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灾害金融服务

（1）（15分）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外需）减少，国内有效需求不足。（2分）为此，国家及时调整部署，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度扩大财政支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适度扩大信贷规模。（2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需求，基本实现了“保增长”的目标。（2分）
宏观调控的积极效果：
①国家对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弥补单纯的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缺陷，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3分）
②国家对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有利于促进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保持物价基本稳定。（2分）
③国家对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有利于优化国民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分）
④国家对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有利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为经济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2分）
⑤国家对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有利于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公平，从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2分）
⑥国家对经济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有利于健全和完善经济风险的防范和化解机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2分）（注：①、②、③点必答，后三点任答一点即可）
（2）（8分）①矛盾具有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解决矛盾的关键。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问题，因而必须采取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解决。（4分）
②事物是变化发展的，要求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在发展变化，只有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才能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4分）
（3）（9分）①邓小平理论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3分）
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拥有坚强有力的领导。（3分）
③科学发展观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现实问题，指明了发展的方式和根本要求，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3分）

4. 重大自然灾害中投资者的心理及行为有没有能与行为金融学挂上钩的现象呢急求啊！！！

只会影响短期走势，对长线的影响很小，对某些板块构成利空，但对一些板块又是利好，比如医药，灾后重建的水泥，基建等等，

5. 地震或者遇到灾难那么信用卡贷款怎么办

嗯，没太弄明白你想问什么，如果人在灾难中挂了，那么他的欠款由继承人偿还，如果没有财产可继承，或者继承人放弃继承权，那么银行会做坏账核销处理。在国内如果发生较大的自然灾害，人民银行和银监会通常会联合下发文件，总体思想是在灾区实施恢复金融服务的特殊政策，其中包括妥善安排好灾害发生前已发放贷款的管理，会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充分考虑到受灾地区群众和企业的实际困难，对灾区不能按时偿还各类贷款的单位和个人，不催收催缴、不罚息，不作不良记录，不影响其继续获得灾区其他救灾信贷支持。

6. 普惠金融灾难人祸引发，诚信何在

今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突袭，打击了中国或甚至说全球经济状况，这个疫情对于世界各国经济，尤其是对于总体供需、生产业链上下游供给、企业现金流动、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冲击十分严重，疫情下的国内经济也受到国际的影响,很多人失业开始投资金融希望能获得收益，疫情肆虐下的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更甚于以往的金融事件，让群众进入一轮恐慌，为了阻止爆发金融信贷风险，各地政府紧急应变措施进行调整。普惠金融就是从通过金融服务实现对生活的改善，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可以获得金融服务，促进金融市场诚信健康发展，并实现大家共同富裕。

7. 求2010年以来世界重大事件(灾难,政治,金融...)汇总

你要的是时政热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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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成都银行的震灾记实

