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农金融机构脱农现象

Ⅰ 刘光溪三农金融服务的瓶颈与突破

城乡统筹中三农金融服务瓶颈突破与创新
—关于建立健全基层民生金融服务体系几点思考
云南省金融办党组书记 主任 刘光溪 2015 中国金融

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度关注“三农”问题，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九年聚焦“三农”经济。党的十七大，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针对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辟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指南。可以说，“三农”兴，中国经济兴，“三农”强，则中国经济强。“三农”经济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三农”经济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金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力量。由于深受高度集中高度垄断金融体制的影响，“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始终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难以满足“三农”经济多样化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融资难、融资贵成为“三农”经济难以突破的瓶颈，进一步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提升，“三农”问题依然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障碍。重新认识、理解“三农”金融服务的内涵，构建适应“三农”经济发展金融服务体系，成为一项长期紧迫、复杂艰巨的任务。
一、以“三农”金融服务助推城乡统筹全面发展
“三农”金融服务长期薄弱，严重制约了“三农”经济的发展，导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难以实现均衡发展，二元经济结构并没发生实质性改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金融服务问题，“三农”问题很难实现突破，城乡统筹发展就难以实现。
（一）“三农”金融服务与金融支持“三农”发展之间内涵关系
“三农”金融服务概念与传统意义上普遍使用的金融服务“三农”或金融支持“三农”有着本质的不同。两者主要区别在于谁是主体、谁是核心、谁是出发点和归宿点。金融服务“三农”强调的是以金融机构为主体和核心，一切以金融机构利益是否得到保障和维护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服务“三农”仅仅是金融机构获取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而“三农”金融服务强调以“三农”为主体和核心，一切以“三农”金融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凸显了“三农”金融的重要性。简而言之，“三农”金融服务就是要想“三农”所想、急“三农”所急，以“三农”服务为根本，千方百计为“三农”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三农”金融服务的提出既是一个重大理念上的突破、转向与创新，也是我们对当前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后而提出来的重要概念，这一新思维为如何建设农村金融服务找准了方向，有利于“三农”问题症结的根本破解，具有历史的、宏观的、重大的战略性意义。
（二）以“三农”金融服务全面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更多地注重于在农村内部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种思路的根本缺陷是割裂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与社会其它单元之间的有机关联，实现不了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良性转换与互动。结果，中央惠农政策如沐春风，但“三农”问题依旧、城乡失衡依旧。“三农”问题必须在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城乡居民统筹发展中逐步解决，才能实现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农民致富奔小康。“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带动农村”，实行“城乡统筹发展”，是思维方式的重大调整。城乡统筹发展跳出“三农”抓“三农”，突破了把“三农”问题与社会其它单元人为割裂的思维定势，校正了把“三农”作为一个孤立系统单独研究处理的政策取向，把“三农”问题纳入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中，解决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城乡统筹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才能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可持续发展。“三农”金融服务体系相对于城市金融而言，它由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等外生型正规金融机构，也包括农村银行、小贷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小微型半正规金融机构，还包括各种地下银行、影子银行等内生型民间金融机构。“三农”金融服务体系较好解决了长期以来城乡金融割据、农村基层金融发展规模与结构严重失衡、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所造成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差异，树立了农村金融发展的新思维，通过农村金融体制、机制、制度与政策等一系列创新，实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互动促进、城市金融与农村相互协调，促进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制、转轨与转变，破解农村金融发展难题，实现城乡统筹全面发展，真正把金融服务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统筹的重要推动力量，在“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化“三农”、带“三农”、服务“三农”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我国现行“三农”金融服务相关政策措施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深受大一统金融体制的影响，主要是外来的、外生型金融服务模式。随着国有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和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快推进，我国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在广大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留下大量金融服务空白，农村金融资源缺乏进一步加剧。为了弥补农村金融资源不足，国务院以及相关部委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三农”金融发展政策措施。
(一)中央积极出台农村金融政策
从2004年至今，中央“一号文件”连续9年出台关于“三农”经济发展指导性意见，这说明了“三农”问题复杂性，也展现了中央从战略高度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与决心。从相关政策支持“三农”重点与难点来看，随着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对“三农”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更具体的要求，这种要求从宏观、体制方面逐渐向微观、机制方面转变，向具体政策要求转变，向惠农民生转变，政策措施越来越明确、实在。从深层次上看，是一种自上而下放权让利改革，行政性、政策性空间越来越大，民间性、自发性的农村基层金融组织开始受到普遍关注。
（二）完善农村支付体系建设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大力支持农村金融支付体系建设，弥补农村基层金融服务网点不足，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手段，提高其支付服务能力。吸收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社加入大额支付系统和小额支付系统；批准设立农村信用社资金清算中心，拓宽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渠道，增强结算功能；推行代理制，鼓励商业银行代理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业务，广泛吸收农村信用社加入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业务，拓宽业务范围；协调各地农村信用联社加快开发和健全省内农村信用社通汇系统，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提供良好的金融基础服务。一系列支付结算服务体系建设使广大农村与农民能够真正享受与城市结算汇兑一样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对人们金融意识、意念产生了重要积极影响。
（三）鼓励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合理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三农”金融服务领域，建立小微型金融机构，成为“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开始在山西、四川、陕西、贵州和内蒙古5个省区试点，主要以服务“三农”、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为重点，为农户、个体经营者和微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2008年，银监会正式发文允许设立“只贷不存”小额贷款公司，对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的培育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引导民营资本规范发展，起到了较好示范作用。2006年年底，银监会发布《关于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意见》，允许金融领域对民间资本全面开放，可以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四）实行有差别金融监管政策
