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同业业务风险防控

① 企业面对金融风险该怎么防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今后3年，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

“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指的是要求金融回归本源，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与房地产的良性循环，则应是要求重塑金融与房地产之间的关系，金融不但要配合房地产调控，防范房地产泡沫引发金融风险，同时也要服务于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立，以资金和服务创新支持廉租房建设和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则是要继续减少资金空转，禁止过度期限错配、严禁监管套利等，继续深入整治市场乱象，减少由此产生的跨市场、跨行业、跨领域的金融风险，促进脱实向虚的资金进一步回归本源，更多投向实体经济。”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说。

降低宏观杠杆率，防范重点领域风险

12月13日，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和建行、中国人寿签署《中船集团降杠杆暨市场化债转股投资协议》，合力推进市场化债转股业务。中船集团与建行签订240亿元意向性投资额的债转股框架协议，再由三方共同出资设立中船降本增效私募投资基金，首期规模75亿元，由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负责管理运作。三方运营所获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存量债务，降低企业杠杆率。

高杠杆是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曾刚分析说，宏观杠杆率高会带来潜在的金融风险：一是货币信贷增长超过实体经济需要，容易导致金融脱实向虚和资产泡沫，尤其是房地产市场泡沫；二是部分经济主体的债务负担过高，如地方政府过度负债，不仅存在潜在的偿付危机，还扭曲了金融资源的配置。

2017年，通过强监管治理金融脱实向虚，同时积极推动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降杠杆，我国宏观杠杆率呈现稳中趋降的态势，债务风险趋于下降。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最新数据，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我国总体杠杆率为239%，较一季度累计微升1.5个百分点，总体态势趋稳。而企业杠杆率则开始下降，2017年三季度末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为154.8%，连续3个季度环比下降或持平，较一季度末累计下降2.9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下降趋势进一步确立，宏观高杠杆的风险正在有序消解过程中。

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副主任董希淼分析：“监管部门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强监管’将持续推进，比如，银行体系的同业业务和资管业务，而非持牌金融机构从事的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将会被清理，现在风险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金融和民间金融领域。下一步，应继续抓好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活动不放松，进一步弥补在监管协调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监管短板，从源头把控、过程严管、事后追责等方面采取更有力措施，构建针对互联网金融和民间金融的监管闭环，切实防范和化解突出风险，维护好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好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建立强监管长效机制

未来金融监管将怎么走？曾刚说，在防控金融风险方面，基本延续了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几个方向。2017年，金融监管部门专项整治市场乱象，弥补制度短板，下一步则是要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建立防控风险的长效机制，把短期治理乱象的成效通过更完善的制度建设巩固起来。防风险、强监管并不是短期内抑制资产泡沫，而是会延续之前的政策，在长期内“将防风险进行到底”。

“一直以来，政策就是在稳增长和防风险目标之间寻求平衡点。前几年，更多强调稳增长。现在把防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意味着明年的货币政策、监管政策会保持定力，不会因为经济增速放缓而放松金融强监管的趋势。”曾刚说。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充分体现了中央高层为经济稳增长、配合去杠杆营造合适货币金融环境的初衷。”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分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这意味着明年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稳定仍是主要目标，强调“中性”意味着不会进一步收紧，特别是考虑到强监管、严规范下金融部门会有收紧的实际效果，“中性”政策要求更加灵活地运用多重工具平抑市场波动，化解金融体系中可能存在的潜在流动性风险，以保持宏观流动性总体适度和利率水平相对稳定。

连平说，预计未来一个时期金融去杠杆进一步深化推进，金融强监管力度不减，一系列类似资管新规的监管新政还将陆续出台。从主要领域来看，预计银行表外业务、互联网金融、“僵尸企业”处置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等将被重点监管。

