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金融机构的监管

1. 金融监管模式有哪几种

我国金融业经营模式几经变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至1983年，混业经营一统天下。完全实行混业经营体制，并由财政部监管。
第二阶段，1984年至1993年，分混交叉，中国开始实行银行、证劵、保险、投资等业务全方位交叉，但同时出现分业经营的苗头，并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
第三阶段，1993年至1995年，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制度正式确立。
第四阶段，1996年至今，分业经营受到挑战。
由此可见，我国金融业曾经进入过混业经营，再到分业经营，目前总体上还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
二．我国的金融分业经营模式
我国金融业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的模式。分业经营即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各自经营与自身职能相对应的金融业务。但我国的分业经营并非要求绝对的分离，而是有限的分离，表现在：
1.商业银行可从事买卖政府债券、代理发行、兑付及承销政府债券等部分证券业务；
2.商业银行可以从事保险代理业务；
3.商业银行可以在境外从事保险、信托和证券业务。
4.在国家另有规定的情形下混业经营。
（一）历史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经营思路下，我国的五大国有银行都开办了证券、信托、租赁、房地产、投资（自办公司）等业务，实质上进入了“混业经营”时代。但由于缺乏自律约束和监管能力不足，混业经营加速了风险的积聚，催化了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生成。因此，国务院于1993年决定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对金融业进行治理整顿并提出了分业经营的管理思路。至2003年4月28日银监会成立，我国形成了“一行三会”即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劵监督管理委员、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金融监管新格局，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管理体制进一步确立。
（二）利弊优劣
分业经营作为我国目现行的经营模式，有着其自身的优点：
第一，分业经营有利于证劵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的发展。一方面，有利于两种业务各自的专业技术和专业管理水平的发展。另一方面，分业经营也为两种业务发展创造了一个稳定而封闭的环境，避免了竞争摩擦和合业经营可能出现的综合性银行集团内的竞争和内部协调困难问题。
第二，分业经营有利于控制经营风险蔓延。例如，保证商业银行自身及客户的安全，阻止商业银行将过多的资金用在高风险的活动上。此外，分业经营还有利于抑制金融危机的产生，为国家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
然而，分业经营模式目前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挑战，随着这种经营模式在我国长久的运行，其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一是分业经营使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分业经营易造成各类金融机构事实上“分割经营、孤立经营”的局面，不利于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二是分业经营阻碍我国金融业发展：
首先，以法律形式所构造的两种业务相分离的运行系统，使得证劵和商业银行两类业务难以开展必要的业务竞争，具有明显的竞争抑制性。
其次，分业经营也不利于银行进行公平的国际竞争，一是分业经营限制了金融新产品的开发和新业务的开展。二是分业经营限制了金融机构跨行业的并购，而金融创新和跨行业合并是提高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法宝。此外，面对规模宏大，业务齐全的欧洲大型全能银行，单一型商业银行也很难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许多学者通过对金融业制度的上述反思以及国外经营模式的借鉴，提出混业经营乃大势所趋。而笔者认为，我国金融业经营模式仍有改善的余地，其转变也并非一蹴而就之事，还需综合考量、总体把握、充分酝酿，必须审慎。
三．我国的分业监管制度
金融监管是指各监管主体依法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及金融市场进行直接限制和约束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金融监管体制指的是一国金融监管机关的设置、职责划分和权力分配及其协作配合与组织制度。我国目前属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即分业监管主要是指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实行监管，其中，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同时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一）现状
银监会设立前，我国实行的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而中国人民银行兼具监管银行和制定货币政策的双重任务。
2003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方案将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它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分离出来，并与中央金融工委的相关职能进行整合，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由此，我国形成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共同负责金融监管的格局。
（二）存在的问题
对于分业监管之优点，已在前文与分业经营一并提及，不再赘述。笔者主要就目前的法律监管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
第一，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尚未理顺。
我国目前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而进入WTO后大量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他们占有优势的混业金融监管体制对我们有所挑战。我国也开始实行一定程度混业监管，然而我国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才建立不久，金融监管的政策法律不健全不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备，实行混业监管需要人才我国又缺乏国内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和事实混业经营，突出表现为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业务划分日益模糊这种变化使得现行监管体制所隐含的问题日益突出。
第二， 金融监管缺乏统一完善的法律制度。
首先，立法与现实脱节；其次，在三法并存格局中，有关监管的法律规定只占很少的部分，条文简单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和相互的协调性。此外，一些法规和规章因未能及时修订已有明显过时的内容，有的条文甚至与现行的法律相矛盾，或者无法适应现时的经济生活之需要。
第三，金融监管的风险监管措施缺乏，监管的能力和效率整体水平不高。
我国现阶段分业监管体系不完备。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在分业监管中，机构之间出现监管的真空地带、摩擦而且缺乏协调，监管成本过高。比如多元化监管主体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与合作、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技术）与行业发展不匹配、金融监管缺乏完善的实务操作系统等。
综上，在不同的时期，采取适宜的金融业经营模式和监督制度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实现金融业健康、安全、稳定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也是提高一个国家金融业整体效能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动力。