为了鼓励民间资本流入农村和设立农村金融机构，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人民银行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有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农村信用社给予利率优惠和再贷款支持；发行央行专项票据置换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和弥补历年亏损；改革扶贫贴息贷款方式等等。银监会积极试点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降低新型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出台农村资金互助社减税优惠政策。税务部门对小额农户贷款利息免征营业税，农村信用社获得减收营业税率优惠，实现了城乡金融机构在税收上的差异优惠政策。2012年，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监管政策。
三、我国“三农”金融服务存在瓶颈约束
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发展迅速，有效缓解了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三农”发展的融资难题，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农村金融基础还很薄弱，主要是自上而下的金融体制改革，是典型外生供给型的金融支持“三农”经济服务模式，与“三农”经济内生型金融服务需求相距甚远，对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成瓶颈制约。
（一）政策扶持不到位
我国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弱势区域，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经济发家庭经营为基础，农户数量庞大，居住分散，农户之间的结构性差别和地区差别大，城乡差距突出。农户收入水平低，单笔存贷款规模小，农户贷款缺乏必要的担保与抵押品，生产和经济“靠天吃饭”，这些问题决定了“三农”的“三弱”问题不可能完全靠市场手段解决，也不可能完全靠现行的农村金融机构来解决。同时，中央与地方财政对“三农”的投入严重不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资金需求大，存在巨额缺口，仅靠市场化的金融手段难以解决。“三农”金融服务必须与财政、税收等手段相结合，才能实现优势互补，发挥国家支农经济金融政策的功效。
（二）金融服务主体单一难以满足快速增长需求
我国县级涉农金融机构主要有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及邮政储蓄银行，但是大多分布集中在县城，只有农信社在乡镇一级设立了分支机构。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加快推进，“三农”对金融服务需求量不断增加，需要大量基层金融机构提供信用支持，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产业化，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转换。同时，农村金融机构整体资本充足率较低，经营规模较小，抵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满足新农村建设中农业产业化蓬勃发展而产生的资金需求。
（三）“三农”信贷政策约束强
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支农商业银行受到风险防范与商业化经营的约束，导致农村信贷受到手续复杂、门槛过高、办贷效率较低、风险抵补太弱等诸多因素制约，无法向弱势领域、弱势行业、弱势群体倾斜。为了控制信贷风险，正规金融机构要求农户信贷必须提供抵押担保，由于土地、林地所有权为集体所有，要进行进一步改革存在诸多难度，这无疑增加了农户信贷资金可得性的难度。结果，涉农信贷产品不仅单一而且融资成本过高，主要以零售业务为主，农村资金需求尚未形成规模，并且存在金融资源配置错位、错配的现象，贷款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及还款能力不匹配。
（四）“三农”金融服务激励机制尚未真正建立
农村金融服务主体单一，信贷风险相对较大，利润较少，相应影响到信贷产品提供方式。同一笔贷款、同等额度的利润、同样资金的组织，下级分支机构同上级比较，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与成本，出现“多贷不如少贷、拿不准的不如不贷”等“惧贷”倾向。结果，农村基层银行面临贷款权利上收、上移、上沉等问题，信贷考核机制过于苛刻，正向激励不足而约束有余，严重影响了基层银行高管及信贷人员的营销积极性，消极的“惜贷”思维在“审慎”观念前就先入为主，以利润为中心的考核体系不尽科学合理。
（五）“三农”金融机构服务受到限制
我国“三农”金融服务机构主要是外来供给型服务机构，难以真正发挥支持“三农”经济的作用。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主要任务是落实好国家宏观调控和强农惠农政策，并不对农村经济提供小额、分散的金融服务。农业银行作为服务农村经济的商业性银行，2007年，中央对农业银行确立了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革原则，要求农业银行强化“三农”市场定位和责任。2009年，银监会要求农业银行建立适应“三农”金融服务的事业部管理机制。2010年，人民银行等部委要求农业银行稳步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农业银行商业化经营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三农”金融服务行政化目标相冲突，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并没有强化对“三农”金融服务的支持，而是对大部分乡镇营业网点进行大规模撤并，造成农村金融服务主体缺失加剧。邮政储蓄银行主要对农村地区提供汇兑业务，只提供有限的农业贷款。农村信用社作为一个商业化运作金融机构，既要承担国家政策性农贷制度的职能，又要实行市场化运营，始终游离于政策性与商业性之间。
小贷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缓慢，并且大多分布在经济条件较好地区和县级城市，除农村资金互助社外，小贷公司、村镇银行是按照市场化原则运作，风险防范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放缓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进程。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商业性保险不太愿意进入农村，使得农业保险覆盖面低，保费额度小，农业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缺失致使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
四、国外农村金融发展主要举措与经验启示
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推进过程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由于二元经济导致二元金融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小微企业、“三农”经济等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服务的薄弱领域，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内生型“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是推动“三农”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国外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举措
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建立了完整的农村金融制度，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全国划分为12 个农业信贷区，在每一个信贷区成立一家联邦土地银行和中间信贷银行，分别通过国民农业贷款协会和生产信贷协会形成全国性的农业服务网络，提供中期或者短期的动产抵押农业贷款。农业重振管理局、商业信贷公司、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长期优惠信贷资金。政策农业保险体系，对所有农场主提供保险。储蓄贷款协会、小企业管理局等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小额资金。多层次、全方位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农业融通资金，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法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由法国土地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大众银行、法国互助信贷联合银行、农业互助保险社等构成，形成了相对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其中合作社与互助社性质金融机构占据主体地位。法国农村金融发展在国家财政大力支持，具有垂直管理和运作、国有和民营相结合、中央与地方分层发展的特点。
日本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农业生产，建立相对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协是一种农业合作协同组织，主要采用农林中央金库、基层农协以及农业信用联合会 (信农联)三级组织结构，农民以自愿、自主登记的方式加入，协会遍布整个日本的农村。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际合作银行以及国民生活金融公库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向农民提供长期、低息的农业贷款。农业共济协会、渔业共济协会分别提供农业、渔业方面政策性保险。日本农村金融逐渐形成了以农协会合作金融为主体、政策性金融公库和农业保险为补充金融体系，它们共同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保证农民收入稳定。
印度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商业银行、地区农村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土地开发银行等，各金融机构之间分工明确、相互合作，较好地满足了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不同层次金融需求。政策性银行承担推进商业金融机构改进农村金融服务的支撑和引导职能。合作性金融机构由初级信贷合作社、中心合作银行、邦合作银行三级组成，主要向农民提供中短期贷款。土地开发银行向农民发放小型灌溉设施贷款、土壤改良、林果业种植等方面中长期贷款。国有大商业银行在各项政策引导下，利用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优势，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
孟加拉国注重发展小额信贷，其目标是传统金融业务不能覆盖但有强烈金融服务需求的低收入群体，提供无抵押和无担保的信用贷款，目的在于使低收入人群摆脱贫困。
（二）国外农村金融发展经验与借鉴
农村金融机构与农业经济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促发展、互融共进的关系，成为推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转变的关键。一是构建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并存多元化、多层次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满足农村金融服务多样化需求，推动“三农”经济发展。二是坚持合作制原则，推动农村合作金融在组织机构、民主管理改革和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三是形成了职责明确、分工协作的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机制，满足不同层次金融服务需求。四是高度重视政策性金融引导和开发作用，支持和保护农业生产。五是充分挥农业保险的作用，形成银行资金与保险结合聚集效应。