做好每一步，决策就是正确。

② 银行融资的风险有哪些怎么防范

银行办理融资业务最怕遇人不淑
所以授信对象的五P一定要事先徵信调查清楚

所谓五 P 因素即（1).借款户 (2).资金用途 (3).还款财源 (4).债权保障 (5).借款户之展望

(一)借款户因素（Personal Factor）1.借款户必须具有履行偿还债务之诚意，任何情况下均不愿违约背信且能面对债务，排除困难合作解决；此可自家庭背景、所受教育、品德、责任感、社会经历、同业评价等方面进行调查评估。2.了解借户之经营能力，即指企业经营层对於企业之经营管理能力和所借款项能否妥善运用之才能与企业之生产能力、销售能力、获利能力等而言；此可由实地调查访问、藉有关之财务比率分析及其从事本业之年资、经验、专业知识、技术开发能力等资料研判。3.查明过去有无借款延滞及退票之纪录。4.借户与本会往来之关系（包括存款、放款），对本会之向心力。5.借户之业界声望及社会地位，此系无形资产，可为资力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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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用途因素（Purpose Factor）资金用途可归纳为：1.购买资产：(1)购买具有季节性的流动资产，如存货周转金。(2)购买非具有季节性的流动资产，如经常性周转金。(3)购买非流动性资产，如购置或增置设备。2.偿还既存债务：即以债还债。3.替代股权：以借款替代原应由股东增认之股款。购买资产系最佳用途；取代其他债权人，次之；替代股权之用途最差，因为风险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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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还款财源因素（Payment Factor）1.变换资产偿还：借款之清偿系透过企业正常运转中之资产变换而收回，如自偿性之授信，系由正常交易之商品出售或劳务提供获取之应收客票为清偿来源。2.现金流量偿还：任何放款之偿还若非依赖资产之变换者，必须由借户之现金流量偿还，即还款财源著重於借户之未来盈余或外部资金（增资、负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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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债权保障因素（Protection Factor）可分为内部保障与外部保障：
1.内部保障：(1)借款人之财务结构：债务负担是否过重？获利是否充裕？此可自净值比率、固定比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及资本收益率等观之。(2)担保品：例如土地、厂房、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存单、股票、仓单等均可作为担保品。(3)放款契约的限制条件：例如放款期间维持定额以上之净周转金，按期提供财务报表，分配盈余之限制、股东垫款收回之限制、固定资产出售或出租之禁止等。
2.外部保障：系指由第三者对金融业承担借款人的信用责任而言，通常银行债权的外部保障有保证、背书等方式。(1)保证人之保证应具实质性、忌连环保，票据背书避免回头背书。(2)借款户的财务责任，能否经由第三者的加入得到保证。（有无切实履行契约之保证、从属负债、购回协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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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借款户之展望因素（Perspective Factor）注意借户所营事业的展望，亦即就借户行业别的前途及借户本身将来的发展性作一分析，再据以预估授信案件之基本风险与预期利益，作成贷款与否的决定。

③ 银行公司业务如何进行风险防范

银行将银行账户中的风险划分为以下六大风险：公司业务风险、国家风险、同业风险、零售业务风险、项目融资风险和股权风险。
公司业务部门及信贷部门：商业银行传统的业务主要是借贷。在借贷的过程中，如何评估客户的信贷风险是商业银行赚钱或亏损的关键。

④ 信贷风险的防控措施有哪些

1、加强准入管理。在授信环节，做到科学核定总量、明确区分种类、严格遵循权限；在用信环节，做到深入调查、详细审查、充分审议、严格审批，提出行之有效的限制条件和管理措施；在审查环节，探索建立独立审查制度、审查合议制度、审查咨询制度以及审查监理制度。对正常贷款，以加强维护和深度开发为主，持续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和信用便利；对关注贷款，密切关注不利因素的变动趋势，确保担保的有效性和充足性，抓住客户资产变现、对外融资、改制重组、经营改善等时机相机退出；对可疑贷款，果断、依法强制清收。 2、加强预警监控。风险预警是防范信贷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良好的预警机制，可以前移风险关口，达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的效果。要实现“多渠道”预警，创新信贷风险监测预警手段，综合运用信贷管理系统、专业统计报表以及各类媒体获取风险信息和数据，构建风险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形成“多角度观察、多方面分析、多渠道传递”的工作局面。要实现“零距离”预警，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监测指标体系，提高监测的真实性、时效性、准确性。 3、加快信贷调整。市场经营条件下常盛不衰的企业不多，有前瞻性地加大信贷退出力度，才能有效防止信贷资产质量恶化。在客户退出上，要切实实现“三个转变”：一是由事实风险退出向潜在风险退出转变。前移风险关口，动态跟踪各类贷款迁徙变化趋势，提高对发展趋势的预见性。二是由被动性退出向主动性退出转变。统筹规划，尽早打算，通过催收、核销、审批控制等手段，主动压缩规模小、效益低、前景差、风险高的企业贷款余额。三是由战术性退出向战略性退出转变。信贷结构调整不能操之过中国，必须掌控好节奏和力度，防止在退出中形成不良。 4、加强贷后管理。贷后管理就是要不断发现营销机会和客户风险预警信号，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对策并付诸行动。要建立贷后管理考核体系，把客户检查过程、信息分析过程、预警预报过程、客户退出过程等纳入信贷工作整体考核范畴，针对每个管理环节和要素制定考核标准和依据，促使贷后管理人员经常、自觉、深入地实施贷后管理，让概念化的管理具体化。要建立差别化的风险监控制度，在密切监测风险变化的同时，做好对边缘贷款的动态跟踪和监测，制订完善的风险监控方案，及时化解潜在风险。 5、培育合规文化。要注重培育客户经理良好的职业操守，做到始终不越思想道德这条“防护线”，始终不碰规章制度这条“警戒线”，始终不违犯法律这条“高压线”。要注重建立与合规文化相适应的激励约束机制，明确传递一种信息，即：奖励那些善于发现风险、揭示风险、规避风险的员工，惩罚那些违反贷款规则、制造贷款风险、不顾贷款风险的员工，切实在内部形成一种“不以效益为由简化贷款程序，不以发展为由变通规章制度，不以同业竞争为由放宽准入条件”的良好氛围

