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藩信金融服务集团

① 宋朝的信息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根据首都及疆域的变迁，可再分为北宋与南宋，合称两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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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如何平定藩之乱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平西王吴三桂执杀巡抚朱国治，据云南叛；康熙十三年（1674年）四月，靖南王耿精忠执福建总督范承谟，据福建叛；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据广东叛。自吴三桂发难，至清军平叛，历时八年。

三藩分镇。

顺治十六年（1659年）一月，清军收复云贵后，“其实尚未据守”，李定国以及当地土司的军事抵抗时有发生。十六年三月敕令平西王吴三桂驻镇云南，一年后令靖南王耿继茂“率领全标官兵并家口移镇福建”，征讨以金门、厦门为基地的郑成功。平南王尚可喜仍留镇广东，协助耿继茂遏制郑成功。顺治在给吏、兵两部的谕令中指出，吴、耿、尚三藩对所在省份的，“文武官员”有“甄别举劾”之权，“兵马钱粮一切事务，俱暂著该藩总管”，“内外衙门，不得掣肘”。

国中之国。

三藩中以吴三桂实力为最。吴三桂降清时所携部众四万余，且开山海关投降，位在“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辈右”。在底定云贵、击溃南明永历政权的过程中，吴三桂再立首功，顺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仿明初封黔国公沐英例，令吴三桂世镇云南，兼辖贵州，把前明黔国公的庄田七百顷赐为藩庄，云贵两省督抚均受平西王节制。

顺治十七年裁定兵制，三藩保留八十三个佐领（约十万人），其中吴三桂拥有佐领五十三个（五万人以上），所辖投诚兵万余。

吴三桂在云南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郡县吏得自辟署，谓之‘西选’渐乃题用朝臣”，“以别省不相干涉之处及见任京官公然坐缺定衔”，“天下之官，不分内外，不论远近，皆可择而取之”。又择“诸将子弟，四方宾客，与肆武备”，且与西藏达赖喇嘛互市茶马，每年经西藏进入云南的蒙古良马千匹，充作战马。为扩充实力，吴三桂还“广征关市”，“垄断盐井、金铜矿山之利”；“招徕商旅”，“广通贸易殖货财”；遣人至辽东、四川，“就地采运”人参、黄连、附子，“官为之鬻”。

尚可喜、耿继茂各有十五个佐领的兵力，另有投诚兵万余。尚氏所把持的税收，“每岁获银两不下数百万”，令藩属“私充盐商，据津口立总店”，且“牟利子母”，经营高利贷。耿继茂在福建亦“横征盐课”、“勒索银米”。在三藩的盘剥下，云南、广东、福建三省“数十年来，富室空虚，中产沦亡，穷民无所为赖”。

三藩并撤。

康熙即位以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

康熙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年已七旬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量带两佐领甲兵并藩下闲丁、孤寡老弱”启程，并请以子尚之信袭爵，留镇广东。康熙遂令议政王大臣会同户部、兵部以及吏部“确议具奏”。吏部以“藩王见存，子无移袭之例”驳回袭爵之请；议政王大臣会议又以“尚之信仍带领官兵居住粤东，则是父子分离，而藩下官兵父子兄弟宗族亦至分离”为由，作出“既议迁移，似应将该藩家属兵丁均行议迁”的议处，康熙立即批准撤藩之议。

该年七月初三，平西王吴三桂为窥视清朝廷意向，疏请撤藩，内有“今闻平南王尚可喜有陈情之疏，已蒙恩鉴，准撤全藩。仰恃鸿恩，冒于天听，请撤安插”等语。康熙对吴三桂之疏批道：“今云南已经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搬移安插，著议政王大臣会同户、兵二部确议具奏”。

同年七月初九，靖南王耿精忠疏请撤藩，议政王大臣遵旨会议，作出“应将王本身并标下十五佐领官兵家口均行迁移”的决定。八月初六，议政王大臣在对吴三桂疏请撤藩一事会议时，出现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应将王本身并所属官兵家口均行迁移，在山海关外酌量安插。云南地方，有土司苗蛮杂处，不得稍疏防御，今既将王迁移，应暂遣满洲官兵戍守，俟满洲官兵到日，该藩起程”。另一种认为“吴三桂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平定，总无乱萌，今若将王迁移，不得不遣兵镇守。兵丁往返，与王之迁移，沿途地方民驿累”，“应仍令吴三桂镇守云南”。两议俱上请旨，康熙作出“著王率领所属官兵家口，俱行迁移前来”的决断。

八月十五日，清朝廷派遣礼部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理前往云南经理撤藩事宜，遗户部尚书梁清标前往广东、吏部侍郎陈一炳前往福建办理撤藩，于是三藩并撤。

吴三桂发难。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执杀云南巡抚朱国治、扣留折尔肯等特使，据云南叛。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国号“周”，以明年为周王昭武元年，蓄发易衣冠，铸“利用通宝”，旗帜易白，发布反清檄文，斥责清朝廷当年“逆天背盟”，“雄据燕京，窃我先朝神器，变我国衣裳”，“将欲反戈北伐，扫荡腥膻”。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深、贵州巡抚曹申吉皆降。云贵总督甘文煜在贵阳陷落后率十余骑逃至镇远，拟扼守镇远，控制滇、黔险隘之地。镇远守将江义叛应吴三桂，甘文馄被叛军包围，十二月初八自尽，云贵两省皆陷。

