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中的金融服务与创新

❶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5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金融街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着力点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改革的体制性目标是建立有效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现代金融体系。目前，国务院已决定由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共同编制国家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即“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当前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探索谋划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新路径，一时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
国研网：当前，我国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以及内外部经济因素影响下，经济正平稳转型到新常态，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陈道富：我国当前正处于深刻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国际经济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二是经济增长从高要素投入转向寻求经济效率；三是开始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原有的金融体系大体上是适应原有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当经济转型时就会出现各种金融困境，这也是金融需要转型的信号。
一、“三元悖论”与“中心外围”结构制约中国的货币政策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给原来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集中表现为所谓的“三元悖论”和“中心外围”结构。
“三元悖论”揭示了一个经济体不同同时实现汇率、利率及资本管制三个目标。“三元悖论”成立是建立在无套利均衡基础上的。如果将汇率看作货币对外价值，利率看作货币的对内价值，资本自由流动则意味着国内外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则三元悖论本质上是一价定律在货币领域的体现，即一种商品在一个市场只能有一个价格。要想破坏一价定律，则只需破坏该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即可，如一个市场、同质商品、无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场结构下，可以有多种方式达到市场均衡。“三元悖论”仅揭示瞬间无套利均衡要求，无法判断哪个组合的均衡结构更好。
中国当前正在寻找“三元悖论”所揭示的汇率波动、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规模巨大。200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的错误遗漏方向开始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939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出现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600亿美元。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近些年出现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来，分别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增大，在有限的汇率波动幅度内，给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分别与2014年的5月和6月达到历史高点，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别减少了30906亿元人民币和7908.92亿美元。我国的基础货币余额2015年3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开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减少2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不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论”约束，还接受了金融资源的世界再配置。从全球动态均衡来看，二战后全世界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的美元周期结构。这与是否采取浮动汇率没有太直接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采取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美元波动牵动全球资金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进入了以浮动为主的汇率体系，但仍呈现明显的美元周期。美国的利率和汇率调整，引导着全球资金的流动。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也成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周期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中国近些年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货币大量投放，各类金融创新活跃，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除了承担大量经营风险，还不得不管理并承担大量金融风险。企业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此外，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的阴霾始终无法消除。
货币凝聚着人类的普遍信任。在经济阶段转换期，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的转换期，在原有的增长点和增长模式下出现产能过剩，竞争过于激烈，盈利状况恶化，难以凝聚社会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充分检验，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规模还较小。这样以商业盈利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信任大幅下降，社会普遍信任转向以物和政府信用为主，表现为房地产和政府信用（含隐性担保）的过度膨胀。
货币借助资产实现扩张或收缩，支持货币扩张的资产价值的来源不同，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具有不同效果。
当实体资产属于新的商业创造(包括新项目、原有项目的扩大、改建等)，货币因此而扩张会带来实体经济的真实扩张，从而引起对现有实体资源的争夺，引发实物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当这些投资机会被证明确实具有稳定回报，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就能实现良性循环。但当投资机会并不具有稳定回报，成为不良资产，货币金融体系则需要通过不良资产退出实现货币收缩来及时承认错误。如果不良资产不能及时退出，则在经济体中保留了多余的货币创造，产生虚假繁荣的货币基础。
当实体经济属于现有的存量资产，只是实现了证券化进入金融领域（货币的深化）。这种类型的货币扩张不再对实物资源产生增量需求，只是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经济）的货币化，货币的国际化及各类资产的证券化等。货币深化并不会带来对现有资源的增量争夺，只是货币金融体系的边界扩大。
当资产价值增加来源于现有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利率或者风险偏好变化，那么并不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只是实现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如我国上一轮股市繁荣期，大量上市公司将非上市公司装入上市公司，以获取两者之间的价差，等等。当价值评估重估以合理定价机制为基础时，这是利用金融体系利用其价值评估体系以较低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过程，是广义的套利和资源整合过程。但当价值评估的定价机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导，或者存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时，不再是套利和资源整合，而是价值的再分配和欺诈掠夺。
当经济处于转型期是，经济体中的投资机会匮乏，货币扩张越来越多的由存量投资机会证券化和价值重估实现时，货币的大量投放并不能带来实物资源价格的上涨，而会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通货膨胀相对稳定，但不断出现资产泡沫。投资者普遍面临“资产荒”难题，不断寻找价值洼地，提高风险偏好。从微观企业来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盈利状况较好，但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上市公司保留较大比例的现金。我国近期更是出现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价格较高。当房地产价格上涨与货币投放相互实现时，市场参与者陷入了囚徒困境：虽然不看好房地产内在价值，但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著损害货币持有者的购买力，不得不参与房地产的追逐。
三、金融运行与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观金融机构从业务发展出发，顺应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已进行了大量创新。从实践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金融放松管制，金融跨业和跨界融合日趋丰富，传统金融领域外出现了大量创新。受制于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框架的制约，金融管理无法有效回应金融发展。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我国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投资者保护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职责和管理架构，特别是政府和不同市场主体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的界线并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领域中，所有者、监管者、行业促进者、经营者的职责交错，甚者承担了部分社会安全网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险）利并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
