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去产能

㈠ 经济学里“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是什么意思

去库存化分成两类，即狭义库存和广义库存。狭义去库存化仅指降低产品库存水平，譬如企业降低原材料库存，这一点可能较快实现。广义去库存化，即消化过剩产能的过程不会很快结束，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使得消化过剩产能要比狭义的去库存化更长期、更痛苦。

去产能，即化解产能过剩，是指为了解决产品供过于求而引起产品恶性竞争的不利局面，寻求对生产设备及产品进行转型和升级的方法。

“去杠杆化”是指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减少杠杆的过程，而“杠杆”指“使用较少的本金获取高收益”。这种模式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为不少企业和机构所采用，但在金融危机爆发时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1)金融机构去产能扩展阅读：

去产能的重要性

1、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国内需求增速趋缓，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

2、当前，我国出现产能严重过剩主要受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和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3、产能严重过剩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

对于中央提出的化解产能过剩的要求，发改委将从五个方坚定不移地落实：

1、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严禁建设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

2、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来化解产能过剩；

3、要加大政策力度引导产能主动退出；

4、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

5、以钢铁、煤炭等行业为重点对地方和企业化解产能过剩进行奖补。

㈡ 钢铁产业去产能还需处理好哪些关系

1、局部与整体
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防止苦乐不均现象发生。正如河北省钢企负责人和基层干部反映：“钢铁去产能是国家意志，应该是全国性的，不应只由河北省承担。”据他们反映还存在一些省份企业来河北购买已拆除的二手钢铁生产装备等现象，加剧了钢铁去产能任务重省份企业及员工的不满心理和抵触情绪，极不利于钢铁去产能任务完成。因此，在钢铁去产能工作上，中央政府应做到全国一盘棋思维，在制订去产能任务上一碗水端平，防止顾此失彼现象发生，让全国不同省份的钢铁企业均等享受市场利益，共同承担去产能责任；尤其真正做到全国一把尺子量到底，把那些不适合发展钢铁的内陆地区产能和落后产能淘汰掉，为钢铁去产能任务全面完成腾挪出更大空间。
2、企业与企业
要处理好企业相互间关系，防止厚此薄彼不公平现象发生。目前河北省钢铁去产能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地方政府在确定去产能的企业和装备时欠公平、透明，如省里确定的11家钢铁僵尸企业，都由政府认定，具体企业并不知情；尤其未被列入工信部名单的企业装备不被压减，压减的依据标准是什么，企业不清楚，有不满情绪。对此，各级政府在钢铁去产能时，既要采用行政手段，又要增加市场色彩，充分发挥“两只手”的作用，消除行政之手包办一切。同时，在压缩企业产能时要做到信息公开透明，认真倾听企业和员工意见，夯实“去产能”共识基础，尽快出台相关配套文件，增强政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钢铁企业绩效实行开放、透明化的评估，增强公开力度，掌握好去产能政策标准及政策实施边界，做到先压完不合规产能生产线之后再压减企业合规生产线产能，平衡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彻底消除信息不对称和不满情绪现象发生，增强企业去产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政府与企业
要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防止因补偿和安置问题诱发新的社会矛盾。目前河北省钢铁企业去产能出现的矛盾是：补偿不到位，出现职工上访问题；民营钢铁企业因身份问题，装备淘汰、职工安置都得不到任何政府补贴，对去产能抵触情绪大；此外，还存在补偿过低及员工安置不到位等问题，都对钢铁去产能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对此，各级政府应认真落实中央政府对去产能实施的有关奖补政策，把落实奖补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抓落实，将财政奖补资金直接与企业压减产能挂钩，在兑付手续上更人性化、简化，将中央划拨的专项奖补资金一视同仁、公平应用于各种所有制、各个区域的去产能企业。此外，中央政府应将地方政府在去产能过程中的承诺兑现情况作为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以督促地方政府谨慎承诺，严格兑现，提高企业去产能积极性，防止各种截留挪用现象发生。同时，给下岗员工提供就业培训与引导，为他们重新就业创造条件，并买好下岗员工失业保险和医疗养老保险。而且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应依据企业的经营及竞争力状况，不是划分企业性质，防止产生“亲国有企业、疏民营企业”、“去民营企业产能”的倾向，并给民营钢企下岗职工同等待遇，减小钢铁企业去产能产生的社会震荡。
4、银行与企业
要处理好银行与企业关系，防止抽贷压贷导致钢铁企业更加困难现象发生。从河北省钢铁企业去产能情况看，企业担心因为去产能导致产能规模急剧缩小和行业排位退步，银行会根据钢企在全国的排位提供授信和贷款支持，钢企一旦退出某个位次，将面临银行抽贷，这是钢企去产能面临的隐性压力。尤其政府加大去产能舆论声势，提前把将要去产能的企业和装备上网公布，银行会据此判断企业成了政府的打压对象，极易引发抽贷、断贷行为，造成产能还没压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已经垮掉。对此，各级政府在钢铁企业去产能过程中，应坚持“外紧内松”原则，讲究去产能策略，严把去产能舆论宣传关，防止因去产能信息泄露对银行产生误导；对去产能企业以内部掌握为主，任务完成后再对外公布，从而减少对企业冲击。同时，银行应客观理性对待钢铁企业去产能，制定科学信贷对策，优化金融机构信贷结构，激励资本市场多渠道参与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并通过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不断创新，以支持兼并重组后的钢铁企业进行产品升级及技术创新。而且，对该支持的应坚决支持，消除去产能“风声鹤唳”行为，防止出现去产能信贷“一刀切”误伤所有钢铁企业，减少钢铁企业心理压力，确保去产能有序推进。
5、当前与长远
要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关系，防止新的钢铁供求脱节矛盾发生。目前钢铁业内人士认为，未来5~10年国内钢市稳中趋升，且炼铁高炉、炼钢转炉的服役年龄约15年，目前国内现有钢铁产能基本建成于2010年前后，即使没有政府之手强力去产能，行业自身在2020年至2025年也将进入装备集中淘汰更新期，要警惕到时国内缺钢现象发生。对此，中央及各级政府应引起高度重视，根据钢铁企业发展现状及去产能实际，确定一个钢铁生产的合理规模，不能一味为去产能而去产能，防止去产能用力过猛“急刹车”，导致将来可能缺钢现象发生；尤其就防止到时“拆旧建新”或“建新拆旧”导致的影响市场供需和资源浪费现象发生。但同时，又要做好企业宣传引导，防止企业因钢价暂时上涨产生“东山再起”的幻觉、盲目扩大钢铁产能或不认真落实去产能任务，影响整个钢铁去产能任务完成。

