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规模

❶ 目前，我国银行金融机构不良金融资产的转让方式有哪些

目前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有三大正规渠道：一是自行清收重组和减免，二是自主核销，三是对外转让不良资产。商业银行通过以上三种渠道处置不良资产的规模约各占1/3。

❷ 海外不良资产如何处置 对我国有什么经验借鉴

海外不良资产出现较早，不良资产处置经验也更丰富，因此，我国在不良资产处置问题上，多少会参考国外不良资产的处置方式，这对于解决我国不良资产问题作用重大。

一般来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回收方法通常包括催缴还款、协商和解、法律诉讼、变卖抵押品和重组债务，除此以外，海外金融机构也会通过证券化、拍卖、委托专业机构、成立银行子公司和债转股等方式处置不良贷款。下文我们通过海外不良资产处置的介绍来给大家说说我国不良资产处置可以借鉴的经验。

海外不良资产处置的主要特点

1、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以美国为例，由于拥有不良贷款的储贷机构已经倒闭并被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或处置信托公司接管，大部分的不良资产都由政府持有。

稳定的银行体系对于国家的金融安全以及经济安全至关重要，因此政府处于公共利益考虑有必要动用资源支持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处置。政府的支持是大规模不良资产处置的前提条件。

2、成立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AMC)

资产管理机构(AMC)向银行收购处置不良资产进行集中处理，运用专业化的人才和运作模式，具有规模化效应。而银行通过向AMC剥离不良资产，可以快速甩掉包袱，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改善自身经营上。因此，成立专门的资产管理机构(AMC)成为国外国家处置不良资产时的首要选择。

3、多渠道融资多种手段并用

从美日韩三国的经验看，三国政府在不良资产处置资金来源上一直坚持多渠道注入资金，一方面以政府注资为主，另一方面也多渠道去吸收资金。另外，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方式也是多种方式结合，都是根据自身的特点采取灵活处置的方式，以达到最佳的处置效果。

海外不良资产处置主要方式

1、成立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AMC)

资产管理机构(AMC)向银行收购处置不良资产进行集中处理，运用专业化的人才和运作模式，具有规模化效应。而银行通过向AMC剥离不良资产，可以快速甩掉包袱，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改善自身经营上。因此，成立专门的资产管理机构(AMC)成为国外国家处置不良资产时的首要选择。

如美国在应对20世纪80年代储贷危机导致银行不良资产激增时建立了重组信托公司(RTC)，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应对银行危机，日本在1999年成立整理回收机构(RCC)，韩国在1997年成立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AMCO)，这些AMC在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银行内部处置

除了建立专门的AMC处置，部分大银行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处置不良资产以摆脱困境。如美国采取了提取坏账准备金、调整债权结构、法律手段和“好银行+坏银行”模式等，日本通过控制信贷规模、增加自有资本、运用多样化和民间金融机构的资金联合等处置方式消化不良资产，韩国采取了改革信贷管理体制、建立内部转移价格和绩效考核制度、灵活多样的处置手段以及信贷责任追究制度等措施。

3、国家向银行注资和国有化

国家通过向银行注资，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最后清偿力，优化资产负债表，提高银行的国有化程度，同时激励银行进行不良资产处置。

一方面，对于陷入危机的银行，可以起到续命作用、避免破产，维持银行的经营，使进一步的救助和处置不良资产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对于一般的问题银行，注入的资金可以用来核销坏账，为银行减轻负担。日本和韩国都曾采用过相应的注资措施。

4、推动兼并重组

危机中，银行业不可避免地存在破产，此时，兼并重组成为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一个重要手段。

韩国是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银行业兼并重组最快的国家，银行总数由1997年的33家降至2002年的19家。在1998年，韩国金融监管委员会履行对IMF的承诺，对银行业进行重组，将5家面临危机的全国性银行停业整顿，在交易所摘牌。同年还将两家地区银行和全国性银行合并。

5、政府直接购买

无论是通过AMC的外部处置、依靠自身力量的内部处置还是银行之间的并购重组，都是更侧重于不良资产的规范处置，虽大多都由危机触发，但危机之后也都是可以长期存在的机制。除此之外，在重大金融危机中，也会有一些政府直接购买不良的反周期调节措施，一般都是为应对危机单独成立的特别措施，危机后一般也就停止。

如2008年10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2008年经济紧急稳定法案》，该法案的核心是“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Asset Relief Program，TARP)，财政部以发行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直接购买美国金融机构手中的不良资产，使不良资产脱表，同时补充流动性。