国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对于我国“三农”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是我们应立足于国内农村金融需求新变化和新特点，加快农村金融组织的创新与培育，最终建立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非正规金融并存，主体多元、分工合理、功能互补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二是必须坚持合作制原则和合作制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不变原则改革和发展农村合作金融，还原合作制本来面目，使之成为农村金融的支柱。农村合作金融在业务运作上引入市场机制，改进合作金融的微观经营机制，提高合作金融运行效率；在政策上加强政府扶持，强化有效监管，使之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独立发展的主力军。三是加强政府财政资金对农村金融机构扶持引导力度，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四是健全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引导和规范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五是大力推广发展小额信贷，让广大农民享受到普惠金融的“阳光雨露”。
五、我国“三农”金融服务建设的对策建议
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需要多层次“三农”金融服务体系，为“三化”化“三农”、带“三农”、服务“三农”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形成政策引导、市场化运作，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及民间金融相结合金融服务体系，培育竞争适度、开放有序、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供给主体，构建“覆盖全市、功能完善、协调配合、布局合理、服务高效、监管有力”的多层次、多形式金融市场，形成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共同参与金融聚集效应，妥善处理金融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的关系，着力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一）明确赋予县级政府对“三农”金融服务管理权
“三农”金融服务具有很强的内生性，鉴于目前我国“三农”金融服务是典型外生供给型金融服务体系，与“三农”经济联系不大，难以满足“三农”经济多样化、多层次金融服务需求。一是国家赋予省市县三级政府创办小微金融机构权利，建立适合“三农”经济发展的小微金融机构。二是赋予民间资本参与设立小微、草根型金融机构创办权，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三是赋予县级政府更多金融调控权和监管权，督导地方金融机构贯彻执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指导其加强自律性管理、防范和处置金融案件、维护良好信用环境，这样才能解决执法与维稳的关系问题。四是建立中央、省、县三级金融监管体系，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监管链过长的问题，县级政府对小微金融机构进行管理，填补地方金融监管缺失，与中央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合理地引导民间资金投向更多实体经济，促进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的发展。
（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着力新型金融机构建设
建立以政策性金融为先导、合作性金融为主体、商业性和民间性金融为两翼的“鹰型”发展战略，树立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改革目标。一是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民间性金融相结合，通过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紧密合作，形成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组织体系。二是引入和培育多元化金融市场主体，适度增强金融市场竞争，使政府资本、银行资本、民营资本、外资等都能投入到“三农”中来。三是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条件，适当降低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促使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真正发挥农村民间潜藏着巨大的金融资源，从根本上激发出民间金融的爆发力，使之成为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四是加快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积极组建村镇银行，促进农村多元商业性金融的合理竞争；引导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有效抑制农村资金外流；多途径支持农村建立小额贷款公司，鼓励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五是鼓励正常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承认其合法性，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
（三）创新农村金融机制，激发“三农”金融服务活力
实行“鹰型”农村金融发展战略，用好用足各种政策，创新农村金融品种和金融服务方式，推动现有金融创新不断向纵深发展。一是积极探索“六位一体”（农村信用社＋担保机构＋保险机构＋财政＋农业龙头企业＋农户）的支农信贷服务模式，形成金融机构联动机制。二是积极开展中间业务，满足农户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需求，为农民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环境。三是积极推进信用担保制度改革，重点在农户宅基地和房屋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使用权、农户或集体林权、矿权、土地流转等方面做文章、想办法，以解决农村抵押物的范围太窄、价值太小的问题。四是健全农业保险间接补偿机制，降低系统性农村金融经营风险。五是通过建立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外部担保的经济补偿机制、农业保险的经济补偿机制、巨灾保险的经济补偿机制、农村金融的政策性经济补偿，对“三农”贷款不良贷款或损失进行适当补偿。
（四）创新农村金融政策，推进“三农”金融服务发展
创新农村金融政策是推进“三农”金融服务的关键。一是实施优惠政策激励，促进各项政策及时落实，积极完善配套措施，在地方财力许可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制定相关办法。完善金融机构信贷投入考核奖励机制，每年对投入进行统计考评，突出加大对“三农”贷款的单项考核奖励力度，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的支农积极性。二是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对农村金融的导向作用，进一步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加大财政贴息力度，改进贴息方式，发挥贴息政策、补贴政策、减免税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各路资金投入“三农”领域。三是加大财政转移支出中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比重。加大贷款损失风险补偿、利率补贴政策，建立农贷资金合理的配套机制。四是建立以财政、税收、货币和监管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化农村金融政策扶持体系，为农村资金回流创造条件，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发展涉农业务。
（五）探索实施“三农”金融服务综合配套改革
农村金融服务综合配套改革是推动“三农”经济发展重要支撑和保障。一是加快推进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确权，激活农村潜在的巨额金融资产，为农户进行抵押贷款提供最大价值的金融支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农户对生产发展的资金需要。二是向社会公开发行或私募方式设立各类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三是充分利用现有政策，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完善信贷产品为主的业务,充分挖掘信贷资源，积极拓宽服务领域与创新服务模式，满足“三农”金融需求。四是建立城市金融帮扶农村金融的机制，在信贷资金上、人员素质培训上进行支持。在乡镇行政村设立“三农”金融服务工作室，作为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触角的延伸，协助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服务。
（六）打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是推动农村金融发展外部保障机制。一是努力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尽快推进各地适合“三农”金融发展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考核机制。二是完善农村金融法制建设，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实际，制定出台《农村金融法》，修改《担保法》等法律法规，建立促进农村金融规范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加大执法力度，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三是充分运用财政与税收两个杠杆，全方位加大投入，改善“三农”发展的物资基础和社会环境。四是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立足区域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并实现产业化、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夯实农村金融发展的产业基础。五是鼓励、允许和支持农民建立各种专业合作社或协会。探索建立促进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努力形成城乡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一体化新格局。

