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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中小企业融资研究目前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来进行的：一是从企业自身结构特点出发，从企业资本结构角度来进行，虽然其研究对象以大企业居多，但对中小企业也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二是从中小企业对资本的需求角度。
资本结构理论
所谓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本的构成和比例关系，是企业融资决策的核心问题。而企业也在致力于寻找最佳资本结构，以期达到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西方资本结构理论也主要是围绕如何形成最佳资本结构展开的，其发展过程大致分为连个个阶段，即早期资本结构理论和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早期的资本结构理论
企业的目标是实现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企业市场价值一般是由权益资本价值和债务资本价值组成，在企业息税前利润一定的情况下，总资本成本率最低意味着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于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大卫﹒杜兰特（D.Durand，1952）提出的早期的资本机构理论，他将资本机构理论分为净收益理论、净营业收益理论和传统理论（也称为折衷理论）。净收益理论是以权益资本总可以获取固定不变的收益率且企业总能够以一个固定利率筹集到全部债务资金为假设前提，该理论认为债务资金总是有利的，当企业负债率达到100%时，就可以满足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小化，实现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净营业收益理论是以总资本成本率和负债成本率都是固定不变的为假设前提，该理论认为，无论财务杠杆如何变化，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都是固定的，企业总价值不发生任何变化，企业价值和资本结构不相关，企业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问题。传统理论也就是折衷理论则是介于净收益理论和净营业收益理论之间的资本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的资本成本并不独立于资本结构以外，企业确实存在一个最佳的资本结构，即在加权平均成本由下降转为上升的拐点上，并且这个资本结构可以通过财务杠杆的运用来实现。从上面可以看出，这三个理论均不够成熟，净收益理论重视财务杠杆效应而忽略了财务风险，净营业收益理论则过分的夸大了财务风险，折衷理论则忽略了负债比率同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
现代资本结构理论
早期的资本结构理论建立在经验推断的基础上，没有经过科学的数学推导和数据统计支撑，不够成熟，在实践中会产生偏差。而以MM定理为代表的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出现，则使得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1）MM定理。Modigliani&Miller于1956年在计量经济学年会发表了论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后来又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论文上面所提的理论被称为MM定理。MM定理的提出被认为是早期的资本结构理论和现代结构理论的分水岭，也是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石。MM定理在一系列严格假设的条件下，例如完善的资本市场，无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等等，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数学推导，该定理证明，在一定条件下，企业价值与他们所采取的融资方式无关，即无论发行股票还是债券，对企业价值没有影响。该定理前提假设恨苛刻，与现实情况明显不符合。
Modigliani&Miller于1963年又发展了他们的理论，放松了没有企业所得税的假设，修正后的MM定理认为，由于债务融资的免税特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将使用越多的债务，即债务的“税盾效应”，企业最佳资本结构即为100%的负债，企业可以通过利用政策来改变其资本结构从而改变市场价值。
Miller（1997）建立了一个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内的模型，分析了负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分析了负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得出了个人所得税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利息的减税作用但并不会完全抵消的结论。该结论与Modigliani&Miller提出的修正的MM定理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有着相同的缺陷，都将债券融资放在最优先的位置，而忽略了债务的风险和额外的费用增加，与现实经济不符合。
Ang（1991,1992）对中小企业的税盾效应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小企业一般缺乏此类动机，因为，一方面中小企业大多采取独资和合伙组织形式，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另一方面，弱化的有限责任也使得破产成本至少在局部上依附个人，由于盈利性逊于大企业，中小企业较少使用债务融资的税盾效应（Prttit&singer.1985），而从负债的成本来看，一般认为中小企业面临着更大的破产可能性，因此比大企业使用较少的债务融资。
（2）静态权衡理论。MM定理只考虑了债务融资的税盾效应，而没有考虑其所带来的风险和额外费用。本杰明﹒格雷厄姆（1934）在其《有价证券分析》一书中指出，以法律规定的税率纳税，当财务危机可能性不大时，一个价值最大化的企业将不会有税盾效应，然而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增加负债率，这些企业就会增加7.5%的收入。
1984年，Myers在MM定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企业的高负债的增加，使得企业固定费用增加，收益下降，从而企业财务面临的风险越大，财务风险的增大产生了破产成本和代理成本两类成本。企业选择什么样的资本结构取决于他要达到的目标，其中包括在负债的收益和成本之间进行取舍，我们称之为静态权衡理论。最优的资本结构即为负债的免税利益和财务风险带来的成本之间相互平衡的资本融资结构。
1990年，Mackie-mason估计了一个公司优序租赁股份的发行的概率模型，她指出，低边际税率的企业（比如具有递延税收损失的公司），与那些面对固定税率的更具有盈利性的公司相比更倾向于发行股份，Mackie-mason的结果与权衡理论相一致，因为它说明了赋税企业偏好负债。
（3）优序融资理论。1984年，Myers&Mujluf在其名篇《vestorsDoNotHave》中，根据信号传递的原理推出了他们的优序融资假说。其假设条件是：除信息不对称外，金融市场是完全的。其认为，公司偏好于内部融资，如果需要外部融资，公司将首先发行最安全的证券，也就是说，先债务后权益。如果公司内部产生的现金流超过其投资需求，多余现金将用于偿还债务而不是回购股票。随着外部融资需求的增加，公司的融资工具选择顺序将是：从安全的幅务到有风险的债务，比如从有抵押的高级债务到可转换债券或优先股，股权融资是最后的选择。
1989年Baskin以交易成本、个人所得税和控制权的研究角度对优序融资理论作出了解释,指出由于留存收益提供的内部资金不必承担发行成本,也避免了个人所得税,因此内部资金要优于外部资金。与权益性资金相比较,负债融资由于具有节税效应,发行成本低,又不会稀释公司的控制权,所以对外融资来说负债融资又优于权益性融资。
（4）信号理论。最早将信号引入经济学中的是MichaelSpence，他认为尽管市场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但是潜在的交易收益依然可以实现。
Ross（1977）从信息传递的角度分析，最早将非对称信息引入MM理论模型，分别假设公司的未来收益服从连续型和离散型的分布。假定经理人了解投资收益的分布函数，而投资人不了解，建立了融资结构的信号传递模型。企业经理人对融资方式的选择向投资者传递了信号。一般来说破产的概率是和公司的质量负相关而与负债水平正相关。破产将给经理人带来损失。因而经理人不会盲目增加负债，在低质量的公司无法通过更多的债权融资来模仿高质量公司的情况下。外部投资者把较高的负债水平作为高质量的一个信号。所以，投资者将企业发行股票融资理解为企业资产质量的恶化，而债务融资则是一种企业资产运作良好的信号，负债率上升表明经营者对企业未来收益有较高的期望，传递了经营者对企业的信心，进而使投资者对企业也充满信心，进而使企业市场价值随之增大。
（5）代理理论。代理理论是指企业内部和外部投资者之间潜的冲突决定着最优的资本结构，即企业要在代理成本和其他融资成本之间进行取舍。
1976年Jensen&Meckling开创了代理成本理论，即代理理论、企业理论和财产所有权理论来系统地分析和解释信息不对称下的企业融资结构问题的学说，Jensen&Meckling把代理关系解释为委托人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而同时又要求代理人为其提供利益的服务关系。例如公司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引起的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就属于代理关系。由于经营者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存在外部股权），经营者的工作努力使他承担了全部成本却只能获取部分收益。而当他在职消费时，他却得到了全部的收益却只需承担部分成本。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那么代理人就不会总是根据委托人的利益来采取行动的。也就是说经营者将不会努力工作，却热衷于在职消费，这将导致企业的价值小于管理者为企业完全所有者时的价值，这个差额就是外部股权的代理成本，简称股权代理成本。在投资总量和个人财产给定的情况下，增加债务融资的比例将会增加经营者的股权比例，进而降低外部股权的代理成本。但债务融资又会引起另一种代理成本。因为作为剩余索取者，经营者将更倾向于从事高风险项目。如果成功的话，经营者可以从中获取成功的收益；而一旦失败，他便借助有限责任制度将失败的损失推给债权人。经营者的这种行为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就是债权融资带来的代理成本，即债权代理成本。在对股权代理成本和债权代理成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Jensen&Meckling认为，均衡的企业所有权结构是由股权代理成本和债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来决定的，当两种融资方式的边际代理成本相等的时候，使得总的代理成本达到最小，进而企业便可以实现最佳资本结构。
（6）控制权理论。控制权理论主要是从企业经营者对控制权本身的偏好角度探讨了资本结构问题，主要反映了企业通过对资本结构中负债和股权结构的选择而对公司治理结构效率的影响程度。该理论认为，企业融资结构在决定企业收入分配的同时，也决定了企业控制权的分配。也就是说，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企业融资结构的。
Harris&Raviv，主要探讨Jensen&Meckling所提出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利益冲突所引发的代理成本问题，他们分别用静态和动态两个模型说明了经营者在通常情况下是不会从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出发的，因而有必要对经营者进行监督，他们认为债务融资有利于强化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监督和约束机制。
Aghion&Bolton于1992年将不完全契约理论引入到融资结构的分析框架，并对债务契约和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他们认为，在多次博弈的过程中，当出现不容易得到的收益信息时，将控制权转移给债权人是最优的。
Davidsson（1989）在对瑞典中小企业所有者、管理者样本进行分析得出了中小企业增长最重要的是“预期金融回报”和“独立性的增长”。当中小企业扩张与独立发展发生矛盾时，所有者会保持企业的独立性为重。可见控制权在中小企业融资中是很重要的因素。
中小企业对资本的需求角度
国外从中小企业对资本的需求角度，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所作的研究很多，大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微观层面上，企业自身成长周期对资本的需求，以及企业所面临的融资困境角度；二是宏观经济层面，货币政策，银行业合并以及结构化调整等。
1.微观层面
（1）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资本结构理论主要是指企业融资结构问题，并没有考虑到企业不同发展阶段所不同的融资特点，也没有动态的研究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对资本结构安排有什么影响。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弥补了这方面不足。
Weston&Brigham（1970）根据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融资来源的变化提出了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并将企业的成长周期分为初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Weston&Brigham对该理论进行了扩展，将企业的金融成长周期分为六个阶段，即创立期、成长阶段Ⅰ、成长阶段Ⅱ、成长阶段Ⅲ、成熟期和衰退期，并根据企业的资本结构、销售额和利润等显性特征说明了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来源情况，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较好地解释了企业融资结构变化的规律（见下表）
Berger&Udell（1998对Weston&Brigham的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进行了修正，即将信息约束、企业规模和资金需求等作为影响企业融资结构的基本因素并引入到他们所构建的企业融资模型中，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随着信息约束、企业规模和资金需求等约束条件的变化，企业的融资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需要进行不同的融资安排。