事实上，我国有必要将监管部门应从微观金融风险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行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加强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强化政府在平衡市场力量（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机构将某个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不合理地渗透到其它市场）的职责。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服务中介的去行政化进程。金融机构应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因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
国研网：“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将面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两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当前存在哪些金融风险？
陈道富：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经济金融转型的不断深入，过去多年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让我国进入了金融风险集中暴露期。个人认为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风险是中国经济阶段性转换和经济下行伴随的风险。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9%，今年的增长目标为6.5%~7%。随着经济下行和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一些企业会破产退出，同时更多风险也会暴露。这一类风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必须要面对的。
第二类风险是“三期叠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新的阶段表达而产生的风险。
第三类风险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风险。金融改革是中国进行的巨大探索，无论是利率、汇率市场化还是资本账户开放或者国内的政策调整，本身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过程。越是伟大的改革转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领域，对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领域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是主动暴露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从投资的角度看，承担资产风险也是获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径。因此，金融风险是破旧立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机”并存，需要在实践中实现“转危为机”。
国研网：在当前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您认为金融体系的转型应该如何推进？
陈道富：目前，我们看到金融体系非常火热，看到互联网金融，看到体制外的体系，看到非常火热的金融，所有人都在从事金融业，都在做金融业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实体经济融资难等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实体经济真正响应的方面，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放在更广的范围内，放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里，它的命题是经济发展阶段提出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新常态或者三期叠加，所以首先要服务于新常态，尤其是转轨过程。转轨过程对金融体系来说，它的价值发现功能，重新创造价值功能，给金融体系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体系本身，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不是稳定的系统，怎么实现它的优化配置？如果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它是缺乏流动的系统。大家看到的乱，看到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发出了信号，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成长、突破过程中的烦恼。金融体系必须要面对他的乱，面对他的不稳，只有真正去面对自己金融体系不稳的根源，才能解决他。所以这个过程，中国需要充满活力、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这又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过程。微观上需要活力，需要寻找经济的增长点，需要寻找市场机会，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观上稳定的系统，一定是权、责、利一致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制度设计上在破坏权、责、利，有一些是无意识的破坏了权、责、利，因此，宏观上就要进行对应，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把金融体系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稳健的体系，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破金融体系之间不合理的流动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开放的系统，所以我们要从市场生发出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系统，需要开放、活力、稳健的系统。
第三，对金融体系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金融改革会在第三个层面产生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金融的转型。它最终的目标来源于实体经济，但是它又不是一张白纸，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进行的金融变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种成长。这种变革的深度取决于处在哪个层面上，在枝节上的改革、改良，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讲的很多物理层面的变革。接下来是理念上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所以怎样在现有的格局下归位，原有的金融体系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错位，表现为对金融体系认识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种归位，需要一种转型的设计，这种归位有横纵两个坐标。
第一个是财政和商业的横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金融在执行很多财政、产业的职能，财政和金融之间到底如何协调？如何在这个光谱上处理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新考虑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所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第二个是纵轴，金融体系怎么发挥作用？整个企业家创新的最初动力就是破坏权、责、利的有限责任，只拿股本金，到这儿而止，这是一个断层。在国家层面可以看到国家隐性担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权、责、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观上进行纠偏。但是我需要给你的偏差产生巨大的活力，这是在纵轴上，你会发现怎么划分微观实体的权利，行业监管，金融救助，宏观调控，整个纵轴的关系，这是在商业运行的点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灵活金融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偏差。
为什么讲中国是“成长的烦恼”？小孩子总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家长处于爱护，可以给小孩任何指点。但是小孩成长起来了，有自己的思维，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叛逆。这时候不是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更好的东西给你，而应该是包容的，允许你犯错，允许你探索，允许你有不一样价值观。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和宏观救助的关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改革真正能推动的力量都是来源于自己，其实最核心的是自己怎么看到自己没有跟上金融变动的情况。
所以国家再怎么管理，怎么面对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响应实体经济需求产品的风险点，所谓系统性风险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这种风险可以持续累积。国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寻找真正的风险点，建立起针对这样风险点的监管体系、救助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今后三五年会产生化学变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稳健、灵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一个体系。

