五分，出息过其倍；若回利充本（复利），官不理。”即规定存款利息为5%，贷款利息为10%，不许利上滚利。开元二十年，唐玄宗下诏：“今后天下放债收息，私人只许四分，官本五分。”

安史之乱后，国库空虚，政府不得不向民间借贷。“德宗建中三年，又括僦柜钱”。从唐朝开始，典当业的发展已经介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杜甫写诗“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白居易写诗“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典当行里上演着多少人间悲喜剧。

宋朝达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状态，无论是政治、科技还是经济、文化，都是空前绝后的。作为金融业的最大创新，这一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时间是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宋代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因此典当行业也比唐代更加兴盛，数量更多。在《清明上河图》中，就画有一处挂着当铺招牌的典当行。南宋政府进一步加大对经济的促进力度，高宗下诏：凡开设典当者得授以朝奉郎官衔，跻身仕版，并免除捐税徭役。“朝奉”从此便成为人们对典当从业者的尊称。典当业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连衣服也不同于普通商人。《东京梦华录》记载：“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

三

明清时代，随着徽商、陕商、晋商等商帮的兴起，典当业成为最热门的行业，遍布通都大邑。特别是徽商和晋商，有“无当不徽”和“无西不成当”之说。《明实录》记载：“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赀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省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就典当业总体而言，南方以徽商为主，北方以晋商为主。

有清一代，无论是大小城市，还是边远乡镇，到处都设有当铺。盐业和典当业是公认的暴利行业，典当业也成为国家利税的主要来源之一。清顺治九年（1652年），规定典当每户纳税银5两；康熙三年（1664年），典当业全行业年入税银达11万余两；以此推算，全国典当铺多达2万余户。乾隆年间，典当业发展更加迅猛，北京城内外的大小典当行已经发展到300余户。

清政府虽然明令不许官员经商，但实际上，官吏本性无不善于聚敛，这些巨额资金必然要寻找投资渠道，因此怎能放过典当这个摇钱树。无论是朝中权贵，乃至宫内宦官，自己隐身幕后，找人出面开设当铺。实际上，皇帝本人也在这么做，内务府就将公帑贷放给典当铺生利。上行下效，政府许多部门纷纷加入其中，甚至连刑部监狱也不甘落后，典当业沦为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的重灾区。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在乾隆时代，身为大学士的和珅富可敌国；乾隆一死，和珅便成为最大的贪官。他被参奏大罪之一就是“通蓟地方当铺、钱铺资十余万，与民争利”。和珅开办的典当行总共有75处，资本金高达白银3000万两。

北京作为帝国的政治中心，冠盖云集，商旅辐辏，官吏朝觐，再加上科考会试，成为典当业的汇聚之地。在当时情况下，出门在外的人一旦遇到麻烦，盘缠告罄，就立刻陷入困境。无论是寄存还是贷款，都离不开典当行，所以北京的典当业一直保持着繁荣。

“洪杨之乱”后，曾国藩为了恢复战后经济，以公款招商开设典当行；章程中规定，存息不得超过一分，当息由二分五厘、二分二厘，逐步减少为二分。湖广总督张之洞也以低息扶持典当业的恢复，经清政府批准，当息定为二分，这成为后来的普遍标准。事实上，典当行业的一般投资盈利都在三三分之间，并不比其他行业高多少。典当业之所以兴盛，或与普遍的贫穷有关，因其做的是穷人的生意，难免落下“剥削”的恶名。

四

就中国历史而言，在钱庄和银行未出现前，典当业一直扮演着城乡平民融通资金的民间准金融机构。从某种意义上，典当行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经济史和生活史。对一个古代的中国人来说，为了维持农业、手工业的再生产和解决生活急需，典当行是以抵押物品形式贷得资金的唯一去处。对贫穷时代的人们来说，典当行的意义远非今天的银行可比，因为那时人们的财富基本没有多少富余的，身无余钱，家无余粮者，比比皆是。因此典当行有“穷人的后门”这句俗语。这里所说的“穷人”绝不是指现代的相对贫穷，而是指温饱和基本生存都极其苦难的绝对贫穷。上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树青）曾对典当行的客户群体进行过一次社会调查，结果显示贫穷者和赤贫者占82.8%，当金在1元以下的占48.5%，以衣服入当的占56.9%。对这些穷人来说，家徒四壁，身无长物，只能用旧衣服当来救命钱，其实也就勉强维持几日的生活罢了。

虽然典当行的经营范围包括接受储蓄存款和其他财务信托业务，但在工业化时代——或者说丰裕时代——到来之前，这些业务与抵押贷款相比，是难以成为主流的。一个穷人占多数的社会与一个富人占多数的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说白了，中国古老的典当行其实就是穷人的银行。事实上，对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去银行存款也只是近30年的事情。传统典当行以富人的大额存款和穷人的小额贷款为主，现代银行则以穷人的小额存款和富人的大额贷款为主；或者说，前者是把富人的钱借给穷人，后者是把穷人的钱借给富人。。典当业侧重救助穷人的生活，银行业偏重支持工商业发展。说到底，典当业和银行业是金融业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两种不同业态，从本质上完全是同构的。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廷户部以典当为厚利行业而收税反轻，从当年起，每家典当行的年纳税额从5两增至50两。这一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现代银行。在此之前，英国人在上海创办的汇丰银行已经走过了30年历程。在一份1873年4月5日的《伦敦新闻画报》上，有这样一篇关于中国典当行的报道：

本报特派画家从上海警察总监彭富尔德先生处得到了上海当铺行业的统计数字。在上海英租界里有29家这样的当铺，平均每月共付出75000银元的借款，每月的利息从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九不等，但是大多数当铺的月息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南京路上的一家当铺里有6位合伙人，每月平均付出9000银元的借款，其月息要比百分之二要稍高些。在较为贫穷区域的许多小当铺还同时做些别的生意。至于这些偷来的财物，倘若值钱的话，一般都在大的当铺里。中国的当铺老板既不能询问抵押者他们的财物来自何处，也不能问它们属于谁。假如抵押者不能在六个月或八个月之内（每个当铺的抵押期限是印在当票上的）赎回抵押物品的话，它们就属于当铺老板了。后者会把那些没被赎回的物品卖给旧货店的老板，当铺不会自己零售这些物品。出售这些物品的收入全归当铺老板。

中国历史向来都是宏大叙事的，但在其不经意的细节间，有时仍能看见中国古老的典当业，甚至可以说这些细节曾经改变了历史。1900年，清兵恩海开枪打死德国公使克林德；事后，恩海拿走克林德的手表，抵押给当铺。不久，外国侦探从当铺找到手表。“克林德事件”成为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借口。1931年，东北军捕杀日本间谍大尉中村震太郎后，又把中村的手表押给当铺，日本人很快就从当铺找到手表。“中村事件”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

3. 关于福州的货币历史...

货币的起源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 中国货币的起源，有据可查的是商汤时期的“铜贝”，而在此之前的夏商，骨贝，石贝，陶贝已经开始流通。贝壳自装饰品发展为货币可以上溯到黄帝时期，中国货币从使用贝至今已有四五千年货币文明史。
金属货币的起源，应是殷商，中国先民掌握了冶炼金属技术之后的事，在一些殷商墓葬中曾出土青铜块，这些也许是最早的金属货币。
早期仿形货币是中国经过了长时间的以物易物贸易阶段之后产生的。随着地域经济的不同，不同的部落使用的早期货币都不一样，现今出土的一些有争议的青铜器：如斧、馨、鱼、网状器，它们与实用器形似而体积小，有的成小批量出土，且出土墓葬均在秦以前殷商墓葬中出现。因而许多古钱收藏研究者均把这些实物当作早期殷商货币。
先秦货币

在秦统一中国前的西周、东周时期。由于各部落（国家）生活居住环境不同，其铸币在经过一段不定型时期之后开始，并以其主要的生产工具为原型进行铸币。据考证，有四个主要的起源：生活在森林区的，以刀斧、戈等削、利器为原型的仿形铸币，这些铸币根据地域的不同，多少出现了以地名为主的文字或字符号，这种标名铸地的作法，一直延续到了清朝及民国时期。另外一大类型是生活在农区的铲、布仿形铸造逐步成熟的轨迹。生活在湖水面较多区域的部落，以猎捕鱼为业，其铸币有似图腾，有似地名，有似计重，不一而足。在一些手工业发达的区域，同时期货币，显示出与其文明程度相适应的方孔圆钱或圆孔圜钱。这种货币是仿纺锤，还是仿玉器，至今还是一个难解之谜。但可以肯定，使用圆钱部落比较文明、发达。
秦汉货币

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先祖创铸了一种外形暗含天圆地方观的方孔圆形计重钱币。文字粗朴，书用大篆，轻重大小不一的半两货币，现俗称先秦半两或战国半两。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统一衡制基础地以秦衡为基础，统一秦半两。但不久，由于暴政与巨额军费开支，铸造货币不断地减重、变轻。
汉刘邦起兵之初，为了筹集军晌便自行铸钱。钱文袭用秦半两旧名。但实际重量仅三铢左右。并允民间自行铸造。因而大部分轻薄小型，文字浅平的小篆体半两，均为汉半两。半两钱由于官民同铸，异时异地，因而品种繁杂，以致不能搜罗之全。由于半两钱一再减重，信用降低，汉武帝又穷兵黩武，国用不足，因而发行轻钱来转嫁经济危机，首先下令罢半两钱而铸三铢，同时对内又发行白鹿皮币（时值四十万），对外则发行百金三品，以银锡铸造，的龙、马、龟三种分别值三千、五百、三百，利用不足值货币来搜刮民财。汉元狩五年（公元18年），始铸五铢，至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五铢钱历时近七八百年。是我国铸期最长的货币。留世数量巨大，品类繁杂。
王莽时期的货币

王莽自居摄二年（公元七年）开始，先后实行了三次币制改革，铸造了举世瞻目的精美货币。王莽第一次改币，主要铸造了“大泉五十”及“契刀”、“错刀”三种高额虚值币，第二次（公元九年）废刀钱、禁五铢，行大小泉，“大泉五十”与“小泉直一”，因此，该二种币，至今流传甚广。第三次改革，始于建国二年（公元十年），实行宝货制。区五物（金、银、铜、龟、贝），六名（朱货、贝货、布货、龟宝、银货、黄金）共二十八品。
虽然钱制混乱，但其铸钱质量却是一代鼎盛，因而王莽有第一铸钱高手之称。王莽钱书法采用悬钱篆，铸钱无论圆钱，布币、刀币，外廓高挺，因而对文字保护甚佳，使流传下来的货币，人见人爱，不忍释手。
三国货币

魏、蜀、吴史称三国，此时期币制复杂，再加上战火纷飞，史记不详，如今被断为三国时期货币，其铸地和铸时，难以解分。
三国时候，不同地域钱制各有差异；
魏得五铢
蜀铸五铢外，另有直百五铢.
吴有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等。
另有太平百钱，及定平一百，亦主尖归三国时候，太平百钱为益州刺史越廉所铸,定平一百亦可能为蜀所铸。
两晋南北朝货币

史书关于西晋铸钱只字未提，当时主要行用五铢钱。西晋统一中国时，府库充实，国力强盛，因此，除了沿用汉代旧钱之外，应有自行铸钱。时至今日，要辩别魏晋铢已非易事。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后，各少数民族各自为政，许多还自行铸钱。
巴族首领李特，李流等，建汉于四川，铸“汉兴”，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枚以年号命名的货币。
石勒取代匈奴隶建立前赵而自立为王，史称后赵，铸“丰货”。
前凉张轨铸“凉造新泉”。
南朝时期，把汉旧五铢剪成小钱，风行一时，并私铸成风。宋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铸四铢。流传甚少，后又改铸孝建四铢，此泉文字纤秀，篆文笔势飞动，有如翩翩舞袖，甚为美观。公元465年，又曾铸永光，数月后改元景和，又铸景和，二钱存世极罕。
梁武帝期间，主要铸有轮与无轮二种五铢，其中无轮者称“女钱”。梁元帝迁都江陵之后，改铸当十之“二柱五铢”，梁敬帝在太平二年改铸“四柱五铢，”当二十使用，二者现均稀少。陈文帝在天嘉年间，为抵制小钱铸大型五铢，以一当十，陈宣帝铸太和五铢，此泉篆文匀称瑰丽、制作绝妙，居南朝泉品之冠军。西魏铸永安五铢，北周铸永通万国，五行大布，布泉，此三泉品，俗称“北周三品”书法精美，铸工精良，是继王莽之后又一铸钱巅峰。