十二月二十一日，清朝廷始接到吴三桂为叛的奏报，大学士索额图请诛主张撤藩的大臣以平息战乱。康熙深知吴三桂蓄谋已久，“撤亦反，不撤亦反”，拒绝索额图的建议，命前锋统领硕岱率军前往荆州，进驻常德，阻吴军北上；令都统朱满自武昌赴岳州，阻敌东犯；令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部进川，扼守由滇入川之路。

吴三桂十二月二十二日，下令停撤平南、靖南二藩，召梁清标、陈一炳还京；二十四日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军讨伐吴三桂；二十五日以兖州地近江南、江西、湖广，太原邻近川、陕，调军队驻防兖州、太原以便随时策应湖广、川陕。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清朝廷以内大臣希尔根为定南将军，率军前往江西；该年六月任命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冠大将军，开赴岳州；未几又任命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前往浙江督师，任命贝勒董额为定西大将军前往四川督战；同年九月相继任命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驻江宁；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坐镇江西。

八省俱陷。

三藩所辖之兵，皆“百战之余，勇健善斗”，“莫有撄其锋者”。清朝廷所任命诸将多畏敌避战，迁延不前。

康熙十二年年底，吴三桂军自贵州入湖南，攻陷沅州，提督崔世禄被擒，“澧辰路梗，楚疆危急”，偏沅巡抚卢震弃长沙奔岳州。常德、长沙、岳州、澧州、衡阳相继陷落，湖南被吴三桂占领。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一月，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总兵谭弘、吴之茂等叛应吴三桂，四川陷落。

康熙十三年二月，驻广西将军孙延龄叛应吴三桂，杀都统王永年、副都统盂一茂，自称“安远大将军”，扼守大榕溪隘口，平乐陷；广西提督马雄、左江总兵郭义相继反叛，广西陷。

康熙十三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执福建总督范承谟，据福州叛，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传檄福建州县，令蓄发易服。并令都统马九玉、总兵骆养性等分取延平、邵武、汀州、福宁等地，福建不复为清朝廷所有。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发动兵变，在向四川进军途中，袭杀经略莫洛。兴安、延绥、葭州、米脂叛应王辅臣，延安、绥德相继陷。王辅臣被吴三桂封为“平远大将军”，遣兵陷兰州，固原、临洮等地相继为叛。

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尚之信叛应吴三桂，易服改帜，派兵包围尚可喜住处，尚可喜自杀未遂，数日后病逝。

三藩并叛，云、贵、湘、川、闽、陕、粤、桂八省皆陷；甘肃、江西两省大部亦被叛军占领，以至达赖喇嘛竟建议清朝廷同吴三桂“裂土罢兵”。蒙古察哈尔部首领布尔尼也乘机起兵，进逼张家口，京师震动。

起用绿营。

为扭转战局，清帝决定起用绿营。绿营系清军入关后陆续收编的前明武装，以绿旗为标志，又称之绿旗兵。“天下绿旗兵，无如陕西强壮，而其数较各省部众”，“若用绿旗步兵之力，于灭贼殊为有济”。康熙十四年（1675年）清朝廷授甘肃提督张勇为靖逆将军，令其率部平定王辅臣之乱。康熙特谕负责西部战事的贝勒董额，对于“劳绩甚茂”的张勇等汉将“慎勿轻侮，致滋嫌隙”，“事无划，务期协和持平而行”回。康熙在给张勇的谕令中明白写道：“自古汉人逆乱，亦准以汉兵剿平”，“况我绿旗兵较之贼兵甚强”。

该年四月，张勇部将王进宝克临洮、金县、安定，总兵官孙思克收复靖远卫。宁夏驻军在王辅臣的煽动下杀提督陈福、发动兵变后，张勇立即前往安抚。未几孙思克在虎山墩大败王辅臣，断其饷道，陷入困境的王辅臣遂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六月叛而复降，致使吴三桂急令西犯秦陇、欲与王辅臣会师的王屏藩、吴之茂部撤回汉中。旋封张勇为一等候（袭十次）；授王进宝奋勇将军，加封一等伯（袭八次）；授孙思克为凉州提督，并遣内阁学士禧佛等赍敕往陕西，谕令彼等立即“各率所属绿旗兵平定汉中、兴安，恢复四川”。

除陕西外，“浙江及江西袁州、赣州等处绿营兵，奋勇剿贼，固守地方”，为此康熙特谕令兵部“应即议叙，以旌其劳”，“速议具奏”。绿营在平定三藩之乱中战功卓著，安亲王岳乐在攻长沙时，请派绿旗兵两千助战；简亲王喇布则“以调绿旗兵为辞，因循日月”，大有无绿旗即不出战之势。

孤立吴三桂。

虽然三藩并叛，八省俱陷，康熙认定“今日事势，先灭吴逆为要”，对其他叛应吴三桂的藩王、将领竭力争取在王辅臣袭杀莫洛后，康熙立即敕谕王辅臣，赞其“赋性忠义，才勇兼优”，“殚心抒忠，茂建功绩”，并以“莫洛于尔，心怀私隙，致有今日之事。则朕之知人未明，俾尔变遭意外，忠荩莫伸，咎在朕躬，于尔何罪”等为其开脱。且遣王辅臣之子王继贞前往陕西颁谕，“晓以大义，发其悔悟之心”，时为康熙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接到王辅臣的疏奏后，再次遣使赍敕往抚，重申“变起情形，皆由莫洛控驭失宜、军心不服所致”，“尔之心迹无他，朕已洞悉，往事一概不究”，“尔所属官兵，俱行宽宥，照旧归伍效用，尔即率领，仍回平凉汛地，照旧镇守。”康熙十五年（1676年）六月初一，康熙在得悉清军已断王辅臣饷道后，第三次颁诏，赦其罪，“招慰之”。