2. 房地产金融的非标业务正受到谁监管

房地产金融的非标业务正受到监管部门的严监管。近期一些信托机构的房地产非标业务已暂停。多位接受采访的房企和信托人士表示，非标业务收紧后，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承压，特别是一些中小房企的融资渠道依赖信托，非标收紧后日子比较难过。在此背景下，债券和类REITs等成为房企看重的融资渠道，租赁类融资项目受到追捧。

“现在资金成本比去年同期涨了2-3个百分点，今年一些小开发商的资金链可能断裂，房地产企业等着过冬吧。”上述信托人士说，“我们最近跟房企聊，今年房企融资根本不用谈定价，能融到资就不错了。去年资金成本9%左右的房企融资项目都能做，今年可能要到15%以上。”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中小房企的融资压力已开始显现。

整顿非标业务

市场人士指出，大量非标资产对应的融资最终流向了房地产等受限领域。

中泰证券固收研究报告估计，2017年非标融资对房地产开发的支持规模累计在2.5万亿-3万亿元左右。非标融资占房地产开发资金的20%-25%左右。

“根据相关规定，房地产企业向银行贷款必须‘四证齐全’。证件不全的开发商可以通过理财直投、券商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等形式，绕个弯获得融资。”某大型国有银行公司部人士表示，“这两年非标业务规模增长很快，因为信托公司等渠道审批时间短，融资方便。”

某大型信用评级公司工商企业部人士表示，房企要想获得非标融资，必须经过外部评级。2017年年中以后，一些信托公司的房地产相关产品要求房企的评级达到AA级。对于资质一般的企业，信托公司做非标业务就比较谨慎。

土地款配资是理财资金进入房地产企业的一个重要渠道。中部地区某城商行房地产事业部负责人表示，2017年该行土地款配资业务十分红火，放款上百亿元，创利2亿多元。在高峰期，土地配资的杠杆比例一般是3:7，近期出于谨慎降至5:5。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非标业务收紧才刚刚开始，到底有多大影响还难以预计，很多房企都在拓展其他融资渠道。

转向长租类

北京某券商资产证券化人士陈军（化名）表示，在银行贷款审批更审慎、非标通道受限的背景下，债券和类REITs等工具成为房企尚可利用的为数不多的融资渠道。

“在提倡租购并举的大背景下，租赁类债权融资和资产证券化项目都比较热门。”陈军表示。

以类REITs项目为例，2017年发行规模超过260亿元，较2016年的104亿元左右有大幅提升。“前两天，碧桂园(港股02007)发了规模100亿元的类REITs，一下就把今年对类REITs的整体规模预期给拉高了。”陈军说。

陈军认为，未来租赁市场的各环节都可以做资产证券化，减轻相关企业的资金压力。例如，租赁房的物业，房租和装修等环节都可以通过类REITs架构进行融资。

银行对租赁融资业务的热情也很高。近日中国银行(港股03988)与8家地方国企签订租赁住房金融服务战略合作协议，计划为上述企业提供融资规模约1700亿元的住房租赁金融支持。建设银行(港股00939)也就通过支持企业发行类REITs、支持地方政府发展个人租赁平台等形式布局住房租赁金融。

