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检察建议

❶ 最高检将如何严查互联网等领域金融犯罪案件

6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万春今日称，要加大金融案件办案力度，严肃查办互联网金融、证券期货、银行保险等重点领域、重点环节的金融犯罪案件，加强对新型疑难案件、跨区域涉众型案件的研究和指导，及时制定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

四是加强对金融案件典型案例的研究分析，有针对性地运用典型案例，指导各地正确适用法律，向金融监管部门提出防控金融风险的检察建议，教育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和有效防范投资风险。

❷ 监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可以采取哪些强制措施

1，第四章 监察机关的权限
第十九条 监察机关履行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提供与监察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财务帐目及其他有关的材料，进行查阅或者予以复制；
（二）要求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三）责令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停止违反法律、法规和行政纪律的行为。
第二十条监察机关在调查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采取下列措施：
（一）暂予扣留、封存可以证明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文件、资料、财务帐目及其他有关的材料；
（二）责令案件涉嫌单位和涉嫌人员在调查期间不得变卖、转移与案件有关的财物；
（三）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不得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
（四）建议有关机关暂停有严重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执行职务。

2，第二十一条 监察机关在调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时，经县级以上监察机关领导人员批准，可以查询案件涉嫌单位和涉嫌人员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必要时，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依法冻结涉嫌人员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
第二十二条 监察机关在办理违反行政纪律案件中，可以提请有关行政部门、机构予以协助。
被提请协助的行政部门、机构应当根据监察机关提请协助办理的事项和要求，在职权范围内予以协助。
第二十三条 监察机关根据检查、调查结果，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出监察建议：
（一）拒不执行法律、法规或者违反法律、法规以及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应当予以纠正的；
（二）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命令、指示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国家政策，应当予以纠正或者撤销的；
（三）给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需要采取补救措施的；
（四）录用、任免、奖惩决定明显不适当，应当予以纠正的；
（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
（六）需要给予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问责处理的；
（七）需要完善廉政、勤政制度的；
（八）其他需要提出监察建议的。
第二十四条 监察机关根据检查、调查结果，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
（一）违反行政纪律，依法应当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处分的；
（二）违反行政纪律取得的财物，依法应当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
对前款第（一）项所列情形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人事管理权限和处理程序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监察机关依法作出的监察决定，有关部门和人员应当执行。监察机关依法提出的监察建议，有关部门无正当理由的，应当采纳。
第二十六条 监察机关对监察事项涉及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查询。
第二十七条 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公开监察工作信息。
第二十八条 监察机关的领导人员可以列席本级人民政府的有关会议，监察人员可以列席被监察部门的与监察事项有关的会议。
第二十九条 监察机关对控告、检举重大违法违纪行为的有功人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❸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买卖银行承兑汇票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2013年10月9日《关于买卖银行承兑汇票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意见》【高检函字（2013）58号】如下：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你院《关于买卖银行承兑汇票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请示》（闽检[2013]25号）收悉。经研究认为，根据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以及票据法关于汇票可背书转让的规定，汇票买卖行为不同于支付结算行为，将二者等同可能会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

实践中，买卖银行承兑汇票的情况比较复杂，对于单纯买卖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不宜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请示所涉及的案件，建议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法处理。

(3)金融机构检察建议扩展阅读：

最高人民检察院以高检研函字［2013］58号《关于买卖银行承兑汇票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意见》明确答复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对于单纯买卖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不宜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这虽然不能与正式的司法解释比较效力，但是它表明了最高检的基本态度。非法经营罪罪名在基层被执行的一塌糊涂，成了不法商人打击竞争对手的工具、官方打击异己的工具。

因此要明确买卖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性质及法律适用，在增加资金流动性的同时，确保交易安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❹ 财政部门调查投诉的方式有哪三种

第十六条政纪案件立案后，应当制定调查方案。调查方案主要包括调查人员的组成；应当查明的问题和线索；调查步骤、方法和措施等内容。

第十七条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有以下几种：

（一）书证；

（二）物证；

（三）证人证书；

（四）被调查人的陈述和辩解；

（五）视听资料；

（六）鉴定结论、

（七）勘验、检查笔录。

以上证据必须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八条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全面、客观地收集证据。对于能够证实被调查人有违法违纪行为或者无违法违纪行为，以及违法违纪行为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都应当收集。

严格禁止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手段收集证据。

第十九条监察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调查取证时，调查人员应当出示有关证明文件。调查取证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第二十条调查取证时，应当问明证人的身份、证人与被调查人之间的关系，并告知证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以及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证据应负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必要时经证人同意可以录音、录像。

调查人员应当当场制作调查笔录，也可由证人用钢笔、毛笔书写证言，没有书写能力的证人可由他人代为书写，经核对无误后，由其签名或者盖章。如果证人要求对原证作部分或全部更改时，可允许在注明更改原因的情况下另行作证，但不退还原证。