隋唐货币

隋文帝平陈之后，隋五铢为统一法定货币，隋五铢之“五”字左多一竖有若“凶”字，小样者常见。
唐初，仍用隋代旧钱，至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下令废五铢，铸开元通宝，自始结束了我国铢两货币的历史而进入宝文制货币。
“开元通宝”四字钱文由书法家欧阳询制词并书，文字端庄凝重，展示出大唐一代兴盛太平的风范。
“开元通宝”在唐代先后铸行二百多年，一直比价稳定，变化微小，商民乐用，该钱在清末中仍有使用，亦是钱币寿星之一，开元钱铸量巨大，今流传甚广，版别众多。
唐高宗时（乾封元年（公元666年）），由于奢风渐炽，军费激增，曾改铸乾封泉宝，以一当十，但遭商民拒绝，一年之后被迫停铸，因而传世较少。
安史之乱，史思明据东都铸顺天，得壹大钱，以一当百。俗词云“顺天易得，得一难求”。
安史之乱后，唐代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为了支付军费，唐肃宗于乾元元年，新铸乾元重宝以一当十，后又以一当五，以一当三，最终以一当一，与开元同行。这是钱文中重宝钱的开端。乾元钱铸造自肃宗始一直铸至唐末、因而流传也广，版式也繁。
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铸大历元宝
唐德宗建中年间（公元780-783）铸建中通宝
此二泉常出土于新疆地区。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地845年）裁减天下佛寺，收废寺铜材铸钱，杨州节度使李绅于新钱后加昌字以纪年号。于是各州铸炉皆以本州郡名为背文，现有昌、京、洛、益、荆、襄、兰、越、宣、洪、潭、兖、润、鄂、平、兴、梁、广、梓、福、桂、丹、永等23种。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桂阳监王彤新铸“咸通玄宝。”但此泉不久停废，因而传世及出土极罕。

五代十国货币

公元九零七年朱温灭唐，建立后梁，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纷乱割据的五代十国局面。
朱温灭唐，改国号为梁、迁都汴京、建元开平。传世有开平元宝，开平通宝各一枚。
后唐李嗣源，在天成年间（公元926-930）铸天成元宝，仿模开元，而精美不及。
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因通贷不足，财用匮乏，铸铜钱以天福元宝为文，今凡天福元宝多为私铸质量很差。
后汉铸钱以“汉元通宝”改名，形制全仿开元，唯“汉”字不同，因此，实际上是一种改范钱。存世少见。
后周太祖郭威建元广顺（951-953）于柴荣显德二年（955），废天下寺院3336所，取铜铸“周元通宝”。
五代战乱，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建号铸钱，以广财用，前后铸永平，通正、天汉、光天、乾德、咸德、广政、大蜀等，许多仅存孤品。
南唐，徐知浩于公元937年建国大齐，铸“大齐通宝”，世仅二枚，后改称“大唐”，铸保大，永通泉贷，唐国与大唐通宝，存世均不多见。
楚马殷占据湘楚大地，铸有天策符宝铜铁钱，乾封泉宝铅铁钱，乾元重宝大铁钱，小铜钱，开元铜钱等。
南汉曾铸乾亨重宝铅、铁钱及乾亨通宝铜钱，后者极为罕见。
闽王氏政权在此期间铸开元背“闽”大小铅钱及永隆通宝铅铁钱。天德重宝铜铁钱也由闽王所铸。
纵观五代十国货币，以铅、铁为主，劣币较多，精美者少见，反映了当时政局动荡，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的局势。
两宋货币

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自此中国又恢复了基本统一的局面，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经济上明显得以恢复。
两宋的币制，主要为铜钱，但兼以铁、铅。白银及银币在支付和购买上较前朝较为重要。纸币开始正式产生和推行，这是两宋时期币制的最大特点。
南北宋铜铁钱明显不同，北宋铜钱多而铁钱少，南宋铁钱多而铜钱少。北宋铜钱小平钱多而大钱少，南宋铜钱小平少而大钱多，北宋以年号为钱文，而南宋不但以年号为钱文，且有纪年、纪监。另两宋货币较以前最大的区别在于钱文书法，许多为各朝皇帝御书，或书法大家所写。真行隶篆草俱备。是我国货币书法艺术的颠峰。
北宋自宋太祖始，经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微宗、钦宗共九朝，历时168年，铸有宋元、太平、淳化、至道、咸平、天圣、明道、景佑、皇宋、康定、庆历、至和、嘉佑、治平、熙宁、元佑、绍圣、元丰、元符、圣宋、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靖康等二十六种货币，南宋之初，继承了北宋遗风，钱文有几种书体，且成对钱，之后基本上在书体上变化较少，但增加纪年、纪监、且铸钱质量日益低下，毛砂钱，大钱时有出现。
南宋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等朝，历时153年，铸有建炎、绍兴、隆兴、乾道、淳熙、绍熙、庆元、嘉仄、开禧、嘉定、大宋、绍定、端平、嘉熙、淳佑、皇宋、开庆、景定、咸淳十九种年号铜铁钱。

元代货币

蒙古人统治中国时，对中国的币制，带来了一种基本的变革，也就是使中国从此采用白钱为价值的尺度。中国的币制，如果以质地来划，则唐代是铜钱的分水线，唐以上是铢两货币。蒙古人过去游牧时期主要采用物物交换办法，采用白钱制主要受邻近中亚外国民族影响，也是对外贸易的产物。蒙古在建元之前，就曾开始铸造汉文货币，如“大朝通宝”争、铜币。在取得对中国统治权后，主要以纸币为主，但也铸造了不少铜银辅币。至元之后，铸造了许多汉文、或蒙文或蒙汉文的铜钱。有至元、元贞、大德、至大、皇庆、延佑、至冶、仄定、至顺、元统、至正等元宝、通宝铜钱，除了至大、至正、蒙文大元之外，其它数量很少，很难遇见。

明代货币

元末群雄并起，各自为政，并自铸货币，俨然一朝之政，但这些政府都是昙花一现，铸造的货币也是显现一时，后来均臣伏朱氏大明。
元末张士诚据高邮，号大周，自至正十三年改元天佑、毁铜佛铸天佑通宝。
徐寿辉铸天启，天定二钱。
除友谅杀徐寿辉后，改元大义，铸大义通宝。
朱元璋起兵后，铸大中通宝。
以上各钱，除大中之外，均极少见。明代币制以纸币为主，但也铸造了不少铜钱，且品类繁杂。朱氏铸钱，自大中始，开始背文纪地纪值，这是明代铜钱的一个特征，一直影响到清末铸钱。且明代钱币，一反往朝，均为通宝，而无元宝，主要避朱元璋之“元”字讳。
自洪武之后又铸了永乐、宣德、弘治、嘉靖、隆庆、万历、仄昌、天启、崇祯等货币。
到了明朝末期诸候封王，各自为政，割据称雄，自铸货币展示出一朝暮景。
鲁王铸大明，福王在南京造弘光。唐王据福州铸隆武，永明王在肇庆改元永历，铸永历通宝。明末，李自成与张献忠，雄据南北，加速了明的灭亡，李自成在西安称王时曾铸永昌通宝，张献忠在成都即位，改元大顺，铸大顺通宝。张献忠义子孙可望入滇进黔，称东平王，铸兴通宝。
1674年吴三桂铸利用通宝，耿精忠在福建铸裕民通宝；1678年吴三桂昭武通宝；吴世番铸洪化通宝。

清代货币

清朝币制，大体上是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钱，小数用钱，且银铜之间比价大体维持在一千文一两上下。
满人在入关之前，便开始铸钱，努尔哈赤在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就建国称帝；年号天命，铸汉文与满文天命钱。以后以常名铸钱，自顺治、唐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铸造了数以亿计的制钱。清钱的另一个特征是，虽然正面钱文一致，但背面以满文区别各地铸局。因时，因地、因铜料与技术不一，就产生多寡不一，版别复杂的特点，清钱第三个特点，因时代近，入土较少，大多流传于世，但历经几十年溶销，收缴、数量日渐少，不象唐宋钱，时有出土，近年来，清钱日受收藏家重视。
清末，由于清庭腐败，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义军所铸货币，至今流传下来的时可见到，但由于时期不同，铸地不同，许多珍稀版别，也只能望拓兴叹。太平天国钱币的显著特点是（一）钱称“圣宝”，有别于历代钱币。（二）钱币上无纪地、纪值、纪重标志。（三）钱文分书于正反两面。