债券融资也受到房企的倚重。近期龙湖地产(港股00960)、碧桂园、绿地控股、泰禾集团、象屿股份等房企在境外发行美元债。

张大伟表示，房企境内融资收紧，海外融资渠道越来越受到关注。

房地产是该管管了。

3. 房地产金融监管不断加码 围剿违规流向楼市经营贷

在“房住不炒”基调下，监管部门抑制房地产过热的努力不仅体现在频出的限购政策上，如今的重心也日渐转向加强流向房地产的资金监管。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的发言再次对此予以强调。在国务院新闻办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郭树清表示，房地产目前金融化倾向较强，如果未来房地产热度消散，持有众多房产的炒房者个人财产会有极大损失，贷款无法偿还，推高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经济生活将发生极大混乱。因此，必须积极又稳妥地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事实上，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监管层已经在金融端对房地产领域泡沫化打出一套相互配合的“组合拳”，2020年房地产贷款增速8年来首次低于各项贷款增速。
2020年底，央行等有关部门对银行进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从资金占比上严控流入房地产领域的资金。而在近期，各地银保监局更是加强“经营贷”流向监管，严打其流向房地产市场。
集中度管理“张弛有度”
2020年的最后一天，房地产行业在“三条红线”之后再次迎来金融端的强力监管。央行、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房地产行业贷款集中管理制度的机构覆盖范围、管理要求及调整机制作出明确规定。
某房地产企业资深管理人士对《中国经营报》记者称，新规对市场影响度有限，尤其是刚需群体，但对于近期的一线城市炒房热度有一定打击。而对房企来说，则更利好头部品牌房企，银行战略会把稀缺额度留给这些房企，中小房企贷款难度增大，现金流压力也会提高。
《通知》提及，此次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根据银行类型一共分为五档。中资大型银行，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为40%，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为32.5%；中资中型银行，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为27.5%，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为20%；中资小型银行和非县域农合机构，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为22.5%，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为17.5%；县域农合机构，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为17.5%，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为12.5%；村镇银行，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为12.5%，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为7.5%。这也意味着，银行规模越大，房地产贷款占比及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越高。
据业内人士介绍，个人住房贷款主要是大行在做，因为其吸储量较大，资金成本相对低，做房贷“划算”。而地方小银行则相反，若非与房地产开发商建立一定程度的合作，基本不会大力发展个人住房贷款业务。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通知》中针对银行规模的不同制定出不同房地产业务占比上限。
Wind数据显示，2013~2019年，A股上市的35家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总额占总贷款余额的比例由17%逐年上涨，至2019年末已达到27%。
增速方面，2013~2019年，35家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总额快速上涨，由17%增至35%，随后逐年回落至15%。央行每年发布的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也对此趋势有所印证，2017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1.9万亿元，同比增长22.2%，增速比上年末低14.5个百分点。2018、2019年增速均相比上年同期有所放缓。2020年末，全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5%，增速进一步放缓。
郭树清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中就明确提及：“房地产的核心问题就是泡沫比较大，很多人买房子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投资或者投机，这是很危险的。”他同时表示，目前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遏制，2020年房地产贷款增速8年来首次低于各项贷款增速。这个成绩来之不易，相信房地产问题可以逐步缓解。
2020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49.58万亿元，同比增长11.7%，比上年末增速低3.1个百分点，连续29个月回落；同时，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6.1%，增速比上年末低4个百分点。