（2）企业融资困境方面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议员Macmillan在向英国国会提供的关于中小企业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就指出，中小企业融资面临着“金融缺口”，即著名的“麦克米伦缺口”。Macmillan发现，中小企业的长期资本供给存在短缺，这种短缺尤其明显地发生在那些单靠初始出资人的资金已经不敷运用，但规模又尚未达到足以在公开市场上融资的企业身上。“麦克米伦缺口”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的失灵，即市场的力量无法使资金向中小企业流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也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中小企业无力从金融市场获得直接融资时，只有从银行获得间接融资。和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所以银行贷款成为中小企业获得资金的唯一途径。这就使得银行具有相对的借贷优势。
1981年Stiglitz&Weiss发表了《不完全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之后，信息不对称被公认为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Stiglitz认为，信贷配给源于信贷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并由此导致了信贷合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此问题的发生是基于商业银行不具备监督借款者的能力、借款人与贷款人利益不一致性以及他们之间事前的信息不对称这三个主要因素。
Bester(1982)引入了贷款抵押甄别机制，提出了低风险的企业承诺较高的抵押水平而享受较低的贷款利率，而高风险企业则相反，以此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影响。Strahan、Weston（1996）提出了匹配理论，即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与银行的规模成较强的负相关性。
Berger&Udell(1998)发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成为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关键。而关系型借贷被视为银行和企业双方在关系导向下达成的一种合意合约。如果借、贷者之间保持一种长期的关系，则有利于贷款人获得借款者的相关信息。如：借款者在贷款期限内生产经营状况，其产品市场占有率变化情况，借款者的还款的意愿及能力，是否需要抵押品以及是否需要签订有其他附加条件的合约等。
Uzzi&Gillespie（1999）认为，与中小企业贷款直接关联的贷款员，可能较其他人掌握更多的关于中小企业的权威信息。这些贷款员与中小企业主和其雇员保持着长期的关系，了解企业在当地的运行情况和企业的市场份额，甚至该贷款员就生活在当地的社区中。因此对中小企业及其所有者的财务状况非常了解，对其当前及未来的绩效有着比较准确的认识。
2.宏观层面
（1）银行业合并及结构调整对中小企业融资影响
一般认为，银行业合并后形成的金融机构不仅规模会增大，组织结构会更复杂，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通常不利于关系型贷款的开展。
Strahan(1998)认为小银行合并之初，多样化使得合并后的银行抗风险能力增强，从而能够向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但随着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银行开始有能力向大企业提供贷款，并且内部管理也越来越复杂，所以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比率就会下降;相反，小银行被大银行兼并时，新成立的银行则会减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同样，当大银行之间发生兼并时，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也会减少。
Peek&Rosongren发现大银行对小银行的合并或大银行之间的合并倾向于减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Berger进一步指出银行业并购对中小企业贷款存在4种潜在效应：静态效应、重组效应、直接效应和外部效应。
Sharpe认为，市场力量使银行能够加强它与小企业的隐性长期合约关系，小企业从长远打算，会倾向于和银行保持长期关系。因为企业转换“基础”银行的沉淀成本相对较高，所以当银行与企业保持较长时期的关系后，银行就有可能使企业支付高于完全竞争时期的利率水平，使以前吸引小企业的短期低利率补贴部分得到补偿。Peterson和Rajan的研究发现，当银行的市场力量增加时，信用级别相对较低的小企业也有可能获得贷款支持。
（2）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影响
货币政策主要有两个传导渠道：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货币渠道指货币政策通过改变利率，进而影响经济部门的真实支出。信贷渠道则又分两种，一种为银行贷款渠道，另一种为资产负债表渠道。银行贷款渠道是指，货币紧缩伴随着银行储备的减少，进而导致贷款供给的减少。。资产负债表渠道是指，货币紧缩通过提高利率损害到企业抵押品的价值，降低企业信用等级，进而削弱了企业获取贷款的能力。因此货币政策改变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冲击更大。
Gertler和Gilchrist在对制造业小企业的经验研究中发现，小型制造业企业不仅直接对利率反应敏感，而且还深受经济周期的间接影响，因此，货币紧缩对小企业的影响要远大于对大企业的影响。
Taylor指出，金融自由化不会导致资金供给总量的增加，因为利率提高只会使得资金供给从非正规部门转向正规部门，总的借款额不会出现净的增加。Steel认为，由于较高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抵押品的缺乏以及历史渊源等，使得小企业在获取正规部门的贷款时仍将面临着诸多的限制。如果放开金融管制，金融自由化将会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更加恶劣。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关于国内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方式的选择及相关实证研究；第二，关于国内中小企业融资所面临困境原因以及相应对策的研究；第三、国际上中小企业融资在操作层面上经验介绍以及比较研究。
1、贺力平（1999）认为，妨碍我国银行机构扩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主要因素是银行机构缺乏企业客户风险方面的足够信息，从而不能做出适用的风险评级并提供相应的信贷服务，指出可以通过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和转变国有金融机构的经营方式来解决贷款者与中小企业借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2、周业安实证分析了我国金融抑制政策对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分析表明：信贷市场的利率管制、价格和数量歧视导致了企业的过度负债、逆向选择、寻租等现象，浪费了信贷资源；资本市场的行政管制则增加了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
3、樊纲研究员(1999)认为，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惜贷原因主要是政府一直没有采取发展非国有银行的政策所致。所以作者提出要积极地发展非国有银行。同时为避免人们的‘市场选择’扭曲，提出对非国有银行的存款人提供与国家银行同等的社会担保。
4、张杰认为，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源于国有金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金融支持和国有企业对这种支持的刚性依赖，以及由此形成的信贷资本化。他认为，解除民营经济金融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营造内生性金融制度成长的外部环境。
5、陈晓红教授(2000)指出：由于大部分的中小企业自身素质差、财力物力有限、设备落后陈旧及生产的都是属于卖方市场的终端产品，而非生产与大企业相配套的中间产品和服务，经营效益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和竞争的加剧而变得较差。基于风险和利润的考虑，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大量向大企业集团倾斜，使中小企业信贷资金严重不足，为解决这种资金关系的不协调，作者认为应从三个方面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第一重构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关系，建立中小企业的主办银行制；第二建立政策性中小银行；第三大力发展非国有商业性中小银行。
6、魏开文博士(2000)认为，我国市场型的银行和中小企业关系的模式应该是一种契约型的主办银行关系。这种关系模式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用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来规范银行和中小企业的行为，并体现契约型的信用关系。
7、林毅夫（2001）、李永军从我国劳动力丰富、资本稀缺的要素禀赋出发，认为我国中小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较高，企业规模的限制决定了采取编制公开财务报表上市要承担巨大的信息成本；而在间接融资中，大企业在经营活动的透明性、抵押及贷款规模效应等方面原因，大型金融机构更偏好对大企业的贷款。而与大型金融机构所不同的是，中小金融机构比较愿意为中小企业贷款，而从企业的技术类型看，中小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唯一的方法是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8、白钦先、薛誉华（2001）指出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赶超战略，强调规模经济的观点占据了政策层的主导地位，忽视了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较优势，认识上的差距导致长期
以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
9、杨思群教授(2002)在对国外中小企业与银行关系的研究基础上，认为我国中小企业和银行之间存在“惜贷”、信贷的可歧视性、非长期关系、支付体系及中小金融机构等问题。提出我国银行和企业间问题的缓解思路是：银行“惜贷”一方面是反映中小企业素质及信用程度低的问题，另一方面反映了银行在信贷文化、重视资产的安全性方面有了积极的变化，所以“惜贷”只能是作为短期的特殊环境下采取的临时措施，而从长期看，为保障信贷资产的安全稳定运行，银行必须提高信息的分析能力和信贷担保技术;对于中小企业和银行之间的非长期关系上，建立中小企业的主办银行制;在支付体系上，中小企业存在“多头开户”现象，这不利于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运营情况和信用状况的了解，所以要减少这种现象并提高银行小额支付体系的效率;在中小金融机构上，片面强调国有化和国有控股，使中小金融机构存在着公司治理结构不良、预算约束不强等体制方面的弊端，为克服这一弊端，需按市场化的准则设立和监管中小企业，同时鼓励中小金融机构在整和过程中进行市场化的兼并和重组。
10、张捷教授(2003)通过银行组织结构与中小企业的关系型借贷特点来说明中小银行对中小企业融资的特殊性意义。关系性贷款的基本前提是银行和企业之间必须保持长期、紧密相对封闭的交易关系，即企业固定地与数量极少的(通常一到两家)银行打交道。由于关系型贷款不拘泥于企业能否提供合格的财务信息和抵押品，因而最适合资产抵押品较少的中小企业。也就是说，中小银行在收集和处理公开硬信息(如企业财务数据、信用编码等)处于劣势，但由于其地域性特点，它们通过与中小企业保持长期密切的近距离接触而获得各种非公开的关联信息，具有向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业发放关系型贷款优势。由于软信息传递存在成本问题，会在银行内部产生代理问题。与大银行相比，小银行科层结构简单，代理链条短，代理成本也相应地就低。
理论研究不足及以后研究方向
虽然说企业融资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相对较为成熟，但是，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理论在很多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见，各种实证检验也经常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充分说明小企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其融资需求理论还远不够完善，还有相当多的问题和争论有待于进一步地解释。尤其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运作方面，都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经济形势复杂，今年以来温州，鄂尔多斯相继发生的高利贷崩盘现象，充分的体现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对于中小企业融资发展方向，应该是多学科交叉，例如将博弈论以及行为经济学加入到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中去，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突破。
『贰』 谁知道如何抑制“寻租”行为
你可以通过创造财富或掠夺他人创造的财富而致富。非法掠夺他人的财富，叫做盗窃或者欺诈。而合法掠夺他人财富的行径，经济学家称之为寻租。
Rent-seeking takes many forms. On Europe's oldest highway, the Rhine river, the castles on rocky outcrops date from the time when bandits with aristocratic titles extracted tolls from passing traffic. In poor countries the focus of political and business life is often rent-seeking rather than wealth creation. That helps explain why some countries are rich and others poor.