义不容辞
时间定格在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一场特大地震灾害在四川汶川发生，地震沿汶川、北川、青川一线地震带延伸，距震中汶川不到100公里的成都市震感非常强烈，强烈的震动持续了3分钟。然而，就是这短短的3分钟，让多少山川撕裂，让无数骨肉分离；就在这短短的3分钟，正在坚守岗位的成都银行员工，表现出的却是临危不惧，沉着应对，全力保护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安全！
成都银行都江堰支行柜员路思雨在地震发生后，仍然坚持快速锁好现金、公章等物品，方才撤出营业室，刚一撤离房屋立即垮塌；
彭州支行主持工作的副行长张炳杰在自身摔伤的情况下，带领支行员工不顾余震威胁，仍然返回支行保障银行财产安全；
安全保卫部全体保卫人员不畏个人安危，在地震发生时和抗震期间始终24小时坚守岗位，一直未撤离总部大楼，保卫了总部大楼财产安全；信息技术部员工地震期间24小时值守位于总部8楼的中心机房，确保全行金融机具的顺利运行；
让人感动的瞬间还有许多，3分钟时间的生死较量，将成都银行人在灾难面前的临危不乱表现得淋漓尽致。
地震发生后，成都银行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置预案，成立了以党委书记、董事长毛志刚为组长，王晖行长、杨永严监事长为副组长，其他行领导为成员的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并在总部大楼二楼设立临时应急指挥中心。同时，行领导班子带头执行24小时值班制，这为整个抗震救灾工作顺利开展，特别是短时间内全面恢复正常营业起到了很好的组织保证作用。
他们深知，作为地方金融机构，迅速恢复正常营业，提供及时金融服务就是对灾区抗震救灾的最大支持。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命令！
为此，成都银行千方百计力争最短时间恢复正常营业。除了启动对各受损网点进行建筑质量检测和紧急加固维修、检测自助银行机具，还抓紧抢修计算机线路和设备以保证生产系统的安全运行。
将银行开进灾区，除了给受灾群众带去方便，提供金融服务，更让他们心里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在把流动银行开进灾区的同时，成都银行认真贯彻落实人民银行、银监局等有关抗震救灾恢复重建文件和会议精神，坚决贯彻执行“四不”政策，及时为政府、企业和居民提供急需的金融信贷服务，在政策上给予灾区企业和群众最宽松的环境和最及时的服务。
对已进行额度授信的企业，可以超过原授信额度，作为单笔贷款进行审批，待重新进行额度授信时再一并纳入；建立“信贷审批绿色通道”，对有关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授信业务，给予特事特办、优先审批。凡涉及企业灾后恢复生产性贷款、灾区基础设施建设、灾区安置房建设、财政救灾支付的资金需求等均纳入绿色通道，简化环节，提高效率；
对重灾区不能按时偿还各类贷款的企业，在不影响各类法律时效的前提下，暂不催收催缴、暂不罚息、暂不作不良记录，不影响其继续获得灾区其他救灾信贷支持；对经营正常、信用良好，仅因灾害造成偿债能力下降的，原则上信用等级暂不降低，满足展期条件的予以展期；
对因受灾而不能按时还款的企业，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将通过调整还款期限、还款方式等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化解信贷风险；对受损严重，信贷资产安全已受严重威胁的项目和客户，逐户研究对策，通过债务重组、强化担保等措施降低风险。
这一条条政策，银行都把对灾区企业、群众的利益和方便放在了自身利益之前，展现了其深厚的社会责任感。成都银行在成都发展多年，一直被老百姓看作“成都人自己的银行”。而在地震之后人们感觉到，成都银行并不仅仅是成都人的，更是四川人的、中国人的银行。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浩劫面前，成都银行的干部员工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和无畏。一些员工不顾自身安危积极救助被困同事，一些员工临危不惧、坚守岗位，全力维护银行利益，还有一些员工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以献血、捐款、捐物等多种方式表达对灾区群众的爱心。
境内外投资机构———马来西亚丰隆银行和中国渤海产业基金分别向灾区捐款10万美元和10万人民币。全行员工个人共捐款130余万元，人均捐款500元，党员人均捐款1100元。此外，为绵阳市商业银行捐款60万元帮助其恢复重建；向崇州市鸡冠山乡九年制义务制小学捐赠205套学生桌椅及文具用品、电热毯等生活用品；为彭州市通济镇灾区板房安置点种植巨桉树苗300余株，为灾区人民的新家植树添绿。
抗震救灾中的突出表现让成都银行荣获多项集体和个人表彰奖励，成都银行被评选为“成都市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多名员工荣获成都市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成都市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等光荣称号。
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在企业自身同样受到影响的危难时刻，更显弥足珍贵。
抗震救灾的时间并不算长，面对被地震损毁的家园，灾后重建将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作为本地的金融机构，成都银行倾尽全力，突出信贷的重要作用，支持灾后重建。
在支持企业灾后恢复生产方面，成都银行将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三农”等作为信贷支持的重点，加强与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联系沟通与配合，带着主动服务意识深入企业调查了解客户受灾情况、遭受的损失，以及企业灾后重建的金融需求。在符合相关政策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优先支持受灾企业的重建资金需求，并通过“绿色通道”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帮助企业尽快恢复生产。灾后，成都银行陆续支持了一批重点企业，如徽记食品、交通油料、丰丰鸭业、联邦制药、合信药业等，截至2009年4月末，成都银行灾后重建贷款余额达到21.52亿元，其中执行下浮利率的贷款余额12.81亿元，占灾后重建贷款的59.53%；执行基准利率的贷款余额6.63亿元，占灾后重建贷款的30.81%。
同时，作为地方金融机构，从灾后重建工作开展伊始，成都银行就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其中，通过各种途径对住房重建工作予以信贷支持。
一方面，成都银行积极发放财政补助资金搭桥贷款，向彭州、都江堰、大邑、崇州、邛崃、金堂六地发放20亿元财政承担的重灾区损房农户住房重建补助资金搭桥贷款，已发放该项资金共计12.3亿元。
另一方面，成都银行为成都市受灾农户提供直接的信贷资金支持。为支持灾区农户原址重建，帮助他们尽快解决住房和农家乐经营用房被破坏，自建资金紧缺问题，该行开展农户灾后重建住房个人经营性贷款业务，将为都江堰市灌口镇灵岩村九组44户有重建需求的农民提供了总额为600万元的贷款。此外，成都银行还在双流、邛崃支行，分别开办了集体土地房屋抵押贷款业务和农民旅游新村灾后重建经营性贷款业务。截至2009年4月末，已发放6笔集体土地房屋抵押贷款31万元，发放8笔农民旅游新村灾后重建经营性贷款160万元。
对灾区个人贷款，成都银行也提供了多项优惠政策。对因地震造成还款困难的客户，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了贷款展期；对于因灾情影响造成的贷款违约，违约记录暂不向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报送。对受灾地区原址重建住房、自主维修加固的城镇居民，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执行。
今天，成都银行支持灾后重建的步伐仍在加速运行：2月，成都银行又向双流县现代服务业社会事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投放了6000万元贷款，帮助该县受灾学校尽快恢复正常教学。同月，又新增个人工程机械贷款额度2亿元，支持灾区工程建设工作。 1、用途多样 ：涵盖多种消费用途，满足您多种贷款需求。
2、担保多样 ：包括抵押、质押、保证、组合等，供您灵活选择。
3、期限较长： 最长期限可达5年，充分减轻您的短期还款压力。
4、方便省钱： 可选择一次授信、循环使用、随借随还、方便省钱。 1.具有合法有效身份证明，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信用记录良好，具有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
3.具有经办行所在地户籍或其他有效居住证明，有本地固定住所；
4.能提供我行认可的消费用途证明资料；
5.经办行规定的其他条件。 1.申请人及配偶的身份证件、户口簿、婚姻证明原件；
2.申请人及配偶的收入证明材料；
3.本地居住证明材料；
4.消费用途证明材料；
5.担保证明材料；
6.我行要求的其他资料。

