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金融机构改革原则

Ⅰ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历次会议

时间：1997年11月17日至19日
时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决定央行自身管理体制变革的大手术，并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处理从国有四大行剥离的不良资产
银行改革
中央财政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四大国有银行资本金；将13939亿元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以及取消贷款规模，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等重要改革措施。
金融监管
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成立了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负责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人民银行专司对银行业、信托业的监管；另外对人民银行自身机构进行了改革，原有的省分行被撤销，改成9个大区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得以加强。 时间：2002年的2月5日至7日
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对下阶段金融工作全面部署
加强金融监管与国有银行改革的思路进一步得到深化，最终组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导中国银行业的重组上市。
银行改革
快速推进新一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在股份制改革与海外上市项目的实施上得到了一系列关键政策支持。
金融监管
撤消中央金融工委，成立银监会，并成立国有银行改革领导小组，酝酿、统筹、部署国有银行改革方案，会议还做出了改革农信社的决定，为此后农信社改革的全面铺开确立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指导方针。 时间：2007年1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近几年来的金融工作，分析当前金融形势，统一思想认识，全面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
中国农业银行实行整体改制、国家开发银行(下称“国开行”)全面推行商业化运作、成立中国外汇投资公司运作部分外汇储备2007年19日至20日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下称“本次会议”)上得到明确。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本次会议上强调，我国金融改革发展面临新的形势，金融业处在一个重要转折期，也处在一个重要发展期。
加深已股改银行的改革
温家宝指出，继续深化中国工商银行(4.54,0.05,1.11%)、中国银行(4.19,0.08,1.95%)、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改革，努力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关键是继续完善公司治理，加快转变经营机制，深化分支机构和基层改革。
央行在昨日结束的2007年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以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优化金融结构为重点，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继续推进工、中、建3家银行完善公司治理，加快经营机制转变。
央行行长周小川去年底在向全国人大作汇报时提到，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的成效仍属于初步的、阶段性的，改革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国开行全面推行商业化
在本次会议上，国开行被明确定调为全面推行商业化运作，并主要从事中长期业务，不得从事 零售业务。权威人士透露，本次会议明确了国开行将坚持的三项原则，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
政策性银行改革是已经讨论了多年的话题。本次会议强调，按照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原则，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首先推进国开行改革。
本次会议还明确，对政策性银行的政策性业务要实行公开透明的招标制。这为政策性业务的发展确定了方向。
成立政府投资公司
在外汇储备领域，本次会议表示，加强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积极探索和拓展外汇储备使用渠道和方式。
权威人士透露，本次会议已经明确将成立一家政府投资公司，负责部分外汇储备的运作，并将要求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运作，公司将主要投资于海外市场。该公司的名称可能还没有最终确定。
据悉，该公司将在中央汇金公司的基础上扩充成立。由于此前汇金的资金直接来自于外汇注资，该公司的成立还涉及到发行特别国债购买上述注资。而运用市场化运作的外汇储备资金也可望采取财政部发债再向央行购买的方式注入该公司。不过，由于这部分外汇储备规模较大，预计将采取分期发债、分批购买、缓步推进的方式进行。
大力发展公司债券
在资本市场领域，本次会议强调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强调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同时大力发展公司债券。
权威人士透露，公司债券将不同于现在的企业债券，公司债将由证监会负责监管，发改委则将专注于对国家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项目债进行监管，简称“企业债”，以区别于证监会监管的“公司债”。
去年共发行1015亿元企业债，债券市场的融资比例占全部融资比例不足1%。加快债券市场的发展将是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议题。
做实分业监管协调机制
在监管体制上，本次会议提出要完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监管协调配合。与预期一致的是，本次会议并没有决定成立一家“超级监管机构”。
有权威人士表示，此前讨论的成立一个由央行、财政部、发改委及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共6个部门组成的“3+3”协调监管框架在本次会议上并未得到确认。将继续保持目前“2+3”即央行、财政部及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间的协调配合。
由于本次会议明确提出“完善分业监管体制、机制”，业内因此普遍认为，混业经营在现阶段不会大力推进，只会以小步试点的方式进行。 时间：2012年1月6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
主导机构：发改委、财政部、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20部委
会议内容：十项金融改革议题
部署八项工作
温家宝对今后一个时期金融改革发展作出部署。(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优质金融服务。金融行业要大力提升服务功能，扩大服务覆盖面，加大对薄弱领域的金融支持。重点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自主创新，特别要加快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不足、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二)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着力加强公司治理，形成有效的决策、制衡机制，建立规范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推进股权多元化，切实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改制和增资扩股。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坚持以政策性业务为主体，明确划分政策性业务和自营性业务，实行分账管理、分类核算。国家开发银行要坚持和深化商业化改革。(三)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银行业要建立全面审慎的风险监管体系。证券业要完善市场制度，强化行为监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保险业要加强偿付能力监管，完善分类监管制度。(四)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当前我国政府债务总体安全、可控。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妥善处理存量债务，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将地方政府债务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构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控制和风险预警机制。(五)加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建设，推动金融市场协调发展。促进股票期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坚决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建设规范统一的债券市场，积极培育保险市场。(六)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监管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七)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和金融安全保障水平。稳妥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水平。深化内地与港澳台金融合作，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八)加强金融基础建设，改善金融发展环境。加快制定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建立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完善登记、托管、支付、清算等金融基础设施，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提振股市信心
温家宝要求金融部门和金融机构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好今年金融工作。一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提高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二要优化信贷结构，加强对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对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对企业技术改造的信贷支持。三要深化新股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抓紧完善发行、退市和分红制度，加强股市监管，促进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协调健康发展，提振股市信心。四要敏锐观察和跟踪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做好应对预案，切实防范经济金融风险。
温家宝强调，当前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呈现增长较快、物价趋稳、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趋势没有改变，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推动经济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Ⅱ 2009年被称为"改革年"，其改革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2009年被称为"改革年"，其改革主要体现在：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应对危机作为深化改革的契机，围绕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切实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推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
总体要求。把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结合起来，抓住时机消除制约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影响长远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把加强宏观调控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把整体部署与局部试点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中央、地方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改革的新局面；把应对挑战与把握机遇结合起来，统筹出台改革措施的时机、力度和节奏。
二、加快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激发市场投资活力
继续削减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监察部牵头）。结合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探索建立有利于促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体制机制（中央编办牵头）。建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协调配合机制，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负责）。深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修订出台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最大限度地缩减核准范围、下放核准权限；抓紧研究起草政府投资条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进一步规范和优化投资管理程序，提高效率；健全政府投资管理机制，稳步推行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建立和完善投资项目后评价、重大项目公示和责任追究制度；科学界定政府投资领域和范围，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发展改革委牵头）。
三、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渠道
加快研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石油、铁路、电力、电信、市政公用设施等重要领域的相关政策，带动社会投资（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铁道部、商务部、电监会负责）。抓紧研究制订铁路体制改革方案，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铁道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继续深化电信体制改革，制定出台配套监管政策，加快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深化邮政体制改革，推动邮政速递物流业务重组改制（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落实国家相关规定，实现广电和电信企业的双向进入，推动“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广电总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加快推进电网企业主辅分离和农电体制改革（发展改革委、电监会、国资委、能源局、财政部、水利部负责）。制订出台盐业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加快推进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扩大城市供水供热供气、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特许经营范围（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负责）。
四、大力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节能环保体制改革，努力转变发展方式
继续深化电价改革，建立与发电环节适度竞争相适应的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推进输配电价改革；调整销售电价分类结构，减少各类用户电价间交叉补贴；适时理顺煤电价格关系；研究制订农村电力普遍服务政策（发展改革委牵头）。推进大用户直接购电和双边交易试点（电监会、发展改革委负责）。完善煤炭成本构成，反映开采、经营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和安全成本（财政部牵头）。完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逐步理顺与可替代能源的比价关系（发展改革委牵头）。加快建立初始水权制度；积极推进水价改革，逐步提高水利工程供非农业用水价格，完善水资源费征收管理体制（水利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完善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体系和多元化节能环保投入机制；健全高效节能环保产品推广激励制度及落后产能退出机制；研究建立循环经济考核体系（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局负责）。探索建立环境法制、绿色信贷、政绩考核、公众参与等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环境保护部牵头）。加快推进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收费制度改革（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负责）。加快推进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扩大排污权交易试点范围，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水利部负责）。建立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推进矿产资源补偿费制度改革，建立与资源利用水平和环境治理挂钩的浮动费率机制（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负责）。
五、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与所有制结构，推动服务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继续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继续推进国有资本结构优化和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和制度（国资委、财政部负责）。完善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抓紧完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和贷款担保机构等多层次担保体系，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风险补偿机制；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和信用担保机构评级制度建设（银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银行、财政部负责）。继续发展中小企业板市场，稳步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继续开展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券试点（证监会、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负责）。完善服务业发展规划体系，加快建立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改革委牵头）。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服务企业改革（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资委负责）。深化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中央编办、财政部、国管局负责）。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民办非企业单位，培育多元化的服务业市场主体（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负责）。
六、加快推进民生领域改革，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
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立灵活多样的就业和创业促进机制，进一步完善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措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研究出台关于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发展改革委牵头）。规范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制度，合理控制收入分配差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资委负责）。研究制订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的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负责）。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建设，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继续开展做实个人账户试点，全面推进省级统筹；出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制订实施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出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指导意见；研究解决农垦职工社会保障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建立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正常调整机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负责）。健全廉租住房制度，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与管理，建立健全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管理体制（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推动林区棚户区房屋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林业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负责）。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实行严格的食品质量安全追溯、召回、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卫生部、农业部、质检总局、工商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
七、深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事业发展
以加强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为突破口，加快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促进科技资源的整合与开放共享，动员广大科技人员深入基层服务企业，大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重要作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国资委负责）。研究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教育部牵头）。进一步健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进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制定和完善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政策（财政部、教育部负责）。推进中等职业教育体制改革，建立面向农村地区的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制度（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负责）。加快建立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就学制度（教育部牵头）。继续深化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制改革（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负责）。认真组织落实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发展改革委、卫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负责）。深化体育体制改革，加强体育公共服务，促进体育产业健康发展（体育总局牵头）。
八、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
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着力增强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牵头）。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制度改革，研究制订流转管理办法，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深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严格限定划拨用地范围（国土资源部牵头）。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加强流转管理和服务，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国有农场体制改革（农业部牵头）。加快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积极推进国有林区、国有林场体制改革（林业局牵头）。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展改革委、粮食局负责）。完善与化肥、柴油等农资价格挂钩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财政部牵头）。加快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农业部牵头）。探索建立城乡规划建设一体化管理体制（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探索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研究制订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在城市落户的相关政策；推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体制创新（公安部牵头）。
九、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
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健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逐步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例，加快完善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公共财政职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部牵头）。深化预算制度改革，研究起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条例，试行社会保险预算制度，实现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有机衔接（财政部、国资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研究建立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统计报告制度（财政部牵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税收制度；研究推进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研究制订并择机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加快理顺环境税费制度，研究开征环境税；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开征物业税（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
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现代金融体系
深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继续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人民银行牵头）。推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财政部牵头）。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中小金融企业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推进农村信贷担保机构发展（银监会牵头）。扩大农村有效担保范围，发展农村多种形式担保的信贷产品（人民银行、银监会负责）。出台放贷人条例，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人民银行、法制办负责）。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制度（人民银行、银监会负责）。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银行牵头）。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有利于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和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法规体系；适时推出创业板，推进场外市场建设，完善资本市场功能（证监会牵头）。完善债券市场化发行机制、市场约束与风险分担机制，逐步建立集中统一的债券市场监管规则和标准（证监会、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负责）。深化保险业改革，积极发挥保险保障和融资功能（保监会牵头）。加快股权投资基金制度建设，尽快出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发展改革委牵头）。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和国际合作机制（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机构负责）。
十一、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开放型经济体系
尽快建立服务贸易促进体系，研究制订服务贸易促进条例，制定并实施加快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建立先进技术、设备和战略性资源进口的协调、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有效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和争端的工作协调机制；积极稳妥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进一步推进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推进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着力推进对外劳务合作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相关立法进程（商务部牵头）。完善国际贸易投资风险防范机制，研究建立国际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影响的信息引导和预测预警机制（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负责）。加快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机制；完善利用外资的管理体制和政策法规，进一步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程序（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法制办负责）。研究制订境外投资条例，进一步简化对外投资管理程序，扩大境外投资备案登记范围，完善信贷、外汇、财税、人员出入境等方面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加快对外投资合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门负责）。
十二、积极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全国改革提供示范和借鉴
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针对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根据统筹城乡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开发开放、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等发展战略的要求，在行政管理、财政、金融、土地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方面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发展改革委要加强对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健全试点工作协调推进机制，保障改革试点平稳有序推进。各部门要结合自身职能，积极支持和指导改革试点，将有关专项改革试点放在相应试验区先行先试。各地区可结合自身实际，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各类综合和专项改革试点。

