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

Ⅰ 总有人说房价上涨基本到头了，现在还能投资房产吗

安家融媒想说，当大家都看到三四线城市还有希望时，那就意味着上涨已经到头了。最后我想说，今后看市场不能全盘否定或肯定，要因城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城市的人口流入不同，资源分配不同，也决定了这里有没有未来。而一二线城市虽然在调控压力下，房价短暂回落或稳定，但并不妨碍其长期被看到的未来价值。

所以，对于购房者，安家融媒的建议是，过去那些并不是急需住房仅仅是因为炒房者带给你的恐慌让你出手的最好还是谨慎为好，随着政策的成熟，越来越没必要瞎着急。不要以为三四线城市的疯狂会成为常态，经济日报指出，如果不能有效地引导楼市预期，提前做好调控工作，就很可能会走上一二线城市此前房价大幅上涨后被动调控的老路。

Ⅱ 90年代1万元钱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按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信主任钟伟的计算方法——比较不同年代居民的平均存款数，取其倍数。90年我国人均存款数是800元，2018年是5万，就是2018年是1990年的62.5倍。62.5x10000=625000！！！这个算法是最良心的算法！
有人说要考虑CPI指数和通胀率——我说这是看起来最科学，但其实最不良心的算法！因为我们国家的官方报出来的通胀指数它永远是个迷！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中国大量的资本都滚动在房地产市场里！！！如果把这些资本释放出来，中国的通胀率实际上要翻番的往上窜！！！这就是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可怕之处！这里的钱一旦跑出来，RMB立马变日元！！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我国官方通胀率总是不超过3%，而老百姓明显觉得不可能这么低！我们家门口每天法拉利、保时捷满地窜，可见有些阶级的钱多到什么地步！钱“毛”到了什么地步！

Ⅲ 谁能介绍一下最近中国20年经济繁荣和衰退期的具体情况，希望能详细点

南方周末：中国怎样保持未来20年经济繁荣？

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 主任)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GDP年均增长达到9.5%，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个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中国已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经济大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344元增加到2000年的6280元，提高了17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00年的2253元，增加了16倍。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充溢着积极向上的气氛，政府则励精图治，执政者乐意以民心为己心，其出台的政策，从农业的责任制到乡镇企业的星火燎原，莫不从善如流。

中国今后20年会如何？人们充满着乐观情绪。中国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认为，美国“能长期维持3％的增长速度已经是相当不错，而中国经济则可以再维持30年左右的8％-10％的快速增长。如此下去，21世纪中叶前，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

深化改革任重道运

中国真的可以在21世纪初期或至迟到中叶重新回到鼎盛的巅峰吗？且慢！以上的推算隐含着中国享有持久的繁荣的假设。

中国为什么享有了20年的繁荣？在于我们深化自身改革的勇气。中国社会经历了三次巨大的阵痛。

第一次阵痛是在1978年，典型标志是埋葬“两个凡是”和“翻两番”的出台，我们悄悄拉开了告别“个人崇拜”的序幕。

第二次阵痛是在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得我们“不争论”地告别了“计划崇拜”。

第三次阵痛是在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等举措使得我们在不言而喻中挥别“所有制崇拜”。我们渐行渐远，但繁荣背后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也在浮现。中国已经走过的20年，是以“翻两番”和“不争论”为基调的渐进改革，这样的纲领已经延续了20年。

中国能否期待另一个20年的繁荣？

问题是，20年来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迁，中国需要新思维，一个能够保证繁荣不弃中国而去的总体性思维，中国繁荣背后的种种不稳定因素。正在悄然浮现。未来20年，已不可能简单地沿用翻番之类的“民生”目标，“民生”的成果，需要重申和落实宪法精神。但毕竟我们所列举的中国经济规模未来发展的不同结论，不应影响我们对中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的清醒认识，从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人均GDP来看，中国仍处于非常低的水平。1999年中国人均GDP仅为780美元，排在世界第140泣，是美国的2.5％。中国经济仅仅是刚刚摆脱贫困，其未来之路任重道远。中国是一个奇妙的混合体，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大都市的繁华，而没有看到包裹在薄薄的现代化外壳之内的种种不和谐，那么就会产生误读。中国已经不可能回去了，但未来中国20年向何处去？这种景象，几乎像《挪威森林》的结尾那样印痕深刻：你现在在哪里？我现在在哪里？

