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存在哪些问题
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各地银行机构加大了对科技型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取得了较好成效。以某市为例，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该市银行业机构为150多家科技型企业授信130亿元，占全部授信的15%。然而，银行在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影响到了科技型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企业财务状况或生产经营状况无法满足贷款条件大部分的科技企业为发展中的中小企业，经营发展不稳定，如某市一家科技研发企业，获取一个项目从研发到投入生产需要大概2年时间，期间客户只预交少量订金，研发成功即可获的全部研发资金，如不成功则合同失效，企业自行承担研发费用，企业因生产周期长、研发费用高、经营风险大，难以达到银行贷款条件。
（二）可供抵押担保的资产少通常科技企业自有资产少，可供抵押的固定资产少，缺乏有效担保，如某市科创园区为近年来科技企业较为集中的区域，但大部分科技企业为租用园区工厂，自有资产不足以提供抵押担保；另一方面，科技型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因技术性强、专业性高，难以评估作押。
（三）银行服务科技型企业能力和意识有待提升银行专业化产品和服务差异化、特色化还不够，对科技型企业多样化融资需求还不能完全得到满足。目前，大部分银行基于资金安全方面的考虑，贷款资金必须有符合条件的抵押，某市仅有商业银行在试行开展“专利权”质押贷款业务；且信贷产品、信贷担保、业务流程、风险评价等主要还是面向传统产业客户和传统有形资产，未根据科技企业的特点建立有区别的信贷业务系统，也没有相应提高对科技型企业贷款的风险容忍度考核。
（四）科技型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还需完善缺乏再担保机构以及地方担保机构能力偏弱，部分担保机构对企业发展评估专业性有待提高，仍然以企业是否有担保、抵押为评判标准，弱化了为企业提供有效担保的效果。
（五）政府对科技型企业支持有限虽然有政府“两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和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基金）的支持，但这些资金在高新技术发展资金中所占比重小、安排分散，不能对一些好项目大项目提供有力支持。
（六）融资渠道单一调查显示，银行信贷仍是科技型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占企业融资的80％以上。社会性的投融资渠道不畅、方式不多。一方面是大量社会资本积淀，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型企业投资风险大，易受经营环境的影响，变数大、资产少，相应负债能力也比较低，风险较大，难以吸引投资者。企业获取资金困难，致使一些好项目因缺少资金支持，难于做大做强，不能形成规模效益和实现产业化。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科技型企业的实践
（一）加强监管引导金融管理部门采取措施引导银行加强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一是引导银行建立完善适合科技型企业特点的信用评级制度和信贷业务流程；二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基层机构的审批权限；三是在人力资源、财务资源和信贷规模等方面争取更多的政策倾斜；四是对科技型企业不良贷款进行科学考核和及时处置；五是鼓励银行业机构创新科技型企业融资产品、融资渠道、担保机制，最大限度地满足科技型企业发展的需要。
（二）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各地紧紧抓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历史机遇，积极搭建科技专营支行，某市目前有2家银行机构成立了科技专营支行，并配备了相关专业人才，在建立商业可持续的科技型企业贷款机制方面进行积极探索，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
（三）大力推动风险补偿机制建设针对科技型企业贷款风险大的特点，各地政府出台了《科技和金融试点信贷融资业务风险补偿暂行办法》，实现了科技型企业融资风险补偿机制建设的重大突破，对全面改善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环境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办法》通过对科技支行提供一定数额的坏账风险补偿和奖励促使银行提高风险容忍度，降低贷款门槛，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投入。
（四）进一步丰富金融服务品种根据科技型企业市场状况，各地银行业机构及时开发出满足科技型企业需求的新产品，如某市商业银行与市中小企业创新中心、市中小企业发展中心合作，推出“专利权”质押贷款业务；并推出针对以企业自有或第三人合法拥有的动产或货权为抵质押担保项下的“仓储通”贷款业务；农村信用社推广互助式会员制担保贷款，为9家科技型企业授信5200万元，累计投放资金3700万元。
（五）对科技型企业开展上市辅导融资与融智相结合，对有上市预期的科技型企业不仅在资金上给予支持，而且在上市规划与辅导，募集资金监管与使用，后期发展规划等方面给予有效的智力支撑，帮助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以某市为例，在银行的帮助下，该市有2家科技企业将于2年内实现上市，企业发展即将步入新阶段。
（六）积极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以某市为例，为帮助企业实现融资方式由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2014年度由浦发银行该市支行主承销的1家科技企业的5亿元中期票据成功发行，为企业拓展了低成本资金的来源渠道，有效支持了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三、对进一步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对科技型企业的专业化服务机制，开展好间接融资服务进一步推动科技专营支行管理规范化、队伍专业化、产品标准化、作业流程化、核算独立化、风险分散化，指导科技专营支行坚持重点服务科技型企业的经营方向、经营理念不变。探索科技支行“一行两制”模式，坚持并完善科技支行“五个单独”管理体制——单独的客户准入机制、单独的信贷审批机制、单独的风险容忍政策、单独的拨备政策和单独的业务协同政策；推动贷款审批权限的下放；坚持信贷评估时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的兼顾、重大项目的联合评审、风险管理前移、团队责任制，完善科技支行风险管理机制。
（二）探索知识产权质押模式，开发适合科技型企业的金融产品指导专营机构不断探索和创新符合科技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推进产品服务创新，满足科技企业的发展需求。组织建立知识产权交易中心，不断健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处置方式；简化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流程，开通知识产权质押评估“绿色通道”；制定并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评估技术规范和实施办法；探索“评估+担保+信评+辅导”的知识产权质押评估模式。建立“统借统还”融资平台的模式；探索信贷工厂模式，推进联合互保贷款；探索“贷款银行+助贷机构”的小额贷款模式。推进质押贷款创新，不断创新保理融资模式。推进股权质押贷款、合同能源贷款、应收租金保理、债权保险融资等方面的创新。
（三）完善科技型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为企业提供切实有效服务大力推进科技担保机构的创新。推进科技担保在担保模式和反担保模式方面的创新，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互助担保、补贴资金贴现，股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无形资产质押；推进科技担保在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方面的创新，包括但不限于创业担保、担保换分红和担保换期权。探索贷款银行、产业园孵化器、创业风险投资机构、政府专项支撑资金、科技担保机构共同担保的“科技型企业融资联合担保平台”模式。
（四）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创新财政投入方式与机制统筹市县(园区)两级支持金融、科技等相关资金，市级财政每年安排一定资金，建立政府、金融机构联动的风险共担机制，重点用于信贷风险补偿、创投风险补偿、融资担保债务发展、引导基金资本金注入和科技金融平台建设工作经费，发挥国有资本战略导向作用，以更大的政策力度，支持科技金融体系发展。探索政府购买科技创新成果、服务及采购高科技企业产品的新模式；发挥税收政策的引导作用，探索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和创业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进一步增加科技投入。
（五）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促进股权投资发展的政策，依托当地区域优势，积极引进全国性或区域性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基金设立机构和拓展业务；通过政府出资引导，组建产业重组基金，促进成长型企业的发展提高和衰退期企业的整合重组。通过税收优惠、提供全方位“一站式”办公服务和项目对接等政策优惠，创造创业风险投资市场发展的良好环境。逐步形成各类股权投资基金聚集区，促进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的健康发展。通过为PE、VC等风投资本提供通道，拉动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跟进。完善中小企业改制上市培育系统，通过上市奖励、土地优惠，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或返还和提供中介桥梁、历史遗留解决、协调服务等，促进科技企业上市。搭建技术产权交易平台，充分发挥其综合服务功能，有组织推进金融创新和服务协调，不断增强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
Ⅱ 如何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地方经济的支持力度