第二十二条收集证据应当取得原物、原件，如果不能收取原物、原件时，可以拍照、影响、复制，但应注明原物、原件的保存单位或者出处，并由提供原物、原件的单位或个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二十三条现场勘验、检查情况，应制作笔录或勘验、检查报告，由参加勘验、检查的人员和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必要时可以拍照、录像。

第二十四条对具有专业技术性的证据，可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技术的人员参加调取；需要进行鉴定的，由鉴定人写出书面的结论，并签名或者盖章。

第二十五条监察机关应当询问被调查人，听取其陈述和辩解。

第二十六条对有关机关提供、移送的证明材料，监察机关应当进行审查核实。

第二十七条监察机关在调查中，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第二十一条和第三十三条的规定，采取调查措施。

第二十八条须暂予扣留、封存可以证明违法违纪行为的文件、物品和非法所得的，应当出示监察通知书，并开列清单。

暂予扣留、封存的时间不得超过办案期限。

第二十九条按照规定程序，查核被调查人以及与所查案件有直接关系的人员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的，应当出具查核通知书，并提供存款人的姓名和其他有关情况；暂停支付被调查人以及与所查案件有直接关系的人员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的，应当出具停止支付通知书，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经调查如果不需要继续停止支付银行存款的，应当出具解除停止支付通知书。

第三十条根据需要，责令被调查人和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的，应当出具监察通知书，通知被调查人和有关人员持该书在规定的时间、地点接受询问。

第三十一条责令被调查人停止正在或者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的，应当出具监察通知书，送达被调查人及其所在单位；必要时也可以同时通知其上级主管机关。

第三十二条建议主管机关暂停有严重违法违纪嫌疑人员的公务活动或者职务的，应制作监察建议书送达主管机关。

第三十三条监察机关对调查事项涉及管辖范围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查询和调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汉予以协助。

对应当予以协助、又能够协助而拒不协助的，监察机关可以建议其主管机关给予相应的处理。

第三十四条监察机关在调查中，确需提请公安机关予以协助时，按照《监察部、公安部关于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中公安机关予以协助配合的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五条监察机关应当将认定的违法违纪事实形成书面材料与被调查人见面，并允许其申辩。必要时应当重新调查或者补充调查。对查证属实的应当采纳。

被调查人应当在见面材料上签署意见并签字或者盖章，也可以另附书面意见。拒绝签署意见或者拒绝签字、盖章的，由调查人员在见面材料上注明，并由被调查人所在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

第三十六条调查终结后，应当制作案件调查报告。案件调查报告的内容包括：立案依据；违法违纪事实、性质；被调查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被调查人的态度和对见面材料的意见；被调查人所在单位的意见；处理意见；调查人员签字或者盖章；报告时间等。

