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金融消费的因素

Ⅰ 影响金融客户交易行为的因素

这一部分详细论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金融中介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过程。以中介形成与影响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中线论述。跨期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可分为个人不确定性和社会不确定性，当面向个人的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结合起来，即从结果上表现为经济社会总体的不确定性时，社会不确定性就产生了。假定无论社会不确定性还是个人不确定性都是经济社会所固有的，从某种意义讲，个人并不能通过其他资源的使用就减少这些成本。Bryant(1980)和Diamond&Dybvig(1983)研究了在个人面临消费不确定性时银行类中介的作用。在他们的研究中，银行负债是作为平滑消费波动的机制而出现的，而不是执行交易媒介的功能。银行为家庭提供防范影响消费需求（路径）的意外流动性冲击的保险手段。Diamond&Dybvig(1983)模型（以下简称DD模型）的前提假设为：假定从投资机会中获得的支付与消费者的期望消费路径不一致，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是随机的。除非他们通过中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消费冲击，否则满足这些随机消费需求会要求消费者提前结束投资。Diamond&Dybvig(1983，1985)模型认为在投资者面对独立流动性冲击的经济中，金融中介提供的存款合同可改进市场配置。而市场不能为防范流动性提供完全保险，因而不能导致有效的资源配置。实际上，DD模型的金融中介为个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风险保障。投资者可以利用金融中介来提高自己在孤立状态下备用投资的可能性。一方面，他可以避免投资机会中固有的风险；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消费需要中固有的风险。在DD模型中，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投资者之间可直接订立合约，以获得与利用金融中介相同的投资结果。但是，由于道德风险的原因，这样的私人合约会最终走向解体。Diamond&Dybvig假定活期存款是不能交易的，且没有考虑其他证券市场。Jacklin(1987)和Haubrich&King(1990)也认为金融中介的存在依赖于上述假定。Hellwig(1994)和vonThadden(1998)考察了在Diamond&Dybvig模型中加入其他条件时银行的功能问题。为了回应Jacklin(1987)、Haubrich&King(1990)、Hellwig(1994)和vonThadden(1998)，Diamond（1997）发展了一个包含银行和证券市场的模型，考虑了在市场上代理人有限参与的情况。文章的重点是关于银行流动性的提供和市场深度的相互作用。代理人参与证券市场越多，银行提供额外流动性的能力越弱。Allen&Gale(1997)考虑了金融中介的不同的平滑功能，也就是所提供的平滑跨代风险转移机制。在迭代模型中，市场是不完全的，但是Allen&Gale指出，长期存在的金融中介是提供这种跨期平滑作用的制度机制。中介持有所有资产，为每一代人提供存款合约。在积累了大量储备之后，中介为每一代人的存款提供独立于真实红利实现情况的不变收益。上述分析主要是针对个人的消费风险所引起的不确定性。投资不确定性会引起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进行多样化投资，而金融中介可以减少个人持有多样化组合的成本。这在下一部分会详细分析。交易成本曾经是解释金融中介存在的一个主要因素，正如BenstonGeorge（1976）)所述：“这一行业（指金融中介业）存在的原因在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包括货币交易成本、搜寻成本、监督和审计成本等。其中搜寻成本、监督和审计成本放在信息与金融中介部分介绍。新金融中介理论的先驱格利和肖及其后继者BenstonGeorge（1976）和Fama(1980)认为，由于金融资产交易技术中的不可分性和非凸性，阿罗—德布鲁范式中理想的无磨擦的完全信息金融市场已不再存在，因而就需要金融中介参与金融交易；金融中介可视为单个借贷者在交易中克服交易成本、寻求规模经济的联合，并指出金融中介存在的原因在于交易成本，提出了金融中介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思路，从而开创了新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降低交易成本的主要方法是利用技术上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也可以这样说，规模经济和（或）范围经济起源于交易成本。若存在与任何金融资产交易相关的固定交易成本，那么，和直接融资情况下借贷双方一对一的交易相比，通过金融中介的交易就可以利用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之所以有规模经济存在，是因为在金融市场上，当交易量增加时，一项交易的总成本增加得很少。从整个社会的储蓄投资过程看，中介手段有助于提高储蓄和投资水平以及在各种可能的投资机会之间更有效地分配稀缺的储蓄，这被称之为金融中介的“分配技术”。同时，金融中介还可通过协调借贷双方不同的金融需求而进一步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并且依靠中介过程创造出各种受到借贷双方欢迎的新型金融资产，这被称之为“中介技术”（孙杰，1998；张杰2001）Klein(1973)认为多样化成本是出现金融中介的必要条件，并且注意到这“提供了一种聚合资财的经济刺激，而中介机构则是如此聚合资财的合乎逻辑的工具”。Kane&Buser(1979)研究了美国商业银行持有证券的多样化程度。金融中介的规模经济还表现在它能更好地开发专门技术来降低交易成本。互助基金、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开发了计算机专门技术，使之能以极低的成本提供多种便利的服务。另一类型的规模经济与流动性保险相关。按照大数法则，大的投资者联合将能够投资于流动性弱但收益性高的证券，并且保持足够流动性以满足单个投资者的需要。这一讨论并非仅仅适用于银行业，对保险活动或存货管理同样有效。