2009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通过深化改革破解发展难题，通过扩大开放赢得发展机遇。各地区、各部门围绕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围绕调整结构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围绕关系全局与长远的重点难点问题，着力推进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完善，改革在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Ⅲ 我国金融机构的状况

中国政策性银行的现状与改革
摘要：政策金融是与商业性金融相对应的，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继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之后，三大政策性银行的转型问题已成为国内金融改革的又一个焦点。本文阐述了中国三大政策性银行的发展历程及其现状，并从总体上描述了政策性银行的改革思路，最后对政策性银行的改革思路作出了简单评价及建议。
关键词：政策性银行 现状 改革

一、中国三大政策性银行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政策性金融体系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过程中产生的。1994年，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国家决定设立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同时将原四大国有银行所负有的政策性职能分离出来，切断基础货币与政策性业务的联系，为加速国有银行的商业化和确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创造条件。由此，政策性金融作为一个独立的金融体系在我国正式建立。三大政策性银行自成立以来，在贯彻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和金融体制的改革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于 1994 年3月7日，该行是一家以国家重点建设为主要投融资对象的政策性银行，办理政策性国家重点建设（包括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贷款及贴息业务。除了财政拨付的资本金之外，国家开发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通过发行财政担保债券和由金融机构认购金融债券筹措，此外还包括部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吸收的存款。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于 1994 年11月18日，承担国家粮棉油储备和农副产品合同收购、农业开发等业务中的政策性贷款、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及监督使用。资金来源除财政核拨资金外，主要面向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并使用农业政策性贷款企业的存款。
中国进出口信贷银行成立于 1994 年7月1日，作为贯彻国家外贸政策的政策性银行，其主要业务是为大型机电设备进出口提供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为成套机电产品出口提供信贷贴息及信用担保。其资金来源除国拨资金外，主要以财政专项资金和金融债券为主，其业务活动由有关部门组成监事会进行监督。
我国政策性银行自成立以来，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和探索，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营机制。在发挥贯彻政府意图、拉动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加强经营管理，努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经营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特点：
(一) 经营行为显著改变
适应形势需要，政策性银行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完善和强化经营管理体制。,政策性银行把“既要支持经济发展，又要防范金融风险”作为经营原则，防范风险的意识不断增强，自主决策的程度大幅度提高。同时，加大了贷款管理、本息回收和风险防范力度，经营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二) 资产质量明显提高
政策性银行在运营过程中，注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择优选择支持对象，建立信用结构和信用约束机制，强化信贷管理。同时通过采取上门催收、资产保全、法律诉讼等多种手段，加大催收不良贷款的力度，信贷资产质量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不良贷款率逐年下降。截至2006年1季度，国开行的资产总额达到了25185亿元(折合3140亿美元)，表内不良贷款率为0.82％，拨备覆盖率为288％，资本金为500亿元，资本充足率约为9.15％，而一年前其资本充足率是10.5％。截止到2004年末，中国进出口银行表内和表外的信贷资产余额合计达到2754.3亿元，资产总额达到3058.7亿元。信贷资产质量进一步提高，按五级分类标准，年末自营业务不良贷款率为5.28%，连续六年实现了不良贷款绝对额和比率的“双下降”目标。截止到2005年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资产总额8502.1亿元，贷款余额7870.73亿元。按贷款五级分类标准，年末不良贷款余额为798.6亿元，比年初减少458.2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0.2%，比年初下降7.3个百分点，实现了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的双下降，贷款质量得到不断提高。
(三) 业务经营范围和支持领域不断调整
为适应国家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变化,政策性银行积极调整业务经营范围和支持领域。
2005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认真执行党和国家关于“三农”和金融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加大了信贷支农力度，贷款投放快速增加，主要业务包括：粮油信贷业务、棉花信贷业务和其他储备信贷业务。并且还积极拓展新业务，2005年，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增加了国家和地方化肥储备、地方糖储备、地方肉储备新业务。目前，除粮棉油专项储备外，其他储备信贷业务共六大类九个品种。截至2005年末，其他储备贷款余额91.6亿元，较上年增长88%。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中间业务也迅速发展，其保险代理业务险种范围进一步扩大，已经涵盖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全部险种。
从1994年成立之处到2005年末，国家开发银行88.9％的贷款用于支持电力、公路、铁路、石油石化、煤炭、邮电通讯、农林水电和公共基础设施等行业。2005年，国开行继续致力于中国的市场建设；加大对社会瓶颈领域的支持，缓解资金压力；进一步大力推动管理资产业务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继续提升内部管理能力；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其中间业务也发展迅速，主要有：财务顾问、债券承销、证券化、高科技风险投资和基金管理。
2004年，中国进出口银行主要业务有：出口信贷业务，包括出口买方信贷和出口卖方信贷；对外优惠贷款业务；外国政府贷款转贷业务；对外担保业务；国际国内结算业务。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的进出口发展。其中间业务发展迅速，2004年9月，银监会批准进出口银行开展衍生产品交易业务，成为第一家获得该授权的政策性银行。
二、中国政策性银行的改革思路
今年年初，央行年度工作会议确定，按“一行一策”原则分步制定、实施政策性银行改革方案。同时，年初的银监会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加快政策性银行改革”作为今年金融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今年的“两会”，又首次将“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已成为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后又一个热点。综合各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及国家高级金融官员对政策性银行改革的评述，可以大体看出我国今年政策性银行的改革思路：
（一） 重新定位：一行一策
三家政策性银行改革方案的初步设计系由中央银行研究局人员参与，在行长周小川的亲自指挥下完成的。 矫正决策层和业界人士对政策性银行功能定位的传统理解：即按国家指令开展业务，亏损由国家兜底。将三家政策性银行统统定义为国务院直属、以落实国家产业政策为目标的具有开发型功能的国有金融机构。这种职能定位意味着三家政策性银行特别是农发行和进出口银行的业务范围将大幅放宽。
（二）分账经营管理：国家帐户和银行帐户
在分账经营管理方面，央行与银监会的意见比较统一，即采用分账管理。所谓分账经营管理，是指将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交办业务，另外一类是市场化业务或银行自营业务；同时，在政策性银行内部设立两个账户，一个是国家账户，专司政策性业务；一个是银行账户，统筹《商业银行法》允许开展的所有业务，不享受政策优惠。两类业务分别核算。在分账经营管理的情况下，国家财政只对国家账户内的亏损进行补偿，对银行自营业务的经营状况不负责任。
（三） 补充资本金。
三家政策性银行普遍存在所有者权益比率及资本充足率过低的问题，因此，新方案包括多渠道充实资本金并建立长效、可持续的资本金补足机制方面的内容。从目前中国状况说，既然确定了“纯国有血统”不变，那么，资本金的补充渠道只能由财政注资、汇金公司注资以及在国内外市场发债券这三个方面构成。在三家政策性银行中，由于国家开发银行发放了大量的10年、20年以上期限的贷款。因此，风险暴露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从现在看，其资产的不良率只有2％左右，其状况要优于许多国内一流的商业银行。 但农发行和进出口银行却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处置表内不良贷款。进出口银行不良贷款的规模估计不足百亿元人民币。而农发行由于体制、政策等原因所造成的不良贷款总额肯定要高得多。 由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赖账所造成的农发行的巨额贷款损失，还可采取和地方政府谈判，用债转股的方式，以粮食购销企业的房地产产权抵股的办法来解决，如此等等。一旦确定了不良资产的处置办法，就应该根据处理数额的难度确定计划完成期限，如2年、3年、5年，等等。在不良资产的处置方式设计中有一个逻辑前提，即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政策性银行由于指令性任务和安定团结目的而造成的纯粹政策性亏损，中央财政应当认账并给予相应解决；而由于政策性银行本身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贷款损失，则应当由今后的经营利润转拨备的方式进行抵补。
三、中国政策性银行改革思路的简单评价及建议
首先、对我国当前三家政策性银行进行准确定位。政策性银行作为借助国家信用实现国 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金融工具，是进行市场化运作但又不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标的非营利性金融机构。国家信用支持、市场化运作、非盈利性应是新时期政策性银行的三个显著特征。其一，政策性银行需要国家信用支持。这是因为政策性银行是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利用国家信用可在国际市场以相当低的成本赢得资金，有利于其政策性业务发展；其二，实行市场化运作，可以避免政策性银行过度依赖财政而导致经营效率低下，并运用市场化方式弥补体制性缺损和政策业务的市场风险，从而增强其应对集中、大额、长期风险的能力，这也是新型政策性银行与传统政策性银行的最大区别；其三，政策性银行经营目标不是盈利最大化， 而是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在上述共性基础上，“一行一策”的原则，是充分考虑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能较好的调整现有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范围，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支持作用。
其次，在明确定位的前提下，尽快为三家政策性银行立法。因为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在经营目标、业务范围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区别，大部分国家均为政策性银行单独立法。我国目前只有国务院（1994）22号文件作为政策性银行的依据，具体内容已不适应发展要求 ，应 尽快颁布专门法规，规范政策性银行经营行为。鉴于政策性金融机构业务种类繁杂、机构特点不一致， 宜由同一部法律来规范，立法应针对各行不同特点分别进行，单独制订。通过立法，可以进一步明确各类政策性银行作为国家信机构的性质、地位、业务范围、经营宗旨、资金来源和使用，以及会计制度、融资方式、利润处理办法、监管体制等，促进政策性银行自我约束、自主决策和健康发展。调整业务范围、通过制度来分离政策性金融业务和商业性金融业务，加强机构自身建设。
再次，两个账户之间必定要设立隔离机制。划分国家账户和银行账户是世界上几乎大部分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行的做法。政策性金融代表公共利益，或者准公共利益，是服从国家的特定的产业政策、社会政策或者战略意图需要的。此外，随着资金来源、融资方面市场化的扩展，许多国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也在进行改革，在一定的范围内从事商业性的投资业务，但商业性业务是有限的。分账经营管理有助于体现国家政策导向和政府意图，同时又能使各大政策性银行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牢固树立成本效益观念，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两个账户之间必定要设立隔离机制，防止商业账户的损失转嫁到国家财政头上，这也是设立分账经营管理体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最后，治理结构和内在运行机制改革。一旦对三家政策性银行进行了准确的定位，这三家银行的治理结构也应当参照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除了成立董事会、监事会或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外，其高级管理层也应当按照委托代理关系进行相应的机制设计，并对一些问题进行相应的思考，如董事长和行长是分设还是一人兼任；副行长由董事长、行长提名还是上级组织部门直接委派任命；管理团队的报酬水平可否与业绩相应挂钩；经营管理的问责制度如何设计，等等。
参考文献：
[ 1] 我国政策性银行的转型和发展方向：沈凡，理论建设，2006年第1期
[2] 政策性银行走向何方：赵江山，经济参考报，2006年05月09日
[3] 三大政策性银行转身财政汇金联合注资：吴雨珊，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5月6日
[4] 三家政策性银行改革今年启动 周小川亲自指挥：李卫玲，国际金融报，2006年02月27日
[5] 政策性银行改革与转型国际研讨会实录： ，2006年04月28日
[6] 数据来源：三家政策性银行网站及其年报。