海外不良资产处置对中国的启示

1、政府加强制度设计，做好协调处置和配套措施

不良资产处置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银行本身处置能力有限，政府应加大作为。在制度与规则设计方面，需完善法律、税收和会计框架，调整不良资产核销标准，加强对不良金融资产投资人的法律保护，明确对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细则，并针对目前“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等新模式及时跟进，制定相应规则。

在协调处置方面，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协调银行与执法部门关系，优化不良资产法律执行环境;地方政府对于政府性债务应勇担责任，从稳定大局出发，带头偿债，支持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同时，政府做好配套，加大对不良资产处置的财政资金支持，加强对处置各环节的监督，防止资产贱卖和非法利益输送，高度重视不良资产处置中企业关停并转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做好人员安置分流补偿，出台政策培育并扶持企业转型，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我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要融资手段的国家，银行不良资产规模大、分布广，因此必须运用各种方式相互配合、综合处置。

2、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提升处置效率和不良资产价值

美国成功的处置经验表明，化解银行不良资产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国应充分发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行业经验与专业优势，逐步增强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能和竞争力，尽快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和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试点，加快培育和完善不良资产流转市场投资主体。

探索在资产处置中撬动社会资本，引导证券、保险、信托、金融租赁、基金公司、金融评估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中介公司发挥功能优势，提升价值管理空间。研究债转股市场化运作的实施原则与条件，审慎推进。

3、多样化手段

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应创新不良处置方式，提高多元化处置不良资产的能力，以确保资产的稳定可控性。我国的金融机构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多种方法并用，针对不同情况灵活多样地运用不同手段，提高资本利用率，促进资金回收，加快处置进程。

