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风肃纪金融机构

① 急求一篇企业职工给领导的一封廉洁信

论加强党的建设、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坚决反对腐败。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好；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牢；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性质，实践党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腐败是党之大敌、国之大敌、民之大敌。党风的好坏关系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党的执政地位，既为我们党提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又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党风政风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要在巩固廉洁自律有关专项治理成果的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向领导干部送钱、跑官要官的歪风，领导干部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微观经济活动中谋取私利的问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问题，少数党员干部参与赌博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严加整治。认真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围绕监督的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制定相关规定和配套措施，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加大巡视工作力度，重视巡视成果运用，增强巡视效果。
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贯彻从严治党方针的重要体现，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手段。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要增强查办案件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工作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重点查处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问题，特别是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件，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对顶风作案的要依纪依法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继续加大纠风工作力度，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那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既直接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引发民愤民怨，也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加强监督检查，坚决予以纠正。对损害群众利益导致的恶性事件要严肃查处，对措施不得力、不良风气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地方要追究领导责任。坚持纠建并举、寓纠于建，把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一套能用管用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要加大行政监察力度，增强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推动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围绕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加强执法监察，特别是要结合重庆实际加大对移民资金和移民工程质量管理的监督力度，加大安全执法监察和事故责任追究力度；进一步加强效能监察，促进行政机关转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保障和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提高为改革、发展服务的能力，必须提高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紧贴经济建设，紧贴改革开放，紧贴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和市场经济新领域，自觉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使反腐倡廉各项措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通过严格执纪执法、强化监督检查，及时解决在党风政风方面严重影响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不断优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环境，以严明的纪律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秩序的规范。始终把调动和保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作为重要职责，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保护改革者、支持创新者、查处违纪者、教育失误者，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和保护党员干部投身于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
提高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强化监督，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纪检监察机关要针对当前的监督现状，进一步提高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既要增强敢于监督的勇气，又要注重善于监督的方法，进一步拓宽监督的思路和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切实履行党内监督的职责。重点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切实加强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切实加强对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切实加强对党的群众路线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和派驻、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纪律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形成监督的合力。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保障人民群众的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等权利，建立举报激励机制，鼓励实名举报。提高依法执纪、依法办案的能力。坚持依法执纪、依法办案，是贯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必然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学习党章和其他党纪政纪规定，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和纪律意识，把依纪依法的要求贯穿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各个方面。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明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深入研究和把握办案规律，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正确运用纪律和法律手段，创新办案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突破大案要案的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障被审查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综合考虑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其他执纪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加强垂直管理部门的纪检监察机构与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健全大案要案协查机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各自职责。建立健全查办案件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严格办案程序和要求，建立执纪办案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执纪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严格依纪依法履行职责。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入开展反腐倡廉，要求各级纪检机关进一步提高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能力。要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提供组织保证。针对反腐倡廉的全局性、倾向性问题，深入研究，通盘谋划，提出对策和建议，并协助党委抓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落实。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好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失职行为，依据有关规定严格追究责任。进一步规范组织协调的内容和程序，推进组织协调工作制度化。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联系，妥善处理与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形成全党全社会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良好局面
参考资料：http://www.bgy.net.cn/archiver/?tid-13.html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段的先锋队，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反对腐败，保持廉洁是其一贯主张和应尽天职。在7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开展了同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的坚决斗争，并在长期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回顾党反腐败的历史。总结党反腐败的经验教训，对推进当前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纵观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我们党执政以前的反腐败斗争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虽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建立了政权，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总的来说，还处在被压迫，被围剿的无权状态，不具备权钱交易大规模发生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我们党在主观上注重从严治党，坚持反对腐败，所以腐败现象并不严重，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风即是这方面的范例。（2）注重法规建设，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8月4日，又发布了我党最早的有关反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领导廉洁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艰苦朴素，为政清廉，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2、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和和平建设的环境，一方面为我们党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便于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强反腐败法规建设。195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决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物的规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这一专项惩贪法规在以后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2）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下半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3）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3、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倡廉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党整风，这一时期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2）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
（3）建立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制度。1958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出现了干部下放劳动的热潮，密切了干群关系，但也开始出现形式主义和极端化的做法，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们党是重视反腐败斗争的，并把反腐败斗争做为一件大事来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但由于缺乏经验，仍然简单沿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的老路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识和处理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因而存在反腐败扩大化的倾向。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来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显的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愿望。毛泽东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其基本失误是：（1）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估计过于严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穷，搞“穷廉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极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5、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反腐倡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从体制上堵塞腐败现象滋生的漏洞，因此，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对廉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2）完善反腐败立法，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是一部惩腐的专项法律。198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标志着我国肃贪法律的完善化。（3）实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条例和规定，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4）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82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集中打击和解决干部索贿受贿，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等问题，取得了较大成绩。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额内自首坦白的公告》，监察部也发出了《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这两个《通告》发出后也开展了一场专项反腐斗争。
（二）
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主要遵循的是这样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
第一、不再搞运动，但要发动群众造声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但在发动群众的方式问题上，毛泽东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等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
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努力把阶段性战役和长期斗争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性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后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第五，要把反腐败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结合起来，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效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倡廉的实践表明，在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行政权力，计划权力对资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开始时不完善，漏洞较多，这就使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名搞权钱交易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出后，可能诱发出一些新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如价格双轨制下出现“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审批部门出现的大量问题，以及金融、房地产、期货市场上的一些经济犯罪现象，表明腐败发生的热点部位和表现形式会随改革进程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时，要根据腐败现象的动态性特点，同时考虑廉政建设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对策，制止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权钱交易的现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重效果。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和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② 广发行侨兴窝案，银监会是怎么处罚的