❷ 当代金融创新对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影响

（1）对金融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当代金融创新对金融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主要是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实现的：一是提高了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首先，金融创新通过大量提供具有特定的内涵与特性的金融工具、金融服务、交易方式或融资技术等成果，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同时提高需求者的满足程度，增加了金融商品和服务的效用，从而增强了金融机构的基本功能，提高了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其次，提高了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第三、大幅度增加了金融机构的资产和盈利率。二是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首先，提高了市场价格对信息反应的灵敏度；其次，增加了可供选择的金融商品种类；第三，增强了剔除个别风险的能力；第四，降低了交易成本与平均成本，使投资收益相对上升，吸引了更多投资者和筹资者进入市场，提高了交易的活跃程度。三是增强了金融产业发展能力。四是金融作用力大为增强。金融作用力主要是指金融对整体经济运作和经济发展的作用能力，一般通过对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总量的影响及其作用程度体现出来。
（2）产生的新矛盾和挑战：金融创新在繁荣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对金融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首先，金融创新使货币供求机制、总量和结构乃至特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对金融运作和宏观调控影响重大。其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货币政策的决策、操作、传导及其效果，对货币政策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第三，金融风险有增无减，金融业的稳定性下降。第四，金融市场出现过度投机和泡沫膨胀的不良倾向。
综上所述，当代金融创新虽然利弊作用皆存，利弊作用力都放大了，但从总体上看，金融创新的利远远大于弊，并且其利始终是主要和主流性的。正确认识和客观评价金融创新对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是有效利用和充分发挥其动力作用，主动驾驭并把握金融创新的内在规律，最大限度地推动金融、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前提。当然，当代金融创新的负作用亦不能忽视，必须加以有效的引导和监管进行防范和控制。对创新在不同方面存在的弊病可以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予以克服或减轻。总之，只要改善宏观调控，加强监管，正确引导，当代金融创新中的负作用应该可以减轻到最低限度，安全与效率并非不可兼得。