❸ p2p贷款规模市场现在有多大了

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虽然也存在货币发行准备制度，货币发行主要以外汇、国债等资产作为发行准备，但与金银货币制度下货币发行必须以法律规定的贵金属(金、银)作为发行准备相比，货币发行扩张受限制较少，因而从长期看名义货币存在贬值趋势。研究表明，根据消费物价指数测算，1980年的1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2.82美元购买力，1960年的1美元相当于2010年的7.35美元购买力。
为减少名义货币购买力长期下降对货币财富不利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客观上需要通过理财实现货币财富保值增值。不仅如此，理财也为金融业发展创新注入持续增长动力。以货币为媒介的理财行为，需要金融机构作为中介，实现投资资金优化配置，以及风险合理分散与转移。
近年来，在居民理财需求刺激推动下，我国金融业规模发展急剧壮大。以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为例，截至2014年末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余额已经超过12万亿元，已经超过保险业总资产规模。同时，理财也是社会储蓄向投资转化基础。理财行为赖以存在的投资回报来自实体经济。离开实体经济，理财收益将是无源之水，沦为“货币空转”或“庞氏融资”。
正因为如此，现代社会理财需求巨大。高净值人士理财需求强烈。2007年欧洲高净值人士财富总量为10.7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6.3%。而在美国，据花旗银行估计，基于理财的财富管理业在全球金融服务业收入中占到1/5。过去几年，美国私人银行服务的年均利润率最高可达35%，年均盈利增长12.5%，远远高于一般零售银行业绩。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财富快速积聚。截至2014年末，我国非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6.2660, -0.0027,
-0.04%)存款余额为113.86万亿元；其中，个人人民币存款余额达50.78万亿元。据估计，我国约有118万人资产达到或超过100万美元，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有7600人。
目前，为高净值人士理财服务的私人银行服务在我国方兴未艾，发展潜力巨大。截至2013年末，我国各类金融机构理财产品规模接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52%。据基金业协会数据，截至2014年12月31日，我国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约20.5万亿元。我国信托业资产规模达到13.04万亿元。
民间理财市场兴起并非偶然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创新不断推进，为社会理财需求服务的财富管理业务已经成为金融机构新利润增长点。目前，正规金融领域创造推出的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券商资产管理计划、公募基金、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保险公司资产管理产品等，迎合了市场对于不同类型理财服务的需要，取得了较快发展。
尽管如此，由于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正规金融领域理财投资门槛较高且限制较多，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完善，金融市场竞争还不充分等，使得部分居民个性与多样化的理财需求得不到满足，客观上促进了民间理财市场的兴起与发展。
一是存款利率管制致正规金融领域理财收益率偏低。
应该说，我国离全面放开利率仅剩最后一跃，即彻底放开存款利率浮动上限。2015年3月1日起，我国存款利率上浮区间由20%扩大至30%，利率市场化脚步越来越近。但存款利率管制还未解除，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仍有上限约束，离社会均衡利率还存在距离。
存款利率上限是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定价基本因素。存款利率受到限制决定了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难以达到社会均衡利率水平。正规金融领域其他财富管理产品定价基准主要参照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与资金实际运作收益率还存在较大空间。相对偏低的收益率难以满足部分风险偏好型投资者对高收益率产品的追求。而民间理财机构灵活专业机制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这部分理财需求空白。
以创业股权投资为例，如果运作管理得当，被投资企业上市后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回报可以百倍计算衡量。当然，如果企业投资失败，则损失也几乎是百分之百。还有部分阳光私募基金，主要投资于二级市场证券交易，可以获得超过正规金融领域财富管理产品的投资收益率，也迎合了部分中高风险偏好投资者的理财需要。
二是正规金融领域理财投资门槛整体较高。
正规金融领域受到监管当局严格监管。不管是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还是券商资产管理计划，都存在合格投资者准入门槛，存在投资比例与投向限制，防止财富管理规模盲目扩张等。这些监管措施存在必要性，均是控制金融风险需要。但由此必然带来部分投资者理财需要无法满足问题。特别是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门槛多在5万元以上；部分收益率较高的产品准入门槛为20万元，甚至更高；部分银行存款利率上浮也有门槛。
在这些条件约束下，普通居民小额存款难以获得较高收益，多以活期存款或低息定期存款形式为社会融资补贴利息。建立在“支付宝[微博]”基础之上的“余额宝[微博]”横空出世，在短短时间内聚集到5000亿元以上资金规模，其根本原因在于迎合了社会广泛小额分散化资金投资需求。
我国P2P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方面是互联网金融具备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P2P网络贷款平台允许投资者以1元为单位对标的融资项目进行投资，有效满足了草根阶层的投资理财服务需要。
三是未获满足实体融资需求蕴涵较高投资收益机会。
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存在结构性矛盾，社会资金较难惠及中小企业与弱势金融领域，使得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问题较为突出，为民间理财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商业银行对“还旧借新”有限制条件，贷款企业必须先归还旧贷款方能补办新贷款。
部分实力较弱企业基本上没有从其他银行融入资金的能力，因而民间“过桥贷款”需求较为旺盛，虽然期限短暂，但过桥贷款利率却远远高出正常银行贷款利率。
此外，部分企业股东需要购买增发股票，向社会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足等等，在正规金融领域融资不畅时，也将成为民间理财潜在投资方向。我国私募基金、第三方理财公司蓬勃发展，与这部分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未获满足密切相关。
四是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完善。
伴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壮大，我国金融市场体系不断健全，各要素市场也得到了较为充分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债券市场分割，金融衍生品市场仅具雏形，金融创新产品还不丰富，市场风险约束机制未经实战演练等等。这些情况的出现，都是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正常现象。我国目前仍限制投资者直接参与银行间企业债券市场，居民和企业需要借助金融中介机构或财富管理产品载体进入市场投资。涉及证券投资运作需要专业能力，也非普通居民所能企及，也为部分民间理财公司创造了现实及潜在业务机会。
五是金融市场总体竞争还不充分。
我国金融总量急剧扩张同时，金融市场竞争还不充分，银行业独大，保险与证券业实力相对较弱。在财富管理领域，券商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主要是承接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自主管理运作实力总体有限。
金融机构竞争是以国有资本之间相互竞争为主。金融市场机构准入门槛很高，民营资本难以进入。社会融资客观上存在所有制和规模歧视，不仅民营中小企业融资较难满足，而且适合民营企业融资需求的金融创新动力也存在不足。