广发银行违规担保案件监管立案调查和行政处罚工作已基本结束，银监会对整个涉案的银行业机构共处罚金逾20亿元，在广发银行百亿不良资产虚假出表、四处腾挪的窟窿曝光一年后，银监会对全部涉案银行业机构作出严肃处罚。这是一次银监会重拳整肃银行乱象、以重塑银行纪律的举措。

这些银行也都牵涉广发银行违规担保案。至此，广发银行违规担保案件监管立案调查和行政处罚工作已基本结束，银监会对整个涉案的银行业机构共处罚金逾20亿，创下历史纪录。

③ 这是什么钱

不算钱了，属于古董品。现在俗称为奢侈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中国古代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五次重大的演变：

1、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商朝以贝作为货币。在中国的汉字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商朝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铜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一次重大演变。随着人工铸币的大量使用，海贝这种自然货币便慢慢退出了中国的货币舞台。

2、由杂乱形状向统一形状的演变。从商朝铜币出现后到战国时期，我国的货币形状很多。战国时期不仅各国自铸货币，而且在一个诸侯国内的各个地区也都自铸货币。以赵国的铲币、齐国的刀币、秦国的圆形方孔钱、楚国的蚁鼻钱较著名。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货币的统一，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一次重大演变。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这种圆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

3、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演变。汉初，听任郡国自由铸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文帝时“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于是“盗铸如云而起”。这既造成了货币的混乱，又使富商大贾操纵铸币权，富比天子。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收回了郡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五铢钱成为当时唯一合法货币。从此确定了由中央政府对钱币铸造、发行的统一管理，这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一次重大演变。此后，历代铸币皆由中央直接经管。铸币权收归中央，对稳定各朝的政局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4、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如“半两”、“五铢”等等（二十四铢为一两）。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李渊决心改革币制，废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取“开辟新纪元”之意，统一铸造“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书重量，是我国古代货币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开元通宝”钱是我国最早的通宝钱。此后我国铜钱不再用钱文标重量，都以通宝、元宝相称，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通宝”。

5、金属货币向纸币“交子”的演变。北宋时，随着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额增加，北宋太宗时，年铸币八十万贯，以后逐渐增加。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大量地铸造铁钱。据《宋史》记载，当时四川所铸铁钱一贯就重达二十五斤八两。在四川买一匹罗（丝织品），要付一百三十斤重的铁钱。铁钱如此笨重不便，北宋创印的纸币“交子”就在四川地区应运而生。宋真宗时，在政府的许可下，由成都十六家富户共同经营。“交子”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金属货币向纸币的一次重要演变。“交子”不但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使在流通中要分割和鉴定成色的金属称量货币逐步不适应，而被金属铸币所取代。

