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民营若干意见

㈠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若干意见的介绍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版》（国发〔2009〕36号），进权一步改进和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拓宽融资渠道，着力缓解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融资困难，支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㈡ 金融该如何支持我国民营经济发展

．在利率政策上，同样存在所有制歧视 政府和央行对国有 企业 给予较多的利率优惠，而对民营企业则不实行。在实行浮动利率时，对民营企业的浮动幅度也往往比国有企业要高。少数 金融 机构还采取一些不合规的方式，擅自或变相提高对民营的贷款利率。所有这些，都加大了民营企业的筹资成本。使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3．在直接融资方面，所有制歧视更为严重 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股票发行和上市虽然没有明文限制，但存在着事实上的所有制歧视。在“额度管理”的股票发行机制下，民营企业要从相当紧张的发行额度中分得一杯羹，实在是难于上青天。到1999年，发行A股股票在深沪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已达900多家，但民营企业为数寥寥。民营企业基本上还是处于“望股兴叹”的境地。这与有关方面的指导思想有关，因为管理层一直将股票上市当作为国企解困的有效法宝。至于对民营企业进入企业债券市场，管理层也基本上持排斥态度，到 目前 还没有民营企业发行债券的实例。 4．在中间业务方面，满足民营企业交易需要的结算工具较少 国有商业银行不对民营企业办理托收承付和汇票承兑业务，当然更谈不上票据贴现。由于结算渠道不畅，资金进账时间长甚至发生梗阻，致使一些民营企业改用现金结算，加大了交易成本。 5．在金融组织机构方面，缺乏为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 发展 服务的金融机构 中国 民生银行原拟专为民营企业服务，但现在越来越与其它股份制商业银行没有区别了。此外，对非国有金融机构与国有金融机构不能一视同仁，对国有银行呵护有加，利用国家权力和信用予以保护，而对非国有的金融机构，则轻易采取治理整顿、接管直至破产的办法，从而也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三、强化对民营经济金融支持的主要对策 1．健全、完善为民营经济服务的金融组织体系 这是强化对民营经济金融支持的组织保证。近来，许多同志提出新建专门为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民营银行。这个 问题 要全面慎重考虑。要不要新建民营银行，应按照“有利于促进金融业的公平竞争，有利于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利于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健运行”这三条原则，通盘考虑，审慎从事，以克服金融组织建设的盲目性。金融支持民营经济的基点，应放在大力发展区域性、地方性的中小型金融机构上，放在对现有金融机构的功能强化和业务拓展上，而不是简单地新建民营银行。否则，即使建立了这类民营银行，它们也会很快成为“二国营”(据说，一些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贷款对象60％以上是国有企业)。应该看到，随着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深入，经营信用业务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已经没有明确的业务分工界限，利润最大化成为它们共同的经营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摒弃“唯成份论”的做法，对原来的信贷政策进行调整，那么，国有商业银行也是可以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那些经营稳健、知名度高的民营企业，还有可能成为金融机构竞相争夺的贷款对象。1998年，为了强化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各家国有商业银行大都建立了相应的机构。但是，由于小型民营企业不是国有商业银行传统的服务对象，加之出于降低信贷交易成本的考虑，这些银行还只能把规模较大、效益较优的民营企业纳入服务范围。而城市商业银行、 农村 信用合作社由于网点面向基层，与民营企业联系紧密，则可成为城乡范围内金融支持民营经济的主体力量。因此，要大力发展非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造现在的城市商业银行，发展城乡信用合作社。 2．通畅民营企业的贷款渠道，为民营企业提供必要的政府支持 在贷款方面，要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国有商业银行要改“唯成份论”为“唯效益论”，自觉放弃“政府身份”，以平等的法人关系、契约关系来对待与民营企业的信用关系；二是政府财政要对民营企业提供必要的支持，除前面提到的投资补贴贷款贴息外，应尽快建立民营企业的信用担保基金，为中小型民营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中小型民营企业由于资产规模、产业特点、组织程度、成长性等原因，在争取贷款上处于不利地位，因而政府扶持是必要的。这也是国际惯例。当然，民营企业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信用度。 3．矫正有失公允的利率政策，消除因所有制成份而产生的不合理的利率差异 对同一种类、同一期限的贷款，对所有贷款对象都应实行同一水准的利率。在实行浮动利率的场合，超过基准利率的浮动部分，实际上是对金融机构承担贷款风险的一种补偿。其浮动幅度应主要根据借款人的借款期限、借款的风险程度以及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而定，而绝对不应把借款人的所有制成份作为基本依据。中央银行应加强对银行的民营企业贷款的利率稽核，对违规行为采取必要的处罚措施。 4．拓展中间业务的种类和范围 应根据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资金运动的特点，推出灵活的、多样化的结算工具，畅通汇路，为民营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的结算服务。应尽快对民营企业开办托收承付、汇票承兑与贴现业务。此外，还应利用金融机构网点众多，占有信息量大的行业优势、汇票承兑与贴现业务。为民营企业提供市场商机、经济政策、经营与投资决策咨询等多方面的信息服务。 5．给民营企业以“国民待遇”，使其以与国有企业平等的市场主体身份进入资本市场 应既允许民营企业发行A股，也应允许其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发行B股、H股、N股等特种股票和存托凭证(如ADR)，筹措外资。因此，有必要降低民营企业股票发行和上市的门槛，或另开第二板市场或场外交易市场，为民营企业的股票发行和上市提供必需的市场条件。在资本经营已被企业普遍重视的今天，应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通过兼并、收购与股权置换等方式实现产权重组，谋求更大发展。世界上任何国有企业的收购兼并都离不开金融支持，中国的民营企业更为需要，在放活国有中小企业的情况下，金融对民营的支持更为紧迫。此外，企业债券市场也应对民营企业敞开大门，允许民营企业在符合发行要求的条件下，通过发行债券筹资。