综上分析，不难发现，我国民间投资理财公司大量出现并非偶然。民间投资理财公司主要包括私募基金、第三方理财公司、P2P网络贷款平台等。随着财富日渐积累，我国居民投资理财需求空间巨大。但正规金融领域信托理财、股票、基金、存款等投资理财渠道，门槛高、回报低、交易机制固化等，难以完全满足部分投资者个性多样化投资需求。
而民间投资理财公司总体经营机制灵活，投资回报较高，且支持实体经济融资，成为正规金融领域投资理财渠道的一个补充渠道。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2月7日，协会已办理完毕私募基金管理人7358家，涉及私募基金9156只，管理资产规模2.38万亿元。其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规模15761亿元，占66%。此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规模5697亿元，占24%；创业投资者基金管理规模1494亿元，占6%；其他基金管理规模822亿元。
治理民间理财市场乱象
民间理财市场发展壮大，也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重要渠道，一定程度缓解了部分企业和项目资金短缺，支持了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但同时，由于民间理财市场不受监管，经营行为无序，道德风险较为突出，蕴涵了较大风险，值得高度关注。
一是民间理财机构经营整体无序。
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超市、商场等，均有民间投资理财公司出没，或张挂宣传图片，或设立柜台咨询，或分发宣传资料，或主动兜售，或电话营销，刻意夸大投资回报，有意回避投资风险，以高息为诱饵向退休职工、老年人，或金融风险意识淡薄群体销售，严重影响到正常金融秩序。
为取信于不明真相投资者，部分民间投资理财公司在热点商业区域租赁门脸，按照金融机构风格装修；甚至通过复杂交易构造虚假投资担保关系，引入自身控制的第三方公司提供担保，企图打消投资者疑虑；假借第三方支付资金托管名义，欺骗投资者其投资款项已得到严格监管。为扩大销售渠道，部分民间投资理财公司还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唆使银行网点员工、保险营销人员私自向客户销售，严重影响到金融机构声誉。
据报道，2014年7月以来，广东省7家国有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共发生9起“飞单”事件，涉及客户资金3.36亿元，引发至少10批群体性上访维权事件。民间理财机构经营无序行为容易导致民间集资案件频发，极大损害投资人利益，并将波及正规金融机构。
二是民间理财机构道德风险较高。
道德风险是委托代理关系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也无法真正解决。正规金融机构已经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体系，经营透明度在不断提高，加上金融当局的严格监管，经营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将会受到抑制。而民间理财机构基本没有监管，投资者也没有能力约束机构的经营行为，使得民间理财机构道德风险整体较为突出。个别民间理财机构设计了复杂的资金运作与管理结构，主要是为了迷惑投资者，以获得投资者信任，打消投资者顾虑。个别理财机构内部管理混乱，甚至还出现理财机构负责人挪用客户资金，支付自身奢华消费。
三是部分民间理财机构大肆非法集资。
根据司法解释，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部分民间投资理财公司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承诺高息回报，与非法集资并无本质区别。
一些民间投资理财公司在资金募集完成后形成资金池运作，必然只能投资于高风险项目，面临着较高经营风险。一旦出现资金亏损，也只能通过滚动发行弥补资金缺口，最终将陷入庞氏融资游戏。这些民间投资理财公司，虽然也打着咨询与金融信息服务名义，也多以“中介咨询”进行工商注册登记，但无法掩盖其从事非法集资的真实意图。
四是投资者风险意识淡薄。
当然，当前我国民间投资理财乱象的发生，也有投资者风险意识淡薄的主观原因。我国投资者金融风险意识与金融知识普及程度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不相适应，绝大多数投资者缺乏风险自担能力。主要表现在投资者金融知识普遍较为欠缺，难以理性分析与决策；收益与风险配比意识不强，易受高收益诱惑，对风险关注不足；投机性较强，存在博傻意识；契约精神缺失，风险自担能力薄弱，易采取过激行为。在实体企业整体盈利环境趋向严峻的同时，部分投资者投资回报预期却未同步回归，从而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蕴涵了较大风险。
五是民间理财与正规金融并未实现真正风险隔离。
民间理财是民间借贷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主要为民间借贷服务。风险只能被分散，而不会消除。所谓风险隔离，是切断风险传播途径。但民间借贷风险与正规金融领域难以真正风险隔离。这是因为微观主体是复杂的社会经济交易网络中的一个结点，通过上下游关系、支付结算关系、债权债务关系等，与其他接受正规金融领域融资的微观主体发生经济联系。在发生民间借贷同时，企业也可能在正规金融领域融资，且主要以民营企业为代表。此外，民间理财机构本身也是资金运作主体，机构业务与正规金融业务相互交织，从而形成风险相互传导链条。
从温州的情况看，2011年6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0.37%，当年9月温州出现民间金融风波。到2014年4月末，温州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升至4.69%。从民间借贷出现风波到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表明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领域风险必然要向正规金融领域传导。如，部分民间理财机构通过“飞单”行为、向银行客户主动推介以及与正规金融机构业务合作，显著增加了民间理财风险向正规金融领域传导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值得高度关注。
采取有效措施规范理财市场
近两年，随着转型升级加快，经济增速放缓，我国的金融风险正加快释放，非法集资案件呈高发态势。从全国范围看，去年以来因为私募基金、第三方理财、P2P兑付风险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有增加态势，部分案件牵涉人数众多，区域广泛，金额巨大，影响了相关区域的正常金融秩序。而民间理财公司老板“一人跑路，千家遭殃”，不仅损害到社会人际关系基础，而且还会向正规金融领域传导，引发金融风险连锁反应。因此，不仅需要管理部门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规范理财市场，而且还要通过现代传媒做好风险警示，加强投资者风险教育。
一是民间借贷阳光化。
民间借贷历史悠久，几乎与人类历史平行。民间借贷本身并无对错，关键是善于引导利用，促使其健康运行。一方面是通过立法，修订《贷款通则》，允许民间借贷行为存在，进一步明确民间借贷法律边界，引导市场合理预期与行为。另一方面是在阳光化指导下，建立民间借贷登记系统，采集借贷双方及交易信息，以确定纳入法律保障的民间借贷范围。
二是加强非正规金融监管。
目前，非正规金融领域监管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在非正规金融领域监管方面，地方政府要着力培养监管人才，锻炼队伍，整合监管力量，切实做到有效监管。金融当局提供监管技术支撑与服务，做好信息沟通与共享。目前，需要尽快建立民间理财统计体系，及时掌握市场发展状况及风险暴露。
三是严厉打击民间理财机构非法行为。
针对民间理财市场混乱与销售不规范情况，地方政府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杜绝其在商场、超市大肆推广行为。由于民间理财机构工商登记与普通企业没有差异，工商执照经营范围登记较为模糊，也很难准确锁定。一个可行选择是对登记为“投资”、“投资咨询”的企业进行筛选，进行清理与规范。
四是强调投资风险自担。
除了股票投资风险自担外，我国大部分领域财富管理还无法做到让投资者承担全部投资风险，刚性兑付已经成为寄生在金融市场的毒瘤。但为了促使民间理财市场规范运行，就必须要强调投资者风险自担。只有在风险顾虑下，投资行为才有可能纳入审慎轨道。不应提倡地方政府出于维护社会稳定需要对投资者风险行为买单。
五是加强投资者风险教育。
金融当局和地方政府都有义务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借助遍布城乡的金融机构网络和互联网，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将一些案例通过适当方式向普通大众宣传，提高投资者风险意识。
今年我国资产管理领域兑付风险有可能集中释放，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有可能快速增加，非正规金融领域风险事件增多且向正规金融领域传导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为此，要确立金融维稳底线思维，阻断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底线。