9. 关于自然灾害防治方面的财政支出理论

楼主:搜集一篇关于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的财政思考: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包括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洪涝风暴潮灾害等水文灾害、病虫害和鼠害等生物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历史长、危害范围广、爆发率高，且具有季节性、阶段性、持续性、周期性、交替性和群发性等特征，也是损失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四川汶川“5·12”特大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痛定思痛，最近一个时期特大灾害频发的背后，留给人们太多的思索。本文仅从财政视角做点粗浅思考。
一、亟须改善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合理构建自然灾害财政投入机制

当人们惊愕于汶川特大地震之后，一个本能的反应可能是问责——为什么这样大的自然灾害没有预报？专家解释：地震的短期预报是世界性难题。后来发现，这次地震伤亡，大部分因学校、医院、政府部门等公共建筑设施倒塌所致。可以这样设问，假如公益性基础设施抗震设计能力再强一些的话，假如城市布局和工厂布局远离地震断裂带的话，假如人们的地震预防知识再多一些的话，那么伤亡和损失可能会大大减少。从表面看相关部门有失职之处，但从深层次思考，则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城乡“二元”财政供给模式差异长期作用的结果。

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国防、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天气预报、地震预报等属于纯公共产品的范畴，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不能由私人必须由政府来提供。建国以来，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战略，选择了一条重视城市忽视农村、重视市民轻视农民、重视工业牺牲农业的路径，改革开放以来又出现了重视经济忽视社会、重视增长轻视保护的倾向，于是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二元”的矛盾。在此过程中，国家财政直至1998年以前都属于典型的生产建设型财政，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出现了“失灵”，公共产品和服务出现了不足和短缺——“上学难、看病难、看病贵、住房难”。同城市相比，乡村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显得更为捉襟见肘。研究表明，占全国人口近60％的农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农村中小学享受到的国家中学教育经费仅占38％，城乡社保覆盖率之比高达22∶1.2006年，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分别为11759．5元和3587元，而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8和43.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只能是低标准、低水平和不充足的，此次汶川特大灾害的“惩罚”暴露出其中的“软肋”。