为促复进中小企制业发展，中央财政依据《中小企业促进法》、《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等重要纲领性文件，针对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为广大中小企业营造公平和宽松的发展环境。在资金政策方面，先后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中小企业平台式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等专项资金，从不同角度和环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资金规模实现了逐年增长。
融资难是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近年来，中央财政积极研究对策，不断完善支持方式，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社会资金的引导作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是采取无偿资助方式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二是采取贷款贴息、担保业务奖励、创业投资引导等方式，鼓励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及创业投资机构围绕中小企业开展业务。
Ⅲ 刘光溪：《强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创新，加快培育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强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创新
加快培育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云南省金融办党组书记 主任 刘光溪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我国实体经济市场化水平大幅度提升，为向经济大国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金融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效显著。中央在横向层面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别的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经济货币化程度保持较高水平，金融资产成为居民个人重要的持有资产，金融业全面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金融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流动性和风险分散机制，满足了大规模长期性投资和大规模技术创新的需要，促进了市场专业化分工和交换。可以说，如果没有金融体制改革取得的积极进步，就不可能有实体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金融业无论是管理体制还是业务运行机制，其市场化改革滞后于实体经济，形成了大经济小金融的发展现状。在非公经济对GDP贡献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基本上延续了国有或者国有控股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思路，特别是严格限制民营资本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由此形成一系列的制度体制机制障碍，制约了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基础性配置，对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构成层层的制度性约束。为此，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指出“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补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等制度框架，加强引导和教育，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支持民间资本参与设立村镇银行，鼓励创业投资机构和股权投资机构投资小型微型企业”。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2013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这是全国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和党的十八报告后，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出试点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风险自担的小微型民营金融机构。2013年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进一步丰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机构种类，支持在小微企业集中的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推动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民营金融机构。
一、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是我国经济社会大发展逼出来的结果
建国后，我国选择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金融国有化成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必然选择。从1952年开始，我国对国民时期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体系进行全面改造和整顿，各种金融机构由于官僚资本、私人资本等性质被接管、没收、终止或兼并，成为国营或者公私合营金融机构。1959年起，全国各地金融机构陆续并入当地人民银行，从而形成了大一统的金融体制。1978年，我国实行民生改革开放的兴国战略，从上至下对大一统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但基本上延续了人民银行分支式组织结构的特点，国有银行或者保险机构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分支式的金融机构，快速有效地弥补了省、市、县三级金融机构普遍缺乏的问题。
此次金融体制改革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前提条件下进行渐进式的改革，政策性、商业性以及合作式金融机构都毫无疑问坚持了向国有或集体所有制靠拢，成为所谓正规、正统的国字号或准国字号的金融机构。这种国有式的金融制度安排基本上排斥各种内生性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对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则采取了卡压限制甚至禁止等反复无常的态度。特别是面对民间金融蓬勃发展所出现的部分金融风险时，国家金融管理部门不是通过完善金融管理制度，合理引导民间金融发展，而是通过强制性行政手段全面取缔、禁止各种民营金融活动。本世纪初，伴随着四大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在县域一级留下了大量金融服务的空白，民营经济、中小企业、三农经济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迫切地需要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放宽金融市场准入限制，中央金融监管部门重新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设立金融机构，支持当地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大力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30年的金融体制改革形成了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县域正规金融高度压抑以及民间金融高度脆弱的发展格局，导致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不一致。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蓬勃兴起，这种大而不当的金融服务体系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经济与金融服务不协调、不匹配和不适当等问题充分暴露出来。
（一）金融资源高度集中导致民生与三农金融资源供给缺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一统金融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以银行机构、保险机构、证券机构为主体，其它金融机构为补充的现代金融体系，并普遍采用分支式的组织结构。这种金融制度安排为农业反哺工业，集中有限资源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也导致金融资源高度集中，这在银行业方面特别突出。截至2012年末，我国17家主要商业银行资产总额为84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63.07%。其中五大国有银行占全国银行资产比重为44.93%，占17家主要商业银行比重为71.47%。17家主要商业银行高度集中银行资源，不仅形成“大而不倒”的发展格局，更为重要的是，加剧了县市一级金融资源供给的缺失。我国主要商业银行高度集中了银行资源，不仅形成“大而不倒”的发展格局，更为重要的是，加剧了我国基层金融服务的缺失。
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以及城市信用社等具有合作性质的地方性金融机构，成立的初衷是立足当地，服务三农经济和中小微企业。然而，这些地方合作性金融机构不是农户自愿入股、具有合作性质的基层金融机构，主要是从上而下设立的，其改革基本上延续了向集体所有、国有靠拢的模式。地方政府成为实际的出资人，县级分支机构基本上成为准分支机构，出现脱农进城发展倾向，背离了其成立时宗旨，基层金融缺乏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二）区域正规金融分布严重不均需要大力培育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在大一统金融体制的演进过程中，国有金融机构主要经历了商业化经营和股份制改造两次大的市场化改革。改革的结果是国有金融机构凭借其分支式组织结构的便利，把金融资源从基层向省市集中，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集中，投向效率相对较高的省市和项目，寻求更多的利益空间和发展空间，却加剧了金融资源省市一级的分布不均。