从春秋时期进入金属铸币阶段到战国时期已确立布币，刀货，蚁鼻钱，环钱四大货币体系，下作简介。

1、中原地区即赵、韩、魏三国和周王室等地，主要流行布币。布币脱胎于青铜铲形农具“”和“布”同音假借。春秋时期的布币主要是空首布即有装柄的空心銎。而战国时期的布币主要是平首布，即相对“空首布”而言，已无装柄中空的銎，而形似铲状铜片，布币形制大致分平肩，耸肩，圆肩和方足，尖足，圆足等类别，最一般由平肩平底布或平肩方足向耸肩尖足布，圆肩圆足布演化，地区后扩展到楚国和燕国等地。

2、东方的齐国和北方的燕国主要使用刀币。刀币分“燕明刀”和“齐刀化”二大类型。刀币形状取象于山戎、北狄等北方游牧民族渔猎用的刀类工具。由于齐刀面有“化”字文而称“刀化”。刀货形状刀背分弧背、折背、直背，刀首有平首，尖首之分，也是我国早期一种青铜铸币。

3、西北方的秦国独用环币，其形制取象于纺轮或玉壁演化而来。环币分圆形圆孔和方孔两种。战国时期即较早铸行的是圆形圆孔，后秦惠文王，秦始皇铸圆形方孔“半两”钱。圆形环钱是方孔钱的原始状态。

4、南方楚国铸币铜贝称蚁鼻钱，由贝币演化而来。铜贝钱文“”形似鬼脸，为“贝化”二字组合。蚁鼻喻小，意即小钱。楚国有文铜贝铸币俗称“鬼脸钱”、“蚁鼻钱”。楚国除蚁鼻钱外，还有黄金称量货币，是战国时期唯一以黄金为流通货币的国家。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四大货币体系分别由刀、铲、纺轮等劳动生产工具演化而来，由此可见当时各地征战、渔猎、制陶，纺织与贸易往来等经济生活地区特色与社会风貌。同时形成四大货币区也是诸候割据的产物。随经济与商品交易发展。各国货币互相流通，要求并相应促进币制出现统一与标准化趋势。

三、历朝纲钱沿革

纲钱指国家或地方政权法定发行的一类钱币。由一种纲钱的不同版别派生出“目钱”。纲举目张，构成钱币的统系。以纲钱为线索可了解货币沿革史；以目钱为线索可涉足古钱币鉴赏与考古。下文主要由历朝纲钱沿革解读古代相关的政治，经济与历史变幻。

纲钱体系从秦汉到明清可分二大阶段。第一阶段：秦汉与隋唐以铜铸币为主，是以秦“半两钱”和汉“五铢钱”为主干铢两体系阶段。第二阶段唐宋到明清除了铸币出现年号，宝文体系有别于前铢两体系外，还出现纸币与银本位体系，下分叙。

（一）秦汉“半两钱”

秦统一六国后，政治统一要求经济统一作基础，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在统一文字，度量衡同时，也统一了货币。规定以“黄金”为上币，以镒（20两）为单位，以圆形方孔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钱文“半两”与实重相符，这种方孔圆钱从此成为中国货币的主要形式一直沿用二千多年。为何取这种形制呢?主要是环形便于携带，而方孔穿绳索铜钱不易旋转，可防磨损。也有人认为这种形制表达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秦朝方孔圆钱是世界上最早由政府法定的货币。

鉴别战国和秦朝的“半两钱”可从书法入手。战国币钱文“半两”为大篆：而秦朝币钱文“半两”为小篆。相传秦币由宰相李斯所书。大概受此影响，秦朝之后的钱文大都出自达官贵人或书法名家之手。宋朝还出现皇帝御书钱。中国古钱币与西方货币的区别之一是中国古钱版面以钱文为主，流通币极少有图案为主的，而西方货币则以动植物，人象等图案为主。古钱上的书法艺术为另一话题当别论。

据说秦始皇为防备百姓造反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金人。这势必影响铜钱的铸量。因铜价极高，货币流通量不足，故秦半两钱价值很高。汉初发生“秦钱重（价高）难用”问题。汉承秦制沿用半两钱，但刘邦当皇帝时国家很穷，改铸了许多小钱，先后出现“榆荚半两八铢半两，四铢半两等。一两为二十四铢，因对秦半两大幅减重，“半两”名实不符。尤其是一种小半两，形似榆树果实而称“榆荚半两”重不足1克，直径不足1厘米。汉还允民间私铸与郡国铸币，引起币制紊乱与通货膨胀，至汉武帝大改币制。