寻租有许多种形式。在欧洲最古老的交通要道莱茵河上，屹立在两边岩岸上的城堡，可以追溯到久远的时期那时候，顶着贵族头衔的强盗们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在贫穷国家，政治及商业生活的重点往往是寻租，而非创造财富。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
Rent-seeking drives the paradoxical resource curse. Oil or mineral wealth mostly reces the population's standard of living because it diverts effort and talent from wealth creation to rent-seeking. Sadly, foreign aid often has a similar effect.
寻租造成了资源的诅咒这种怪现象。石油或矿业财富大多使人民的生活水准下降，因为它们把人们的才能和努力从创造财富转移到了寻租上。可悲的是，外国援助往往具有同样的效果。
Rent-seeking can be effected through rake-offs on government contracts, or the appropriation of state assets by oligarchs and the relatives of politicians.
寡头和官员的亲属可以通过从政府合同上拿回扣，或是侵占国家资产，来实现寻租。
But in more advanced economies, rent-seeking takes more sophisticated forms. Instead of 10 per cent on arms sales, we have 7 per cent on new issues. Rents are often extracted indirectly from consumers rather than directly from government: as in protection from competition from foreign goods and new entrants, and the clamour for the extens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ents can also be secured through overpaid employment in overmanned government activities.
但在比较发达的经济体，寻租有着更为复杂的形式。我们不是从军售中抽取10%的回扣，而是通过增发货币获得7%的利益。租金往往从消费者身上间接获取，而非直接取自政府：如阻止外国商品和新进入者竞争的保护措施，以及要求延长知识产权有效期的呼声。此外，在人员臃肿的政府部门领取过高的薪水，也是获取租金的一种形式。
Rent-seeking is found whenever economic power is concentrated – in the state, in large private business, in groups of co-operating and colluding firms. Private concentrations of economic power tend to be self-reinforcing. This problem was widely recognised in America's gilded age. The well-founded fear was that the new mega-rich – the Rockefellers, Carnegies, Vanderbilts – would use their wealth to enhance their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grow their economic power, subverting both the market and democracy. Today it is Russia that exemplifies this problem.
凡是经济权力集中的地方，无论是政府、大型私人企业，还是由串通合作的公司组成的团体中，都会发现寻租行为。在私人领域，经济权力集中往往具有自我加强的特点。在美国的镀金时代，人们就已经普遍认识到这一问题。人们有理由担心，洛克菲勒(Rockefeller)、卡内基(Carnegie)和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等新巨富家族可能利用自身的财力，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权力，把市场和民主踩在脚下。如今的俄罗斯又成了这方面的例证。
But America has a new generation of rent-seekers. The modern equivalents of castles on the Rhine are first-class lounges and corporate jets. Their occupants are investment bankers and corporate executives.
但美国已出现了新一代寻租者。现代的头等舱候机室和公司商务飞机，就相当于古代莱茵河两岸的城堡。它们的使用者是投资银行家和企业高管。
Control of rent-seeking requires decentralisation of economic power. These policies involve limits on 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state; constraints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 in large business; constant vigilance at the boundarie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instry; and a mixture of external supervision and internal norms to limit the capacity of greedy indivials in large organisations to grab corporate rents for themselves. Vigorous pursuit of these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competitive market economy and a laisser-faire regime, and it is a large difference.
抑制寻租行为，要求分散经济权力。相关策略包括：限制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限制经济权力集中于大型企业的现象；时刻警惕政府与产业界之间的界线；外部监督与内部规范相结合，限制大型机构中贪婪者在公司牟取私利的能力。热切追逐这些利益，是竞争性市场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区别，而且是一个重大区别。
Privatisation and the breaking up of statutory monopolies has reced rent-seeking by organised groups of public employees. But the scale of corporate rent-seeking activities by business and personal rent-seeking by senior indivials in business and finance has increased sharply.
私有化和打破法定垄断，减少了有组织的公共雇主群体的寻租行为。但是，在商界和金融界，企业的法人寻租活动和高管的个人寻租活动都明显增多。
The outcomes can be seen in the growth of Capitol Hill lobbying and the crowded restaurants of Brussels; in the structure of instries such as pharmaceuticals, media, defence equipment and, of cours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in the explosion of executive remuneration.
从国会游说活动增多，布鲁塞尔餐馆林立，医药、传媒、国防装备和金融服务等行业的结构，以及高管薪酬飞涨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寻租活动的后果。
Because innovation is dependent on new entry it is essential to resist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 A stance which is pro-business must be distinguished from a stance which is pro-market. In the two decades since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hat distinction has not been appreciated well enough.
创新有赖于新鲜血液的加入，因此，抵制经济权力集中十分必要。必须将亲企业与亲市场的立场区别开来。柏林墙倒塌后的二十年里，这种区别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叁』 急~~~~关于企业与保险的社会调查报告
我来接分了~
我来接分了~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
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织的“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在2004年对全国的私营企业进行了第六次抽样调查(此前在1993、1995、1997、2000、2002年已进行了五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共发出问卷3670份，回收有效问卷3012份，有效回收率为82.1%，有效问卷数约占2003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总数的1.0‰。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参加了本次调查，并分担了一半的抽样任务。
现将调查数据分析的主要意见简报如下。
关于私营企业的情况分析
(一)两年来私营企业总量上持续快速增长
本次调查显示，2001年以来，私营企业数量有了明显增长。2003年底，私营企业达到300.55万户，比2001年增加97.7万户，增长48.16%。
私营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很大，10万户以上的省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2003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户数超过10万户的地区有八个，分别为：江苏(343680户)、广东(323077户)、浙江(302136户)、上海(291711户)、山东(228554户)、北京(186805户)、辽宁(114415户)和四川(110359户)。以上八个地区私营企业共有1900737户，占私营企业总户数的63.24%。
私营企业经营规模继续扩大，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到2003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户均雇工11.73人，户均从业人员为14.3人，分别比2001年增长5.68%和6.88%。雇工人数100-500人的有34617户，雇工500-1000人的有3334户，雇工1000人以上的有1130户；2003年私营企业户均注册资本达117.47万元，比2001年增长24.16%，注册资本500万-1000万元的有84620户，1000万元以上的51830户。注册资本亿元以上的有1156户，比2002年同期增加498户。
(二)两年来私营企业规模稳步扩大
一是资本规模稳步扩大，销售额有所增长。本次调查发现，企业资本规模中位数比2002年调查时上升了20%，销售额的中位数上升了近10%。本次调查收回的问卷分两部分显示：工商局调查企业的所有者权益总额的中位数为92万元，而它们在开办时的实收资本总额中位数为50万元，资本增值了0.84倍。工商联调查企业的所有者权益总额的中位数为300万元，而它们在开办时的实收资本总额中位数为100万元，资本增值了2倍。这说明，无论是一般性私营企业(工商局调查的对象)还是代表性私营企业(工商联调查的对象)，它们在开办企业后，资本都有增值，区别仅仅在于增值快慢而已。在2003年底，在工商局调查企业中，所有者权益超过1000万元的占15.2%；超过5000万元的占3.6%；超过1亿元的占1.2%。也就是说，所有者权益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约占20%；工商联调查企业中，相应的比例更大，所有者权益超过1000万元的占26.0%；超过5000万元的占6.9%；超过1亿元的占3.5%。也就是说，工商联系统的私营企业的所有者权益超过千万元的户数占到36.4%。