在银行业，东部地区法人机构占全国比重仅为27%，却集中了60.2%的银行资产，其中广东、北京、上海、山东、浙江和江苏六省市的银行业资产总额占全国比重超过50%。同时，全国17家主要商业银行机构的总部全都分布在东部地区。在保险业，东部地区法人保险数量占全国的比例高达86.4%。在证券业，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以及期货公司的总部设立在东部地区的占比分别为67.6%、97%、69.5%。金融机构总部分布不均为金融资源向东部地区集中提供了便利，东部地区的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股票融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53.2%、76%、67.6%。在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中，48.4%银行资产集中在东部10省市。
在金融政策、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等高度集中在国家层面的背景下，金融资源的过度向东部地区集中，必然导致国家金融政策和调控主要适用于东部发达地区，这从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金融发展权。在我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条件下，这无疑加剧了金融资源的地区分布不均，这不利于面积广大和人口众多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资本的积累与经济增长，很容易导致我国区域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发展出现所谓的李嘉图陷阱。这迫切需要发展自主内生型的、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民营金融机构，弥补正规金融省市分布不均所留下的空白。
（三）省市地方金融调控权、发展权严重缺失限制了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
我国现有分业垂直的金融管理体制是在大一统金融体制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基本上秉承了其高度集中管理的特点。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不仅主导了全国金融立法权、监管权和调控权，还通过其分支式的组织机构对省市县三级金融实施监管。分支式的金融监管模式存在金融监管链过长，不能及时反映基层的金融信息，金融监管滞后、监管弱化和监管真空在所难免。更为严重的是，高度集中的金融管理完全剥夺了省市一级地方金融的调控权、监管权和发展权，难以对贴近基层、贴近社区、贴近民生的民营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的管理。这种金融监管制度安排只是饮鸩止渴的权宜之计，并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策，只能加剧金融供需不平衡矛盾的积累与积攒。
面对众多分散的小微型民营金融机构，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首先坚持了风险控制优先审慎监管原则，限制民营资本作为主发起人设立金融机构。在过去30年金融体制演进过程中，民营金融屡遭取缔、禁止和打压，只能走向地下、转入灰色，然而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整治而不倒，在夹缝中迅速成长和膨胀起来，成为所谓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但同时也留下一定的金融风险，对经济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快速发展，由此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迫切需要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赋予省市一级地主政府金融发展权和管理权，规范和引导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
（四）县域金融高度压抑为民间金融机构发展留下了大量发展空间
我国县域金融体系是强制性外生供给制度变迁的结果，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总部通过行政手段在县城一级成立分支机构，解决了大一统金融体制下县域金融机构严重缺失的状况。这种金融制度一方面为县域信用资金流出提供了便利化，导致县级银行机构的存贷比过于低下，存在严重的信贷配给现象，利率机制也难以发挥价格机制作用，调节金融市场实现供求平衡。另外一方面，全国对金融机构采用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忽视了各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巨大差异，从某种程度剥夺了基层金融发展权、监管权、调控权等方面话语权，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部分保险机构是县域一级主要的金融服务机构，大多只能提供比较单一的和传统的存贷款业务，难以满足民营经济、三农经济多样化的资金需求，不利于经济薄弱领域的资本积累和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
县域金融制度演进必然导致县域金融出现高度压抑，为民间金融留下了大量发展空间，催生了民间借贷、农村合作基金、轮转基金、民间天使基金、私人钱庄等形式多样的民间金融机构。它们以白色、灰色或黑色的身份自由开展各种金融服务，解决农村地区和经济薄弱领域资金不足的困难，但主要采用分散、隐蔽等方式从事经营活动，管理和借贷形式极不规范，留下了一定的风险隐患，地方政府往往成为金融稳定最后处置的直接责任者。
（五）民间金融机构非公开化经营隐藏巨大潜在的金融风险
民间金融作为游离于正规金融体制外的非正规金融，伴随着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重新焕发了蓬勃的生机。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诱导性制度安排，是一种自发的、内生的、贴近市场的金融行为，其活动完全遵循市场运行规则，通过利率机制自动地调节市场供求，真正地体现了金融市场上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原则，是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最直接、最为彻底的领域。上世纪90年代，部分地区民间金融机构扩张过快，出现了一定的金融风险。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基于对金融风险控制的考虑，通过强制性手段关闭、取缔了各种民间金融机构。民间金融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由地上走向地下，由公开走向灰色、黑色领域，成为影子银行。
游离于正规金融体制之外的影子银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快速扩张，融资总规模约为30万亿元左右，略高于五大国有银行贷款总规模。影子银行快速扩张隐藏了潜在的信用危机，2011年8月以来，浙江温州、河南郑州、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先后爆发民间金融危机，最后在地方政府强力介入下才暂时得以稳定。面对民间金融危机，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进一步推动银行业筑好与民间金融之间的防火墙，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审慎开展与民营金融机构的合作。这种重防范、轻合理引导其规范发展的监管理念并没有跳出传统压制、限制民营金融发展的思路。大量的民间资本只能继续以灰色或黑色身份存在，这无疑加大了民间金融运行成本和风险，导致正规金融越压抑，民间金融就越自由快速发展的局面。如果不改革和消除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弹簧门所导致的体制机制障碍，合理地引导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银行、保险、证券等民营金融机构，新一轮民间金融危机还将会爆发，对我国经济金融稳定造成新一轮冲击。
三、我国民营金融机构的主要优势与弱点
民营金融是相对于国有金融而言，但并不是国有金融机构中非国有持股部分，在这里，众多分散的中小股东并不能对国有金融机构经营和管理发挥决策和主导作用。民营金融机构是由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其资本在机构中占据主导或主要控股地位，经营管理行为自主决定，风险自我承担，优势与弱点同样明显的一种原生态金融。
（一）原生态型
民营金融机构主要诞生在正规金融普遍缺乏区域，这些区域的货币化、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实体经济经营规模较小，信用信息分散且流动相对滞后，需要大量小额、分散、流动性较高的金融服务。正规金融机构在这些经济薄弱领域设立分支机构，很难与零星、分散的客户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获得相关信用信息需要支付大量的搜索、整理等方面的成本，不能充分发挥大型正规金融机构规模化经营的比较优势。相比较而言，民营金融机构源于民间原始的、散发着自然浓厚乡土气息的信用融资需求，在其诞生的早期是一个过渡性、转轨性和阶段性的金融制度安排，主要对广大农村地区、农户和中小微企业等薄弱领域、薄弱地区提供服务，体现草根性、基层性和内生性的原生态型信用本质。
（二）机动灵活性
大型金融机构为大型企业大项目提供服务，小型金融机构为小型企业提供服务，这是世界各国金融机构演进过程中自然分工的结果，它是不同规模金融机构具有不同的经营特点和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凭借自身较大的规模优势、较高的管理能力和较强的资金运作能力，能够承受较大经营风险，很容易获得规模报酬，主要对大型企业大型项目提供服务。相比之下，我国目前现有民营金融机构是自发诞生的，所要求的市场准入的门槛相对较低，经营规模较小，所能承受的风险也较小，但具有经营机动灵活的特点，很容易与农户、小微企业建立良好合作关系，提供小额、期限相对较短且流动性较高的信用资金，满足其差异化的融资需求。
（三）无担保性