㈢ 国家对小微企业有哪些金融扶持政策

为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缓解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进一步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2月14日，国务院网站全文刊发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强金融对民企、小微和“三农”的支持力度。 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方面： 《指导意见》提出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坚守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准公共定位，弥补市场不足，降低担保服务门槛，着力缓解小微企业、“三农”等普惠领域融资难、融资贵，支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具体举措包括：明确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支持范围和重点对象，聚焦支小支农融资担保业务、切实降低小微企业和“三农”综合融资成本并实行差别费率、完善银担合作机制、强化财税正向激励、构建上下联动机制加强协同配合、逐级放大增信效应和优化监管考核机制等。 《指导意见》要求各级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确保支小支农担保业务占比达到80%以上，带动合作机构支小支农担保金额占全部担保金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0%，其中单户担保金额500万元及以下的占比不得低于50%。引导合作机构逐步将平均担保费率降至1%以下。其中，对单户担保金额5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收取的担保费率原则上不超过1%，对单户担保金额500万元以上的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收取的担保费率原则上不超过1.5%。 在完善银担合作机制方面，《指导意见》要求银担合作各方要协商确定融资担保业务风险分担比例。原则上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和银行业金融机构承担的风险责任比例均不低于20%，省级担保、再担保基金（机构）承担的风险责任比例不低于国家融资担保基金承担的比例。同时国家融资担保基金要推动与全国性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对总”合作，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分支机构审批权限并在授信额度、担保放大倍数、利率水平、续贷条件等方面提供更多优惠。银担合作各方要细化业务准入和担保代偿条件，明确代偿追偿责任，并实施跟踪评估。 在强化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的同时，《指导意见》提出强化财税正向激励，加大奖补支持力度、完善资金补充机制，探索风险补偿机制，并落实扶持政策，符合条件的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的担保赔偿准备金和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按照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构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执行。 “探索建立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广泛参与，出资入股与无偿捐资相结合的多元化资金补充机制。”《指导意见》明确，中央财政要根据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业务拓展、担保代偿和绩效考核等情况，适时对其进行资金补充。鼓励地方政府和参与银担合作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支小支农业务拓展和放大倍数等情况，适时向符合条件的机构注资、捐资。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对支小支农担保业务占比较高，在保余额、户数增长较快，代偿率控制在合理区间的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给予一定比例的代偿补偿。 与此同时，《指导意见》提出优化监管考核机制，要求实施差异化监管措施，健全内部考核激励机制、完善绩效评价体系。 “金融管理部门对贷款利率和担保费率保持较低水平或降幅较大的机构给予考核加分，鼓励进一步降费让利。对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提供担保的贷款，结合银行业金融机构实际承担的风险责任比例，合理确定贷款风险权重等。”《指导意见》提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和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要优化支小支农业务内部考核激励机制，重点考核业务规模、户数及其占比、增量等指标，降低或取消相应利润考核要求。 根据《指导意见》，其基本原则为“聚焦支小支农主业、坚持保本微利运行、落实风险分担补偿、凝聚担保机构合力”。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要严格以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担保业务为主业，支持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不断提高支小支农担保业务规模和占比；不以营利为目的，在可持续经营的前提下，保持较低费率水平，切实有效降低小微企业和“三农”综合融资成本，构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合理分险的银担合作机制。 也明确禁止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不得偏离主业盲目扩大业务范围，不得为政府债券发行提供担保，不得为政府融资平台融资提供增信，不得向非融资担保机构进行股权投资。

㈣ 保监会金融工作的意见

近两年快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终于迎来了中国监管部门的指导意见。201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为互联网金融不同领域的业务指明了发展方向，同时也预示着互联网金融公司或将开启新一轮洗牌。

本次《指导意见》，除了负责金融监管的“一行三会”以外，其他和互联网有关的部委均有参与，体现了“协同监管”的原则。但十龙治水，对部委之间的协调要求更高。

《指导意见》全文6000多字，对互联网金融相关的方方面面的内容进行了阐述。如何解读它？它将给互联网金融行业带来哪些影响？官方如何定义互联网金融？“正规化”后P2P公司的未来前景？第三方支付平台将面临什么挑战？针对该意见中的核心内容有以下见解。

1、《指导意见》明确了互联网金融的定义，主体是金融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功能是提供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
对于互联网金融的作用，可结合之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这两份文件分别提出：“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工具，不断创新网络金融服务模式。”和“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引导和鼓励众筹融资平台规范发展，开展公开、小额股权众筹融资试点，加强风险控制和规范管理”，政府之所以鼓励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是看到了其对支持小微企业和大众创业的正面作用。
此外，“互联网金融”有两条不一样的路线，之前在业界也一直有争论，即“传统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化”和“互联网企业的金融化”，而这次的《指导意见》均给以鼓励。其中特别提及了电子商务企业，但从逻辑上看有一点奇怪，因为按理说电子商务企业也属于广义的互联网企业，之所以单独列出作为强调，可能还是考虑电子商务对新经济的重大影响。之前国务院于5月4日发布了《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也专门提出“推广金融服务新工具”和“规范网络化金融服务新产品”，都和互联网金融相关。

而“拓展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被确定为互联网企业从事金融业务的核心目标之一，需要特别的注意。“普惠金融”的外延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其基本含义是让传统条件下接触不到金融服务的群体能够接触到金融服务。如果互联网金融企业将相对稀缺的资金大量转移给本身资金量很大的企业，或者融资方向并不是国家政策所鼓励的，则和普惠金融的方向相悖。因此互联网金融企业也需要考虑吸收的资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否服务实体经济，是否有正面的社会效果。