⑤ 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业务风险与防范的文献综述

一、企业融资效率与资源配置

企业融资就是企业为经营和生产准备好所需资金的过程或行为。只有准备好了经营和生产所需的资金,然后才有可能开始真正的生产经营过程。因此,企业融资是企业经营和生产过程的前提条件和支持系统。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是企业和个人。企业是从事生产和流通的经营性组织,也是基础性的经济单位。而企业的资金融通、筹集又是现代企业正常、顺利运转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因此,企业的融资不仅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其起点表现为价值的预付,经济运行表现为预付价值运动与增殖。具体说来,就是通过预付价值的循环与周转,一方面,生产出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生产出为企业所追求的交换价值和价值。一个经济社会是否有一定数量的资金预付,即决定其经济可否在现代意义上顺利运转,也决定其经济发展的速度。资金的预付是实现经济发展的第一的、初始的决定力量。因此,企业总是把筹集更多的周转资金和发展资金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企业融资不以单个企业财产状况和资金积累为前提条件,也不以整个国家或社会资金总量为条件。它所涉及的是通过改变资金在不同企业之间的使用状况而推动现代经济的发展,因此,它既可以突破现有企业资金总量的限制,也可以突破地区与国家的边界范围而对企业的正常运转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注入必要的预付资金。

可见,企业融资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源配置过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使用是有偿的,其他资源只有经过与资金的交换才能投入生产。这样,工业化过程中资源的配置就表现为工业发展供给和配置资金的问题:即是将资金投入使用还是闲置,是将其投资于直接生产部门还是基础设施,是将其投入于产出效率高的行业或部门还是补贴亏损企业的问题。由于资金追求增殖的特性促使它总是要向个别收益率比较高的企业流动,因此,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方式与规模实际上反映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企业融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以资金供求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源配置过程:即企业能否取得资金,以何种形式、何种渠道取得资金。将有限的资源配置于产出效率高或最有助于经济发展的企业或部门,不仅可以提高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也将刺激效率低的部门高效率,否则,它们就会因为资金断绝而被淘汰。这样,通过资金的运动,个别企业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来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实践证明,企业融资与现代经济已完全融合为一体。企业融资对现代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已达到全部经济发展的2/3左右,很明显,要保证现代经济的顺畅运行和稳定高速发展,必须调整企业融资结构,以实现企业最佳融资能力(效率最高),企业融资效率便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

企业融资效率是指企业融资能力的大小。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完全按照计划指令来进行,企业融资效率也完全融合在整个经济的发展效率之中。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效率则相对独立地体现出来,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效率。

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正在由供给推动向需求拉动方向转化,粗放型扩张遇到市场需求的有力制约,无效供给将被过滤掉,增长开始成为内生的、成为市场运作的结果而不是经济目标的主管意愿,粗放型高速增长已逐渐丧失了体制基础。我国经济增长必须面对这种转变,适应这种转变。在供过于求和买方市场的条件下,企业若想求生存,只能紧扣市场需求,不断增进融资效率,在竞争中取胜。融资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增长最持久的源泉。相反,不顾市场需求的盲目扩张只会造成产品积压和资源浪费,导致企业长时间不良债务的上升,给长期增长带来隐患。

二、企业融资效率与银行危机的内在生成机制

企业融资低效率是我国经济的运行特征。多投入及多消耗,使经济运行对银行体系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资金需求压力,形成中国特色的资金倒逼机制。