金融机构是以经营资金为主要对象的特殊企业，对贷款发放有严格限制的标准条件，一般需要借款人提供抵押、质押或保证等担保，为贷款偿还提供保证。大型企业具有较大规模经营优势，很容易满足借款条件，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相比较而言，农户主要分布于农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限制，所拥有的财产价值较低，能够提供的抵押能力有限。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型企业普遍处于创业前期阶段，经营风险较大，所拥有的资产价值较低，没有规范经营的财务信息。正规金融机构基于成本和风险的考虑，只给予农户和中小微企业较少的融资支持，这导致二者主要依赖于民营金融机构提供信用资金支持，这是一种基于信誉、血缘、地缘、友缘的无担保关系型融资。民营金融经营比较灵活，很容易与农户、中小微企业建立相互信任的长期合作关系，提供无抵押担保信用融资，有效解决借贷市场由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信贷配给，弥补大型金融机构所留下金融服务的空白。
（四）市场性
存在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国民间金融屡禁不止的原因是我国经济薄弱领域金融服务普遍缺乏。面对广大小额、分散、流动较高的资金需求，正规金融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难以满足薄弱领域正常的金融服务需求。这种状况主要是我国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体制所造成的，正规金融机构数量有限，提供金融产品单一，存在严重利率管制，导致信贷市场存在严重的信贷配给。相比较而言，民营金融机构是由民间资本自由发起成立的，是一种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性金融机构，特别是灰色与黑色金融机构基本上不存在市场准入限制，它们的信用资金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由使用，以满足不同经济主体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其中利率成为调节资金供给与需求的主要价格机制，基本上体现了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市场原则。民营金融因此成为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最直接、最彻底的领域。
（五）脆弱性
金融发展与金融风险是同一问题的两面，发展必然伴随着风险的出现。民营金融机构源自于民间自发性内生性的金融服务需求，其快速发展同样滋长了脆弱性，特别是在国家监管部门任其自生自灭的条件下，民营金融机构的脆弱性更加突出明显，这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一方面，大多数民营金融机构服务对象是风险较高的群体，高利贷成为普遍现象，这无疑加大农村地区的生活、生产成本和中小微企业经营成本，同时也加大了贷款收回的风险。伴随着经济周期变化导致经济繁荣与衰退的交替，当经济面临不确定性加大时，容易滋生贷款对象的投机性、庞氏性的融资需求，这导致贷款回收存在较高不确定性。另外一方面，民营金融机构小微型、经营风险较高等特点，在筹资市场上很难与大型金融机构竞争，当面临不确定性经营风险加大时，导致信用资金来源与运用的周期存在严重的不匹配。如果人民银行和大型金融机构不对其提供流动性支持，民营金融机构是难以利用筹资市场解决所面临的流动性困难，这容易导致民营金融机构因流动性不足而出现倒闭，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显然，我国民营金融机构普遍存在脆弱性，是我国金融领域体制机制障碍所造成的，这加大了民间金融正常运行的风险，对经济金融安全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四、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的理论与实践障碍
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经历了鼓励、禁止取缔、再鼓励的伏起宕跌演进历程，这既有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所造成的制度性障碍，也有我国金融实践方面的困境，这导致我国民营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在夹缝中寻求生存，难以通过阳光化、规范化的经营，逐步成长壮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撑和服务保障。
（一）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理论障碍
建国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在公有制思想的指导下，建立高度集中的大一统金融体制，这种金融体制把民营金融当作异类，完全剥夺了民营金融的基本生存权。改革开放后，伴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过渡，我国对大一统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但这是在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进行渐近式的改革，对民间资本成立金融机构始终持有不确定、不明明朗的态度。每当部分地区出现金融风险的发展态势时，民营金融机构往往成为最后的受害者。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温州地区的民营金融机构获得了蓬勃发展，其灵活的经营模式对正规金融机构经营构成了竞争威胁。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为了维护、保护国有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打压限制，最后被迫关闭、被合并与兼并，逐步走向灰色区域。
在非公经济蓬勃发展并对GDP贡献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下，金融领域由于经营的特殊性，存在更为严重的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思想束缚和理论束缚，严格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民间资本只有走向地下、进入灰色区域继续生存，从而构成了我国独特、奇特的民间金融现象，这在世界各国的金融发展史也实属罕见。
（二）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践障碍
我国金融机构分布主要与五级行政管理体制相匹配，自然形成层层分支式组织结构，这导致上下级之间存在层层委托代理，金融管理信息不对称不可避免，造成金融管理信息滞后，这无疑加大金融运行的成本。特别是县城以及乡镇一级金融发展普遍存在管理不足的现象，这不仅加大了基层金融服务的缺失，也导致基层金融风险加大，难以形成正常的金融危机风险预警机制和防范机制。面对基层金融风险出现时，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往往基于风险、监管成本、监管信息等方面的考虑，首先禁止和取缔基层金融机构特别是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上世纪80-90年代，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就是采用这种方式限制各种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
2006以来，伴随四大国有银行商业化经营和股份制改造，在县域和落后地区留下大量金融服务空白，民营经济、三农经济、中小微企业存在巨大的资金需求缺口，只能求助于民间金融，由此形成的倒逼机制，要求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解决民生领域金融服务缺失的困难。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重新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设立村镇银行、小贷公司、资金互助社等小微型民营金融机构，表面上看民间资本受鼓励进入金融业，但实际上通过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限制民间金融发展。其中，村镇银行要求大型银行机构参与发起设立；小贷公司只贷不存，防止其规模扩张。截至2013年3月31日，全国成立村镇银行共有903家，小贷公司6555家，并且主要分布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对于全国37334个乡镇金融需求无疑于杯水车薪。其中，小微型金融机构贷款规模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仅江苏和浙江两省小贷公司的贷款占全国比重高达31.13%。
2012年，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实施细则，但相关政策的实质性内容并没有突破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体制性障碍，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与弹簧门现象并没有从实质上得以解决。结果，现有民营金融机构只是局限在小贷、村镇银行、担保公司、典当以及私募股权等几类，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租赁等主要金融领域基本上是国有金融机构一统天下，民营资本只能参与入股，而不是由其主发起设立金融机构，这导致金融市场化改革普遍存在困难。
五、加快推动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几点建议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我国要推动实体经济的转型、转轨，就必须以党的十八大报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为指导，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合理规范引导民间资本成立形式多样的民营金融机构，弥补正规金融所留下的金融服务空白，满足不同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才能充分发挥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配置和引导作用，实现城乡、区域一体化的统筹发展。
（一）要从观念上改变金融机构须有国营、国有的经营观念
金融风险的出现与所有制无关，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要逐步打破国有与民营的分别界限，消除所有制认识误区在金融领域的负面影响，统一为金融机构。要打破国有金融机构高度集中垄断的现实状况，合理地引导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民营金融机构，推动地方金融特别是基层金融、县域金融市场化改革，消除其金融高度压抑状态。