❺ 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哪些问题

仅供参考：
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法律体系的四要素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来看，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体系均存在问题。
在金融立法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问题。
1，行政主导立法现象普遍。一是在法律制度设计之初通过授权性规则和兜底条款为行政权力的行使提供了宽泛的空间，使金融市场规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不稳定性；二是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有明显的部门化倾向。在综合经营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同类产品和业务因实施主体不同，而要适用不同规则，进而引发规则适用混乱与监管套利。同时，行政主导立法既造成行政部门公权力无序扩张和制约不足，也给政府带来远超过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责任。
2，法律体系不够完备，在横向和纵向均存在不足。从横向看，主要表现为上位法存在空白。一方面，缺少《期货交易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基础性法律；另一方面，现有上位法覆盖范围过窄，随着金融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一问题日益突出。从纵向看，一是法律层次不清。《信托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都是混合立法，即将交易法和行业法糅合在一部法律内，且偏重行业管理，对交易活动规制相对薄弱。混合立法的益处是相对简单，缺点是将一类金融活动归为一个行业，容易造成监管分工不清和空白等问题，甚至演变成为监管者立法。例如，《信托法》将信托行为规范与信托业规范合一，将信托监管职责赋予中国银监会 ，结果只有银监会批准的信托公司才能从事信托业务，而银行、证券、保险等机构从事的理财业务又是事实上的信托行为，监管机构不得不制订各自的监管办法，造成监管制度不一致。二是配套下位法欠缺。我国现有4家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行多年以后相关法律仍未出台。在保险领域只有一部《保险法》，而机动车财产赔偿、保险产品费率厘定、互助保险等重要事项均缺乏配套立法。
3，法律过于宽泛和简单，对执法机构授权过多。以《证券法》为例，在司法实践中，约有3/4的证券案例未引用《证券法》，1/4的证券案例尽管引用《证券法》却只引用其中7条内容，仅占证券法条款的3%。同时由于《证券法》关于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的规定偏少，在司法审判环节存在很多障碍。法律适用性不够导致执法环节只能以行政规章代替法律，放大了行政机构自由裁量权。
4，对金融机构过度保护，对投资人和消费者保护不够。现有金融法律基本上都是以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和财产为宗旨，操作中往往以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名义否定他人的合法财产权利，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和刑事责任，使金融机构易于推卸责任，将内部风险外部化。维护金融安全应以市场主体权利、义务平衡为前提。对金融机构过度呵护使其缺少足够的外部压力，难以提高内控能力和履行社会责任。
5，法律更新不及时。创新多、变动快、变化大是金融市场运行的基本特点，但我国金融法律修订周期明显偏长，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修改一次很普遍。而境外修法的频率要高得多。例如2000年以后日本的《保险业法》修订了6次，平均2年一次。我国香港地区《证券及期货条例》自2003年生效以来，十年间已经作了20次修改。
在金融执法上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1，执法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程序性规范与标准仍有欠缺。目前规范我国金融监管部门执法权力运行的规则尚不完备，没有调查取证、行政处罚等专门的执法程序性规定，缺少对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类型化的认定标准和归责原则，认定难、执行难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2，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由于执法部门与司法机构缺少衔接，监管部门又在一定程度上负有促进行业发展职能，因此执法过程中过多采用行政处罚方式。加上行政处罚尺度弹性较大、透明度低，造成违法成本偏低，执法威慑力大打折扣，一定程度上姑息纵容了违法行为。
3，部分监管执法措施效力存疑。以证监会为例，其已经使用的监管措施共125种，但其中《证券法》明文规定的仅23种。《证券法》外的监管措施设置的合理性、程序正当性、救济保障制度安排的效力等均存在疑问。
在金融司法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
1，案件筛选机制使大量金融争议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大量金融争议因筛选机制而未能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表现为：一是限制受理案件的法院，投资者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提起的侵权民事诉讼，相关司法解释要求由上市公司所在直辖市、省会市、计划单列市或经济特区中级法院管辖；二是为案件当事人起诉设置额外的先决条件。例如要求人民法院受理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其虚假陈述行为，须经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三是限定诉讼提起的方式。“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是《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权利救济方式，理论上它能以较低成本实现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效果。但在金融司法实践中几乎得不到适用，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
2，审判专业性有待加强，争端解决机制单一。金融案件数量的急剧增长和所需专业知识的日益复杂，使法院和法官不得不在迅速审结案件与确保裁判质量之间探求艰难的平衡。同时，金融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尚不健全，无法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有效分流争议，减轻法院压力。
最后，在金融守法上，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我国金融守法方面的最大问题：一是金融商品销售者有法不遵；二是金融商品消费者法律意识淡薄，知识欠缺。由于民众普遍缺乏对投资项目合规性和风险的鉴别能力及维权能力，在相当程度上纵容了产品销售者的过度宣传等违规行为。一旦风险暴露，又只能用“上访”甚至极端手段挽回损失，使金融纠纷转变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同时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投资人只重短期投机而不做长期投资，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如何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