㈢ 金融业怎样服务好供给侧改革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依靠改革开放、加入WTO和劳动人口三大红利，保持经济持 续高速发展。然而，近来中国经济己经步入由高速増长转为中高速増长、经济结构调整趋于优化、 新旧动力转换的新常态时期，以往需求侧的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増长的拉动日 渐乏力，结构性的供需错配现象也较为严重，亟待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现有经济结构失衡 问题。金融资源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源，金融的功能就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两者互促共生。 如果说实体经济是肌体，资金是血液，金融体系则是血管。金融业必须助力供给侧改革，亦将得 益于供给侧改革。金融业通过推进利率市场化、改善融资结构以及健全银行业结构等方式，解放 金融束缚，为供给侧改革提供更为有力的金融支撑。而供给侧改革也是金融业自身转型发展的助 推器。通过转变经营理念和改革体制机制，金融机构将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金融资源，提高金融 供给体系的服务质效。
一、以针对性金融改革服务供给侧改革
2015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要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 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的适应需 求结构的变化。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面在于金融端，关键是金融的制度性改革，核心是降低企业 成本、去融资杠杆、提升资本效率。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善和优化融资结构以及健全完善银 行业结构，是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
经过20余年的稳步推进，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己取得重大突破，金融机构都己具有自主决 定利率浮动的权力。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变动过程中的作用，有利于更好的引导金融资源 配置，不断完善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交易机制，推动社会融资方式的多元化；有利于分散金融 风险，降低企业负债率和融资成本；有利于促进居民财富的増长，引导居民理财和消费行为理性 改变；有利于资金流向高收益、高科技和前景好的新兴产业和初创企业，为中国经济再平衡和产 业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条件；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从外延粗放式的増长模式转向内涵集约式的増 长模式，真正实现供给侧改革的目标。与此同时，利率市场化也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带来定价、结 构以及风险三方面的挑战。从产品定价来看，利率市场化导致短期利差震荡、中期利差下降，金 融机构需不断提升产品风险定价能力。从产品结构来看，为减少利差收窄的不利影响，金融机构 需要调整产品结构，即通过综合化经营扩大非息收入，进而会増加高风险高收益资产的占比。从 风险管控来看，利率震荡导致波动性増加，加之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其强烈的逐利动机也可能 带来轻视风险的倾向，这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虽然利率市场化改革己取 得决定性的进展，未来仍有三方面任务需要持续推进。一是央行主导的商业银行基准利率体系应 尽快退出，相应的由市场主导的金融机构利率体系应逐步建立，以最终实现利率市场化。二是増 强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定价能力，逐步弱化对央行基准存贷款利率的依赖。三是进一步疏通利率传 导机制，让短期利率的变化能有效影响存贷款利率、债券收益率和其他市场利率。
供给侧改革成果在资本市场的体现，主要就在于激活资本市场，为企业创造更多元化的融资 渠道，提供更低成本的融资方式。目前中国企业的融资结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2015年，新増直 接融资仅占社会融资规模増量的23.2%，虽比2014年攀升6.03个百分点，但仍属于较低水平。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本身并无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是在中国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导致了对间接融资的过度依赖，产生了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过于集中、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等难题。加快资 本市场建设，健全多层次、多元化、互补型、功能齐全和富有弹性的资本市场，有助于提高直接 融资比重，更好地满足创新型増长模式下实体经济多样化的融资需求。直接融资无需金融中介机 构介入，有助于盘活存量资产，减少企业对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方式的依赖，降低经济转型调整 阶段的金融风险；提升直接融资比率有助于避免由于依靠银行信贷加杠杆，而造成非金融部门财 务不可持续的现象，有助于企业降成本、去杠杆，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为有效促进供给侧改革，商业银行应通过开展投贷联动、优化信贷投向、完善银行业结构和 创新农村信贷制度等四个方面举措用好増量、盘活存量，构建治理良好、结构合理、充满活力和 创造力的银行业机构体系，为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一是 积极开展投贷联动，让“双创”成为发展新动力。改变过去商业银行只为客户提供信贷支持，PE/VC 企业提供股权融资服务的方式，准许银行通过子公司开展投资，以“股权+债权”的模式，可以 为创业期的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提供有效融资。投贷联动能够有效地将商业银行的资金、 客户、品牌和渠道优势与风险机构的风控能力和投资能力的优势相结合，切实支持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二是商业银行应准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做好信贷投向的“加减法”。一方 面，对科技产业、新兴行业、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做加法”。紧密贴合国家经济发展、结构调 整的大政方针，加大对“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等战略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另一方面， 对过剩产业、垄断行业、落后企业的信贷投放“做减法”。加大力度盘活信贷存量，促进“僵尸 企业”和问题企业不良贷款的出清，推动不良贷款的化解和处置工作，严格限制“两高一剩”行 业的信贷额度和规模。三是加大力度推进民营资本建立小型银行的过程，构建城市小型商业银行 队伍，门当户对地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加强和丰富金融体系的“毛细血管”，针对性地提 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四是创新农村信贷制度，发展普惠金融。近日，《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 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颁发，并鼓励地方政府 部门通过贴息、风险补偿基金、担保公司担保等多种方式，建立贷款风险补偿及缓释机制。银行 业应合理自主确定贷款抵押率、额度、期限、利率，简化贷款手续，解决农民融资难问题，盘活 农村土地资产，増加土地流转，帮助农民増收致富，加快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步伐。
二、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银行自身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运行效率提升。通过体制 机制改革提高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金融资源，既是供 给侧改革的要求，也是银行推进自身改革和转型的需要。商业银行更有必要从体制机制改革和经 营理念转变入手，加快推进自身的供给侧改革，以适应新环境的要求；有效支持经济体正在开展 的供给侧改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商业银行自身供给侧改革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领域。
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公司治理机制，提高经营和决策效率。进一步完善有中国特色 的公司治理机制，为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奠定治理基础。充分发挥党委、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 的作用，探索党委领导核心和现代公司治理有效结合的新途径和新方式。推进内部经营机制改革， 充分调动银行经营管理人员服务实体经济的积极性。通过实施用人薪酬机制改革、推行职业经理 人和全员全产品计价考核等制度真正打破“大锅饭”，推动银行从业人员主动提高服务意识和服 务效率。
建立多元化和轻资本的业务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商业银行应不断加大资产结构、负债 结构以及表内外业务结构的调整力度，努力打造“轻型银行”。在资产业务方面，要顺应资本市 场和直接融资发展的要求，把同业业务、债券投资等非信贷业务作为发展重点，降低信贷类资产 的比重。在负债业务方面，要转变以存定贷的传统理念，打造以资产驱动负债的经营思路，进一 步提高负债的主动性。通过大力发展投资银行、资产托管、财富管理、现金管理、交易型银行等 新型业务和表外业务降低风险权重，使风险加权资产増速低于总资产増速、管理资产増速高于资 产规模増速。以经营效率提升真正实现低资本占用和低成本扩张，以相对较少的资本投入驱动相对较大的金融资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构建市场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业务管理机制，提高管理效率。要打破传统管理体制的桎梏， 深入探索事业部制和子公司制，推动经营管理模式从以块为主向条块结合转变，有效提升专业化 经营管理能力，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进一步顺应利率汇率市场化、资产负债结构变化、表内 外结构变化的要求，持续深入推进资产负债管理转型创新，推动资负配置和管理从被动、单一、 表内向主动、多元、全表管理转变，更加注重全资产和大负债的动态、组合和前瞻管理。通过内 涵式、精细化管理机制的建设，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