❹ 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是什么啊

金融机构是专门从事金融活动的组织，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回等各类银行和信用合作社、信托投答资公司、投资基金、财务公司、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等实际上构成一个体系。金融机构的基本作用是提供创造金融交易工具，在金融活动参与者之间推进资金流转。

❺ 我国不良资产产生的原因

我国不良资产产生的原因主要有：
逾期贷款(贷款到期限未还的贷款)、呆滞贷款(逾期两年以上的贷款)和呆账贷款(需要核销的收不回的贷款)三种情况。
其他还包括房地产等不动产组合。不良资产是不能参与企业正常资金周转的资产，如债务单位长期拖欠的应收款项，企业购进或生产的呆滞积压物资以及不良投资等。
企业的不良资产是指企业尚未处理的资产净损失和潜亏(资金)挂帐，以及按财务会计制度规定应提未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各类有问题资产预计损失金额。
银行的不良资产也常称为不良债权，其中最主要的是不良贷款，是指银行顾客不能按期、按量归还本息的贷款。
我国银行对不良资产的划分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在1998年以前，各银行业按财政部1988年在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中的规定，即“四级分类”，俗称“一逾两呆”，也就是“逾期”、“呆滞”、“呆账”。按这种方法提取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仅有普通呆账准备金一种，为贷款总量的1%。
二是1998年以后，我国将资产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即“五级分类”。1999年7月，央行下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面推行贷款五级分类工作的通知》及《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试行）》。按照人民银行的规定，现在通常提取的专项准备金比例为：关注2%、次级25%、可疑50%、损失100%。后三类为不良资产。

❻ 政府負偾56万亿具体在哪些方面

我国增长的负债大多数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水利 棚户区发行，铁路公路 ，核能等方面 。

根据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2015，2010年我国政府资产总计106万亿元，2011年资产总计85.5万亿元，2012年资产总计101.8万亿元，2013年资产总计111.9万亿元。相较于2012年，2013年政府资产增长近10%。而反观我国政府的负债情况，2010年政府负债总计40.5万亿元，2011年负债总计近44万亿元，2012年负债总计47万亿元，而2013年政府负债总计大幅攀升至56万亿元，同比大幅增长近20%。