低效率格局下的倒逼导致银行资金运用方长期大于资金来源方。低效率的特点是,同样的产出水平下,需要投入和消耗更多的资本。政府为了弥补低效率损失,需要从银行贷出更多的款,用于替代性的投资;投资低效率使完成同样单位的生产能力需要更多的贷款;投产后效益不好使贷款偿还发生困难并使偿还期拖长,相当比重的国有企业亏损、濒临倒闭,使一部分银行贷款成为无法收回的死帐。面对严重亏损,企业如不想退出生产,最简单的选择是靠“啃”银行贷款来维持。低效率在银行资金运用方形成很高的呆帐和坏帐率;融资效率不高,从资金运动看,表现为资金周转速度放慢,而贷款周转速度放慢,意味着支持同样规模的投资建设和生产经营需要更多的贷款资金。如此种种,对银行资金运用方形成强大的贷款压力。如果企业融资效率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这将把整个银行系统推向高风险的边缘。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通过财政渠道划拨,改革以来,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财政与银行的职责分工有了较大的调整: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已从依靠财政逐渐转变为主要依靠银行。80年代中期,财政已基本不向企业增资,以前未拨足的流动资金也不拨付了。企业实际上只能依靠贷款而发展,因为除了银行贷款这一渠道外,不存在其他的融资渠道。我国经济已从“计划—财政主导”进入“银行融资推进”的发展阶段。由于企业借贷没有内在的约束机制,因此一部分企业借贷的规模越来越大。即便是原来自有资本比较多的企业,由于80年代以来的扩张中过分依赖银行借贷,把银行贷款当作股本投资使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债务与自有资本比例过大。

正是由于国有企业对银行的极大依赖性,在银行主导型融资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了国有企业难以清偿的巨额债务和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对银行系统而言,不良资产比例过高是形成信贷风险从而促使银行系统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我们知道,高的不良资产比例意味着很大部分的居民储蓄已找不到对应的实物资本,或者说已经损失掉,同时也意味着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一旦触发信用危机,整个银行系统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可见,国有企业融资的低效率,就意味着国有银行的亏损,国有企业的规模越大,占gdp的比例越高,就意味着国有银行的呆坏帐越多。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破产机制,现行的资产重组的结果可能是好企业被低效率企业拖垮。从整个规模上看,就是国有经济即由国有银行所连通的国有企业的全体效率累积性的恶化。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这种传递机制:

首先,企业融资结构不合理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运作存在严重缺陷。

有资料表明,1998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的60%,流动资金的90%来自银行贷款,这种垄断性的单一间接融资形式必然使国有企业越来越依赖银行资金的支持,也使我国银行资金配置格局存在严重缺陷,如1996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负债率为96 62%,国有商业银行自有资本占主要风险资产(贷款)的比重为4 52%,这种高负债的信用业务是建立在高度的公众信任基础上的,当公众信任度下降时首先遇到的最大冲击是存款挤提。大规模的存款挤提将使银行破产倒闭。中央银行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来提高银行系统资产的流动性。

同时,在资产项目构成中,各项贷款总额占总资产的80%左右,而同业存放、购买国债合计仅占3%—5%,消费信贷、不动产抵押贷款还是空白。

相比之下,8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全部商业银行总合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的10%为消费贷款,30%为不动产抵押贷款和有担保的个人贷款。我国商业银行以无担保贷款为主体的资产结构,无疑加大了自身的风险。现实情况说明,企业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高度依赖这样一种融资格局,使得国有企业饥不择食的“饱餐”银行资金,根本不讲究融资质量,更谈不上通过融资去优化配置,极大地扭曲了银企关系,使银行资金配置全部投向国有企业这个大锅。一旦国家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企业资金就立刻紧张起来,并由此产生程度不同的生产滑波,引起经济运行比较大的波动。

其次,由于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赖于运行的微观经济主体———国有企业仍然在低效运行,从而影响了商业资产配置效率的提高。

可见,投资供求只有与效率相结合,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我国国有企业的投资供求则将效率准则排斥在外,大量资金流向无效率和低效率的企业,形成了企业的高负债和银行的坏帐。尽管我国的储蓄率很高,可供资金很多,但是,由于特殊体制导致了投资供给和产出的不对称性,大量资金流向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国有企业融资效率急剧下降,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1998年亏损比利润高出近一倍,国有企业几乎不可能通过增长来弥补亏损,仅1998年上半年,国有企业就向银行转嫁了4800亿元不良资产,使银行体系中泡沫的压力越来越大。金融资源的配置继续被大大扭曲。只生产30%产值的国有企业占有70%以上的信贷,而生产70%以上产值的非国有企业贷款一直极为困难。

