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干部被“围猎”，问题出在哪
干部被“围猎”，问题出在哪？
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2年，最高检共对19003名行贿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13年，最高检对5515名行贿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比上升18.6%；2014年，最高检共查办行贿犯罪7827人，同比上升37.9%。相关人士表示，行贿犯罪数据的逐年上升一方面说明，检察机关查办行贿犯罪的力度在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干部被“围猎”的形势极其严峻。
干部被“围猎”是指许多不法商人不用刀枪，而是用糖衣炮弹，把领导干部赶入“围场”，或想逃却走投无路，或欣欣然仍由驱使，最终成为商人谋利的工具。“围猎”的手段多种多样，周期灵活，甚至“放长线钓大鱼”。有的金钱不行就上美色，美色不行就鼓动家属，家属不理就找上级领导“来硬的”。具体来说有三种方式：
一是直接“猎杀”。此招用于贪吃的猎物，势大力沉，投其所好，直奔命门。主要是官商勾结、权力寻租，明码标价、权力兑现，搞利益输送，双方各取所需。
二是“温水煮青蛙”。此招用来对付有一定警惕性的猎物。猎人先面带笑容，恭维之、抚摸之、喂食之，待你全身放松，毫无戒备之时，突露出狰狞，一把擒翻。平常和你勾肩搭背，给你好处，送你享受，和你称兄道弟，甚至甘心当你的“提款机”。当你深陷“安乐窝”，才发现已上了贼船，难以脱身，只能用权力给别人办事。
三是外围“猎杀”。此招用来对付警惕性较高或者不便直接下手的猎物，猎人迂回包抄，先攻老巢，拿下近亲等关系亲密之人，再来合围诱捕。不直接“围猎”干部，而是“猎杀”其家属、子女、朋友、秘书等。一旦其亲朋部属就范，领导干部也只好跟着“缴械”。
一些官员被“围猎”，听着似乎很被动、很委屈、很无奈。剥开表象，更令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官员这么容易被“围猎”？到底是谁“围猎”了谁？
“围猎”现象大量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被“围猎”者主观上的信念缺失与党性不坚定。不法商人处心积虑、用心险恶固然可恨，但从官员主观上看，被“围猎”主要还是自身经不起种种诱惑，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价值观。
治理“围猎”现象，除了加强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净化政治生态，规范权力运行外，还需加大打击行贿“围猎”的力度。要进一步加大打击行贿犯罪力度，突出重点、集中力量重点打击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个人行贿和单位行贿犯罪。特别是要严厉惩处主动行贿、多次行贿、行贿数额巨大、长期“围猎”干部的行贿犯罪。
Ⅱ 政府寻租问题如何解决
增强民众的监督意识，包括新闻媒体，发挥，加大人大和政协的作用
Ⅲ 如何解决基层干部不作为 调研报告
权责不等无法作为。权责不等无法作为是指领导者拥有的权力与应有的责任不对等导致无法作为的现象。这种不作为现象主要存在于街道与乡镇一级组织的基层干部之中。乡镇是最末端的行政组织，街道是派出机构。这一层级组织存在较多的权责不一致、事务与财力不匹配现象。在行政实践中，一方面基层事务复杂繁琐；另一方面，县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往往将大量考核指标与任务挤压到乡镇与街道，它们承载着招商引资、城市管理、社会保障、民生服务、综合维稳、安全生产监管、食品安全等大量事务，往往形成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现象。但是行政权力，尤其是行政执法权却没有下放，依然隶属于县区职能部门。这样街道与乡镇拥有的行政执法权远远小于事权。因此，有很多事务，基层干部想去作为但却无法作为。这种不作为是行政体制与行管理方式不当造成的。需要从体制上深入改进，注意系统的配套改革，以保障基层领导干部有充分的条件作为。
责任风险不敢作为。责任风险不敢作为是指领导者在巨大的责任面前产生的不敢作为，惧怕责任的现象。随着反腐的纵深掘进与法制化的建设，尤其是即将建立的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及倒查机制，将把领导者的责任意识推到高点。这种责任制度辅之权力阳光运行，极大地抑制了权力寻租、盲目决策、好大喜功与强征、强管、强建等现象，但在巨大的责任面前，客观上也会让少数领导干部选择不作为。从领导者的生命周期看，基层领导处于干部的成长期，宏观政策的认知能力、地方重大事务的决策能力、突发事件的化解能力等还不够。在一些重大政策决策中与重大矛盾的处理中，他们往往无法预估自己的责任风险，就可能惧怕责任风险不敢作为。一些基层领导者往往最大限度地回避责任。最典型的表现是“宁愿少干事不干事，保证不出事”的想法。造成这种不作为的原因是没有从制度与体制上及时化解领导者惧怕责任风险问题，在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上，往往论资排辈、按部就班、四平八稳，难以将责任风险与选拔任用有机结合，把一些勇于奉献、敢于担当、善于创新、拼命硬干的人选拔出来。