保障产权为什么重要

我们认为，未来20年，中国需要超越翻两番这样的民生目标，民生的不断改善必然到民权。一言以蔽之，就是未来20年的中国，必须确立一个战略中心，即政府以追求充分就业为中心；而战略手段则是两个基本点：一曰保障公民的产权；二曰保障公民的教育权。

为什么必须以充分就业为中心？

中国未来15-20年，宏观经济始终运行在强大的就业压力面前，当然，创造就业必然需要以经济增长为基础。但之所以需要抛弃经济增长是七还是八的脆弱心态。恰恰在于如果政府单纯地以增长为自标，那么就会出现为保增长涸泽而渔、损害企业和民众利益的现象。只有以追求充分就业为目标，才能消除最为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何为数亿人提供赖以生存的饭碗？这将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但却必须完成的任务。

为什么必须保障产权？保障产权其实就在于保障民权。

我们可以从社会阶层来分析，工人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收入的，国有企业有几十年工龄的老工人之所以能够忍受长期的低工资，就在于相信衰老之后，有养老、医疗、住房等种种保障，或者说国有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契约是不言自明的，微薄的工资仅仅是可支配部分，而种种保障则是不可支配部分，但减人增效之类的做法却将此部分不可支配收入贱价收购了。

农民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收入的，各类“不合理负担收费”及收取者都在各自冠冕堂皇理由的掩护下随意对农民收入进行再分配。

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领导人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收入的，说不清楚的职务消费从来就没有被严格地界定到其收入之中。

我们也可以从经济类型来分析。以私营企业为例，中国私营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零起点开始，在传统体制的缝隙中和远离主流社会的沉寂中顽强地生长起来。目前中国经济已形成了国有、三资和私营经济三足鼎立的态势。私营经济产值过万亿，私营企业吸收了近年来下岗工人中的一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和社会稳定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但私有产权的合法性是否已经厘清了呢？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提出“私营经济”的概念，确认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私营经济取得合法地位；1997 年党的“十五大”将非公有经济由补充地位提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追根溯源，公有产权是神圣的，私有产权是否是不可侵犯的尚未明示。

今后20年，如果我们认为对非国有企业和个人的产权可以置之不理，那么追溯产权的合法性，只能是国有的了，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在默许或纵容政府拥有并支配一切社会财富！因此，不保障产权，中国就不存在拥有权和义务的公民，而只能存在“草民”和“臣民”；不保障产权，中国就不存在政府改革的压力和动力，而只会使得国有经济继续依附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之上。

中国的经济立法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长足进展，民法、刑法、公司法、专利制度等方面都逐渐恢复到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过程使中国政府作出可信承诺。WTO规则要求非歧视、司法独立、第三者仲裁、游戏规则透明、稳定、公平、可信。今后20年，我们如何保障产权？恐怕需要重申宪法的尊严，重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除了立法和司法部门以外，各部委以法规自我授权自我膨胀必须废止，各种红头文件超越法律的亦必须废止。而《物权法》、《民法典》等则不能一拖再拖。

为什么必须保障教育权

基础教育投入不足，是导致农村日渐贫困、失业日甚一日的根源，甚至是中国始终不能成为强国的根源。高素质的国民队伍，对中国经济而言，绝对是极其昂贵的财富。

人们总是惊讶德国、日本在“二战”后经济能够迅速得以恢复，却忽视了战争虽然摧垮了他们的物质财富，但高素质的国民仍在这一事实！中国这样的大国，要让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一年，恐怕需要耗费2.5万亿元，要让国民整体达到高中毕业的水平，按目前的教育投入，恐怕至少需要25年！

早在1987年中国就制定了义务教育法，在1995年又出台教育法，令人困惑的是至今教育经费仍然严重入不敷出。对于一个人均GDP仍然停留在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教育经费的投入无疑应该集中在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这也是韩国、新加坡等国人力资源水准得以急剧提高的原因。

我们的测算表明，在中小学和幼儿园，不是由国家财政拨付的经费比重分别为69％、76％、60％。从教育经费的投入方面来看，的确呈现出某种重视中小学教育的倾向，但从小学到高等教育累计这600多亿的资金缺口仍然显而易见。目前普通中学在校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为1400元；小学生人均经费约为660元；幼儿园人均经费约为166元。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的农村地区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基层教育经费仍然缺乏可靠的来源渠道，结果县乡以下不得不通过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来补充教育经费的不足。估计目前农业税费中，约有一半行使青“教育经费”的职能。