康熙十三年六月，康熙遣工部郎中周襄绪及靖藩旧部陈嘉猷等，赍敕前往福建招抚耿精忠，冀其“革心悔祸，投诚自归”。康熙十五年八月又遣其弟耿聚忠（安亲王岳乐之婿）赍敕赴军前招抚耿精忠。康熙帝在敕书中再次重申“朕犹念尔祖、父前功，终不忍绝，将尔在京诸昆弟及所属人员，概行宽宥，给还官职，恩礼如常”，“朕复念尔变乱，必有所由，或为逼迫所致，故复下敕书，遣尔弟耿聚忠赍至军前，明谕朕意。尔若即悔罪，率众归诚，当复尔王爵，仍旧镇守，所属人员职任俱各如故”，“朕以诚心待天下，断不食言，尔勿听信煽惑之言，终怀疑惧，负朕始终保全至意”。一年后杰书部清军在接连击败耿精忠部将曾养性、马九玉后，入仙霞关，攻陷浦城，江西清军又相继夺取建昌、饶州、广信等地。耿精忠不支，遂有降意。康熙帝得悉后，于康熙十五年九月十八日降谕杰书“以时事晓谕耿精忠速降，以副朕安辑生民至意”。十月二十一日，耿精忠在福州开城迎降的疏奏送抵御前，康熙立即传谕“命耿精忠仍留靖南王爵，率伊所属官兵随大军征剿”。

康熙十五年十二月，清军自江西赣州入广东，尚之信遣使至简亲王喇布军前乞降，康熙敕谕尚之信：“知尔父子不忘报国，念笃忠贞，因事出仓促，致成变异，朕心深为恻悯。今特降旨，将尔已往之罪并属下官兵，概行赦免，倘能相机剿贼。立功自效，仍加恩优叙，尔当益竭悃诚，勉图后效，以副朕始终曲全至意。”

对参与三藩之乱的马雄、孙延龄等清朝廷也竭力招抚。康熙十五年九月，遣马雄之子马承先赴广西招抚。该年年底广西初定。

王辅臣、耿精忠以及尚之信等人的相继倒戈，使得清朝廷得以全力征讨吴三桂。

吴氏败亡。

吴三桂起兵之后，仍有裂土罢兵，割据一方之念，“迫洞庭而不即渡”，“徘徊衡湘间”，期冀与清朝廷议和，保住即得利益，拒不采纳“疾行渡江、会师北向”、“下九江、扼长淮，以绝南北运道”以及“据关东、巴蜀，塞骰函以自固”等建议，“以长子尚主留京为质故”。

王辅臣、耿精忠、尚之信降清后，吴三桂为安定人心，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初一在衡州称帝。自吴三桂举兵“滇蜀之间，屡岁不登，米一石价六两，盐一斤价三、四百钱”，且“加税田亩地丁”，“怨声四起，故所破州县旋得旋失”。“又于云南丽江等处凿山开矿，采取金银，日役苗夷万人，土司多忿怨”。该年五月，清军水师入洞庭糊，分驻君山、九贵山，切断岳州吴军同衡州、长沙等地联系。同年八月十七，吴三桂得悉其婿胡国柱有降清之意，“大呼曰‘吾势去矣’，即气噎仆地”而死，时年七十五。

吴三桂死后，其部将拥立吴应熊之子吴世瑶柩前即位。吴世瑶不敢留居衡州，遂退居贵阳，拟以湖南、四川、广西为屏障。清军乘势收复岳州、常德、长沙、汉中、保定、顺庆、成都、重庆。

康熙十九年（1680年）十月，清军由平越逼贵阳，吴世瑶奔云南，清军迅速占领贵州全省。翌年二月清军由黔入滇，吴军列象阵迎战，自卯至午激战三个时辰，因象溃而败。吴世瑶恃险固守，令诸将分守五华山宫门（平西王藩府）。康熙二十年（1681年）九月，赵良栋率绿营兵至云南，连越三濠夺三桥，直逼城下，围之数日。该年十月城中粮尽，南门守将开门迎降，吴世瑶服毒而死，时年十六岁。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被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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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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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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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时期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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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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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宋朝为什么被蒙元干掉了

就整体而言，宋朝是我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但同时，宋朝却又是一个在军事上极其衰弱的时期，宋朝的灭亡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一、缺乏北方屏障。五代十国时期幽云十六州等战略要地的丢失，使得宋朝先天地失去了抵御北方民族进攻的一道屏障。宋朝建国之初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两次用兵都以失败告终。

二、宋朝军事制度的缺陷。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发生唐朝因地方军阀坐大而最终灭亡的现象，在国家边患未除的情况下，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剥夺了军事将领的兵权，以文官带兵，造成军中“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荒唐局面，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三、宋朝财政制度的缺陷。唐代时地方收入一部分解归中央，一部分留归地方自用，而宋代则要求地方财政收入全部解入中央，地方毫无积存。这样，当发生外敌入侵时，地方便无钱无粮组织抵抗，只能坐等中央救援。

四、士族制度的衰落。经过唐朝之后，士族制度可以说从根本上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科举取仕，凡要进入官场，必先经过寒窗十载的苦读。士族制度有其先天缺陷，但也具有一定优势，士族家庭子弟在从政前，受家族的熏陶，大多具有一定的政治经验。而科举取仕使得一部分毫无政治经验的寒门子弟一夜之间身居高位，难免目光短浅，造成吏治混乱。