为此建议：一是加快构建“一元化”财政制度。改变长期以来城乡分治的“二元”格局，统一城乡财政，让公共财政阳光照耀农村。在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逐步实行城乡“一体化”供给，统筹城乡居民公共品成本分摊制度和收益共享制度。二是形成自然灾害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合理构建预警、防治、救助三位一体财政投入模式，克服轻预防重捐助的被动模式，坚持主动出击、防患于未然。三是根据辖区收益原则，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责。全国性或区域性灾害以中央财政为主、地方财政为辅，地方性灾害以地方财政为主、中央财政为辅，自然灾害的预防支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

二、慈善事业要走出命令动员模式，健全鼓励捐助的税收制度

此次汶川特大自然灾害，牵动着国人的心，各种形式的捐助活动在政府、企业、学校、社区等不同层面展开。轰轰烈烈的捐助行动背后，依然惯用计划经济时期“号召式”、“口号式”手段，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按照职务高低、经济规模大小规定着捐助标准。这种构建在非规范、被动式基础上的慈善事业，常常是在灾难事件发生时才有公益行为，必然是缺乏计划性、统筹性、前瞻性。

诚然，造成我国慈善事业不温不火的原因可以列举很多，但相关税收制度设置上的缺陷亟须引起重视。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为防止富人过分聚集财富，往往运用遗产税的手段加以限制。作为“富人税”，该税种在均衡贫富、缓解分配不公、鼓励勤劳致富、引导公益捐赠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功效，备受各国推崇采用，当今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遗产税。在美国，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为50％。在日本，遗产继承最多只能传至三代，高额税收限制了不劳而获者。在发达国家，甚至还出现了有遗产继承权却无力承担遗产税的“怪现象”。当今，欧美许多国家对所有的慈善捐助给予免税待遇。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政务院曾在1950年1月颁布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中列有遗产税内容，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开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奇迹，2007年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四位，城乡居民告别了短缺，积累了一定的财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初见成效，培育了一大批中产阶级，产生了一部分高收入者。“仓廪实而知礼节”，社会财富的增加为开征遗产税提供了前提和可能——“税源”的客观存在。同时，当人均收入进入1000美元—3000美元的社会转型期，也将带来剧烈的社会动荡，出现两极分化，步入了“矛盾凸现期”，这为实施税收政策手段的再调节——开征遗产税提供了现实必要性。

为此，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被动”捐助为“主动”捐助、“要我”捐助为“我要”捐助，为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和源泉。

三、兄弟式互助符合中国国情，从制度上完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转移支付的制度设计通常采用自上而下的纵向模式，这种“罗宾逊”式转移支付，简单易行，作用直接，往往受到青睐。更上一级政府凭借其政治权威，便可轻而易举地向下集中财力，完成财力和资金在各级政府间无偿转移。由于纵向转移支付能够较好地体现上级政府的施政意图，各国纷纷采用。我国也不例外，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总量一路攀升。1995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总量仅为2532．9亿元，到2006年猛增至13589．4亿元，年均增长16．5％，其中绝大部分用于中西部地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财力分布不均的矛盾。

此次汶川地震，得到了各地的慷慨捐赠。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另一方面，也透视出构建区域间横向转移支付的可能。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受资源禀赋等多因素的制约，地区差异巨大。要很好地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单靠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极易引起发达地区的“不满”，而且过分地“杀富济贫”、追求公平也会造成效率的损失。近些年来，国家陆续启动了东部发达地区对口支援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援助行动，收到了一定成效。虽然谈不上严格意义的横向转移支付，但达到了先富帮后富的目的。
为此，建议国家出台相关法律，规范相关制度，积极开展试点，在新一轮财政管理体制调整中适度运用，以弥补现行纵向转移支付的相对不足，实现区域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