Freixas&Rochet(1997）认为范围经济主要涉及支付和存款服务之间，无论在经验还是理论层次上，范围经济并不易准确陈述。AnthonySaunders(1997)指出金融中介形成的产品间成本协同节约的能力为范围经济。比如说，计算机化可以使有关客户和他们需求的重要信息得以储存和共同使用。技术使得金融机构共同使用自己的资源投入（如资本和劳动力），以较低的成本（所谓较低的价格是与这些金融服务产品各自独立生产时相比）生产出一系列金融服务产品。80年代以来有大量文献考察了不同金融服务行业中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关于银行，除了最小规模的银行外，许多早期的研究都没能发现规模经济（Benstonetal.，1983；Bergeretal.，1987；Gilligan&Smirlock，1984；Gilligan，Smirlock&Marshall，1984；Kolari&Zardkoohi，1987；Lawrence，1989；Lawrence&Shay，1986）。最近，由于数据的完善和测量技术的提高，人们发现规模在$1亿到$50亿之间的银行存在规模经济（Mester，1990；Noulasetal.，1990；Shaffer，1988；Hunteretal.，1990）。关于范围经济，不论是在存款、贷款及以其他传统银行产品业务中找证据，还是从表内与表外业务中找证据，有关成本互补的证据最多只是很弱。对非银行金融业的研究相对较少，几乎都说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不存在(Mester，1987；Lecompte&Smith，1990；Fields&Murphy，1989；Grace&Timme，1992；Goldbergetal.，1991）（上述关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实证来自于AnthonySaunders,1997）。运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金融中介的存在，是20世纪70年代金融中介理论的热点。我们通常认为关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文献可追溯到Leland&Pyle(1977)或更早到Akerlof(1970)。但Stiger(1967)把这一问题追溯到Keynes(1936)的关于借款者的风险和贷款者的风险的区别。在回顾了Keynes关于诸如获得借款人的知识和监督他们在贷款期间的行为的“信息成本”的分析之后，Stiger得出一个经典的定义：“信息成本是指从无知到无所不知转变的成本，而很少有交易者能够负担全过程的成本”。新的文献通过确认融资过程中获得信息资源的困难，把以信息成本为基础的金融中介理论导向一个更加基础的水平。所谓的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的一方对交易的另一方不充分了解的现象。例如，对于贷款项目的潜在收益和风险，借款者通常比贷款者了解得一些。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两者都会导致金融市场失灵。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的一个法是让私人来生产和销售信息。也就是一小部分人生产信息而成为知情者，然后把信息出售给不知情者。然而，这引入了“可信度问题”(reliabilityproblem)，Hirshleifer(1971)首先指出了这一问题：即不可能使信息生产者可信地保证他事实上生产了有价值的信息。一个相关的问题涉及信息的再出售。如果信息生产者可信地生产了有价值的信息，然后卖给另一代理人，但没有法阻止第二个代理人把该信息卖给第三方，以致第四方等。换句话说，信息的购买者在不必减少自己对信息的使用的情况下把它卖给别人或与人共享。这是所谓的“剽窃问题”(appropriabilityproblem)。信息生产者不能完全得到信息生产的回报，这使得信息生产不经济（见Grossman&Stiglitz(1980)）。信息生产中的再出售和剽窃问题激发了金融中介的产生。Leland&Pyle(1977)首次提出中介可以克服可信度问题。中介通过将它自己的财富投资在资产中以可信地生产信息，这表明它所生产的信息是有价值的。Leland&Pyle建议金融中介通过发行证券和将收益投资到证券组合中使得中介成为私人知情者，这样能有效地解决信息生产中的可信度和剽窃问题。从其委托监督模型出发，Diamond(1984)从Leland&Pyle(1977)模型得出相对于企业主的成本来说，分散化可降低中介的显示成本。在Leland&Pyle(1977)之后，许多文献尤其著名的是Campbll&Kracaw(1980)也探讨金融中介存在以生产潜在投资的信息，这些信息在资本市场上不能有效的生产出来。然而，最完整的论述代理人联盟能够生产潜在投资的事前信息的是Boyd&Prescott(1986)。在Boyd&Prescott(1986)模型中，代理人可以评价他自己的项目，然后向投资者发行承诺支付特定回报的证券。或者，代理人联盟可以提供给投资者一个组合回报。金融中介就是这样的代理人联盟，它可以评价项目，投资到必定会产生高回报的项目，从项目组合中分享回报。金融中介(尤其是银行)之所以能从信息生产中获利，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们主要发放私人贷款，而不是购买在公开市场上交易的证券，这避免了“搭便车问题”。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逆向选择导致的成本为：在贷款之前，贷款人在逆向选择环境下对合适的投资项目和借款人进行搜寻和核实投资项目预期收益的成本，即搜寻成本和核实成本。Chan(1983)建立了一个模型，认为金融中介的优势是能将搜寻投资机会的成本分散于众多投资者之间，因为在不存在金融中介的场合，每个投资者都要独立支付一笔搜寻成本，而金融中介则可以在不同投资项目之间进行广泛的搜寻，一旦找到了某个有效益的项目，还可与其他投资者一同分享。即金融中介在项目搜寻方面存在规模经济。核实成本是对投资效益进行评估的成本，要进行评估就要采取措施，就要花一笔费用。核实成本的效果是落实所取得投资效益，投资效益是“不能轻易地在投资者中间分享的”。意思是投资效益不容易直接分配给各个投资者，要分配给各个投资者，只能通过金融媒介体。金融媒介体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就在于投资效益的一部分能够让自己的客户分享。Broecker(1990)研究了逆向选择环境下进行的项目筛选问题。解决道德风险的法是增加监督，而监督是有成本的，如果由大量的小的贷款人直接监督借款人，成本会很高，而且同样会产生“搭便车问题”。而银行监督则具有规模经济，所以把它委托给一个特定的机构—银行是有效率的。银行相对于其他金融中介的另一个优势是：由于企业通常在银行开户，银行就可以直接得到重要的信息，银行就可以通过观察企业的存款和取款来评定企业的金融状况（IrenaGrosfeld，1997）。