此次央行及银保监会对于房地产贷款的集中度管理同时坚定“一城一策”的管理方式，极力避免制度僵化可能造成的金融风险。《通知》显示，地方监管可以结合所在地具体情况和以第三档、第四档、第五档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为基准，进行2.5个百分点的增减。
《通知》下发后，上海、四川、山东、辽宁等地皆针对本地区房地产贷款集中度下发相应通知，其中对区域内部房地产贷款考核部分指标上限进行调整。
例如，辽宁方面将第三档的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调整为18.5%，较央行数据上调1个百分点；第四档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调整为14.5%，较央行数据上调两个百分点；第五档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调整为8.5%，较央行数据上调1个百分点。四川方面也类似，将第四档个人住房贷款集中度占比上限上调1.5个百分点至14%。
山东银保监局则将辖内城商行、民营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标准上限调高2.5个百分点至25%。对此，山东银保监局对外表示，该安排是考虑后续规范非标投资业务和表外理财业务，为资金实际投向房地产领域，但短期内无法收回，确需回表处理的留出必要空间。福建方面出台的细则则表示，对于调整确有困难的超标机构业务调整过渡期，经申请允许过渡期最长为6年，确保超标机构平稳过渡。
值得注意的是，银行对个人住房贷款的紧缩调整，或将会对某些城市个人住房贷款比例产生影响。3月8日，郑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下发《关于征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调整意见和建议的通知》，按照缴存和购房情况设定最高贷款比例（贷款金额占房产总价比例）。首次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家庭首套住房的，最高贷款比例设定为70%不变，但异地贷款及其他情况最高贷款比例设定为40%，相较此前的60%有所下调。
郑州市住房管理中心信贷管理处处长陈建功对媒体解读称，首套住房贷款比例不变意在保障在郑州长期缴存公积金的刚需的贷款需求。但由于目前不少银行已经缩紧贷款，将会给公积金部门带来不小的压力，因此对于非刚需、二套房、异地贷款者，贷款比例未来可能会有所降低。
严打经营贷流向楼市
除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住房贷款的调整外，监管层遏制房地产泡沫化的决心体现在金融端，还包括对“经营贷”的严格监管。
有银行业内人士对记者分析称，经营贷流向楼市有两大原因：首先，经营贷流向监管困难，银行方面仅能获悉钱款流向，但买卖交易是否构成难以确认，这种情况下，如果资金空转几手流入楼市，监管难度也会随之加大，对于购房者而言可操作空间很大。其次，经营贷能贷出的资金量比消费贷大很多，对于炒房者来说诱惑更大。
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赵秀池则提及，由于政策面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目前经营贷利率普遍低于消费贷，或也成为经营贷流入楼市的一大原因。
上述银行业内人士同时表示，出于对不良贷款率的考虑，银行方面主观上并不想扩大中小企业贷款发放力度，但政策扶植下，银行方面压力较大。赵秀池则进一步表示，资本逐利的特性使得中小微贷款未必有实际效果。
2021年3月10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最后一场“委员通道”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提及，2021年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贷款将会增长30%以上。如何使政策对中小企业的扶植落向实处，而非流向房地产领域，助长其泡沫化程度？ 对“经营贷”流向的严格监管显得尤为重要。
1月底，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城市率先开始严打经营贷流入楼市。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发布消息称，为坚决遏制投机炒房，近期北京市区住建部门多次约谈和持续检查房地产中介机构，要求不得参与“经营贷”“首付贷”“消费贷”等任何违法违规的房地产金融活动。同时，新华社消息称，北京多家股份制银行上调经营贷利率。
某国有四大行北京地区从业人士对记者表示，目前该行并未上调经营贷利率，在资金去向监管方面，大行始终相对严格。
2021年1月29日，上海银保监局印发《上海银保监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个人住房信贷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对信贷资金用途管理、房产中介机构业务合作管理等方面提出要求。某股份制银行上海地区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目前该行经营贷利率还未上调，但对贷款去向审核的确更加严格。
除此之外，广州、大连、重庆、苏州等地银保监局皆对当地银行经营贷款资金流向房地产领域作出处罚。近日流传的一份来自上海的《个人贷款提前收回告知函》则显示，由于借款人未按约履行借款合同“贷款用途”的相关规定，银行宣布合同下贷款提前到期，要求借款人限时归还全部贷款本息。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目前全国楼市的运行态势和2015~2016年很类似：从深沪蔓延到广州、北京以及其他热点二线城市，整个都市圈的热度都在明显回升。不控制经营贷的流向将可能助推新一轮泡沫。对这一点监管层认识是很清楚的，所以严打经营贷和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将是今年房地产调控的主要工作，也关系到今年的楼市能不能稳定下来。

