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世界金融风暴是怎样造成的
元凶一：过度消费的投资者
孙立坚说，按理这场危机当中投资者是最吃亏的，但要论及这场金融“地震”的源头，投资者也难逃其责。在美国透支文化的影响下，即使根本没有投资能力的人也有了进场投资的冲动，看到周围人买了房子都在赚钱，就觉得自己不买是吃亏了。
“唱戏是要相互呼应的，”孙立坚说，“如果次级债没有受到投资者疯狂的追捧，恐怕也不会有今天的局面。正是无限制扩张的消费和透支欲在背后使坏。美国依靠资本市场的泡沫来维持消费者的透支行为，市场被无节制地放大了。”
元凶二：腰包鼓鼓的金融从业者
眼下雷曼兄弟的失业员工看起来虽然有些落寞，但说不定明天就已经手持好几家公司的offer，他们鼓鼓囊囊的腰包或许并不会遭受多大损失。孙立坚说，华尔街金融人才的激励机制存在收益和风险不匹配的问题，这也是导致危机的元凶之一。
“华尔街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推出各种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不断扩张市场，造成泡沫越来越大，看起来这些金融产品的缔造者已经受到了失业的惩罚，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孙立坚说，“首先当他们尚在游戏当中的时候，收入已经是常人的几百倍了，盛世中他们早已稳稳地将收益套现至自己的腰包。其次全球都缺乏金融人才，他们刚刚失业没两天，中国、新加坡就已经开始招纳华尔街无处可去的人才，他们不愁找不到新东家。因此他们敢于将风险通过名目繁多的衍生品转嫁给市场，而自己却没有承担相匹配的收益减损。”
元凶三：睁眼闭眼的监管者
孙立坚指出，美国较为宽松的监管制度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这次风波，而整个监管体制显然已经无法跟上金融创新的速度。
眼下主要的监管方式包括资本监管和风险监管。但是此次次贷危机暴露出的问题在于，即使是风险监管也不足以解决问题，原因是那些和金融衍生产品相关的表外业务并不纳入计算，又缺乏足够的信息披露，单纯看业务收益和支出，监管部门不能及时发现问题。
“那些真正懂行的华尔街人士钻了陈旧的监管模式的空子，获得了很高的收益。”孙立坚说，“在资本监管和风险监管之后，监管模式应该上升到对人的监管，这才是最本质的。”
元凶四：百依百顺的亚洲国家
“其实要说到责任，如果亚洲国家把自己国家金融市场搞好，把内需带动起来，如果亚洲国家没有那么多出口，无法为美国提供那么多流动性，那么美国无限制的金融创新又从何说起呢？”孙立坚将最后一个指认凶手的名额留给了亚洲国家。他说，正是亚洲国家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给了美国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且输送流动性的无限动机，让其有足够的流动性来放大杠杆交易，从而造成了世界经济的严重失衡。
摘自 东方网 2008年09月19日07:48
『贰』 中国在近几年经济将如何
对中国经济的基本判断。 我对中国经济有如下几个基本的判断。一是中国经济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经济发展受到政治周期的明显影响，财政收入对房地产业的依赖过大；二是经济是投资推动型，不管以前是短缺经济时代还是过剩经济时代，投资占GDP的比重过大，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而另一方面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下降，未来也看不到消费提高希望，加上近几年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益突出；三是国有经济逐步收缩，从全面开花逐步过渡到控制关键行业、基础行业和自然垄断行业，国有经济以垄断型大企业为主，存在明显的利益集团特征，利益取向经常与国家和老百姓想反；四是外资白白享用各级地方政府提供的优惠，迅速壮大，逐步控制了中国主要行业；五是民营经济逐步活力渐显，在充分竞争市场和低准入门槛市场表现突出，但受到外资和国有经济的压制和各级政府歧视；六是市场经济这座大厦的许多基础比较薄弱，例如所有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独立公平公正的司法、审慎严格的会计制度、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先金融监管、信用缺失、道德沦丧等等；七是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行政干预问题突出，政府表现出明显的寻求短期利益倾向，经济腐败问题突出，出现了权贵经济的苗头；八是国内重要资源缺乏，经济发展对外的依赖程度过高；九是经济发展分配不公，未富先老问题突出，未来存在严重的养老压力；十是环境污染问题愈演愈烈，中国正在逼近环境承受力的极限。
『叁』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具体影响
1.从今年年初以来我国的CPI就已经达到8.7%，这已经严重超过了通货澎涨的最高系数了，这就会造成物价飞涨的现象，最终又会影响到PPI的指数。劳力和原材料成本的增加，市场消费能力降低，企业生存困难，就会导致大批企业倒闭，失业率增加，所以今年的生意比较难做，特别是出口企业的生意更难做。我就是做出口生意的，所以感受特别深。
2.对中国的影响有几方面：
影响一
美国消费减少影响中国出口
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和美林公司被收购与始自去年的次贷危机一脉相承,在众多专家看来,这个事件仅是整个危机过程中泛起的一朵浪花,不应该被孤立看待,其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实际上也是次贷危机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的延续。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张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可以从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来理解这次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出口方面,可以预料的是我国宏观经济的外部环境将由于此次席卷华尔街的金融风暴而更显严峻。海关总署的进出口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外贸出口额的增幅下行放缓的趋势明显,由于美国是中国商品最大的出口市场,一度在6-7月份冲高的中国外贸出口增速又将遭遇考验,张斌说,外需下降意味着外国消费者对高附加值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需求的同时下降。在这种环境下,出口商很可能没有动力革新技术,而是被迫通过压低产品价格去维持市场份额,这可能导致中国出口企业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