具体分析负债结构可知，2013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20.7万亿元，其他政府债务近10万亿元，国有金融机构不良资产3.8万亿元，政策性银行发行债券近9万亿元，外债的其他部分为3万亿元，社保基金缺口10万亿元。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表示，数据显示，我国的资产规模大、情况良好，足以应对政府债务。谈及2013年政府债务同比增幅近两成的原因，他表示地方政府债务的攀升可能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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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发展银行的关闭
一、案例分析
1998年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表公告，关闭刚刚诞生2年10个月的海南发展银行。这是新中国金融史上第一次由于支付危机而关闭一家有省政府背景的商业银行。海南发展银行成立于1995年8月，是海南省唯一一家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其总行设在海南省海口市，并在其他省市设有少量分支机构。它是在先后合并原海南省5家信托投资公司和28家信用社的基础上建立和壮大的。成立时的总股本为16.77亿元，海南省政府以出资3.2亿元成为其最大股东。关闭前有员工2800余人,资产规模达160多亿元。
海南发展银行从开业之日起就步履维艰，不良资产比例大，资本金不足，支付困难，信誉差。1997年底按照省政府意图海南发展银行兼并28家有问题的信用社之后，公众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出现挤兑行为。随后几个月的挤兑行为耗尽了海南发展银行的准备金，而其贷款又无法收回。为保护海南发展银行，国家曾紧急调了34亿元资金救助，但只是杯水车薪。为控制局面，防止风险漫延，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当机立断，宣布1998年6月21日关闭海南发展银行。同时宣布从关闭之日起至正式解散之日前，由中国工商银行托管海南发展银行的全部资产负债，其中包括接收并行使原海南发展银行的行政领导权、业务管理权及财务收支审批权；承接原海南发展银行的全部资产负债，停止海南发展银行新的经营活动；配合有关部门施实清理清偿计划。对于海南发展银行的存款，则采取自然人和法人分别对待的办法，自然人存款即居民储蓄一律由工行兑付，而法人债权进行登记，将海南发展银行全部资产负债清算完毕以后，按折扣率进行兑付。6月30日，在原海南发展银行各网点开始了原海南发展银行存款的兑付业务，由于公众对中国工商银行的信用，兑付业务开始后并没有造成大量挤兑，大部分储户只是把存款转存工商银行，现金提取量不多，没有造成过大的社会震动。

二、原因分析
（一）不良资产比例过大。可以说，海南发展银行建立本身就是一个吸纳海南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怪胎。1992年开始海南房地产火爆，1993年5月以后，国家加大金融宏观调控力度，房地产热逐步降温，海南的众多信托投资公司由于大量资金压在房地产上而出现了经营困难。在这个背景下，海南省政府决定成立海南发展银行，将5家已存在严重问题的信托投资公司合并为海南发展银行。据统计，合并时这5家机构的坏账损失总额已达26亿元。有关部门认为，可以靠公司合并后的规模经济和制度化管理，使它们的经营好转，信誉度上升，从而摆脱困境。1997年底，遵循同样的思路、有关部门又将海南省内28家有问题的信用社并入海南发展银行，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其不良资产的比例。
（二）违法违规经营，海南发展银行建立起来以后，并没有按照规范的商业银行机制进行运作，而是大量进行违法违规的经营，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向股东发放大量无合法担保的贷款。海南发展银行是在1994年12月8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筹建，并于1995年8月18正式开业的。成立时的股本16.77亿元。但仅在1995年5月到9月间，就已发放贷款10.60亿元，其中股东贷款9.20亿元，占贷款总额的86.71%.绝大部分股东贷款都属于无合法担保的贷款，许多代款的用途根本不明确，实际上是用于归还用来入股的临时拆借资金，许多股东的贷款发生在其资本到账后的一个月，入股单位实际上是刚拿来，又拿走。股东贷款实际上成为股东抽逃资本金的重要手段。这种违法违规的经营行为显然无法使海南发展银行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三、 启示
（一）不良资产比例过大是目前我国银行业的主要风险。我国的商业银行特别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大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尽管对4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的匡算结果有不同，有的说20%左右，有的说30%左右，不论那一个比例，反正都是高比例，大大超过了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17%的最高限界，也大大高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初的泰国（7.9%）、马来西来（6.4%）、印尼（17%）、韩国12%、日本12%、台湾11%，而形成高比例不良资产的原因虽有银行自身经营管理的问题，但更多的是由于体制因素及由此引起的过多行政干预造成的。国有商业银行在如此高的不良资产比例下只所以还能正常运转，根本一点在于广大民众相信国有银行不会倒闭，因此不但不挤提，还照样存款。海南发展银行一开始了就染上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病，长官意志使它一起步就背上了沉重的不良资产包袱，而由于它不是国有商业银行，没有国家信用保证，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发生挤兑，引发支付危机而难以为继。如前所述，目前我国的主要商业银行是裹着国家信用大旗掩盖着高额不良资产的病灶，如果不能尽快把不良资产比重降下来，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国有商业银行企业化改革的深入，就极容易引发类似海南发展银行这样的风波。