四、强化捐赠资金监管，整合各类捐赠资源

此次汶川地震，来自社会各界的直接捐助超过百亿元，加上日后重建的资助，算得上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一次爱心行动。如此庞大的资金量，如果疏于管理，非但会降低资金使用效益，也会辜负捐赠者的期望。巨额的救灾资金如同灾民的救命钱。无论是官方、专业组织还是民间行为的捐助，都应纳入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管范畴。

一是从严控制借机敛财行为的发生，特别要加大对中介组织、网络媒体捐助的监管力度，规范捐助主体、捐助行为，逐步消除捐助过程监控的盲点，严肃查处发“国难财”事件。

二是全过程监控捐助资金的使用管理，研究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办法和使用程序。创新监管模式，前移管理过程，实现由传统的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监督转变，坚持专项监督与日常监督、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并重，严肃查处贪污、挪用、寻租等违法违纪行为。

三是统筹使用各类捐助资金，防止“条条化”、“部门利益化”，禁止“撒芝麻盐”、“分小钱”，杜绝“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切实整合各类资源，尽快实现灾区重建。

四是严格追踪问效，通过构建简单易行的考评体系，引入中介评价平台，及时、透明地向社会各界反馈捐助资金使用绩效。

五、灾后恢复重建要注重制度创新，构建多元筹资机制

据有关方面初步测算，汶川地震的直接损失高达1000多亿元，灾后的重建也将是一组天文数字。鉴于这场自然灾害具有突发性、连续性、广泛性等特征，属于“市场失灵”的范畴，要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政府投入。虽然去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规模达5万多亿元，四川省的财政支出规模为1700多亿元，但同满足13多亿人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需要”相比，财政资金依然十分短缺，灾后重建单纯靠中央政府、四川财政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所以，要注重制度创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避免政府过分包揽，充分调动“政府”、“市场”、“灾民”三方面积极性，多方筹措重建资金。一是加快推进灾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通过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临时救助制度等，确保特困受灾群体得以妥善安置。二是运用财政担保、贴息、以奖代补和必要的税费减免等政策工具，引导灾民、企业、民间机构支持灾区重建。三是重新评估震区重建的地质结构、环境承载能力和管理成本，积极探索开发式、移民式等安置新模式，避免步入“建设—破坏—再建设—再破坏”的恶性循环，最大限度地节约社会资源。四是加强灾区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通过特别优惠贷款、农业保险等鼓励灾区恢复重建。同时，积极探索地震险的试点。五是发行汶川地区地震重建债券，运用市场化手段，多方筹措建设资金。

六、乡村组织不宜弱化，保障其行使职责的财力基础

此次汶川特大自然灾害，在整个救助过程中乡村组织、乡村干部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无奈的背后，也在一定层面上暴露出乡村治理的部分危机。

从本质上看，乡村组织弱化是个财政问题。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开，以1984年撤社建乡为标志，完成了历史使命。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通过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将农民组织起来，国家与人民公社打交道。人民公社解体后，国家不得不通过乡村组织与农户打交道。在经历了短暂繁荣之后，随着1990年前后“三农”问题的出现，乡村组织一直备受非议，乡村干部在一定程度上背上恶名，成为乡村“麻烦”的制造者。研究机构和决策层面一直在乡镇机构存废问题上做文章、搞试验。在压力型财政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双重作用下，更上一级政府通过集中财权、下放事权，不断弱化乡村财力基础，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改革之后，乡镇财政更是有名无实。一级政府丧失了财政基础，就步入了无财行政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干部同样做出了理性选择——“不作为”。原有以“三提五统”和农业税（特产税）为维系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也逐渐转化为依赖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单一模式。原来乡村组织同农民的这些天然联系，由此也就中断了，由相对均衡演变为非均衡。

中国属于单一制国家，不同于西方的联邦制，长期的“大一统”文化熏陶，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寄希望通过农民自治实现乡村事务的自我管理，尚不具备条件，“自上而下”治理仍然是中国特色。“上有千条线，下有一根针”。乡村作为中国现行五级政权的末梢，对上连接着四级政府，对下是七八亿农民，是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重要载体。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条件下，乡村一级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为此，一是审慎推行弱化乡村治理的各项改革。二是赋予乡镇一级政府完整的政权、财权、事权、产权。三是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税制。四是加大直接面向乡镇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祝您愉快.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