国有企业由于效率低下,必然是借了就坏,坏了再借,自己坏债累累,最终拖垮银行,导致信贷萎缩。微观问题传递和集中到宏观上来。

总之,国有商业银行既要满足国有企业简单再生产资金需求,又要解决国有企业扩大再生产资金需求,以维护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运转。在国有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亏损额逐渐增加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结果,是很难完成按照“安全性”原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其基本机理是:企业融资高负债低效率商业银行流动性困境风险增大中央银行超发货币通货膨胀上述风险转移形成一个有序流动且不可逆转的过程。

三、对策建议

(一)重塑银企关系,优化企业资本结构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融资有两大主要模式,即以英美为典型代表的证券主导型融资模式(直接融资为主)和以日德为典型代表的银行主导型融资模式(间接融资为主)。在我国,企业融资已经历了传统体制下单一的财政主导型融资方式和转轨体制下畸重银行主导型融资方式。当前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刚性和国有银行的资金供给刚性之所以形成一种“高度粘合”的状态,是因为他们都不是真正的融资主体。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的融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内源融资”,由34国有企业融资效率与银行危机相关问题研究于国家与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都是一种“父子”关系,在他们之间也就难以发生真正的融资行为,而只能是银企之间的资金供给制。正是这种“内源融资”和产权不分,导致企业的高负债和银行的高不良资产与高风险等一系列效应的产生。所以,我们认为,在目前“内源融资”性质和产权安排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必须重塑银企关系,即在明确企业和银行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实体的基础上,通过密切银企在管理机制、产权关系等方面的联系,形成一种更富于活力的组织形式,从而规范银企两个法人之间的市场往来关系。从这一思路出发,我国理论界的一些人士提出了把银行对企业的一部分债权转为股权的设想,并在实践中付诸实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将银行的债权转为股权,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银行监控企业的积极性,从根本上遏制企业不良负债的形成。同时,要重塑融资主体的制度基础。首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建立以“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的公司制,也就是说,国有企业要割断与政府的“父子”关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经济主体,并通过股份制重构企业的产权组织形式。其次,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对我国专业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造,先要按《公司法》明确商业银行的法律地位,即商业银行是独立经营的金融企业法人,实行企业化管理和经营;同时按照《商业银行法》的要求,使专业银行转轨为商业银行,在此基础上,按股份制组织形式进行产权改革,最后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商业银行。这样,商业银行才能摆脱政府的行政干预,真正按照市场需求组织资金和货币经营,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不过,即使建立了市场制度下的融资主体关系,银企之间的高负债和高风险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二)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以实现企业最佳融资能力

我国在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迅速发展和规模急剧扩张的同时,企业债券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甚至是急剧萎缩或徘徊不前。到1996年底,我国累计发行有价证券9918 74亿元,但企业债券只发行了1565 09亿元,所占比例仅为15 8%。这样,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只有股票融资。其导致的结果是企业融资结构单一、机制不健全和功能缺陷,而且与国际企业融资结构潮流即股权融资的衰落和债权融资的兴起也不相适应。现在美国债市规模大约是股市的5倍。而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债权融资也日渐红火起来。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企业对发行债券基本上是不积极的。现行资金供应制度的软约束,窒息了企业直接融资的积极性,企业发行债券与间接融资相比,无论是融资成本还是负债风险以及运作效率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一是发债成本高。二是筹资过程长,运转和操作过程复杂。三是负债偿还期限约束。

目前企业发债规模偏小的基本症结,还在于外部环境因素的限制,信贷资金供给导致了企业对银行贷款的过分依赖,窒息企业直接融资的积极性,国家从紧的指标管理,又使部分介入债券市场的企业的发债需要难以得到满足。

企业的资金需求仍只能而且必须由银行来满足,而在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必然直接影响银行资产的安全性。

因此,我们在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要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允许企业发行债券,提高企业债券融资比重,以建立合理的企业融资结构。不仅如此,对于我国国有企业“软约束”的特殊情况,发债融资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即迫使企业走建立自我约束机制的道路。由于发行债券是有确定期限和利息界定的,企业到期时就必须如数还本付息,而不能像股票分红那样可以暂不分配;而且购买者大多数为居民,欠老百姓的钱是无法赖帐的。这就给企业增加压力,促使企业改善经营、建立自我约束机制。此外,大力发展企业债券还可以起到正效应作用,如拓宽投融资渠道,让一些资金盈余单位(国内保险公司每年有1000多亿元资金急于寻找运作渠道)投资购买企业债券,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这些资金盈余单位和大量社会游资由于投资渠道狭窄而只好进入股市炒作的行为。当然,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关键是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破产制度,并严格执法和管理。