（二） 合规合法经营是商业稳健运行的基本要求。
海南发展银行只所以短命，原因是它一开业就违规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章第35条、第36条、第40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不得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向关系人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不得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而海南发展银行完全违背这些规定，贷款不问用途，贷款不搞抵押，通过贷款的方式抽逃资本金，前门拿进、后门拿出，拿来多少、带走多少，如此违法乱纪经营，岂有不垮之理。
（三） 中央银行的救助是防止商业银行发生信用危机，化解银行业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在1998年上半年海南发展银行出现储户挤兑时，中央银行紧急调动34亿资金予以支持，当发现如此救助不足以制止信用危机发生时，中央银行采取断然措施，立即关闭海南发展银行，由中国工商银行对其实行接管，从而避免了事态的扩大，保护了私人储户的利益。同时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对法人债权进行登记，在海南发展银行全部资产负债清偿完毕以后按折扣率进行总付，以体现投资者（这里为存款者）自我承担风险的原则。这一案例，充分显示了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和化解银行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火线的地位。

第二篇 外国金融风险案例
案例2-1
美国储贷协会的破产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发生了继30年代以后又一次商业银行储蓄机构破产的风潮，据美国立法机构统计，有问题的商业银行从1981年的大约200家增加到1986年的超过1400家，商业银行倒闭的数量从1950——1981年平均每年5家，1982年——1992年平均每年130家，1988年达到200家以上，储贷协会几乎全面破产。至1995年末，花费了纳税人大约1400亿美元。据美国总会计署估算，这场危机的保救成本要超过5000亿美元。在这场危机中，各种利益集团通过立法机关和政府胡整乱治，丑闻百出，在美国金融发展史写上了不光彩的一页。

一、案例介绍
美国储贷协会建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成立这个协会的目的是为了鼓励美国的中产阶级进行自顾，所以全称是“扶助储贷协会”。为了规范储贷协会的运作，国会创建了联邦住宅贷款银行委员会（FHLBB），而且建立了它的附属机构联邦储贷保险公司（FSLIC），为储贷协会的存款保险。储贷协会吸收公众的短期储蓄存款、并且用这些所得存款向当地的购房者提供20年和30年的抵押贷款，利率在抵押期内保持不变。
显然，如果储贷协会向储户支付的利率低于储贷协会发放的抵押贷款的平均收益率，则储贷协会就有盈利，可以正常经营，反之，如果储贷协会向储户支付的利率高于储货协会发放的抵押贷款的平均收益率，则该机构就会亏损。从3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利率很低，而且稳定，长期抵押贷款利率高于短期存款利率，即储贷协会的收益曲线总是向上倾斜的。在稳定且低通货膨胀率的时期，储贷协会的经营是很简单的。局外人嫉妒地拿储贷协会经理的“3——6——3”的经营方式（以3%的利率借款，以6%的利率贷款，每天下午3点打高尔夫球）开玩笑。不幸的是，在70年代中期，利率开始上升。最初，这一上升是温和的递进的，所以储货协会遇到的麻烦不大。但在70年代后期，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对利率施加了向上的压力，并将利率提高到了储蓄机构可以向储户提供的利率上限水平。为了防止严重的非中介化，立法机构授权储贷协会发行货币市场单据，这一新工具面值1万美元，并允许银行和储蓄机构参照6个月国库券的标准来确定利率。

❽ 银行不良资产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不良资产处置行业市场格局再次引发关注 创新模式不断出现

2018年末，不良贷款余额达到.03万亿，不良资产市场的市场格局再次引发关注。不良资产的市场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更迭，资产管理公司(AMC)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公司处收购不良资产，然后处置回收。对于银行等机构或公司来说，可以加速不良资产处置，快速收回资金，投入到正常业务中;而对于AMC而言可以折价收购不良，处置资产回收资金后赚取一定价差。

在行业蛋糕变大的同时，不良资产处置模式也在不断革新，如债务重组、市场化债转股、产融结合基金、不良资产证券化、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等创新模式不断出现，拓展了不良资产处置途径。

不良资产处置市场规模创近年高位水平

不良贷款余额在2018年末达到2.03
万亿元，较3季度末有所下降，减少68亿元，但依旧处于近年来高位水平。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83%，较上季末下降0.04个百分点。

从全年趋势看，不良贷款率从年初开始连续三个季度攀升，到4季度有所下降。1季度不良贷款率为1.75%;2季度不良贷款率升至1.86%，在连续9个季度稳定在1.75%左右之后首次出现上升;3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
0.01个百分点至1.87%;4 季度，随着国家一系列防风险政策出台，不良率有明显下降，为1.83%，仍处于近年高位。

商业银行五级贷款方面，近两年，正常类贷款占比有小幅度提升，关注类贷款占比则 一定程度的下降，不良类贷款占比升高。2018
年四季度末，中国商业银行正常类贷款余额105.02万亿元，关注类贷款余额3.46 万亿元，不良贷款余额2.03万亿元。

2011-2018年Q4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统计情况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从不良资产供给角度看，夏雨认为，商业银行三类贷款增速上，不良贷款增速开始抬头，从2017年维持在12%附近，快速上涨到201·8年三季度的21.66%。未来不良资产包的形成或将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而保持较大的供给量。