在金融立法上，首先要调整立法理念。为此，一是要保持立法目的稳定性，避免随形势的变化而过于频繁地调整，降低法律及其所调整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削弱法律的权威性；二是要保持法律保护群体的均衡性，法律法规条款设计要以保护权利为准则，避免以政治性的判断影响公正性；三是转变既往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理念，实现立法技术精细化，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其次，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调整立法程序，改进立法流程，提高立法、修法透明度为抓手，提高立法科学性、民主性。一是在提供必要立法资源和提高专业性的基础上，更充分地发挥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国务院法制办的作用，统筹推进金融基础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二是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三是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四是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五是加强统筹规划，完善金融立法、修法需求汇集机制，制订拟出台重要金融法律、法规的时间表。六是建立健全立法质量与效果后评价制度，通过立法评估、执法评估等方式，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改完善。
第三缩短立法周期，提高立法、修法效率。一是根据经济和金融领域需要，适度提高金融法律的修法频率，更多运用“法律修正案”的立法方式，缩短时间间隔，适应形势的快速变化。二是扩大重要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征求范围。
在金融执法上，一是健全执法检查制度，推进执法主体、职能、权限、程序、责任规范化。制定调查取证实施办法，细化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查阅复制资料、封存文件资料等执法行为的实施程序；二是确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明确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法定情形和适用标准，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三是深化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查审分离制度，探索建立依法行政评估制度，明确评价方法和标准。
在金融司法上，首先，增强规则条文的司法性可操作性。为此，一是通过法律修订，逐步增加可供司法判决引用的条款，提高金融法律的司法裁判性。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详细定义有关犯罪行为(如什么是非法集资、市场操纵、跨市场操纵).
其次，提高司法效率，维护金融秩序。对于金融市场强势一方的侵权行为，要发挥司法维护金融秩序作用，赋予投资人可行的司法诉讼渠道，使之能通过司法途径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应加强融资方责任配置，逐步加大对证券犯罪的打击力度，发挥刑罚威慑作用。为此，一是要配合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充实司法资源，改革司法机构内部管理体制，提高司法有效化解和解决金融领域争端的能力。二是要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要求，以证券民事诉讼为突破口，取消不必要的前置程序，探索法院直接受理的有效模式。逐步减少和取消事实上存在的金融领域纠纷案件筛选机制。三是以推进金融仲裁为重点，建立诉讼之外金融争议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在金融守法上，提升全社会的守法意识，要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加以推进。一是要加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在金融机构柜台、中小学、社区等通过投放宣传册、举办专题宣传活动等方式，提升居民对金融商品和金融风险的认识；二是要进一步强化金融业行业协会和各种专业性商会的自律机制，在行业内建立起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的行为规范，并及时通报相关信息；三是要加大对金融案件审判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强化警示和震慑作用；四是要进一步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特别要建立金融纠纷相关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机制。
近期需要调整的重点领域
首先，调整金融监管体系的法律基础。目前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监管机构协调性差，金融监管权力和职责分配不明确，特别是以机构的类型确定监管的对象的金融监管模式已不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同时在监管主体涉及多个政府权力机构时，容易出现“有利争着管，无利没人管”的局面，形成监管机构的互相推诿、监管竞争与监管真空、同一机构多个监管标准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金融监管成本，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各个监管机构分而治之的监管模式与金融市场的统一性之间出现了矛盾。对此，需要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加快对现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即便在不对监管组织架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相结合的制度、政策措施纳入法律轨道仍是当务之急。
其次，调整信托相关法律关系。由于信托制度不健全，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并不顺利，理财市场则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一是要研究修订和完善作为上位法的《信托法》，明确信托的定义和范畴，细化对信托活动的规范，强化重要事项的监管要求并具体规定操作规程；二是努力通过各类相关下位法律法规的整合(包括资产证券化相关法规和理财产品相关法规)、统一监管目标，协调监管标准，规范监管机构的行为。
第三，建立金融衍生品市场法律框架。近年来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迅速，但金融立法远没有跟上。一是立法层次低，除《证券法》和行政法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外，其余都是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二是行政规章多由各监管部门单独制定，不仅分散凌乱影响执法效率，在执行过程中也容易导致部门之间的冲突；三是法律责任欠缺。《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仅有三条罚则，威慑力有限，金融机构违规成本很低、惩罚力度不够；四是《证券法》对场外衍生产品的具体管理并没有实质性的条款规定，未能形成系统的场外市场监管法律规范体系，与其他法律制度如《破产法》、《物权法》、《担保法》等也不相容。为此要尽快制定《期货法》，明确期货交易涉及的基本民事法律关系。以修订《证券法》为契机，扩大“证券”及“衍生品”的范畴，将公募、私募的股票、债券及其他有证券属性的金融产品、业务、服务创新均纳入证券法调整范围，确立场外市场的定位与监管框架。
第四，构建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现有法律法规中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内容几乎都是原则性的概括，操作性很弱。相关制度中普遍存在责任不明确、监管法规之间缺乏配套和衔接、违法违规惩处多为罚款而很少追究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等问题。在执法授权方面，既存在对行政监管机构授权过度问题，也存在授权不足问题，例如证监会在对上市公司进行调查时，往往会遇到阻力。为此，建议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制定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行政法规，未来应根据实施效果，适时上升为人大立法。
第五，完善金融安全网。尽快出台《存款保险条例》，明确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组织模式。尽快出台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规范市场退出程序。
第六，规范非正规金融活动。制定《非存款放贷人条例》，将包括P2P等网络信贷平台在内的非金融机构放款人、民间借贷纳入放贷主体范畴，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多元化信贷市场体系，发挥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合理引导民间融资活动健康发展。