(三)建立竞争、高效、综合性的商业银行体系

转移性风险能否最终得到控制和化解,关键在于能否尽快建立一个竞争高效的商业银行体系。新的商业银行体系的建设必须有利于盘活不良资产,提高资产质量,最终将不良资产控制在安全范围以内,从根本上提高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性。这除了对宏观经济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从根本上解除国有商业银行的财政和政策性职能外,银行体系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关于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改革发展就一直存在着“改旧衣或制新衣”的讨论,即在银行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处理设立新商业银行与改革原国家专业银行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实质即如何处理增量与存量之间的关系。从改革的实质过程看,渐进式改革策略选择的是“改旧衣同时辅之以制新衣”,银行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积极推进国有银行向商业银行方向转轨。目前这方面的努力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在转轨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和障碍,致使商业化进程过于缓慢。而商业化进程的迟缓及不确定性则使得这种垄断性具有更多的负面意义:一是缺乏竞争,不利于整个银行体系效率的提高。二是银行系统的风险增大,包括来自外部的信贷风险以及因内控机制功能性缺陷而导致的内部风险。三是整个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因不能良性循环而无法提高,未来损失继续产生。资金配置效率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这将把整个银行系统推向高风险的边缘。

因此,解决之道在于以增量带动存量,以竞争促进效率。为此需要在对内、对外开放银行业务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进一步充实现有的银行体系,尽快从根本上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以促进竞争,提高银行系统的效率,最终建成一个综合性的商业银行体系。

总之,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融资的两个基本方式———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式必须和谐发展,这样企业的融资成本才会降低,社会资金的配置效率才能提高。

实践表明,国有企业的融资效率提高不仅有赖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完善来支持,而且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金融市场功能综合发挥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政策的中心工作,人们寄希望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功能充分发挥来提高国有企业运作效率和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殖。
回答者：小雨静滴 - 助理 二级 2-7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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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融资效率与资源配置

企业融资就是企业为经营和生产准备好所需资金的过程或行为。只有准备好了经营和生产所需的资金,然后才有可能开始真正的生产经营过程。因此,企业融资是企业经营和生产过程的前提条件和支持系统。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是企业和个人。企业是从事生产和流通的经营性组织,也是基础性的经济单位。而企业的资金融通、筹集又是现代企业正常、顺利运转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因此,企业的融资不仅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其起点表现为价值的预付,经济运行表现为预付价值运动与增殖。具体说来,就是通过预付价值的循环与周转,一方面,生产出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生产出为企业所追求的交换价值和价值。一个经济社会是否有一定数量的资金预付,即决定其经济可否在现代意义上顺利运转,也决定其经济发展的速度。资金的预付是实现经济发展的第一的、初始的决定力量。因此,企业总是把筹集更多的周转资金和发展资金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企业融资不以单个企业财产状况和资金积累为前提条件,也不以整个国家或社会资金总量为条件。它所涉及的是通过改变资金在不同企业之间的使用状况而推动现代经济的发展,因此,它既可以突破现有企业资金总量的限制,也可以突破地区与国家的边界范围而对企业的正常运转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注入必要的预付资金。

可见,企业融资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源配置过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使用是有偿的,其他资源只有经过与资金的交换才能投入生产。这样,工业化过程中资源的配置就表现为工业发展供给和配置资金的问题:即是将资金投入使用还是闲置,是将其投资于直接生产部门还是基础设施,是将其投入于产出效率高的行业或部门还是补贴亏损企业的问题。由于资金追求增殖的特性促使它总是要向个别收益率比较高的企业流动,因此,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方式与规模实际上反映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企业融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以资金供求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源配置过程:即企业能否取得资金,以何种形式、何种渠道取得资金。将有限的资源配置于产出效率高或最有助于经济发展的企业或部门,不仅可以提高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也将刺激效率低的部门高效率,否则,它们就会因为资金断绝而被淘汰。这样,通过资金的运动,个别企业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来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实践证明,企业融资与现代经济已完全融合为一体。企业融资对现代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已达到全部经济发展的2/3左右,很明显,要保证现代经济的顺畅运行和稳定高速发展,必须调整企业融资结构,以实现企业最佳融资能力(效率最高),企业融资效率便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