❸ 金融改革创新方面，有哪些新思路，新想法

新常态不仅意味着我国经济正在步入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状态，也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对于金融业亦是如此。金融业如何适应新常态，又如何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些是新常态下金融业改革和转型必须面对的课题。
在29日召开的2015金融街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表示：“金融一定要适应新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有新的思路。”谈到，在适应新常态中，金融主要起到5个方面作用：一是参与解决农村的改革问题；二是大力建设公共投资基金；三是鼓励创新、创业；四是鼓励国有大企业改革。此外，为了适应新常态，地下金融应该尽早升到地面上来，变成阳光下的金融。“在适应新常态的过程中，金融业不是被动的。一定要把金融的主动性、积极性发挥出来，做到金融的优化管理。”
在适应新常态的过程中，宏观调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作为中国经济政策的重心，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是促进我国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殷勇在会上表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中国货币政策实施的路径和工具也在不断地丰富和优化。”同时，针对社会上对于中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说法，殷勇明确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进行量化宽松。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不仅没有增加，而且还出现了下降。
统计显示，从今年3月份开始，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逐步缩减，9月末同比下降3%，比2月份的高点下降了5.6%。同时，中国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规模逐步增加，8月末同比扩张15.2%，从过去5年来看，是高水平增长率。“这与实施量化宽松的经济体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萎缩的情况是不同。我们通过自然方式就能满足央行的资金需求，如确有需要，外汇储备也有空间和灵活性。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质量和流动性安排能够维护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安全。”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新常态下金融业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而金融业也不可能脱离经济基础而孤立发展。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所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业发展的金科玉律。金融如果离开了实体经济就是泡沫，它产生之初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同时，他也强调：“并非金融业要无条件地为实体经济所提出的需求服务。”
在李扬看来，金融的功能有六项：提供支付结算方式以便利交易，提供集中资源和投资分散化的机制，提供跨时间、国界和产业的经济资源转移方式，提供风险管理方法，提供价格信息以帮助协调经济各部门的分散化决策以及当交易各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时提供解决激励问题的方法。“因此，简单地把金融是不是提供钱作为是否服务实体经济的标准是比较片面的。在新常态下，特别是在我们有剧烈的结构调整的需求情况下，特别要全面地发挥金融的功能。”
对于下一步金融业改革的重点，与会嘉宾各抒己见。李扬提出，一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尤其是低层次的、与科技创新相关的资本市场。二是要打破长期以来实行的禁止非金融机构之间发生信用关系的制约，放松对非金融机构信用活动的限制，让实体经济之间直接发生信用活动。三是推动产融结合。应当鼓励实体经济办金融，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或者说非金融的但其中含金融业务的公司。四是要推动“互联网+”，放开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限制，以互联网为新技术手段和载体，发展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作用。要使金融体系更贴近实体经济，我国金融体系可能要经历一个投资银行化的过程。
“要适应当前的新常态，必须适应市场化，对企业来说就是要自己找销路，自己筹资金，这也是新常态中所必需的。”厉以宁补充说。

❹ 金融服务领域有哪些方面的创新

由于竞争激烈，金融机构多以延伸服务来争取更多客户。

1.客户需求的延伸：过去金融机构的服务只限于满足金融业务的现实需求，而现在金融机构开始研究和满足客户的潜在需求，如银行向客户提供贷款，除了满足客户融资这个需求之外，还可以通过该业务显示客户的信用度，满足其将来获得更多资金支持等潜在需求。银行可以通过公开信用评级结果、颁发信用等级证书、追加授信额度等方式满足客户的这种潜在需求。

2.金融服务内容的延伸：过去金融机构对客户的服务仅限于金融业务范围，但个性化营销提倡销售人员像交朋友一样与客户相处，对客户在金融业务以外的某些需求也应尽力满足，以密切与客户之间的关系。

3.金融服务场所的延伸：长期以来，金融机构一直习惯于柜台服务，在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形成过程中，金融机构的服务场所逐渐延伸到客户的工作场所。而现在的金融服务则延伸到更广的范围，金融机构的主动营销方式及服务手段的电子化，使社区、家庭都可以成为金融服务的场所。

4.金融服务种类的创新如果金融机构的服务种类单一，即使金融机构销售人员的营销能力十分强，客户也会弃之而去。所以，丰富的金融服务种类是金融机构销售人员营销的有效工具。因此，各金融机构在传统的金融服务之外，纷纷增加金融服务的种类。如理财服务、投资咨询、财务顾问、担任中介、项目融资等中间业务，渐渐成为金融机构的新宠。

❺ 金融服务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加快金融创新也是金融自我发展的内在要求。创新能力是体现金融竞争力和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❻ 曾小平：外资银行如何在经济转型下金融创新