㈣ 银监会发布《关于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指导意见》的内容是什么

4月8日，为进一步指导银行业做好服务实体经济相关工作，尤其是在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加大支持力度，银监会于近日印发了《关于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

为给银行业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营造有利条件，《指导意见》提出，监管机构、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银行业自律组织要积极推动和配合有关部门，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和优化外部环境，重点工作有：一是加强信用信息归集共享与守信联合激励。二是完善多方合作的增信和风险分担机制。三是加大逃废债打击力度。

为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效，《指导意见》还在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考核评估、促进沟通交流三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以畅通政策传导路径，做实做细工作机制，促进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㈤ 如何处理好去产能与稳增长的关系

在稳增长政策适度回归的情况下，不能不高度警惕投资模式的惯性复归对于去产能和去杠杆进程的阻滞，尤其当前地方政府维护和扩大产能和杠杆的举动已超出了稳增长范畴，异化为借经济增长将产能和杠杆利用扩大到关联社会就业和银行贷款的高度，这无疑将全部风险甩给了银行以及国家信用，加速全局性金融风险的逼近。

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上下限的明确，以及未来经济增速“破下限”的可能，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在近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保下限”为目标的稳增长再次回到了政策目标的大框架中。而管理层关于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新开工和建设进度的加快，以及破解中小企业投资意愿低下等局部性鼓励政策的出台，也佐证了短期政策目标的这一变化。