Diamond(1984)首次对金融中介的存在作了一致性的解释。Diamond模型中的金融中介“监督”借款人。Hellwig(1991)对此进行了研究。Holmstrom&Triole(1993)研究了在项目实施期间防止借款人的道德风险问题。Townsend(1979)，Gale&Hellwig(1985)，Krasa&Villamil(1992）提出了处罚或审计违约借款者的问题。Winton(1995a)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银行资本的作用问题，他指出银行资本是完成委托监督功能的另一机制。同时，中介贷款时所解决的任何能够增加价值的问题同样也是借款给金融中介的一方面临的问题。在Diamond模型中，中介代表借款给中介的投资者监督借款人。但是贷款给中介的贷款人自己不得不直接监督中介。这个所谓的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如何解决？Diamond(1984)是第一个认识到并解决这一问题的人（Gorton&Winton，2002）。更准确地说，“监督监督人”的问题是指：如果监督中介的成本低于贷款人直接贷款给借款人的成本和所导致的监督成本，则借款给中介会减少监督成本。Diamond的基本结论显示，随着中介规模的增大，如果中介按所承诺的监督借款人，它就会按承诺的支付存款人。如果不是这样，中介会遭受非金钱的惩罚即破产或声誉损失。如果贷款的回报是相互随机独立的，Krasa&Villanil(1992)应用大偏差定理表明：只要存款人的监督成本不随银行规模成指数增长，对大银行充分监督的期望成本趋于0。其他的关于银行类中介的理论观点强调了长期承诺关系的优点。认为银行会通过建立长期承诺机制来减少投资者、经营者和雇员之间的道德风险（Shleifer&Summers，1988;Mayer，1988，Franks&Mayer，1990;IrenaGrosfeld，1997）。对于金融中介有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一种方法视现存的金融中介为给定，认为公共政策的目标就是帮助现有的机构生存和兴旺，把这种分析方法简称为机构观；另一种分析方法则不同，视金融中介运作的功能为给定，并探索运作这些功能的最佳机构结构，这种方法称为功能观。Jensen&Meckling(1976)，Leland&&Pyle(1977)，Greembaum&Higgins(1983)，Diamond&Dybvig(1986)，Black(1985)，Williamson(1985，1988)，Brennan(1993)，Cossin(1993)，Pierce(1991)和Scholes&Wolfson(1992)都不同程度的论述了金融中介的功能，但系统的论述金融中介的功能并把它提升到金融中介的功能观层次的是Bodie&Merton（1993，2000）、Merton&Bodie（1993，1995）和Merton(1995）的分析。金融中介功能观大大地拓展了金融中介理论的视野，从而把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金融中介功能观的核心内容可表述为：金融功能比金融机构更稳定，亦即在地域和时间跨度上变化较小；机构的形式随功能而变化，即机构之间的创新和竞争最终会导致金融系统执行各项职能的效率的提高。而且功能观首先要问金融体系需要行使哪些经济功能，然后去寻求一种最好的组织机构，而一种组织机构是否最好，则又进一步取决于时机和现有的技术（Merton，1995；博迪，2000）。当然，这里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金融中介功能的具体内容，而是金融机构的动态变化。Merton（1995）承认，近年来，金融体系结构（Ross(1989)把金融机构分为透明的各类证券市场、半透明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不透明的传统金融中介如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发生变化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新设计证券的大量涌现，计算机和电讯技术的进步也使得不同证券的大宗交易得以顺利完成，部分原因是由于金融理论的重要进步，所有这些都大大地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结果，导致金融市场交易量大幅提高，从而替代了金融中介的某些职能。中介与市场在金融产品的提供上是竞争的，而技术进步与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加剧了这种竞争的强度。Finnerty(1988,1992)对金融产品创新的大量事件的考察表明，最初由中介提供的金融产品最终都走向了市场，这种范式隐含着：金融中介（特别是非透明中介如银行）正在被金融市场的制度性安排所替代。上述观点对于金融中介总体来说是不成立的，中介除了提供定制的产品和服务的明显功能以外，还具有重要的创造与检验新产品的潜在功能。Merton根据金融产品的性质对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作了具体“分工”。相比之下，金融市场倾向于交易标准化的或者说成熟的金融产品，这种金融产品能服务于大量的消费者，并在定价时能被交易所充分理解；而金融中介则更适合于量小的新金融产品，这些新产品一般而言是高度定做的，只针对那些具有特殊金融需求的消费者，因此信息也是完全不对称的。中介和和市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中介通过创造出构成新市场基础的产品和加大市场上已有产品的交易量来帮助市场成长。反过来，市场通过降低生产产品的成本帮助中介创造新的更加个性化的产品。当我们静态地审视某一特殊产品的活动时，中介和市场的确是两个相互竞争的制度。然而当我们动态地看待金融系统的演进时，两者又恰恰是互补性的制度，在功能的发挥上彼此加强、相互促进。从这种意义上讲，Merton对金融中介理论的贡献是真正具有建设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功能需求的稳定性使Oldfield&Santomero(1997)认为金融服务，如发行、配置、支付、及融资，比提供服务的机构和满足客户要求所提供的特定产品都要稳定。Eichberger&Harper（1997）也为我们理解中介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他们看来，金融制度发展的特征实际上就是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之间持续的竞争，金融制度演进的历史也就成为人们试图调和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竞争性关系的历史。