企业的销售额也有增长。2003年底，工商局调查企业的销售额中位数为200万元。工商联调查企业的销售额中位数为640万元。
至2003年底，企业的开业年数为5年及以下的占32.9%；6至10年的占42.3%；10年以上的占24.8%。也就是说，被调查企业开业6年以上的占了67.1%。开业年数的中位值为7年。2002年调查时，这个数值是7.04年。考虑到这次调查有一半是通过工商局向一般私企问卷的，不同于上次仅仅调查代表性企业，所以不能得出私营企业存活年数下降的结论。
根据企业的开业年数、企业开业时的实收资本、企业2003年底所有者权益三个数据得出企业的资本年增长率，其中位值为8.8%。
二是企业利润略有回升，销售利润率趋于平稳。上次调查发现，由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私营企业的销售利润率有逐年下降的趋势。此次调查发现，销售利润率已经逐渐趋于平稳。
2003年底，工商局调查企业的税后净利润的中位数为7万元，与前面的销售额中位数相比，可得出销售利润率约为3.5%。工商联调查企业的税后净利润的中位数为25万元，与前面的销售额中位数相比，可得出销售利润率约为3.9%。两者数据相差不大。
与前几次工商联调查数据相比，企业利润略有回升(1997年销售利润率为7.9%，2000年为5%，2002年为3.6%)，被调查企业的税后净利润(中位数)从2002年调查时的21万元上升到25万元，但销售利润率只回升了0.3个百分点。
行业利润差距拉大。此次调查发现，房地产业的利润大大高于其他行业，税后净利润的中位值比处于第二位的“电力煤气业?的利润高一倍多。其他利润较高的行业还有电力煤气、卫生体育、建筑业、采掘业、科研技术业，而利润较低的行业为交通运输业、社会服务业、商业餐饮业。可以看出，科研技术业虽然资本规模处于平均水平之下，但其利润中位数却是高于平均水平的，这与其技术含量高有直接关系。商业餐饮业资本规模不大，技术含量较低，而且行业竞争激烈，行业利润低。
三是雇工人数基本稳定。工商局调查企业2003年全年雇工人数的中位值为24人，而工商联调查企业的全年雇工人数的中位值为60人。从纵向来看，私营企业的全年雇工人数基本稳定。本次调查企业的全年雇工人数的中位数与2002年调查企业的全年雇工人数的中位数持平，都是60人。
除了全年雇工之外，企业还雇用一些季节性工人。工商局调查企业雇用半年以上不足一年的工人数的中位值为5人，工商联调查企业中这类雇工人数的中位值为8人。
(三)近两年来私营企业行业和地区分布呈扩张之势
一是主营行业出现多元化趋势。被调查企业的主营行业有两项的比例为16.73%；主营行业有三项的比例为6.42%。也就是说，在调查企业中有近1／4的企业主营行业已经多元化了
。
二是行业分布随着市场准入的放宽而延伸。被调查企业中以制造业和商业餐饮业所占比重最大：制造业比重达到38.2%；商业餐饮业达到24%，这两项合计超过了60%。与上一次调查相比，这两项所占比例基本未变，商业餐饮业的比例略有提高。
与上一次调查时相比，农林牧渔业和交通运输业都略有上升，采掘业比重基本未变。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服务、科研技术等新兴行业的比重增长迅速。如社会服务业从5.6%增长到了11.1%，几乎增长了一倍；科研技术业从2.1%增长到了5.5%，几乎增长了一倍半。建筑业虽然算不上是新行业，但增长率也较高，从5.9%增长到了9.1%，增长了近一半。房地产业的比例不小，达到了8.5%。把教育文化与卫生体育作为主营行业的企业也占了4%；还有1.6%的企业将电力煤气等公用事业作为主营行业。这些变化说明，近两年，民间资本的进入领域有明显的拓展和延伸。
三是企业的总部和生产经营场地逐步从农村和集镇向大城市转移。这是同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涉足行业的不断调整以及企业的发展战略相关的，也是同大城市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者的努力分不开的。
四是有相当比重的企业开始注重技术开发。调查显示，16.7%的企业有自己的技术专利。30.8%的企业有自己设计的产品。另外，有35.2%的企业产品经过了质量认证。42.3%的被调查企业进行了新产品、新技术、新项目的研发投资，研发投资金额的中位数为30万元。这表明，私营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加注重产品质量和品牌。
五是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逐步增强。企业的产品销售范围(或提供服务范围)逐步扩大。2003年，产品销售县外的比重超过一半的企业占60.0%；产品销售省外的比重超过一半的企业占到了30.3%；产品销售国外的比重超过一半的企业占到了8.1%。
六是外向型企业数量增加。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品销售到国外，另一个是向海外投资。在2003年，被调查企业中有21.4%的企业的产品销售范围(或提供服务范围)涉及到了国外；有2.0%的企业已经向海外投资；有0.3%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额超过了100万美元。
大多数企业对我国加入W TO后的市场竞争环境做出了积极反应。被调查企业应对加入W TO的措施依次为：与国内其他企业联合做强做大(25.1%)、引进技术(21.9%)、申请自营进出口权(19.0%)。但是，仍有30.7%的企业根本没有想过如何应对加入W TO以后的国际竞争环境，还有17.2%的企业认为这个问题与本企业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七是相当一部分企业有上市打算。被调查企业中，有近1.0%的企业已经上市或买壳上市；有0.7%的企业已经进入上市辅导期。有26.5%的企业有上市的打算。
(四)近两年来私营企业的治理结构与内部管理正在发生变化
综合工商局与工商联的问卷可以看出，无论是开办私营企业时实收资本，还是2003年底所有者权益，企业主所占份额比例都是70%(中位数)。这个比例数字，同2002年调查时所得的数据相比，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其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却发生了明显改变，正在由以独资企业为主的形式迅速转变为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的形式。从1993年到2004年的10余年间，独资企业比例由
63.8%下降为22.5%，而有限责任公司比例由16.5%上升至62.9%。1993年，私营企业中董事会比例为26%，股东大会与监事会无相关记录，党组织、工会和职代会的比例也不高；而到2004年时，六种组织形式比例都在30%以上，其中最高的前三位是：董事会(74.3%)、股东大会(56.7%)、工会(50.5%)。这些内部组织的发育对于完善企业治理结构起到有力的支撑。
本次调查还发现，绝大多数企业已经认识到“企业文化?的作用，特别是其“提高员工素质、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作用，得到八成以上企业的赞同。但是，绝大多数还停留在实用阶段，是从“加强管理层建设”(73.8%)、“着重加强培训”(70.8%)、“建立表彰激励机制”(68.3%)着想的。
(五)私营企业的贡献逐渐被社会认可
一是纳税增加。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私营企业的纳税额也在同步增加。2003年底，工商局调查企业的缴税金额的中位数为8万元，与销售额中位数(200万元)的比率约为4.0%。工商联调查企业的缴税金额中位数为25万元，与销售额中位数(640万元)的比率约为3.9%。纳税大户的比例也在提高。2003年底，在工商局调查企业中，缴税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占15.0%；在200万元以上的占9.1%；在500万元以上的占3.7%。也就是说，纳税100万元以上的企业占了27.8%。工商联调查企业中的相应比例更高，缴税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占23.9%；在200万元以上的占14.9%；在500万元以上的占7.3%。在工商联调查的企业中，纳税在100万元以上的占了46.1%。
与前几次调查相比，企业缴税金额不断上升。本次调查比2002年调查时的中位数上升了13.6个百分点。税金与销售额的比率基本稳定，保持在4.0%以下。
二是交费未减。企业除了需要交纳国家征收的各种税以外，还要交纳各管理部门、各种组织收的费用。与上次调查相比，企业的交费金额基本保持不变，这表明了企业的交费负担没有减轻。
三是就业贡献大。私营企业雇用的工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下岗职工和农民工。工商局调查企业中雇用的下岗职工的中位数为6人，占到了总员工数的中位值(24人)的25.0%。工商联调查企业中雇用的下岗职工的中位值为14人，占到了总员工数的中位值(60人)的23.3%。工商局调查企业中雇用的农民工的中位数为12人，占到了总员工数的中位值(24人)的50.0%。工商联调查企业中雇用的农民工人数的中位数为30人，占到了总员工的中位数(60人)的50.0%。
根据上述数据推断，全国私营企业所雇用的员工中，有一半以上是农民工，有四分之一是下岗职工。私营企业对就业的贡献由此可见。
四是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私营经济的发展也有效地推进了国有企业改革。本次调查发现，有6.3%的企业已经兼并或收购了国有企业；还有10.2%的企业正在准备兼并或收购国有企业。有18.3%的被调查企业是由国营、集体改制为私营企业的。据此推断，300.55万私企中约有55万是改制而来的。私营企业在解决国有企业资本金不足、下岗职工再就业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企业-市场-政府的关系尚须进一步调整
此次调查从若干方面探讨了现阶段我国企业-市场-政府之间的关系。调查表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尤其是中共十六大以来，企业、市场与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是，不协调的方面仍然不少。需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调整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透过企业的三项支出看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政府部门与企业的关系不够协调，集中表现在企业的各种交费、企业应付来自政府部门的各种摊派，以及为了搞好与政府部门官员的关系而不得不付出的各种并非合理合法的公关、招待费用等方面。为了简便起见，这些支出简称为“三项支出”。此次调查所获得的有关企业的三项支出的费用是十分惊人的。根据1382位业主提供的信息，2003年他们总计纳税112808.4万元，交费55044.5万元，后者相当于前者的48.8%；据819位被访业主的信息，
2003年他们总计纳税78301.6万元，应付摊派支出7207.4万元，后者相当于前者的9.2%；据1554位被访业主的信息，2003年他们总计纳税145064.5万元，用于公关、招待的支出26465.9万元，后者相当于前者的18.2%。
据1351位被访业主提供的信息，2003年他们企业的税后净利润总计116273.5万元，交费总计79009.6万元，后者相当于前者的68.0%；据779位被访者的信息，2003年他们企业的税后净利润总计86905.8万元，应付各种摊派支出6812.5万元，后者相当于前者的7.8%；据1478位被访业主的信息，2003年他们企业税后净利润为168022.3万元，用于公关、招待的支出为25573.6万元，后者相当于前者的15.2%。
根据1002位被访业主的信息，2003年他们企业出资人分红总计25123.9万元，交费总计29394.1万元，后者相当于前者的116.6%；据754位被访业主的信息，2003年他们企业出资人分红总计22652.9万元，应付摊派支出6646.1万元，后者相当于前者的29.3%；据1257位被访业主的信息，2003年他们企业出资人分红总计36655.3万元，用于公关、招待的支出总计16240.3万元，后者相当于前者的44
显而易见，与被调查企业的纳税、税后净利润和分红相比较，三项支出所造成的负担确实不轻。这就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私营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
大多数被访业主把他们的企业所面临的贷款困难归咎于手续繁杂、贷款抵押和担保条件太严以及贷款成本太高这三个因素。手续繁杂表明银行的贷款程序不适应金融市场的要求；贷款的抵押和担保条件太严意味着银行的相关条款带有霸王条款性质，不容谈判协商；而贷款成本太高则暗含着银行经营管理人员可能存在寻租行为，迫使企业除了支付贷款利息外还要付出其他“公关?成本。
第二，透过企业之间严重的“三角债?看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本次调查发现，企业之间的拖欠日益严重。被调查企业应收货款和被其他企业拖欠的借款，最高的达30亿元；被调查企业拖欠其他企业的货款和借款，最高的达4亿元。“三角债”所表现的市场信用危机，影响着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第三，透过企业纠纷解决机制看企业与政府、社会的关系。本次调查发现，在发生一般经济纠纷时，私下协商成为较多企业运用的纠纷解决途径。诉诸仲裁或向法院起诉的很少，寻求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行政介入的较多；请求工商联或私营企业协会出面协调的较少，默默忍受的人却占一定比例，更少有人通过组织起来的商会调解纠纷或者诉诸媒体评判是非。