在“促改革、调结构”占据上半年经济工作重心的情况下，稳增长之所以再次被提及，是为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因为，不仅采购经理人指数、PPI等先行指标预示着经济下滑的趋势在延续和加重，而且今年以来单位GDP的产出在严重下滑，企业盈余不足覆盖当前应偿利息，融资出现“庞氏化”特征，投资出现“投机化”倾向，资金纷纷流向政府隐性担保的项目和房地产资产，事实上的企业破产已大量存在。如果坚持“促改革、调结构”，去杠杆和去产能就要提速，存量资金链就会出现断裂。特别是在近几个月净出口和最终消费动力减弱的幅度和趋势超过预期、美国QE政策导致资本大规模外流等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变化可能成为风险触发点的情况下，系统性金融风险逼近正在成为可能。

所以，笔者认为，稳增长政策的回归，需要拿捏“稳增长”与“去产能”、“去杠杆”的平衡。在欧美，去产能和杠杆尽管很痛苦，却是一个市场化的、自然的“破坏性增长”过程。美国2008年以来的降杠杆进程历时近五年，尽管到目前为止已显现结束的迹象，但期间也遭遇了企业破产、经济下滑、金融动荡、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阵痛。有中国特色的去产能进程除了必经痛苦之外，更要考虑产能的顽固性。在中国各地，产能一旦形成一定规模，便逐渐固化为地方经济增长、税收来源、利益分成、就业稳定和政治绩效的组成部分，很难被淘汰。对于过剩产能的不断容忍，后果就是过剩产能的累积到了“大而不倒”的地步，经济增长和银行信贷被绑架。过去十年，由于外需比较平稳，地方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土地市场持续繁荣（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16.6%上升到2009年的48.8%），产能过剩被掩盖了，即使暴露出过剩的问题，也在地方政府巨额补贴、税收返还、新增产能消化旧产能、产能转移和调整等腾挪术下获得存在，甚至以房地产辅业盈余来弥补企业主业产能过剩的亏损，过剩加重的现象不断上演。去年以来，上述腾挪术越来越难以为继，不得不通过银行贷款展期，甚至通过信托、银行理财等变相的高利贷作为选择。产能过剩和不断加杠杆的结果，就是金融机构对企业存量风险资产规模的不断上升。2008年至2012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四部门中，企业部门债务增速最快，从2008年的28.9万亿元增至2012年的64.4万亿元。在过去四年中，企业债务与GDP之比猛增30%以上，去年则为124%，高于国际上一般在60%至70%的阈值，而工业企业的净利润率只有5%左右，仅为国际企业的一半。

因此，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政策漏洞，去产能和去杠杆过程会遭遇到地方政府的抵制。近期，河南、山西等产煤大省为保持煤炭产能规模，无视“煤-运-电”产业链市场化改革，靠行政手段让本地电厂买本地煤的“保煤运动”；地方政府帮助产能过剩企业逃避国家投资管理规定、补办环评手续、补缴罚款、暂停后重启等现象屡见不鲜。另一方面，每当有政策放松时，便是过剩产能复生甚至扩大的机会。去年下半年“稳增长”的阶段性、局部性政策刺激，尽管在政策导向上一再提出要规避“两高一剩”行业，但产能过剩行业依然得到了回顾。例如，在“新型城镇化”的刺激下，去年粗钢产量达到7.23亿吨，同比增长3%左右，进一步加剧了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另外，即便是清理产能，由于政策制定与执行分属不同部门，协调落实和效果存在很长的周期和时滞，而强行执行时又遇到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同时，地方政府也会以“拉郎配式”的产能合并（而非重组）来柔和应对，实际产能并未减少，反而因为单一规模产能的大体量而加剧了后续产能清理的难度。

在稳增长政策适度回归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高度警惕投资模式的惯性复归对于去产能和去杠杆进程的阻滞，这在2008年和2012年都曾出现。而当前地方政府维护和扩大产能和杠杆的举动已超出了稳增长的范畴，异化为借经济增长将产能和杠杆利用扩大到关联社会就业和银行贷款的高度，致使管理层无法下决心真正清理产能和降低杠杆的地步。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是吸引包括银行在内的社会资金流向的原动力，是引发全局性金融风险的源头。地方政府对于过剩产能和加杠杆背书所隐含或保证的收益率是导致银行对企业贷款激增的源头。只是，去年以来，由于外需长期回落、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严重下滑、房地产和银行信贷增速进入了下行周期，依靠传统手段寻求腾挪过剩产能空间的做法难以为继。具有信贷优势的国有企业绕开银行信贷投向的监管，通过信贷资金表外运营曲线投向政府基建项目和房地产。一方面，基建投资和房地产的泡沫化增长是地方能维持、消化和掩盖过剩产能和高杠杆，以及美化国有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手段；另一方面，基建和房地产泡沫化增长是维持地产上行周期、保证地方土地财政和短期经济增长的手段。而当前地方扩大产能和杠杆的新举动，无疑将全部风险甩给了银行以及为银行做背书的国家信用，加速全局性金融风险的逼近。