五、理学的发展。在传统儒家理论里，讲究的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所以民间大多不受礼仪约束，而崇尚勇武。宋代理学兴起后，更强调礼对世俗社会的约束，要求礼制从一家一户，一言一行做起，要求礼下庶人，“熟讲勉行，切于人伦日常之用”，从而实现崇化导民的目标。当民间生活也被纳入到礼的范围内以后，尚勇的精神、侠的精神也就消失迨尽了，军队的战斗力也就会相应下降。

六、岁币导致的恶性循环。宋朝对外战争连连失利，不得不大量输出岁币，而大量的岁币无疑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导致农民起义不断爆发。频繁暴发的农民起义又不断消耗着军队的战斗力，导致对外战争新的战败。战败——赔款——百姓负担加重——农民起义暴发——镇压农民起义——战斗力削弱——对外战争失利，在这样一个不断地恶性循环中，宋朝的国力、军队的战斗力被消耗殆尽，必然要走向最灭亡。

七、外交上的颟顸。这方面主要表现在南宋时期，面对日益强大的蒙古，宋朝始终在蒙古“我们一起消灭它，然后平分”的谎言下，充当蒙古的打手。南宋时期，蒙古无疑是各种势力中实力最强的，南宋的正确选择应该是合纵抗蒙，而不是与蒙古连横结盟，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平衡。

八、国防资源的缺乏。中国的地形特征决定了北方作战，必须要以骑兵为主，但由于塞北及西北出产良马的地区，都不在宋朝手中，结果宋朝只能把马寄养在民间，平时耕种，战时出征。这就造成马的品种低下，缺乏训练，一到战场上，很容易战死。

⑥ 什么事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为中国清政府和日本于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原名《马关新约》。
日本亦称为下关条约或日清讲和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另约》三款，《议订专条》三款，以及《停战展期专条》两款。《马关条约》的签署标志着中日甲午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结束。中方代表为李鸿章和李经芳、日方代表为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

『中文条约中称中国 、日文条约称清国』
●中国从朝鲜半岛撤军并承认朝鲜的“自主独立”；中国不再是朝鲜之宗主国 ；
●中国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
●中国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二万万两）；
●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
●彼此的最惠国待遇；
《马关条约》签字时的情景●中国不得逮捕为日本军队服务的人员；
●台湾澎湖内中国居民，两年之内任便变卖产业搬出界外，逾期未迁者，将被视为日本臣民；
●条约批准后两个月内，两国派员赴台办理移交手续。
●增辟通商口岸

⑦ 如何评价石达开

。历史人物有的情况单纯，有的情况复杂。单纯的人物有如修建在一片平地上的金字塔，从四面八方看上去，形状都差不多。复杂的人物有如被云封雾绕的深邃的庐山，人们从远近高低不同的角度所见到的形象就不一样。就太平天国的人物而言，萧朝贵就很单纯。他没有文化，在家“种田种山为业”。起义后“勇敢刚强，冲锋第一”。后来进攻长沙时中炮牺牲。经历单纯，全无争论，说他是一位农民起义的英雄，大家都会赞成。比较而言，石达开的问题就要复杂得多。他的前期活动虽有不少记载，可是颇有出入，他的后期活动不仅记载甚少，而且这些记载的可靠性很成问题，因而真相难明。

石达开出身于什么家庭?从自耕农到土豪大族，各种说法都有。我们到他的故乡访问时，所得到的口碑是“田不多”，自耕自食。有的史料说“家稍裕”。有的史料说“家中资”。有的史料说“家本富饶”。有的史料说“以财雄一方”。有的同志竟称石家为“当地土豪大族”。当然，现已谁也不会再讲唯成份论，但是出身不同的人参加革命的原因不会完全一致，这就难免会对他的评价产生影响。再说，石达开虽然自幼读书，但是从未应考，没有功名。他算不算渎书人，也很难说。无文凭而有水平的人是不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在争论，何况是对古人。此事也与评价问题有关，因为“春秋责备贤者”，同样做错了一件事，我们对于有识之士的要求显然要高于无识之徒。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前期的活动，除了立下赫赫战功被称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这一点没有争议之外，其他许多重要史事都还没有弄清真相，未下定论。例如“安庆易制”究竟包括哪些内容，是否能够完全旨定，大家的意见就不一致。天京内讧之前，他是否参与了“诛杨密议”?如果参与了，就要承担发动内讧的一定的责任。此事虽然“查无实据”，究竟事出有因，因而至今尚未得到澄清。天京内讧之后，他是否负气出走，带走大批人马，决心远征不返?果真如此，他就要承担分裂的责任。现在虽然有些同志已经提出确据，证明他离开天京的当时并未蓄意远征，决定远征不返是两年以后的事，是由以后主客观两方面许多原因所促成。但是目前此说还未成为定论。

有关石达开后期活动的史料甚少，这是易于理解的。当时石达开孤军流动作战，出没无常，敌人常常弄不清他的踪迹，自然不会有很多的记载；而他们自己的文书史料，在失败后，大都被毁，残存下来的寥寥无几。由于史料过少，我们想对这一段史实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已经十分困难，更何况这些史料的内容还并不完全可靠。这一时期的史料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是石达开远征军自己的史料。除了像《翼王石达开告涪州城内四民训谕》这样有限的几件文书文理通顺叙事详明之外，某些将领文化程度不高，文书叙事不清，有的把贵州的“威宁”错写为“谓林”，这种半读半猜的史料，要想据以查明史实，确有困难。