4. 房地产的监管部门有哪些

各地名称有所差别，国家性的管理部门主要是建设部，以下依次级别：各省建设厅或省建设委员会、区建设委员会、地区房管所。层层节制，根据具体业务有所分工。
主要是监管建设单位是否按照规划、设计施工和建筑质量、安全方面。同时监管：
负责上报开发企业的资质。
核发商品房预售证。
核发商品房交付使用通知书。
负责对开发企业进行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指导。
负责对开发企业的财务、统计业务指导和管理工作。
协助有关部门对开发经营市场秩序的执法稽查和对违反开发经营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
负责对商品房有关事项的投诉处理。
指导行业协会工作。

5. 房地产金融监管政策意在建立规范和长效机制

2021年1月，市场短期资金价格有不同程度的上涨，部分商业银行小幅上调贷款利率，货币市场流动性阶段性明显偏紧。市场上有观点认为，此轮流动性阶段性偏紧、利率上行主要是针对房地产泡沫。我们认为，监管部门针对住房金融政策严格规范的意图已经比较明确，国内房价上涨过快及其泡沫风险更多体现的是局部、结构性的。过去两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房价涨幅逐步回落，仅一线和少数重点二线、三线城市房价涨幅相对较快，成为当前房地产调控的重点区域。
“三道红线”和集中度管理体现住房金融政策连续性
自2020年三季度开始，金融监管部门对房地产融资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调节措施。前有“三道红线”，对房企资产负债的水平和结构提出新的要求；后又发布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的通知（下称《通知》），对银行房地产贷款的结构提出要求，包括适当控制居民购房贷款规模，严防利用消费贷、首付贷资金违规加杠杆行为；对房企加强融资管控，包含贷款、信托及境内外债券融资。过去几年居民部门杠杆率增长较快，贷款价值比LTV从2017年的0.29升至2020年的0.34。“三道红线”和集中度管理体现了监管部门对住房金融政策的连续性，是健全我国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和完善房地产金融管理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
2019年以来，银行个人按揭贷款增速进一步有所放缓。2020年全国个人按揭贷款3万亿，同比增长9.9%，增速较2019年回落5.2个百分点。个人按揭贷款增速已经低于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12.5%的增速。自2016年以来，新增个人按揭贷款占金融机构新增贷款比例已经从19.3%降至13.4%，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尚不到20%。可见，当前并没有大幅收缩按揭贷款余额、大幅放缓按揭贷增速的必要。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政策出台的主要目的是，构建规范性管理的框架。长期以来房地产开发贷款占整个贷款的比重始终在7%左右的较低水平，近年来变化不大，升得快的是按揭贷款。结合贷款质量（不良率）综合考虑，相较个人住房贷款而言，房地产开发商贷款比重下降的空间更小。未来在“三道红线”的管理下，部分房企杠杆水平较高，负债规模增长将有所放缓，将寻求更多元化的融资方式，尤其是在直接融资领域。未来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将会有所放缓，在银行信贷余额中的比重会在稳定运行中有所下降。
三条红线控制房企杠杆水平对市场的影响是收缩供给，并不能起到控制房价的作用，相反可能会因为引起供给放缓而不利于抑制房价上涨。因此，显然不能将三条红线的举措理解为是为了控制房价上涨和泡沫。该举措重要的政策意图是通过合理控制房企杠杆水平，达到控制房地产金融风险的目的。
根据上市银行2020年前三季度所披露的财报来看，大部分银行涉房贷款增速在过去几年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存在部分银行个人住房贷款超过相应标准的状况。“踩红线”的银行在未来2-4年时间内将做出相应调整，在控制新增个人住房信贷增速的同时，适当压缩存量，达到监管要求。从上市银行及公开市场信息来看，需要进行调整涉房贷款的银行规模相对有限，涉及到的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到整个金融机构涉房贷款余额的比例约四分之一，主要集中在建行、邮储、招行、浦发、兴业等几家中资大中型银行。据测算，假设这几家银行整体贷款增速运行平稳，平均每家银行在2021年涉房贷款或少增1000亿到1500亿之间，占到各自涉房贷款的比例在5%-10%之间，占到各自银行贷款余额的比重在1%-3%，占银行业房地产贷款比重约1.5%，应当说需要调整的规模并不大，而且具有2-4年的整改期。而更多的银行并未踩红线，客观上存在填补空缺的可能性。可见，监管部门的集中度管理政策并不会带来房地产贷款增速大幅下滑、占比明显走低的结果。从这一点看，集中度政策更多的是具有规范性和着眼长远风险管理的考量，并非是为了达成短期控制房价上涨的目标。