Ⅳ 奥巴马为什么极力倡导金融机构改革

一是奥巴马的政治目的。作为中期选举策略，奥巴马试图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提升自己的支内持率。奥巴马容上任一年以来，支持率直线下降，跌至谷底，据《今日美国报》日前的民调显示，奥巴马在应对医保改革和经济事务方面的不支持率高达50%。危机期间为了拯救华尔街，奥巴马政府不顾纳税人的反对向华尔街提供巨额资助，而华尔街的大型金融机构在危机过后向高管和员工发放了巨额薪酬和红利，这更加引发普通纳税人的不满。比如，高盛公司在2009年获得创纪录的134亿美元的利润，仅2009年第4季度就净赚48亿美元，这基本来自于其对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操控、以及利用美国政府的救助款在世界资本市场中再次翻云覆雨所得。而高盛却在2009年拿出162亿美元为员工发放薪酬和奖金，同比激增47%，这种极端卑劣的贪婪行为引发了国内外的一致不满。

二是防止金融危机死灰复燃。虽然美国大型金融机构的2009年报非常漂亮，但业绩主要来源于市场买家和卖家之间的双向交易业务。奥巴马指出，尽管当前金融体系比一年前更加稳健，但金融体系仍旧按以前规则运转。奥巴马政府认为这些规则正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元凶，要避免危机二次出现，必须预设一座“防火墙”。

Ⅳ 在整个金融体制改革中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有什么意义 答案

银行金融机构为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非银行金版融机构中却存在着违规权开展业务、恣意改变或承诺资金价格、怠于风险控制的现象。非银行金融机构违规运作获得高额收益同时面临巨大风险，提高资金价格能快速吸收资金却加大了运营的风险，忽视风险管理导致了财务危机乃至破产倒闭。为改善金融市场生态环境，保证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非银行金融机构应改变监管理念，提高监管水平，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促进行业自律，提高金融机构治理水平，促进规范运营。

Ⅵ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金融机构逐渐多了起来,国家是如何对中国人民银行进行改革

1998年11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实行改革，撤销省级分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九家分行。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在京召开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到会并作重要讲话。温家宝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的工作开始全面启动。撤销人民银行省级分行，跨行政区设置分行，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决策，是我国金融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对于建立现代金融体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温家宝说，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金融业稳步发展，对外开放逐步扩大，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到今年10月底，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9.3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8.3万亿元，国家外汇储备达1437亿美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82倍，45倍和845倍；个人储蓄存款余额5.2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249倍。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由中央银行调控和监督、国家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工、多种金融机构合作、功能互补的金融体系。新的金融体系在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金融业在发展中也存在风险。党中央、国务院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十分重视，去年11月，中央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制定了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一系列措施。目前，这些措施正在逐步贯彻落实，并已收到成效。

温家宝说，中央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核心，中央银行管理体制的改革事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的大局。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现行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中央银行依法履行职责的需要，而且与金融机构业务发展不相适应，改革势在必行。这次改革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加强金融监管的迫切需要。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是党中央、国务院经过长期酝酿、反复研究、慎重决策确定的。撤销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建立九个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金融监管的独立性；有利于增强金融监管的统一和效能，在跨省范围内统一调度监管力量，摆脱各方面的干预，严肃查处违规的金融机构和责任人，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这项改革标志着中国金融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温家宝说，这次人民银行跨省区市设置分行的改革，牵涉各个方面的关系，工作任务很艰巨。因此，一定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要把各方面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上来。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确保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工作两不误。他对做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是抓紧配备分行的领导班子。选配好跨省区市分行的领导班子，是这次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关键是要坚持正确的干部路线，坚持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坚持干部的“四化”，真正把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有高度革命事业心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熟悉金融业务，在金融改革和发展中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群众信任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领导干部必须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人民银行各级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权力、名位和去留，自觉服从组织安排，在新的岗位上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工作。