张斌同时分析,受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经济在下半年仍有下滑的可能,从而导致其国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继续降低,而投资支出将出现增加,“这对中国的外贸出口并不是一个利好消息”,如果美国国民的消费需求减少而制造业因投资增加而逐渐恢复活力,那么势必减少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数量。
影响二
『肆』 中国近几年经济数据求大神帮助
17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经济半年报，届时6月份和上半年CPI(消费者物价指数)数据将出炉。面对居高不下的通胀形势，中国人民银行的选择令人关注，到底会不会加息？众说纷纭。加息预期有多大现在距离央行最近一次加息，已有半年之久。居民储蓄负利率水平，仍在持续。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谢鸿光6月下旬表示，中国通胀压力还比较大。他认为，由于调整成品油和电价形成新的涨价因素，上游产品价格涨幅持续攀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在高位上涨，通胀预期仍比较强。在中美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期间，央行行长周小川明确表示，油价、电价上调之后，加大了通胀的压力，央行有可能会采取更强硬措施应对。此话一出，市场自然排除了近期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增强了对加息的预期。 联想到5月份CPI数据发布之前，央行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业界认为，7月中旬即将公布的上半年及6月份数据，将是会否加息的一个关键节点。中国银行全球金融部高级分析师谭雅玲认为，通胀率很有可能会继续攀升，如果CPI增幅达到8%以上，那么央行可能会出台一套组合性措施，即分几次逐步上调利率，同时降低汇率，抑制热钱涌入；而若数据显示通胀相对平和，那么预计央行将观望国际形势而定。理论上分析，央行可以采取诸如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信贷窗口指导等数量型工具，达到抑制货币投放过快增长的目标。然而，今年以来，央行已5次运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一货币政策。继续选择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大量对冲因外汇储备猛增而增加的过多流动性，但目前17.5%的存款准备金率被认定为已经接近理论上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表示，加息是必然选择，本轮通胀是货币现象，应该从控制货币的角度来解决。但如果半年数据进一步显示CPI增长有回落趋势，那么央行加息的可能性比去年要小得多。申银万国宏观分析师李慧勇则表示，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将导致投资增速进一步放缓，届时加息的理由将不再成立，因此如果加息的话，7月将是最佳时机。防通胀只是一个考量从抑制通胀的角度来看，加息是一种选择。但考虑到经济增速有所回落，"滞胀"形势初现的复杂局面，加息又成为一种两难。一些学者表示，加息还是不加息，看的不仅仅是CPI指数，还应兼顾国内各方面的经济增长情况。很显然，未来加息与否，也传递出央行的价值取向。连续17个月的负利率，是许多专家认为央行应该加息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去年2月起到今年6月，中国的定期存款利率一直低于CPI涨幅，这使得民众的银行存款相对市场流通资金在不断贬值。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说，持续的负利率使许多储户将资金存在活期账户里随时流通、投资，导致了目前投资市场过热，特别是股市和房市投资的不稳定局面，容易产生经济泡沫，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石良平教授认为，负利率对储户来说固然不是件好事，但是从大局来看，只有收入增长跟上通胀率，中国经济才能发展起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负利率也有其好处，储户的资金流入市场将刺激经济发展。石良平指出，目前通过加息来抑制成本推动型通胀、消除负利率有一定难度，加息无法控制价格，反而会抑制投资、减缓经济增长，产生滞胀效应，因此加息对投资环境的影响要大于银行储蓄的损失。此外，由于中国投资市场日趋成熟，流动资金造成经济泡沫、甚至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逐渐减小，所以加息在当前并非上策。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加息对我国经济未必造成多大的影响。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师沈明高说，加息会对贷款企业产生一定影响，但目前许多受国际油价及汇率影响、发展放缓的企业都是出口型中小企业，而这些企业一般银行贷款较少，所以加息对整个国内经济的影响不会太大。有专家认为，在舒缓负利率的同时，不给实体经济带来较大影响的一个较好办法还是推出"不对称加息"。沈明高也预测，央行第三季度可能会有一次性小幅度的"不对称加息"，即存款涨幅比贷款涨幅大；特别是中长期存款的利率，可能上调较多。这样既缓解了我国持续负利率的问题，也降低了贷款利率上调对企业资金运转的副作用，同时由于短期贷款利率上调比例较小，也保证了市场上一定份额的流动资金。国际因素的影响除了考虑CPI数据、国内经济之外，国际因素也对央行是否加息有一定的影响。7月初，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基准利率提高25个基点，达到4.25%，以抑制4%的通货膨胀率。这不仅成为欧元区基准利率近7年高点，也是欧洲央行自去年6月以来首次加息。与此同时，美联储去年以来的降息周期也告一段落。继6月底宣布维持2%的基准利率不变后，市场仍然预计美联储有可能重新加息。市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国政府选择加息的市场压力，加息可能性进一步增强。孙立坚认为，欧洲央行近日将利率上调了25个基点，实为象征性举措以观察市场反应。如果美联储决定加息，那么央行加息的可能性也会增加。由于中国经济传导机制较弱，若央行决定加息，估计会有两三次、每次25个基点的利率上调政策。但石良平持不同观点。他分析，由于美联储在停止降息以前已连续降息7次，从5.25%降到了2%，再度加息如果幅度不大，将不会对央行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此外，境外投机性短期资本即游资的流入，也是央行加息的顾虑之一。