2、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改革的一大重点，在《指导意见》中也再次进行了强调，但并无特别的新内容。
之前已有多个省市出台了对于互联网金融的鼓励政策，比如《浙江省促进互联网金融持续健康发展暂行办法》、《关于促进上海市互联网金融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看起来得到了《指导意见》的肯定。可以预料，接下来各省均会推出针对互联网金融的优惠政策，这对互联网金融企业无疑是利好消息。

例如落实和完善有关财税政策。这和国家对于创业企业的财税政策是一致的。值得关注的是营改增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如何落实，由于业态众多、产品复杂，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如果考虑不周，还有可能因为抵扣的原因增加税负。

再如，推动信用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互联网金融配套服务体系。该建议已有多年，但进展相对缓慢，积累的数据并没有实现共享、打通。随着互联网征信的发展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有可能带来一些变化。但数据的使用不是随心所欲的，互联网企业在使用数据方面必须遵循中国有关个人数据和企业数据法律法规的管制。《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从事信用信息的采集、整理、加工、保存和对外提供，属于征信业的范畴，尤其是若涉及个人信用信息的，按照法律规定必须要申请征信牌照。

3、明确互联网金融监管责任。
对互联网金融本质的定性，决定了整体的监管思路，即以金融监管为主，还是互联网监管为主。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属于分业监管，而互联网金融企业已经形成了实际上的混业经营。“分类监管”原则和目前大的监管框架一脉相承，比较容易实现，在《指导意见》中也有清晰的权责划分，但如何“协同监管”“创新监管”很考验监管者的智慧。宽松的监管环境如果没有实现良好的效果，也有可能转向更严厉的监管。

具体看，一方面，在该意见中总共五次提及第三方支付，而提了三次“应当”，两次明确、具体的“不得”，语气较为严厉，可见在第三方支付牌照颁发四年后，监管部门更加强调监管。根据我们了解，目前互联网支付行业受到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有的互联网支付公司在风险隔离和用户实名认证方面存在较大漏洞，成为网络犯罪或者洗钱工具。对目前互联网支付涉足的资金托管业务，监管部门持有保留态度。

另一方面，此次《指导意见》确认了P2P网络借贷的性质，明确该类借贷行为受到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范，这和之前业界对P2P的法律分析是一致的，即基于民间借贷的框架。个体网络借贷机构定位是信息中介，不是信用中介，意味着个体网络借贷机构只能做交易的撮合，不能触碰投资者的资金，更不能以自身信用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存款，然后再发放贷款。

个体网络借贷机构“不得提供增信服务”，但具体什么叫“增信服务”并没有准确定义。之前国务院和银监会、保监会发布的文件中，也有提及“增信服务”，比如《中国银监会关于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提出“在规范现有融资性担保机构的基础上，推动完善多层次、多领域、差别化的融资性担保体系，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与融资性担保机构加强规范合作，进一步增强担保机构的担保能力，引导其更好地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增信服务”，但和P2P平台提供的增信服务不是同一语境。根据我们的理解，P2P平台不得提供增信服务意味着平台自身或者其关联方不能向投资人提供担保，但是某些平台利用自身收入设置“风险备用金”对投资人的坏账承担一定程度的赔付，是否属于“增信服务”，仍有待监管细则的进一步澄清。

此外，“网络小额贷款”是一个亮点，目前线下的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范围均受到“地域”限制，而网络小额贷款有可能突破这一地域限制。根据我们的了解，已经有试点允许创新型互联网小贷公司，允许其突破经营地域限制。不过，对网络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控制技术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上海市黄浦区法院对受理的P2P纠纷进行了一些实证分析，发现有以下一些问题：被告分布地域广、送达困难；案情相对简单，但案件审理周期长；简单借贷纠纷背后有涉众因素，影响面大；财产线索多，诉讼保全工作量大，实际保全成功的财产少；保证人担保效力微弱，信用风险大；案结事不了，面临后续执行难。可见，P2P如果不在源头上加以规范，靠司法途径解决纠纷成本较高，效果也不好。

除了上述提到的，《指导意见》还明确将股权众筹融资方限定为了小微企业，并对关键信息的披露提出了要求，则一些希望以股权众筹作为融资补充手段的大中型公司（比如房地产公司）今后无法操作。

另外，该意见明确，互联网信托、银行理财产品或者资产管理计划等风险程度较高的产品，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该类产品，均应当遵循合格投资者的要求，投资者必须具备特定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之前曾有以“信托100”网站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对信托实际进行拆分，销售给不符合信托购买条件的公众，但中国信托业协会发声明指出了其违法性。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坚持合格投资人标准，应在产品说明书中明确，投资人不得违规汇集他人资金购买信托产品，违规者要承担相应责任及法律后果。坚持私募标准，不得向不特定客户发送产品信息。准确划分投资人群，坚持把合适的产品卖给适合的对象，切实承担售卖责任。”除了投资门槛不低于法定标准外，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的调查以及风险揭示工作，也是互联网金融公司必须考虑的问题。

互联网消费金融目前非常火热，和消费有关的分期产品层出不穷。但《指导意见》只提及取得牌照的消费金融公司开展业务的概括性要求，而没有提及互联网公司间接从事消费金融业务的定性，似乎不够严密。

4、客户资金的第三方存管制度引起业界普遍的关注，“存管”不同于“托管”。
严格来说，托管业务中的委托人是投资人，所有资金的交易均需通过事先预留的印鉴发出投资指令，然后由银行审核后操作。指导意见中的“第三方存管”应该和证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银行存管类似，主要着眼点是平台自有资金与客户资金的分离和分账管理。