利益受损不想作为。长期以来，由于制度不完善，一些地方基层领导者不合理、不规范的福利与隐性收入较高。领导干部的工作状态与福利待遇、晋升发展以及精神需求等休戚相关。因此，当一些基层领导，尤其是那些已经将这些不合理利益视为应有报酬的仕途无望、党性不纯、思维固化的基层领导，在利益受损后，就可能产生不想作为的想法。工作上往往敷衍了事、被动应付。在政策执行时，虽无私利追求，无寻租行为，但不愿意花时间与精力去研读政策，僵硬呆板执行，不能把握政策的宗旨与正义理性，不能充分释放政策自由裁量权的功能，甚或念歪了经，曲解政策本义。执行结果往往不能有效地鼓励人、激发人、难以催人上进，集聚政策正能量。这种不作为也有很大的普遍性。造成这种不作为的主要原因是对基层领导者的考核激励机制没有进一步配套跟进，考核难以深度触及基层领导不作为的神经系统，难以产生激励作用。
心理失衡不愿作为。在强大的反腐浪潮与干部思想作风整顿中，基层领导者的从政理念、党性修养、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经过一次全面而深入的检验，那种前呼后拥、高高在上、耀武扬威的官老爷现象被彻底扭转，一些放任式的乱作为现象被根本改变，依法行政、责任、服务、民主、及时回应等价值理念成为新的准则。一些党性不纯、作风不正、工作方式比较粗放的领导者受到巨大冲击。这种心理失衡不仅指有形的物质利益受损后心理难以调整，产生不平衡感，还包括理念、思路、作风、工作方式等被强行扭转产生的不平衡感。在这种不平衡心理驱动下就会情绪低落、消沉，失去工作积极性，不愿意再去作为。在责任与困难面前，就会东张西望，裹足不前。典型表现是“官不好当”“官不聊生”“当官没意义”等感慨。这种不作为比前一种不想作为程度深，体现出一种从心理深处发出的不愿作为现象。其深层次原因是世界观、价值观扭曲，对领导干部的责任与使命认识不够。
法制的刚性规范约束功能与激励功能应齐头并进。要遵循人性多元特点，建立立体动态的基层领导干部的考核激励制度和末位淘汰的选拔任用制度。在考核激励制度上，要深入不作为的微观层面，考核力度要深度触及基层领导不作为的神经系统，不断激发基层领导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在选拔任用制度上，要科学、民主、法制、公开，杜绝以一把手的经验与喜好来用人，杜绝任人唯亲、买官卖官、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准确定位区县、乡镇、街道职能，优化组织结构，理顺权责关系，保证权力与责任对等，并以法制形式确定下来；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规范行政程序，保证权力阳光运行，加强依法行政，不得将事务层层挤压给基层。体制改革与行政管理方式创新并行，才能从源头上保证权责对等，有效化解权责不等导致的无法作为现象。
加强基层领导干部的教育与培训，不断提升基层领导干部的政策认知能力、决策能力、依法行政能力与风险预估能力等，增强他们应对责任风险的能力。逐步化解能力不足与信心不足惧怕责任风险的不敢作为现象。
Ⅳ 什么是寻租问题
一个小团体或者个人通过游说政府改变其政策从而损害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每个人受损比较小，然而总和很大）使自己获益的行为
Ⅳ 什么是寻租行为
寻租行为：将经济租金转化为自己收入的行为，这一转化实际上是一种收入的再分配，并未使收入增加，且这种收入的再分配往往使原有的社会分配状况更加不公平。
垄断厂商获得的利润被称为垄断租金，通过寻求或维持行业内的垄断地位以寻求或维持已经存在的垄断租金的活动成为寻租，此时垄断厂商将资源花费在非生产性活动的诱惑上。
人们通常以为寻租往往是政府或与政府相关的行为，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即使在市场中，寻租行为也极为常见，如金融领域的投机交易及其在不确定性中追逐最大价值的行为就是系统性的寻租行为，因而构成市场经济中的寻租结构，这种寻租性的市场和经济结构会提高经济社会成本，恶化经济效率，挤占利润和工资等收入份额，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这一点在货币信用体系和金融市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Ⅵ 现代的腐败问题应该不只是单纯的寻租问题吧，有谁能从经济的角度完全...