❻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 原文在哪儿有啊，请帮助。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 原文在哪儿有啊，请帮助。谢谢！13911669699孙先生

❼ 关于犯罪嫌疑人冻结存款，嫌疑人死亡，存款怎么处理的问题。

对于因犯罪嫌疑人死亡撤销案件后冻结、扣押的款物如何处理，刑事诉讼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门规定”)，仅对因犯罪嫌疑人死亡撤销案件后冻结款项的处理作出了规定，但没有涉及扣押的款物的处理。因而审前阶段因犯罪嫌疑人死亡撤销案件后的冻结、扣押款物的处理已成为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因犯罪嫌疑人死亡而撤销案件后冻结款项、扣押物品处理的相关规定 (一)冻结款项处理的规定 对因犯罪嫌疑人死亡撤销案件后冻结款项的处理，“六部门规定”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不能扣划存款、汇款，对于在侦查、审查起诉中犯罪嫌疑人死亡，对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应当依法予以没收或者返还被害人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裁定通知冻结犯罪嫌疑人存款、汇款的金融机构上缴国库或者返还被害人。在此规定精神下，《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三十九条、《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款物工作规定》第二十六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一条均规定犯罪嫌疑人死亡的，冻结款项的处理由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申请人民法院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解释)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对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因犯罪嫌疑人死亡，申请人民法院裁定通知冻结犯罪嫌疑人存款、汇款等的金融机构，将该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等上缴国库或者返还被害人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经过阅卷、审查有关证据材料后作出裁定。 (二)扣押物品处理的规定 对于犯罪嫌疑人死亡后被扣押物品的处理，只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三十九条有所规定，即对扣押在人民检察院的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需要没收的，应当提出检察建议，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需要返还被害人的，直接决定返还被害人。 二、进一步规范冻结款项的处理程序 从上述规定来看，对于冻结款项的处理目前虽有规定，但在具体操作上尚需进一步完善。亟须解决以下问题: 1.关于有管辖权法院的确定 因犯罪嫌疑人死亡而撤销案件，尚处在侦查程序，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公安机关、检察院按管辖范围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不完全受地域管辖的限制。一是刑事诉讼法对立案侦查没有明确的地域管辖的规定;二是从这两个机关的上下级关系来看，均是领导关系，因而上级公安机关、检察院对下级公安机关、检察院分别具有领导权，对于职能管辖范围内的刑事案件，上级机关可以根据案件的性质与侦查工作的需要，指定有关机关立案侦查。刑事诉讼法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针对的是审判管辖。因而公安机关或是检察机关按照上级指定管辖的案件，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侦查终结后移送同级检察机关审查决定。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检察机关因指定管辖而提起的公诉案件，受审判管辖的地域管辖所限定，只能向犯罪地或被告人住所地的法院移送。综上，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不一定对应审判中的地域管辖，因而在处理冻结款项程序中，应明确规定有管辖权的法院，笔者建议应由与侦查机关同级的法院审查撤销案件后冻结款项处理。 2.有关期间的规定 为了提高效率，严格程序，保证法律正确统一的实施，法律一般都规定有期间。期间是有关机关、当事人进行法律活动需遵守的时间期限。尽管法院依申请作出裁定的过程不表现为诉讼形式，但其依然是法院适用裁判权的过程，需要一定的程序规范，这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期间的规定。但无论是“六部门规定”还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均未规定因犯罪嫌疑人死亡作出撤销案件决定的，应在多长时间内向法院申请裁定，最高法解释也没有规定法院自收到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申请后多长时间作出裁定。笔者认为冻结的款项的处理关乎当事人的财产权，理应明确相关工作的期限。 三、进一步规范扣押物品处理程序 1.关于检察意见与检察建议 关于扣押物品的处理，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关于不起诉案件中扣押物品的处理用的是“检察意见”，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关于因嫌疑人死亡撤销案件中扣押物品的处理用的是“检察建议”。关于检察意见和检察建议，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法律文书格式》一书中，其指出检察意见书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三款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制作。检察建议为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对有关单位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和漏洞，为建章立制，加强管理，以及认为应当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党纪、政纪责任的，向有关单位正式提出检察建议时使用。笔者认为同为扣押物品的处理，却因处理物品的原因不同出具不同的法律文书有不妥之处。而且从检察建议本身来看，其也无法包含处理扣押物品的内容。 2.有关主管机关的确定 无论是不起诉决定还是撤销案件，对扣押物品的处理均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笔者认为对扣押物品的处理是否由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值得商榷。首先从扣押的物品的分类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类:一是扣押物品系被害人或其他自然人、单位合法所有的，应当由侦查机关及时发还。在这里不涉及主管机关的问题。二是扣押物品系犯罪证据，包括在犯罪嫌疑人办公室或居住地搜查后扣押的犯罪所得，如受贿的金钱、手表、字画等或者犯罪工具，如刀、电脑等，这类物品应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在这里也不涉及主管机关。三是扣押物品系违禁品的，由有关机关销毁。这涉及主管机关，如毒品、淫秽物品、非法出版物等，这类主管机关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四是扣押物品属性不明，笔者认为这种情形更不适合由主管机关处理。关于主管机关，《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款物工作规定》第二十六条是这样规定的，主管机关是指对犯罪嫌疑人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具有管理、处罚权限的机关或者其他单位。据此，显然金钱、手表、字画等扣押的物品没有这样的主管机关，即便是房屋、车辆等有主管机关的物品，有关机关也无权处理。如本文提到的尚未支付全款的房屋，房屋的主管机关是明确的，但是其职能限于权属管理，证明房屋所有权的归属，但其无权将扣押的房屋进行进一步的管理、处罚的处理。至于贷款的银行其有权将房屋收回，变卖后支付房屋所有人与银行之间的欠款，但是该房屋系用犯罪所得购买，已支付部分属于犯罪证据，应予以没收，所欠房款属于银行的债权，应归还银行。对于这样的复杂过程，主管机关或银行是无法担当的。其次，扣押作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行为之一，对扣押物品的处理理应由诉讼程序中的有权机关处理。再次，根据“六部门规定”第四十八条，对于赃款赃物，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财物以及依法销毁的违禁品外，必须一律上缴国库。综上，笔者认为扣押物品的处理除了违禁品外，应由与侦查机关同级的人民法院阅卷后作出处理裁定，而不是有关主管机关。 (作者单位: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检察院)