二是认真履行中央银行职能。这次改革，要贯彻宏观调控权集中于总行，监管权适当集中，金融服务面向基层的原则。要在服务中加强监管，在监管中做好服务，在实践中提高监管和服务的水平。在改革过程中，要严格工作纪律和财经纪律。业务工作不能脱节，不能出现监管真空。跨行政区分行的工作要尽快到位。要与原省级分行做好衔接。体制改革后，要抓紧建立健全新的管理制度，适应新的工作需要。

三是主动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确保改革顺利进行。人民银行跨行政区分行的设置，考虑了各地经济和金融的关联度、各地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各地金融业务量以及地理交通条件等要素。在管理体制改革和今后履行职责中，人民银行要主动争取各地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和配合。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也要关心、支持和帮助人民银行做好改革工作，保证中央银行依法履行职责。要协助人民银行做好干部思想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支持人民银行依法监管，协助人民银行查处金融违规违法案件；对人民银行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但不干涉人民银行的具体业务；要管理好本地区城市银行和其它小型金融机构，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

温家宝最后要求人民银行各级领导，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认真做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工作。

会议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对中央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工作进行具体部署，并要求人民银行系统广大干部和职工要以对党、对人民、对中央银行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统一安排各项工作，按期推进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

据介绍，人民银行新设立的九个跨省区市分行分别是：天津分行(管辖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沈阳分行(管辖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分行(管辖上海、浙江、福建)；南京分行(管辖江苏、安徽)；济南分行(管辖山东、河南)；武汉分行(管辖江西、湖北、湖南)；广州分行(管辖广东、广西、海南)；成都分行(管辖四川、贵州、云南、西藏)；西安分行(管辖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撤销北京分行和重庆分行，由总行营业管理部履行所在地中央银行职责。