（二）汉“五铢钱”与沿革

1、汉武帝首创“五铢钱”。

汉武帝即位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急需开辟财源。同时郡国自由铸钱，造成币制混乱，物价上涨，威胁中央财政。于是汉武帝公元前118年下令废除汉初郡国制币权，改由中央统一铸币。设“上林三官”即钟官（掌铸钱）、辨铜（掌原料）、均输（掌制范），组成中央铸币机构负责铸造五铢钱，也称上林钱和三官钱。五铢钱质量高，改变了货币混乱现象，有利于中央集权和经济发展。从汉武帝起历西汉，新莽，东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共七百多年。五铢长期为历朝法定货币。因五铁钱轻重合宜，中国以“五铢”为主要形制的方孔圆钱还影响日本、安南、朝鲜等国。而泰国现在的货币单位仍称“铢”与此不无关系。

2、新莽币制大乱与铸钱精品问世。

西汉晚期，王莽建新朝，托古改制，滥发货币。如：“大泉五十”是王莽上台后为解决经济危机而铸行的一种大钱。“泉”是“钱”字的借用。王莽相信纬学说，在他夺取刘姓天下后，为讳忌“刘”字，刘字由卯、金、刀三字组成，故钱文中不用“金”字而用“泉”。一枚“大泉五十”重量只及西汉五铢钱重量的二个半，却要当五十个五铢钱用。意味着每发行一枚大钱就要从百姓手中夺走四十七个半五铢钱财富，这必然引起人民不满，于是民间仍用五铢钱交易。为此王莽以重刑酷法规定：凡敢私藏五铢钱者将作为犯人充军戊边。由币制混乱可见王莽统治不得人心，必垮无疑。此外还有一种大钱名“刀平五千”即一枚大钱当五千个五铢钱。如此大额钱币必有人冒死伪造。为防盗铸私钱，除颁行刑法重治外，另创造了一种新币形，即把古代刀币和圆钱结合，创造出世界上第一枚双色金属钱币。为防假私铸而使“大泉五十”、“刀平五千”等官行币“做工精绝”，这一扭曲风情也令后人千年叹息。

东汉恢复西汉以来的五铢钱制度，到东汉末年，董卓进京毁五铢钱，更铸小钱，引起通货膨胀，货币制度再陷混乱。

3、“六朝五铢”劣钱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分裂时期，战争频繁，政局动荡，社会经济遭破坏，史称此时“钱法大坏”。为了省铜，五铢钱越做越小，有“鹅眼”、“鸡目”之称，更有剪凿边圈，称剪边五铢，一枚钱改二枚，面额却大，百当千用。钱币界把这一时期五铢钱统称为“六朝五铢”。六朝即建都南京的三国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六个朝代。这一时期五铢钱除铸造粗劣且钱文革率、笔画不全。有将“五铢”写成“五金”者，也有写成反文“铢五”的。但期间五铢钱也有个别例外的，如北魏“太和五铢”，“永安五铢”，史称“重如其文”，质量上乘，不仅使人想到北魏孝文帝的一系列成功改革。

4、隋朝“五铢钱”与传闻。

隋代隋文帝铸造“开皇五铢”结束了汉末以来三百多年钱制庞杂局面，这也是最后一个使用五铢钱的朝代。隋炀帝暴政，有人辩认隋“五铢钱”五铢的“五”即“X”字左边加竖|为“|X”，放倒后似为“凶”字。于是有人说是隋的凶兆，预示其灭亡为时不远了。故隋朝“五铢钱”较好辩认。其实这种写法北魏也曾有过，这不过是老百姓借此诅咒隋暴政而已。

（三）唐朝起方孔圆钱由铢两体系转变为以“文”为单位的年号、宝文体系，沿革两宋至清，这是货币发展的第二阶段。

1、唐高祖首创“宝文”“年号钱”