在与管理部门发生纠纷时，请求上级政府行政介入、请求工商联或私营企业协会出面协调，则是最重要的途径，不然，只能默默忍受。因为在现实条件下，这种纠纷多数不是可以通过诉诸法律就能有效解决的，私下协商的办法也不容易奏效。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纠纷解决机制几乎不存在地区差别。东部地区并不因为经济发展较快、市场化程度较高而能够形成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这说明，无论东部还是西部，依法解决纠纷所需要的法律制度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都未真正形成。
第四，私营企业对完善立法和政府转变职能的期盼很高。此次调查表明，尽管还存在上述种种问题，但被访业主普遍认为，党的十六大以来，私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对于调查表格中所列举的与私营企业发展环境相关的问题，认为有改善的被访业主所占比例，绝大多数在70%以上，只有在私营企业信用制度的建设上面，认为有改善的人所占比例略低于70%。
如何进一步改善私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呢？此次调查的被访业主也进行了积极的思考。见表一所示。
表一中值得注意的是，表示最关心和关心的方面，是对税收制度的改革(87.4%)、贯彻落实宪法中明确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定(83.1%)、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81.7%)和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规范市场秩序(80.7%)，这几项都是直接关系到私营企业的经济利益。
关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情况分析
『肆』 怎么看"规范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是某利益集团的腐败的外衣。
『伍』 我市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成因分析
商业银行自身的原因
银行间恶性竞争。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和入世后金融准入的逐步兑现，外资银行将大批涌入，银行竞争强度日益加大。各银行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大搞储蓄大战，为争夺客户、抢占市场不择手段，银行在面临吸存工作的“量”与放贷的“质”间的矛盾时，很难正确地处理二者间的关系并把握好“度”，这就给了企业可乘之机，多头开户、多头贷款、短贷长用现象屡禁不止，在人民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不完善的情况下，银行无法了解贷款企业的真实风险状况，致使监管失控，金融秩序混乱。这种恶性竞争循环的后果就导致许多贷款成为不良，信贷风险大增。
行政干预多。实证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干预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是信贷风险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资本化现象频频出现，商业银行成了企业投资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实际承担者。我国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各级银行都受制于当地政府，这就为政府行政干预提供了可能。行政干预利益与干预损失间的不对称助长了干预之风，这种特定体制下行政干预的再生产机制导致银行贷款自主权难以落实，成为供给财政资金的口袋和企业经营风险转嫁的牺牲品。有的地方政府则将地方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完全寄托于银行贷款数量的多寡。为提高任职政绩，地方官员会千方百计令银行放贷。贷款一经发放，银行就犹如掉进了无底洞，因为这些项目往往由地方财政支出，而地方财政每年都在透支，拆东墙补西墙，常常只能勉强支付利息，银行出于终止贷款会得不偿失的考虑，只能给企业展期或要求企业资产重组。地方干预导致银行贷出了不少不合规的款项，加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信贷管理机制不健全，信贷操作不规范。国有商业银行现代企业制度尚未真正建立，仍存在责权利不明晰的问题。虽然各行信贷管理上都强调“三查”，但往往重贷轻管，由于贷前调查不细致、贷中执行不到位、贷后监督不得力而最终流于形式。比如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缺乏企业信息资料数据库，加之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期，经济结构、法律制度等变动很大，历史数据年度过短，不具强可比性,不仅给风险计量增添了难度，同时也不利于信贷员的贷前调查；很多贷款在批复时要求先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根据工程进度发放贷款，而基层行执行时却往往置之不顾，在相关手续尚未办妥的情况下就将贷款一次性发放出去；此外，信贷管理的基础工作也没有做到位，贷款档案严重短缺，不仅使银行的资产保全工作丧失了时机，同时也给银行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设置了障碍。
贷款资金趋向长期化。由下表可见，近年来我国银行短期贷款逐年减少，而中长期贷款占比则逐年增加。这将导致银行资产的流动性降低，信贷资金周转速度减慢，同时，贷款资金集中化也使得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更加突出，对经济平衡发展带来负面效应。虽然长期贷款可暂缓风险的到来，但却增加了潜在风险。加之我国信用环境不完善，企业信用评级的波动概率很高，贷款期限过长，无疑将会增大银行的信贷风险，一旦累积的信贷风险暴露出来，势必会造成严重的信贷损失，对银行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银行内控机制存在问题。首先，银行管理者贷款决策过程缺乏制约，行政化色彩浓厚，“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其次，银行内部控制还存在空白点，比如很多银行都拥有额度较大的抵债资产，但还未制定抵债资产管理制度等；此外，银行多层次的组织架构导致银行市场反应迟钝，影响了全行统一的风险控制和风险-收益的匹配，导致经营效益低下，不良资产大增。
信贷员综合素质不高。在我国商业银行中，信贷员对贷款的发放享有表决权，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信贷员工作的风险与回报难以平衡，致使这一职位流动率颇高，很多高学历的毕业生不愿从事这一工作，间接造成信贷人员素质低下，尤其是懂经济、计量、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严重匮乏，抵押物估价过高、决策失误以及以贷谋私等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信贷损失。
借款企业的原因
企业体制不健全是银行信贷风险产生的主要根源。产权制度不完善、利益约束机制不对称，使得银行在信贷活动中处于被动状态，信贷配给、投资饥渴症、企业行为短期化等问题接踵而至。转轨时期，大批企业亏损甚至倒闭，很多银行贷款化为虚有。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为支持国家保持社会稳定的政策，往往还得发放大量政策性贷款，诸多风险因素降低了银行信贷风险的可控性。
在体制转轨期，伴随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不少濒临危机、无力还贷的企业借改制之机，逃废银行债务，悬空银行债权。即使有的企业具有还贷能力，但主观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诸如虚报利润额、非法转移资金、非正常压价出售财产等也层出不穷，给银行信贷资金造成巨大损失，加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对于申请正常破产的企业，银行的第一索赔权得不到应有保护的情况也十分常见。目前我国贷款违约案件普遍存在调查取证难、结案审判难、强制执行难的三“难”问题，加上诉讼费用高昂，令有些银行不愿诉诸法律，从而大大降低了法律效力，使得失信行为的法律解决机制大大弱化。
企业为获取贷款，不择手段，导致了寻租行为的出现，这些年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一些银行高级官员被拉下水，成为设租的源头，为一些不合条件的贷款开路，而这些贷款十有八九成为不良贷款，这种现象不仅对银行信贷业务的规范化设置了障碍，而且动摇了社会的信用基础，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的形象，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外部环境的原因
社会信用环境缺失。据郑州市企调队对该市107家企业调查，发现企业信用缺乏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107家企业参加资信评估的占53.3％，其中没有达到A级的企业占51.5％，AAA级企业只占18.7％。还有近1/2的企业资信观念淡薄，不愿接受评估。银行业是由信用支撑的行业，社会诚信体系不单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生命线，而且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基本保障。然而由于我国当前经济正处于转轨时期，产权制度改革尚在进行之中，加上法制不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没有建立，社会上坑蒙拐骗、欠债不还、金融欺诈的失信现象时有发生。如果信用缺失者的行为得不到处罚，就会使恪守信用者产生信用缺失“有利、有理”的认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整。银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敢轻易发放贷款，“惜贷”现象一度盛行，同时也导致信贷风险呈现集中化趋势。若任由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最终整个经济领域的公信力将会丧失，信用缺失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成为危害社会经济发展的壁垒，给银行带来的只会是信贷风险的剧增。
法制不健全。虽然目前我国已陆续出台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破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但仍有一系列与信贷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信托法》、《政策性银行法》、《社会保障法》等尚未出台，而且出台的这些法律本身内容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有些甚至与国家政策相悖，致使银行在债权保全工作上障碍重重。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我国国有企业的破产过程对债权人保护不够，债权银行一般只能回收其3%-15%的债权。1998年全国法院受理的经济纠纷和债权债务民事纠纷案件为289万件，约占法院全部受理案件的5%，其中，判决未执行的案件数量达53万件，1999年1-5月份，又激增至85万件，未执行的标的数量达2534亿元。“起诉不受理，受理不开庭，开庭不宣判，宣判不执行，执行不见效”这句顺口溜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由于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债权债务纠纷问题，常常会“赔了夫人又折兵”，故银行一般不愿采用这种途径。如此一来，不但加大了银行潜在的信贷风险，更加剧了社会信用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金融市场发育迟缓且不规范，使得信贷风险的产生成为必然。一方面，企业融资渠道狭窄，在直接融资有限的情况下，只好转向银行贷款；另一方面，居民投资无门，大量资金以存款储蓄形式涌入银行。对借款人的软债权和对存款人的硬债务，使得银行成为信贷风险的聚集地，在当前我国信贷衍生工具较为匮乏的条件下，银行只好被动地接受风险。另外，利率自由化进程的加快也可能会使商业银行资产质量进一步下降。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低、不良贷款比率高问题十分突出。在利率放开以后，银行间竞争将趋向白热化，为吸引资金流入，商业银行将不得不提高存款利
『陆』 谁有银监会面试历年真题发出来看看哈
一·2016国家公务员考试面试真题：银监会(江西银监局 2月28日)
(5个考官，念题，20分钟)
1.自我介绍。
2.中国官方雾霾的检测量与美国大使馆不同，你怎么看?