(二)是清朝官方记载。为了邀功或者诿过，清方将吏的奏报每每故意说假话，例如薛福成就揭破过骆秉章的谎言：“按达开初到大渡河边，北岸实尚无官兵，而骆文忠公凑疏谓唐友耕一军已驻北岸，似为将士请奖张本，不得不声明防河得力，因稍移数日以迁就之。当时外省军报，大都如此，亦疆吏与将帅不得已之办法也。”象这样的史料，只会把人引入岐途，掩盖庐山真面目。

(三)是地方志的记载。这些记载虽非存心作伪，但又常常得自道听途说，不足为据。例如石达开为了迷惑敌人，对分兵作战时各路队伍都打自己的旗号。以至在同一时间，相距数百里的两个地方都有石达开路过该地的记载。孰真孰假，连当时当地的人都弄不清楚，何况后人。因此，这种记载的史料价值也就不高。

既然史料数量甚少，质量不高，据以探讨史实，必然困难很大。例如石达开最后渡过金沙江的兵力，根据不同的史料，既有十余万人之说，也有三四万人之说，甚至还有数千人之说。史实没有弄清，我们又怎能正确地评价石达开当时的战略得失，以至是非功过。就在这些数量甚少、质量不高的史料之中，也还难免掺入赝品。如说石达开“舍命以全三军”的说法来自《石达开致骆秉章书》。可是近年来已有几位同志对于此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甚至直指为伪作。如果此信真是赝品，据此而对石达开所作的评价岂不全都落空了吗?

因此，百余年来对石达开评价变化无常的第一个原因是：石达开本身是一位情况复杂的人物。记载他前期活动的史料虽多，但是对于某些重要史事分岐甚大；记载他后期活动的史料太少，以至真相难明。评论者从“远近高低”不同的角度去评价他，难免偏而不全，甚至摇摆不定。

二、他常常被选作古为今用的对象

评价历史人物，只能在已经掌握到的确凿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若在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遗憾的是：一百多年来，石达开常常被选作古为今用的对象，评论者并非真正去评价石达开，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是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去评价石达开的。石达开为什么常常被选作古为今用的对象，这是由于他是太平天国人物中间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为什么引人注目?这是因为：

（一）他既是太平天国最出色的军事家与政治家，又以“诗人”闻名子世。这种在多方面都有习—能的人物，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二）他是个很年青就已经建功立业的人物。金田起义时，他的实足年龄才19岁，已是领导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天京内讧之后，他回京主持军国大政，一身系天下安危，那时才不过是个 25、6岁的青年。

（三）在太平天国诸领袖中，他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短暂的一生是和整个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他又常常处在一些真相难明的矛盾与漩涡中间，引起后人的许多猜测和议论，给加以美化或丑化、神化或鬼化留有余地。

（四）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失败了的英雄更能引起后人的同情，正如赵矢元同志所说：“英雄令人敬仰，悲剧使人同情，历史悲剧中的英雄石达开，更叫人一掬同情之泪，表示敬仰之情，为之惋惜和慨叹。”

石达开殉难至今不过一百多年，后人对他的评价却波澜起伏，极不稳定。概括言之，我们可以把后人对他的评价分为以下六个时期：

（一）清代。在这一时期，不论是太平天国自己人，外国人与民间对他的评价都是很高的。清廷上下虽然对他切齿痛恨，也不能不衷心佩服他的才能。曾国藩说他：“狡(应释为机智)悍（应释为勇敢)为诸贼之冠。”左宗棠说他：“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薛福成甚至情不自禁地称他为“绝代英物”。

（二）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为了宣传革命的需要，把石达开塑造成为一位理想人物，一座高大无比的神像。

（三）解放前，人们对他的崇拜虽然赶不上辛亥革命时期，仍然是作为一位民族革命的英雄来歌颂的。

（四）解放后的十七年，肯定他是一位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赞扬他前期的不朽功勋，批判他后期的分裂行为。

（五）十年动乱，“四人帮”及其走狗别有用心地攻击诬蔑石达开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六）现在。拨乱反正以后，推翻“四人帮”加给石达开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古人“平反”，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任何时期，“古为今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情况都是有的。而对石达开的“古为今用”，则以辛亥革命前后与十年动乱中间这两个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

辛亥革命前后，许多革命党人都选中了文武全才而又惨遭不幸的石达开，把他树为一面旗帜，借以宣传反清，鼓动革命。称石达开为反清志士、民族英雄、老革命党人。石达开既有能诗之名，一些革命者伪造石达开的遗诗以鼓吹革命，就成为一种别开生面的宣传方式。其中主要是梁启超收进《饮冰室诗话》中的五首伪诗与高天梅“以一夕之力”写成的二十首伪诗。这些慷慨悲歌的壮丽诗篇，虽然有不少地方悖于史实，却能感动许多读者，使之奋起参加革命，收到古为今用的效果。可以说，辛亥革命时期，历史人物的石达开对宣传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经过革命党人作了加工成为艺术形象的石达开所起的作用就更大。这是完全应该加以肯定的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却不能把历史人物的石达开与艺术形象的石达开混为一谈。作为艺术形象是可根据生活的真实来虚构和夸张的。但研究历史，就应该让历史人物的石达开恢复本来面目。