银监会创新监管协作部处长蒋则沈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资金托管是第三方平台独立的监督行为，P2P平台不能将存款代替托管。有些P2P平台宣称投资者资金是第三方托管，实际只是在第三方平台开了户，资金还是由P2P平台支配所有。这种‘假托管’多是P2P平台在第三方支付上设立一个资金账户，投资者直接把资金打入该账户。而且和投资者直接发生资金交易关系的是P2P平台，不是融资者。这样相当于P2P平台在第三方支付上开了个储蓄账户，账户上的资金可以任意支取，第三方支付只是提供了一个资金通道，根本起不到对资金进行监管的作用。资金流经过P2P平台，风险可想而知。‘假托管’P2P平台跑路概率高，应该重点关注。”

而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的调研报告也指出社会上不时出现的P2P平台跑路事件，多采用”伪托管”模式，并没有真正起到保证客户资金安全的作用。从体验、便捷度和服务意识来说，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托管应该比银行更好；但从安全性来说，银行的资金存管要普遍优于第三方支付，可以避免出现第三方支付机构侵占、挪用客户资金的风险，当然成本也会更高。《指导意见》确认了以银行为主体的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对于缺乏市场影响力的中小P2P平台,会是很大的挑战，因为银行在筛选合作方时，普遍比第三方支付结构要严格的多。

5、监管部门在鼓励创新的同时，也守土有责，要做好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工作，相信未来将会结合互联网的特点细化。
之前中国人民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副局长朱红表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给市场带来了活力，给消费者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和便利，但问题肯定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涉及到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问题包括：如何保障信息安全；如何保障资金安全；如何保障信息对称性，一方面提供产品的人要进行信息披露，另一方面买产品的人信息也要有真实性；如何保障合同的权利，格式合同很多隐性条款是消费者看不懂消费者无从知道的，把所有规则看遍不是可能的；如何保障监管到位。

此外，互联网时代，用户个人信息的保护变得更为迫切，因为一旦泄露，其损失比在线下泄露更大，更难以挽回。而互联网金融涉及的身份信息、交易信息更为敏感，泄露后危害也更大，因此必须从立法和技术上加以更严格的限制，也要对泄露用户信息的行为进行更加严厉的惩罚。

6、传统分业监管的格局下，金融机构“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虽然也有监管协调的问题，但界限还是比较清晰的。
在《指导意见》出台前，互联网金融存在着大量的“三不管”地带，不出现严重的问题，监管部门不会也不方便出手。一方面，确实推动了创新，但另一方面，风险的积累和传导也变得不可预料。《指导意见》的框架实际上仍然是根据机构和业务分别监管，绝大多数内容已在现有文件中有所体现，某种程度上，该意见是关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政策整合和重述。面对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如果仍是各管一摊、缺乏协调，可能无法应对变化，也让传统金融机构感到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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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若干意见的简介

银发〔2010〕193号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版）城市中心支行、副省权级城市中心支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国家开发银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拓宽融资渠道，着力缓解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融资困难，支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进一步推动中小企业信贷管理制度的