Allen&Santomero(1998)认为现有的文献过分强调了中介在减少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作用。他们指出，中介是风险转移的推进器和处理日益复杂的金融工具及市场难题的推进器（Facilitators）。同时指出，为参与金融活动提供便利是金融中介的一项重要服务。减少参与成本（即学习有效利用市场并日复一日地参与到这个市场中来的成本。）对理解已在金融市场发生了的变化是事关重要的。Merton(1989)增加了金融部门的另外一个功能。他认为金融中介具有在不同参与者之间分配风险的能力。在这里，金融中介的主要增值能力在于它们具有以最低成本有效地分配风险的功能。金融中介可以通过动态交易战略创造大量的合成资产。其业务日渐集中于风险的交易和各种金融合约风险的捆绑和拆分。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传统的金融市场扩大了，新的金融市场产生了，交易成本也降低了，信息变得便宜和容易得到，但却没有伴随着中介的减少。反而，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的扩展却是中介和企业增加运用这些金融工具的结果，也就是说，金融市场的扩大并没有使人们对金融中介的依赖程度降低，反而，个人参与金融市场的方式急剧转向通过各种中介。因此，传统的以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为基础的金融中介理论对此现象的解释就存在问题。针对银行等金融中介业务的变化，Allen&Santomero(1998)在归纳银行新业务后认为，风险管理已经成为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主要业务。Scholtens&Wensveen(2000)则认为，风险管理从诞生起就是银行的核心业务，银行总是持有风险资产并管理它。而随着银行新业务的拓展和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这一职能大大加强了。管理风险现在是，而且一直是金融中介的生计所在。依靠在信息生成和处理上的专业化以及分散个体信贷和期间风险，中介一直能够吸收风险。针对金融中介职能的变化，Allen&Santomero(1998)认为，原有的金融中介理论视野过于狭窄，需要用风险管理和参与成本来解释现代金融中介的存在。他们认为，在传统的以银行业为基础的经济中，金融市场的作用并不显著，银行管理风险的法是将风险跨期平滑化：在资金充裕的时候吸收大量短期流动性资产，而在资金短缺时用它们作为流动性风险的缓冲剂。但是，近20年来，金融市场的发展对银行业形成的冲击，使这种风险管理法难以为继了。因为金融市场给投资者提供比银行利息高得多的回报，因而使资金从银行流入金融市场。为了生存，银行不得不对其风险管理法动手术：银行等金融中介绕开分业经营的限制，开拓新业务，进入新市场，进行金融创新，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向“全能银行”转变。这样，与传统的信贷业务比例下降相伴随，银行开始在金融市场中扮演着进行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代理人的角色。参与成本可以解释银行的职能转变。所谓参与成本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花在参与风险管理和决策上的时间。Allen&Santomero(1998)指出，最近20年来，随着人们特别是专业人士的单位时间收入的提高，他们花在风险管理和决策上的时间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了；二是指由于金融创新，金融工具越来越复杂，使得非金融从业人员了解金融风险交易和风险管理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投资者学习某种金融工具需要花费固定成本，既然如此，虽然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可能已经大为下降，但由于伴随着上述固定成本，投资者的最佳选择仍然是只持有有限的资产（Brennan，1975），King&Leape（1984）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个人参与金融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的成本大大增加。而金融中介作为专业机构，可以利用其专业优势，代理人们进行风险交易和管理，从而大大减少参与成本。在这里，金融中介的职能主要是代理金融资产交易和风险管理，已不同于传统的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职能了。Scholtens&Wensveen（2000）基本同意Allen&Santomero（1998）的观点，但是认为他们的分析并不全面。尽管市场不断向完美市场逼近，信息价格不断下降，但不对称信息和交易成本仍然是中介起作用的重要因素。Scholtens&Wensveen（2000）认为参与成本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金融业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巨大变化，诸如共同基金的发展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广泛使用。在他们看来，这些金融产品迅速发展的关键仍然是风险而不是参与成本，金融中介理论必须拓展其目前的研究边界。应当放弃静态的完美市场范式，采用更为动态的概念，金融中介理论应当包括金融创新的动态过程和在此基础上的市场差异化。金融中介不是居于最终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充当“代理人”，以减少像不对称信息和参与成本之类的市场非完美性，而是一个独立行事的市场主体。它能够创造金融产品，并通过转换财务风险、期限、规模、地点和流动性而为客户提供增加值。因此价值增值是现代金融中介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从而理应成为金融中介理论的核心。当然，价值增值是通过降低人们的参与成本和扩展金融服务来实现的。基于此，Scholtens&Wensveen的这种所谓的补充理论（amendedtheory）自然强调金融中介的顾客导向而不是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金融中介本身就是向顾客出售金融服务并从中获利的，而传统理论所谓的节约交易成本、消除信息不对称以及参与成本等则属于上述过程的伴随效应（by-effect）。总之，这种补充理论与传统理论相比，后者强调成本，而前者则强调价值；后者强调信息不对称，而前者强调顾客导向（张杰2001）。