Ⅶ 商业银行体制改革

在建立中央银行之后，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加快我国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刘鸿儒教授认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新型金融体制，这一新型的金融体制的主体是商业银行的改革。若不实行商业银行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就难以深化；而另一方面，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重点，企业改革必须与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相结合起来进行。商业银行是企业资金供应的主体，商业银行的机制对企业机制的制约和推动作用都很大。企业机制的转换和商业银行运行机制的转换是相辅相成的。
1979年以来，关于商业银行改革的讨论一直在进行，有的改革措施已经实施了，有的仍在继续探讨。研究和讨论过程中的主要焦点体现了我国商业银行改革思想的变化和改革的过程。这里让我们倾听一下刘鸿儒教授对我国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思路与焦点的有关谈论。
一、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能不能建立商业银行制度
前面讲过，1979年分设专业银行时及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人们都认为应当建立按产业部门划分业务范围的专业银行，而这种专业银行又是国家银行。专业银行也以作为国家银行为荣，并以国家银行的指导思想进行改革，不可能进行市场经济需要的商业银行改革。
在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背后， 有个思想认识的进化和深化过程。1992年之前，在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的误导下，许多人误认为商业银行也“姓资”，不“姓社”。因此，对于是否要提“商业银行”这四个字颇有争论。在很多场合，只能提“综合性银行”。新型的商业银行出现后，每每召开研讨会，只能称“新建银行研讨会”；“商业银行学会”始终得不到承认。1990年曾一度打算把交通银行改为专业银行，变成专业分工的官办银行。1993年以后，“商业银行”这一提法才明确下来，允许多设商业银行，并且鼓励银行间的竞争，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995年我国颁布了《商业银行法》，有人认为这部法律未充分体现市场经济的要求，对它不满意，但它毕竟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商业银行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商业银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第四条规定：“商业银行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商业银行依法开展业务，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商业银行以其全部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这些规定从立法上确立了商业银行的法人地位。当然，法律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商业银行的完善化、规范化和国际化，也需要较长的时间。
二、是建立多功能的商业银行，还是建立分业管理的商业银行
在我国，长期以来有两种观点：主张多功能商业银行的，更多地考虑了范围效应；主张与证券、投资业分业的商业银行的，更多地考虑了宏观调控的实施。对此，刘鸿儒教授认为，我们要从中国的现实条件来考虑这一问题。首先，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是我国多年来未解决的老问题，“投资饥渴症”根深蒂固；其次，我国的宏观调控能力较差；第三，我国的市场条件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不便于马上建立综合性的、多功能的银行。中国从1984年拟定金融改革方案时，就确定了实行分业管理的原则。
在改革中也以个别银行试验多功能经营，如交通银行恢复后，曾作为多功能银行的试验。当时批准该银行业务范围比较广，可经营长期融资，甚至保险业务。但最近几年，固定资产投资膨胀严重，通货膨胀加剧，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需要强化金融宏观管理，于是，便取消了这一试验。其保险业务独立出来，成立了太平洋保险公司；其证券业务也分设出来，成为海通证券公司。
在《商业银行法》的起草、修改和审议过程中，对于是否允许商业银行进行投资，以及投资的范围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国是一个主要依赖银行间接融资发展经济的国家，目前银行负债主要是存款且以活期存款居多，这就决定了银行信贷资金应主要用于对工商企业贷款以及其他短期性资金需求。如果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实行混业经营，使短期资金长期运用，必然会加大信贷资金的风险。在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如果听任银行业和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和房地业交叉窜位，混合经营，不仅不能保护存款人的利益，降低银行经营风险，反而会助长证券市场的投机和房地产市场的混乱，易产生泡沫经济，不利于整个金融与国民经济的稳定。同时，银行利用自己的信贷便利从事非银行业务，必然会加剧金融业的不公平竞争。在目前我国银行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尚未达到8％的要求的情况下， 银行业只能是通过运用信贷资金投资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如果投资于证券和不动产，一方面不利于银行业的稳健经营，另一方面将扩大信贷需求，形成“倒逼”机制，增加中央银行的信贷压力，进而削弱整个宏观调控的效力。前几年发生了乱集资、乱拆借，把信贷资金投向房地产和证券业，到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清理，有的还造成了资金损失。因此，这种意见主张金融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禁止银行投资于非银行金融机构，投资于证券和不动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从国际银行业的实践看，商业银行的投资与商业银行的贷款构成了商业银行的两大资产业务，这是银行资金运用的最主要途径和银行收入的最主要来源。随着资金证券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投资业务对于商业银行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商业银行进行证券投资的目的是获取收益、降低风险和增加资产流动性。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产业务过于单一，信贷资产质量下降，允许商业银行投资于国债等政府债券，有利于增强商业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允许商业银行买卖政府债券，也有利于中央银行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为防止风险可进行比例控制，允许商业银行投资于商业票据，进行票据贴现，有利于商业票据的流通，有利于央行再贴现调节经济，从而促进商品流通。商业银行在达到资本充足率、设立银行的最低资本金要求的前提下，允许其运用自有资金投资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一方面有利于金融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符合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对于银行投资于股票和房地产，由于投资的风险性大，与银行业的稳健经营原则相悖，因此，必须严格禁止，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趋势是，银行业与保险业、证券业、信托业及其他金融业务日渐融和，全能性银行业务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德国和日本的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对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很少出现银行破产的现象，而且美国国会也正在考虑修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放松对银行从事证券业的严格管制。因此，可考虑允许我国的商业银行进行各种投资业务，同时加强管理，这样既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银行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全面发展我国的银行业。
考察一下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银行法对银行投资的约束性规定，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对银行投资于企业及非自用不动产的限制。香港、瑞士、新加坡、德国都对银行投资企业及不动产的总额占银行自有资本的比例作出规定。香港银行条例规定，银行不得直接投资于任何农、工、商或者其他企业，但为追偿债务而取得股票者，不在此限。瑞士银行法规定，银行对单一企业的投资应与银行自有资本保持适当比例。新加坡银行法第27条规定，银行取得或持有金融、商业、农业、工业或其他企业的股份总额不得超过银行资本的40％，但为追偿债务而持有的股份除外。德国银行法第12条规定，信用机构对土地、建筑、生产设备、船舶、信用机构及其他企业股权的投资，依帐面价值计算，其总额不得超过责任资本。
第二，对银行投资于自用不动产的限制。各国银行法一般都允许银行投资于自用不动产，但同时限制投资额所占银行资本或存款余额的比例。韩国银行法规定，金融机构投资于营业用之不动产不得超过该金融机构的净值。台湾银行法第75条规定，商业银行对自用不动产之投资，除营业用仓库外，不得超过其于投资该项不动产时之净值；投资营业用仓库，不得超过其投资于该仓库时存款总额的5％。 新加坡银行法规定，除以经营业务为目的或提供职员住宿用之合理需要外，银行购置不动产或取得其所有权的总额不得超过银行资本的40％。香港银行条例规定，银行购买或持有的土地，其总额不得超过其实收资本与公积金之和的25％，但监理官批准的为经营业务或为职员住宿目的所必须的部分不在其内。
第三，对银行投资于企业股票的限制。韩国和泰国禁止商业银行购买其他银行的股票。韩国银行法第27条规定，金融机构不能购买或长期持有金融机构的股票，但经韩国国民银行监督院长核准的除外。泰国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不得买卖或持有其他商业银行的股份，但其取得是由于债务的清偿或授信的保证，并于取得之日起六个月内予以处分的，不在此限。韩国、台湾和香港规定，银行对股票或有价证券的投资额，不得超过其存款余额或银行资本的一定比例。韩国银行法规定，金融机构承受之股票，或偿还期限超过三年的公司债或其他有价证券的投资，不得超过其吸收活期存款的25％，但关于政府公债及韩国银行通货安定证券不在此限。香港银行条例规定，银行取得或持有一家或多家股票的总额，除另有规定外，不得超过该银行实收资本与公积金之和的25％，因追偿债权而取得的股票不在此限之内。新加坡银行法规定，1984年银行（修正）法颁布以后，凡欲与任何公司缔结协议，直接或间接取得或持有超过该公司20％以上股份的银行，应事先报知主管机关表明其参与该项协议的意图，并须获得主管机关的核准。泰国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下列投资活动，须经泰国银行同意：1、 买卖或持有有限公司的股份；2、拥有有限公司股份超过公司发行股份总额的10％；3、买入或持有股份或无担保公司债的总额，超过该商业银行资本金的20％。
我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商业银行法》过程中，多数委员认为，参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应根据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现状和国家的金融政策，在目前阶段，对银行业的投资问题采取慎重态度，实行严格的分业管理、分业经营。