㈥ 金融如何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民营经济是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布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加快发展的战略支撑，是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增长力量。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把发展民营经济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 金融机构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上存在体制机制上的弊端。民营企业融资难，归根结底是很多金融机构在体制机制上设置了障碍，致使民营企业融资的门槛过高。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从改善银行内部管理机制入手，逐步建立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 国有商业银行针对民营企业的产品设计模式存在缺陷。近几年，国有商业银行大量资金上存，银行和民营企业之间长期存在“银行有钱贷不出、企业缺钱却贷不来”的“两难”局面。除了体制机制的因素外，更主要的是国有商业银行缺少适合民营企业的信贷产品，其产品设计模式存在缺陷。 政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服务方式有待改变。政府部门要从计划经济的行政干预银行信贷投放，向引导服务金融机构主动投放转变。政府的职能定位要清晰、明确，服务到位、不越位。 民营经济发展所付的融资成本过高。由于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规模小、底子薄、资质差等原因，很多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融资条件苛刻、手续繁琐、利率过高，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尤其是地方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利率一浮到顶，小额贷款公司甚至达到了民间借贷利率的水平。贷款成本已经成为民营企业沉重的经营包袱。从长远来看，金融机构帮扶民营企业与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并不矛盾，在当前国有企业及政府性工程、项目有限的情况下，只有帮助扶持好民营经济，使民营经济良性发展，金融机构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希望各金融机构切实转变思想观念，让民营企业在利率水平上与国营企业一样享受“国民待遇”。 为此笔者建议：一是完善担保基金。可成立由政府牵头、财政出资、企业为核心、金融机构为后盾的联合担保机构，并设立担保基金，对民营企业融资进行担保。二是出台鼓励性政策，积极引进培育中小金融机构，拓展民营经济的融资渠道，更大程度上满足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三是通过建设信用信息平台、建立信用奖惩制度等手段，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打造“信用松原”，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要积极为民营企业争取各项优惠政策。有效利用差别存款准备金政策。积极争取民族用品企业的信贷优惠政策。自“十五”、“十一五”开始，中央财政联合国家民委、中国人民银行对生产民族特需产品的企业贷款实行贴息政策，而且贷款利率优惠。目前我市有5家企业获得国家民委批准指定为生产民族特需企业。今年在市人民银行推动下，已经有一家长岭县的企业获得贴息贷款3000万元，少支付利息近100万元。其余4家企业尚未享受到此项优惠政策，尚有较大推广空间。人民银行将持续关注此项工作，推动更多民营企业享受此项优惠政策。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受金融机构业务品种、管理体制和人民银行利率政策的影响，目前人民银行再贷款、再贴现可运用空间还很大。为充分发挥其作用，一方面人民银行将积极向上级行争取再贷款、再贴现额度，为满足金融机构的资金需求提供保障。同时积极向上级行争取利率优惠及使用条件方面的宽松政策。另一方面各金融机构也要努力改善自身经营状况，降低不良资产比率，从而获得更多的再贷款、再贴现政策支持。 商业银行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㈦ 刘光溪：《强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创新，加快培育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强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创新
加快培育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云南省金融办党组书记 主任 刘光溪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我国实体经济市场化水平大幅度提升，为向经济大国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金融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效显著。中央在横向层面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别的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经济货币化程度保持较高水平，金融资产成为居民个人重要的持有资产，金融业全面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金融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流动性和风险分散机制，满足了大规模长期性投资和大规模技术创新的需要，促进了市场专业化分工和交换。可以说，如果没有金融体制改革取得的积极进步，就不可能有实体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金融业无论是管理体制还是业务运行机制，其市场化改革滞后于实体经济，形成了大经济小金融的发展现状。在非公经济对GDP贡献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基本上延续了国有或者国有控股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思路，特别是严格限制民营资本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由此形成一系列的制度体制机制障碍，制约了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基础性配置，对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构成层层的制度性约束。为此，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指出“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补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等制度框架，加强引导和教育，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支持民间资本参与设立村镇银行，鼓励创业投资机构和股权投资机构投资小型微型企业”。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2013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这是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和党的十八报告后，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出试点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风险自担的小微型民营金融机构。2013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进一步丰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机构种类，支持在小微企业集中的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推动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民营金融机构。
一、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是我国经济社会大发展逼出来的结果
建国后，我国选择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金融国有化成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必然选择。从1952年开始，我国对国民时期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体系进行全面改造和整顿，各种金融机构由于官僚资本、私人资本等性质被接管、没收、终止或兼并，成为国营或者公私合营金融机构。1959年起，全国各地金融机构陆续并入当地人民银行，从而形成了大一统的金融体制。1978年，我国实行民生改革开放的兴国战略，从上至下对大一统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但基本上延续了人民银行分支式组织结构的特点，国有银行或者保险机构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分支式的金融机构，快速有效地弥补了省、市、县三级金融机构普遍缺乏的问题。
此次金融体制改革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前提条件下进行渐进式的改革，政策性、商业性以及合作式金融机构都毫无疑问坚持了向国有或集体所有制靠拢，成为所谓正规、正统的国字号或准国字号的金融机构。这种国有式的金融制度安排基本上排斥各种内生性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对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则采取了卡压限制甚至禁止等反复无常的态度。特别是面对民间金融蓬勃发展所出现的部分金融风险时，国家金融管理部门不是通过完善金融管理制度，合理引导民间金融发展，而是通过强制性行政手段全面取缔、禁止各种民营金融活动。本世纪初，伴随着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在县域一级留下了大量金融服务的空白，民营经济、中小企业、三农经济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迫切地需要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放宽金融市场准入限制，中央金融监管部门重新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设立金融机构，支持当地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大力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30年的金融体制改革形成了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县域正规金融高度压抑以及民间金融高度脆弱的发展格局，导致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不一致。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蓬勃兴起，这种大而不当的金融服务体系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经济与金融服务不协调、不匹配和不适当等问题充分暴露出来。
（一）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导致民生与三农金融资源供给缺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一统金融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以银行机构、保险机构、证券机构为主体，其它金融机构为补充的现代金融体系，并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结构。这种金融制度安排为农业反哺工业，集中有限资源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也导致金融资源高度集中，这在银行业方面特别突出。截至2012年末，我国17家主要商业银行资产总额为84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63.07%。其中五大国有银行占全国银行资产比重为44.93%，占17家主要商业银行比重为71.47%。17家主要商业银行高度集中银行资源，不仅形成“大而不倒”的发展格局，更为重要的是，加剧了县市一级金融资源供给的缺失。我国主要商业银行高度集中了银行资源，不仅形成“大而不倒”的发展格局，更为重要的是，加剧了我国基层金融服务的缺失。