有人提出，加息将导致企业缩减银行贷款、寻求融资，这降低了流动资金，又加速境外游资涌入。也有人相对乐观，因为国内已开始加强对境外游资的审查，由于人民币单边升值较稳定的趋势等因素，目前境外游资的大量流出还不太可能。因此，可以利用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将不稳定的境外游资转化为稳定的"留"资，增加其在华资金投资期限跨度。当然，加息不是唯一选择。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籁思建议，央行应拓展思路，寻求新的非货币政策的支持，包括财政、贸易、产业和汇率等政策。国内也有学者建议，央行可采取税收调整政策，由于油价上涨已经导致部分企业不堪重负，央行可考虑对部分产业在税收上予以优惠，以扶持经济、抑制通胀。 http://wenwen.soso.com/z/q86301950.htm?ch=w.xg.dlly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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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会发生新一轮金融危机吗
谢国忠：美国即将引领世界走向新一轮经济危机
迄今为止，美国依然是不确定性最大的源头，亦是量化宽松大战的始作俑者。造成上一场经济危机的那些人，将引领我们迈入下一场危机。另一轮全球性危机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编者按：
近日，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在《福布斯》网站发表文章，就美国施压各国提高汇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以下为观点摘录。
谢国忠：
整个世界烟雾四起，一场货币大战似乎一触即发。量化宽松（QE）是这场战争所选择的武器。如果你敢印1万亿，我就敢印1万亿。当然，他或她也会这么做。倘若印了1万亿钞票之后，汇率还是没有变化，怎么办？没关系，让我们实施第2轮量化宽松政策。在美国财长盖特纳等人看来，世界末日已经离我们非常近了。不仅仅是中国人，世界各地的富人都在争相购买黄金，以求得心境的一丝安宁。实际上，他们正在把一吨一吨的黄金拉回家。当货币在量化宽松大战的硝烟中变得一文不名时，富人至少还有黄金来维系自己的财富。
在美国的专家、政客和政府官员看来，这一切全是中国人惹的祸。中国绝非一身清白。其货币政策当然称不上完美无瑕。但中国并不是世界经济的病根。迄今为止，美国依然是不确定性最大的源头，亦是量化宽松大战的始作俑者。美国的精英创造了自1929年以来最大的金融泡沫，甚至去除了旨在预防这类泡沫的监管措施，泡沫破裂之后，美国经济一片狼藉。现在，正是这些人想找一个快速疗法，以维系其权势。不幸的是，这种快速疗法是不存在的。
美国已经将利率削减至零水平，其预算赤字已攀升至GDP的10％。这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震慑”（shock-and-awe）版本。但是，在经历了几个季度的强劲增长之后，美国经济再次呈现下行势头，失业率依然接近10％（如果将未充分就业和已经不再寻找工作的人包括在内，失业率或许远不止这个数，很可能跟西班牙差不多，接近20％）。经济刺激计划业已失败。
那么，应如何解释这个结果呢？如果你是保罗•克鲁格曼，你肯定会说刺激力度不够。当然，如果政府将预算赤字提升至GDP的20％，并且实施另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依然起不到效果，他可能还会说力度不够。你永远也没有办法证明克鲁格曼是错的。好聪明的家伙!
第二种解释是，经济的康复是需要时间的。没有哪个经济体在经历了如此庞大的泡沫之后，依然能迅速复苏。当巨大的泡沫长期延续的时候，资源错配异常严重，进而导致重新配置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尤其是当劳动力市场严重错配时，它根本就没办法迅速自我矫正。因此，当一个经济体处于错配状态时，刺激措施可以通过自身的能量，启动经济增长，但无法实现维系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的乘数效应。
第三种解释是，这是中国的过错。诚然，在美国刺激计划带动经济增长期间，中国对美出口急剧攀升，也就是说，部分刺激效应流向了中国。但这又该怪谁呢？苹果公司的iPhone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因为甚至在中国工人工资大幅上涨之后，每部iPhone的制造成本依然不到20美元。苹果公司的毛利是流向中国的加工成本的30倍。苹果的例子或许有些极端。但事实是，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在美国的零售价是其出厂价的3到4倍。美国公司乐意在中国制造商品，以满足刺激计划带动的需求。
盖特纳等人可能会说，中国应该提升人民币汇率，迫使美国公司将生产线搬回美国。我猜想，这或许就是逼迫人民币升值背后的全部逻辑。但人民币汇率处于何种水平时，美国公司才会产生这个念头？美国的工资10倍于中国。难道中国应该将人民币汇率提升10倍？
当然，美国的专家是不会这样说的。他们会提及中国经常帐户的盈余，以及不断攀升的外汇储备，并将其视为中国进行汇率操纵的表面证据。我并不想否定，不断攀升的外汇储备是中国必须要应对的一个问题。但这是另一项议题，跟美国经济并无关联。人民币升值也并非解决之策。
在我看来，人民币其实被高估了。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在过去10年呈爆炸式增长，从12万亿飙涨至70万亿。没有哪一种货币在货币供应量海量增长之后没有出现过贬值。中国产业的迅猛增长，只能解释货币供应增长的部分原因。大批货币流向了估值过高的房地产市场。当房产市场实现正常化之后，资金流出，人民币贬值压力随之显现。估计2年内，我们就将目睹这一幕。
正确的措施现在并不重要。政治上的权宜之策才是重要的。美国人想快速摆脱经济困境，并且试图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来实现这一愿景。如果美国能逼迫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那么日元、欧元和其他主要货币也将同步升值。占全球经济总值四分之一的美国，就可以通过出口摆脱困境。
问题在于，其他国家并不会遵循美国人的如意算盘。中国不可能大幅度提升人民币汇率。这样做将导致热钱涌出，房地产市场全面崩溃，进而导致银行体系崩盘。中国现在进退维谷。中国正开始启动紧缩措施，以期实现房地产市场的软着陆，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预期也会阻止热钱离开。这套组合拳或许将支持一个延续数年的调整期，从而为银行业赢得筹募资本的时间。
日本现在也不能让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的产业在竞争力方面，已经输给了德国，甚至美国。日本公司好多年都没有推出一款全球热卖的产品了。德国和美国的汽车业正在蚕食日本公司的领地。日元大幅升值这一幕是很难看到的。日本央行很容易受到政治压力。它在这方面的履历并不算好。如果日本央行放任日元摧毁丰田、本田等公司，其独立性将难以保持。因此，它会采取量化宽松的政策，压低日元币值。