3.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趋同，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你怎么看?
4.领导要你做一个对辖区内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调查，你不太熟悉情况，将如何开展工作?
5.how to be a team player?
二·2016国家公务员考试面试真题：银监会(计算机岗 2月28日)
1.自我介绍，三分钟左右。
2.随着技术发展出现了新型社交工具，微信，有人认为好，有人认为淡化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你怎么看?
3.假如你是银监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一名老大爷去上访，以为你是信访办的工作人员，抓着你不放，你怎么办 ?
4.尽可能多的说一些你认识的网络设备，并说说他们的作用。
5.简述软件工程，概要设计阶段的主要任务。
6.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should to do at the same time你会怎么做?
三·2016国家公务员考试面试真题：银监会(计算机岗 2月28日)
1.自我介绍(包括学校、年龄、专业、工作经历、学习科研成果)
2.一名中风的老人的儿子要去银行替老人取钱，但银行工作人员说不行，要老人亲自来取，老人的儿子最终用轮椅推着老人来，最后老人猝死在银行，引起了社会舆论，你怎么看?
3.你单位的一位同事突然辞职，没有工作交接，领导让你去接手，但是任务重，且和你的工作区别很大，你怎么办。
4.依法治国是国家的打政方针，你认为如何在社会上树立起法治的权威。
5.银行和股份有限公司在设计上的区别。
6.英语：说一下难忘的经历?
四·2016国家公务员考试面试真题：银监会(财会岗 2月28日)
1.自我介绍，三分钟，包括学校、年龄、专业、工作经历、学习科研成果等。
2.一名中风的老人的儿子要去银行替老人取钱，但银行工作人员说不行，要老人亲自来取，老人的儿子最终用轮椅推着老人来，最后老人猝死在银行，引起了社会舆论，你怎么看?
3.你的一位同事突然辞职，领导把他的工作交给你，但是任务重，且和你的工作区别很大，你怎么办?
4.宝能收购万科，从双方管理层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谈谈你的看法?
5.谈谈会计和审计的联系和区别。
6.英语：谈谈你的实践经历。
五·2016国家公务员考试面试真题：银监会(安徽银监局 2月28日)
1.自我介绍(姓名、年龄、学校、专业、科研成果)
2.北京雾霾天气频发，美国大使馆与北京环保部门监测数据不同，引发热议，你怎么看。
3.进入工作单位，领导让你对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形成调查报告，但你对业务不熟悉，请问你怎么办?
4.央行取消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上限，利率市场化从理论付诸实践，请问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有什么影响?
5.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意义，要素，原则。
6.(英语)商业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
六·2017年国考银监会面试真题及答题要点：
【题目】近来频发的电信诈骗案件，不仅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甚至造成了一些家破人亡的悲剧。对此，你怎么看?
【答题要点】
1.观点。电信诈骗案折射出个人信息安全隐忧，给整个社会带来诸多的危害。因此，对于这种现象，政府应该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2.电信诈骗案频发带来的危害。(1)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2)影响社会的稳定;(3)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
3.电信诈骗产生的原因。(1)舆论宣传不足。宣传中存在时效性差、覆盖不广泛等问题，造成群众防范意识不足;(2)法律不完善。不仅违法成本过低，而且相关部门问责机制不够健全;(3)电信运营商缺乏保障安全的责任意识。对于技术没有进行及时研究，找出安全漏洞。
4.解决电信诈骗具体做法。(1)完善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及建立部门问责机制。提高网络安全违法成本、对于没有尽责的部门，要采取追究责任制，倒逼政府尽职尽责;(2)电信运营商增强责任意识。加大技术研发的力度，解决网络安全中存在的漏洞;(3)加强舆论宣传。借助媒体平台、社区力量宣传电信诈骗防范常识，增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题目】当前政府正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你怎么看?
【答题要点】
1.观点。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可以看出政府转变职能的决心，具有积极的意义，是值得点赞的。
2.简政放权的意义。(1)降低了群众的办事难度，减少"踢皮球"的现象发生;(2)激发市场的活力;(3)有利于政府组织结构的优化，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权利寻租的现象发生。
3.推进简政放权的建议。(1)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改革;(2)减少行政审批程序，并注重配套制度的创新;(3)政府做到"放"与"管"相结合。
【题目】有人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有人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你怎么看?
【答题要点】
1.观点。两者并不矛盾，前者说是做事要注重细节，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后者说是做大事要有眼界，掌握全局不拘泥与细节，更体现在决策上。因此在做事上我们既要有大局意识也要有细致严谨的态度。
2.分析道理的重要性。(1)生活中注重细节，有利于培养严谨、细致、考虑问题全面的工作作风。俗话说，"乾坤之大，鉴于微小"，只有做事注重细节，才能成就大事;(2)做大事不拘于细节，有利于我们抓大放小，把握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方向，有更好的精力完成工作。
3.结合未来工作谈做法。(1)充分发挥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对于工作中的每一项任务都细化到每一个环节、每一步，力争零失误;(2)工作中待人接物不拘泥于小事。不被小事所约束，避免自己做事畏首畏尾;(3)积极主动向领导学习。学习领导做事的方式方法、思考问题的角度，培养大局意识。
【题目】领导交给你和小张一项紧急任务，你们完成后领导只表扬了你，没有表扬小张，你怎么办?