（二）破除政策法律方面的体制机制隐性障碍
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作为我国金融业的主要管理者，需要推动放权让利的金融体制改革，降低民营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门槛，特别是要消除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与弹簧门现象，完善金融发展的差异化政策，加快金融管理制度建设，为民营资本主发起设立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机构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
（三）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调整与整合
人民银行要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的职能，履行好法律赋予职能与职权，实施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职能，改变依赖信用资金计划控制进行宏观调控的计划手段，为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留下合法的空间。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等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职能，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金融监管部门，代替目前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部门联系会议，改变目前分业垂直的监管模式，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为民营金融机构发展提供务实有效的政策支持，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
（四）赋予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调控权
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金融调控权、监管权和发展权，支持地方政府建立地方性金融管理部门，填补地方金融监管缺失，有效地对民营金融机构进行引导和管理，与国家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形成分层有序的金融管理体系，共同推动民营金融机构发展。强化和落实地方人民政府处置金融风险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责任。
（五）地方政府要充分发挥属地管理优势支持民营机构的发展
地方政府部门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整合金融信息资源，实现信用信息共享，推进地方信用体系和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推动建立民营金融机构运行的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对民间融资动态跟踪，确保民营金融机构稳定运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建立民营金融机构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减轻民营金融机构经营负担。合理引导民间资本支持地方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的发展。制订支持和鼓励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拓宽薄弱领域、薄弱地区的融资渠道，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对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补贴。
Ⅳ 金融企业怎样支持地方经济中小企业发展
金融机构如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多数处于起步时期，资金紧缺，自身融资能力；一、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现状及存在的；中小企业不仅是拉动全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还；第一，从银行方面来看，主要有五个因素；第二，从中小企业自身来看，有四个主要原因；从企业自身来说，中小企业融资受到阻碍有四个原因：；1、中小企业的自身资产不足，寻找贷款担保难，是难；
金融机构如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中小企业多数处于起步时期，资金紧缺，自身融资能力有限，迫切需要金融部门的支持。在此，就全市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情况进行了专项调研，并提出一些建议，仅供参考。
一、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中小企业不仅是拉动全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还是安置就业的主渠道。但中小企业所得到的金融支持却与其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极不对称。中小企业普遍反映得到银行的贷款十分困难，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金融机构贷款营销难，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银行方面来看，主要有五个因素。一是授权有限。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体制调整后，对贷款审批权限实行严格的分级管理，上收了基层机构的贷款审批权，几乎每一笔贷款都需一级分行的授权，极大地削弱了基层机构的自主能力，从而限制了基层机构支持中小企业贷款的权限。二是体制僵化。国有商业银行在信贷管理体制与监督机制方面，审批环节过多，手续比较复杂，信贷约束机制过于僵化，这就形成了贷款审批权限的高度集中、审批程序的复杂化与中小企业资金需求高频率、小金额、快周转、强时效之间的矛盾。据调查，多数中小企业对流动资金需求较旺，且资金周转频繁，而银行从受理到发放一般需要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新开户企业的首笔贷款又必须上报一级分行审批，申请贷款的中小企业往往是急不可待，望而兴叹。三是重“大”轻“小”。在营销战略上，国有商业银行实施的是 “四重”战略。将贷款主要投放在“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产品、重点客户”上，这使得贷款投向高度集中，信贷资金更多地流向了国有大型企业，往往形成“贷大、贷长、贷垄断”现象。中小企业大多数规模较小，信用等级能达到商业银行要求的也为数不多，绝大多数企业望尘莫及。据统计，四家国有银行8月末对中小企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按加权平均）为30.42%，建设银行仅为10%，相对于中小企业对GDP73%、对就业70%的贡献率，资金支持显然不足。商业银行的这种抓大放小、扶强扶优的战略思想从上到下是一脉相承的，致使一些基层机构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显得无能为力。四是双高一低。即贷款门槛高，管理成本高，信贷人员营销能力低。商业银行贷款条件相对过高、程序复杂，中小企业很难达到标准，所以很难得到银行的支持。从银行角度考虑，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管理成本要远远高于大型企业，据不完全统计，平均约为大型企业的5倍左右。在商业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的利益驱动下，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肯定要受到很大的制约。多样化的企业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对营销人员提出了新的挑战，信贷营销人员往往由于能力和水平所限，对市场的专业性知识了解得太片面，甚至匮乏，导致对中小企业的申请项目不能进行正确的前景预测，很难与银行达成共识，使企业失去了贷款的机会。五是责权利失衡。银行信贷约束与激励机制不对称，责、权与利并不统一。经办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责任，致使每笔贷款的发放谨小慎微，国有银行表现尤为突出，贷款发放的多少与信贷人员的利益相关不大，加之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相对较高，限制了信贷人员的放贷积极性。
第二，从中小企业自身来看，有四个主要原因。
从企业自身来说，中小企业融资受到阻碍有四个原因：
1、中小企业的自身资产不足，寻找贷款担保难，是难以取得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的直接原因。中小企业要取得银行贷款，按照银行的规定要具有一定的抵押资产或相当实力的保人进行担保。但实际上，愿意为中小企业担保的保人不多，即使有些企业愿意担保，但符合银行条件的担保企业为数不多。因此一些中小企业想要贷款但苦于找不到担保企业，便无法在银行获得贷款。
2、中小企业制度不健全，经营管理水平不高，竞争力差，影响了银行业金融机构放贷。近几年，我市地方中小企业发展是比较迅速的，这给我市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但从我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过的几家重点企业看，曾经一致被市场看好的企业如原七台河市铸造焦厂、全元化肥厂，当时银行为其注入了上千万元资金，扶持其发展，后来因企业自身经营管理水平低下、市场竞争能力较弱等种种原因，使企业经济效益逐渐下滑，导致企业还款延期，同时增加了企业的财务负担。银行为加强审慎经营，对这类企业也不敢轻意追加贷款。
3、中小企业信誉度不够，是企业取得贷款难的主要原因。我市中小企业共计1939户，年产值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不足70户，通过银行业金融机构信用评级，被评为B级以上的企业寥寥无几。现实中一些中小企业信誉度低，甚至有的企业存在着恶意逃废债的行为，使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贷款悬空而无法收回，几年来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映数字表明，涉嫌逃废债的企业户数，占贷款企业总数近30%，涉及贷款金额高达3亿元，这使银行业金融机构产生了“惧贷”心理，影响了对一些中小企业的放款。