刘鸿儒教授指出：《商业银行法》明确我国要实行分业管理，是符合中国的当前的实际情况的。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出现两大趋势，一是分业逐渐淡化，多功能银行强化；二是一些大银行开始合并，增强实力。东京银行和三菱银行合并后，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从长远看，淡化分业经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随着市场体系的发育成熟，宏观管理力量的加强，多功能经营的高效益就能体现出来，这是符合经济原则的，中国将密切注视这方面的发展，供下一步改革参考。
三、建立新的商业银行，还是先改革国有专业银行
刘鸿儒教授谈到：我们曾计划集中力量改革国有专业银行， 并于1986年在试点城市进行企业化经营的实验。反复研究和改革试验后表明：四大专业银行的改革难度较大，主要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难以解决，现实的政策性借款的要求也不能回避。于是，决定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建立新型的商业银行，强化专业银行的竞争对手，以样板的力量来推动专业银行的改革。这既有利于统一思想，又有利于摸索经验。近十年的实践证明，新建的商业银行机制灵活，效益较好。
从1987年至1996年，我国先后建立了11家新型的商业银行。
首先，重新组建了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始建于1908 年， 1958 －1986年期间，其国内业务被停止了。1986年，国务院决定重新组建交通银行，恢复其国内业务，并于1987年4月1日正式开业。
其次，成立了中信实业银行。1987年3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了中信实业银行，其前身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银行部。<BR> 以后，又有一批新型商业银行陆续成立。为鼓励两省和特区经济发展，先后成立了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和海南发展银行。为推动浦东经济发展，成立了浦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的成立，是首钢综合改革试点的结果。光大银行是由光大公司创办的。民生银行成立于1995年，由全国工商联牵头创办，以民营企业为股东。到1995年底，我国共成立新型的商业银行11家。这些银行成立之初，其业务范围和分支机构设置都受到严格限制，现已逐步放宽。另外，还有一家中国投资银行，是中国建设银行全资附属的银行，它正向商业银行转化，还有两家为住房制度改革服务的试点银行，即烟台住房储蓄银行和蚌埠住房储蓄银行，它们还不是规范的商业银行。
新建的11家商业银行（不含中国投资银行和两家住房储蓄银行），具有机制灵活的特点，效益较好。其主要特点如下：
1、产权清晰，制约力强。11 家新建商业银行基本上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结构。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以大中型企业为股份持有者，如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这些银行的股东们从企业和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并对银行的管理层给予充分的支持和一定的压力，建立了有力的制约机制。第二类，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相结合，如广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政府投资由财政代表，由此会不会导致过多的政府干预，从而影响银行的效益呢？实践证明，这一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股份制的银行首先要考虑自身经营的风险和效益，更何况政府也只是股东之一，不可能独断专行。此外，董事会和股东会也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第三类，向公众募股并上市，目前仅有深圳发展银行一家。从这家银行的经验可以看出，来自股东和社会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的银行业还没有形成完全平等的竞争局面，处于半垄断状态，因此，它还不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商业银行。其利润和收益不能完全反映自身的经营状况，同时，数万个股东如何去参与银行的管理和决策也是有待于深入探索的问题。因此，国务院决定，银行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并上市暂不扩大。中信实业银行是由公司集团设立的全资控股银行，也正考虑募股。这是因为，银行的发展需要强大的资金实力，单靠一家公司的力量是难以与其他银行竞争的；而且银行经营的安全性要求也决定了银行不能只服务于一个“老板”，听从一个“老板”的支配；银行吸收的存款来自全社会，就必须服务于全社会，受社会力量制约。
2、真正能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 自我发展。新型商业银行得不到政府补贴，也不承担国家政策性贷款业务，很少受政府干预，机制灵活，经营规范。
3、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人事制度。 新型商业银行在人事制度上比较灵活，人员可以选聘，可以辞退，工资待遇与效益相结合，一些银行还取消了过去的行政级别制度。
4、业务多样化，管理制度严密。 上述银行大都建立了严密的风险管理制度和各种内部管理制度，具有较好的经营管理水平，不断开拓金融业务，改进金融服务。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些新建商业银行的发展不平衡，基础条件也不一样，领导层和管理层人员多是原国有大银行培养起来的，不熟悉新型商业银行的经营。因此，原有官办银行的习惯势力和思想体系在不知不觉中阻碍着银行自身的深化改革。“穿新鞋走老路”的危险依然存在。今后新型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课题是如何坚持改革的方向，发挥自身的优势，向国际化的现代商业银行方向发展。
四、如何建立政策性银行，实行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离
建立政策性银行、实行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分离，这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刘鸿儒教授说：1984年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在研究之中。因为要使国有各大专业银行真正转化为商业银行，并防止新建商业银行不重蹈国有专业银行的老路，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将政策性业务分开，逐步建立专门承担政策性贷款业务的银行。
日本的金融制度中，政府金融机构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1947年，为了复兴战后日本濒临毁灭的经济，向基础产业提供的资金，日本成立了复兴金融金库。1950年左右，又设立了国民金融出库、住宅金融出库、日本输出银行、日本开发银行等政府金融机构，专营政策性业务。
政策性金融机构通常是由政府制定的，或参股或担保，其业务领域主要集中在国民经济比较薄弱的环节或急待发展的方面，根据特殊的融资原则，不完全以盈利为目的。我国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是由我国为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决定的。分离我国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是为了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及产业结构的合理化。1994年我国先后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主要是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筹集和引导社会资金，支持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大中型基建和技改等政策性项目及配套工程建设，从资金来源上对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进行控制和调节，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家开发银行的注册资本为500亿元人民币， 由财政部核投。国家开发银行对国家政策性贷款的拔付业务，优先委托建行办理，并对其委托的有关业务进行监督。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主要任务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筹集农业政策性信贷资金承担国家规定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其运营资金来源是：业务范围内开户企事业单位的存款；发行金融债券；财政支农资金；境外筹资；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贷款。其业务范围是：办理由国务院确定，中国人民银行安排资金并由财政予以贴息的主要农副产品的国家专项储备贷款；办理农副产品的收购贷款及粮油调销、批发贷款；办理承担国家粮、油等产品政策性加工任务企业的贷款和棉花粗加工企业的贷款；办理国务院确定的扶贫贴息贷款、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经济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等。
1994年3月19日成立的中国进出口银行， 其业务范围是：为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等资本性货物出口提供出口信贷；与机电产品出口有关的外国政府贷款、混合贷款、出口信贷的转贷；国际银行间贷款；出口信贷担保等。
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是个良好的开端，但业务范围的划分和资金来源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有待于进一步摸索。
此外，刘鸿儒教授还就建立地方性银行谈了看法，他指出：从金融体制改革之初起，各地政府就要求建立地方银行，以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要求一直未获同意。因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力量较弱，而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力量较强，建立地方银行容易失控，带来较大的风险。
为满足各地发展经济所需的金融支持，国家批准各地成立了一批信托投资公司，分为地方政府投资为主体的信托公司和由金融机构设立的信托公司。这些公司的成立，适应了发展地方经济的要求，以其灵活多样的筹资方式，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实践也表明，一些地区的政府对信托公司干预过多，使之资金效益欠佳。我国现有信托公司394家， 正在清理整顿，强化管理。
1994年，我国加强了中央银行对金融的调控和监管的力度，考虑到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务院决定成立城市合作银行，作为地方性商业银行，给地方一定的融资余地。在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组建城市合作银行，有利于清理整顿城市信用社，解决其现存的问题；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从而带动城市辐射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有利于引导地方财政信用进入正常的金融轨道，稳定金融秩序；有利于引进竞争机制，促进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完善我国商业银行体系；有利于加强中央银行的监管。城市合作银行，实际上是地方商业银行，对解决地方融资渠道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城市信用合作社原定为小企业、个体户服务的目标就难以实现。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Ⅷ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改革前