从不良资产需求角度看，“4+2+N+银行系”的不良资产市场格局基本确定，变数仅在“N”(民营未持牌资产管理机构)。随着市场趋于饱和，未来不良资产经营机构的数量将保持在较慢的增长水平。

不良资产处置模式不断创新

产公司可通过追偿债务、租赁、转让、重组、资产置换、委托处置、债权转股权、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方式处置资产。

除了传统的资产处置方式，不少市场人士认为未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以投行的理念、工具、模式经营不良资产，通过债务重组、产融结合基金、市场化债转股、不良资产证券化、“互联网+”等创新方式积极参与运作，发现由于信息不对称而暂时被低估价值的资产，并嫁接资本市场，提升其内在价值。例如，中国长城总裁、执行董事周礼耀曾表示：“面对新形势，长城资产的不良资产处置模式，已经主要从政策性时期的‘三打’模式实现了向商业化的‘三血’模式转变。”

目前，许多处置方式都在由传统模式向投行化思维转变。马赛在采访中也提到处置不良资产的两个行业理论：冰棍理论和劈柴理论，所谓冰棍理论——“处置不良资产就像卖冰棍。冰棍在手里时间长了，就融化了，不良资产也是如此。如果不能赶快处置，时间长了，就只剩下一根儿木棒了。

——更多数据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不良资产处置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❾ 中国四大资产管理的不良资产卖给谁

您好，自成立以来，我国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了两次剥离：
1999-2003年四大AMC收银行6042亿不良资产， 这一阶段的收购完全由政府导向， 资金多由央行再贷款方式提供， 价格按账面价值。1999年政府划定不良资产的剥离范围， 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1.4万亿元不良资产。不良资产按照帐面值剥离，收购资金全部由政府安排，按照回收现金额的一定比例（信达、华融为 1%、东方、长城为 1.2%）给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绩效激励。
从2003年起， 商业银行改革加速，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的方式也转为非行政审批的方式，通过公开招投标进行。收购价格是按市场价格，而非账面价值。 政府加速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步伐，首先对建行、中行注资，推动建行和中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尽快上市。与第一次政策性剥离的区别是，第二次剥离不再采用按帐面值剥离的方式，而是采取商业化运作模式.由央行牵头组织不良资产包招标，由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参加投标，从而自剥离之时起锁定资产损失。
2004年6月，中行和建行再次剥离不良资产共2787亿元（中行1498亿元，建行1289亿元），均为可疑类贷款，采取封闭式招标竞价，信达以约31 ％的高价夺标。这部分再贷款由信达负责偿还，偿还期限为五年。
2005年6月，工行将4590亿元可疑类贷款打成35个资产包，面向四家AMC招标，平均转让价格为资产面值的26.38％。这次竞价中，长城拿到 17个资产包，占该次拍卖资产量的56％，中标2570亿元，东方、信达、华融分别中标1010亿元、 571 亿元、238亿元。
另一方面，银行仍然以定向的方式把不良资产交给对应资产管理处置， 在2005年工行把在2460亿元损失类贷款直接交由华融处置。
市场化转型
在未全面转型商业化运作前，财政部给四大AMC设立了一定的考核办法。2004年4月 ，财政部出台资产管理公司投资、委托代理、商业化收购业务风险管理办法，为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运作创造条件。资产管理公司经营范围新增三大内容：一是根据市场原则，商业化收购、管理和处置境内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二是接受委托从事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金融机构关闭清算业务；接受财政部、人民银行和国有银行及其他机构委托的不良资产管理与处置业务；三是运用资产公司现金资本金对所管理的政策性和商业化收购不良贷款的低债资产进行必要投资。资产管理公司经营范围获得重大突破。 四大AMC从其他银行收购不良资产。2004年期间，信达收购交通银行不良贷款、竞价收购上海银行、深圳商业银行等十几家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包上万亿元。
目前四大AMC已经转型为市场化的资产管理为主的混业经营金融机构。2008年，财政部印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鼓励资产管理公司转型， 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在2009年之后，由于政策性任务逐渐完成，四大AMC在此后先后加强了商业化进程，虽然具体定位不同，但都在向金控集团方向发展。
2010 年6月信达率先股改，于2013 年12月在港交所上市； 2012年10月华融完成股改， 2013年2月下旬，财政部发函正式批复东方、长城两家公司启动股改方案研究及股改准备工作。股改使AMC由政策性机构向商业性机构的身份转型，还将引进战投、整体上市。股改的完成意味着获得更多的市场准入，如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发行金融债券、放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收购业务等，AMC已经进入利润高增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