欧元正在高歌猛进。欧洲央行（ECB）现在的口气依然像德意志联邦银行。但倘若欧洲再次爆发主权债务危机，ECB的立场恐怕也延续不了多久。当欧元高企时，一些经济体（不会是德国和法国）将坠入危机模式。ECB或许也将加入量化宽松大军。
在采用量化宽松政策方面，英国是不需要外人劝说的。英国就像是一个大号的香港，完全依赖炒股票和炒房产度日。但泡沫破裂后，它就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做。货币贬值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韩国虽小，但总想步大国后尘。汽车、电子和化工产品在韩国经济的地位举足轻重。韩国政府会主动关注汇率变动。最近，它正在“调查”金融机构在货币市场的不合需要之举。
温和的巴西也被激发起来了。过去10年间，巴西任由市场将本币汇率翻了一番。巴西人对由此而来的低通胀率心存感激。但经济的增速相当缓慢，对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来说，这显然不够好，更何况它还自夸为“金砖四国”的一员呢。
似乎没有哪个国家想让其货币升值。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愿意采取措施，压低本币汇率。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一盘将死之棋。倘若货币贬值无法带动出口增长，量化宽松政策就只会造成通货膨胀，这将首先体现在不断攀升的油价上。美国人正在承受房价下跌和高失业率的打击。如果油价在现有水平上翻一番，这个国家或许就陷于动荡。它的精英将作何反应呢？或许会出台更多的类似措施吧。
世界正在步入一个高通胀率和政治不稳时期。另一轮全球性危机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首要迹象将是国债市场的崩溃。美联储正在通过其量化宽松项目控制收益率曲线。但其他投资者不会陪它玩这个疯狂的游戏。留在国债市场的唯一理由是，美联储不会让市场下跌。但国债的潜在价值正在随着不断增长的货币供应量及其引发的通胀后果而逐步蒸发。当所有投资者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都会仓皇出逃。美联储将无力阻止狂奔的人群。如果它引发的钞票足以接管整个市场，那么，拿着新鲜出炉的美元的人们势必想将其转化为其他资产。美元也将彻底完蛋。
世界似乎正径直走向将于2012年爆发的另一场危机!
造成上一场危机的那些人现在依然掌握着权杖。他们将引领我们迈入下一场危机。冰岛前首相因导致银行危机，被送上特别法庭接受审判。比之更糟糕的命运，正等待着正在煽起下一场危机的精英们。
马光远：突然加息预示通胀已成经济头号大敌
在8月份CPI再次冲高至3.5%之后，9月份CPI创新高已成定局。这意味着，收缩流动性，控制通胀向恶性发展已经提升为央行首要的任务。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0年10月20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由现行的2.25%提高到2.50%；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由现行的5.31%提高到5.56%；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据此相应调整。
这是自2007年以来，时隔34个月央行第一次加息。这次加息特别令人意外，就在前不久央行行长周小川还表示，中国年内不会加息，而且，就时机而言，恰逢全球汇率战争一触即发，欧美逼人民币升值的敏感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加息，不仅使得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更会使得热钱加速涌入，而央行在这个时刻依然加息，剑指何方，的确耐人寻味。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加息是一把无奈而又不得不拔出的利剑。所言无奈，是中国目前已经进入通胀时代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就货币政策的基本目的而言，管理通胀预期是其首当其冲之责，在8月份CPI再次冲高至3.5%之后，9月份CPI创新高已成定局。这意味着，收缩流动性，控制通胀向恶性发展已经提升为央行首要的任务。特别是，房地产调控历经一年而收效甚微，在负利率的推波助澜下，买房成了很多人保值的最好选择，而各种商品的轮番涨价使得“价格翘尾”的种种说辞不攻自破。可以说，负利率和宽松的流动性已经成了当前价格高烧不退的主要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加息事实上成了央行不二的政策选择，但在欧美等国经济复苏前景不明，美国的宽松量化和零利率政策遥遥无期的情况下，中国一旦加息，基于人民币升值和热钱的压力，对于依旧不确定的外贸前景将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央行一度陷入两难：如果要治理通胀和房价泡沫，改变负利率，则必须加息；但一旦加息，人民币将升值。
但是，一国的货币政策应该基于本国经济的基本面，既然通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头号大敌，而以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也成了悬在中国宏观经济之上的堰塞湖。就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而言，是通胀，而不是热钱和人民币升值。
货币政策急需从宽松向适度从紧转型，而这个质变，只有通过加息的信号才能真正传递；目前的负利率只能通过加息来改变，房价也只有在加息等政策利器之下才会回归理性。因此，加息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尽管属于“两难”的选择，会带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热钱，对中国的外贸形势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考虑到中国经济的长治久安，加息应该是一个必须的选择。
从这次加息的力度来看，属于非常温和的加息，而且，加息之后负利率的情况依旧没有改变。但通过加息，透露出货币政策对于未来通胀的担忧和宽松货币政策的逐步退出，达到这个信号传导的目的即可。而这种谨慎的做法主要还是担心加息如果过猛，热钱加速涌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难以承受。因此，就控制未来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这次加息的“药量”显然还远远不够，未来依旧不排除还有再次加息的可能。
孙立坚：央行突然加息意味着什么?