㈥ 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什么意思

1、去产能，即化解产能过剩，是指为了解决产品供过于求而引起产品恶性竞争的不利局面，寻求对生产设备及产品进行转型和升级的方法。 2017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了2017年去产能目标。

2、狭义去库存化仅指降低产品库存水平，譬如企业降低原材料库存，这一点可能较快实现。广义去库存化，即消化过剩产能的过程不会很快结束，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使得消化过剩产能要比狭义的去库存化更长期、更痛苦。

3、“去杠杆化”是指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减少杠杆的过程，而“杠杆”指“使用较少的本金获取高收益”。这种模式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为不少企业和机构所采用，但在金融危机爆发时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在每一个“去杠杆化”的阶段上，中国经济所受的冲击不同。

首先，“金融产品的去杠杆化”对中国影响很小。

由于实行资本账户的管制，中国绝大多数的对外金融投资都是以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投资的形式进行。这类投资一向稳健保守，基本不会涉足高度杠杆化的金融产品，即使有所损失，也不能与其他类型投资者的损失相提并论。

其次，“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和“投资者的去杠杆化”对中国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去杠杆化

㈦ 煤炭去产能：量怎么减 人往哪里去 钱

人往哪里去?
企业发展多元产业、做好内部挖潜
政府做好技能培训、再就业服务
去产能过程中，最棘手的难题是什么?采访中，几乎所有企业都给出了一致的答案——职工安置。
煤炭、钢铁，同属劳动密集型产业。据估算，此轮去产能，煤炭、钢铁系统分别涉及安置人员约130万人、50万人。产能降下来，人往哪里去?对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了四种途径：企业内部挖潜、转岗就业创业、允许内部退养、公益性岗位兜底。其中，后两个途径更重“保底线”，前两个方面则需各方主动作为。
内部挖潜 主要指企业依托现有资源
开辟一些新的就业岗位
“企业都要讲社会责任，不能把大量员工推向社会。再说，国企员工归属感很强，感情上不太容易接受被裁掉。”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董事长曹慧泉说，现在华菱2000万吨钢的产能用工有3万多人，未来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还需减去1万人。“绝大部分人员安置要由企业谋划出路，最主要的就是发展多元化非钢产业。 ”令曹慧泉稍感轻松的是，近年来华菱在钢铁主业外延伸产业链，逐步做大物流、节能环保、生产性服务业等蛋糕，可安置不少职工。
“煤和非煤两篇文章都要做好，才能解决好就业、转岗的问题。”张有喜表示，同煤集团在“十二五”期间大力发展煤化工、煤电一体化，目前发电厂、60万吨甲醇等项目已容纳数以万计的员工就业，非煤板块收入也已占到全集团的40%以上，“‘十三五’期间，力争60%的人员和收入来自非煤。”
相较之下
就业创业更需政府引导助力
“快递、专车、家政、电商等蓬勃兴起，第三产业占据了GDP半壁江山，为去产能提供广阔的就业转场空间。”王继承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政府做好社会保障、再就业服务、技能培训等工作，对能大量创造就业岗位的新经济业态放松管制、鼓励创新 ，“特别在一些矿城钢城，主业不行了，其他行业没发展起来，尤其需要把吸纳就业能力大的服务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起来。”
卜昌森建议，企业也可主动与地方政府、其他用工企业对接，帮助职工找岗位，“煤矿是要关停，但大量的非煤矿井也需要熟练工。煤炭企业可以通过向其他企业输出技术、设备、管理、服务来解决就业。”
除了企业、政府努力
作为就业主体的个体也需认清形势
“宁愿在矿上拿着800元的稳定月薪，也不愿到连锁超市一个月赚上2500元。”王继承在接触一些煤矿工人后发现，国企职工“铁饭碗至上”的就业观念依然较强，“当下需要员工摆正心态，把眼界放宽一些。”
“‘九五’‘十五’期间，我国也曾经历大量员工下岗。与那时5年下岗2200万人、10年下岗3800万人的规模相比，此轮去产能涉及面有限。”王继承表示，现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的能力远远大于20年前，服务业扩张部分的就业空间远大于工矿产业过剩的冗员量，社会化就业服务机构力量较大，国有企业和中央财政的总体实力也较强，因此就业的空间比较大。“对再就业要有信心。”
钱从哪里来?
中央、地方、企业、金融机构
要发挥合力、扶优汰劣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撬动去产能进程，钱是绕不过去的关口。一方面，企业理当为其投资决策负责;另一方面，政府的引导与支持也可使结构调整更平稳顺当。
政策引导需要真金白银。今年，中央财政将安排1000亿元的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重点对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中的人员分流安置给予奖补。 目前，具体的操作办法还在制定之中。大方向上，将结合地方任务完成进度、困难程度、安置职工情况等因素，对地方实行梯级奖补。
“使用这笔资金，一要坚持绩效导向、解决关键问题，二要严格程序、保证公平透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表示，为推进去产能，除了中央财政资金之外，还需要地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发挥合力
与筹措资金同样重要的课题
是把钱用在刀刃上
一方面，要有所不为，坚决加速落后产能出清。“僵尸企业占用大量资金、土地等宝贵资源，依靠政府补贴和银行输血维持生存，进行不公平竞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赵昌文表示，政府在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和人员安置的基础上，要坚决停止对僵尸企业的各种财政、金融支持，促进这些产能退出市场。
另一方面，也要有所作为，为产业结构调整保驾护航——金融服务要有保有控。“银行一看你是做钢铁的，立马就失去了兴趣。”冶金工业研究院院长李新创说，2012年开始，银行对钢铁的信贷政策整体收紧，抽贷很普遍，全行业企业普遍资金困难。对此，白景明表示，金融机构对那些主动进行技术改造、结构调整、能恢复市场竞争力的企业，以及那些分流转岗之后进行自主创业的员工，应该伸出援手，不应搞“一刀切”。
不良资产处置要畅通渠道
当前，钢铁煤炭企业债务高企，负债率普遍高于70%，全行业负债均超3万亿元。去产能，不良资产如何处置?专家表示，让危机企业都走破产清算的路子并不现实，应更多考虑债转股、债务重组等方式给其留条“活路”。
所谓债转股，即债权人以债权方式出资、将债权转化成股权，从而“以时间换空间”，缓解负债企业的债务压力，经营好转后给原债权人更多回报。据了解，目前已有大型钢铁央企在筹备此事。“债转股可能给企业带来转机，但若操作不当也会成为去产能的障碍，关键在于看清行业中哪些企业是真正有前景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陈昌盛提醒道。
“运用债务重组等措施，既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又能降低企业债务水平，让企业轻装上阵，让优势产能更好发展。”在曹慧泉看来，这背后正隐含着此次去产能的总体方向：按照市场规律抓大放小、扶优汰劣。