企业融资效率是指企业融资能力的大小。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完全按照计划指令来进行,企业融资效率也完全融合在整个经济的发展效率之中。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效率则相对独立地体现出来,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效率。

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正在由供给推动向需求拉动方向转化,粗放型扩张遇到市场需求的有力制约,无效供给将被过滤掉,增长开始成为内生的、成为市场运作的结果而不是经济目标的主管意愿,粗放型高速增长已逐渐丧失了体制基础。我国经济增长必须面对这种转变,适应这种转变。在供过于求和买方市场的条件下,企业若想求生存,只能紧扣市场需求,不断增进融资效率,在竞争中取胜。融资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增长最持久的源泉。相反,不顾市场需求的盲目扩张只会造成产品积压和资源浪费,导致企业长时间不良债务的上升,给长期增长带来隐患。

二、企业融资效率与银行危机的内在生成机制

企业融资低效率是我国经济的运行特征。多投入及多消耗,使经济运行对银行体系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资金需求压力,形成中国特色的资金倒逼机制。

低效率格局下的倒逼导致银行资金运用方长期大于资金来源方。低效率的特点是,同样的产出水平下,需要投入和消耗更多的资本。政府为了弥补低效率损失,需要从银行贷出更多的款,用于替代性的投资;投资低效率使完成同样单位的生产能力需要更多的贷款;投产后效益不好使贷款偿还发生困难并使偿还期拖长,相当比重的国有企业亏损、濒临倒闭,使一部分银行贷款成为无法收回的死帐。面对严重亏损,企业如不想退出生产,最简单的选择是靠“啃”银行贷款来维持。低效率在银行资金运用方形成很高的呆帐和坏帐率;融资效率不高,从资金运动看,表现为资金周转速度放慢,而贷款周转速度放慢,意味着支持同样规模的投资建设和生产经营需要更多的贷款资金。如此种种,对银行资金运用方形成强大的贷款压力。如果企业融资效率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这将把整个银行系统推向高风险的边缘。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通过财政渠道划拨,改革以来,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财政与银行的职责分工有了较大的调整: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已从依靠财政逐渐转变为主要依靠银行。80年代中期,财政已基本不向企业增资,以前未拨足的流动资金也不拨付了。企业实际上只能依靠贷款而发展,因为除了银行贷款这一渠道外,不存在其他的融资渠道。我国经济已从“计划—财政主导”进入“银行融资推进”的发展阶段。由于企业借贷没有内在的约束机制,因此一部分企业借贷的规模越来越大。即便是原来自有资本比较多的企业,由于80年代以来的扩张中过分依赖银行借贷,把银行贷款当作股本投资使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债务与自有资本比例过大。

正是由于国有企业对银行的极大依赖性,在银行主导型融资机制的作用下,形成了国有企业难以清偿的巨额债务和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对银行系统而言,不良资产比例过高是形成信贷风险从而促使银行系统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我们知道,高的不良资产比例意味着很大部分的居民储蓄已找不到对应的实物资本,或者说已经损失掉,同时也意味着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一旦触发信用危机,整个银行系统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可见,国有企业融资的低效率,就意味着国有银行的亏损,国有企业的规模越大,占gdp的比例越高,就意味着国有银行的呆坏帐越多。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破产机制,现行的资产重组的结果可能是好企业被低效率企业拖垮。从整个规模上看,就是国有经济即由国有银行所连通的国有企业的全体效率累积性的恶化。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这种传递机制:

首先,企业融资结构不合理导致银行资产负债运作存在严重缺陷。

有资料表明,1998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的60%,流动资金的90%来自银行贷款,这种垄断性的单一间接融资形式必然使国有企业越来越依赖银行资金的支持,也使我国银行资金配置格局存在严重缺陷,如1996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负债率为96 62%,国有商业银行自有资本占主要风险资产(贷款)的比重为4 52%,这种高负债的信用业务是建立在高度的公众信任基础上的,当公众信任度下降时首先遇到的最大冲击是存款挤提。大规模的存款挤提将使银行破产倒闭。中央银行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来提高银行系统资产的流动性。

同时,在资产项目构成中,各项贷款总额占总资产的80%左右,而同业存放、购买国债合计仅占3%—5%,消费信贷、不动产抵押贷款还是空白。

相比之下,8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全部商业银行总合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的10%为消费贷款,30%为不动产抵押贷款和有担保的个人贷款。我国商业银行以无担保贷款为主体的资产结构,无疑加大了自身的风险。现实情况说明,企业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高度依赖这样一种融资格局,使得国有企业饥不择食的“饱餐”银行资金,根本不讲究融资质量,更谈不上通过融资去优化配置,极大地扭曲了银企关系,使银行资金配置全部投向国有企业这个大锅。一旦国家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企业资金就立刻紧张起来,并由此产生程度不同的生产滑波,引起经济运行比较大的波动。