4、中小企业发展的不均衡性，制约着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体放贷规模。随着我市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使一些中小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弱势，优势企业与弱势企业的差距逐渐加大，形成优势客户银行争抢业务，而弱势客户求贷无门。
（三）社会经济大环境中的现实因素
1、企业改革的不规范，影响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积极性。一是银行对转制企业信贷监控难度加大。在企业转制后，由于股份制企业融资渠道的多元化，从而对银行依赖性相对减少；一些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因得不到开户银行的信贷支持而出现多头开户甚至“跑户”现象；有些企业实行委托经营、租赁经营、合股经营后，财产所有权和生产经营权分离，客观上造成承贷单位和实际经营“两张皮”的状况；有些企业在改制中实行“金蝉脱壳”策略，新企业无意还贷，老企业又无能还贷等等，所有这些加大了银行对企业信贷监控难度。二是企业破产造成贷款难以回收。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一些长期亏损、资不低债、扭亏无望的企业，将不得依法破产。但却有一些企业，名为破产，实为逃债。一些政府部门从本地利益出发，没有大局观念，认为企业破产了，可以逃避债务，给当地企业减
轻了负担，而银行资金的损失与当地政府没有利害关系。久而久之，银行自然产生“惧贷”心理。
2、依法维护金融债权难。金融部门依法收贷清息时，往往会遇到法律方面的困扰：一是诉讼后审判时间长；二是依法收贷执行难。虽经判决银行胜诉，却难以执行。银行申请强制执行时又要交一定的执行费，而银行最后往往是得不偿失；三是依法破产清算按照法律规定，
其偿付顺序是破产费用、工人生活费、社会保险费、税收、所有债权人债务（按比例偿还）。由于破产企业已资不低债，按顺序偿付，轮到银行时，清偿资金已所剩无几，根本不能弥补贷款损失。正因如此，对一些进入困境的企业，虽然银行“拉一把”便能“起死回生”，但银行又岂敢再注入资金援助，一旦新增贷款后，再破产，银行债权谁来维护？
二、金融机构应如何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影响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因素不是简单的、表面的，是复杂的、深层次的，有些问题不是基层银行所能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应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解决银行与企业的自身问题，从而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一)建立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特点的银行信贷支持体系
1、转变传统观念，树立全新服务理念，正确认识银企关系的本质。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是矛盾的共同体。贷款利息收入是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从这一层面讲，企业就是银行的生命。所以银行和从事银行工作者必须树立为企业服务的观念，生产的观念，最终还是要保证企业能够持续、更快的发展，支持企业发展就是社会进步，同时就是支持银行自己的事业。
2、调整经营战略，转变对中小企业的营销策略。商业银行必须进一步转变观念，不要“嫌贫爱富”，要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摆上重要位置。商业银行应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特点及时调整经营战略、重新进行市场定位。在选择客户时，应重点关注产品有市场、技术含量高、发展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企业，特别是符合国家目前积极引导和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只要法人代表信誉良好，企业产品有潜在市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就要大胆施贷予以支持；对已有信贷关系、信誉良好、金融意识强、经营前景较为乐观，但是效益暂时欠佳的企业，可以在落实还款保证条件的前提下，通过贸易融资、封闭贷款、短期授信业务等方式帮助企业尽快扭亏为盈；对于出现不良贷款企业，银行应为企业提供信息、出谋划策，帮助企业转制，努力盘活不良贷款。
3、改进授信制度，在授信方式和担保方式上拓展思路，增大小企业融资的可选择性和可行性。如在授信方式的选择上，不拘泥于贷款这一种方式，根据企业业务需求和控险方式的不同，积极办理银行承兑、银行和商业汇票贴现、打包贷款等；在抵（质）押品的选择上，摒弃过去仅限于存单、房产、土地的狭窄选择，积极办理存货质押、动产抵押、股权质押、无形资产质押、人寿保单质押、专利权质押、进口货权质押、品牌使用权质押等。
4、要适当下放贷款审批权限，进一步简化贷款调查、审查、审批手续，增强对小企业融资的时效性。一是积极推广授信额度方式，额度内简化审批程序，适当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比例；推行优良信用企业授信绿色通道制一站式服务；二次以上授信企业资料和审批程序简略制等。二是建立约束和激励相对称的科学管理机制，达到信贷风险约束与增效的双重目的。三是灵活处置信用贷款与抵押设置的顺序问题，对技术改造项目潜力大而资金不足购买设备或更新厂房的小企业，可以采取“先信用后抵押”的形式发放贷款。
(二)监管部门应加大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改革步伐和创新力度
作为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在监管过程中，一是要按照中国银监会“抓住两头、带动中间”的工作思路，大力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综合改革，要积极促进其分支机构转换经营机制、强化内部管理、加强市场营销、全面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同时，积极做好辖内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准备工作，继续做好辖内农村信用社的监管工作，保持农村信用社改革过渡时期管理工作的连续性。二是要积极促进银行业机构增强创新意识，加快改革步伐，增强市场竞争力。监管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要合理确定监管权限和范围，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减少不必要的限制。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工作效率，激发金融机构开发新产品、拓展新业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商业银行增强创新能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三是要积极促进银行业机构改善服务手段，提高服务水平。要加强市场调研，倾听消费者对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呼声，积极为商业银行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在受理新产品、新服务市场准入的时候，充分注意其科技含量和创新成果，不断引导商业银行开发消费者需要的、有广阔市场前景的新产品、新业务，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金融消费水平的提高。要通过加强金融宣传和信息披露，增进人民群众对现代金融产品的了解和相关风险的识别。总之，要通过促进我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创新和改进金融服务，最终促使其增强竞争力，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不仅仅是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事情，而是关系到全社会的大事，当地政府应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打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1、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一是当地政府要明确信用管理的协调部门，牵头成立由工商、财税、社保、质检、公安、法院、银监局、人民银行、信息等有关部门参加的专门机构，负责本地区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提升我市良好的诚信环境。只有增强企业信誉，才能真正建立起良好的银企合作关系，才能使银行和企业在改革中共同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二是尽快设立中小企业联合征信机构，建立企业信用信息网，向社会公开。三是建立中小企业信用评价机制。在评级指标的设置方面，应充分考虑中小企业的成长性、效益性特点，建立有针对性的评级体系鼓励和支持守信企业，加大对造假、逃废债、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不照章纳税等失信企业的打击和处罚力度。
2、有关部门要搭建完善的共享信息平台，积极建立中小企业的信用记录体系和中小企业信用咨询机构，为银行提供中小企业全方位、多视角信用状况有偿咨询，建立银行同业的中小企业信用奖罚机制。对于发展前景良好、管理规范、信誉良好的中小企业，可建立“信誉良好的中小企业”名单；对于有骗贷或违约行为的中小企业，应在金融同业中予以通报，增加中小企业及其股东的违约成本，促使其主动增强对自身的风险约束，防止其多头融资，套取银行信用。当前，特别要加大对恶意逃废债务企业的惩处力度，发挥法律强制作用，让失信者付出成倍的代价，形成不愿失信、不敢失信的机制和制度。
3、努力构建中小金融机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相互合作，共同对中小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格局。逐步改变中小企业单纯依靠中小金融机构贷款的现状，并配套出台针对中小企业融资多元化、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措施。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资金完全依赖中小金融机构贷款的局面，提高中小企业自有资金比例，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通过完善政策和法规鼓励中小企业发行债券，构建完整、高效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减轻银行信贷资金压力。