Ⅱ 为什么传统金融机构在农村会逃离

一是农户信用意抄识淡薄，信用体系建袭设参与度不高；
二是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缺乏强有力的奖惩机制与保障机制；
三是信息征集手段多样化，信息整体质量不高；
四是由于目前农户多数存在多种经营，人口临时流动较多，因此导致农户信用信息原始资料调查采集困难，信用基础信息多变；
五是农村征信体系建设落后，没有建立信用信息中心，难协调，没有实现信息共享；
六是政府各部门履职不到位，没有积极配合工作形成良好的外部环境；
七是农村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与银行贷款风险防范要求错位，制约了农户与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八是农村信用评级体系不完善，信用评级标准不规范，信用评定权威性不高，信用评级结果综合运用有限，正向激励效果不佳。

Ⅲ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特征

独立系统
农村金融本身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具有整体性、相关性、环境适应性和动态性
所谓系统，就是按一定目的、条件和环境，按一定的关系组成的互相作用的若干要素的有机整体。系统论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社会宏观和微观方面，都是若干大小系统。基于这一系统论基本原理，宏观经济可以看作一个系统，农村经济可以看做是宏观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而农村金融可以看做是农村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宏观经济系统的二级子系统）。农村金融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它也是由若干要素所组成的有机体。按照不同的层次划分，包括宏观层次的金融监管系统、中观层次的金融机构系统以及微观层次的金融需求主体系统，其中，宏观层次的金融监管系统和中观层次的金融机构系统构成农村金融的供给系统，金融机构系统是农村金融系统的主体，在整个农村金融系统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一）农村金融系统的整体性与相关性
整体性是农村金融系统的首要特征。如前所述，系统是由相互依赖的若干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构成一个综合的整体，以实现一定的功能。因此，农村金融系统各部分也不是简单的组合，而要有统一性和整体性，要充分注意农村金融系统各组成部分或各层次的协调和连接，提高农村金融系统的有序性和整体的运行效果。同时，农村金融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部分或部件形成“部件集”，“部件集”中的各部分的特性和行为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即具有相关性。农村金融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部分，有的相互关系较为强烈，有的相互关系较为软弱；有的相互关系是线性的，有的相互关系则是非线性的；有的相互关系是长久的，有的关系则是暂时的。这种相关性确定了农村金融系统的性质和形态。
（二）农村金融系统的环境适应性与动态性
农民期待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农村金融系统和包围农村金融系统的环境之间通常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各种环境要素的变化，如政府职能转换和经济工作重心的转移、宏观经济景气状态的变化、宏观调控的收与放、银根的松与紧、农村经济增长的快慢、农村市场开放度的增减、农村金融体系内部的相互竞争与合作态势的变化、区域投资环境的改善与恶化、社会信用状况的波动等等，与农村金融系统之间均有互动作用，都会引起农村金融系统特性的改变，相应地引起农村金融系统内各部分相互关系和功能的变化。为了保持和恢复农村金融系统原有特性，农村金融系统必须具有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为此，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农村金融系统，它在形成以后，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它也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特性，随着环境的变化，农村金融系统本身也需要发展，需要在变化了的新的环境下找到新的均衡，具有动态性。
行为特征
（一）重视正规农村金融，忽视非正规金融，改革缺乏必要的整体性和相关性
与我国经济改革的整体战略路径一致，金融领域的改革也采取一种渐进改革的方式，遵循“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方式而展开，对金融改革特别是农村金融改革缺乏整体的系统性构思。在金融市场化的方向下，农村金融改革到底要达到什么目标，缺乏系统性论证。
因而，多年来的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主要着眼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系统内部关系的调整和改善，没有着眼于机构间运作机制的协调。改革视角始终停留在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上，而且仅就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来看，也缺乏必要的整体性和相关性考虑。
例如，对农业银行的改革是从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的角度展开的，这样的改革必然导致农业银行从农村地区的撤离。而对于农业发展银行的改革则是在粮食市场化改革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举措。农村金融改革仅仅是为了构建一种完善的机构体制，而没有着眼于如何构建农村金融系统中各子系统间相互协调运作的长效机制。
农村
改革开放以来，多次调整和改变农村金融监管系统的运作方式，农村正规金融系统内部，也仅仅着眼于各金融机构系统内部的改革，而忽视非银行系统的安排，仅仅着眼于正规金融部门制度的演进，而忽视非正规金融部门制度的变迁。
事实上在农村私人借贷极为普遍，构成了农村借贷的主要方面。农户的支出比例从大到小依次为教育、生活、医疗和生产，当入不敷出时，农户往往更倾向于通过私人借贷的方式获得融资。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户从正规金融获得的借款占全部借款的比重不到1/3。这主要是因为通过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获得借款非常困难。调查显示，农民借贷的问题并不在于利率的高低，而是根本借不到钱。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显然有其客观必要性，也有其优点。而且，非正规金融的存在也表明：我们不花钱，一样可能得到一个较好的农村金融市场机制。但问题是非正规金融游离于法律之外，不仅可能蕴含着极大的风险，而且其自身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二）农村金融系统改革与城市金融系统改革缺乏协调推进性
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次序，是经济改革先于金融改革。尽管我国经济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展开的，但是经济发展的路径却遵循着以东部和城市为中心推进的模式，与经济发展的路径一致，我国金融发展也遵循以东部和城市为中心推进的模式（何广文，2001），金融改革首先在城市进行，这就必然造成农村金融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的脱节。农村金融改革落后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金融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变化。农村经济和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带来了农村金融需求的变化。经济发展的过程在逐渐地削弱二元结构特征，城乡统筹、缩小城乡差距也成为政府现阶段经济工作的重心。同时，农村经济主体出现多元化、需求出现多样性。