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以及城市信用社等具有合作性质的地方性金融机构，成立的初衷是立足当地，服务三农经济和中小微企业。然而，这些地方合作性金融机构不是农户自愿入股、具有合作性质的基层金融机构，主要是从上而下设立的，其改革基本上延续了向集体所有、国有靠拢的模式。地方政府成为实际的出资人，县级分支机构基本上成为准分支机构，出现脱农进城发展倾向，背离了其成立时宗旨，基层金融缺乏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二）区域正规金融分布严重不均需要大力培育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在大一统金融体制的演进过程中，国有金融机构主要经历了商业化经营和股份制改造两次大的市场化改革。改革的结果是国有金融机构凭借其分支式组织结构的便利，把金融资源从基层向省市集中，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集中，投向效率相对较高的省市和项目，寻求更多的利益空间和发展空间，却加剧了金融资源省市一级的分布不均。
在银行业，东部地区法人机构占全国比重仅为27%，却集中了60.2%的银行资产，其中广东、北京、上海、山东、浙江和江苏六省市的银行业资产总额占全国比重超过50%。同时，全国17家主要商业银行机构的总部全都分布在东部地区。在保险业，东部地区法人保险数量占全国的比例高达86.4%。在证券业，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以及期货公司的总部设立在东部地区的占比分别为67.6%、97%、69.5%。金融机构总部分布不均为金融资源向东部地区集中提供了便利，东部地区的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股票融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53.2%、76%、67.6%。在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中，48.4%银行资产集中在东部10省市。
在金融政策、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等高度集中在国家层面的背景下，金融资源的过度向东部地区集中，必然导致国家金融政策和调控主要适用于东部发达地区，这从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金融发展权。在我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条件下，这无疑加剧了金融资源的地区分布不均，这不利于面积广大和人口众多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资本的积累与经济增长，很容易导致我国区域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发展出现所谓的李嘉图陷阱。这迫切需要发展自主内生型的、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民营金融机构，弥补正规金融省市分布不均所留下的空白。
（三）省市地方金融调控权、发展权严重缺失限制了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
我国现有分业垂直的金融管理体制是在大一统金融体制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基本上秉承了其高度集中管理的特点。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不仅主导了全国金融立法权、监管权和调控权，还通过其分支式的组织机构对省市县三级金融实施监管。分支式的金融监管模式存在金融监管链过长，不能及时反映基层的金融信息，金融监管滞后、监管弱化和监管真空在所难免。更为严重的是，高度集中的金融管理完全剥夺了省市一级地方金融的调控权、监管权和发展权，难以对贴近基层、贴近社区、贴近民生的民营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的管理。这种金融监管制度安排只是饮鸩止渴的权宜之计，并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策，只能加剧金融供需不平衡矛盾的积累与积攒。
面对众多分散的小微型民营金融机构，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首先坚持了风险控制优先审慎监管原则，限制民营资本作为主发起人设立金融机构。在过去30年金融体制演进过程中，民营金融屡遭取缔、禁止和打压，只能走向地下、转入灰色，然而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整治而不倒，在夹缝中迅速成长和膨胀起来，成为所谓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但同时也留下一定的金融风险，对经济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快速发展，由此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迫切需要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赋予省市一级地主政府金融发展权和管理权，规范和引导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
（四）县域金融高度压抑为民间金融机构发展留下了大量发展空间
我国县域金融体系是强制性外生供给制度变迁的结果，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总部通过行政手段在县城一级成立分支机构，解决了大一统金融体制下县域金融机构严重缺失的状况。这种金融制度一方面为县域信用资金流出提供了便利化，导致县级银行机构的存贷比过于低下，存在严重的信贷配给现象，利率机制也难以发挥价格机制作用，调节金融市场实现供求平衡。另外一方面，全国对金融机构采用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忽视了各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巨大差异，从某种程度剥夺了基层金融发展权、监管权、调控权等方面话语权，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部分保险机构是县域一级主要的金融服务机构，大多只能提供比较单一的和传统的存贷款业务，难以满足民营经济、三农经济多样化的资金需求，不利于经济薄弱领域的资本积累和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
县域金融制度演进必然导致县域金融出现高度压抑，为民间金融留下了大量发展空间，催生了民间借贷、农村合作基金、轮转基金、民间天使基金、私人钱庄等形式多样的民间金融机构。它们以白色、灰色或黑色的身份自由开展各种金融服务，解决农村地区和经济薄弱领域资金不足的困难，但主要采用分散、隐蔽等方式从事经营活动，管理和借贷形式极不规范，留下了一定的风险隐患，地方政府往往成为金融稳定最后处置的直接责任者。
（五）民间金融机构非公开化经营隐藏巨大潜在的金融风险
民间金融作为游离于正规金融体制外的非正规金融，伴随着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重新焕发了蓬勃的生机。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诱导性制度安排，是一种自发的、内生的、贴近市场的金融行为，其活动完全遵循市场运行规则，通过利率机制自动地调节市场供求，真正地体现了金融市场上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原则，是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最直接、最为彻底的领域。上世纪90年代，部分地区民间金融机构扩张过快，出现了一定的金融风险。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基于对金融风险控制的考虑，通过强制性手段关闭、取缔了各种民间金融机构。民间金融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由地上走向地下，由公开走向灰色、黑色领域，成为影子银行。
游离于正规金融体制之外的影子银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快速扩张，融资总规模约为30万亿元左右，略高于五大国有银行贷款总规模。影子银行快速扩张隐藏了潜在的信用危机，2011年8月以来，浙江温州、河南郑州、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先后爆发民间金融危机，最后在地方政府强力介入下才暂时得以稳定。面对民间金融危机，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进一步推动银行业筑好与民间金融之间的防火墙，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审慎开展与民营金融机构的合作。这种重防范、轻合理引导其规范发展的监管理念并没有跳出传统压制、限制民营金融发展的思路。大量的民间资本只能继续以灰色或黑色身份存在，这无疑加大了民间金融运行成本和风险，导致正规金融越压抑，民间金融就越自由快速发展的局面。如果不改革和消除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弹簧门所导致的体制机制障碍，合理地引导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银行、保险、证券等民营金融机构，新一轮民间金融危机还将会爆发，对我国经济金融稳定造成新一轮冲击。
三、我国民营金融机构的主要优势与弱点
民营金融是相对于国有金融而言，但并不是国有金融机构中非国有持股部分，在这里，众多分散的中小股东并不能对国有金融机构经营和管理发挥决策和主导作用。民营金融机构是由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其资本在机构中占据主导或主要控股地位，经营管理行为自主决定，风险自我承担，优势与弱点同样明显的一种原生态金融。
（一）原生态型
民营金融机构主要诞生在正规金融普遍缺乏区域，这些区域的货币化、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实体经济经营规模较小，信用信息分散且流动相对滞后，需要大量小额、分散、流动性较高的金融服务。正规金融机构在这些经济薄弱领域设立分支机构，很难与零星、分散的客户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获得相关信用信息需要支付大量的搜索、整理等方面的成本，不能充分发挥大型正规金融机构规模化经营的比较优势。相比较而言，民营金融机构源于民间原始的、散发着自然浓厚乡土气息的信用融资需求，在其诞生的早期是一个过渡性、转轨性和阶段性的金融制度安排，主要对广大农村地区、农户和中小微企业等薄弱领域、薄弱地区提供服务，体现草根性、基层性和内生性的原生态型信用本质。
（二）机动灵活性
大型金融机构为大型企业大项目提供服务，小型金融机构为小型企业提供服务，这是世界各国金融机构演进过程中自然分工的结果，它是不同规模金融机构具有不同的经营特点和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凭借自身较大的规模优势、较高的管理能力和较强的资金运作能力，能够承受较大经营风险，很容易获得规模报酬，主要对大型企业大型项目提供服务。相比之下，我国目前现有民营金融机构是自发诞生的，所要求的市场准入的门槛相对较低，经营规模较小，所能承受的风险也较小，但具有经营机动灵活的特点，很容易与农户、小微企业建立良好合作关系，提供小额、期限相对较短且流动性较高的信用资金，满足其差异化的融资需求。
（三）无担保性
金融机构是以经营资金为主要对象的特殊企业，对贷款发放有严格限制的标准条件，一般需要借款人提供抵押、质押或保证等担保，为贷款偿还提供保证。大型企业具有较大规模经营优势，很容易满足借款条件，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相比较而言，农户主要分布于农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限制，所拥有的财产价值较低，能够提供的抵押能力有限。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型企业普遍处于创业前期阶段，经营风险较大，所拥有的资产价值较低，没有规范经营的财务信息。正规金融机构基于成本和风险的考虑，只给予农户和中小微企业较少的融资支持，这导致二者主要依赖于民营金融机构提供信用资金支持，这是一种基于信誉、血缘、地缘、友缘的无担保关系型融资。民营金融经营比较灵活，很容易与农户、中小微企业建立相互信任的长期合作关系，提供无抵押担保信用融资，有效解决借贷市场由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信贷配给，弥补大型金融机构所留下金融服务的空白。
（四）市场性
存在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国民间金融屡禁不止的原因是我国经济薄弱领域金融服务普遍缺乏。面对广大小额、分散、流动较高的资金需求，正规金融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难以满足薄弱领域正常的金融服务需求。这种状况主要是我国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体制所造成的，正规金融机构数量有限，提供金融产品单一，存在严重利率管制，导致信贷市场存在严重的信贷配给。相比较而言，民营金融机构是由民间资本自由发起成立的，是一种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性金融机构，特别是灰色与黑色金融机构基本上不存在市场准入限制，它们的信用资金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由使用，以满足不同经济主体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其中利率成为调节资金供给与需求的主要价格机制，基本上体现了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市场原则。民营金融因此成为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最直接、最彻底的领域。