唐代是一个经济文化都发达的强盛朝代。据考唐高祖武德年间621年铸行“开元通宝”钱，结束了秦汉以来以重量铢两定名的钱币体系，而开创了唐宋以后以“文”为单位的年号，宝文体系铜铸币。“开元”有创始，首创之意，“通宝”即流通的宝货。其在重量单位上有大突破，古代衡法二十四铢为一两。“开元通宝”开创十进位制，每枚重二铢四为一文钱，积十文钱重一两，即十钱一两“以钱代铢”。开元通宝在唐代铸行二百多年而使币制长期稳定。唐以“文”计数，以钱两为重量单位的宝文钱体系沿袭到清朝历时千年。另相传唐高祖铸行的“开元通宝”由初唐书法大家欧阳间所书的增文采，被誉书法币。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为对付财政困难、铸造大钱，称“乾元重宝”。这是最早称“重宝”的钱，一文重宝当开元钱十文，引起通货贬值，物价飞涨，盗铸严重，人心不安。至晚唐唐武宗废佛，取佛铜大量铸“会昌开元”钱，使延续了半个世纪的通货紧缩现象才有所缓和。“乾元”，“会昌”均为纪年。

五代十国是军阀割据混战分裂时期，由于政权林立，货币五花八门，是一个货币混乱时期。币材除铜外还有锡、铁等。大额钱币当十当百，甚至当千当万流行。钱制的混乱复杂反映出割据战乱带来的经济恶化。

综上所述，铜铸币方孔圆钱从铢两体系转变为年号，宝文体系为货币发展一大转折时期。

（四）两宋到明清除铜铸币外，还产生了纸币与银本体系为货币发展的又一转折时期。

1、两宋“年号钱”、“御书币”与“纸币”

两宋的铜铸币以采用年号为显著特点。据考证年号首创于汉武帝，而“年号钱”始于十六国时四川成都李寿的“汉兴钱”。最后一枚年号钱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铸行的“洪宪元年，当十铜元。”此钱随袁世凯垮台，存在不到四个月。“年号钱”因铸有年号，标明铸造时间，使人在考证古币年代时可一目了然，这在钱币形式发展上是一个进步。历朝年号钱中宋、明、清三朝的钱币最容易收集。

另外，历代书法中要数宋朝见著。相传宋神宗元丰年间所铸元丰钱有篆、隶、楷、草四种书体，其中苏东坡手笔的隶书钱文沉着、豪迈，被称“东坡元丰”。宋哲宗年间司马光和苏东坡用篆、行两种书法写过对文钱“元裕通宝“。使宋朝流行书币币对文钱。擅长书法的皇帝耐不住寂寞，也往往在钱文上一展身手。由皇帝书写的“御书钱”，据考证第一人为宋太宗赵炅，而历代皇帝中书法成就最高为宋徽宗赵佶。他治国安邦无能，“靖康之耻”与儿子钦宗一起被掳为金兵俘虏。但对琴棋书画情有独钟，尤其是书法“瘦金体”铁画银钩，别具一功。宋朝书法币见著与皇帝身体力行推崇不无关系，尤其是年号御书钱流行。此钱文风到明朝有变。明代中叶开始钱文都出自匠人之手，字体呆板，不讲布局结构，谈不到书法艺术了。

两宋时期铸币铜铁钱并行，因铜器比铜币值钱，有毁钱铸器现象，少见铜钱而出现铁钱。另外随经济重心南移，货币流通扩大，两宋产生的纸币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这纸币是一种象征性货币，它是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与造纸和印刷技术的进步也有关。北宋的纸币主要有交子，南宋有会子、关子。交子、会子都是当时对票据、证券、况换券类的俗称。而币值是否稳定成为经济财政局势的晴雨表。

辽、宋、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与汉族交往中受中原经济文化影响，除了使用唐宋所铸铜币外，也发行过民族文字与汉文类铜铸币。

2、元代币制以纸币为主

元代曾铸行过少量铜钱，但货币主要流通纸币。这在中国古代是较突出的。元代的纸币称为钞。原钞本不许挪用，纸钞发行量有严格限制。但元末政治腐败，皇室奢侈，军费开支浩大，财政入不敷出，政府只好靠滥发纸币来弥补，引起物价飞涨。加上黄河改道泛滥，天灾人祸，故称“开河变钞祸根源”，可见滥发纸币与元朝灭亡很有关系。