【答题要点】
1.正确认识此事。(1)领导交给我和小张任务，是需要我们共同配合完成。如果没有明确分工，共同协作，工作也得不到领导的肯定;(2)领导表扬我，说明我们工作做的不错，并不是为了表扬我。
2.努力做好后期工作。(1)后续关注小张的情绪变化，积极主动和小张沟通，共同做好工作;(2)戒骄戒躁，更好的完成工作;(3)保证工作精细化。在汇报工作时，更加仔细，确保领导对工作全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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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如何从根本上遏制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
什么是寻租？
按照寻租理论的鼻祖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的定义和阐述，寻租是指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而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的活动。它包括“旨在通过引入政府干预或者终止它的干预而获利的活动”。
一些资料可以搜索网络，我写点自己的理解。
第一、寻租的能力其实是来自于垄断，政府是行政垄断、财团是资金技术垄断等。通过垄断阻止或允许。
第二、政府为什么会寻租。寻租和腐败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过度的寻租行为确实会增加腐败的机会。没个人都有立场，政府的主要立场是什么？它一、是要维持统治。二、要降低统治成本【这有两个方法，1、增强自身的力量。2、削弱被统治层的力量。这样政府也就有了寻租的需求】
第三、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寻租行为，因为只要有统治者只要有政府就一定有寻租行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只不过是财团寻租替代一部分政府寻租。在西方财团和政府一起够成统治力量。但如果是无政府的话一样会有统治者，而且会更加混乱。
第四、如何削弱政府的寻租行为。上面第二条第一点说了，政府之所以寻租是为了维持方便的统治。如果过度寻租的行为阻碍了统治，那么就能有效遏制寻租行为。比如从这30年以来中国政府确实在很多经济场合退了出来。行政审批也越来越少了。前几天不是又减少了么。
第五、当然这里指是理论上的、有于腐败和部门利益的存在，在局部在短时间内，会有反弹等。比如这几年以来的中国企业国进民退等。
第六、这要一、加强反腐败特别是底层人民的反腐败能力，二、打破部门利益，裁剪一部分机构，三、防止利益集团的过度索求、遏制大经济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四、遏制垄断经济体、不采用收购合并等方式，通过用行会联盟等方式整合力量。
参考资料【寻租行为、无政府主义、腐败、政府利益】
http://ke..com/view/2522166.htm
http://wenku..com/view/81dd49ef6294dd88d0d26b16.html
http://ke..com/view/111108.htm
http://ke..com/view/10458.htm
http://ke..com/view/354948.htm
『捌』 有关调查报告，重金悬赏！！！
改善投资环境，广东不能懈怠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全面实施“外向带动”战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优化广东投资软环境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有力地促进了全省投资环境的改善，综合竞争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吸引外资的规模、质量和水平逐步提高。1979年至2003年，全省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累计1405亿美元，占全国的28%。其中2003年达155.8亿美元，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但是，面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进一步形成，外商投资战略调整，长三角、环渤海等地区的迅速崛起，吸引外资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此，广东要做到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引资水平。
认清形势，树立信心，进一步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
追兵就是标兵，对手就是老师。面对机遇和挑战，要进一步正确判断当前广东的投资环境和吸引外资的总体形势，加大对省情的宣传力度，统一思想认识，既要克服盲目自大、安于现状的思想，又要摒弃妄自菲薄、悲观失望的情绪，增强忧患意识、机遇意识和紧迫感，树立信心，抓住机遇，鼓足干劲，继续努力，营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再次掀起广东招商引资工作的新高潮。
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吸收外资的整体合力
借鉴江苏等省市的经验，成立引资工作领导小组，由省领导任组长，成员包括省外经贸、发展改革、经贸、台办、工商、税务、以及海关、检验检疫等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定期召开吸收外资联席会议，对重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重点领域开放、重点项目的规划和组织对外招商，对吸收外资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予以协调和解决，更好地增强吸收外资的整体合力。要不断完善全省口岸工作的协调、督察、应急机制和相应的工作制度，加大对“大通关”的指导，加强各有关部门服务意识的培养，工作协调与配合，提高口岸综合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深化改革，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
把营造有利于创业、办事的政务环境，作为改善投资环境的重点来抓。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服务意识。进一步整治乱收费，认真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公开收费项目，方便群众监督，并进一步整合理顺路桥设施收费项目，加快推进全省范围用电“同网同价”，努力降低公用事业收费标准，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服务水平。要认真执行行政许可法，自觉依法办事，提高执法水平，不断完善法制环境。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形成“人人都是投资环境”的共识，自觉方便客商办事，努力为客商服务。对非限制类外商投资项目的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合同、章程，要做到合并审批，提高工作效率。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行政服务中心”的管理，使之名符其实。各地要进一步重视工业园区的配套设施建设，为外商和职工提供尽可能好的生产、生活便利，提供更切实的安全保障，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要由劳动部门牵头，协调解决外资企业“招工难”的问题。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加快建设广东省外商投资服务网站，构筑统一的服务平台，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效率。
三是加快广东“大通关”建设。推进通关作业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加快推进加工贸易企业与海关、外经贸等部门之间的联网监管和加工贸易监管的电子化，提高通关能力与通关速度。
加强宏观调控，着力解决用地、水电、用工问题
资源性问题的解决要依靠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土地、水电、劳力资源的短缺，严重影响投资环境，各地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在制定地区发展规划时，应着眼于远期目标和中、短期目标的结合。加强对土地合理利用的规划，加强对高新技术项目招商的引导；加大能源建设力度，加强环境保护，使区域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优良态势；各级劳动部门应充分利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优势，牵头做好组织招募劳动力工作，为外资企业排忧解难。
加强规划和指导，提高招商层次，改进招商的方式方法
首先要修订规划，提高招商档次。在积极引进港、澳、台投资的同时，重点开拓美、日、欧等发达国家资本市场，重点吸引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大项目、核心项目，大力吸引跨国公司来粤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和采购中心。加大服务贸易、农业开发领域吸收外资的力度。
其次是建设招商项目库，推动重点招商。设立项目库建设小组，规划和指导关键产业和核心项目的吸引外资工作，促进配套产业群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比如在珠三角地区，重点是推动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群进一步做强做大。广州市要围绕汽车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零部件配套项目建设。茂名、惠州、湛江围绕石化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推动中下游配套项目以及服务贸易领域项目的建设，尽快形成产业群。
三是健全投资促进体系，创新招商方式。各地成立专门的投资促进机构，构建由政府监管的社会化、市场化招商网络；建设海外招商工作站、办事处，探索有效的海外招商模式；加强网上招商工作，提高网上招商洽谈成效。
拓宽渠道，形成吸收外资新的增长点
用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的政策，尽快完善配套政策、产权交易市场和相关中介服务，推动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落实好《鼓励跨国公司在广东设立地区总部的管理办法》，吸引跨国公司到珠江三角洲设立地区总部，使珠三角地区逐步成为华南乃至东南亚地区的采购中心、信息中心、技术中心和服务中心；充分发挥各地园区招商引资的载体作用，按“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的原则，对各类园区进行适当引导，明确产业分工，使园区从综合园区向专业园区发展。注意总结办好南沙经济开发区、松山湖开发区、中山火炬开发区、大亚湾开发区等几个示范园区的经验，推动全省各地工业园区建设，发挥其在招商引资中的作用。重点吸引跨国公司和国际大财团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高新技术产业，设立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推动投资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制造结合技术开发型转变，提高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
扩大腹地，推进东西两翼和山区扩大吸收外资
根据珠三角地区目前土地、劳力资源制约压力逐渐加大和部分产业急需转移的情况，广东应不失时机地扩充接纳投资的腹地，推进东西两翼和广大山区扩大吸收外资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力口快山区发展的决定》，不断完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东西两翼和山区吸收外资的能力；制定相应鼓励政策，引导珠三角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向东西两翼和山区发展；针对东西两翼和山区的特点，开展专题招商引资和投资推介活动，充分发挥其在吸收外资方面的巨大潜力，从整体上提高全省吸收外资的规模；办好各类职业技术院校，大力加强对当地富余劳动力的培训，既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又引导其克服思想上的等、靠、要观念，为外资企业的进入提供尽可能高质素的劳动力。
充分利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机遇，促进广东与港澳区域合作上更高的水平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和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合作安排的实施，是广东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引资水平的大好机遇。要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加强粤港澳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多做具体工作，贵在抓好落实。主要是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多形式、多领域联合推介“大珠三角”，联合对外招商、开拓国际市场和开展跨国投资。要与港、澳相关机构建立合作机制，使联合招商制度规范化、制度化。更多地吸引港澳法律、会计、管理咨询、金融、旅游等服务业行业和专业人士进入广东省发展，提升广东省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水平。加强服务，着力推动高新技术行业在粤投资的港澳台企业增资扩产，设立研发中心，开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打造国际名牌，增强带动和辐射能力。
改善投资环境 促进增长与减贫
中华工商时报 2004-09-29 11:46:26
摘要：编者按：世界银行名为《改善投资环境，促使人人受益》的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28日发布，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和报告主要作者为本报独家撰写了署名文章。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
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主编华里克·史密斯
大多数国家都在努力提高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但中国、印度和乌干达的成就最为显著。中国在过去20年的增长速度是史无前例的，4亿人口得以摆脱贫困。印度自1970年以来平均增长速度提高了一倍以上，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乌干达从1993－2002年期间实现的增长率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增长速度的8倍，大幅度减少了贫困。
《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改善投资环境，促使人人受益》指出，主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取得的进展，投资环境指的是给予企业进行生产性投资，创造就业岗位和扩大生产规模的机会和激励。世行最近发布的《2005年全球经营环境报告》凸显了由于陈旧过时或设计不当的监管制度强加给企业的沉重负担。《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表明监管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列举出可供政府选择的改善投资环境的战略。