曾小平：金融服务于创新怎么去配合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第一个问题是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对金融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第一个小问题我想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我们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在我们国家3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国人更是亲眼目睹，亲身感受，西部大开发带来的发展和变化也是同样的，有目共睹。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比如说我们国家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还有过渡依赖出口导致我们国际收支的失衡，还有我们国内消费增长的占比过低，还有我们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的问题。社会分配不公导致我们的贫富差距太大的问题，与此同时在金融危机以后，以政府投资为主导，刺激经济的计划，所引发的国进民退这些问题也备受关注。我想在我们中西部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特别是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的问题相对更加明显一些，这个我给大家简要的谈一下我们面临的一些突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国家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要去做一个很大的调整和必要性。我们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些经验来看，我们中央政府也战略性的高度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的要求，特别是五中全会以后，提出了包容性的增长。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更加明确了战略性的产业和方式。比如说新型的产业，节能环保新材料等等，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也将抓住一些发展的重点产业，避免一些高能耗、低技术含量的引进。要吸收我们在东部产业转移的一些经验，我想简单说一下。第三点谈一下我的一点认识，国家的经济发展转型，我们金融业本身也与之相适应，活跃的经济是银行经营的动力和源泉，而且金融本身也是经济体系当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经济的发展方式的转变，必将带来我们金融服务和创新的改变，以及创新的需求，转变的动力一方面是来自于政府的政治性的要求，接管方面的一些资源，就是产业转移，高污染、高能耗方面的产业，这个受到一些限制，这个国家是有一定的政策的，第二个是来自于市场，以及市场主体的需求，这个对我们金融业来讲，也会形成一些新的需求，除此之外，我想还要来自于一些金融企业自身的发展的一些要求，我们怎么去适应近来转型的要求，因此我认为我们金融业要因势而变，自己要根据市场客户的需求，在市场定位上在发展的策略上，在路径选择以及措施上都要做出战略性的调整，使自身的经营发展要符合客户和市场的要求。这是我要给大家谈的第一个问题。

❼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金融创新的意义何在同时带来了什么问题

意义：反映经济发展的金融创新，已对并将继续对整个经济的发展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其意义主要表现在：

①使得金融工具多样化、灵活化。创新的金融工具一般具有更高的流动性，且金额大小均有，适合不同投资者需要。

②使金融机构传统的分工格局被突破，彼此业务全面交叉。如商业银行普遍开始涉足证券业务；不少其他金融机构也开始办理支票存款这类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金融业务日趋综合化、全面化的格局在形成。

③使一些国家在既成事实面前被迫放宽某些金融行政管制或取消、修改一些法令法规。这又成为推动和鼓励金融创新的因素。

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主要是增加了各国货币政策的复杂性。由于创新后的金融工具大多增强了支付的功能，这必然增大了货币当局在宏观调节中对货币层次划分标准及控制上的难度，容易对货币供应量做出错误判断。 另外，金融创新在降低风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

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国际结算的速度和成本大大降低，但同时也使各国金融体系联系得更加紧密，金融风险的传递更加迅速，一旦一国发生问题，将造成全球性危机。金融衍生工具是金融创新的重要产物，但是其本身操作的复杂性以及保证金制度的杠杆效应增大了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

(7)转型经济中的金融服务与创新扩展阅读：

金融创新是西方金融业中迅速发展的一种趋向。其内容是突破金融业多年传统的经营局面，在金融工具、金融方式、金融技术、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市场等方面均进行了明显的创新、变革。

这个趋势从20个世纪60年代后期即已开始，70年代各种创新活动日益活跃，到80年代已形成全球趋势和浪潮。金融创新浪潮的兴起及迅猛发展，给整个金融体制、金融宏观调节乃至整个经济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金融创新之所以会形成一种趋势，是因为这种创新浪潮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当今世界的经济处于不断发展的进程之中。

特别是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使得经济的发展不断突破时间、地域以及各种社会传统的界限，涌现出更多、更新的为人类文明生存与发展所需的行业、部门、模式和手段。在这种形势下，当然就会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于为之服务的金融事业提出新的要求。

面对新的要求，原有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业务操作方式、金融市场组织形式和融资技巧等就会在一些方面显得笨拙、落后，不怎么合理并缺乏效率。

这就必然导致突破原有樊篱的金融创新。而且，由于经济发展变化所提出的客观需要不仅是强劲的，而且是持久的，所以金融创新的浪潮也仍在不断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