（五）脆弱性
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是同一问题的两面，发展必然伴随着风险的出现。民营金融机构源自于民间自发性内生性的金融服务需求，其快速发展同样滋长了脆弱性，特别是在国家监管部门任其自生自灭的条件下，民营金融机构的脆弱性更加突出明显，这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一方面，大多数民营金融机构服务对象是风险较高的群体，高利贷成为普遍现象，这无疑加大农村地区的生活、生产成本和中小微企业经营成本，同时也加大了贷款收回的风险。伴随着经济周期变化导致经济繁荣与衰退的交替，当经济面临不确定性加大时，容易滋生贷款对象的投机性、庞氏性的融资需求，这导致贷款回收存在较高不确定性。另外一方面，民营金融机构小微型、经营风险较高等特点，在筹资市场上很难与大型金融机构竞争，当面临不确定性经营风险加大时，导致信用资金来源与运用的周期存在严重的不匹配。如果人民银行和大型金融机构不对其提供流动性支持，民营金融机构是难以利用筹资市场解决所面临的流动性困难，这容易导致民营金融机构因流动性不足而出现倒闭，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显然，我国民营金融机构普遍存在脆弱性，是我国金融领域体制机制障碍所造成的，这加大了民间金融正常运行的风险，对经济金融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四、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的理论与实践障碍
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经历了鼓励、禁止取缔、再鼓励的伏起宕跌演进历程，这既有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所造成的制度性障碍，也有我国金融实践方面的困境，这导致我国民营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在夹缝中寻求生存，难以通过阳光化、规范化的经营，逐步成长壮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撑和服务保障。
（一）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理论障碍
建国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在公有制思想的指导下，建立高度集中的大一统金融体制，这种金融体制把民营金融当作异类，完全剥夺了民营金融的基本生存权。改革开放后，伴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过渡，我国对大一统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但这是在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进行渐近式的改革，对民间资本成立金融机构始终持有不确定、不明明朗的态度。每当部分地区出现金融风险的发展态势时，民营金融机构往往成为最后的受害者。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温州地区的民营金融机构获得了蓬勃发展，其灵活的经营模式对正规金融机构经营构成了竞争威胁。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为了维护、保护国有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打压限制，最后被迫关闭、被合并与兼并，逐步走向灰色区域。
在非公经济蓬勃发展并对GDP贡献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下，金融领域由于经营的特殊性，存在更为严重的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思想束缚和理论束缚，严格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民间资本只有走向地下、进入灰色区域继续生存，从而构成了我国独特、奇特的民间金融现象，这在世界各国的金融发展史也实属罕见。
（二）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践障碍
我国金融机构分布主要与五级行政管理体制相匹配，自然形成层层分支式组织结构，这导致上下级之间存在层层委托代理，金融管理信息不对称不可避免，造成金融管理信息滞后，这无疑加大金融运行的成本。特别是县城以及乡镇一级金融发展普遍存在管理不足的现象，这不仅加大了基层金融服务的缺失，也导致基层金融风险加大，难以形成正常的金融危机风险预警机制和防范机制。面对基层金融风险出现时，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往往基于风险、监管成本、监管信息等方面的考虑，首先禁止和取缔基层金融机构特别是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上世纪80-90年代，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就是采用这种方式限制各种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
2006以来，伴随四大国有银行商业化经营和股份制改造，在县域和落后地区留下大量金融服务空白，民营经济、三农经济、中小微企业存在巨大的资金需求缺口，只能求助于民间金融，由此形成的倒逼机制，要求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解决民生领域金融服务缺失的困难。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重新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设立村镇银行、小贷公司、资金互助社等小微型民营金融机构，表面上看民间资本受鼓励进入金融业，但实际上通过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限制民间金融发展。其中，村镇银行要求大型银行机构参与发起设立；小贷公司只贷不存，防止其规模扩张。截至2013年3月31日，全国成立村镇银行共有903家，小贷公司6555家，并且主要分布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对于全国37334个乡镇金融需求无疑于杯水车薪。其中，小微型金融机构贷款规模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仅江苏和浙江两省小贷公司的贷款占全国比重高达31.13%。
2012年，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实施细则，但相关政策的实质性内容并没有突破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体制性障碍，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与弹簧门现象并没有从实质上得以解决。结果，现有民营金融机构只是局限在小贷、村镇银行、担保公司、典当以及私募股权等几类，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租赁等主要金融领域基本上是国有金融机构一统天下，民营资本只能参与入股，而不是由其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这导致金融市场化改革普遍存在困难。
五、加快推动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几点建议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我国要推动实体经济的转型、转轨，就必须以党的十八大报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为指导，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合理规范引导民间资本成立形式多样的民营金融机构，弥补正规金融所留下的金融服务空白，满足不同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才能充分发挥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配置和引导作用，实现城乡、区域一体化的统筹发展。
（一）要从观念上改变金融机构须有国营、国有的经营观念
金融风险的出现与所有制无关，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要逐步打破国有与民营的分别界限，消除所有制认识误区在金融领域的负面影响，统一为金融机构。要打破国有金融机构高度集中垄断的现实状况，合理地引导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民营金融机构，推动地方金融特别是基层金融、县域金融市场化改革，消除其金融高度压抑状态。
（二）破除政策法律方面的体制机制隐性障碍
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作为我国金融业的主要管理者，需要推动放权让利的金融体制改革，降低民营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门槛，特别是要消除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与弹簧门现象，完善金融发展的差异化政策，加快金融管理制度建设，为民营资本主发起设立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机构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
（三）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调整与整合
人民银行要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的职能，履行好法律赋予职能与职权，实施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职能，改变依赖信用资金计划控制进行宏观调控的计划手段，为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留下合法的空间。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等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职能，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金融监管部门，代替目前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部门联系会议，改变目前分业垂直的监管模式，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为民营金融机构发展提供务实有效的政策支持，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
（四）赋予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调控权
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调控权、监管权和发展权，支持地方政府建立地方性金融管理部门，填补地方金融监管缺失，有效地对民营金融机构进行引导和管理，与国家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形成分层有序的金融管理体系，共同推动民营金融机构发展。强化和落实地方人民政府处置金融风险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责任。
（五）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属地管理优势支持民营机构的发展
地方政府部门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整合金融信息资源，实现信用信息共享，推进地方信用体系和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推动建立民营金融机构运行的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对民间融资动态跟踪，确保民营金融机构稳定运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建立民营金融机构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减轻民营金融机构经营负担。合理引导民间资本支持地方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的发展。制订支持和鼓励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拓宽薄弱领域、薄弱地区的融资渠道，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对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补贴。