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及其走狗为了篡党夺权，影射攻击老干部，就把石达开骂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任意给他带上“地主土豪”、“阶级敌人”、“投机分子”、“阴谋家”、“野心家”、“分裂主义者”、“复辟倒退者”、“蛀虫”、“叛徒”等等不计其数的大帽子，把他描绘成为青面撩牙的恶鬼。“四人帮”人搞影射史学，借古讽今，古为帮用，使史学界成为重灾区。在史学领域中，他们又看中了太平天国史。学霸戚本禹就是从评论《李秀成自述》开始，掀起一股歪风恶浪的。因此，太平天国史又成为重灾区中的特重灾区。他们完全撇开史实，闭着眼睛说瞎话，一切以洪划线，除洪秀全外，首义五王一律打倒。连对洪秀全百依百顺的李秀成尚且一错到底，何况曾经和洪秀全大闹矛盾的石达开。在一段时间里，梁效黑文章的矛头一直对准石达开，说什么“石达开本来就是土豪大姓，富有财产，他混进革命队伍，当然不是谋求农民的解放”，“石达开……大肆鼓吹仁政，极力破坏对地主阶级的革命专政。”由于他们攻击石达开的用语太现代化了，就完全暴露了他们自己指桑骂槐的恶毒用心。

因此，百余年来对石达开评价变化无常的第二个原因是：常常有人把他选作古为今用的对象，借题发挥。随着当时的需要，或者对他加以美化、神化，或者对他加以丑化、鬼化，掩盖了历史的真面目。

三、新发现的史料所引起的轩然大波

历史人物，千秋一片颂声，我们在史料中再发现他的一点长处，对他的评价并无什么影响。有些历史人物，万世受人唾骂，我们在史料中再发现一点他的劣迹，对他的评价也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他们已经定了型，功、过略有变动，改变不了人们对他们的看法。但是对于某些有争议的人物，我们发现了一条与他有关的史料，就可以影响到人们对他的评价。举例说，一架天平上，两边所放的东西都刚好是一百斤重，相持不下。这时有谁在某一边加上了一两重的东西，这一边就立即下沉。这一两重的小东西，就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石达开正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而且在他的一生中多次搅进真相难明的矛盾与漩涡，因此，每发现一件与他有关的史料，都可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立即影响到人们对他的评价。

举例说，自从在《吴煦档案》中发现了《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七将领缕陈军情请准暂居原职共图报效本章》之后，有些同志就责备石达开不择手段骗走了二十万太平军将士，对革命事业拆台。因为这个《本章》中说：“小臣等自丁已七年跟随翼王进取江右，跋涉险阻，逾越关河，意欲开疆拓土……小臣等始则信翼王亲奉密诏，转回粤西，招纳英俊，广罗贤辅，作我陛下股肱心膂，继则观其动静行为，多滋物议。”如果事实确实如此，石达开理应受到责备，承担欺骗将士，制造分裂的罪名。但是遍查史料，他们完全找不到石达开有说自己“亲奉密诏”外出招兵的记载。而且恰恰相反，他在离开天京以后，一路上遍贴五言告示，说明自己是因洪秀全“重重生疑忌”而被迫离京的----当然也就不是奉什么“密诏”出征。这个告示中还说：“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也就是劝告全体军民，各自安守本分，为革命事业立功；如果确属自愿，也可以前来参加自己的队伍建功立业。这种态度是诚恳而坦率的，并没有玩弄什么阴谋诡计。那么，《本章》中为什么会有“小臣等始则信翼王亲奉密诏”的说法?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吉庆元朱衣点等人先是脱离洪秀全去投奔石达开，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又脱离了石达开回到洪秀全这边来，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总得要为先前离开洪秀全的行动找个借口。事情已经查清，真相不过如此，这一史料的发现是值不得引起轩然的大波的。

还有，《六安州总制掌书陈凤曹上六安州总制陈敬禀》一文的发现，也对石达开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因为此文中有“翼王私自出京，誓不回去”一语，常常被人引来作为石达开蓄意远征不返的证据。其实，此文正好否定了所谓“亲奉密诏”外出招兵之说。既然在石达开离开天京的当时，全军上下部知道他是“私自出京，誓不回去”，也就是说，他并未说谎，那又何来“亲奉密诏”之说。值得推敲的是“誓不回去”一语，如果不管史实，孤立地只看这几个字，似有脱离或者背叛太平天国之嫌。但从以后发现的另一史料----德兴阿向清廷的奏片看来，所谓“誓不回去”，是指绝不愿意回京辅政，以避免和洪氏集团纠缠，并不等于脱离太平天国。石达开不回天京，只在安庆指挥作战，仍然是太平天国通军主将，能够行使全军统帅的职权。而且，陈凤曹所写的这份文书只是太平天国一个下级官员道听途说而来，并非出自石达开之手或石达开之口，只可作为参考，不可引为确据。

1981年，《历史档案》上公布了一批与天京内讧有关的档案材料，其中有“洪逆以溧水、句容相继克复，大兵云集镇江，屡求石逆救援不应。该逆将洪仁发、洪仁达伪号削去，并镌伪义王金牌一道，及合各城大小伪职求救表章送往安庆。石逆但遣党二千余人乘些木筏前来援镇等语。或云石逆并未受物，亦不允来，坐观洪逆成败。”这记载是何桂清对清廷的奏片。所谓“或云”，也只能是道听途说，而非确讯。有些同志即据此批评石达开不顾大局。认为洪秀全既然已经认错，削去洪仁发、洪仁达的王号，而且送来义王金牌，石达开就理应乘势回京，重掌大权，共挽危局。我们不能把问题看得那么简单。洪秀全的性格，洪仁发、洪仁达的胡作非为，都为石达开所深知。一时削去王号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石达开如果此时回京，“重重生疑忌”的情况仍将重演。史实说明洪秀全后来依然重用他那两个宝贝哥哥，挟制李秀成等人，一直闹到亡国亡头。石达开不愿回京，坚持驻在安庆指挥作战，并不一定就是过错。至于他以后确实远征不返，那是一年多以后的事，是由主客观两方面的多种原因造成的，与当时的不肯回京是两回事。