4. 请问在新都国际新城开家酒店发展前景怎么样

成都，简称蓉，是四川省省会，四川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国务院规划确定的“西南地区的科技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及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它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近年发现的金沙遗址，将成都的建城历史上溯到4000多年以前。 远在四五千年前，古蜀先民逐渐从川西北高原沿岷江河谷迁徙到成都平原，他们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辛勤垦殖，创造了灿烂的“蜀文化”。距今三四千年前，即相当于夏代纪年的早期阶段，在成都平原已形成了高度发达的三星堆文明，它是古蜀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西周时期，一些游牧部落开始从成都平原周边高阜丘陵逐渐向平原水洼地区迁移。周末，蜀王开明九世从郫县迁徙成都，“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一名即由此而来。成都羊子山土台、十二桥的“干栏”式房屋遗址、商业街船棺遗址和金沙遗址，证明古蜀人活动的中心就在成都。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灭巴蜀，改蜀国为蜀郡，设成都县（县治在赤里街），作为蜀郡的治所。公元前311年，秦王接受张仪的建议，命令蜀守张若按咸阳格局兴筑成都城，城周12里，高7丈。市区范围不大，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为大城，郡治、是蜀太守官司舍区域，政治中心；西为少城，县治，是商业及市民居住区，商业繁盛，是经济中心所在，故成都又有“少城”之称。大城和少城共一城墉，古人称为“层城”或“重城”。这一格局或显或晦地承续了两千多年，成为中国古代城市格局定式的一种类型。此后两千多年中，成都的城名从没变过，城址没有迁移，这在中国城市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间“移秦民万家实之”，传入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冶铁技术，秦孝文王时，李冰为蜀守，修筑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华阳国志》描述说：“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秦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成都属蜀郡，辖十二县。 汉承秦制，成都仍为蜀郡的治所。汉武帝元封5年（公元前106年）时，以巴蜀地区为中心设置了益州，成都成为益州刺史的治所。在以后的两千多年，成都一直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这一地位从未改变过。汉武帝时改筑成都城池，在原少城基础上筑南小城，与之相对的蜀王城则称为北小城，加上锦官城，三城连接成大城，称为“新城”。西汉时期，成都丝织业盛况空前，设置锦官，其办公处所日后被称为锦官城，简称锦城，也就是成都得名锦城之始。汉景帝时，蜀郡守文翁在成都石室兴学，开我国地方公办学校之先河。此后出现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文学家和学者，司马相如、扬雄和王褒代表了汉赋的最高成就，严遵的《老子指归》奠定了道教的理论基础，落下闳天文学成就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西汉后期，成都人口已增至7.6万户，成为仅次于长安的中国第二大城市。 到王莽时，益州改称庸部，蜀郡改为导江郡。公孙述据蜀称帝，以成都为国都（公元25-36年），辖十五县。三国鼎立时，刘备统一巴蜀，建都于成都，刘备即位于武担山之南。在以今青龙街为中心，穿城九里三的范围，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这个位置轮廓一直延续到解放前。三国时成都为益州郡制，辖七县。 西晋（公元265——316年）初期，把全国分为十九个州，成都仍属益州，州治仍在成都。公元304年，入蜀避难的秦、雍流民首领李特在成都建立了“大成”政权，辖六县。公元347年，东晋大将桓温消灭“大成”政权，下令拆去成都少城。在公元582——592年间，隋蜀王杨秀沿着旧城，扩大西南面，重筑成都城，周围四十里。这次筑城取土中，成摩诃池（今人民南路展览馆一带。后为五代前后蜀的宫苑）。隋时成都为益州蜀郡治，辖十三县。 进入唐代（公元618——907年），唐先后置成都为州、郡、府。其间为管理方便，成都人口稠密的东部曾被划为蜀县。唐明皇避“安史之乱”来到成都，蜀县改称华阳县，成都也改称“南京”，成了中原人士的避难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当时有“扬一益二”之说，即天下城市，扬州第一，成都第二。诗人李白在《上皇西巡南京歌》中赞叹：“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能及此间无。”公元879年，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为加强防卫，又筑“罗城”。这是成都城第一次改用砖石建造。城内有大街坊一百二十个。 其后，前蜀的王建、王衍父子和后蜀的孟知祥、孟昶父子割据于成都，前后长达六十年之久，后被北宋所灭。其间公元927年，后蜀孟知祥在罗城之外，“发民丁十二万修成都城”，增筑羊马城，城周达四十二里。其子孟昶命人在城墙上遍种芙蓉树，一到秋天，四十里花开如锦，绚丽动人，称之为芙蓉城，即今成都简称“蓉城”的来由。 宋代（公元960——1279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四川地区被划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简称川峡四路。益州路治所一直在成都。成都还是叫成都府，管辖成都、华阳两县。后李顺攻入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失败后，成都府被降为益州。 唐宋时期，成都的造纸业、印刷业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北宋富商以纸印的“交子”代替笨重的钱币，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商业不断发展，宋代成都产生了自由的集市。唐宋时期也是成都文学艺术发展的顶峰。李白、杜甫、陆游，以及高适、岑参、白居易、元稹、薛涛、刘禹锡、张籍、杜牧、李商隐、韦庄等人都在成都留下了大量流传后世的名篇佳作。音乐、歌舞、戏剧、绘画已非常繁盛，有“蜀戏冠天下”之称。成都大慈寺的壁画被称颂为“天下第一”。 元朝初年，设四川行中书省，简称四川省，治所先在重庆，不久移到成都。从此成都一直是四川省的最高军政长官治所。当时四川共辖九路，成都居路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又分四川为四道，成都划为川西道，但成都仍是当时政治文化中心。 明代设四川布政司，下辖八个府，成都是首府，管辖两州十三县。明太祖朱元璋封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王府建在成都。朱元璋曾先后两次命大将李文忠和蓝玉以土筑成都城，后来都指挥使赵清用砖石重修成都大部城墙。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张献忠部队进入成都，改国号为“大西”，成都也改称“西京”，蜀王府的宫殿一度成为张献忠的皇宫。随后清军攻入四川，与张献忠的大西军在成都激战。清顺治三年（1646年），成都全城焚毁于战火之中，一座繁华似锦的名都会五六年间竟断绝人烟，成为麋鹿纵横、虎豹出没之地。 从康熙初年起，大量移民进入四川，经济开始回升，成都也随之逐渐恢复生气。经过康熙、乾隆年间的两次重建和扩建，一座宏伟的成都新城又屹立在两江环抱的旧城址之上。但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重庆的门户开放和川江航运的开辟，成都在四川和西南的地位逐渐被重庆所取代而渐趋衰落。 1911年源起成都的四川保路运动和武装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先导，为武昌起义的成功立下大功。民国初年，裁废道制，后废府，成都仍为四川省治所在地。成都市的正式建置是在1928年。当时建立成都市政府，把成都、华阳两县的城区部分合并为成都市，成、华两县只辖乡区。这一大变革，改变了1000多年来两县分治一城的格局，是成都城向近代化迈进的开始。 抗战爆发后，四川成为抗日的大后方，成都人民为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整个战争期间，全川出征和补充兵员总数达三百四十万人，阵亡、负伤、失踪者达六十四万余人，约占全国总伤亡官兵数的20%，这些为国捐躯的烈士，许多都是成都人民的子弟。解放战争中，成都人民一方面掀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一方面开展农村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人民革命战争。 建国后，1950年成都为川西行署驻地，1952年起成为四川省省会，并列为中国重点建设城市之一。1983年5月，国务院决定，温江地区（除广汉、什邡两县外）并入成都市，实行市辖县的体制。1990年以后先后实行了区划调整和撤县建市、建区。成都市现面积12390.6平方公里，2003年末全市户籍人口1044.3万人。现辖9区（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龙泉驿、青白江、新都、温江）、4市（都江堰、彭州、邛崃、崇州）、6县（金堂、双流、郫县、大邑、蒲江、新津）。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大西南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的成都，历经20余年的改革发展历程，在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市场化进程及生态环境等各大领域成就卓著：府南河的改造，五路一桥的建设，西部物流中心的规划，城市商圈的衍变扩张，城乡环境的综合整治，三环路的建成通车，使成都日新月异，渐呈西部现代大都市风貌。西部大开发，又给成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追赶型、跨越式发展，使成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上了一个新台阶。在联合国公布的当今世界各国城市发展指标及发展前景统计报告中，成都位居中国最具发展前途25个城市的第12位。成都的投资硬环境为全国城市40优之一。成都已发展成为一座综合性、多功能的特大型开放城市。2003年全年全市（GDP）生产总值1870.8亿元，比上年增长13.0％。全年实现进出口总额25.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2％。 成都这座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有机结合的城市，悠久的历史文化加上优越的自然条件、广阔的市场、较强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及日趋完善的投资环境和人居环境，更使今天的成都活力澎湃。我们有理由相信，成都必将越来越美好，成都的明天必将更加辉煌。