❽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办法的第四章调查

第二十六条调查人员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当事人违法、违规行为的证据材料，必要时可以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登记封存措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措施。
第二十七条立案前核查或者现场检查过程中依法取得的证据材料，符合行政处罚证据要求的可以作为认定违法、违规事实的证据，但应当在调查报告中载明上述情况。
立案前核查或者现场检查过程中取得的证据材料，违反取证程序或者不符合行政处罚证据要求的，不得作为认定违法、违规事实的证据。
第二十八条调查人员在调查或者现场检查时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银监会或银监会派出机构颁发的工作证件和执法文书。
第二十九条当事人在异地实施违法、违规行为的，行为发生地的银监会派出机构应当及时告知行为实施主体所在地的银监会派出机构。
行为实施主体所在地的银监会派出机构应当协助、配合行为发生地银监会派出机构做好相关调查工作。
第三十条需要银监会派出机构协助调查的，调查机构应当出具协助调查函。协助机构应当在收到协助调查函之日起30日内完成调查。需要延期的，协助机构应当及时告知调查机构，但延期不得超过30日。延期后仍不能完成的，报请共同上级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决定。
第三十一条监督检查部门发现当事人违法、违规行为不属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管辖的，应当及时依法向有关部门移送处理。
当事人违法、违规行为涉嫌犯罪的，经银监会或省级派出机构主要负责人批准后，监督检查部门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
第三十二条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在现场检查或者调查银行业金融机构违法、违规行为时，应当对直接负责的董（理）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及其责任一并进行调查认定。
前款规定有关人员违法、违规责任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职务、岗位职责、履职情况以及在违法、违规行为发生过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
第三十三条监督检查部门应当在立案之日起90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完成的，经行政处罚委员会主任委员批准，可以延长调查期限。
第三十四条调查终结后，监督检查部门认为违法、违规行为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必须制作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当载明以下事项：
（一）案件来源；
（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三）调查取证过程；
（四）机构违法、违规事实和相关证据；
（五）直接负责的董（理）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违法、违规事实，相关证据以及责任认定情况；
（六）行政处罚时效情况；
（七）当事人的陈述意见和采纳情况；
（八）违法、违规行为造成的风险、损失以及违法所得情况；
（九）是否具有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的情节；
（十）行政处罚建议、理由及依据。

❾ 关于金融调控监督体系的一切

金融监管的要害是信息的真实性。如果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够保持其独立性，那么在各级政府机构的干预下就很难保证在监管过程中取得真实信息。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的25条“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第一条原则强调：“在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下，参与银行组织监管的每个机构要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并且享有工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资源”。这是国际上有关监管机构独立性的权威表述。

依照现行法律，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行使职能，其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须“在国务院领导下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第六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有关货币政策情况和金融监督管理情况的工作报告”。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为杜绝各级地方和部门政府对中国人民银行业务的干涉，保证中国人民银行在实施银行监管时享有必要的独立性或摆脱政治方面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已改变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状况，在全国设立了9个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级分行，重点加强对辖区内金融业监管。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中央银行一直在强调真实性监管。但是，很少有人相信各级银行的报表的真实性。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金融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因此，必须改进现有的法定监管主体的权责制度，塑造真正具有独立和自主执法权的监管主体，防止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干预。

因为金融监管是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也是很复杂的工作，如果不是独立性很强的专门机构，就很难有效地承担和进行这种工作。

因为金融监管涉及社会各方面利益，如果监管机构没有独立性，其监管过程和目标易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那就很难做到公正、公平。

因为金融监管机构是政府系列或政府授权的机构，如果它不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其监管行为及其目标就难以摆脱政治上的干预和压力而单纯化，其监管对象即金融机构也很难按商业化原则经营。

金融监管体系必须多元化。反腐倡廉的监察机制就是这样，除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外，还要有反贪局、检察院等多种监督管理机构。单一的监管机制既不可靠，又缺乏效率。如果只有一个监管体系很容易出现信息渠道堵塞的问题。当前，贪污腐败风气甚坏，一旦负责监管的官员无能或者受贿，就很难取得准确的信息。不法奸商、贪官污吏们塞几个红包就“搞定”了。只有金融监管多元化才能够防范在金融监管领域出现行贿、受贿，从而保证金融信息的真实性。

同时，我们必须建立强制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应当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等级，哪些信息应当向金融监管部门报告，哪些信息必须向公众报告，从而保证金融监管当局和民众的知情权。

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国家都竭力避免单一的金融监管渠道。美国金融监管系统内属于联邦政府一级的机构有四家：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储蓄机构监理室。克林顿政府为了精简机构，在1993年计划成立一个新的“联邦银行委员会”以取代四家监管机构的功能。按照这个计划，联邦储备银行将只负责货币政策，不再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坚决反对这一合并，他的理由并不复杂，“单一机构的设立将使权力过分集中，容易出现官僚主义失误。”直到今天，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仍然是多头分立，互相监督。由此可见，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金融监管也不能只依靠单一途径。由此可见，多元化监管是取得准确信息、维护金融秩序的必要条件。