在近年来新发现的史料之中，只有一件对石达开有利的。这就是咸丰7年9月德兴阿向清廷奏报的附片。咸丰帝朱批该片的日期是9月22日。片中说：

……又抄得石逆由安庆寄与洪逆伪章一纸，内有令贼党李寿成(李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等语。而书中之意，似与洪逆各树党援，不相附丽。洪逆伪批，亦似外示羁靡，内怀猜忌。惟贼踪分合无常，总不容稍疏防范。

这一史料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当时以六百里加急送到军机处的奏报不可能是伪造。德兴阿也不敢“欺君”，捏造什么“石逆伪章”与“洪逆伪批”。石达开在本章中说：已派许多将领回援天京，他自己即将赴援江西，并拟进军浙江。这些行动，后来都已实现，成为事实。德兴阿不能预知未来之事，足以说明他确实看到了“石逆伪章”。这一史料，至少说明了以下这些问题：

(一)石达开离开天京之后，并非一去不回头，与洪秀全断
绝一切关系。事实是，他在离开天京4个月之后，遇事仍然向洪秀全报告，洪秀全仍有批示，君臣关系如故。德兴阿说他们“外不羁靡，内怀猜忌”，即关系虽不融洽，但还是保持着的。又说“贼踪分合无常，总不容稍疏防范”，即他认为洪、石之间并非完全分裂，既有“分”的可能，仍有“合”的可能。

(二)石达开当时驻节安庆，仍然行使他全军统帅（通军主将)的职权，指挥许多将领率军回援天京。从以后的事实看来，李秀成确也听从他的指挥，会合张洛行部东援天京。

(三)石达开后来赴援江西，进军浙江，并非临时起意，而是经过周密布置，并且得到洪秀全的同意，才付诸行动，绝非盲目流窜。向浙江进军，是以进攻东南财富之区的办法来解天京之围。两年之后，洪仁玕、李秀成共议奇袭杭州，以解京围，正是师法石达开的故智。

(四)过去我们总认为石达开离开天京之后，是一去不返，想到四川去另立一国，独树一帜，那是一种误会。事实证明，他在进军浙江之前，绝无远征不返的想法与行动。到四川去，应该向西进军，而他在离开天京十个月以后，不向西，不向南，不向北，却向着东方的浙江进军，这是为什么?是为着配合其他将领共解天京之围。后来，石达开确实是向四川进军，远征不返了。但那是离开天京两年以后的事，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如洪秀全撤了他通军主将的职务，使他进退失据；如杨辅清受封为中军主将之后，和他闹矛盾，发生磨擦；如湘军向他施加压力，堵住他的归路等等。有一条史料可以证明他的远征四川，是在驻军江西南安府时才决定的：“伪二旗军略萧发胜等计画由楚而鄂，进图西蜀，占上游之势，入完善之区。”萧发胜等向石达开提出这一建议，为石达开所采纳。他们才全军西进，攻入湘南，以图四川。如果他们离开天京之时即巳决定远征四川，驻军南安府时，萧发胜就没有再向石达开提出进图四川的建议的必要。

(五)洪秀全铸义王金碑，派人送到安庆，争取石达开回京辅政，石达开“誓不回京”，不肯接受。这并不是脱离或背叛太平天国，而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想按自己的战略思想指挥作战，不愿意再回天京和洪氏集团纠缠。

总之，这一条史料至少可以证明，石达开在1857年5月底离开天京之时，并非蓄意远征不返，更未打算到四川去另立一国。在一切新发现的史料之中，能够为石达开解释误会，澄清事实的，似乎只有这一件。

因此，百余年来对石达开评价变化无常的第三个原因是：由于石达开一生经历疑案甚多，误会不少，是毁是誉，难以定案，所以每发现一件与他有关的史料，就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影响人们对他的评价。

四、对石达开可以作出宏观的评价

对石达开的评价长期以来一直变化无常，难以作出定论的原因是：还有不少疑案至今尚未查清。论从史出，史实没有查清，以怎能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笔者仅提出以下的意见，以就教于各位专家与广大读者。

有关石达开的问题很多。但是解决问题要分主次，首先应该排除一些枝节问题，找出事情的关键所在。关键问题得以解决，枝节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对于石达开的评价，同志们可以大体同意见，至少有以下两点：

(一)在太平天国诸领袖中，石达开是一位年青有为，最有才能的人物。

(二)他在太平天国前期所建立的功勋应该充分肯定，有争议的只是他在后期的所作所为应该如何评价。

对于石达开后期活动的评价，关键问题只有两个：(1)他在离开天京时是否蓄意远征不返，去另立一国。如果是的，那就应该对分裂承担一定的责任。(2)他在大渡河畔覆军之时，究竟是真降还是诈降。如果是真降，那就应该戴上叛徒的帽子。

只要这两个问题有了结果，对石达开后期的评价也就可以作出结论。其他枝节问题，都不足以影响这个结论。当然，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并非易事，还需要同志们共同努力。在此笔者提出自己粗浅的看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石达开离开天京之时，并非蓄意远征不返。上述德兴阿的奏片虽然不能完全证明此事，至少能够基本上为石达开澄清误会。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石达开是诈降而非真降。所谓真降的记载，仅仅出于敌人骆秉章之手，不足为凭。至于诈降的记载，则出于地方志与清方官员私人笔记，比较可信。