央行突然加息了!在主要发达国家继续采取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时候我们逆势而为意味着什么?主要有三大方面的意义：1.通胀和楼市泡沫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主要的问题，而靠数量调整力度不够。2.人民币增值加快会带来人民币金融资产升值的预期，当年德国和日本都经历过，所以加息防止泡沫膨胀。日本当年没有加息，直到今天还在为那时的宽松货币政策所导致的资产泡沫而后悔。而德国当年加息却避免了日本的悲剧!3.告别宽松货币政策的特殊环境。十二五规划，政府提出了不求高增长而求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目标，加息就是为今后健康的货币环境打下基础，也就是中国率先释放退市的信号!当然，今天只是打开了加息的通道，加息的力度是有限的。更多地是一种心理上的示范效应——不至于让还处于宽松货币政策“惯性”中的中国经济掉头过猛!所以，今后央行还会根据上述所提到的三点政策目标实现的效果好与坏，再来决定是否采取继续加息的策略。
不可否认此时加息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首先，在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中，在世界跟我们相反的货币政策环境下，会激发热钱的流入，进一步增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其次，虽然银行息差不变，但银行信贷业务正在面临全面整顿，加息对银行的利润也是一个打压;另外，加息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内外市场消费能力有限，企业的盈利能力会受到影响;最后，因为消息突然，还可能对股市暂时带来利空影响。但不管怎样，既然政府在此时“选择”加息，一定是做好了相应的“补救措施”!比如，加强对外资流入的管理，疏导银行资金进入“十二五”规划所扶持的产业领域等。至少我认为，物业税和房产税等会推迟一段时间。
从另一个角度看，今天中国政府主动采取人民币升值和加息的政策组合拳，事实上意味着我们正在负起大国的责任，没有加入到今天愈演愈烈的贬值竞争游戏中!目前由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继续实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解决他们所遭遇到的高失业等“大国的烦恼”问题，这使得全球的流动性迷失了价值方向，市场正在从美元资产、欧元资产等“软通货”转向大宗商品和新兴市场的“硬财富”上，导致这类“资源”所在国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货币升值、通胀加剧、泡沫膨胀的冲击。所以，我们才看到今天反而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受不了外来游资的冲击，率先加息，尤其是经济还没有复苏的国家，更加凸显出它们“小国的痛苦”!
造成今天混乱动荡的世界经济局势，单靠中国一方面负责任的行动是远远不够的，关键的问题是今天充当全球“货币锚”的国家和地区，即美元、欧元和日元等相对应的国家和地区，如果不继续承担“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后所肩负起的信用本位体系下货币稳定的责任——即停止目前用超宽松货币政策救市的做法，而是一味地只考虑本国当前的利益，甚至伴随着今天恐慌性的国际资本的流出倾向的加剧，为了遏制国内流动性的减少，而继续变本加厉地向国内投放货币的话，那么，这不仅会造成有责任心、并率先采取行动的中国蒙受单方面的利益损失，而且更严重的是让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稳定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好愿望也付诸东流。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充当“货币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问题，应该放到国际合作和政策协调的框架下共同来加以解决。否则，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大国的烦恼”和“小国的痛苦”局面，靠“自力”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在今天开放的经济环境中，会给其他国家的努力造成更大的麻烦，恶劣的外部环境反过来也让自己吞噬由此带来的苦果。事实上，今天“货币大战”的火种已经在向全球蔓延，而且越烧越旺，这样自由放任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本文摘编自孙立坚个人博客）
『陆』 孙立坚：当世界注意中国的时候中国何为
下面是孙立坚聚焦一些主要的问题，
就“当世界注意中国的时候”话题来谈一下看法：
首先，输血型的经济复苏怎样带来市场的全面复苏的问题？
今天世界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回暖的现象，这确实给海内外市场带来了希望和信心。甚至有不少海外学者都认为，世界经济正在告别由于流动性恐慌所带来的市场融资成本居高不下，投资信心十分低迷，消费动力严重不足的“通缩”状态。当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从2007年3月第一阶段的金融机构债务危机，2008年8月演变成信用基础完全崩溃的第二阶段流动性危机后，各国政府都在通过积极的政策干预和资金注入的方法，来避免这场在世界经济失衡格局下发生的金融危机对本国实体经济所产生的巨大冲击作用和由此带来的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中国政府的救市力度尤其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
但是，我们既不能满足于政府输血所带来的经济指标暂时回暖的现状，也不要对流动性危机所造成的实体经济发展的动力继续衰竭的个别指标所气馁。为此，政府在给实体经济输血的同时，更应该为培养市场造血功能的早日复苏，创造更多制度上的有利条件。也就是说，只有让更多有活力的企业家提升他们自身的竞争力，去找到未来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他们自身的利润成长来带动一大批劳动大军生活水平的改善，这样才能形成推动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动力，才能真正迎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复苏的春天！