㈧ 谁能提供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推出《关于积极应对金融危机服务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全文

可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网站。

㈨ 国家对民营企业有哪些金融扶持政策

为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缓解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进一步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2月14日，国务院网站全文刊发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有效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强金融对民企、小微和“三农”的支持力度。 对于民企的支持方面： 《若干意见》提出以实施差别化货币信贷支持政策、加大直接融资支持力度，提高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等多措并举提升对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此外，要求强化融资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着力破解民营企业信息不对称、信用不充分等问题；完善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着力疏通民营企业融资堵点；积极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纾困，着力化解流动性风险并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在实施差别化货币信贷支持政策方面，要求合理调整商业银行宏观审慎评估参数，鼓励金融机构增加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完善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政策。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把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政策覆盖到包括民营银行在内的符合条件的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票据融资支持力度，简化贴现业务流程，提高贴现融资效率，及时办理再贴现。加快出台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支持民营银行和其他地方法人银行等中小银行发展，加快建设与民营中小微企业需求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体系。深化联合授信试点，鼓励银行与民营企业构建中长期银企关系。 在加大直接融资支持力度方面，要求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扩大直接融资。完善股票发行和再融资制度，加快民营企业首发上市和再融资审核进度，结合民营企业合理诉求，研究扩大定向可转债适用范围和发行规模，并促进新三板成为创新型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的重要平台等。 在提高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方面，《若干意见》明确，支持金融机构通过资本市场补充资本，加快商业银行资本补充债券工具创新，支持通过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转股型二级资本债券等创新工具补充资本。从宏观审慎角度对商业银行储备资本等进行逆周期调节。把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服务质量和规模作为中小商业银行发行股票的重要考量因素。研究取消保险资金开展财务性股权投资行业范围限制，规范实施战略性股权投资等。 “抓紧建立‘敢贷、愿贷、能贷’长效机制。”《若干意见》要求，商业银行要推动基层分支机构下沉工作重心，提升服务民营企业的内生动力，完善内部绩效考核机制，建立健全尽职免责机制，提高不良贷款考核容忍度等。有效提高民营企业融资可获得性，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要要在提高民营企业融资可获得性和金融服务水平等方面积极发挥“头雁”作用。还要求商业银行减轻对抵押担保的过度依赖、提高贷款需求响应速度和审批时效，增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可持续性 在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纾困方面，《若干意见》要求加快实施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和证券行业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研究支持民营企业股权融资，鼓励符合条件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发起设立民营企业发展支持基金。支持资管产品、保险资金依法合规通过监管部门认可的私募股权基金等机构，参与化解处置民营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等。 《若干意见》提出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公正、聚焦难点、压实责任、标本兼治”要求对各类所有制经济一视同仁，消除对民营经济的各种隐性壁垒；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重点解决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不敢贷、不愿贷、不能贷”问题；金融管理部门要切实承担监督、指导责任，财政部门要充分发挥财税政策作用并履行好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金融机构要切实履行服务民营企业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持续提升金融服务民营企业质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