5. 金编钟的金编钟的风雨历程

公元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经过康熙、雍正两位皇帝的励精图治，到了乾隆王朝，正是史称“康乾盛世”的顶峰。乾隆皇帝统治下的大清帝国国富兵强，它拥有东起库页岛、西至葱岭的辽阔版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这个庞大的帝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财富。历时130年的“康乾盛世”成为辉映中国两千年封建历史的最后一抹残阳。
那时的乾隆皇帝风光无限，号称“古稀天子”、“十全老人”。这一年，乾隆八十大寿来临，他要大办万寿庆典，世界各国使节纷纷来到京城纳礼朝贺。为了显示皇朝的尊贵与富足，为了表示他对爷爷康熙的尊重，乾隆效仿康熙帝在六十岁生日时铸造金编钟，下令再打造一套更大的金编钟作为祝寿之礼。
北京故宫博物院官廷史专家徐启宪对清宫历史和宫廷器物有着深入的研究。他曾撰写过金编钟的条目说明。据他介绍，这套乾隆时期的金编钟铸造过程极为复杂。它是由清宫的工部、户部和内务部造办处共同铸造的。首先由画工画出编钟的图样，呈现给乾隆皇帝审阅；审阅以后再制模，模子做好以后再呈皇帝审阅；皇帝审阅以后再铸造成样子，铸造成样子以后再呈皇帝审阅；再开炉铸造；铸造好以后再经过高超的工匠的锉磨雕刻，直到皇帝满意为止。
在乾隆皇帝的万寿大典中，这套金编钟被放置在太和殿上。
它由一万多两黄金铸造而成，每一件编钟的背后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款式。编钟上瑞兽复为钮，两条蟠龙跃然其间，波涛云海环绕金钟，彰显着帝王尊贵之象。更令人称奇的是，与铜编钟以大小不一来定音不同，这16只黄金编钟外表大小一致，是靠其厚薄不同来定音的，实属稀世之宝。
金编钟的制造工艺让人啧啧称赞；它发出的和谐清脆音调，让人叹为观止。这小小编钟不仅是历史文物，也是艺术珍品，折射出康乾时期盛世国力的强盛。 乾隆王朝六十年，虽然表面上富足昌盛，但暗中却早已危机四伏。鼎盛过后，大清王朝开始走上下坡路。乾隆驾崩后，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光绪等几朝皇帝，一代不如一代，腐朽的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08年12月24日，不到三岁的溥仪登基，当上了宣统皇帝。1912年溥仪六岁时发布诏书宣布退位，大清封建王朝被推翻。但根据民国政府制定的《清室优待条例》，这位逊位皇帝仍可住在故宫。皇帝的排场不减，正如徐启宪所言：“他宫内的太监宫女还是有一大批，再加上亲属官员，有一千多人。
1922年，16岁的溥仪到了成婚的年纪。虽说是逊帝，风光不再，但宫中上下依然照旧例，开始为他操办大婚典礼。
当年光绪皇帝结婚时，曾命人绘制了一幅记录婚礼场面的《大婚图》，逊帝溥仪的婚礼仍要照此办理。从纳彩礼到大征、册立，婚庆大典足足折腾了40天。大婚典礼花费银圆数十万两，排场一应俱全，不减当年。这既是清室强弩之末的垂死挣扎，也是遗老遗少最后怀抱的复辟残梦。
溥仪大婚之日，便是金编钟最后一次在宫中盛典上敲响之时。
如此巨额的花费从何而出？逊清皇室早已坐吃山空，入不敷出，虽然宣统皇帝退位以后，根据《清室优待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中华民国每年拨给逊清皇室四百万元新币，作为逊清皇室的经费开支。但是民国政府每年不能如数发给逊清皇室经费，逊清皇室只能每年大量拍卖宫中的金银财宝。
这次大婚也不例外，逊清皇室就地取财。故宫院刊曾登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叶秀云的文章，详细记述了这次珍宝被典卖的经过：“民国十三年四月，溥仪的岳父与北京的盐业银行签了一份抵押合同。有金编钟、金册等件。其中金编钟抵押四十万元，金册等抵押四十万元。期限一年，月息一分。”
乾隆时期的金编钟就这样被典卖出了故宫的高墙。
北京前门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叫西河沿的小街巷，离街口不远的洋楼就是当年的盐业银行。
盐业银行创办于1915年，创办人张镇芳是清朝的进士，曾做过江西督军、长芦盐运使。他与袁世凯是亲戚，在创办盐业银行时，争取到袁世凯的支持。盐业银行官商合办，资金雄厚。据原天津史志办主任郭凤歧介绍，上个世纪20年代，溥仪把宫中的金银财宝典给盐业银行时，“盐业银行当时的总经理是吴鼎昌，副总经理是朱虞生和陈亦侯，陈亦侯同时又是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的总经理。”
溥仪典当金编钟等财宝后，盐业银行立刻做账，将这笔账目勾销。金编钟摇身一变成了银行的账外资产。为了安全起见，盐业银行将金编钟转移到北京东交民巷一处不为人知的外商银行仓库密藏起来。
1924年5月，《京报》首次披露了金编钟出宫的消息。逊清皇室的内务府特地登报辟谣，盐业银行也声明否认。但此事仍然像一阵风吹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并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当时占据北京的军阀张作霖四处打探金编钟的下落；后来阎锡山率晋绥军占领北京，也派人查找金编钟；各路军阀政客对国宝金编钟无不垂涎三尺，京城已不再是安全之地。
此时，典卖国宝的溥仪已经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了故宫，他先是在日本公使馆的帮助下去了天津，后来又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回来赎金编钟的可能性近乎为零。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日本人占领，时局动荡，华北危机。盐业银行的高层开始为这批财宝担忧，他们秘密开会，决定将金编钟和一批故宫珍宝，转移到位于天津法国租界内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此次转移工作由时任盐业银行副总经理兼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陈亦侯负责。
身为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陈亦侯，办事胆大心细，在儿子陈骧龙心目中，是个原则性强，做事认真严谨，又不乏冒险精神的人，“他是温州人，总喜欢有点冒险的精神，而且有一些做生意的头脑。”
陈亦侯接受任务时，不曾想到转移金编钟这件事会几度让他险招杀身之祸。
陈骧龙说：“这种转移是很严密的，不能让外人知道一点消息。我父亲当时就用他自己的一个黑别克汽车，天津、北京来回跑，把这东西（金编钟）从北京运出来。在从北京运出来的时候大半还是晚上，而且有一次晚上，车还碰上了一个喝醉酒的日本人，碰得生死不知，但那时可不能停车。看来当时运这些东西也是很惊险的。”
金编钟的藏身之地究竟在哪呢？
原来，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由于对外开埠较早，天津的繁华程度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北京和香港，是北方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许多中资、外资银行、洋行在天津的租界里盖起了众多的洋楼，这些银行、洋行大多集中在中街的两侧，形成了著名的金融一条街。在当时的天津金融界号称“北四行”的大陆银行、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和盐业银行均地处外国租界内，正如郭凤歧所说：“中国的军队管不着它，所以它比较起来相对安全。”
而今坐落在天津赤峰道12号的大楼，就是当年位于法租界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这座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洋楼，高大气派，营业大厅用大理石铺面，显得富丽堂皇，楼梯间的玻璃彩窗上描绘着长芦盐场兴旺的景象。重要的是在这座高大坚固的建筑物的地下，有着迷宫般的地下库房。为了保险，地下库房还建有带夹层的暗室。这成了金编钟的藏身之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7月30日，日本军队占领了除英、法、意三国租界外的天津市区。作为情报机关的日本领事馆不知从哪里嗅到了金编钟的气息，很快就找上门来。
日本人首先打出的是友情牌。
陈骧龙回忆，当时日本在天津的一个副领事，带着女儿来拜访父亲陈亦侯，主动跟他交朋友，甚至还让自己的女儿拜他做干爹。“日本副领事送来的东西主要是日本的漆宝烧那种瓶子，还有一些盆景。我父亲跟他说：你要跟我做生意你就把这些东西送到银行去，我家是不收礼物的。不能不应酬日本人，可我父亲认为凡是跟外国人打交道都要十二分的警惕，所以一丁儿点这方面的信息他是不会去露的。”
友情牌失算，心怀叵测的日本副领事带着他的礼物无功而返了。
为了得到金编钟，日本领事又使出一招美人计。
一日，陈亦侯被邀与日本领事共餐，席间日本女人围坐。“问那个金钟的事，他不说，就跟日本人说别的”，日本领事托词先走，留下陈亦侯和一众日本女人，“他拿着帽子就走了。”陈亦侯的妻子杨梦莺回忆道。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已经探到了金编钟的去向，情况十分危险。
事情变得紧急，金编钟是留还是转移？陈亦侯左思右想，最后决定派一个银行职员去西安，从西安给身在重庆总行的总经理吴鼎昌拍电报，请示金编钟等物如何处理。
那时，吴鼎昌是贵州省主席，又是蒋介石的文官长，陈亦侯认为理应由吴鼎昌拿主意。然而，“电报从西安用银行密码发往上海，再由上海经由香港发往重庆，找到在重庆的总经理吴鼎昌。一个月后，一封回电循着原路辗转回到天津盐业银行。这封历时一个月的回电上只有一个字：‘毁’。”
“这意味着把金编钟重新回炉融化成金条，稀世国宝将毁于一旦，不复存在。”陈骧龙不禁后怕。
金编钟面临被外国列强掠夺的危险，而上司的回电只有一个字：“毁”。按照这一字之令，就要把金编钟回炉融化成金条，国宝将不复存在。陈亦侯会执行吗？
陈亦侯接到电报时，从震惊到破口大骂。他说：“世界上的铜还不是每一块都敲得响的，何况金子！拿纯金做成的金编钟是乐器啊！这个金子是敲得响的能敲出乐曲来的。”他拿定主意，金编钟绝对不能毁。他决定继续保护金编钟，哪怕承担危险，承担责任。“这张电报，他一直保存着，他说这是世界上最混帐的一个电报。”陈骧龙说。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已经探到了风声，金编钟在盐业银行看来是藏不住了，必须转移。此时陈亦侯想到了一个人——四行储蓄会的经理胡仲文。
胡仲文出生在江苏淮安，四岁时跟父亲来到天津，是南开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与周恩来同乡同学。周恩来的进步思想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的爱国主义教育影响了他一生。胡仲文之子胡宗渊这样讲述他的一生：“南开大学商科毕业以后，我父亲就经过我的外祖父朱虞生介绍到上海四行储蓄会做会计员。我的外祖父当时是北京盐业银行的副经理。我父亲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回到北京来结婚。1940年春天，他由上海调到天津，任天津四行储蓄会的经理。”
那时，在天津成都道上有一片老房子组成的小区，名叫永定里，是高级住宅小区，很多名人在这儿居住过。如外交部副部长周南、著名医生朱宪彝等。永定里15号就是四行储蓄会的经理胡仲文的住宅。
胡仲文家与陈亦侯家前后院，陈骧龙回忆胡仲文与父亲陈亦侯：“他们关系很好。而且胡仲文这个人非常靠得住，他非常仔细非常认真。所以我父亲也非常看重他。”
陈亦侯信任胡仲文的为人，心中也已盘算好金编钟的藏身之地，那就是四行储蓄会地下的密室。在这座楼上的经理室中有一个旁门，里面通着的是一间小休息室。休息室还有一扇小门，打开后是一处封闭的转楼梯，楼梯直通地下一处暗室。这里无疑正是密藏金编钟最理想的地方。他“事先心里已经想好的，所以就找了胡仲文”。陈骧龙解释。
多年后，胡仲文之子胡宗渊回忆起那个不平常的夜晚：“天津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老先生跟我父亲是老朋友，他们过从很密。当我父亲1940年从上海调回来以后，在4月，有一天晚上，陈亦侯先生找到我父亲商量一件密事。”
夜幕下，陈亦侯来到永定里胡仲文的家里，两位老友促膝而谈。陈亦侯把金编钟一事如实相告，并把转移金编钟到四行储蓄会的想法和盘托出。深明大义的胡仲文不负重托，欣然允命。两位老友都知道，这一来，他们是把彼此的身家性命，都交托到了对方的手上。
在那个万籁俱静的晚上，陈亦侯和自己贴身的司机一起，把装有金编钟的木箱装到自己的车上，然后亲自押车驶进夜幕中。
“那天晚上12点以后，他们等到银行人员都下班了。陈亦侯先生就跟他的司机杨兰波，我父亲就跟他经理室的工友徐祥四个人商量转移了。”胡宗渊说。
那是一辆很大的车，陈骧龙回忆：“父亲用自己坐的汽车把金编钟从盐业银行运到四行储蓄会。那个时候也就算是挺大、挺讲究的车吧，就把这东西（金编钟）装在我父亲的车上。”
在70年前的天津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出从法租界的盐业银行，到相邻的英租界的四行储蓄会，大约只有三百米的距离。但一贯办事谨慎的陈亦侯为了掩人耳目，让司机沿着法租界的边缘，绕了一个大圈子，一直开到当时电网外的佟楼，在佟楼那里掉头，再沿马场道回到英租界，这样三百米的距离，就整整绕行了二十多公里，才敢真正开回四行储蓄会。而在四行储蓄会楼前，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胡仲文带着一个亲信工友默默地迎接了他们。
接着，陈亦侯的司机帮忙，一行四人将金编钟放在四行储蓄会后面转楼梯下面的一个小库房里。“放进去这个小库房之后，借口时局不好要储存一些煤。我父亲又是开滦矿务局的董事，所以就跟开滦矿务局要了一批煤。整个把这个库房装进煤去。”陈骧龙认为父亲当时的做法万无一失。“这个事儿办完之后，据我父亲跟我讲，那天晚上就在四行储蓄会，这个事儿做完以后，两个人拉着手，他跟胡仲文讲，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英、美成为交战国，驻天津日军先后占领了英、法、意租界。陈亦侯预感的危险变为现实。
日本人邀请他去宪兵队参观，人们传闻：“陈五爷被日本宪兵给抓走啦！”与此同时，日军派出大批军警直扑盐业银行，以寻找适合防空的地下室为名，径直来到盐业银行的地下库房。不仅对库房内的物品进行了搜查，还对地下库房的房间墙壁，进行了仔细地丈量，最终发现了库房里的夹墙暗室。幸好金编钟早已转移，日本人一无所获。
陈骧龙说：“查了一溜儿够什么也没发现，日本鬼子无功而返。这样也就没有任何借口，就把我父亲也就放回来了。”家里人松了口气。
1945年8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发起总攻。日本帝国遭到灭顶之灾。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此时以抗日功臣自居的国民党政府马上向全国各大城市派出军队，同时也派出各路接收大员，到占领区劫收钱财。
孔祥熙，这位晋商出身的国民党财政总长，对金钱有着特殊的兴趣，他也盯上了金编钟。孔祥熙就任财政总长，来到天津，让随行的秘书去拜访陈亦侯。
据陈骧龙回忆，这个秘书，是陈亦侯当初在译学馆的一个同学。“他来看我父亲呢，一个是事先打个招呼，再有一个也就是说也要探听一下金编钟的下落。而且直截了当地就提到这件事。于是我父亲待他就不客气了。我父亲大怒，拍桌子说：‘你们倒都跑了，你们跑的时候把这些要杀头的东西，都留到这儿。等我要问你们怎么办的时候，吴鼎昌告诉我叫我毁，你们这儿又来问我。’我父亲破口大骂。于是他（孔祥熙秘书）说：‘你怎么还是当初那个老脾气，随便的一句话，随便的一句话。’然后我父亲说，这件事你去问吴鼎昌，因为当时吴鼎昌是蒋介石的红人，是蒋介石的文官长啊。估计他也不会，他也不敢去问，这件事不了了之了。”
1945年底，军统局长戴笠来到天津，在睦南道的一栋小楼里策划恢复、重建天津的特务组织。一向嗅觉灵敏的他，也嗅到了金编钟的气息，闻风找到了陈亦侯。
陈亦侯之妻回忆，当时戴笠找到陈亦侯，问他金编钟的下落。陈亦侯说，我没有。戴笠问，你搁在哪儿了？陈亦侯说，你去找去吧，我搁在哪儿。大家都知道陈亦侯把金编钟搁在地窖里。于是戴笠去搜，地窖里并没有搜到。
1946年，戴笠又一次来到天津，此时有人递上一封诬告信，称陈亦侯是汉奸，家中藏有金编钟是敌产。这一次戴笠将此信交给了天津警察局长李汉元，让他去抓陈亦侯。
李汉元拿了这封信就来找陈亦侯，他说：“陈五爷你看这封信值多少钱？”陈骧龙描述当时的情景：“我父亲拿了这封信一看说，你是知道情况的啦，你说怎么办？李汉元说，我看这东西就值一根儿洋火儿。他就划根儿火柴把它烧了。他说，戴笠那儿我交账。”
为什么陈亦侯不把金编钟交给国民政府，而李汉元又肯承担这样的责任呢？
原来，在抵押给盐业银行的这批东西里头，有册封皇后用的纯金金册。可这些金册在流转的过程当中，被当时的一些人化成金条了。所以金编钟交出去会不会也难逃化成金条的命运，陈亦侯心里没底。而李汉元，“当初是死抗日的，日本人到处通缉他，他就躲到我们家。我父亲就说，你的目标太大，你在这儿躲，总也是躲不过去的。那怎么办呢？我想办法把你送走。这样就用银行职员的名义，把李汉元从天津的张贵庄飞机场，买了飞机票，经上海去香港，把他给送走了。送走的时候还用面口袋儿，装了二百块现大洋扔到飞机上。这样他就平安地离开了天津。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就成了天津警察局的局长，而且他在军统里身份也很高。所以就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说他跟我父亲可以说是非常莫逆的。”陈骧龙解释。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飞机撞山失事，葬身火海，此事也就再无人过问，不了了之。
金编钟又逃过一劫。
光复后的国民党政府一边继续忙于内战，一边近乎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造成市面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胡宗渊回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的“劫收大员”到了天津，曾经宣布凡是举报隐藏金银财宝的可以提取70%的奖金，“我父亲和我们说，如果当时和他一起密藏金编钟的杨兰波司机和徐祥工友举报的话，他们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我父亲说，真正值得钦佩和称赞的，是他们二位，那才是真正的好汉。”
陈骧龙也感慨地说：“他们熟视无睹，对荣华富贵从不动心，我觉得这些人都是英雄。” 1949年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29个小时的战斗，全歼守敌，解放了天津城。解放后，天津成立了市人民政府，同时成立了军管会。当时天津的治安状况比较混乱，金融秩序也比较混乱，军管会发布告示：私营企业要歇业三天。开业的第一天，1月18日，胡仲文就把金编钟和故宫珍宝的清单，交到了军管会的金融管理处。
在胡仲文上交给军管会金融管理处的这份故宫珍宝的清单上，16只金编钟列在首页，上面详细记载着每只金编钟的含金重量和名称。当年典卖出宫的珍宝共四千多件，其中有两千余件在流离失所中遗失或被经手人拐卖出国，唯有经陈亦侯和胡仲文保护下来的金编钟等珍宝重新回到了故宫的怀抱。1954年，金编钟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向公众展出。
当年把生命托付给对方，全心卫护国宝的两个人此时心事已了。
“胡仲文见到我父亲，跟我父亲就讲起，这金编钟已经移交给军管会，而且送回故宫。那时候还没有成立故宫博物院，就是送回到故宫。我父亲跟他说，你替我了了一段心事，你做了一件好事。”陈骧龙说。
胡仲文刚过完八十大寿就编了二十四句话的诗，在这首朴实无华的二十四句诗中，表达了他自己一生所坚守的无欲无求、贫而乐的人生信条。
上个世纪50年代，胡仲文调到北京工作，任人民银行参事。
陈亦侯解放后因年事已高，在天津退休。
他们都没有对家人提起当年护卫国宝的事迹，但金编钟却成为他们一生的牵挂。
胡仲文的孙子胡光增提起：“1974年我和我爱人热恋的时候，来北京看望爷爷奶奶，他嘱咐我们要到故宫去看看金编钟，这时候他就强调，这套金编钟不一般。我当时问他为什么不一般，他没有回答我，只是说金编钟经历过风雨，金编钟是国家的宝贝。”
而陈亦侯的儿子陈骧龙也有类似的经历：“保护金编钟这个事情啊，从来家里人也不知道，一直到解放以后，中央有一个文史资料，文中讲了这个金编钟的事。有一句是‘幸亏有陈亦侯保存’什么的。我父亲说我这一辈子，非常满意的一个评价，就在这‘幸亏’二字。”
在天津政协委员会存放的文史资料中，有一篇胡仲文撰写的四行储蓄会经营始末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披露了密藏、保护金编钟一事，这是关于金编钟传奇经历第一次完整的记载。
岁月如流，人海茫茫，虽几经努力，我们未能找到司机杨兰波和工友徐祥的后代亲人，他们一样是值得后人尊敬和纪念的英雄好汉。
胡仲文老人在辞世前曾叮嘱儿孙，要常去故宫看看金编钟……