其次,由于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赖于运行的微观经济主体———国有企业仍然在低效运行,从而影响了商业资产配置效率的提高。

可见,投资供求只有与效率相结合,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我国国有企业的投资供求则将效率准则排斥在外,大量资金流向无效率和低效率的企业,形成了企业的高负债和银行的坏帐。尽管我国的储蓄率很高,可供资金很多,但是,由于特殊体制导致了投资供给和产出的不对称性,大量资金流向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国有企业融资效率急剧下降,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

⑥ 如何进行商业银行个人业务风险防范

行将银行账户中的风险划分为以下六大风险：公司业务风险、国家风险、同业风险、零售业务风险、项目融资风险和股权风险。 公司业务部门及信贷部门：商业银行传统的业务主要是借贷。

⑦ 银行员工如何认识风险防控与业务发展的关系

正确处理风险防范与业务拓展的关系
风险防控和业务拓展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互为表里的。银行就像一辆行驶中的汽车，道路状况是银行的经营环境，刹车和方向系统是风险控制和管理，车速是业务的拓展，只有在刹车和方向系统状态良好的情况下，驾驶员才能提高车速并安全行驶，否则就很有可能遭遇颠覆的后果。
从另一个角度看，风险是结果的不确定性，是结果对期望的偏离，没有对风险的控制和管理，业务拓展带来的收益将是不确定的。财务报表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变得好看，但经营成果实际上处于不确定状态，埋藏着风险隐患，一旦引发，今日的盈利明天就可能变成亏损，甚至带来灭顶之灾。巴林银行倒闭事件就是最好的明证。因此，我认为，在没有有效的风险管控的前提下，任何业务拓展都是盲目的，是一种赌博，走上的可能是一条不归路。
其次，我们应该懂得，风险管控本身就寓于发展的范畴之中。根据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风险管理水平高的银行将在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上获得优惠待遇，对风险加权资产的资本覆盖要求减低，这样银行就有更多的资本去进行业务拓展；反之，若风险管理能力达不到监管要求，则必须缩减业务范围或规模，以增强经营风险的资本保障能力。
管理学上有一个水桶原理，围成水桶的所有木板中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着水桶真正的盛水容量。对于邮储银行而言，与国内外先进银行比，我行在营销渠道、技术支持手段、品牌知名度以及风险管理能力和手段、风险文化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比较而言，后者的劣势更为明显，这恰恰是对我行发展起关键性制约作用的那块最短的“木板”，决定着当前能够打造的“水桶”的容量。
再者，我们应当理解，现代意义上的业务拓展不仅表现为量的方面，更重要的是其质的方面，量即使没有增加，但质变好了就是发展。风险控制的主要落脚点就是要抓质的方面。如果在业务拓展的同时不注重风险控制，市场拓展就不能保证是有效的增长，增加的部分相当多地就会变成不良资产，业务规模越大，损失越多，包袱也就会越背越重，使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家底不断被侵蚀，从而失去发展的后劲。
此外，需引起我们重视的是，风险管控是银行无形资产价值的重要构成因素，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和高超的风险管理能力有助于增进银行稳健、安全的形象，提高信誉度，吸引潜在的客户，促进业务的拓展。最近发生的小额信贷业务被停牌的事件就值得我们深思。
面对当前国内同业步步紧逼、外资银行虎视眈眈即将短兵相接的严峻形势，我们必须正确处理业务拓展与风险防控的关系。任何一谈风险控制就牺牲业务拓展，或一谈业务拓展就忽视风险控制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听任这些思想和做法的滋生蔓延会危害到我行的利益甚至生存。正确的态度是，全行自上而下形成统一认识，各级领导和广大员工都要齐心协力，一手抓业务拓展，一手抓风险防控，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具体而言，面对挑战，我们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以风险管控作为业务发展的先决条件，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做出精密的战略部署和统筹安排。在发展业务的同时也要考虑潜在的风险，确定合理的风险度，既不能在风险面前畏难回避，也不能盲目夸大风险事实。要在主动预测管理控制各类风险源､疏导化解风险为我所用的前提下，使我们的银行业务得到高质量、可持续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