目前90％的农村家庭年人均大宗消费支出在500元以下，九年义务教育收费的无节制膨胀，可能越来越严重地剥夺贫困家庭受教育的权利。人们不能不问：义务教育到底是不是仅仅为做家长的义务？政府的义务体现在哪里？是否应该给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以更大的关注？

今后20年，我们如何保障教育权？“教育兴国”必先“国兴教育”，出路有两条。

一是实事求是，依据贫困线划定实施真正免费的义务教育地域范围，把九年制义务教育切实普及起来。九年义务教育由中央全额承担，高中阶段教育由地方承担。建议由中央财政从中央、省、币、县各级企业收取的增值税中，按照不同比例依次返还所在县，全额上交的消费税也依照上述比例返还上交县，用于补偿九年义务教育经费的缺口；或者由中央财政每年拿出相当资金，按西部省区全额补差、中部省区易额补差、东部省区少额补差的原则增加财政转移支付，作为九年义务教育专项开支。二是能不能发行一些教育国债，所筹措资金全部注入农村基础和职业教育？脱离了保障公民的教育权谈论解决失业问题、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实在无异于缘木求鱼。

建立社会救济体系 急民所急

在实施追求充分就业战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对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持更为慎重的态度。为了缓冲严峻的就业压力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目前政府使用“两个确保”和“三条保障线”。

所谓“两个确保”，一是要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二是要确保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至于“三条保障线”，则是指对下岗者提供“基本生活费”，对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金”，以及对失业两年以上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金”。这样的社会保障体系，注定了主要是覆盖城市而非农村，几乎势必导致城乡之间高墙更高。

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中国迫切需要的，是划定清晰的贫困线，普遍照顾到全社会孤寡老弱病残的社会救济体系。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中国恐怕也支付不起一个官营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社会救济体系的资金能用好、用善、用到急困难群体所急的地方，那么未来20年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就在先形中消弥了不少。

来源：《南方周末》 2002年8月29日

Ⅳ 人民币该不该升值

通过对放弃金本位制以来所实行的历次主要货币升值的考察，我们发现货币升值的主要目标是反通货膨胀，而且货币升值只是用于反对特定类型的通货膨胀压力，特别是反对主要由于外国资本源源而来所引起的进口型通货膨胀的斗争手段。货币升值通过对物价上涨的抑制成为反通货膨胀的手段。货币升值对物价上涨的抑制作用体现在：一方面，进口物价的下降，会带动国内物价的下降。尤其是进口原料的价格下降，因此利用这类原料制成的产品，其生产成本也在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外币流入产生的过剩流动资产会流向海外。第三方面，可以促使产业结构的调整并进而提高效率，这对抑制物价上涨也有好处。为了控制物价水平的上升，就有必要将资源向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的部门转移，由于平价升值后，进口商品变得便宜，就会引起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的劳动力向劳动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货币升值使进口受到鼓励，出口减少，结果，本国市场上供给越来越多，本国商品和进口商品之间的竞争激烈，从而减轻了对物价的压力。