按上述判断，当前房贷利率全口径显著上行的概率也较小。1月份首套房贷平均利率较2020年12月下降了1个基点，结合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要求和央行货币政策采取“不急转弯”的策略来看，短中期内基准利率LPR向上调整的概率不大。参考以往涉房信贷收紧时期的表现来看，住房金融政策在未来6-12个月内可能将保持中性的姿态，主要还是针对深圳、广州、上海等房价涨幅相对较大、涉房贷款增速较快的区域，会适当偏紧一些。
多管齐下针对性地改善结构性问题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要解决好大城市住房供给不足的问题，继续实施“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期以来，国内房地产市场地区间人地错配是部分城市房价高企的首要原因。近期统计数据表明，地方政府正在落实因城施策的政策理念。2020年，一线城市土地供应占地面积同比增长33%，明显高于二线（9%）、三线（2%）城市的土地供应增速。
“十四五”时期，国内将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有效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以上海为例，《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计划2021年新增5.3万套租赁住房，到2025年形成租赁住房供应40万套以上。
房价涨跌与涉房贷款增速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未来住房金融调控将更聚焦重点城市，突出结构性特点，而非“一刀切”。在中央“房住不炒”的政策下，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将持续从严和规范。尤其是在结构上，合理调节大中型商业银行在热点城市的涉房贷款，对缓解局部住房金融风险将起到关键的作用。1月27日起，广州四大行房贷全线涨价，房贷利率整体上调15个基点。
在地方政府层面，按照“因城施策”原则，针对热点城市继续采取限购、限贷、限价等调控措施，并单列租赁住房土地指标，加大租赁住房供给建设；从供需两端出台政策，以稳定房地产市场运行为主要目标。包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成都、厦门、南京等主要热点城市都相应出台了管控政策，从土地、销售和信贷领域实施综合管理。未来政策主线重在建立规范和长效机制，会取得比以往注重金融总量调控更好的政策效果。
（原以为《房地产金融监管政策意在建立规范和长效机制》 作者分别为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6. 清理整顿金融秩序监管重点是哪里

5月24日消息，近日，央行发布《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下简称《报告》)，新增“全面清理整顿金融秩序”，引起市场人士对于监管层下一步“防风险”具体举措的猜测。

“比如说，借用互联网金融‘马甲’的民间借贷和大量的金融控股公司，都是无牌照、没有监管主体的对象。”曾刚说，这些机构有非常多潜在的风险，也伤害了很多投资人的利益。这些机构并没有从业的资格和对应的现有的监管制度，全面的“清理整顿”的表述更准确一些。

在曾刚看来，今年监管层恐怕要对未持牌机构、包括之前大量的民间借贷行为以及金融控股公司行为进行规范。“有些要清理的就要清理，不应该存在的要退出市场。如果涉及到违法行为还要追求刑事责任。”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金融机构自身而言，仍然要按照整体金融监管的要求，切实实现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对于一些所谓的产融结合的金融控股公司，下一步也要制定出台相应的办法进行管理，防止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