1979年以前，实行计划管理的“大一统”金融体制 。这一体制是从1948年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合并解放区的多家银行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按照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要求没收官僚资本银行，改造私营银行和钱庄，同时大力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基础上，按照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建立起来的。在建立过程中，大量汲取了苏联的经验。该体制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实行单一的银行信用体制，“必须集中信用于银行”，所有单位和个人只能与国家银行发生信贷关系。商业信用被禁止，国家信用和向外借款基本上不再运用。
在银行的信贷业务方面，由于当时财政和银行的分工，实行“无偿的业务归财政，有偿的业务归银行”的原则，银行对国营企业只限于发放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全国实行统一的转帐结算办法，由人民银行总行制定统一的结算制度，同时实行集中统一的联行清算制度。具体的结算方式，考虑到商品物资实行计划分配的需要，托收承付结算方式在异地结算中占有重要地位，同城结算方面支票一直占有主要地位。
为加强对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购销活动的监督和控制，促进购销活动尽量纳入国家计划，同时也为了减少现金发行量，银行对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实行现金管理，较大金额的购买(100元以上)禁止使用现金。 改变了“大一统”模式，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中国人民银行隶属于国务院，为部级机构，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等四大国家专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主体，各专业银行均为国务院直属局级单位。
除上述专业银行外，交通银行等股份制综合性银行（具有商业银行性质）和各种类型的地区性银行已得到初步发展。全国性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80年恢复，股份制和地区性保险公司已开始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在不少地区已脱离与农业银行的联营而独立经营，许多地区建立了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此外，从1979年以来，新发展起来的金融机构有：城市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局、各种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租赁公司、企业集团内部的财务公司、中外合资银行、外资银行、评信公司等。国家禁止私人设立金融机构。各类金融机构在业务上既有分工，又有一定的交叉。 在结算方式上，取消了原来的国内信用证、付款委托书、托收无承付、保付支票、省内限额结算等。托收承付结算方式曾一度取消，后又恢复。1988年新制定的结算办法中规定的结算方式包括:银行汇票、商业汇票、银行本票、支票、汇兑和委托收款。
在联行清算上，为避免专业银行通过占用联行汇差在资金上吃中央银行的“大锅饭”，实行了专业银行各自分设联行的制度。 金融方面的法制建设得到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等各种法规已颁布实行。