然而农村金融系统却在固化这种城乡金融的二元结构特征。
一是和城市相比，我国农村历来是受管制最少的，农村金融市场应该是最能体现竞争机制的市场。
二是我国农村金融本身存在庞大的客观需求，具有内在的生存、发展和创新的能力和动力，即使在最贫困的地区，也有生存的土壤。
三是农村金融机构的命题特征应该为：体制上是私人的，对象上是立足于乡镇社区的，规模上是小型的，数量上是大批的。
四是这些金融机构本身可以充分竞争，繁荣发展，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
五是这些金融机构服务范围窄、影响小，风险比较容易控制。但以往和目前的改革措施往往是着眼于机构，侧重于监管，热衷于“拉条条”、“定框框”，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改革、发展和创新形成极大的制约。
农村金融改革
（三）改革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外部支持环境
改革的推动者和行为主体的行为没有协调，监管者和金融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机制，金融机构本身创新的动力和创新的主动精神缺乏。现有农村金融监管力量，分别来自于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各省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往往出现职责上的分工问题，或者造成监管漏洞，监管不到位，或者监管过度。
农村金融改革需要一个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
一是需要相应的法律和制度环境支持，对于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以及非正规性金融机构，目前还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
二是需要有关的宏观政策支持。对于商业性或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在准备金管理、再贷款利率等方面，现有的制度安排还不是很合理，需要研究更符合现实情况的管理措施。
三是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道路、教育、医疗、水电、通讯和法律支持等公共产品供应不足，也制约了农村商业金融服务的改善。
四是一些配套改革也非常重要。例如，尽管有的农村土地制度使农村土地和房产已进入市场，也不能成为抵押品和担保品。农村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以及教育、投资等方面的现有体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构成了阻力。
（四）农村金融供给和需求之间不协调，农村金融改革与环境的适应性被忽视
农村金融服务的主体是“三农”，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决定了全国各地“三农”问题的重心和表现形式是不一致的，农村金融需求也不同。
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的金融需求主要表现为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和缓解贫困局面，为贫困农户提供基本的金融服务，这是通过商业金融渠道所不能实现的；中等发达的传统农区的金融需求主要是农业生产发展所需，解决商业贷款能力较弱的农户融资难的问题；发达地区的金融需求主要体现为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解决推动私营经济发展和中小型企业发展所需的融资问题。
就现有农村金融市场供给而言，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和中等发达的传统农区的金融供给主要是农村信用社在实力不足状况下的低水平的金融供给，需要通过合作金融、政策金融、各种类型的民间小额信贷协同来满足。发达地区虽然业已形成了金融机构多元化格局和多渠道金融供给状况，由于私营中小型企业在商业信贷市场上的融资能力不足，需要政策金融各种形式的辅助。
可见，不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政策金融在农村金融供给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并且需要政策金融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挥不同的功能。而就现阶段的中国农村政策金融的功能设定而言，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功能设定具有同质性，即为粮棉收购企业提供贷款，业务范围狭窄，功能退化，仅是在农产品收购方面发挥着政策性金融组织的作用，退化成“粮食银行”。而实际上，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政策金融需求是不一样的。
近年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收缩县和县以下机构，涉农金融机构大量缩减，严重影响农村金融供给能力，实际上形成了农村信用社“独户挑重担”，垄断农村金融市场的局面。但是，农村信用社在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方面的作用有限。
一是资金来源不足是农信社供给能力有限的最主要原因，在县域经济范围内，金融机构之间的存款竞争非常激烈。各商业银行虽然大规模收缩农村金融业务，但它们的储蓄网点还在强抓存款。同时，邮政储蓄凭借自身优势，大量挤占存款市场。这些机构抽走了大量农村资金，却大都不承担支农任务，不仅使农村资金严重外流，而且也造成农村信用社存款增长相对较慢。
二是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沉重，不良贷款比例高，经营亏损严重。
三是支付结算体系的落后也成为农村信用社竞争能力拓展的重要障碍。目前大部分地区的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体系都十分落后，联行结算和电子汇兑业务远远落后于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这些技术制约不仅大量增加资金在途时间，时效性差，准确性低，严重影响了农村信用社的信誉和形象，从而使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失。
四是从市场经营看，农村金融机构最薄弱的环节在于市场竞争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匮乏，道德风险问题仍然十分严重。
（五）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方案不知不觉又走了计划经济的老路
省联社与县联社的两级法人几乎就是原县联社与信用社两级法人的翻版。公司治理中最简单的道理，即权力与责任对等、努力程度与激励必须对等以及投资收益与风险必须对等，在省联社的体制中没有考虑进去，县联社需要通过增资扩股来满足监管当局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但却不必对股东负责；被剥夺了委托人权利的股东，追求的是不需要承担风险的高额收益；省联社有权任命县联社主任，但无需也没有能力承担县联社经营不善的责任。
此外，省联社体制形成了对整个农村金融部门事实上的垄断，使得农村信用社的道德风险便无可避免，可能形成信用社风险的集中化和国家化。省联社的体制还是垄断改革的根源，可能成为农村金融创新的主要制度性障碍，与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在省联社的体制之下，信用社之间的竞争将被当作“家丑”来处理，信用社信息披露的选择性将会更强，其他新的金融组织创新出现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Ⅳ 农村金融机构为何被银监会罚的最多