来源：人民网

7. 房地产商应该归哪个行政部门监管

房产开发商欺骗可以去当地的房管局进行投诉，涉及到合同欺诈的还可以去法院进行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七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土地管理部门依照国务院规定的职权划分，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管理全国房地产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土地管理部门的机构设置及其职权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第三十五条：国家实行房地产成交价格申报制度。房地产权利人转让房地产，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如实申报成交价，不得瞒报或者作不实的申报。

(7)房地产金融机构的监管扩展阅读

开发商违约找找房管局投诉。按照合同约定，商品房工程质量必须取得工程验收合格证，并取得交付使用证后方可交付给购房者。

所以房屋的交付日期应按照取得交付使用证开始计算，如购买人对房屋质量有疑问，可以申请质量检测部门检测，确实是开发商原因导致延期交房的，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来执行，以字为据，确实无法解决的，可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还不能解决就只能通过法院。

根据双方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开发商超过时间不交房，购房人可以要求开发商赔付违约金。如果违约金过低，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以按照购房者的申请要求，适当提高违约金。

如果购房人想解除合同，根据《合同法》第114条规定，可以要求开发商承担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同时要求开发商返还购房款及利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业主因延期交房在外租房子的租金可向开发商索赔。

8. 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监管要求陆续下发，上海、广东等地获“松绑”

各地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渐次落地！
券商中国记者获悉，央行、银保监会去年底联合下发《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后，包括广东、海南、上海、浙江、厦门等地已分别下发当地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相关管理要求的通知。
其中，广东、海南、上海、浙江等地监管部门结对当地法人银行的考核上限予以上调，但获得“松绑”的银行档位、上调幅度均有所不同。
厦门版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监管要求则与央行、银保监会此前通知保持一致。此外，重庆、江苏等地银行业人士向券商中国记者反映，当地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考核指标上限也参照央行标准执行，未予上调。
厦门发布房贷集中度考核要求
券商中国记者获悉，人民银行厦门中心支行、厦门银保监局已于1月下旬下发《关于厦门市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相关管理要求的通知》。
根据通知，厦门市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分属于第三档、第五档。其中，第三档机构包括厦门国际银行、厦门银行、厦门农商行，第五档机构包括厦门同安农银村镇银行、厦门翔安民生村镇银行，两档机构的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分别为22.5%、17.5%；12.5%、7.5%。
这意味着，厦门版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考核指标与央行、银保监会通知要求保持一致。
在这之前，央行、银保监会于2020年底联合下发《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明确对7家中资大型银行、17家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和非县域农合机构、县域农合机构、村镇银行，共五档机构分类分档设置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
其中，第一档的中资大型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和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分别为40%和32.5%；第二档的中资中型银行两项占比分别为27.5%和20%；第三档的中资小型银行和非县域农合机构两项占比分别为22.5%和17.5%；第四档的县域农合机构两项占比分别为17.5%和12.5%；第五档村镇银行分别为12.5%和7.5%。
而除厦门外，重庆、江苏等多地银行业人士也向记者反映，当地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考核指标上限参照央行标准执行，未予调整。
部分地方监管上调考核上限
另一边，立足当地实际情况，有部分地方监管部门上调了本地法人银行的考核上限。
其中，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广东银保监局于2月4日发布《关于做好广东省地方法人银行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对广东（不含深圳，下同）辖内地方法人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提出要求。
具体为：第三档银行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分别为24.5%、19.5%；第四档银行两项占比上限分别为20%、15%；第五档银行两项占比上限分别为12.5%、7.5%。
这意味着，广东对辖内第三档、第四档银行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分别提高了2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和2.5个百分点、2.5个百分点；第五档银行则参照此前央行、银保监会通知执行。
以2019年末数据计算，广东地区500亿元资产规模以上的地方银行中，大部分满足前述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要求，但在房地产贷款占比方面普遍有所超标。其中，中山农商行、惠州农商行等两项贷款占比超标较多。
而在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保监局今年1月下发的辖内法人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相关管理要求通知中，第三档银行房地产贷款占比、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不变，第四档、第五档银行两项占比考核要求则分别上调1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
此外，上海对第三档、第五档相关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上限分别提高了2个百分点、1.5个百分点；海南对第三档相关银行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提高了2.5个百分点。
各地银行“因城施策”
事实上，在央行、银保监会此前发布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通知中，已经给各地监管部门结合实际情况对当地银行适度松绑留出了空间。
通知提及，央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会同所在地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可在充分论证的前提下，结合所在地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辖区内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具体情况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特点，以《通知》第三档、第四档、第五档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为基准，在增减2.5个百分点的范围内，合理确定辖区内适用于相应档次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
“监管政策相对灵活、‘因城施策’。对于个别地区而言，本来涉房贷款占比就高，如果把监管考核上限定的太低，反而会对当地银行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招商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廖志明表示。
上海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总监严跃进认为，各地政策对不同类型的银行明确了房地产贷款集中度上限，有助于银行灵活执行中央房贷政策。
“类似政策下，不同银行的房贷业务会有所变化，对于相关购房者来说，也需要积极了解各地银行贷款政策，减少贷款办理的风险。大方向看，房价过热的城市等所在银行，其上限上调空间小；而信贷额度充裕的城市，上调的空间较大。”严跃进表示。
与此同时，也有个别超标中小银行高管表示，一边是涉房类贷款新增难，另一边是互联网贷款政策收紧，而往年这都是业务重点，所以业务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廖志明表示，整体来看，今年贷款需求仍然非常旺盛，银行可以投放的领域较多。“一是政府投融资项目需求；二是房地产融资虽然受房贷集中度政策影响，但需求还在，银行房地产贷款增量并不会明显下滑，更多地是平稳增长；三是明显改善的融资需求，包括制造业贷款、个人消费类及信用卡贷款等。”