第二，世界经济能否经受住未来通胀的考验？
因为是流动性危机，即靠市场自身的能量来恢复经济是不太可能的事，只有政府的资金直接干预，才能避免经济的硬着陆风险，但是，对各国政府越来越猛地货币注入政策，海内外市场普遍开始担心通胀的问题。一些规避通胀的大宗商品也因此被热捧，比如，黄金价格不断攀升。不过，我认为，中国的风险关键还是在于经济结构的失衡下产能过剩所带来的通缩压力。如果政府救市行为减弱，市场信心不足，那么，投资就会放慢，企业库存增加的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个人的就业和收入都会成为国家棘手的问题。当然，我们要警惕资金过于集中在非生产性的地方，造成部分商品价格和资产价格的泡沫膨胀。目前中国政府也在加强监管，避免经济复苏没有完成的时候出现大面积的通胀现象。就目前中国经济的状况，我个人认为，即使出现通胀问题，也是外部市场的通胀环境更容易形成，我担心的是再会重演去年上半年的大宗商品价格狂涨给我们带来的输入型通胀现象。如果经济不能保持现在良好的复苏态势，那么，滞胀的风险才是中国经济最麻烦的拦路石。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当务之急是世界各国政府要达成共识，加强信息共享，去尽快摆脱经济下滑的困扰，而不是过于去考虑抑制通胀的问题。因为政策方向一旦错误，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能给世界带来什么？我们又需要世界各国给予中国怎样的支持？
这个问题将成为这次大会参会者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因为人们期待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能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多的商机，能够通过这个载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早日实现以摆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安定格局。这里，我想就此问题，再具体谈三方面的建议：
一是要吸取国外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遵循合理的“转型”步骤和把握正确的推进节奏和时机。今天，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先行先试过程中，推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提前允许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和企业发行人民币债券和人民币股票，率先启动外资部门在中国的融资功能，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个胸有成竹的开放战略。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中心建设中的“开放顺序”，眉毛胡子一把抓，或者过于谨慎举步不前，那么，两中心建设就会仅仅成为一个形象工程或一个非常动听的美好概念，在这过程中所造成的宝贵资源的浪费是全体大众都无法接受的。
二是要重视和其他世界中心城市的“功能神似”，而不是停留在物理环境的“形似”水平上。我们要通过上海产业结构的转型能够成功地释放出“双中心”服务于上海、长三角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多功能优势。尤其是在国际金融中心方面，我们一定要重视全球金融资源得以有效配置所需要发挥的六大基本功能，而不能被接踵而来的产品创新和市场开发拖着鼻子走！具体而言，我们要发挥价格发现（的确，良好的投资环境需要我们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尽快放开利率和汇率等要素价格的管理）、风险分担（这一功能是否有效发挥也会受制于我们市场的金融创新能力和冷静应对风险的金融文化）、流动性保障(当然，根据国外成功的经验，大量国际资本的净流入可以加快本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对于中国而言，就需要我们尽快在资本账户项下的自由兑换方面做出重大突破)、信息生产(对投资者而言，准确和充分的信息披露比税收优惠政策更重要)、公司治理（它需要规范的监管体系和崇尚公平竞争的企业文化）和价值创造（中国实体经济强劲发展的果实能否让所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参与者都能公平有效的分享，这就需要我们尽快建立一套符合国际标准的、完善的法律制度和会计审核体系）这六大基本功能，否则，我们同样会像97年东亚危机那样，再次为自己盲目的“开放”和“创新”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是上海“双中心”建设首先一定要服务好“长三角”和全国经济的发展。通过各地方政府之间更为有效的制度协调，来进一步盘活长三角的资源优势，比如，扶持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的成长，发展创业板、小额贷款公司、私人银行、消费金融贷款公司等金融创新平台和业务，以调动中国的巨大储蓄为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刺激消费提供有力地投融资环境，促进中国经济以自主创新和内需市场为发展基石的崭新的增长模式。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进一步利用好这一平台，推动亚洲区域更深入的经济和金融合作（至少今天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多方位合作，能非常有效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双中心建设的步伐）。比如，建立和导入亚洲共同基金、亚洲美元离岸市场等业务，以提高出口导向为主的亚洲国家（都需要的）有效管理外汇资产的能力。