6. 请哪位给我讲讲明末清初时的故事

康熙和赫舍里皇后的故事
一、 相 见 欢
大清康熙三年，朝中出了一件大事。
一向被先皇帝顺治尊为帝师的钦天监监正汤若望，被指妖言惑众、意图不轨，投入大狱候审。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人们纷纷猜测，四辅臣的这一举动，是否意味着顺治年间的一系列政策都要跟着变。一时间，人心惶惶，人们密切的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事情的起因是一个叫杨光先的人，他是明朝的前任钦天监监正，一向与汤若望不和。清朝入关后，一直未受到重用。此次，他带着汤若望的十大罪状，一状告到了辅臣鳌拜那里，历数汤若望、南怀仁等西洋传教士 不轨危害国家、诡立邪教煽惑愚民的罪行，并指出西洋历法的种种谬误，希望朝廷承认他的大统历才是正宗历法。鳌拜等人早就对汤若望和朝中汉官过从甚密心怀不满，因此便借机派人拘捕了汤若望等人犯。同时上奏朝廷，公开审理汤若望等人的谋逆大罪。
当时，康熙尚未亲政，朝政都由四大辅臣掌控。即使是这么重要的事，他们也只是依照惯例，简单的向孝庄太皇太后禀告。太皇太后表面上照准了他们审判汤若望的请求，心里却着实恼怒这些人无事生非。要知道，汤若望不仅是先皇的师友，更是太皇太后的救命恩人。四大辅臣如此不留情面，分明是借机试探太皇太后的态度。一旦这次让他们得逞，日后他们更要把持朝纲，目中无人。然而，皇帝尚在冲龄，朝中也确实需要人来理政。太皇太后一时别无他法，又不便正面干涉辅臣的举动，只好先任由他们审判汤若望，背地里再想其他办法。
慈宁宫暖阁，太皇太后正对着辅臣的奏折凝眸思索对策，十一岁的小皇帝康熙下课回来，向她请安。一见到孙子，太皇太后暂时忘却了烦恼，忙叫人端上来各式点心和奶茶，并吩咐苏嬷嬷替他洗脸更衣。“皇上，今天熊师傅教了什么功课呀？”太皇太后的义女和硕公主孔四贞打外间进来，和蔼的问。康熙眨眨眼，有些得意的说道：“孔姑姑，师傅教我念《资治通鉴》和《左传》了！”孔四贞点点头，道：“好样的！待会儿念给我听听。”太皇太后在一旁笑道：“只是这毛病始终改不过来，一说话总是我啊我的，你要自称朕知道吗？说了多少遍了。”年幼的康熙偏着小脑袋，道：“在臣子奴才面前自称朕是天子威严，以示至尊；在自家长辈面前，玄烨是晚辈，不敢以皇威自居。”孔四贞笑了，向太皇太后道：“皇额娘，这孩子这张嘴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咱们都说不过他！长大后必定能言善辩。”太皇太后也笑，慈爱的看着孙子，道：“玄烨啊，你要是真的长大了该多好！皇祖母也就不用这么操心了。”
康熙笑笑，拿起一大块鹅油松瓤酥饺就往嘴里塞。太皇太后笑着摇摇头，道：“慢点！小祖宗，又没人跟你抢。说是长大了，一看这吃相，还是个小孩子呀！”康熙这才不好意思的溜下炕，慢慢的把点心咽下去，接着又吃了一碗酥酪，喝了一大碗奶茶。他拿手绢儿擦擦嘴，道：“皇祖母，下午让我出去玩会儿好不好？索额图说带我和曹寅、福全哥哥去郊外放纸鸢。”他热切的望着祖母。太皇太后道：“去吧去吧，叫你舅舅佟国纲也跟着去护驾！不让你去回头又不安心读书。把惠珠也带着一起去吧！”康熙兴高采烈的找他的堂妹惠珠格格去了。惠珠格格是简亲王济度之女，早先由先皇端敬皇后收为养女，端敬皇后去世后便回到自家。不久，其父简亲王病逝，太皇太后就把她接到慈宁宫认做孙女。
康熙等人在索额图、佟国纲和一队大内侍卫的陪同下，来到了空旷的南苑猎场。索额图是御前一等侍卫，是四辅臣之首的索尼次子，精明能干，颇受小皇帝器重。这次随圣驾出宫，他应康熙要求，把自己的女儿桓若和侄女儿婉筠也带上了。婉筠也是当年端敬皇后的养女，比康熙略长半岁，和康熙等人都很熟悉。平时他们一年也难得见几次面，这次在宫外见到，特别的亲热。
http://post..com/f?kz=163091999&bl=jrzt_p09

7. 成都乾隆天下在哪里

钱隆天下

地址：成华区双林路228号

8. 祖国风光

[编辑本段]平遥古城-简介
●中文名称：平遥古城
●英文名称：The Ancient City of Ping Yao
●批准时间：1997年12月（山西平遥古城1997年12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遗产种类：文化遗产
●遗产遴选标准：平遥古城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I)(IV)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
平遥古城是中国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

古城简介

古城夜景平遥旧称“古陶”，明朝初年，为防御外族南扰，始建城墙，洪武三年（公元一三七零年）在旧墙垣基础上重筑扩修，并全面包砖。以后景德、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各代进行过十次在的补修和修葺，更新城楼，增设敌台。康熙四十三年（公元一七零三年）因皇帝西巡路经平遥，而筑了四面大城楼，使城池更加壮观。平遥城墙总周长6163米，墙高约12米，把面积约2.25平方公里的平遥县城一隔为两个风格迥异的世界。城墙以内街道、铺面、市楼保留明清形制；城墙以外称新城。这是一座古代与现代建筑各成一体、交相辉映、令人遐思不已的佳地。

古城历史

平遥古城位于中国北部山西省的中部，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年～公元前782年），明代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扩建，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迄今为止，它还较为完好地保留着明、清（公元1368～1911年）时期县城的基本风貌，堪称中国汉民族地区现存最为完整的古城。
平遥地处汾河东岸、太原盆地的西南端，与另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祁县相毗邻。同蒲铁路、大运高速公路纵贯县境。经济以农业为主，主产粮食、棉花，特产牛肉、推光漆器等。其中牛肉名声颇大，有“平遥牛肉太谷饼”的民歌歌词。
平遥曾是清代晚期中国的金融中心，并有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格局。
美丽平遥春秋时属晋国，战国属赵国。秦置平陶县，汉置中都县，为宗亲代王的都城。北魏改名为平遥县。清代晚期，总部设在平遥的票号就有二十多家，占全国的一半以上，更被称“古代中国华尔街”。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创建于清道光年间、以“汇通天下”而闻名于世的中国第一座票号“日升昌”。
平遥目前基本保存了明清时期的县城原型，有“龟”城之称。街道格局为“土”字形，建筑布局则遵从八卦的方位，体现了明清时的城市规划理念和形制分布。城内外有各类遗址、古建筑300多处，有保存完整的明清民宅近4000座，街道商铺都体现历史原貌，被称作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活样本。
平遥城墙建于明洪武三年，现存有6座城门瓮城、4座角楼和72座敌楼。其中南门城墙段于2004年倒塌，除此以外的其余大部分都至今安好，是中国现存规模较大、历史较早、保存较完整的古城墙之一，亦是世界遗产平遥古城的核心组成部分。此外，还有镇国寺、双林寺和平遥文庙等也都被纳入世界遗产的保护范围。
“晋商”的发源地之一 清代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的雏形“日升昌”票号在平遥诞生。三年之后，“日升昌”在中国很多省份先后设立分支机构。19世纪40年代，它的业务更进一步扩展到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当时，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平遥的票号业发展迅猛，鼎盛时期这里的票号竟多达22家，一度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中心。
明清时期古代县城的原型 1997年12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21届大会决定将平遥古城以古代城墙、官衙、街市、民居、寺庙作为整体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是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宗教发展的实物标本。平遥古城是依据中国汉民族文化思想和建筑风格建立起来的。现在城墙及城内建筑均保持着14 —18世纪的历史风貌。 它是中国汉民族中原地区古县城的典型代表。由于县城的建立，到清道光三年（1823年），在平遥古城内诞生了全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日升昌”的创立，在中国古近代金融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中国近代的新型金融业，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商业和金融机体中生成。
日升昌 票号的诞生地 清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晋商一些大商号逐步形成了在山西设总号，在外地设分号，跨地区经营的商业系统。 在此种情形下，大宗的批发 运销带来巨额现银的解运业务，于是一种新的解款方式-- 票号汇兑 便应运而生。 道光四年 公元1824年 ，就在平遥西大街 ，西裕成颜料铺的基础上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营汇兑兼营存放银业务的 “日升昌”票号三年之后，在山东 、河南、 辽宁 、江苏等省先后设立分支机构 19世纪40年代，它的业务更进一步扩展到日本、 新加坡 、俄罗斯等国家 。当时，在“ 日升昌 ”票号的带动下，平遥的票号业发展迅猛，鼎盛时期这里的票号竟多达二十二家，一度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中心。 可见，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平遥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编辑本段]平遥古城-城内概况
沧桑的古城平遥古城的交通脉络由纵横交错的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构成。
南大街为平遥古城的中轴线，北起东、西大街衔接处，南到大东门（迎熏门），以古市楼贯穿南北，街道两旁，老字号与传统名店铺林立，是最为繁盛的传统商业街，清朝时期南大街控制着全国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金融机构。被誉为中国的“华尔滋街”。
西大街，西起下西门（凤仪门）、东和南大街北端相交，与东大街呈一条笔直贯通的主街。著名的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就诞生于古城西大街，被誉为“大清金融第一街”。
日升昌票号创建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遗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紧凑，功能分明。百年沧桑，业绩辉煌，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其分号遍布全国30余个城市、商埠重镇，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日升昌票号创立后，先后有介休、太谷、祁县相竞效仿。
东大街，东起下东门（亲翰门）、西和南大街北端相交，与西大街呈一条笔直贯通的主街。
北大街，北起北门（拱极门）、南通西大街中部。
八小街和七十二条蚰蜒巷，名称各有由来，有的得名于附近的建筑或醒目标志，例如衙门街、书院街、校场巷、贺兰桥巷、旗杆街、三眼井街、照壁南街、小察院巷等；有的得名于祠庙，例如文庙街、城隍庙街、罗汉庙街、火神庙街、关帝庙街、真武庙街、五道庙街等；有的得名于当地的大户，例如赵举人街、雷家院街、宋梦槐巷、阎家巷、冀家巷、郭家巷、范家街、邵家巷、马家巷等；古城东北角有一座相对封闭的城中之城，类似于古代城市中的坊，附近的四条街道也就被命名为东壁景堡、中壁景堡、西壁景堡和堡外街；还有一些街巷则已经无法探究名称来历了，例如仁义街、甜水巷、豆芽街 、葫芦肚巷等。
平遥古城民居，为砖墙瓦顶的木结构四合院为主，布局严谨，左右对称，尊卑有序。大家族则修建二进、三进院落甚至更大的院群，院落之间多用装饰华丽的垂花门分隔。民居院内大多装饰精美，进门通常建有砖雕照壁，檐下梁枋有木雕雀替，柱础、门柱、石鼓多用石雕装饰。
民间有句俗语：“平遥古城十大怪”，其中一条是“房子半边盖。”平遥民居之所以大多为单坡内落水，流传最广的说法称之为“四水归堂”或“肥水不流外人田”，山西地处干旱，且风沙较大，将房屋建成单坡，能增加房屋临街外墙的高度，而临街又不开窗户，则能够有效地抵御风沙和提高安全系数。而院内紧凑的布局则显示对外排斥，对内凝聚的民族性格。
城隍庙位于城东南的的城隍庙街，由城隍庙、财神庙、灶君庙三组建筑群构成。城隍神是古代汉民族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只之一，大多由有功于地方民众的名臣英雄充当。城隍庙的宣传词“皇帝有难上天坛，县官有难到此来”不知出自于何处，但在历史上尤其是明代，城隍受封的官职确实高于县令，明太祖诏令各地必需要建城隍庙，与县衙署对称设置，“阴阳各司其职”，这是古代“人神共治”思想的明确反映。
清虚观位于东大街东段，创建于唐，鼎盛于元，现存主体建筑是明代遗物，为山西省重点文保单位。
平遥国际摄影节（ Pingyao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Festival ，简称 PIP ）始创于 2001 年。2001年，在国家文化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首次创办的“平遥国际摄影节”，完全按照国际规范操作，国内与国际接轨、传统与现代互动，使平遥古城独特的风貌、古朴的民风以及形式多样的摄影活动交相逃映，在海内外产生了出乎预料的轰动效应。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平遥国际摄影节（ Pingyao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Festival ，简称 PIP ）始创于 2001 年。2001年，在国家文化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首次创办的“平遥国际摄影节”，完全按照国际规范操作，国内与国际接轨、传统与现代互动，使平遥古城独特的风貌、古朴的民风以及形式多样的摄影活动交相逃映，在海内外产生了出乎预料的轰动效应。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从2001年创办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8届，并在国外多次举办巡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每年都有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众多摄影家的上万幅作品参加展出；并有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进行交流；大展的国际化、专业化、多元化已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成为当今国际摄影界的一个盛大的节庆。
2002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平遥国际摄影节更名为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新中国经历了相当于许多国家数百年历史的发展与变化。2009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将以文化发展承前启后的80年代为时间线索，对中国社会进程进行深度的挖掘和诠释，全方位向世界展示前进中的中国。
2009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将于9月19日至25日在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举办，大展的主题是“生命·梦想”