能够导致货币升值的情况有两类：行情性不平衡和结构性不平衡。前者是由通货膨胀率的差异、进口型通货膨胀和投机性资本流动造成的；后者是由于竞争力持续不断地相对提高造成的。如果生产率的提高不被物价上涨所抵消，强大的生产率就会通过实现盈余对国际收支产生影响。竞争力不断提高，给贸易伙伴造成了问题。高生产率国家的货币定值偏低，其他国家的货币的定值偏高，盈余不断积累，而且在贸易伙伴拒绝定期实行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出口国不得不实行货币升值。德国货币就是在该情况下升值的。
二战以来，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货币升值发生在日本和德国。我试图通过对这两个国家的货币升值背景的考察，反观我国的人民币目前所处的状况，即人民币升值的时机是否成熟。
人民币有升值的必要吗？
2002年末以来，日本官方及公众媒体又提出一种“中国威胁论”的新说法，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
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2003年1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或许巧合或许有意，几乎同一时间的2002年12月2日，美国《商业周刊》放言：“中国的通货紧缩正在危及全球经济。”随后不久，路透社援引美国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言论称，美国政府希望努力说服中国将人民币升值。
日本《读卖新闻》2003年7月8日报道，在7月6日闭幕的亚欧财长会议上，欧洲各国相继提出了人民币升值的要求；日本也指出，人民币比值低是出现国际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在美国，廉价的中国产品使国内制造业感到了压力，导致产业界产生了危机感。为此，美国政府内部开始出现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2002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中国连续3年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赤字国。对此，美国最大的制造业者团体全国制造商协会认为，中国外汇储备增加是因为中国政府把人民币比价控制在低水平上，并多次干预市场所致。
1.国外指责人民币应该升值的“依据”何在？
一是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那么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是如何形成的？2002年，中国外汇储备超过3000亿美元。但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此信号传达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是虚增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目前强制结售汇制度的产物。1995年之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分为政府、企业和民间三块。而在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后，企业不得持有超过外汇账户上限的外汇，银行不得持有超过外汇结算周转头寸上限的外汇，甚至连外国直接投资也必须由央行通过人民币的外汇占款发行的方式全部吃进，本应并存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块“蓄水池”的储备，基本都注入到了官方储备。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全球资本为了在中国获得可观的收益，大量流人中国，这也是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那么它又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出口竞争力强劲并非由于人民币币值过低所致，而主要是由贸易领域的改革、有活力的私人公司的出现、丰富的劳动力及海外企业的生产环节的外购引起的。不容忽视的原因还有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工厂，其生产成本只有美国生产成本的1／35和中国台湾生产成本的1／10.就拿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出现的原因来说，最大原因是那些对美国出口的公司如今都迁往中国生产。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马克—诺兰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1997年中国对美出口贸易顺差中的75％是这种“迁移效应”产生的结果。这种状况在玩具和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尤为突出。此外，向美国出口的许多比较先进的产品仅仅是在中国装配而成的。例如，200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132亿美元有“中国制造”的电脑配件，在4年中增长了78亿美元。然而，这些配件中的一些先进的部件是从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和美国进口的。工厂迁移效应和出口品加工往往扭曲了中国对美国公司和就业构成的竞争威胁。正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对美贸易中大规模顺差的出现并非因为中国封闭市场，而主要是因为中国已成为一个主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生产基地。报告还指出，大多数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并未代替美国国内产品，而是代替了从其他亚洲国家进口的产品；日本贸易振兴会的调查也显示，日本进驻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中的51％的企业将其70％以上的产品出口。通常日本企业会向中国出口原料，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在当地生产并将产品出口到日本。
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更是通过有说服力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的出口动力更多地来自西方跨国公司有意识的外购策略，而不是中国本地公司的迅速发展。中国日益强大的出口机器上到处都有美国、欧洲和日本流下的印迹。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一直如此。从1994年到2003年年中，中国的出口额增长了两倍，从1210亿美元上升到3654亿美元。而“外企”——全球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以及中国与工业国家公司合伙开办的合资企业——在这个累计增长额中占了整整65％。这恐怕不能证明中国在从其他国家手里抢夺市场份额。应该说，这是工业国家的高成本生产商在竞争中求生存的副产品。
三是人民币币值过低影响世界经济，并向世界输出了通货紧缩。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目前的日本舆论显然夸大了中国目前的产业基础及国际竞争力。先看钢铁，2002年中国的钢铁业面临的现实形势是，为了应对美国“201条款”和外部倾销不得不对进口产品加征“反倾销特别关税”。这显然意味着，中国钢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相比尚相差甚远。再看汽车，虽然2002年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量和销量都实现了36％的年增长速度，但总规模也才不过310万辆左右，同年美国在不景气状态下的汽车销量仍达1100万辆，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6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车产量约为5400万辆，中国产量所占比重不过5.74％。事实是，目前中国的产业基础与日本相比，别说1985年“广场协议”时的水平，连1971年日元第一次升值时的水平也尚未达到。
美国密歇根大学企业策略和国际商业问题教授琳达—利姆在《中国是在吃掉别人的午餐，还是在给它加量？》一文中认为，中国的GDP占世界总值的4％还不到，即便不存在大批劳动力未充分就业的问题和国内储蓄居高不下的现象，中国的经济规模也远不足以对其他国家产生什么影响。以贸易为例，根据WTO的计算，中国2001年的商品出口额占世界总值不足4.3％，加上香港的出口，这一比例增至4.6％。这低于东盟10国的5.3％，而东盟的总人口只相当于中国的40％，GDP相当于中国的一半。日本仍是亚洲最大的出口国，占世界出口总额的6.6％；出口在日本GDP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0％，而在中国这一比例接近25％。在美国进口的商品中，中国产品的份额较高，约占总进口商品的9.3％，在这方面，中国仍不及欧盟（占美国进口额的19.2％）、加拿大（占18.7％）、墨西哥（占11.3％）和日本（占11％）。中国是日本一个重要的进口国，占日本进口额的16.6％，美国产品则占日本进口额的18.3％，欧盟占12.8％。2001年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美国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商品的数量增长了2.5％，可是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东盟的进口分别下降了13.2％、18％、15.7％和13.6％。但是美国从其他亚洲国家减少的250亿美元进口远远高于从中国增加的25亿美元进口，这表明由于美国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再加上因投资减少和技术行业持续的不景气而削减了进口的高科技零部件和设备的数量，美国商品的进口数量总体下降了6.2％。中国的出口产品没有受到这种下降的影响，因为它们品种繁多，而且更以消费者为导向而不是以技术为导向。中国不仅没有阻碍其亚洲邻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反而起到了促进作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而且经济增长的速度是本地区传统贸易伙伴的3-4倍。
同时，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国是全球通货紧缩的首要元凶，虽然中国出口加工业对低端产品的价格产生了下调压力，但中国对进口的强劲需求对稳定全球信息科技产品、资本密集型设备及商品的价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不应过分夸大人民币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中国的经济虽然增长很快，但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仅为3.5％，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为5％。
2.人民币升值的时机尚不成熟。我认为，在制定汇价政策时，必须以我国经济的长远目标为基础，理想的人民币政策是决定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固然，人民币升值会使中国公司购买外国资产并在海外扩展时所花的资金较少，国家的外债也将减少，中国公司进口外国技术的费用也将减少。然而，对中国来说，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不利因素远远大于它所带来的好处。人民币的升值可能会导致中国国内的通货紧缩更加严重，使中国正在摆脱的物价持续下降的成果毁于一旦，中国公司将更难赢利；它还可能加剧国有银行面临的问题。国有银行目前的不良贷款总额大约为5000亿美元；人民币升值可能会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放慢，还可能会促使金融整顿推迟；最坏的影响恐怕是人民币升值可能会阻碍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最终还会影响到就业