腐败的根源是社会公平与效率取舍和政府作为与法律执行力问题！
Ⅶ 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案例，简短点的
官员权力寻租行为是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源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腐败案作出一审宣判。法院认定康慧军受贿590万余元，另有1211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依法判处其无期徒刑。
康慧军非法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低价购房，再抛售挣取差价。截至案发时，他和妻儿名下的房产达14处。
炒房官员，康慧军不是第一个，相信也绝非最后一个。但大多数官员炒房事实败露，是因为别的腐败行为而拔出萝卜带出泥。康慧军的落马，却源自上海市纪委对局级以上公职人员住房情况进行的一次普查。康慧军一处住宅的申报价格明显偏低，成了纪委查处康腐败案的重要突破口。提起受贿罪的认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当事人一定拿了不该拿的钱。但对于官员的炒房行为，很多人包括官员本人在认识上还存在着盲点。他们认为，只要没有收受贿赂,只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炒房获利，就无可厚非。
其实，领导干部炒房与普通百姓炒房相比，除了有违公务员禁止经商的规定外，最大的不同在于，官员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以最低的价格获得最好的房子，这明显属于权力寻租行为。这种权力干预下的反市场行为，也是房地产业存在“大量腐败问题”、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源。2007年7月“两高”出台司法解释，对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的方式买卖房屋、汽车等行为界定为“属于权钱交易”，可以认定为受贿。可见，领导干部利用权力炒房的行为本身就是腐败。
分析官员的贪腐个案，不难发现大都存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问题。监督官员财产状况，就成为查处腐败现象的突破口和关键所在之一。上海纪委一次例行的住房普查，就发现了“炒房区长”。看来不管房地产黑洞有多大，有多深不可测，只要坚持既定制度，就可能有效监督官员财产状况。
康慧军的落马让我们看到反腐的有效途径。但对官员住房普查的做法虽然有效，毕竟属于事后监督。在当前难以完全杜绝公权力进入市场的情况下，通过制度设计进行事前防范，把官员财产置于有效监督之下，有助从源头上有效反腐。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申报和公布个人财产对预防和遏制腐败不失为有效的机制。近年来，我国对此也进行了有益尝试。1995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和《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相信随着各项制度的完善和落实，必将有效遏制腐败现象发生。
Ⅷ 如何预防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
一、权力寻租行为产生的原因：
1、 权力过分集中： 在政府和企业内个别人员权力过大，决策权力过分集中，都会违背民主制度的实施。权力过分集中会导致公民与政府公职人员双方权力制衡的模式失调。公务员行贿受贿，滥用权力的现象就没有可制约其的力量，这样会加剧权力寻租行为。
2、监督体系缺陷 ：严重缺乏基本的管理体系，为权力寻租行为加剧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内部监督不到位或脱节，不能形成环环制约的良好制约格局。
3、中国遗留的封建习俗影响：中国人有特殊风俗习俗，有自己的处事方式。而这种处事文化，容易助长寻租行为的滋长。中国强调中庸，强调自律，缺乏建立规范制度的意识。
4、缺乏诚信文化： 代理人应当有履行自己的义务的法律的意识和要求。然而在中国前当的市场环境气下，缺乏诚信文化严重阻碍了的市场正常竞争，为滋生寻租行为提供了机会。代理人、本人的正义和责任心缺失，显示机会主义倾向和只为追逐短期利润的倾向，加重了权力寻租行为的问题。
二、权力寻租行为防治的措施
1、强化监督机制，遏制权力寻租行为
监督机制一直是市场的薄弱环节。缺乏监督机制只显示市场透明度不高。一个良好的监督机制既保证系统和规定实施和执法,正确使用各种标准,和保证透明和公平的市场操作。
2、改变地方政府的功能，遏制权力寻租行为
科学合理、准确地划分范围和界限政府的经济职能,并对地方政府的执行功能设置基本的手段和方法。尽可能地规范官员行为和约束行为的程序,注意规范地方政府官员的锻炼形式和办事程序。同时,尽可能多地对公职人员进行严格辅助。所以,寻租人员无法从寻租行为获得可观利益,寻租者会选择放弃寻租。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可以将一些程序交给市场自动调节，下放官员权力，削弱寻租的有效方式就是优化政府的经济管理方式，缩小其管制范围，减少政府办事人员，党政干部寻租的机会。
3、增加寻租惩罚的机制，遏制权力寻租行为
惩罚机制存在的严重的缺陷，会导致许多当地政府和寻租者继续寻租没有顾虑。因此,只有对寻租者增加惩罚,对有寻租行为倾向的人员带来足够的威慑，有效遏制当地政府机关的寻租行为继续蔓延。在建立监督机制时，要注意事前监督和事后监督的双向模式。事前监督的主要措施是：提高公共权力运作的透明度，明确实施听证制度，推进民主决策。发挥立法、司法、行政，传媒各方面的有关监督作用。事后监督主要措施是：要依法严惩贪污受贿的严惩度，对于行贿者可以减轻惩罚力度。