㈧ 如何破解去产能与企业增产扩张的矛盾

在稳增长政策适度回归的情况下，不能不高度警惕投资模式的惯性复归对于去产能和去杠杆进程的阻滞，尤其当前地方政府维护和扩大产能和杠杆的举动已超出了稳增长范畴，异化为借经济增长将产能和杠杆利用扩大到关联社会就业和银行贷款的高度，这无疑将全部风险甩给了银行以及国家信用，加速全局性金融风险的逼近。

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上下限的明确，以及未来经济增速“破下限”的可能，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在近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保下限”为目标的稳增长再次回到了政策目标的大框架中。而管理层关于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新开工和建设进度的加快，以及破解中小企业投资意愿低下等局部性鼓励政策的出台，也佐证了短期政策目标的这一变化。

在“促改革、调结构”占据上半年经济工作重心的情况下，稳增长之所以再次被提及，是为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因为，不仅采购经理人指数、PPI等先行指标预示着经济下滑的趋势在延续和加重，而且今年以来单位GDP的产出在严重下滑，企业盈余不足覆盖当前应偿利息，融资出现“庞氏化”特征，投资出现“投机化”倾向，资金纷纷流向政府隐性担保的项目和房地产资产，事实上的企业破产已大量存在。如果坚持“促改革、调结构”，去杠杆和去产能就要提速，存量资金链就会出现断裂。特别是在近几个月净出口和最终消费动力减弱的幅度和趋势超过预期、美国QE政策导致资本大规模外流等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变化可能成为风险触发点的情况下，系统性金融风险逼近正在成为可能。

所以，笔者认为，稳增长政策的回归，需要拿捏“稳增长”与“去产能”、“去杠杆”的平衡。在欧美，去产能和杠杆尽管很痛苦，却是一个市场化的、自然的“破坏性增长”过程。美国2008年以来的降杠杆进程历时近五年，尽管到目前为止已显现结束的迹象，但期间也遭遇了企业破产、经济下滑、金融动荡、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阵痛。有中国特色的去产能进程除了必经痛苦之外，更要考虑产能的顽固性。在中国各地，产能一旦形成一定规模，便逐渐固化为地方经济增长、税收来源、利益分成、就业稳定和政治绩效的组成部分，很难被淘汰。对于过剩产能的不断容忍，后果就是过剩产能的累积到了“大而不倒”的地步，经济增长和银行信贷被绑架。过去十年，由于外需比较平稳，地方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土地市场持续繁荣（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16.6%上升到2009年的48.8%），产能过剩被掩盖了，即使暴露出过剩的问题，也在地方政府巨额补贴、税收返还、新增产能消化旧产能、产能转移和调整等腾挪术下获得存在，甚至以房地产辅业盈余来弥补企业主业产能过剩的亏损，过剩加重的现象不断上演。去年以来，上述腾挪术越来越难以为继，不得不通过银行贷款展期，甚至通过信托、银行理财等变相的高利贷作为选择。产能过剩和不断加杠杆的结果，就是金融机构对企业存量风险资产规模的不断上升。2008年至2012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四部门中，企业部门债务增速最快，从2008年的28.9万亿元增至2012年的64.4万亿元。在过去四年中，企业债务与GDP之比猛增30%以上，去年则为124%，高于国际上一般在60%至70%的阈值，而工业企业的净利润率只有5%左右，仅为国际企业的一半。