Ⅸ 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的第一章

加快金融业改革开放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金融业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金融业将抓住机遇，顺应国内外金融形势变化的新趋势，继续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全面构建组织多元、服务高效、监管审慎、风险可控的金融体系，不断增强金融市场功能，更好地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服务。 “十一五”时期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要成就“十一五”时期，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金融业成功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显着增强，金融调控和监管不断加强，金融市场快速发展，金融改革和开放深入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着，金融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金融机构综合实力显着提升。
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快速增长，抗风险能力大幅提升。
2010年末，银行、证券、保险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 101.36 万亿元，较 2005 年末累计增长 158%.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 94.26 万亿元，比 2005 年末增长 152%,平均资本充足率为 12.2%,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达到 217.7%,整体实力显着增强。证券业机构总资产达 2.05 万亿元，比 2005 年末增长,抗风险能力明显提升。保险业机构总资产达到 5.05 万亿元，比 2005 年末增长 230%,机构体系不断完善。
（二）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不断加强。
针对不同时期经济金融运行情况，货币政策适时适度调整，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货币政策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不断提高。金融监管进一步强化。银行业监管能力不断提升，证券期货业基础监管制度趋于完善，保险业现代监管框架基本形成。金融监管协调和信息共享进一步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不断完善，金融稳定动态评估机制逐步健全，金融安全网建设稳步推进，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和保险保障基金设立，积极推进存款保险制度建设。
（三）金融市场功能显着增强。
债券市场迅速发展，2010 年债券发行量（含中央银行票据）达 9.7 万亿元，比 2005 年增长 120.5%.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债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相继推出。货币、外汇、黄金市场快速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健全，金融创新步伐加快。股票市场不断壮大，2010 年末，沪深股市上市公司达 2063 家，总市值 26.54 万亿元，分别较 2005 年末增长 50%和 719%.主板市场进一步巩固，中小板市场得到加强，创业板市场平稳推出，场外市场逐步发展。期货市场稳步发展，上市了 13 个大宗商品期货品种，商品期货成交量跃居全球第一位，股指期货顺利推出。保险市场快速发展，年保费收入达到 1.45 万亿元，比 2005 年增长 170%.
（四）金融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全面完成并成功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政策性银行改革取得重要进展。中小商业银行改革持续深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型稳步推进。
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取得新突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有序推进，金融支持“三农”力度不断加强。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顺利完成，股票发行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证券机构综合治理全面完成并转入常规。现代保险企业制度基本建立，形成了原保险、再保险、保险中介、保险资产管理协调发展的现代保险组织体系。
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初步建立起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为代表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市场化定价机制作用增强。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断深化，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一步完善。
（五）金融对外开放与合作进一步深化。
金融业全面履行对外开放承诺，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国民待遇，积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中资金融机构通过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并购等方式，稳妥布局境外市场。外汇管理理念和方式加快转变，跨境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加快实施，进口核销制度改革深化，强制结售汇制度取消，境内市场主体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可自主保留。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继续推进，合格境内、外机构投资者制度稳步实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开始试点，双边本币互换稳步推进。金融对外交往合作继续深化，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标准和准则制定与修改，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不断提升。
（六）金融法制和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着。
金融法律制度和执法体系逐步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日益多元化。支付体系建设不断加强。征信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稳步推进。货币发行体制进一步完善。经理国库水平不断提高。金融信息化建设大力推进。反洗钱监管不断深化。金融会计制度和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不断完善。金融统计数据集中系统建成。金融人才建设成效显着。 “十二五”时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十二五”时期，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也将继续深度调整。“十二五”时期，我国金融业仍将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加快金融改革发展正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从国际看，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经济金融格局，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成功应对了金融危机冲击，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将发挥更大作用。危机促使全球金融监管规则不断改进，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对资本、流动性、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影子银行”的监管将得到加强，这为我国借鉴国际标准、推进金融改革提供了新动力。从国内看，“十一五”时期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为下一步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国民收入稳步增加，经济结构转型加快，既为金融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也加大了对多样化金融服务的需求，我国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和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将进一步完善。
加快金融改革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从国际看，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发展模式均面临转型压力，货币、金融政策的国际协调难度增大。我国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在国际金融标准制定、国际金融治理等全球金融问题上将承担更多责任。从国内看，对外开放不断扩大，需要建立和完善能够有效调节大国开放经济的金融政策框架。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开始减少甚至消失，人口老龄化将逐步显现，金融发展的经济基础出现新变化。金融宏观调控面临更复杂的挑战，在经济结构和国际收支失衡背景下，外汇净流入增加较多导致货币被动投放的机制和压力仍然存在。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对中小企业和“三农”等金融服务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金融业粗放经营方式尚未根本转变，国有控股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需进一步完善，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待增强。各种潜在风险因素不容忽视。
面对难得的发展机遇和诸多复杂的挑战，我们必须主动适应环境变化，准确把握金融业发展趋势，有效化解风险，更加奋发有为地开创金融发展和改革的新局面。 主要目标--金融总量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全面发展金融服务业，“十二五”时期，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 5%左右，社会融资规模保持适度增长。
--金融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到“十二五”期末，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提高至 15%以上。银行、证券、保险等主要金融行业的行业结构和组织体系更为合理。
--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
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明显进展。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稳步扩大。在信息监测及时有效、风险可控的基础上，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逐步实现。银行、证券、保险业市场化水平显着提升，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金融机构改革进一步深化。大型金融机构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完善，创新发展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明显提升。证券期货机构规范发展，保险机构创新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强。
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金融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支持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对“三农”、小型微型企业等领域的贷款增速超过全部贷款平均增速，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基本完善，功能进一步发挥，保险覆盖面和服务领域明显拓宽。
--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质量和水平保持较高标准，不良贷款率继续保持较低水平，风险管理能力持续提升。证券业风险防范机制进一步完善，期货市场风险预警和监测机制不断健全。保险业资本实力和偿付能力明显增强。外汇和国际收支风险防范能力显着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进一步健全，存款保险制度等金融安全网制度基本建立。 政策着力点--着力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更加突出和重视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目标。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丰富金融宏观调控工具和手段。
--着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通过健全金融机构体系和市场体系、增强金融服务能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支持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促进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
支持绿色发展，加快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推动节能减排。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促进低碳金融发展。
--着力促进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发挥利率、汇率和外汇管理等金融政策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中的重要作用，支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重点支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促进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支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逐步改变贸易不平衡状况。完善资本流出入均衡管理，便利企业和个人境外投资。
--着力深化金融关键领域的改革。逐步解决阻碍金融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着力促进金融创新。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金融服务能力和效率为根本目的，鼓励和加强金融组织、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通过调整监管者功能定位、发展机构投资者和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创新。动态把握金融创新的界限，把防范风险贯穿金融创新全过程。
--着力发挥金融市场的投融资功能。优化投融资结构，实现社会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丰富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金融投资工具，推动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疏通投资渠道，提高金融投资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着力提升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能力，不断提升金融监管有效性。建立和完善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防止风险跨业传染。规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行为，避免因过度发展造成“大而不能倒”问题。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深化监管合作，完善监管协调机制，抑制监管套利行为，持续改进监管工具和方法，进一步提升监管有效性，接受公众监督。
--着力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保护广大存款人、投资人、被保险人等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通过宣传教育和信息披露，增进公众对现代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了解，识别相应风险，严肃查处金融机构损害存款人、投资人、被保险人等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