Ⅳ 解读国家政策，拉动内需方面有哪些政策！

这个问题…… 黄哥 你杂想的呢？
反思美国救市政策就OK了哈 ！ 拉动内需是基本表现面。比如“4万亿救市政策”等等，但更多的拉动内需则需要涉及到消费信心上面了哈 ，这个又扯远了 又要扯到国家体制上面来了哈 。
中国是个“高政治、低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而这种体制在面对经济危机及其他危机时候的应变能力是相对比“资本主义社会”散漫的自由观念较强的（举例：中国是全球少有的几个民众强烈关心政治的国家之一），经济危机的根源不在于“金融危机”或“房地产风险”这些上面，而在于“消费信心”上，而消费信心所涉及到的主要是“非硬性产品需求”上，表现最明显的，比如“奢侈品”“保值、增值的投资性产品”等的买卖上。对于硬性需求，吃穿住行等方面的表现不会很明显。
前端时间老弟我分析了下经济危机中最有可能受益的几个行业（这个就扯到更远了哈！！！），几个行业中，最大的受益行业有可能是“性保健用品”。o(∩_∩)o... 说起经济危机，其实在民众中最大的表现可用用“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统诉。经济危机致使下岗人员增多、民众的消费能力下降等等，使得过去分居的情侣为减少开支而同居的可能性增加，必然涉及“性保健用品”的销售增多哈 ！！ o(∩_∩)o... 如上纯属瞎掰……
拉动内需的政策个人了解现在包括中央财务政策“四万亿救市”“银行贷款政策”“重点行业、创新、高科技行业投入及政策扶植”“个人所得税及存贷款政策”“股票政策”等…… 地方政策就多了三 ，比如成都的经适房建设、都江堰建设工程、等等。这次救市政策大多涉及到基础建设上面。但是我觉得黄哥你更应该关注的仿佛是“就业问题吧”，明年的“待业、下岗人数增加”“新就业人口增加”“就业岗位数减少”等才是社会主要矛盾三……
哎！！ 扯远了 刚刚吃了饭 真的扯远了哈……

Ⅵ 在未来5年，哪一些房子的升值潜力大

无论是买房，还是生活，其实都与一座城市绑在了一起，俗话说，买房就是买一座城市的未来。如果说大城市现有的，可能我们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因为所有你看得到的，别人也看得到，这就是稀缺资源，同时也会对房价起到一个推动作用。

所以，我一向对购房者说，甭管现在一线城市房价是涨还是跌，都不能被吓到，只要你想生活在这里，那么什么时候买房都没问题，只要你是用来自住，而且有资格有实力，第一选择肯定是大都市，毫无悬念。