因此，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政策漏洞，去产能和去杠杆过程会遭遇到地方政府的抵制。近期，河南、山西等产煤大省为保持煤炭产能规模，无视“煤-运-电”产业链市场化改革，靠行政手段让本地电厂买本地煤的“保煤运动”；地方政府帮助产能过剩企业逃避国家投资管理规定、补办环评手续、补缴罚款、暂停后重启等现象屡见不鲜。另一方面，每当有政策放松时，便是过剩产能复生甚至扩大的机会。去年下半年“稳增长”的阶段性、局部性政策刺激，尽管在政策导向上一再提出要规避“两高一剩”行业，但产能过剩行业依然得到了回顾。例如，在“新型城镇化”的刺激下，去年粗钢产量达到7.23亿吨，同比增长3%左右，进一步加剧了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另外，即便是清理产能，由于政策制定与执行分属不同部门，协调落实和效果存在很长的周期和时滞，而强行执行时又遇到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同时，地方政府也会以“拉郎配式”的产能合并（而非重组）来柔和应对，实际产能并未减少，反而因为单一规模产能的大体量而加剧了后续产能清理的难度。

在稳增长政策适度回归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高度警惕投资模式的惯性复归对于去产能和去杠杆进程的阻滞，这在2008年和2012年都曾出现。而当前地方政府维护和扩大产能和杠杆的举动已超出了稳增长的范畴，异化为借经济增长将产能和杠杆利用扩大到关联社会就业和银行贷款的高度，致使管理层无法下决心真正清理产能和降低杠杆的地步。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是吸引包括银行在内的社会资金流向的原动力，是引发全局性金融风险的源头。地方政府对于过剩产能和加杠杆背书所隐含或保证的收益率是导致银行对企业贷款激增的源头。只是，去年以来，由于外需长期回落、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严重下滑、房地产和银行信贷增速进入了下行周期，依靠传统手段寻求腾挪过剩产能空间的做法难以为继。具有信贷优势的国有企业绕开银行信贷投向的监管，通过信贷资金表外运营曲线投向政府基建项目和房地产。一方面，基建投资和房地产的泡沫化增长是地方能维持、消化和掩盖过剩产能和高杠杆，以及美化国有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手段；另一方面，基建和房地产泡沫化增长是维持地产上行周期、保证地方土地财政和短期经济增长的手段。而当前地方扩大产能和杠杆的新举动，无疑将全部风险甩给了银行以及为银行做背书的国家信用，加速全局性金融风险的逼近

㈨ 去产能 去库存 去杠杆 降成本 补短板什么意思

1、去产能，即化解产能过剩，是指为了解决产品供过于求而引起产品恶性竞争的不利局面，寻求对生产设备及产品进行转型和升级的方法。 2017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了2017年去产能目标。

2、狭义去库存化仅指降低产品库存水平，譬如企业降低原材料库存，这一点可能较快实现。广义去库存化，即消化过剩产能的过程不会很快结束，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使得消化过剩产能要比狭义的去库存化更长期、更痛苦。

3、“去杠杆化”是指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减少杠杆的过程，而“杠杆”指“使用较少的本金获取高收益”。这种模式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为不少企业和机构所采用，但在金融危机爆发时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4、成本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范畴，是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人们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或达到一定的目的，就必须耗费一定的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其所费资源的货币表现及其对象化称之为成本。

5、补基础设施建设短板，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滞后，中心城区地下管网老旧、水电气暖及环卫设施不配套等问题。

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短板，解决结构优化调整缓慢，实体经济发展不快，金融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企业融资成本过高，产业投资增量减少，增长新动力不足，投资需求降低等问题。

(9)金融机构去产能扩展阅读：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国内需求增速趋缓，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

当资本市场向好时，高杠杆模式带来的高收益使人们忽视了高风险的存在，等到资本市场开始走下坡路时，杠杆效应的负面作用开始凸显，风险被迅速放大。

对于杠杆使用过度的企业和机构来说，资产价格的上涨可以使它们轻松获得高额收益，而资产价格一旦下跌，亏损则会非常巨大，超过资本，从而迅速导致破产倒闭。

㈩ 去产能过程中引发了哪些社会矛盾

去产能是多个行业同时进行的行为, 以下是钢铁行业去产能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及对应解决的思路.