另外，还有篇论文
http://www.5ivb.net/LW/10/daima8437/论wto与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和改革

可以参考下~~

❿ 《关于加强和和改进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全文哪里找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和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于2010年3月25日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
机构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文件中规定：
一、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中央企业是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骨干和中坚。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央金融机构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加强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组织建设，对于深入推进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促进中央企业和金融业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年来，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一系列决策部署，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整体推进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各项工作，取得了切实成效。同时也应看到，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改革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其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与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相比，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组织建设当中还存在着体制机制不完善、机构设置不健全、人员编制薄弱、班子配备不强、队伍素质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制约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组织作用的发挥，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抓紧加以解决。
二、建立健全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组织并充分发挥其作用
2 ．坚持党对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的领导，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纪检机构作为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在企业和金融机构贯彻执行情况的重要任务。要按照中央企业党组和中央金融机构党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中央企业党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要求，切实加强纪检监察组织建设。
3 ．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及其下属单位要按照党章规定设置纪检机构。所在单位设立党委的，要设立纪委；设立党组的，要设立纪检组；建立党总支、党支部的，委员中要有纪检委员。中央企业总部及其下属大型企业，中央金融机构总部、省级机构、下设分支机构的地市级机构和人员多、经营规模大的县级机构，要单独设置监察机构（该机构为企业和金融机构内设，下同）。同时设立纪委（纪检组）和监察机构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其纪委（纪检组）和监察机构可以实行合署办公。
4 ．强化企业和金融机构纪检监察机构的职能。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机构要按照党章和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切实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能。要认真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国家法律法规及企业发展战略、重大决策部署贯彻执行情况的检查。要协助企业和金融机构党委（党组）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从整体上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党风党纪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健全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监督企业和金融机构党组织认真执行党内监督条例和“三重一大”等各项制度规定，重点加强对企业和金融机构领导班子、领导人员和关键岗位的监督，促进企业和金融机构有效开展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工作；受理信访举报，依纪依法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严格执行《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 ，促使企业和金融机构领导人员廉洁从业等。要进一步强化企业和金融机构监察机构的职能，注意发挥监察机构贴近企业和金融机构生产经营管理的特点和优势，加强效能监察，保证企业和金融机构改革发展健康顺利进行。
三、进一步完善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机构有效履行职责的体制机制
5 ．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及其下属单位纪委（纪检组）在同级党委（党组）和上级纪委（纪检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上级企业和金融机构纪委（纪检组）和监察机构要经常听取下级企业和金融机构纪委（纪检组）和监察机构的工作汇报，及时帮助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下级企业和金融机构纪委（纪检组）和监察机构主要负责人要定期向上级企业和金融机构纪委（纪检组）和监察机构汇报工作、述职述廉，及时报告重大问题。上级企业和金融机构纪委（纪检组）和监察机构要对下级企业和金融机构纪委（纪检组）和监察机构及其负责人的工作进行考核。
6 ．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及下属单位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等途径，进一步畅通纪检监察机构有效履行监督职责的渠道，逐步做到符合条件的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依法进入董事会担任董事，并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进入经理班子兼任副总经理或副行长；符合条件的监察机构正职依照法定程序进入企业和金融机构内部监事会担任监事。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应根据情况参加或列席董事会、监事会、经理（行政）办公会以及其他有关重大问题决策的会议，监察机构正职可根据工作需要参加或列席相关会议。
7 ．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委（纪检组）要在党委（党组）领导下，积极探索实践加强组织协调、整合监督资源的有效途径和办法。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可以分管所在单位与纪检监察直接相关的工作；各企业和金融机构可以建立由纪委（纪检组）牵头，监事会、监察、巡视（巡察）、审计、法律等部门参加的监督工作协调性机构或联席会议制度，形成所在单位监督工作合力，增强监督工作实效。
四、大力加强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领导班子建设