据报复道，截止7月份，银监会公制布的银监系统罚单达到225张，涉及信贷业务、票据的罚单最多，占到约七成,农村金融机构被罚最多。

专家表示，只能通过加强监管协调、提高监管能力、严格监管要求等方面，引导金融机构有效提高自身业务风险治理能力、加强审慎合规经营意识，从而达到防微杜渐的效果。

希望农村的银行机构相关的专业知识可以得到提升。

Ⅳ 农村金融制度不完善体现在哪些方面

对于农信社来说，虽然目前改革是为了更好的发挥其支农作用，但改革的目标则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方向，一方面由于对省级联社的功能定位仍然不清，省级联社很大程度上可以主导下级机构的经营活动，从而使农信社的资金更多流向了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项目，造成农信社“离农、脱农”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农信社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各种金融服务、金融产品建设滞后，在发展中求大、求快，因此，业务上就倾向于追求大项目，从农村吸收了大量资金却不能有效地对满足农村小微金融需求。

对于农业银行等国有大型银行来讲，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其性质，利润最大化是其目标，虽然在政府强制性支农要求下国有银行将服务三农作为其重要的业务之一，但由于农业投资收益率偏低，农民抵质押担保单一，农村配套的金融环境落后等各种原因，国有银行众多县域金融机构只存不贷，在农村的资金必然会流向“非农化”，据统计，1997年中央金融会议以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逐步收缩县级(及以下)金融机构，从1998年至2007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共撤并3. 1万个县(及以下)机构，以农业银行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该行98%的贷款是投向农村，90年代中期以后，其贷款投放逐步从农村转向城市，农业贷款仅占各项贷款余额的10%左右。
农业发展银行没有真正承担起政策性银行的重任，政策性金融基本集中在基础设施等领域，与农村和农户更广泛的金融服务需求之间存在很大矛盾，政策性金融功能十分有限;邮政储蓄大规模抽走农村资金，成为分流农村资金的主要渠道;农村保险、担保等机构发展严重滞后，不能满足农民对风险控制的需求;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松散，运行也不规范，一些农村地区新设的金融机构种类依旧较少，服务能力有待提高。

Ⅵ 为什么说农村金融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一方面是农户无法保证还款的稳定性。众所周知农村生产经营项目模式单一，多以土地、种植、养殖为主，这一类的生产活动基本是看天吃饭，一旦爆发自然灾害，就会给涉农贷款带来不可预估的逾期、坏账风险。

另一方面是农村缺少金融市场认可的标准化抵押物。在处置上金融机构往往无法有效确认抵押物的权属和估值难题，从而会加大涉农贷款的风险性。基于这样的农村市场现状，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对涉农贷款惜贷、控贷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底层贫困人群也就慢慢地被排除在金融服务系统之外了。然而近两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崛起不仅对固有的传统金融体系造成了冲击，也逐渐改变了传统金融领域对农村市场的偏见，更有望将“普惠金融”的宗旨真正渗透到农村地区。