Ⅱ 影响金融营销的宏观环境因素有哪些

市场营销宏观环境因素是较大的主体和社会力量的间接影响企业的营销活动内的发生。容主要包括：
首先，人口，环境
1，人口增长率：市场规模
人口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民族结构。
3，人口和范围的地理分布
二，经济环境
1，直接影响经济和环境因素：收入，储蓄和信贷的营销活动。
2，间接经济和环境因素影响的营销活动：（1）（2）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3）区域和行业发展现状（4）城市化程度
三，自然环境
1，某些自然资源短缺
能源成本上升
3。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
4。政府管理的自然资源和干预越来越
四，技术环境
主要趋势：
1，全球化的市场营销活动
2，大规模的营销信息的实时处理
3，管理活动的成效，以改善
4，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
5，创造更多的财富机会
第五，政治和法律
1，立法
2，公益组织的发展
3议会
政权
第六，社会和文化
1，教育情况
2，宗教
3个值
4消费习俗
5，审美观念
6，海关

Ⅲ 哪些因素会影响金融产品的定价策略

一、成本：由于成本是影响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基本因素，所以是定价策略时企业首先考虑的因素，或者说成本确定了价格的最低线，企业在定价策略时一般不会以低于成本价来制定价策略格。

对金融企业而言，成本核算也是十分重要的。只有完善成本核算体系，才能确定产品的最低价格。当然在提供相同质量金融产品的同时，成本越低，其金融产品的定价策略幅度越大、定价策略自主权越大。

二、市场需求：市场营销理论认为，产品的最高价格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的。当某种金融产品受到客户追捧的时候，其价格的走势必然上升，所以金融机构要从客户潜在需求出发，设计出能够很好地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以帮助产品制定更高价格。

同时，市场需求还受价格弹性这一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产品，其价格弹性不同。如果需求量的变动大于价格的变动，那么产品被认为是富有弹性的，这时低价将有一定效果；反之，如果产品是缺乏弹性的，则意味着需求量的变动小于价格的变动，这从一定层面可以看出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不高，那么此时低价并不一定能取得期望中的效果。

三、竞争状况：客户在进行消费的时候往往会与企业竞争对手提供的产品质量进行比较，特别是比较价格。所以金融机构在进行定价策略前，应该充分参考竞争对手已有的产品价格信息，积极预测竞争对手在同一产品的未来价格走向，为自己定价策略提供客观依据。

以上三个因素中，成本决定价策略格的下限，市场需求决定价策略格的上限，而竞争对手的情况是企业定价策略时重点参考的因素。当然金融产品定价策略还受到政策法规的影响。在我国，金融产品的定价策略并非完全自由，政策法规会对产品定价策略进行限制，因此金融企业必须密切关注各项金融政策的出台。

Ⅳ 论述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

从人的多种经济角色之间的关系来看，无论何时何地，从事何种经济活动，人一时一刻也不能停止消费，否则，就不能担当生产者、劳动者、投资者等其它经济角色。消费者要持续进行消费，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就必须进行劳动，通过不同职业的劳动来维持和扩大社会再生产，因而消费和生产是社会成员两种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具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普遍具有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双重经济主体身份。由此可见，经济发展以人为本所指的具体对象，可以进一步归结为以消费者群体和劳动者群体的利益为本，实现广大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广大劳动者收入最大化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