现在亟须着力完善政策法规体系，以经济、法律手段推动钢铁行业“去产能”，最终形成常态化的治理机制。尤其需要进一步细化现有相关政策，增强政策针对性，调动地方和企业的“去产能”积极性，通过负面清单制度、环保倒逼机制来压缩过剩产能，推动资源、资产、资本向优势企业集中。可设法建立钢铁产能交易平台和金融支撑平台，并构建跨地区兼并重组的利益协调机制与社会风险防范机制，真正赋予钢铁企业市场主体地位，最终实现整体转型升级。
钢铁业是我国“去产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战略重地，在一系列空前的政策力度下，今年上半年，中国钢铁协会所属99家钢企实现营收1.29万亿，同比下降11.93%；但利润总额达125.87亿，同比增长4.27倍；亏损企业26家，亏损额136.9亿，同比下降22.8%。钢企经营状况普遍好转，基本扭转了全行业亏损局面。
但当前钢铁“去产能”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或风险，“去产能”还任重道远。
钢铁行业本轮下行已持续4年多，本可开始新一轮优胜劣汰，但相当一部分已亏损或接近亏损的钢企仍在维持运营。一些停产的钢企只是生产线“停下来”，而非产能或企业真正“退出去”。尤其随着经营状况触底回升，冀、晋等地原本被迫停产的部分产能纷纷复产，推动国内粗钢、生铁和钢材产量均呈上涨态势。据统计，上半年全国钢铁去产能1300多万吨，仅占年度目标4500万吨的约30%。
一些地方在“去产能”过程中过分依赖政府行政推动，甚至以政府行政式推动代替市场做决定。尤其突出的是不考虑各地资源要素条件、市场需求状况和产业竞争力水平，简单草率通过“按区域分派、按企业分解、按装备画线”的方式落实“去产能”。这种政府强行指定或分配的硬性方式既忽略了各地钢铁产业发展的实情，也难以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
钢铁行业“去产能”关系到本地区或企业的切身利益，企业一旦关停，本地区将面临巨大的资产债务和人员安置压力，再加“去产能”具体政策办法不清、认识不到位，而中央划拨的化解产能补偿资金不会超过钢铁去产能总成本的十分之一，远远达不到地方和企业心理预期，部分地区或钢铁生产企业观望情绪浓厚。随着钢价上涨，一些钢企又在寄望“东山再起”。
原本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国有钢铁企业应成为“去产能”重点，但一些地区在推进“去产能”过程中，不是依据企业的经营及竞争力状况，而是划分企业性质，出现“亲国有企业、疏民营企业”、“去民营企业产能”的倾向。民企成为化解过剩产能重点。金融机构对优质民营企业降低授信甚至不给授信，对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却大量资金托盘，补贴资金，国企职工有买断退休、实行内部退养等政策支持，民企却只能依靠自身能力解决职工欠薪。
还有，“去产能”配套政策不完善、不系统，原则性太强、落实难度较大。“去产能”的环保、能耗、质量、安全和技术红线已划定，但缺失具体标准，致使地方政府在执行中捉摸不清、把握不准，难以科学地评定哪些是落后产能、哪些企业是“僵尸企业”；规模 1000 亿的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已设立，但使用分配、补偿金和安置费细则仍在制定之中；企业破产退出机制尚未完全理顺。由于企业破产程序复杂、费时较长、代价高昂，从诉讼立案到走完破产程序需要时间长，一些企业负责人宁可选择直接“跑路”。盘活产能退出后的腾让土地是缓解企业资金压力的有效办法，但关于土地转让、回收、开发和收益分配的政策措施仍不完善，“僵尸企业”一旦破产，银行负债将失去回收可能性，企业债权方也不愿推动“僵尸企业”破产退出。
基于这样的现状，笔者提议，当前应着力完善“去产能”的政策法规体系，实现主要依靠经济、法律手段推动钢铁行业“去产能”。推动化解钢铁行业“去产能”的制度建设，严格制定、修改、完善钢铁行业在产能利用率、污染排放标准、土地资源占用等方面的规章律法，最终形成常态化的治理机制。通过使用负面清单制度、环保倒逼机制来压缩钢铁行业的过剩产能，以从制度层面确保钢铁行业不再有新的产能扩张。
需要进一步细化现有相关政策，增强政策针对性，调动地方和企业参与“去产能”积极性。比如多聆听地方政府、钢铁企业和在职员工的意见，夯实“去产能”共识基础，尽快出台相关配套文件，增强政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钢铁企业绩效实行开放、透明化的评估，增强公开力度，根据去产能实效确定奖补资金标准，尽量少按多因素法处理；兑付手续上更人性化、简化，将中央划拨的专项奖补资金一视同仁、公平应用于各种所有制、各个区域的去产能企业。此外，中央政府应将地方政府在去产能过程中的承诺兑现情况作为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以督促地方政府谨慎承诺，严格兑现。
在兼并重组和破产清算中，可实行“两个推动”：推动钢铁行业资源、资产、资本向优势钢铁企业集中，以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整合；推动钢铁产业链上游优势企业与下游优势企业形成战略联盟，消除恶性竞争，优化供给结构，增强综合竞争实力。为此，可设法建立钢铁产能交易平台和金融支撑平台，允许各区域在确保完成去化任务的前提下，交易钢铁产能，为优势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提供通路；优化金融机构信贷结构，激励资本市场多渠道参与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并通过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不断创新，以支持兼并重组后的钢铁企业进行产品升级以及技术创新。
再有，构建“两个机制”，一个是通过扩大税收抵扣、减免税收比例等税收政策，构建钢铁企业跨地区兼并重组的利益协调机制，使不同地区税收分配比例保持比较均衡的状态。另一个是社会风险防范机制，动态掌握企业职工就业信息，制定应对规模性失业风险预案。处置企业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可成立钢铁行业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将国有银行债权转移给钢铁行业资产管理公司，由资产管理公司将债权转化成对重点企业股权的债转股方式；同时还可以采取打包出售、债务置换、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化方式处置企业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
导致我国钢铁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是供给、需求不相符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应着力技术创新、技术进步，不断增加钢铁产品的技术含量，以高端出口产品消化部分过剩产能。真正赋予钢铁企业市场主体地位，通过构建公平合理的法律体系与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最终实现整体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