8 ．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领导班子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素养。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对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不断提高领导班子服务和促进科学发展的能力。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廉洁从业。
9 ．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委设书记1 名，一般配备1 一2 名副书记和若干名委员，党委设常委的企业，纪委可以设常委；党组纪检组设组长1 名，一般配备1 一2 名副组长和若干名组员。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按同级副职配备。由党委常委（党组成员）担任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的，其在党委（党组）内列党委（党组）副书记之后与其他党委常委（党组成员）一并按任同职级时间的先后进行排序。纪委副书记、纪检组副组长配备中层正职级领导人员。监察机构正职应同时担任纪委副书记或纪检组副组长。纪委常委、委员和纪检组组员配备中层正职或副职级领导人员，可以专职，也可由组织（人力资源）、审计、法律等部门的负责人兼任。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的首要职责是做好纪检监察工作，可以参与领导班子分工，分管与纪检监察业务关系密切的工作，并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纪检监察工作上。
10 ．中央管理董事长、总经理（总裁）、党委（党组）书记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拟任人选，由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共同考察，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关于人选的任职意见答复国务院国资委党委，由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任免；对纪委副书记（纪检组副组长），企业党委（党组）分别向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和中央纪委履行备案手续后任免；对监察机构正职，企业党委（党组）分别向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和监察部履行备案手续后任免。其他中央企业的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由国务院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部门、纪律检查机构共同考察和提出任职人选意见，由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任免；纪委副书记（纪检组副组长）、监察机构正职的选配，由国务院国资委党委负责把关。
11 ．对中央金融机构纪委书记的酝酿、提名、考察和任免，由中央组织部与中央纪委共同负责、严格把关，报中央审批；对纪委副书记、监察机构正职，由所在部门党委或中央纪委、监察部商所在部门党委提出人选，按程序进行考察和任免；对监察机构副职，中央纪委、监察部和所在部门党委要按照管理权限严格履行有关考察或备案程序。
12 ．下级纪委（纪检组）的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纪委副书记（纪检组副组长），纪委常委，监察机构正职、副职的提名、任免、奖惩、交流和调动，应事先听取上级纪委（纪检组）、监察机构意见，然后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办理。
13 ．加大对纪检监察领导人员的交流力度。注意选拔有经营管理工作经历的优秀的领导人员担任企业和金融机构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积极支持优秀的纪检监察领导人员转任或提任企业和金融机构行政领导职务。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原则上实行交流任职，在本单位产生的人选，一般安排到其他企业或金融机构任职；在同一单位任职满6 年、57 岁以下的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原则上交流到其他企业或金融机构任职。
五、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工作人员队伍
14 ．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要按照精干高效、利于工作的原则，配备与工作量相适应的专职纪检监察工作人员。纪检、监察人员编制应分开计算，合并使用。各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系统专职纪检工作人员编制总数按一般不少于专职党群工作人员编制总数15 ％的比例核定，具体由企业和金融机构总部纪委（纪检组）根据工作需要进行分配。专职监察工作人员编制的配备要纳入企业和金融机构内部中层行政机构人员编制的总盘子中一并考虑。随着所在单位人员、资产、业务经营规模和工作量的增加，纪检监察人员编制也要相应增加。
15 ．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总部要规范本系统各级纪检监察机构选人标准，严格进入条件，防止安置性、照顾性进人。拓宽选人视野，注重选调懂业务、懂管理、懂政策的中青年优秀人才充实纪检监察工作人员队伍，不断优化队伍的年龄、知识和专业结构。要注意整合和用好现有纪检监察工作力量。可以采取在系统内统一调配使用人员力量等办法来弥补某方面工作人员的不足。充分发挥兼职纪检监察工作人员的作用，加强对他们的培训，强化其责任意识，提高其履职能力。
16.大力提高纪检监察工作人员政治业务素质。要按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开展“做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的贴心人”主题实践活动作为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建立全面提高人员素质的长效机制。各有关方面要把企业和金融机构纪检监察工作人员纳入干部培训整体计划，实施全覆盖、多手段、高质量的培训。要突出纪检监察业务培训，重点提高查办案件和开展效能监察工作的能力；对缺乏经营管理业务工作经历的人员也要加强经营管理方面的培训。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国资委党委要按照管理权限突出抓好对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委书记（纪检组组长）和监察机构正职的培训。支持企业和金融机构纪检监察机构与其他纪检监察机关特别是地方纪检监察机关之间人员双向挂职锻炼工作。
17 ．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要建立健全纪检监察工作人员考核、激励和保障机制。根据纪检监察工作性质和特点，制定纪检监察工作人员考核评价办法，其待遇可以参照与纪检监察工作性质相近的人力资源或审计等部门确定。注意从业务骨干中选拔优秀人才到纪检监察部门工作，积极推动纪检监察工作人员向经营管理部门轮岗交流。对作出突出成绩的优秀纪检监察工作人员，及时予以奖励，适时提拔使用。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各自工作实际设置必要的纪检监察职级职务层次，充分调动纪检监察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为他们成长进步创造条件。
六、切实加强对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的领导
18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国资委党委要按照管理权限，认真研究制定加强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的工作规划、目标和措施，督促检查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组织建设各项政策和制度规定的落实，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发现和解决问题，不断提高纪检监察组织建设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19 ．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及其下属单位党组织要按照党风建设责任制的要求和本意见精神，切实承担起加强本单位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的领导责任。组织（人力资源）部门和纪检监察机构要在本单位党组织领导下，深入调查研究，制定具体办法，协调解决问题，切实推动本意见的贯彻落实。
20 ．其他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和金融机构纪检监察组织建设参照本意见有关精神执行。

大概就是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