总之，这届陆家嘴论坛会反映出人们对中国经济更多的期待，也带来了海内外市场对中国政府更多的宿求，只要我们能够处理好“效率“和“稳定”之间的关系，勇于创新，勇于改革，并把握好开放的顺序和时机和加强对世界各国的双赢合作，那么，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上的进一步腾飞，将成为海内外人民共同的心声！
『柒』 澳大利亚旅游价格的相关知识澳大利亚旅游价格是哪些
综合企业处于“相对景气”水平，景气指数为.。从经营指标看，接待人数、旅游价格、澳大利亚旅游项目列表显示，全年重点旅游项目个，总投资亿元，亿元以上的项目个。澳大利亚旅游希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澳大利亚旅游总投资达亿元，亿元以上的项目个。其中，续建项目个，澳大利亚旅游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日本复合型灾害以及中东、北非动乱等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澳大利亚旅游打造独具特点的极地休闲度假区；二是以石岛赤山法华院为核心的南部组团，突出体验养生特色，澳大利亚旅游”一些灾情严重的地区积雪深达米以上，道路完全无法通行，某些村庄甚至需要出动直升机将被困病人送至医院。澳大利亚旅游一系列大手笔、前景广阔的旅游地产发展方向呈现在人们面前———澳大利亚旅游金山岭旅游文化产业园项目、滦平西营健康生态谷项目、澳大利亚旅游云南机场集团投资管理部副部长顾民介绍，这次云南腾冲航空旅游(集团)管理公司的正式挂牌也是集团非航空产业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环节。澳大利亚旅游在中国，旅游业也在经历一场从“旅游事业”到“旅游产业”，再到“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嬗变。澳大利亚旅游同比增长.%;旅游收入亿元，同比增长%。入境旅游市场方面，一季度入境旅游人数约为万人次，澳大利亚旅游旅行社、饭店和景区均处于“较为景气”水平，景气指数分别为.、.和.，澳大利亚旅游中国旅游研究院在报告中介绍了今年一季度旅游经济运行情况，并对上半年旅游形势进行预测。报告显示，一季度接待旅游总人次达亿，澳大利亚旅游
『捌』 请各位经济学高手帮忙
次贷危机http://ke..com/view/1092871.html?wtp=tt
孙立坚:走为上计--中国应对次贷危机的明智策略
中国境内的学者和经济学家近期针对以上问题讨论热烈，其中最被关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在目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是否能“独善其身”？
美国次贷危机彻底震碎了华尔街神话，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两家投资银先后倒下，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美国国际集团（AIG）等房地产和保险巨头则需美国国会大手笔斥资拯救，在美国经济被金融危机搞到奄奄一息的时刻，世界目光纷纷转向经济仍然茁壮增长的中国：金融危机会把中国拖下水吗？
中国境内的学者和经济学家近期针对以上问题讨论热烈，其中最被关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在目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是否能“独善其身”？
学者：刺激内需是关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在近期发表的两篇评论中强调，中国有条件争取到“独善其身”，“我们无须重复令全世界都羡慕的老生常谈——中国拥有巨大的内需潜力。大算盘不难打：只要国内需求有较大的扩展，这些年来为外需服务的庞大制造业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转向对内，中国经济不但可能持续高速增长，而且也许对全球经济‘过冬’也不无小补。”
周其仁认为，到了最后，困难只有一个：究竟怎样才能把中国的内需潜力释放出来?
他说，中国目前所谓内需不足主要是因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涉及的不仅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一半，这个比例实在太低。”
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访问时也提出同样的论点，他说，多年来，中国消费率持续走低，刺激消费的政策一直难以真正奏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占有的收入比重过高。
中国的税收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年预算收入可能达到6万亿人民币(人民币1元约兑0.2新元），占GDP的21％，是20世纪90年代最低水平的两倍。国有企业利润也可能达到GDP的6％，还有大量预算外收入。总体而言，中国政府“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财富，或者是国民生产净值（GDP减去资本贬值）的40％。
谢国忠说：“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明显地转向政府这边。降低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
让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更高比例、让他们掌控更多财富就能刺激内需？中国网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热烈，据记者的观察，越来越多中国人拥有过去的“日本人思维”，给他们更多钱，他们会储蓄大部分，对内需的影响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前景不明朗、对前途没有信心，大家都有未雨绸缪的心理。
一名网民在滕讯网论坛中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障一个公民的未来（教育、医疗、养老、就业），那这个国家不可能有内需，因为钱都要储蓄起来，预防这些问题。中国的内需?你能先分析一下中国的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么?”