平遥古城-掌故传说

明清古街平遥古城始建于公元前827年～前782年间的周宣王时期，为西周大将尹吉甫驻军于此而建。自公元前221年，秦朝政府实行“郡县制”以来，平遥城一直是县治所在地，延续至今。平遥古城历尽沧桑、几经变迁，成为国内现存最完整的一座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县城的原型。 现在看到的古城，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进行扩建后的模样。扩建后的平遥城规模宏大雄伟，城周长6.4公里，是山西也是中国现存历史较早、规模最大的一座县城城墙。
鸟瞰平遥古城，更令人称奇道绝。这个呈平面方形的城墙，形如龟状，城门六座，南北各一，东西各二。城池南门为龟头，门外两眼水井象征龟的双目。北城门为龟尾，是全城的最低处，城内所有积水都要经此流出。城池东西四座瓮城，双双相对，上西门、下西门、上东门的瓮城城门均向南开，形似龟爪前伸，唯下东门瓮城的外城门径直向东开，据说是造城时恐怕乌龟爬走，将其左腿拉直，拴在距城二十里的麓台上。这个看似虚妄的传说，闪射出古人对乌龟的极其崇拜之情。乌龟乃长生之物，在古人心目中自然如同神灵一样圣洁。它凝示着希冀借龟神之力，使平遥古城坚如磐石，金汤永固，安然无恙，永世长存的深刻含义。 城墙上还有72个观敌楼，墙顶外侧有垛口3千个，传说它是孔子3千弟子、72贤人的象征。
日升昌票号兴起的传说日升昌票号,其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在清朝乾隆年间已资财雄厚。财东是平遥西达蒲村李大全，嘉庆末年的一天早晨李大全和朋友(一位著名的算命先生名失传),在平遥城皇庙赶庙会,突然算命先生指着一位风流后生说：“李老爷你若能把这后生收下日后定大发其财”。李大全问为什么?算命先生答:“这后生外表风流成性,挥金如土,实是怀才不遇的奇人,他人不知且难供这后生开销,只有像李老爷你这样的财东才能供起后生的开销,李老爷要信得过鄙人，年后定金银无数”。李大全听后说：“哪我就养活他一年看这后生是什么奇才”。算命先生又说：“李老爷不过鄙人有话再先,这后生想去什么地方、想做什么你都要答应他”。李大全稍思后说：“只要他不犯王法”。随后二人便把后生召唤过来,问后生叫什么,家住哪里,想做什么?得知后生叫雷履泰,家住细窑村,想去京城,时过久李大全便派人把年青的雷履泰送到了西裕成颜料京城(北京)的分号。
雷履泰到达京城后无事可做,每日和富家子弟吃喝玩乐，并用二佰俩银子买了一只百灵鸟，大把的开销银俩使的西裕成颜料京城(北京)的分号收不赢支,分号告急,李大全从平遥总号拨银给京城分号，时隔不久京城分号又告急说：“雷履泰 将用二佰俩银子买的百灵鸟送给他人，这样的败家子弟怎能养的起”。李大全命分号不要限制雷履泰，但要了解雷履泰在与什么人玩，在做什么?话说雷履泰将百灵鸟送给的不是别人正是大清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爱新觉罗·旻宁)太子,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雷履泰就用这只百灵鸟打开了戒备森严的皇宫大门。
一日雷履泰进得宫去看见旻宁太子愁眉不展，便问其因。旻宁太子说：“由于年成不好，全国响马四起。救灾银俩和粮草经常被抢盗，国库空虚。父皇(嘉庆黄帝)为此大动龙彦”。雷履泰听后说：“如太子能让我面见皇上，在下有妙方防止现银运送被盗抢”。旻宁太子听后忙带雷履泰面见嘉庆黄帝。雷履泰把“即不需要劳师动众,又能防止现银被盗抢的汇票”想法面奏了嘉庆黄帝。嘉庆黄帝听后认为是个上策，但必竟先朝先祖无此例，就下口御以西裕成颜料庄名誉，向民间踌躇银俩放货获利，以资国库空虚，就这样延生了中国笫一张汇票。在雷履泰的精明策化与经营下，清朝政府的莫许支持下，年终只是上缴皇宫的锐银，就用骒马驮着便排满了京城十里长安街。
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日升昌票号成立，开创了中国银行史上笫一家票号。总号设于山西平遥西大街，财东李大全，经理雷履泰。
雷履泰夜梦“日升昌”
道光三年(1823年)，西裕成改营票号，取名“日升昌”，意在生意兴隆，如日初升，繁荣昌盛。“日升昌”这块金字牌匾，令每位游客赞不绝口，但关于“日升昌”这三个字的来源，却有着一段美丽而又神奇的传说。
一天傍晚,雷履泰吃过晚饭在铺号内溜了一圈,回到房内靠着铺盖卷就躺下了，忽然见铺面斜对门的木器厂内着了冲天大火，一时人们都大呼小叫着去救火，但当雷急忙赶木器厂前，原来竟是一座金碧辉煌赛似神仙住的天堂大院，推门进去,只见里面更是珠光宝气,碧瓦琉璃，真是一座流光溢彩的洞天福地，正在雷掌柜目不暇接之时，忽见东方朝霞虹景里，两轮红日喷薄而出，那金辉与宅院 相映，更是璀璨壮丽，令人叹为观止。訇然一声只见天上开了一座大门，天界众仙飘然而至，向西而去，这时许多神仙都频频招手，约他同去，于是雷履泰就觉得自己身如飘带，冉冉登上仙界，当他回首坐谈间，却见妻儿正向他招手，正欲带他们同去，不料众仙中，一位黑脸天仙跨步上前挡住去路，雷履泰猛一激凌，翻身越起，竟是一个离奇的梦。 这时雷看看时辰，已交三更，回想梦中情景犹历历在目，梦中意向分明是一个事业飞黄腾达的吉兆，于是他想起这几天一直为确定总号的名称而反复思索，但不甚满意。他曾想过“广聚源”、“兴隆盛”等名号，后来都一一否定了。
因为这些名称里虽有财源广进,永盛不衰之意,但似乎总缺少一种开创“票号”这一独特行业的新气派，新气象。这时，一个崭新的思想火花在他脑海中闪现出来，而且立刻汇聚成这样几个字，（二日并升光照 大地的情景）“日升昌”这个名称太好了，东家听了也一定会高兴的。雷履泰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当他开门来到院中，东方的天色已经曦微，又一个晴天丽日来到人间！ 为了适应新开张的“日升昌”票号业，东家李大全真的说妥买下“西裕成”斜对面木器铺的地方，然后根据票号生意的需要设计修筑这座“万古流芳”的日升昌大宅院。
财东跪请雷掌柜
日升昌票号成立之后，大掌柜雷履泰与二掌柜毛鸿翙关系恶化，年少的东家李箴视听从毛的建议，让雷回家养病，雷知道是毛从中作梗，想取而代之。回家后雷便写信要撤回分庄。东家得知后登门送银送酒，直到下跪雷才收回成命，并在毛辞职出号后上号工作。俗话说：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日升昌票号业务之所以汇通天下，雷、毛二人的矛盾起到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
父子经商各为其主
百川通广州分号经理邢嘉宾，年轻有为，精于生意。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有一次邢嘉宾获悉广东巡抚向北京要十三万两京饷。他捷足先登，拜见巡抚大人，争览这这笔生意。邢嘉宾的父亲邢国藩任蔚泰厚汉口分号经理，获悉更早，早已转告蔚泰厚广州分号掌柜争作这笔生意。百川通与蔚泰厚实力相当，都与巡抚大人交情不错。为了争到这笔生意，邢嘉宾写信给父亲陈说事由，父子二人互不相让。争来争去最后还是百川通做了这笔生意。父子相争各为其主，当时在商界传为美谈。百川通总号东掌柜联名写信嘉奖邢嘉宾。
明镜高悬—断伞
康熙年间，范村人宋忠原背着一把大雨伞进平遥城看病 ， 走到落邑村村南，从后面慌慌张张地跑来一人，宋忠原识的此人，是邻村人毋连迟。当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眼看就要下雨了。不一会儿，果然下起了大雨。宋忠原撑起背着的大雨伞，邀毋连迟同行，毋连迟赶紧靠过来借伞避雨。
两人风雨同舟，互济互助，边谈笑边行路到了高林村。宋忠原因风力大累得满头大汗，毋连迟于是接过宋忠原的伞打着到了南门外孔家饭店。这时已是风停云散，雨过天晴。宋忠原向毋连迟拿伞。毋连迟不但不还宋忠原，反而诬赖伞是他的，两人争吵起来，围拢来不少的观众。毋连迟说：”伞是我的！”宋忠原说：”伞是我的！”宋、毋扯夺雨伞，观众谁也断不清这伞是谁的，看他们吵吵嚷嚷，一直闹到平遥县署。宋忠原击鼓喊冤，知县王杰急忙升堂，原告宋忠原陈述了事情的经过。被告毋连迟仍一口咬定伞是他的。两人各抒已见，知县王杰一时作难，不好判断。沉默了一会，王杰猛然间把惊堂木一拍说:“刁民！屁大的事到县衙击鼓告状！想试探本官的软硬智愚……。”随即把伞撕的粉碎，掷下堂来，喝令退堂。
原告宋忠原从堂上下来，泪涕满面，被告毋连迟则幸灾乐祸，洋洋得意。两人走出县衙走到照壁南街上，四个衙役赶了出来 ，传唤二人重回县衙.二人再次跪在大堂上，知县王杰和颜悦色地判断，伞是原告宋忠原的，被告毋连迟属诬赖，重责四十大板，罚钱十贯，赔原告一把新雨伞。事后宋忠原给王知县送了一块匾额，上刻”明镜高悬”四个大字。
平遥城隍爷金屋藏娇
在平遥城隍庙寝宫楼东梢间里坐一尊年轻漂亮之妇，据说，她就是城隍爷的小妾，对于这位小妾的来历，在民间流传着这么一段小故事：平遥城隍神年轻气盛，可以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一次，平遥城隍与介休城隍神在一块相聚弈棋，平遥城隍神戏言说，我若赢你，您那位贤慧夫人就得归我所有，介休城隍神从心不服，一口答应下来，最后，以平遥城隍神为胜，这样，戏言为赌而造此后果，平遥城隍神无法，只好带回，为她营造一诗情画意的小环境，只得金屋藏娇。
在旧时，城隍庙赶庙会期间，介休张兰镇还派人到平遥城隍庙举行一年一度的梳头仪式，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70—80年代，活灵活现的故事，在古代更进一步使广大劳苦大众确信了城隍神的存在。
黄帝封鼎与平陶
平遥上古时期称平陶，原址今平遥乔头村（今冀壁），相传炎、黄二帝、阪泉之战黄帝得胜，确立了黄帝天下共主的地位，号令天下，大封领地，一日黄帝沿汾河入惠济河巡视至今平遥乔头村（原“冀壁”）一带平原，发现不远处风景独秀，青烟四起，上岸查看，此地所处一处（今平遥杜村）制陶规模宏大、而甚精，封此地为平陶。固有皇帝封鼎于平陶之说。平遥杜村历史悠久，直至明代，今平遥南神庙，庙墙有琉璃陶有落款“平遥杜村大明万历年制”实物。
西周时北方猃狁族兴起，经常南下侵暴周王朝，西周定王颐静命大军北伐。西周名将伊吉普北伐率大军驻扎平遥（今平遥城南军寨村）。平遥城为大军前营并设防猃狁族不敢来犯。双方百姓在此贸易形成集贸市场，日益繁华。北魏时平遥商业贸易已成规模，空前繁荣。以平陶城为基础，由洪善城、京陵城（原中都）、范落城等五城组建平陶城，因避北魏大武帝拓拔焘名讳，改名为“平遥”。由于平遥的特殊地理位置所以形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和贸易集散地，被历代帝王所重视。经历明清，特别是清代中期平遥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
日升昌票号轶事：汇业经营，不欺童叟
清末时期，平遥城内一位沿街讨饭数十年的寡妇老太太，有一天持一数额为12000两的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票，到日升昌总号提取银两。任柜头的一看签发时间在同治七年（1868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多年，赶紧跑到后厅询问大掌柜，两人问清了汇票来历，并认真查阅了数十年的帐簿，如数兑付了现银。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到张家口经商做皮货生意，同治七年收拾盈余，在日升昌分号汇款12000两白银，起程回籍，不料途中得病身亡。尸体运回家里，妻子哭得死去活来。换完衣服择日出殡后，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开始败落。妻子十几年熬过来，一天，这位早已沦为乞丐的老妇，拿起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夹袄，从衣角摸到一张日升昌汇票，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日升昌兑取现银。这件事之后，日升昌名声大振，汇兑、存放款业务一天比一天红火。
王朝相弃儒经商
王朝相为著名商号长盛蔚(现为天吉祥博物馆)大财东兼大掌柜。王朝相本出身于比较贫困的书香人家。早年曾勤学求仕，虽未成大气候，但也官至教渝，他父亲十分盼望自己的儿子能在仁途上超过自己，可是王朝相这个长子并不争气，几次乡试均名落孙山，于是索性弃儒经商。他经商善用心计，审时度势，哪笔买卖该做，哪笔生意不可做，估量得比较准确。对物价的涨落判断的不差分毫。所以他经商40余年，很少亏损。
王朝相经商不仅有术，而且十分重义，与人交往，信用为先，讲究货真价实，公平交易，从不坑人。所以许多人都乐于和他做买卖。他把我国儒家的义利观应用到自己的商业活动中，他经常教育自己的子孙：经商与入仕，虽然所走的人生道路不同，但为人之道是一样的。善于经商的人，身处金钱和货利之场所，同样可修高明的德性；求商业利润要取之有道，不可见利忘义，投机取巧，善于从政的人，奉先五之教，不求货利，不贪赃枉法，公正廉洁，才能扬名显身，功所名就。
王朝相一直坚信自己的信条，说到做到，他的经商理念树立了一面镜子，很值得后人深思！
清虚观光绪皇帝问“道”测字
清虚观始建于唐朝，鼎盛于元明清，直至今日,香火不断,游人络绎不绝，据县志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润八月，曾有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西巡途中，路宿平遥，皇帝亲临清虚观问“道”测字的记载。留下了永垂史册，留芳百世的典故. 光绪皇帝进到观中，行至纯阳宫的月台，道长问道：施主可否问道，光绪曰：吾只测一字，“山”，你看甚意？道长看到是“山”字，上下打量了一番施主道：“山不见水，无根基，想必施主问得是江山如何？”光绪佩服地点头说：“好。”道长接着说：“你问我，我问谁，满朝文武都是贼，若要江山保平安，除非日后贼杀贼。润八月天年不佳，国有大难，民有大祸，不过劫难将过，来年看好。” 光绪皇帝听后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希望日后有所转机。 至此，清虚道观问“道”美名，扬及全国，经久不衰,吸引着许多中外游人前来问“道”测字。
火烧城隍庙
每年农历五月二十七至六月二十七是城隍庙庙会期，在清咸丰九年（1859年）庙会期间，在集市上出现了一位卖饼子的老翁，这位老翁在集市一直叫喊着：“卖火烧啦，火烧。”（平遥人称饼子为火烧）,可是由于他的饼子太小了,叫了一天居然没人去买。一位年轻人看了看，诚心地告诉老翁说：“大爷，你的火烧太小了，人们都爱吃大的。”老翁告诉这位年轻人说：“今天是小火烧，明天就是大火烧。”当天夜里，果然庙内失火，除了后院寝宫窑之外的殿堂全部被烧为灰烬。后来，经过这位年轻人细心地回忆，才想起肯定是火神显灵了，从此，这段小故事便流传开来。