金融服务理念更迭

国内金融领域之所以愿意重拾农村市场，很大程度上是金融从业者受到格莱珉模式的影响及启发而促成的。格莱珉模式的主体是格莱珉银行，是由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尤努斯一手创立，旨在为社会底层贫困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格莱珉银行首次全面、彻底地颠覆了传统银行业不给穷人贷款的原则，专门为贫困农户（尤其是贫困家庭中的妇女）提供小额、短期的无抵押贷款。尤努斯自创立格莱珉银行以来，为此取得的成绩可圈可点，迄今为止孟加拉全国46620个村庄里已经诞生了1277个格莱珉分行，服务了超过600万人次的贫困群体。

除了市场规模的扩大，格莱珉模式在业务上也呈现出整体向好的发展态势。据相关数据显示，格莱珉银行的还贷率高达98%，资金回收率更是达到了100%。格莱珉模式的成功影响了全球将近60个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这种金融理念的启示。尤其是中国，中国农业人口超过9亿人次，占比超过50%，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国。

但中国的农业人口大都分布在偏远贫瘠的乡村地区，各地区的现代化农业建设也远不及想象中容易，由此农村的贫困状况越发严峻。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仍存在近2亿人次的贫困人口，脱贫成了国家减贫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已经成功帮助约64%的农户实现脱贫的格莱珉模式，对中国传统金融领域的影响十分深刻，因此一经引入便受到了国内众多人士的鼓励及推崇。

三农政策整体利好

长期以来，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国家政策不同程度上的补贴与扶持。2014年，在《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4）》的发布会上，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的陆磊就以“农村金融扶持政策逐步形成体系”来概括了国家对农村金融服务的整体扶持力度，由此可见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对政策的依赖性。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为更快更好地促进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发展，近十年以来，仅银行业就颁布了多达24份针对农村金融的相关政策文件，其中包括通过调整放宽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加大涉农信贷投放、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等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在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建立及健全过程中，中央的政策扶持也发挥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与银行业重在引导传统金融机构涉农不同的是，国家的扶持主要是以农民权益为核心，通过完善农民权益保障机制来唤醒农民的增收意识，直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地区现代金融体系注入新的生命力。

在众多的三农政策中，有两项举措最能体现中央的“惠农”理念。一是农业税的废除。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农民的税收负担得以减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新的调动，以村镇为代表的县域经济结构也将发生深刻变革。二是农村土地确权政策的实行。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要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除了常规的储蓄业务，包括贷款在内的传统金融服务在农村地区十分匮乏，传统金融机构更是不具有涉农意愿。造成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真空的主要原因则是农村地区的先天不足，在土地确权政策之前，农民对土地只有经营权，不具备所有权，无法利用土地、房产等市场化的金融抵押物来进行贷款，既增加了借贷的风险性，也拔高了金融机构的风控成本。

而土地确权的开展，一方面通过赋予农民产权流转权力能够部分缓解眼下的农民融资难题；另一方面以此为契机建立起来的一套产权清晰、规则明确的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制度，将能够降低农村抵押物在金融市场的变现难度，一定程度上也消除了传统金融机构对涉农贷款的偏见。

农村市场条件日益成熟

所谓的条件成熟，主要体现在市场空间、市场条件、市场环境、市场前景等方面。首先，随着农村地区原有经济结构的改革，现代农村经济很快呈现出了更为旺盛的资金需求，而当今农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则主要集中在生产性贷款需求及理财需求。众所周知，农村地区的创收渠道主要是种养殖、个体工商户（门店）、个体铸造业（小工厂）、家庭个体户（短工、运输、收购）等，基本涵盖了农村地区的贷款种类。

种植户想收购土地、果园或山林需要资金支持，个体户每次进货都需要充足的流动资金来确保周转，小厂子为了购置机械、建立厂房、实现生产规模化，也需要贷款；某家庭个体户要收购农产品需要资金等等，为了确保生产经营活动的持续性，几乎每一天都会产生无数的贷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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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随着外出打工人口的增多，农村家庭收入结构不仅更加多元化，收入水平也有了显著提升，而伴随着农户的富裕，部分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也已经由单一的储蓄需求转变为财富的保值、甚至增值需求，亦即我们所说的理财需求。虽说近年来依靠政策扶持、政府引导，农村金融网点正在恢复及增加，但供需失衡的现象还远远没有调整过来，而这段过渡期就是有意涉足农村市场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契机。其次，在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还未全面恢复农村地区布局的前提下，又遇上了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大范围普及、互联网文化对农村地区的渗透、城市观念对农村传统思维的冲击，无一不是在为新兴金融业态布局农村市场提供便利。

根据第三方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农村网民占全国网民总数比例为27.9%,规模达1.86亿，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突破了30%。一方面，诚如上文所说，中国仍有将近9亿人次的农业人口，巨大的人口基数为市场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红利；另一方面，农村地区迅速增长的网民数量，为电商平台的入局、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布局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近几年来，以京东、淘宝为代表的电商巨头，早就以渠道下沉的名义进入了农村市场，有意建立县域电商生态体系，直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在此之后，互联网对农村市场的野心更是由满足基础的零售需求扩大到了个人的金融需求。