4、提高权力寻租行为验证效率，遏制权力寻租行为
相关的政府部门,当处理寻租行为的违规案件，要加强验证,不得容忍寻租行为的发生。最后,让寻租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5、对政府工作人员和企业加强诚信思想的教育，从根本上遏制权力寻租行为的发生
思想决定行为，在平时，就要注重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变化，对其进行诚信思想的教育，培养其道德修养和伦理知识，从根本上遏制权力寻租行为的发生。在平时可以开展反腐倡廉的活动，宣传正反案例，为官员树立榜样，激励其学习。在企业方面，也要有诚信意识，注重公平竞争，不以贿赂的手段达到个人目的，破坏社会制度和法度严明。用此方式发挥道德的制约作用。
6、根据科斯理论处理产权分配的问题，遏制权力寻租行为
从成本层面来看寻租行为，寻租是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在生产时的收入超过生产要素的机会成本创造的剩余价值。从产权层面看寻租行为，权力寻租行为是一种对既有产权的重新分配的方式，可以通过正常市场处理，也可以通过政府来分配。如果政府是通过制度或法律途径扮演公正的社会管理者形象，那么就不存在寻租行为。反之，就是寻租行为，会造成交易成本的增加。所以为了遏制权力寻租行为，应用科斯定理，要以明确保护产权为核心，在交易成本不为0的情况下，对资源的配置不仅要注重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还要注重以产权为中心的权力二次分配。
频繁的寻租行为在我国不应该被忽略,这不利于经济的正常健康发展。对寻租行为的防治有利于有秩序的社会经济活动开展。导致寻租行为公司治理机制的主要原因是不完善的执行情况和系统的缺陷,因此,只有建立一个全面的预防机制可以克服寻租行为,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寻租在其治理问题。 我国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时期，权力寻租行为的发生，对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危害明显。为了遏制权力寻租行为的发生，要强化监督机制，改变地方政府的功能，增加寻租惩罚的机制，提高权力寻租行为验证效率，根据科斯理论处理产权分配的问题。同时要加强对政府公职人员的思想教育，培养公务员的道德自律的意识，从根本上遏制权力寻租行为的发生。
Ⅸ 如何抑制“寻租”行为
你可以通过创造财富或掠夺他人创造的财富而致富。非法掠夺他人的财富，叫做盗窃或者欺诈。而合法掠夺他人财富的行径，经济学家称之为寻租。 寻租有许多种形式。在欧洲最古老的交通要道莱茵河上，屹立在两边岩岸上的城堡，可以追溯到久远的时期那时候，顶着贵族头衔的强盗们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在贫穷国家，政治及商业生活的重点往往是寻租，而非创造财富。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 寻租造成了资源的诅咒这种怪现象。石油或矿业财富大多使人民的生活水准下降，因为它们把人们的才能和努力从创造财富转移到了寻租上。可悲的是，外国援助往往具有同样的效果。 寡头和官员的亲属可以通过从政府合同上拿回扣，或是侵占国家资产，来实现寻租。 但在比较发达的经济体，寻租有着更为复杂的形式。我们不是从军售中抽取10%的回扣，而是通过增发货币获得7%的利益。租金往往从消费者身上间接获取，而非直接取自政府：如阻止外国商品和新进入者竞争的保护措施，以及要求延长知识产权有效期的呼声。此外，在人员臃肿的政府部门领取过高的薪水，也是获取租金的一种形式。 凡是经济权力集中的地方，无论是政府、大型私人企业，还是由串通合作的公司组成的团体中，都会发现寻租行为。在私人领域，经济权力集中往往具有自我加强的特点。在美国的镀金时代，人们就已经普遍认识到这一问题。人们有理由担心，洛克菲勒(Rockefeller)、卡内基(Carnegie)和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等新巨富家族可能利用自身的财力，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权力，把市场和民主踩在脚下。如今的俄罗斯又成了这方面的例证。 但美国已出现了新一代寻租者。现代的头等舱候机室和公司商务飞机，就相当于古代莱茵河两岸的城堡。它们的使用者是投资银行家和企业高管。 抑制寻租行为，要求分散经济权力。相关策略包括：限制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限制经济权力集中于大型企业的现象；时刻警惕政府与产业界之间的界线；外部监督与内部规范相结合，限制大型机构中贪婪者在公司牟取私利的能力。热切追逐这些利益，是竞争性市场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区别，而且是一个重大区别。 私有化和打破法定垄断，减少了有组织的公共雇主群体的寻租行为。但是，在商界和金融界，企业的法人寻租活动和高管的个人寻租活动都明显增多。 从国会游说活动增多，布鲁塞尔餐馆林立，医药、传媒、国防装备和金融服务等行业的结构，以及高管薪酬飞涨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寻租活动的后果。 创新有赖于新鲜血液的加入，因此，抵制经济权力集中十分必要。必须将亲企业与亲市场的立场区别开来。柏林墙倒塌后的二十年里，这种区别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