。

9. 票号的意思

票号亦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商业资本转化而来的旧式信用机构。因票号多为山西人开设，又被称为"山西票号"或"西号"。山西票号以平遥、太谷、祁县三帮势力最大。票号产生的时间说法不一，通常认为是由清代山西商人雷履泰的天津日升昌颜料庄在道光初年演变而成。票号有合资、独资之分，股东负无限责任制，资本额较钱庄为大，自二三十万至四五十万两不等。

基本信息

• 中文名称

  票号

• 时期

  清代初年左右

• 本质

  信用机构

• 起源地区

  山西 平遥

• 首家

  日升昌记

目录

1产生年代

2晋商首创的原因

3形成

4发展

5业务活动

6政府政策

7影响力

8理念领先

9衰落

折叠编辑本段产生年代

折叠清初说

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转引《中国经济全书》称:"据说开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李自成败走时所有的金子携带不便，便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万两，因此之后将从来谋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至是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近人徐珂《清裨类钞》称:"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

折叠康熙朝说

李华教授认为:"山西票号在康熙年间早已产生，但在当时票号寥若晨星，可以肯定不会太多。"李华教授的根据有二:一是据何焯《何义门先生集》所载，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时，因生活窘迫，曾将"一应冬衣，俱当在对门当内，因皮钱尤重"，赎不回来，其家人就由原籍苏州向北京天会号汇银九十两，使其"先赎皮袄"。又据康熙40年《康熙南巡秘记》载:"时济南票号适以银款纠葛事，须时敏亲自料理。"

折叠乾嘉时期说

民国十二年出版的《晋商盛衰记》称:票商经营，为山西极有名之商业，"创始放前清中叶，当乾隆、嘉庆间"。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称:"溯我票商一业，创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时代"。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称:"雷履泰、李正华于嘉庆二年创立日升昌票号"。

折叠道光初年说

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颜料铺的经理雷履泰，因为地方不靖，运现困难，乃用汇票清算远地的账目，起初似乎是在重庆、汉口、天津间，日升昌往来的商号试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颜料铺为后盾，兼营汇票，替人汇兑。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1831)北京日升昌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庄，专营汇兑。"

笔者以为，会票(汇票)在明末清初已经出现。顾炎武《日知录》称:"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之会票也。"所谓"飞钱"，乃是异地取银钱的一种汇兑方式，起源时间约在唐宪宗时。当时商业发达，钱币携带不便，加之钱币缺乏，各地方又禁钱出境，各地在京师的商人，便将售货所得之钱，交付各道驻京的进奏院及各军各使等机关，或交各地设有联号的富商，由机关、商号发给半联票券，另半联寄往在各道有关机关、商号。商人回到本道后，合对票券取钱，此种票券即称"飞钱"。看来明末清初也有类似"飞钱"的会票，开始写作"会券"，后来写成汇票，近人卫聚贤先生说:"汇票亦名会券。"(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到乾隆时，还出现了期票形式，据《清高宗实录》卷1068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山西商人张銮从新疆阿克苏贩运玉石到苏州发卖，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初到达苏州，共卖得银128000余两，因犯禁被官府查禁，在船上"搜获现银仅二万四千余两，其会票期票所开，亦止四万六千余两"。(《清高宗实录》卷1068，乾隆四十三年十月)由此可知，当时的会票制度已有了会票和期票之别。会票如前所述，是见票兑付的即期会票，期票则是签发会票后约定若干时日后而兑付的长期会票。会票种类的发展，说明汇兑业务在当时已有相当发展。但是从顾炎武《日知录》和这条史料所载，却未说明已有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在票号未出现前，由商号兼营汇兑业务是很正常的。那么，究竟何时出现专营汇兑和存放款业的票号呢?前述明末清初说是以相传为据，难以为凭。李华先生的康熙朝说，值得重视。但是从康熙到道光朝山西日升昌票号成立的近百年时间内，又难得见到有关票号活动的史料，有的只是有关会票的情况，而且《康熙南巡秘记》所载票号的具体活动较笼统。至于乾嘉说实为近人推测。道光初年说则史料比较丰富。在票号界对于日升昌票号为山西票号界鼻祖，一般没有多少异议。而且是从日升昌票号成立以后，众皆效尤，山西票号才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起来，最后成为金融界的重要力量。笔者以为，李华先生所说的康熙朝说，暂且可以存疑。而道光初年说则是从产生到发展，具有连带性。所以，从山西票号作为专营汇兑业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山西票号在道光初年产生之说较为妥贴。关于日升昌票号，是由山西平遥达蒲村李氏开设。李氏原籍陕西汉中，元代仕官山西后，落户达蒲。据说，李氏经营颜料铺始于雍正年间。李氏在达蒲村没有制作颜料的作坊，而是在山西平遥城西大街和北京崇文门外设有颜料商号。日升昌票号前身是李氏开办的西裕成颜料庄，嘉庆后期总经理是雷履泰。当时，发生了白莲教大起义，又因自然灾荒不断，社会很不安定。商号之间调运现银靠镖行保护，不仅费资费时，而且极不安全，雷氏就在所属商号间以会票代替运现，后来就兼营起汇兑业务，并把西格成颜料庄改组为专营汇兑的日升昌票号。取名为日升昌，是票号有如旭日东升、繁荣昌盛之意。今平遥县尚保存有日升昌当年的对联:

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

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

关于日升昌的成立时间，可能在道光初年。据嘉庆二十四年(1819)北京前门外平遥颜料会馆《重修仙翁庙碑记》捐银商号名单中，有西裕成颜料庄捐银 120两，名列榜首。(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重修仙翁庙碑记》，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但是到道光十八年(1838)北京前门外平遥颜料会馆所立《颜料行会会馆碑记》捐助银两商号名单中已无西裕成颜料庄，(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颜料行会碑记》，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说明西裕成颜料庄此时已不复存在。嘉庆只有25年，也就是说西裕成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号只能发生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之后，道光十八年(1838)之前。又据道光八年(1828)江苏巡抚陶澍奏折称:苏州为百货聚集之区，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商人到苏州贩货，银达数百万两，"俱系会票往来"。(清档，江苏巡抚陶澍道光八年四月初八日奏折)说明当时苏州市场已有汇票流通，而且携带汇票者多为北方商人，可见北方已出现票号。再者，西裕成颜料庄总经理雷履泰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平遥县文庙尚存道光二十四年(1844)所立之碑，碑文刻捐助者有"日升昌捐银一百五十两，雷履泰捐银四十两"。(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可见，雷氏此时尚健在，但已是74岁了。而道光八年(1828)前雷氏正是50多岁，年富力强，阅历深，此时由雷氏主持将西裕成颜料庄不失机宜改组为日升昌票号，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山西票号至迟在道光初年已经诞生。

折叠编辑本段晋商首创的原因

1、积累比较雄厚

如前所述，早在乾隆时，山西商人资本"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2、经营活动需要

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向社会借贷。例如山西商人贩运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广茶，经水陆之途运销至北京、归化城、张家口、蒙古草原、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和西北兰州、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路程数千里，资本用量大，周转慢，需要大量货款，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而形成票号。

3、商号之间需要

晋商的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

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而各地商号的盈利，均须解回山西总号，统一结账分红，同时总号与分号之间，也要发生资金调拨。过去对此均采用由镖行保镖运现银形式。但是由于乾嘉以来社会极不安宁，保镖运现极不安全。为了解决运现银问题，于是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产生了。

折叠编辑本段形成

折叠第一、需求

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山西票号由于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现银调动额数也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镖局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的专门运现机构。所谓镖局，以"雇佣武艺高超的人，名为镖师傅，腰系镖囊，内装飞镖，手持长枪(长矛)，于车上或驮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明师傅的姓，沿途强盗，看见标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镖，某人武艺高强不敢侵犯。重在旗标，故名标局。"镖局起运的骡驮子，人称"标驮子"。每一驮可驮银3000两。山西祁县是著名的戴氏心意拳发祥地，有武功之人不少，而山西商帮遍布全国各大商埠，商品交易中常需运现，放开设源局者山西人居多。卫聚贤《山西票号史》载:"考创设镖局之鼻祖，仍系……山西人神拳张黑五者，请于达摩王，转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卫聚贤《山西票号史》)卫聚贤还进一步推论，镖局是明末清初顾炎武、傅山、戴廷轼为反清复明，以保护商人运送现银而设。镶局不论何时开创，山西人业此行者不少。直至清末尚有不少山西人开办的镖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晋元在张家口开办有"三合镖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开办有"兴元镖局"。此外还有"志一堂"、"长胜"、"三义"、"无敌"等镖局，太谷车老二，祁县戴二阁等都是有名的镖师傅。(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镖局运现一般是按季起运，以归化城镖局来说，凡运往直隶的白银，路线是经平型关、骆驼峪，达平山、唐县;运往山西的白银，由杀虎口，往雁门关，达祁县、太谷。但是镖局运现，随着社会的动荡，土匪四起，已不安全。近人铢庵说:"时各省贸易往来，皆系现银。运转之际，少数由商人自行携带，多数则由镖局保送。盖沿途不靖，各商转运现银，时被劫夺，而保镖者遇众寡不敌，亦束手无策，故为各商所深忧。"(铢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下面我们举一个商人运现被盗匪骚扰的事例:山西祁县史家开办的大盛魁商号，祁县乔家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其运货驼队曾多次在蒙古草原被土匪所抢劫，而造成很大损失。据说领头的劫匪绰号"流矢儿"，其人武艺高强，伸臂可举牛犊，起脚能增伤烈马，摔跤赢遍草原，射箭百步穿杨。他把不少厅、旗衙役捕快收为徒弟，并充当官吏的保镖。他的公开身份是跤王拳师，暗中却与响马贼寇勾结，作恶草原。史、乔两家深受其敲诈、勒索之害，便雇来镖师惩治其人。岂料，那些被雇来的镖师，都被"流矢儿"打得落花流水，遁迹潜踪，再不敢在草原上露面。史、乔两家便想请故里祁县武林高手戴奎。如前所述，祁县是戴氏心意拳故地，虽说此时始祖戴龙邦、名师戴二周已过世，但戴氏传人戴奎仍是隐居乡间的武林高手，若是请他出山，制服"流矢儿"当不成问题。但戴奎为人性寡孤傲，商人们对能否请得动他却没把握。后来便派一位名叫二旦的商人手提重礼来到县城戴宅，见到戴奎后，便将祁县史、乔二商在外受害之事说来。待戴奎听得怒形于色时，二旦又把厚礼送上，请他出山相助。谁知戴奎一言不发，竟将二旦连人带礼推出家门。二旦无奈，只好垂头丧气重返包头。山西到包头，杀虎口是必经之处，此地匪患也最厉害。二旦刚到此，便被一群土匪围住，要留下千两买路银，否则暴尸荒野。二旦正在危难之际，突地戴奎一人闯进圈里，三拳两脚撂到不少土匪。拉上二旦就跑。不想走出数里，又被一群土匪拦住，又要买路钱，领头的自称是"流矢儿"大弟子飞骆驼。戴奎一听是"流矢儿"的人，怒起心头，一挟一跃先将二旦放在临近屋顶，随后飘下来，对众匪大打出手，转眼就撂倒七、八人，飞骆驼见状便亲自上阵，照戴奎致命处就是一拳，戴奎轻轻闪过，未等敌手回转，已插进敌裆，大喝一声，将飞骆驼打翻在地，爬不起来。众匪见状，纷纷逃窜。戴奎也不追赶，轻轻一跃，上房将二旦接下地面，对瘫在地上的飞骆驼说了句:"我是祁县戴奎，不服气到包头找我。"便与二旦扬长而去。不出五天，"流矢儿"战书传到戴奎手中。戴奎如期从包头赶到归化时，"流矢儿"早已带来数百名弟子及各厅、旗官场要员助阵，誓与戴奎决一雌雄。"流矢儿"身高体壮，形如罗汉。他见戴奎骨瘦如柴，气焰更盛，遂顺手将场外一个三百斤重的圆椎石磙举起，扔到戴奎脚下。戴奎嘿嘿一笑，右脚一踩，将石磙就地转了两圈，猛一抬脚，已将石磙送到半空，不等石磙落地，一个"蛰龙登天"，已将石磙送出一丈开外，物落原地。"流矢儿"所带之人见状大吃一惊，"流矢儿"也不敢怠慢，便先向戴奎动手。戴奎连破对方致命攻击，而"流矢儿"更加疯狂。于是戴奎拿出戴家绝招，趁"流矢儿"猛扑之际，顺势发出裹拳，又出其不意拍向敌人左臂，呼地一下点住了对方腋下"夹窝穴"。不可一世的"流矢儿"一下蹲在地上，起不来了，只见他脑袋耷拉，诞水流出，二目发怔，面无人色。"流矢儿"对众徒弟艰难地说了声:"扶我回去。""流矢儿"回到家，没出七天，气血难通，一命归天。消息传到包头，轻财好义的戴奎辞掉史、乔二家谢礼，返回祁县。(参见曹继植《戴拳师除霸护商贾》，《文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上述戴奎替山西商人清除商路上的土匪、恶棍一事，虽然是清末民初之事，但也反映了山西商人经商之艰，运现之难。因此，山西商人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大，靠镖局运现确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要求，更何况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在这种情况下，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折叠编辑本段发展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营业繁荣，业务发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到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这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山西商人纷纷效尤投资票号。如介休侯氏聘原任日升昌票号副经理的毛鸿翙为蔚泰厚绸布庄经理，毛氏到任后，协助财东侯氏将其所开办的蔚泰厚绸布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布庄、新泰厚绸布庄、蔚丰厚绸缎庄均改组为票号，并形成以蔚泰厚为首的"蔚"字五联号，不数年，大获其利。自是，凡长江各埠茶庄、典当、绸缎、丝布业，及京津一带皮毛杂货业之晋人，群起仿办，往往于本号附设票庄。票号的发展，大致在道光年间为兴起之时，时有票号仅十家，即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日新中、广泰兴、合盛元、志成信。咸丰时由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受战争的影响，票号发展受挫。同治年起，票号又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光绪时达到鼎盛，请看下列山西票号家数统计:

咸丰十年(1861)14家

咸丰十二年到同治十三年(1862--1874)26家

光绪元年到光绪八年(1875--1882)28家

光绪五年(1879)29家

光绪九年(1883)30家

光绪十九年(1893)28家

山西票号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乱时虽有损失，但尚未伤元气。韩业芳《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载:"庚子之乱，虽在内地，而受伤者不过直鲁二省，肢体之伤，仍非心腹之害。"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说:"庚子内乱，天子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滞，而票商之持券兑现者，上海、汉口、山西各处云会雾急，幸赖各埠同心，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是取信，分布遍放通国，名誉著放全球。"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上海为商务总汇之地，一日出入值银钱千百万，票号之业务因是特盛。其重要票号皆是山西商人开办，如大德通、合盛元、中兴和、蔚泰厚、百川通、志成信、大德恒、日升昌、存义公、蔚长厚、新泰厚、三晋源、协成乾、蔚丰厚、协同庆、大德玉、蔚盛长等。与此同时，山西票号在国内设立的分号已由20多家增加到80多家。山西票号设立的城市计有:北京、张家口、天津、奉天、济南、扬州、江宁、苏州、芜湖、屯溪、河口(在江西)、广州、长沙、常德、湘潭、汉口、沙市、重庆、成都、西安、三原、开封、周家口、上海、杭州、福州、厦门、汕头、营口、南昌、九江、桂林、梧州、昆明、贵阳、镇江、巴塘、里塘、打箭炉、自流井、迪化、甘州、南宁、解县、新绛、介休、曲沃、烟台、包头、兰州、肃州、归化、周村、张兰、宁夏、潮州、文水、汾阳、万县、雅安、康定、正阳关、通州、赊旗、兴化镇、禹县(今河南禹州)、博爱、清化、怀庆、寿阳、交城、喇嘛庙、凉州、盂县、库伦、吉林、长春、黑龙江、锦州、安东、安庆、运城、徐州、亳州、道口、济宁、获鹿、承德、多伦、赤峰、香港等。

山西商帮除在国内设立票号外，还在国外如朝鲜新义州、韩国仁川和日本大贩、神户、横滨、东京等地设立了票号。

随着山西票号业务的发展，在山西票号内部，还出现了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这种帮是以总号的所在地来区别，即总号设在平遥县的为平帮，总号设在祁县的为祁帮，总号设在太谷县的为太帮或谷帮。平、祁、太三帮里面，以平遥帮最早，票庄的先锋日升昌、蔚泰厚总号都在平遥。兹将平、祁、太三帮票号情况统计如下:

也可以是某些票据的编号 发票办好 收款单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