9. 坚持“房住不炒”—— 银行违规“输血”房地产仍将严监管

当前，我国对涉房贷款仍维持了严监管态势。近期，银保监会披露多张巨额罚单，总额逾亿元，大多涉及违规“输血”房地产项目。另据市场机构统计，今年1月份以来，银保监会及派出机构对各类型银行业机构共开出150余张罚单，其中涉房贷款占罚单总数比例已超半数。包括建设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光大银行、江西德兴农商行等30余家银行因涉及违规发放商业用房贷款、个人消费贷款用于购房、违法违规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等，被处以几十万元至上百万元以上的罚金。例如，邮储银行因“同业投资资金违规投向‘四证’不全房地产项目”等26条案由被处以4550万元罚金。
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不久前联合印发《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明确对7家中资大型银行、17家中资中型银行、中资小型银行和非县域农合机构、县域农合机构、村镇银行，共5档机构分类分档设置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和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其中，中资大型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占比上限被设定为40%，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为32.5%。其余机构的相关贷款占比则依档次不同依次减少。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根据成熟市场经验，房地产贷款占比过高，或在一定时期内占比上升过快，将会给金融体系造成较大风险。目前，我国房地产贷款余额（含个人住房贷款）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在29%左右，但部分银行机构存在占比过高的情况。如多次冲击IPO的东莞银行，近期被爆出存在涉房贷款占比过高问题。据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东莞银行的信用债评级报告显示，“东莞银行房地产相关领域的风险敞口相对较大，存在业务集中风险”。
“加强对违规涉房贷款的查处力度，进一步强化房地产的金融监管，是坚持‘房住不炒’的重要举措。”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房地产分析师夏丹认为，目前仅有少数银行的个人房贷余额占比超标，面临着调降压力，多数银行尤其是大中型银行的个人房贷额度仍存在空间，因此相关政策短期内对房贷利率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对监管机构来说，需要防止房地产行业调整可能出现风险向金融系统传导。
可以预期的是，涉房涉地贷款核查管控仍将是后续监管重点。银保监会在近日召开的2021年工作会议中提出，要严格落实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和重点房地产企业融资管理规定。在业内看来，加强对房地产贷款的金融监管正是为了引导资金进一步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特别是加大对制造业、科技创新、绿色金融、小微企业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