周其仁在其评论中强调，通货膨胀和景气收缩固然受全球趋势的影响，但并不意味每个国家只能被动跟随、无所作为。
他说：“以通胀为例，全球通胀抬头是事实，国际高油价高粮价的冲击也是事实，但在同样的全球环境里，各国通胀率从津巴布韦的百分之几百到日本的百分之二，大有差别。这说明各个国家还是可以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在全球趋势的影响下有所作为、趋利避害的。”
另一方面，周其仁也认为，中国不是1988年的日本，中国的制造业产能庞大，面对国际市场升级空间广阔，转向为内需服务同样潜力巨大。此外，中国服务业还在初级阶段，国人收入增加，时间成本增加，对“方便”的需求方兴未艾，这些都是服务业的机会。
他还说：“中国在能源方面也有潜力。油价高，最不应该被吓倒的是中国，因为中国能源消费中的70%是煤。中国还有粮食生产的潜力与机会。中国还有很多土地没有经营好，原因之一就是粮价不够高。将国际上的高粮价适当传导给中国农民，增产潜力不会小。”
财政政策对经济应该“托一把”
《21世纪经济报道》上星期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了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中国仍存在相当程度的金融管制，是否能因此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之中独善其身？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接受该报访问时说：“灾难的传导不会只通过金融层面，我们不能认为人民币不国际化、资本市场没有开放，中国就可以避过这场危机的影响。危机可以从贸易层面传导进来。我们这些年的高增长很大程度是靠外贸和外需，外需增长快，带动了一大批外向型产业的投资增长。”
中国金融协会副会长、中国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日前在“新浪”举办的一个论坛上则说：“前一段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好，金融的国际参与度还不够高，所以从目前时点来看影响还不算大，但不可大意。”
唐双宁说：“现在经济已经全球化，金融已经没有国界，加入世贸以后中国经济与世界融为一体。”他特别表示对于经济危机的思考以及防范措施应该提前着手进行。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已经出台了《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央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各部委应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和评估，提高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但这些只是通过协调机制同其他经济部门进行合作。
中国人民银行培训学院院长王自力说：“事实上，要真正达到管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经济主导权的目的，可能还需要改变金融分业监管的局面。统一把预防、阻击热钱进入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在充分掌握金融信息的前提下，对频繁进出中国金融市场的热钱保持高度的警惕，建立高效能的预警机制，密切监控热钱流入，规范外汇资金流入和结汇管理，重点查处违法违规资金流入，并加强国际合作以防范国际短期资本对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可能带来的冲击。”
王自力也说：“当前，中国政府不仅要关注证券市场和楼价下跌对宏观经济面的影响，而且需要关注不断变幻的国际经济环境，及时进行调整。只要应对正确，国内市场就不会大乱，更不会真实衰退。”
谢国忠则认为，经济发展不能单靠股市、楼市支撑，中国接下来的路一定是要提高经济效率，改革是唯一出路。
谢国忠预测，美国经济见底并恢复估计要四五年。中国不能希望靠美国经济复苏把自己拉上来，而必须要另外杀出一条血路来，而“杀出血路”的利器，就是提升中国经济效率。他认为，“改革是唯一出路”。
他表示，从短期来看，两方面的政策很重要。从稳定需求来看，财政政策对经济应该“托一把”。考虑到出口企业和地产开发商的资产流动性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越来越明显，一些财政刺激措施可以做“软着陆”的保障，例如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网修建等，来缓冲下行风险，对经济长期发展也有好处。同时，要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解决他们的偿债能力问题。
“接下来（中长期）就应该找到经济低效率的地方并加以改变。（中国）在财政收支、金融资本政策控制、价格体系政府控制中存在着相当多低效率的地方。提高效率，中国经济就可以上一个新台阶。”
扩大内需先刺激内需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所造成的最直接影响，其实就体现于大批中小企业的相继倒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接受本报专访时说，中国的宏观调控措施令中小企业承受很大的压力，包括推高其融资成本，使它们纷纷转向地下钱庄借钱，从而负债累累。另外，原材料价格的飙升也让它们雪上加霜。
不过，次贷危机使美国人束紧腰带，大大削减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这才是对中国中小企业所造成的“最关键的影响”。“不少中小企业都属于出口型，美国是重要的出口市场，东西（产品）卖不到美国去了，就面对不得不转型的问题。”
以出口为导向经济模式行不通了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有6万7000家中小企业倒闭、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雇，说明了过去压低产品价格、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加上美国可能在增加出口量以调整贸易赤字的前提下，要求中国开放其市场，中国企业不但得扩大内需，还要提高竞争能力。提高技术、品牌管理力度和转入服务业，也就成为中小企业继续生存的先决条件。
然而，广大的中国民众重储蓄，或宁可放手一搏，投资股票以“钱生钱”。在这样的背景下，刺激内需、带动人们消费谈何容易？
对此，孙立坚说，首先必须认清人们不愿消费的原因。“老百姓后顾之忧太多，不管是住房、医疗、孩子教育还是养老，未来要用到钱的机会太多了，就把钱储蓄起来或进行投资。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此外，要刺激内需还得确保产品质量，否则中国人都不买“中国制造”，“钱还是流入其他国家”。孙立坚强调：“政府要两手抓，既确保企业能把东西卖出去，也要使老百姓愿意买。”
开展离岸业务 以降低投资美市场风险
孙立坚认为，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对其外汇资产管理也带来挑战。他解释，中国自1978年开放以来，出口势头猛，累积了大量外汇储备，现在因美元贬值而蒙受损失。
“我们把产品价格压低，出口到美国去，赚了美元又让美国人去管理，可是他们却管得很糟。那么，我们是否能自己管理美元呢？”
孙立坚指出，中国拥有近1万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加上不少其他亚洲国家也有美元储备，预计全世界的美元有三分之二在亚洲国家手里。“大家都在问：美元可以投资到哪里去呢？是否能把美元拿到亚洲进行管理呢？”
他因此建议开展离岸业务，使中国投资机构能投资在发美元债券、有潜能的亚洲企业，以降低直接到美国市场投资的“政治风险”。
事实上，由于诸如中投公司等中国投资机构仍是国有企业，走出去时经常受到投资国怀疑，并面对较高的壁垒阻挡，以致如孙立坚所说的“无法彻底实现海外投资的战略和预期目标”。
他因此希望美国能在中国注资方面“解放思路”，不要对中国国有企业有戒心，以致经济举措蒙上浓浓的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