非常好理解，现在京沪等一线城市正大力进行人口疏解，同时许多二线城市积极向优秀人才抛橄榄枝，在一线城市容纳不下，三四线、中小城市吸引力又偏弱的情况下，二线城市尤其是强二线城市，将成为未来人口聚集的主战场。

从这个角度来说，二线城市就是一线城市的后备军，也代表了未来的力量，这样的城市在未来必然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5月全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复苏，已经走出低迷状态，一二线城市交易恢复至2019年水平。4月市场恢复到80%，5月市场恢复到了100%以上，在部分一二线城市重现楼市“小阳春”。

Ⅶ 中央银行加息和上调准备金的影响

存款准备金是指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而准备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中央银行要求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
金融机构必须将存款的一部分缴存在中央银行，这部分存款叫做存款准备金；存款准备金占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比例则叫做存款准备金率。
央行在16日晚8时11分通过其官方网站宣布，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6年7月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含农村合作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暂不上调，继续执行现行存款准备金率
央行行长周小川15日回答媒体提问时说“未来在货币政策方面将采取微调取向”。话音刚落，央行就在16日晚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

这是继4月底小幅上调贷款基准利率0.27%之后，央行再次出台紧缩政策。和上调贷款利率一样，此次调整也属于温和紧缩，预计还会有组合紧缩政策出台。

市场对央行举措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当天没有听到任何风声，沪深股市大涨，交易所国债连续第二天上涨。

其实央行此举也在情理之中。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大约将一次性冻结流动性1500亿元。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此举主要目的就是为防止货币信贷总量继续过快增长，从供给方面收紧银根，回收和冻结市场上多余的货币资金。

更深一层的目的是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投资偏热、贷款强劲增长、通胀压力加大和商业银行流动性泛滥给经济增长带来隐忧。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虽然当前消费物价指数还比较低，但如果货币信贷继续加快增长，可能有刺激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央行之所以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与贸易顺差有一定关系。5月份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创新高，广义货币M2增速过高，客观要求中央银行采取对冲流动性的政策措施。

另外，财政部和央行日前发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暂行办法》，从今年7月1日起，将国库现金逐步推向市场化运作。这意味着将有一万多亿元的国库现金从中央银行流向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这也要求央行收紧流动性。

其实，在4月末上调贷款利率后，央行后续推出了一系列调控政策。除公开操作外，央行在4月底和近日两次召开窗口指导会议，要求各银行把握信贷投放节奏。此外，央行还开始通过发行定向票据的方式收紧货币信贷。5月17日央行发行了1000亿元定向票据，6月14日又发行了1000亿元定向票据，这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是调控政策的延续。

也有专家对此次上调准备金率的政策效果持保留态度。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主任赵锡军认为，央行此举对资金充裕的商业银行来说只是九牛一毛，实际能减少多少贷款量还需要进一步判断。

据悉，商业银行在央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余额约2.3万亿元，并持有七万多亿元流动性较高的国债、金融债券和央行票据等资产。相对来说，被冻结的1500亿元确实不算一个大数字。

随着贸易顺差的扩大，未来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还有加剧趋势。连银行业人士也认为货币政策还将趋紧。央行上周发布的二季度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央行出台上调贷款基准利率的政策后，银行家认为货币政策“偏松”的依然大幅增加，本季达到18.5%的历史最高水平；同时预计下季度货币政策趋紧的银行家比例同样明显增加，成为连续七个季度下降后的首次回升。
因此，预期下一步央行还将推出系列紧缩政策。可选的政策包括发行定向票据、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提高利率、适当加大人民币升值幅度。分析人士相信，如果6月份经济数据仍显示投资和信贷过热，央行加息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Ⅷ 怀疑主义者钟伟是谁

“怀疑主义者”钟伟,男，1969年生，[2]江苏溧阳人。经济学博士学位。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

Ⅸ 经济学家钟伟 他怎么敢唱衰中国经济

成家立业，结婚买房。在大多数人眼中，买房已被视为必然，渗入到每个家庭柴米油盐的生活中。然而，对于在一线城市辛苦打拼的年轻人来说，房价节节攀升所带来的更多是可望不可即的嗟叹与无奈。

没有足够的钱买房，或者不符合购房政策条件等问题深深困扰着想扎根于这座城市的他们。压力与焦虑如影随形之下，一些年轻人开始放弃买房的想法，选择租房，或者回归家乡，放弃大城市的梦想。近日，就年轻人买房话题，乐居记者采访到经济学家、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以下内容为采访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