(一)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依存关系

第一，消费水平的变动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变动有着直接的依存关系，当国民收入的增长较快时，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也增长较快，而在某些时候，消费水平的增速会高于或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速，但只要使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稳定合理，国民经济就可以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第二，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依存关系。消费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其变动必然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而最终消费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函数，就是消费率，消费率对经济增长率变动有明显的影响。

在2000年至2003年的三年里，我们经济的成长大致是8％，那么在这个中间消费贡献在50％左右，投资的贡献在四十多一点，外需的贡献还是在六左右。那么这样一种格局表明我们整个国家经济增长，内需是主要的，外需是辅助的。这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而在整个内需变化的过程中间出现了投资到消费，消费到投资这样一种顺序上的变化，但从平均角度来讲消费依然还是内需的主体，投资还是仅次于消费的重要力量，但是这几年在现实的增长中间，由于我们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六千六百亿来拉动经济的增长，因此在年度中间还有不同，也就是有此年份投资的作用更突出一些，有些年份消费的作用更突出一些，有些年份外需的作用更突出一些。因此我们回顾历史从需求的角度来说：目前正处于一个消费比较平稳，投资继续增强，外需也是相对稳定的阶段。

目前国内消费需求基本平稳、大体正常，居民购买力实现程度稳中有升。但由于收入分布不均，使不同阶层实现购买力程度不同，突出表现为收入高的群体实现程度低，收入低的阶层实现程度高。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一方面低收入阶层有旺盛消费需求但购买力不足，消费潜力难以得到释放；另一方面拥有强盛购买力的高收入群体，其消费需求已基本实现，购买力大量以储蓄和金融资产的形式沉淀下来。这一反差是形成目前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扩大内需，启动消费应根据不同消费群体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消费政策和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我国经济增长仍主要表现投资拉动型有关。由于投资与消费存在着一定的相互替代关系，因此在近年来过高投资的作用下，也使得我国社会消费率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出现了持续减弱。数据显示，2000年以来，随着我国投资增长率连年提升，同期消费增长率也出现了逐年走低的趋势。特别是2004年在投资率由2000年的36.4%升至42.3%的情况下，消费率则由61.1%降到了53.6%。

(二)消费水平与经济结构

合理消费水平，要与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在健康的伦理、道德规范下，合理的消费水平主要体现在消费与生产之间的相互适应和相互促进上。在数量上，合理消费水平应与国民总收人及其增长速度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速度保持恰当的比例；在结构上，合理的消费水平应与消费品的供给结构相适应，有利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经济结构大体上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成分，各组织和社会再生产各方面的构成，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一国的经济增长从其内涵来看，主要有两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而一国的经济增长又是以一定的消费水平为前提的。当社会经济实现增长，经济总量及人均收入量也会相应增长，从而引起需求结构、生产结构以及外贸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高的经济增长率必然带来高的结构变化率。也就是说，结构的变动是与经济发展过程相联系，是以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即人均收入水平和工业化程度）为条件，是通过资源的再分配来实现的。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依然存在不合理的状况，这一状况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但这种不合理状况不是由于过去重工业的倾斜政策而造成的，而是因为当前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导致现行经济结构不再适应当今的经济发展。目前从我国消费领域的整体来看，酝酿着一次新的消费升级 - “住行消费升级”（在此之前，已有几次消费结构升级）。其间消费投入大，积蓄时间长。这使得消费需求不足现象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收入的增长必然引起消费水平的增长，而消费水平的增长又会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增长，结构合理，就可以提高全社会总要素的生产率，进而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这样就必然能够带来消费水平的提高。

我国经济增长、投资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来看，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居中的，投资的增长速度基本上是要高于这个经济的增长速度，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总是有一些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增长速度明显地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这种局面如果长期地持续下去，引起经济结构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平衡，投资增长相当地快，居民收入的增长相对低于经济的增长，这样会出现居民收入相对增长较慢，消费需求相对增长较慢，在国民经济增长中，主要是靠投资增长来拉动，短期这种情况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长期是这样一种局面的话，会引起经济结构的失衡。

二、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

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有国民收入总额及其提高速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消费与投资人口总数及其增长速度，价格水平的变动等。

(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是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基本动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消费结构已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居民消费的增长潜力还很大，消费空间将进一步拓展，这会导致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但是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低收入群体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可能制约消费率的提高。

(二)高储蓄支撑着高投资，而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则压低消费率。

20世纪90年代，我国总储蓄率(其中居民储蓄占一半以上)稳定在40%左右，2003年高达47%，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因而同期我国的投资率也大体如此。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出现储蓄倾向上升而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1989～2003年，城乡居民储蓄平均增长22.6%，而消费支出平均仅增长11.9%；城镇消费倾向由0.88下降为0.77，农村消费倾向由0.89下降到0.74。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随之都降低。