在追求利润的驱动下，各种类型的企业———从农户和微型企业主到本地制造业企业和跨国公司———都在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创造着增加收入所需要的大部分工作岗位。它们提供着提高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大部分物资和服务。它们缴纳着用于卫生、教育及其他服务的公共投资所需要的大部分税金。但是，这些贡献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环境的好坏。政府通过制造不合理的风险、成本和竞争障碍而对投资环境造成破坏，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政策性风险会影响商机和打击投资热情。报告援引对53个国家3万多个企业所做的调查说明，对于政府政策的内容和执行的不确定性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最关注的问题。宏观经济不稳定，监管的随意性，对产权缺乏保护，这些都增加了风险。在危地马拉，近90％的企业认为对监管规则的解释是无法预见的，在孟加拉，80％以上的企业对法院维护他们的产权缺乏信心。仅靠提高政策的可预见性一项就能使现有企业新增投资的机率提高30％。
政府还使企业背负上沉重的成本，致使许多潜在的投资项目无利可图。各国的企业都对税收怨声载道，但是税收往往并不是最大的负担。由于合同执行不力、基础设施不可靠、监管规定繁琐以及腐败犯罪所造成的成本能达到销售额的25％以上，换言之能超过企业正常纳税额的3倍。
竞争障碍会扼杀企业创新和提高生产率的热情，而这些是长期增长的关键。报告表明增加竞争压力能够把创新机率提高50％以上。然而，不合理的监管障碍普遍存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遏制企业反竞争行为仍然缺乏力度。
有些国家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进展更快，这不仅仅是资金问题：许多改进措施几乎不需要预算，而且加快增长会带来纳税收入的增加。这也是政府如何解决政策失误的深层根源的问题。他们需要遏制腐败和其他形式的寻租行为，因为这些行为会产生政策扭曲和抬高成本。他们需要培养政策的公信力，给企业以投资的信心。他们还需要培育公众的支持，使改革能够得以实行和持续，并保证他们的政策回应适合本国的实际。
这个议程是具有挑战性的，但并不要求一蹴而就。从最重要的制约着手，坚持不断做出改进，就能取得显著成果。中国从加强农村产权保障入手，然后推广到其他经济部门，尽管在基础设施和金融部门仍面临挑战，但在投资环境的大多数领域都在持续推进改革。印度首先是减少官僚程序和贸易限制，然后接着解决其他长期存在的问题。乌干达在投资环境的多个领域做出了改善，从贸易和税制改革到缩短企业注册所需时间。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对优先重点进行评估。但是坚持不懈，而不是力求完美，这才是关键。
随着人口增加，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应成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首要任务。国际社会也应提供更多的帮助。发达国家的贸易限制和其他市场扭曲现象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产生不良影响，减少这些限制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可观的收益，其价值相当于用于改善投资环境的外援资金总额的4倍多。不过援助也是需要的，援助的规模应扩大，效益应提高。
『玖』 如何抑制“寻租”行为
你可以通过创造财富或掠夺他人创造的财富而致富。非法掠夺他人的财富，叫做盗窃或者欺诈。而合法掠夺他人财富的行径，经济学家称之为寻租。 寻租有许多种形式。在欧洲最古老的交通要道莱茵河上，屹立在两边岩岸上的城堡，可以追溯到久远的时期那时候，顶着贵族头衔的强盗们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在贫穷国家，政治及商业生活的重点往往是寻租，而非创造财富。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 寻租造成了资源的诅咒这种怪现象。石油或矿业财富大多使人民的生活水准下降，因为它们把人们的才能和努力从创造财富转移到了寻租上。可悲的是，外国援助往往具有同样的效果。 寡头和官员的亲属可以通过从政府合同上拿回扣，或是侵占国家资产，来实现寻租。 但在比较发达的经济体，寻租有着更为复杂的形式。我们不是从军售中抽取10%的回扣，而是通过增发货币获得7%的利益。租金往往从消费者身上间接获取，而非直接取自政府：如阻止外国商品和新进入者竞争的保护措施，以及要求延长知识产权有效期的呼声。此外，在人员臃肿的政府部门领取过高的薪水，也是获取租金的一种形式。 凡是经济权力集中的地方，无论是政府、大型私人企业，还是由串通合作的公司组成的团体中，都会发现寻租行为。在私人领域，经济权力集中往往具有自我加强的特点。在美国的镀金时代，人们就已经普遍认识到这一问题。人们有理由担心，洛克菲勒(Rockefeller)、卡内基(Carnegie)和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等新巨富家族可能利用自身的财力，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权力，把市场和民主踩在脚下。如今的俄罗斯又成了这方面的例证。 但美国已出现了新一代寻租者。现代的头等舱候机室和公司商务飞机，就相当于古代莱茵河两岸的城堡。它们的使用者是投资银行家和企业高管。 抑制寻租行为，要求分散经济权力。相关策略包括：限制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限制经济权力集中于大型企业的现象；时刻警惕政府与产业界之间的界线；外部监督与内部规范相结合，限制大型机构中贪婪者在公司牟取私利的能力。热切追逐这些利益，是竞争性市场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区别，而且是一个重大区别。 私有化和打破法定垄断，减少了有组织的公共雇主群体的寻租行为。但是，在商界和金融界，企业的法人寻租活动和高管的个人寻租活动都明显增多。 从国会游说活动增多，布鲁塞尔餐馆林立，医药、传媒、国防装备和金融服务等行业的结构，以及高管薪酬飞涨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寻租活动的后果。 创新有赖于新鲜血液的加入，因此，抵制经济权力集中十分必要。必须将亲企业与亲市场的立场区别开来。柏林墙倒塌后的二十年里，这种区别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拾』 从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角度分析我国金融发展中的问题
一、相关金融发展理论中对政府行为的不同认识
早期的金融抑制论强调，经济中的协调问题应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加以解决，货币金融政策应以减少政府对金融部门干预，发挥市场机制在决定均衡利率、汇率以及调配资源等方面的作用为核心。政府的职能仅在于公共品的供给及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不应该直接干预金融发展，否则，金融抑制必然扭曲价格机制，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金融约束论则类似于“国家推动发展论”，这种理论的实质是一种政府对金融发展的选择性干预行为，政府通过存款监管、市场准入限制和稳定的宏观政策等一整套经济金融政策使银行部门因“特许权价值”而获得租金。政策上，金融约束论更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作用，认为选择性的政府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发展。
对比两种观点，争论之处仅在于市场和政府作用的范围。两种理论都把市场和政府看作是一种相互替代的组织，只不过金融抑制论认为，政府只能替代市场很小的一部分，而金融约束论则强调，政府能在较大程度上替代市场。由于金融约束论契合了我国政府金融干预的实际和我国历史上金融抑制的固有传统，一直为我国所推崇。
金融市场虽然在动员和分配资金以及分散风险上效率很高，但是，金融系统的运行有其特殊性，金融市场上存在着形式多样的市场失灵而具有不稳定性，因此，政府对金融发展一定的干预是必要的，放任金融市场的自由竞争不但不能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反而使金融市场更为混乱和动荡。出于对政府作用认识的发展，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不少国家为了消除金融抑制而推行了金融约束的过渡政策。
但是在金融约束政策实践中，政府管制行为扭曲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政府行为往往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政府一方面作为金融机构的所有者希望通过控制金融资源可以产生巨额收益，另一方面作为整个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又希望经济可以快速健康的发展，双重角色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金融约束往往蜕变为金融干预，严格的金融约束与金融抑制政策中政府的行为特征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金融约束政策导致了国有金融垄断的格局，金融发展的作用被弱化，而强势政府对增长的作用明显。为了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获得巨大的货币化收益，对处于垄断地位的金融体系进行控制便成了政府自然而然的选择。因此，改革初期，政府一方面主动推动金融产权形式的扩展，表现为金融机构的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政府能够有效地控制金融安排与活动并获取收益。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货币市场本性的回归程度提高，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差距变小，这也就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之间替换的根本逻辑。
政府行为难以避免地存在自利性、任意性、机会主义和不完全能力等问题，政府行为往往失当，需要进行合理规范。所以，如何做到既要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又要避免政府不顾其信息能力，过多地干预经济，是一个需要慎重选择的问题。
二、我国金融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特征及其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经常利用金融体系来追逐发展目标。宏观经济政策客观上要求国家对金融业进行垄断经营和全面控制，以便能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社会资源。这种金融制度安排主要是把政府可控制的金融资源的数量放在首位，而把金融体系的效率和安全放在次要位置。我国金融发展由政府主导，政府控制金融体系、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成为我国政府干预金融发展的主要内容，也导致我国金融系统的发展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第一，我国市场高额的“交易成本”主要存在于金融服务中。在我国，交易成本很高，主要体现在政府、会计、法律、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的服务方面。我国较高的金融增长，实际上是由于国有经济部门更多地依赖于从银行部门借入资金所导致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府对金融控制关系扭曲的结果。这必然导致社会资金配置效率下降，低效资金占用增加，进而导致金融体系不良资产增加和经济运行成本的提高。
第二，我国金融发展的效率不高。国有金融制度安排是我国金融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的特征，金融部门的市场化程度远低于所有其他非金融部门：在改革深化过程中，所有其他部门中计划的作用越来越小，但政府对国有金融机构的控制却一直在加强。政府对贷款利率的管制及数量配额助长了企业的寻租行为，并刺激企业追求外延式发展战略。同时，政府直接介入银行经营，也使银行和企业的预算约束无法彻底硬化。
第三，金融发展并没有带来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有效发挥，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严重脱节。周业安等（2007）通过研究发现，由于我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严重干预，金融发展在政府行为的主导下反而阻碍了经济增长。这一异常关系的出现说明，我国转型时期并没有实现最有效的增长路径。
形成这种局面的深层原因仍在于金融制度演进的缓慢，在于我国金融发展的政府需求性，即金融发展的量性扩张并不是真正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基于政府利益和改革成本补偿的需要。国有金融制度安排在配置资源、风险管理等方面内在的缺陷也同时决定了我国金融发展得越快，资源配置的扭曲就越严重，国民经济中效率较高的部门面临的资金资源约束就越严重，金融风险积聚的问题就越突出。在我国这种政府主导的转型经济中，政府不但对金融市场的管制非常严格，而且直接通过国有金融机构介入金融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即使这种干预是市场保护型的，仍然可能挤出私人投资，弱化民间激励，从而对经济增长带来副作用。
另外，在我国，政府金融干预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明显不足，尤其在促进国家支柱产业的建设和维持银行系统的稳定性方面效果欠佳。作为中央银行的人民银行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独立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容易受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
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政府的信息能力己经相对削弱。这就决定了政府在金融深化中的行为取向应随着金融深化的演进而相机调整，逐步让位于市场，放宽干预的范围和力度。
但在我国目前有一个危险的倾向，即政府不是放松管制，发挥市场优势，而是依然试图利用行政手段加强对金融的控制，阻碍了我国金融业的发展。
三、规范政府的金融干预行为要从制度安排入手
西方金融发展理论对制度因素的作用过于轻视了，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国内的类似研究上。金融发展理论对政府角色的处理实际上是一种非制度的观点，但如果不把政府当作一种制度安排，就很难真正把握政府作用的本质，也就不能给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效帮助。从制度的视角来看，金融发展就是金融制度演进的过程。随着宏观和微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有必要对以金融约束为基础的金融制度进行改革，弱化金融约束的强度和广度，使限制性金融制度向更自由、更开放、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制度发展。
新制度学派认为，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需要政府一定程度的介入和干预，但政府干预能否成功取决于精心设计的制度安排。新制度学派认为金融市场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在不同政府的作用下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通过政府的作用，在市场中确立了一种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金融抑制未必就一定会产生阻碍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样，如果政府缺乏科学的干预并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金融自由化也未必能带来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同样意味着政府作用的失败。
我国实行的是政府直接干预下的关系型融资体制，这种制度会带来非生产性的资源浪费，导致银行不良债权的上升。金融发展不应仅仅只是金融资产不断积累和丰富的过程，更应该是建立合理的制度，实现金融资源合理配置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