Ⅶ 农信社“金融纽带”催化效应指的是什么

发挥金融纽带作用 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衡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近年来，衡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充分发挥金融部门职能作用，立足本职，以支持和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为己任，进一步加大信贷投入，创新服务举措，优化信贷投向，强力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至4月末，全县各项存款余额达到62亿元,比年初增加7.93亿元；各项贷款余额达到30.5亿元，比年初增加0.9亿元，继续保持全省同行存贷规模十强。涉农贷款占全县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总额的98%，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湖南日报》连续5年头版头条报道了该社的支农经验。
一、积极搭建银企平台，择优扶持优质企业。近年来，该社通过开展授信调查、优惠贷款利率、增加授信额度等举措，积极为中小企业发展助力，先后支持100万元以上的贷款企业78个，现有贷款余额达7890万元，其中近两年新增企业贷款3166万元，累放企业贷款近3亿元。在支持的贷款企业中，每年实现新增产值3530万元，安排就业达2000余人。近年来，该社认真落实县委政府重点项目建设任务会议精神，积极搭建银企平台，找准银企对接点，开发出“企企发”贷款品种，择优选取100家中小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目前，联社已上门为95个项目进行了面对面沟通和洽谈，为35家企业提供了5780万元的信贷支持，为29家列入授信的企业授信2.18亿元。
二、突出信贷投放重点，大力扶持规模农业。一是突出支持种养大户发展。对种养大户贷款，该社积极与县农业局、畜牧水产局进行沟通，摸清全县种养大户数量、规模和区域分布，并择优进行扶持。该联社每年累计投放资金近5亿元，使全县各类专业户和特色种养业大户达1.2万户，产生经济效益达6000多万元，并带动了一批农户走上致富的通道。如联社重点支持的西渡英南村和樟树群益村两个种猪养殖场中心已成规模化，两村被评为全省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每年投入信贷资金6000多万元支持的金兰、库宗、洪市、栏垅等9个乡镇为重点的优质烤烟产业带，为烟农带来经济效益近1000万元。通过扶持规模水稻种植，该县多次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二是突出支持龙头加工企业。该联社对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有龙头效应、有发展潜力、有联动农户作用的家具生产、湘莲和大米深加工业、饲料加工等25家重点骨干企业进行支持。其中库宗宏发家具、洪市德利米业等21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产品已跻身省外。这些企业带动从事加工配套的农户上万户，年产值达亿元以上，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三是支持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树立“大三农”观念，转变支农观念，近三年该社累计投入6420万元信贷资金，大力扶持罗洪冬枣基地等全县15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走上健康的发展之路。其中达到市级示范性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有4家，达到省级示范性经济合作组织的有2家。
三、着力创新贷款品种，全力支持商户创业。一是拓宽信贷服务领域。近年来，该联社着重推出了“商户通”贷款品种，与县个体私营协会加强合作，全力拓展个体工商户优质客户。在每个基层信用社设立了客户维护人员，主动走访，加强联系和服务，加强沟通和信息共享，做到有的放矢。目前，共支持个体工商户22315户，累计发放贷款39620万元。二是拓宽信贷服务对象。为解决客户担保条件不足、客户资金需求多样化的问题。该社根据市场需求推出了“金农”、“金商”贷款卡，凭卡就可以到当地信用社办理授信额度内的贷款业务，开办此项业务以来，已经为3500户优质农户和1200个体商户评级授信，有效解决了贷款时效问题，实现了服务和效益的双丰收。三是创新创业贷款品种。针对农民工返乡热潮，该社出台优惠措施，全力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与妇联合作开办“巾帼建功”妇女创业贷款、以及开办了林权抵押、存货质押等多种形式的担保贷款的信贷新品种。累计发放创业贷款8700万元，支持300多名返乡民工回乡创业，目前，形成100万元以上的规模企业13家，增加就业岗位1000多个，创造年产值5000万元。
四、狠抓小额贷款发放，积极支持农民致富。一是简化贷款审批手续。以“贷款证”发放为切入点，简化农户贷款手续。该联社近两年共发放贷款证126583户，贷款证发放率在98%以上。农户只要持贷款证到信用社办理贷款，在授信额度内，可随到随贷。二是提高小额贷款授信额度。联社把各乡镇的发展速度与农户产业规模、信用等级相结合，对优质农户、种养大户适当调高授信额度，从2万元提高到5万元，满足了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三是推行利率优惠政策。对授信用户的贷款利率在应上浮幅度的基础上下浮10％至30%，此项措施每年为客户优惠贷款利息近300万元。四是实行支农责任制。各信用社对信贷员明确了服务区域，支农工作专人负责，并设立了举报电话和举报箱。创新推行“四个一”服务，每个村设立了一块支农服务公示牌；每个农户送一张支农联系卡；包村信贷客户经理每人一本工作日志；信用社每月一张监测表。联社推出包村服务“四个一”以来，支农效率和农民满意度大大提升。
近年来，该联社为县域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同时，也获得了来自各方的好评。先后连续多年被县委、政府评为目标管理“先进单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先进后盾单位”、烟叶生产“优质服务单位”。先后被市委、市政府评为“文明标兵单位”，被省委授予“全省农村‘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先进集体”，被省政府评为“省级文明单位”和“省级文明标兵单位”，被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评为“支农工作先进单位”和“十佳县级信用联社”，被省文明办授予“全省公益形象示范单位”等荣誉称号。在2007年人大、政协换届中，有9人当选县政协委员29人当选为县人大代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高度认可。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杜新华2011年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摘自网络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