4、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形成有效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建立中小企业担保机构是企业获得贷款的必要保证，也是有效维护银行债权的手段之一，担保机构要简化手续，成为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真正起到为中小企业担保作用的机构。担保机构的作用发挥得好，就能为企业取得资金起到关键作用。在这一点上可借鉴其他地区的做法，建立由政府部门扶持的担保基金或政策性担保机构。进一步拓宽担保机构的资金来源渠道，改进担保服务，科学设计担保机制，积极出台各项相关政策，发展多种类型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如商业担保机构、企业互助担保机构等。同时，建立担保机构的资本金多层次风险补偿机制。对担保机构的资金来源、资金资助及补偿、受保企业及担保机构的信用评级和风险控制与损失分担、政府的协调及监管问题进行规范并形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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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目前金融营销环境有哪些变化和趋势，对于地方金融机构来说有哪些机会
金融工作会议明来确指出监自管补齐短板。近一年来，金融强监管保持高压态势，从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到资管新规，再到消费金融、现金贷的治理，监管触角全覆盖，这种态势仍会延续。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处理好发展与规范、创新和防范风险的关系，提高自身强健性。在强监管背景下，金融机构准入门槛有所提升，对股东资质要求更严格。银监会、保监会先后发文，加强金融机构股东资格管理，明确股东条件、持有期限与转让要求。金融机构准入门槛提升，有利于行业竞争更健康有序；同时会增加金融机构并购、股改和上市的难度，同时也提高了进入新业务领域的门槛。
Ⅵ 地方政府如何发挥金融作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发挥政府职能 为金融机构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创造环境
蔡宜春
金融机构一般都是中央直属单位，管理体制也是自上而下的总分行制，但其服务对象却是当地民众与当地经济，在服务当地的过程中才能壮大自己。所以，地方政府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以提升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地方政府应当利用不同金融机构各自的特点，正确协调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快速发展。
一、地方政府要与各级人民银行协调关系，充分了解掌握中央金融政策的变动与贯彻落实情况，及时调整当地经济发展方向。我区的金融发展情况与全国有很大不同。为了及时调动资金，保证经济正常、均衡发展，商业银行往往不得不向政府有关部门发放临时周转贷款。但不同时期金融货币政策的不同常常给贷款带来困难，使商业银行在执行金融货币政策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中处于两难的 尴尬境地。地方政府如果能预先了解掌握金融货币政策的发展趋势，就能在制定地方经济发展重点时把握轻重缓急，从而有效取舍，做到发展与资源配置更趋合理。
二、地方政府要与银行监管部门保持实时联系与沟通，及时了解掌握当地金融运行情况，为商业银行健康运行提供有利环境和通道，确保金融稳健运行。由于金融市场规模有限，金融行业内部的竞争也相对激烈，特别是政府类存款这一块，更是肥美可羡。有时会出现人为因素的介入，导致竞争的不公平，使金融机构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矛盾。由于受当地从业人员的制度执行水平限制，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发生一些问题，影响地方经济正常运行，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政府应责成银监部门严格监管，避免人为问题的发生。要加强协调与指导，创造适当环境，治理“三乱”，有力打击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
三、虽然银行商业化已经多年，但各家银行在专业银行时期的长处并未完全消失，在执行不同领域金融服务时可能还存在差别。如中行的国际金融业务、农行的农业金融业务、建行的中长期金融业务、邮储银行的与邮局汇款紧密联系的邮政储蓄业务，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服务内容与特点等方面，都仍然有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在有意识地引导各商业银行使其短处变长的同时，更要充分发挥其原有的长处，保证金融服务的质量与速度。
四、在用好用足国家优惠金融政策的同时，关注各金融管理条线政策、制度的平衡性，及时协调、充分调动金融从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形势看，我区将长期处于执行国家优惠金融政策的局面。怎样用好用活用足国家优惠金融政策，政府应当关注、支持、鼓励、创造条件，不放弃任何有利于我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机会。在各商业银行管理条线中，经营亏损或高成本现象给商业银行带来经营困难，其总行对于经营补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补贴与否、补贴多少都不一样。这常常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政府应当及时出面协调，努力缩小这种差距，为金融员工争取更多的应得的利益，使经营环境更加公平合理，这对于化解矛盾、激发热情是大有助益的。
地方政府是当地经济的领航员，各金融机构服务于地方政府确定的经济工作重心，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如果其它因素过多，必将会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快速发展。
金融机构的经营发展和服务是具有能动性的。金融机构应当严格贯彻执行国家各项金融政策，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密切配合各级人民银行和监管部门，开展文明、有效的行业竞争，不断研究市场，强化体制与机制改革，实行规范可行的内部管理制度，积极创新产品和服务，采取适合群众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服务方式和措施，防范各类风险，千方百计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在地方经济大发展中寻求自身的发展，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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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为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各金融机构推出了哪些创新的金融产品服务
金融机构在服务小微企业、农户、贫困人群等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时，往往面临客户分散、资信水平不高、信息规范化标准化不足、缺乏有效抵质押物等问题。针对小微企业、农户、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等普惠金融重点领域“短、小、频、急”的金融需求，金融机构不断改进服务方式，打造专属产品服务体系。
一是运用新型信息技术手段，拓展银行服务渠道。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服务渠道发展迅猛。截至2017年末，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账户数已达32.8亿户，主要电子交易笔数替代率平均达到79.6%，其中，手机银行交易笔数占主要电子交易笔数的31.8%。
二是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手段，提供线上信贷服务，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涌现出一批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前海微众银行、浙江网商银行创新大数据模型风控模式，精耕个人小额消费贷款、电商贷款等细分领域。建设银行探索全流程线上融资模式“小微快贷”，2017年新增客户超过14万，当年放款1466亿元。互联网保险迅速发展，2017年互联网保险签单124.91亿件，较上年增长102.60%。
三是开展续贷业务创新，缓解小微企业贷款到期资金周转难题，提高贷款资金使用效率。目前，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邮储银行均已开展续贷业务，泉州银行创新续贷产品“无间贷”，截至2017年末累计为客户节约融资成本2.5亿元。
四是发展供应链金融，与核心企业合作对供应链上下游的小微企业进行批量授信、批量开发。农业银行“数据网贷”通过“核心企业推荐+历史数据分析”，向核心企业上下游小微集群客户提供全流程线上化的供应链融资服务。
五是完善贷款审批流程，探索运用零售业务管理技术，优化小微企业贷款审批政策和流程，压缩获得信贷时间。中国银行“信贷工厂”模式将授信流程从200多个步骤减少至23个，审批时间从2-3个月缩短为5-7个工作日，最快当天即可完成审批。
六是丰富抵质押品类型。在农村地区开展了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开展林权抵押贷款，开展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抵质押贷款，缓解“缺担保”难题。
七是促进扶贫小额信贷健康发展。明确“5万元以下、3年期以内、免担保免抵押、基准利率放贷、财政贴息、县建风险补偿金”的政策要点，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生产、增收脱贫。截至2017年末，银行业扶贫小额信贷余额2496.96亿元。
八是服务科创企业发展。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科技企业特点，探索建立有别于传统信贷业务的科技金融组织架构、管理机制、业务流程、风控手段以及保障体系。截至2017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已设立科技支行、科技金融专营机构等645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和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分别为1.7万亿元和0.6万亿元；银行业金融机构外部投贷联动项下科创企业贷款余额225.6亿元。