(三)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消费在消费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就一个国家的整体消费而言，在老龄化过程中，消费支出呈现逐渐扩大趋势；在老龄化社会，消费支出则呈现减少趋势。从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看，老龄者的家庭用品、保健费、医疗费以及交际费等支出的比例显著提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由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老龄者人均消费额随着衰老而减少，对住宅建筑以及电视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量减少，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应适当提高劳动年龄上限，以相应扩大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高消费人口；另一方面，可适当扩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和提高退休金标准，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购买力，促进消费增长和“银发市场”的繁荣。

三、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我国，由于消费水平的差异，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发展较快，大部分农村发展比较慢，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城乡之间的消费水平差异比较明显。
(一)消费差距大于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的最终反映是生活质量的差距，生活质量主要体现在消费。城乡居民生活消费差距大于收入差距。2003年，城市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124元，农村居民为4655元，城乡居民消费比例为2.39：1,大于收入差距25个百分点；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为80.1%，农民为71.6%，相差8.5个百分点；城市居民食品支出3523元，是农村居民的2.4倍。其中肉、蛋、奶、水产品支出城市居民为1064元，农民仅为390元，城市居民是农村居民的2.7倍；衣着支出城市居民为906元，农村居民为331元，城市居民是农村居民的为2.7倍；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城市居民为704元，农村居民为272元，城市居民是农村居民的2.6倍；交通通讯支出城市居民为1688元，农村居民为469元，城市居民是农村居民的3.6倍。

(二)城乡居民家庭财产差距悬殊。

到2003年末，城市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约为41200元，农村居民约为10180元，城市居民是农村居民的4倍。据1000户城市居民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3年，城市居民人均用于储蓄、储蓄性保险、购买有价证券的支出达3748元，相当于当年农民收入的58%。

(三)城乡居民社会福利待遇差距明显。

城乡居民在各种社会福利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很多社会福利实际上是居民的一种隐性收入。目前城市居民享受的住房公积金以及各种社会保险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各种福利如最低工资和低保等，绝大多数农民都不能享受。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更大。

四、提高消费水平的建议与策略

针对当前消费需求不足，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的现状，我们认为推动居民消费增长，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体现以人为本，着眼于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一)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增强消费者信心。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改善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为增加城镇居民收入，要努力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大力发展社区服务、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鼓励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加强劳动职业培训，引导职工转变就业观念，发展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落实好最低工资制度，确保职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要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要彻底消除进城务工农民的歧视性政策和障碍，简化各种手续，防止乱收费。努力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最大限度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大发展。

(二)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

收入提高，必然会扩大消费需求，消费水平会相应提高。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措施，使农民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使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提高最终消费水平的重要物质基础。同时，要加大对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转移支付力度，缩小贫富差距。

(三)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居民购买力的实现。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是改善人们消费取向，提高居民购买力实现程度的关键。要从社会保障体系上和各项政策措施上让居民对自己未来的利益保障心中有数，从而增强居民即期消费行为，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对于养老、医疗、就业等涉及城乡居民切身利益的改革，要提高改革的科学性和透明度，降低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促进居民购买力实现。

(四)大力发展消费品市场。

适应消费需求发展趋势，搞好城乡零售市场的规划布局。合理布局城市商业中心，形成能够带动消费升级和创造都市商业氛围的消费中心。加快发展贴近和方便居民生活的便利店、折扣店和中小型综合超市。发展专业性较强的家电、食品、建材等专业连锁超市。重视发展仓储式商场、专业店、专卖店等新的业态形式。适度发展大型综合超市，控制发展大型购物中心。

(五)继续培育和扩大新的消费增长点，激发大众消费热情。

近年来，住房、汽车、电子通讯、旅游等新消费热点的快速增长对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整体来看，-方面这些新的消费热点在整个消费中所占比重较小，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大众消费效应。为了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加快消费结构升级，必须继续努力培育和保护新的消费增长点效率兼顾的目的，发挥住房、汽车等新的消费热点在拉动消费结构升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总之，扩大消费大有潜力，大有可为。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增加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采取得力措施鼓励和促进消费，全面扩大消费需求，一定能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Ⅳ 哪些因素会影响金融企业的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信息网络的建立和消费需求的多样化，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更为开放和动荡。这种变化几乎对所有企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金融企业也不例外，因此，宏观营销环境分析成为金融企业制定营销战略的开端。

宏观营销环境指对社会各行各业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和力量的总和，这些因素和力量包括政治、法律、经济、人口、技术、社会文化、自然环境六个方面，对金融企业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政治、法律、经济、人口、技术、社会文化五个方面。

Ⅵ 影响金融产品的价格因素

一、成本：由于成本是影响产品和服务价格的基本因素，所以是定价策略时企业首先考虑的因素，或者说成本确定了价格的最低线，企业在定价策略时一般不会以低于成本价来制定价策略格。