对石达开是否能够作出为大家都能接受的评价?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研究历史人物，对于其一切言行，不妨从微观上去进行探讨，点点滴滴都希望能够窥见庐山真面，但这并不影响从宏观上去作出一个总的评价。对于主要问题，我们必须查清，绝对不能含糊。但是要想查清一切枝节问题再作结论，则既不可能，亦无必要。总的看来，石达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是太平天国最出色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在太平天国前期，他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太平天国后期，他的行动虽然出现一些缺点和失误，还谈不上“分裂”与“叛变”，因此就影响不了对他总的评价。

对于“分裂”问题，且不说他离开天京之时并非蓄意远征不返。即或如此，主要的责任也不在他。因为谁都承认一个事实，即他的出走是被逼的。如果被逼者要负“分裂”之责，逼人者却可以不负“分裂”之责，那就是逻辑上的混乱。

对于“叛变”问题，这是敌人给他定的案，岂能勉强我们接受。他兵败被俘，慷慨就义。说他“叛变”，查无实据，难以成立。

1981年八月，笔者参加在大渡河畔参加以讨论石达开功过是非为主题的石棉会议，适逢翼王亭竣工，登临纵目，俯仰河山，缅怀先烈，心潮澎湃。

此亭高筑临江浒，水色山光能尽睹，
我来非为片刻游，愿歌史事垂千古。
当年天国有英雄，闾里皆称石相公，
金田起义年十九，羽翼天朝作股肱。
扬鞭跃马好身手，两湖三江驱群丑。
群丑惊呼石敢当，望见旌旗皆反走。
挥军日指下金陵，金陵从此号天京。
鏖战浔阳寒敌胆，安抚皖赣得民心。
忽闻萧墙起奇变，骨肉相残争未已。
兴师靖难见精忠，为挽狂澜非为己。
挥泪离京出征去，再为天国立新功。
雄师数万趋何处？西南关山万里路。
但求天下早廓清，他年兄弟再相聚。
蹈隙走险入荒垓，紫打地前战船排。
半渡忽见洪波至，峨江水涨浪涛来。
浪击船头与筏尾，船沉筏破无不毁。
三军至死恨难平，不败于人败于水。
一渡再渡不成功，大军久驻粮草空。
忍饥扶病突围去，趱行群山鸟道中。
前行又惊涛拍岸，退路复遭木石断。
四壁惊闻垓下歌，残兵背水拼一战。
明朝情事有蹊跷，人妖并马过凉桥。
缘何三军尽息鼓，一百年来费推敲。
或云诈降求免死，矿代英雄宁有此！
无如真相已难明，遂令身后蒙奇耻。
或云舍命保三军，主帅单骑扣胡营，
三军难保身已殉，人间永作不平鸣。
密商奇策成和议，生死毁誉非所计。
诈降计绌血泪流，后世谁人知吾意？
探赜索隐见真情，尽瘁天国一片心。
欲与翼王共起语，使知百载有知音。
竖子成名英雄死，世事不平胡至此！
父老饮泣向我言，言皆翼王爱民事。
折戟沉沙急水头，千秋遗恨几时休？
登山怒问山与水，青山无语水东流

⑧ 作为两省交界重地的永宁县为啥被分给了四川省

在《遵义府志》则直接表示：“我朝雍正五年,割入黔疆北藩,始壮幅员,广袤二千里,田赋关税半全黔。”换而言之，遵义府的粮食产量和赋税征收，几乎占了贵州省的一半左右，对于贵州省至关重要。至于永宁县，在清朝历史上，山西省和宁夏地区都出现了一个永宁县。三个县仅仅是重名而已，并不是一回事。清朝灭亡以后，随着区划的不断调整，永宁县进行了改革调整，最后改名为叙永县。目前，叙永县隶属于四川省泸州市管理。

⑨ 四川的成都和重庆有什么关系呢

成都是四川的省会、副省级市，重庆曾经隶属于四川；成都和重庆是成渝城市群的中心。

1、成都是四川的省会、副省级市，重庆曾经隶属于四川。

重庆属于四川省，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随着朝代的更替，重庆也一直是和四川连在一起的，一直都没有分出去。历史上重庆三次成为直辖市。

第一次是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颁令将重庆升格为甲等中央院辖市（即直辖市），析出四川省。

第二次是在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重庆成为西南大区代管的中央直辖市。1954年7月，重庆直辖市被撤销，重庆与四川合并，重庆从直辖市降为副省级市。

第三次是在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政府机构正式挂牌，截至2019年重庆都是直辖市。

2、成都和重庆是成渝城市群的中心。

2016年4月1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国函〔2016〕68号），批复同意《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

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以重庆、成都为中心，引领成渝城市群发展，带动相关板块融合发展。

(9)四川藩信金融服务集团扩展阅读

成都和重庆的区别：

1、行政区类别

重庆的行政区类别是直辖市。

成都的行政区类别是地级市，成都是四川省省会，也是西南地区唯一一个副省级市。

2、简称

重庆的简称渝或巴，别称江城、雾都、桥都、巴渝、渝州、山城。

成都的简称是蓉，别称蓉城、锦城、芙蓉城、锦官城、天府之国。

3、行政区划

截至2017年12月31日，重庆辖26个区、8个县、4个自治县；204个街道、611个镇、193个乡、14个民族乡。

截至2016年，成都市辖11个市辖区、4个县，代管5个县级市，共259个乡镇（205个镇、54个乡），116个街道。其中，81个镇、1个乡增挂街道办事处牌子，五城区（含成都高新区）共有83个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