九是创新农业保险产品，丰富价格保险、指数保险、制种保险的种类。2017年共开发出农业保险产品1714个，涉及215类农产品。价格保险标的扩大到4大类72个品种，指数保险已备案19个省（区、市）57款天气指数保险产品，制种保险开办省份达29个。
十是创新农产品期货期权产品，降低农业价格风险。已上市23个农产品期货品种和2个农产品期权品种，覆盖粮、棉、糖、林木、禽蛋、鲜果等主要农产品领域。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目前已包括天然橡胶、玉米、大豆、棉花、白糖等5个品种，试点项目达到79个，试点区域包括黑龙江、新疆、云南等多个省（区、市）、覆盖近40个贫困县，各期货交易所支持资金总额达到1.23亿元。
本答案由 关数e 海关数据科技服务平台 整理自银保监会就首次发布普惠金融白皮书答记者问
Ⅷ 区域金融合作对泛北部湾经济区构建的支持
详情请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
http://dqs.ndrc.gov.cn/gzdt/P02008022053787806.doc
访郭声琨：推动泛北部湾金融合作
记者 徐友仁
北部湾是我国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口，是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之后的第四个重要沿海经济区域。随着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推进，北部湾地区正在形成一个跨省区、跨国界的经济圈——泛北部湾经济圈。金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纽带。要实现区域经济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的合作，就必须加强区域金融的更紧密合作。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前夕，记者就此话题专访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常务副主席郭声琨。
记者：泛北部湾地区既是泛珠三角区域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交汇点，又是参与国际区域合作的前沿地带。您认为广西在金融开放和边贸发展方面有哪些发展潜力和空间？拟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金融开放和边贸发展？
郭声琨：广西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东临粤港澳，位居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与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地处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越“两廊一圈”合作、泛珠三角合作、西南合作等多区域合作的交汇点，是我国走向东盟的门户和最便捷的出海出边大通道。这些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为金融开放和边贸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一方面，为了提高泛北部湾地区金融开放程度，要实施“引进来”策略，组织“引银入桂”，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前来设立分支机构或引进战略投资者；同时加强与发达省份的交流与合作，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前来开设分支机构，连接泛北部湾金融市场与东盟金融市场、泛珠三角金融市场，构建区域性的经济金融平台。另一方面，要实行“对外开放”与“内部改革”相结合。扩大金融开放程度，最终目的在于优化金融业内部结构，弱化金融业原有的行政性效用。在引进外资银行和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同时，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大力支持和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扶持地方性商业银行的发展，构建政策性银行、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地方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外资银行的结构合理、竞争充分、运行有效的银行体系。
要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的金融合作，重视金融业在促进边贸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结合经济发展的战略考虑，立足睦邻友好关系的政治高度，加快改善对东盟国家的开放环境，促进地方外向型经济发展，扩大经贸往来和实施走出去战略。继续鼓励金融机构在西南边境发展结算业务，为边境贸易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商业银行要灵活创新机制，逐渐冲破以前的政策框架，在本币结算、双方货币直接兑换，甚至在贸易融资等环节，研究和创造条件进一步支持边贸发展。
记者：在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过程中，增进区域经贸往来需要金融部门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这就为金融机构的迅速发展和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提供了外在动力。您认为各金融机构应如何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一要求，加快金融创新和改革步伐？
郭声琨：在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过程中，增进区域经贸往来需要金融部门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这就为金融机构的迅速发展和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提供了外在动力。各金融部门和金融机构要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一要求，继续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巩固和扩大金融信息化建设的成果，大力推广现代化支付系统，积极发展区域票据交换系统，开发扩建本地银行卡网络，为区域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发展提供支付平台。大力发展信贷业务，鼓励创新产品，探索开办跨市场金融工具，积极提供中小企业创新服务。加快政策性银行向开发性金融机构转型，对泛北部湾的能源、交通、输油、输气管道和旅游、环保等重大项目，提供以中长期项目融资为主的开发性金融服务，更持久地支持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和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推进地方金融机构改革，鼓励跨区域收购、兼并、重组，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其重组改造，从根本上建立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新机制，保证地方金融的健康发展，增强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能力。
记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区域金融稳定，为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平稳发展提供保障，您认为应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郭声琨：随着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入，各地区间经济金融交往日益密切，经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由于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如果缺乏有效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和金融监管信息交流共享，将难以防范和抵御区域金融风险。要加快建立区域金融风险的监测指标体系，客观分析判断区域整体金融风险，定期发布区域金融稳定评估结论，不断完善区域金融业应急预案，引导辖区内金融机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促进金融体系稳健运行。同时，在泛北部湾区域加快推进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的建设，共同商讨区域金融合作的长远规划，探讨如何加强与泛珠三角、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金融合作，扩大金融合作平台；交流经济金融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经验，共同研究经济金融风险的应对措施；协调区域金融合作的各种矛盾，加强财政支持与金融支持的协调配合，促进泛北部湾经济区的发展。
记者：区域金融生态建设状况，不仅影响货币政策传导、资源配置效率、金融稳定发展，而且决定着该地区对经济金融资源的吸引力，这些问题已成为各级政府和经济管理部门的共识，对此您是如何理解的？
郭声琨：如果泛北部湾区域的金融生态建设领先于其他地区，无疑将获得吸引经济金融资源的比较优势。改善泛北部湾区域的金融生态，除了要建立健全良好的会计、法律和司法体系外，地方政府有必要将金融生态建设放在与投资环境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组织、引导和协调社会各方共同参与地方金融生态建设。要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进程，培养企业和公民的信用意识，全面改善区域信用环境；重视建立有利于金融发展的规章制度，吸引区域外资金的大量流入，为本地区的产业发展、结构调整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切实优化执法环境，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积极维护金融机构的权益，建立良好的银企关系，打造和谐互动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