二、市场需求：市场营销理论认为，产品的最高价格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的。当某种金融产品受到客户追捧的时候，其价格的走势必然上升，所以金融机构要从客户潜在需求出发，设计出能够很好地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以帮助产品制定更高价格。

三、竞争状况：客户在进行消费的时候往往会与企业竞争对手提供的产品质量进行比较，特别是比较价格。

(6)影响金融消费的因素扩展阅读：

任何金融产品都必需有其卖主，即发行者。债券的发行者就是债务人，没有债务人的债务关系自然是无法想象的。股票也一样，必需要有特定的发行企业，这一企业是股票认购者的共同财产。

发行者通过出售金融产品取得收入，但不是任何个人或企业都可以向社会发行金融产品取得收入。与这样的金融收入相对应，发行者要承担下定的义务。

为了保证这些义务的履行，大多数金融产品的发行者在发行时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在发行后要接受金融管理机构和投资者的监督，如信息公开、业务活动的某些限制等。

Ⅶ 哪些因素会影响金融营销的分销渠道

金融营销分销渠道的影响因素：1.金融产品特征：产品特征是影响分销渠道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金融产品因其种类不同而具备不同的特征，这对于分销渠道的选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由于金融产品的特性包含较多的服务成分，因而客观上要求金融企业设立广泛的分销网络、建立完整的服务体系。另外，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多样化，使产品质量更为标准化而大大促进了其分销渠道的发展。

2.市场因素和金融客户特点：市场范围、营销方式的敏感性等因素，以及商业银行同业竞争者产品的分销渠道策略，都会影响到分销渠道的选择。对金融客户特点的描述有三种变量：①消费者类型变量。由于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对于不同的分销渠道会产生不同的反应，金融机构需要对此进行分析和研究。②人口统计变量，包括人数、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地理分布、收入结构等。人口统计变量对分销渠道的设置具有决定性影响。③心理统计变量，具体包括客户对金融风险的偏好、对金融产品的忠诚度以及对广告宣传等促销手段的反应等。例如，对金融风险厌恶的人推销股票等风险大的金融产品成功率较低，但推销风险小的国库券希望却较大。

3.金融机构的规模和信息科技的发展：金融机构的规模大小、资金能力、信用能力、销售能力、提供的服务以及要求等，都会影响其分销渠道的选择。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促使金融机构通过自助设备、电话和网络来提供金融服务，从而扩展分销渠道。

4.营销技术：金融机构的营销技术直接影响其金融产品的销售。对某些产品来说广告十分重要，而另一些则需要通过人员推销。为此，金融机构在对其营销技术进行选择时，只有对自己的营销技术进行正确衡量界定，才能审时度势地进行分销渠道的决策。

5.现有分销渠道的可用性：金融机构在选择分销渠道时必须考虑其现有分销渠道的可用性和可用度，因为分销渠道的再选择，受现有分销渠道适用性的严格控制。

6.政策：政府对各类金融产品所采取的价格政策、税收政策等，会影响金融机构分销渠道的选择。如政策允许自由购销各种金融商品，分销渠道必定会多样化；反之，渠道就会单一化。地方政府的行为也会影响商业银行直销渠道的选择。

Ⅷ 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有哪些

1、国内生产总值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国内生产总值（GDP）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总量，人均GDP通常用以评价一国的富裕程度，通常我们把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标。而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又与居民消费水平有很大联系。

2、居民储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居民的消费和储蓄互相影响，储蓄增加，现实的消费就会减少，储蓄减少，现实的消费就会增加。

3、通货膨胀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物价大幅度上涨，直接影响到居民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另外，通货膨胀对居民的消费预期也产生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持续上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欲望。

4、社会保障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

社会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地区）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其主要衡量指标是社会保障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8)影响金融消费的因素扩展阅读

反映居民消费水平的主要指标有：

1、平均实物消费量指标

平均每人全年主要有消费品的消费量、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人均居住面积、平均每人生活用水量、平均每人生活用电量等；

2、现代化生活设施的普及程度指标

平均每百户主要家用电器拥有量、电话普及率等；

3、反映消费水平的消费结构指标

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中食品的比例、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中文化生活服务支出比例、不同质量消费品的消费比例等。

消费计算

根据计算居民消费的不同价格，可以计算出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居民消费水平和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居民消费水平，后者便于观察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增长变化。

为了观察居民消费的实物构成，还可以进一步计算各种消费品的平均消费的数量和金额，以反映居民在取得基本生存资料的基础上逐步向需要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居民消费水平，是按国内生产总值口径，即包括劳务消费在内的总消费进行计算的。计算公式为：居民消费水平（元/人）= 报告期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居民消费总额 / 报告期年平均人口。

居民虚拟消费类型：

居民消费除了包括直接以货币形式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之外，还包括以其他方式获(如虚拟性消费)得的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居民虚拟消费包括以下类型：

单位以实物报酬或实物转移等形式提供给劳动者的商品和服务；

住户自己生产并由自己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其中，服务仅指住户的自有住房服务)；

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中介服务；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