3、明朝由纸币政策转以银为主，以钱为辅的体系。

发行纸币在货币史上虽是一个进步，但历代统治者无不利用它来剥削，掠夺人民而使纸币纸策崩溃。如明朝初朱元璋就推行纸币政策，发行“大明宝钞”与铜钱并用。但大明宝钞不定发行限额，也没准备金，很快就导致通货膨胀，故明中叶嘉靖年后，宝钞已不能通行，民间主要用白银和铜钱。如明朝“班匠”以银代役、雇工工资，富豪积家产等都主要用银量了。银量被铸为一定标准的银锭从元朝开始，从元朝至元年间开始，银锭自名“元宝”，这是中国称银锭为“元宝”的开始。同时民间流行铜制钱，质材由青铜转黄铜，铸行以年号为号的通宝钱。

4、清朝铜钱，纸币和机制币

清代铜钱沿用明朝的制度，主要铸行小平钱。清代铜钱中以咸丰钱最为复杂，钱文有通宝、重宝和元宝之分，面值不同，钱局不同。清朝民间商务大数用银，小钱用钱，钱、银并行。

清初一百年以银锭为主币，征税一两以上必须收银，清朝各州县每年分夏，秋两季征收田赋，完粮必须是足银。因中央不铸造统一流通银两，民间使用的银子未必是足银，各地银锭形式、成色、平码不同，因此每逢纳税前由银匠和银铺将民间散银熔铸成足银上当。一些银匠勾结吏役趁机在银两成色，分量上苛剥百姓，造成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

清朝后期银锭开始向银元转化。明朝中叶起，在对外贸易中外国商人用他们的银元购买中国丝、茶、瓷器等，使各种外国银元开始在中国流行。到清道光年间，从签不平等《南京条约》开始，赔款用的银元都是“洋钱”，当时中国本国还没银元。库存洋钱不足抵销数目剧增的对外赔款，于是迫使清末政府开始自己铸造银元。中国最早的机制洋式银元为光绪年间的“光绪元宝”，俗称“龙洋”，因银元背面一般铸有龙纹而得名。同时出现机制铜元，又称“铜板”。机制银币和铜元的出现对中国传统的银两货币和方孔圆形为主的铜钱制是一种巨大冲击。

清代发行的纸币品种复杂，有官钞和私钞之分，官钞即由官府金融机构发行，私钞由民间金融机构发行，纸钞又可分铜钱票（可兑换方孔铜钱）、铜元票（可兑换铜元）、银两票（可兑换白银）、银元票（可兑换银元）四种。发行纸币开始有库银准备金、钞本来凭证。

④ 关于机关单位正风肃纪的心得体会

要清廉呀

⑤ 邓论试题

计划经济体制(Planned [Command] Economy或Planning Economy)
【计划经济被废止的原因】
本观点内容全部摘抄自《金融学原理》，有稍微改动和整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都深刻地论证了自然经济的特征：①以生产条件公有为基础。②以生产者的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③公社的机构显示了有计划的分工。④公社成员所需要的各种生活用品仅仅是产品，不是商品。⑤完全的生产经济，基本没有交换经济。⑥劳动的自然形式是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形式。⑦在自然经济中，有时也有一定规模的协作和联合，但是这种协作和联合是以直接统治关系为基础，不是以参加者的利益为基础。
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早已被废止，但是对计划经济被废止的原因仍然值得研究。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但是大部分人没有深入理解这句话的含义。通过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的研究，我们发现，原来计划经济是一种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带有自然经济色彩的、落后的经济体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条件完全由国家或集体所有，即生产资料和土地完全归国家所有。土地是国家的土地，工厂是国家的工厂，银行是国家的银行，甚至个人本身也没有什么自主权，一切由国家安排，这种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和自然经济的所有制实现形式何其相似！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没有任何独立性，完全依附于政府和其所在单位。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个人对单位的依附，就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群一样。那时的生产和生活以个人尚未脱离人民公社和城市的企事业单位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我国成为一个个人单位化、单位行政化、生活政治化甚至军事化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自私自利的商品交换关系完全不存在，只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关系。任何个人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单位，就无法生活了。而且每一个人除了与自己单位的人们发生关系以外，很少与外界其他人有联系了。更重要的是，人在单位与单位之间很难流动，在城市之间、在地区之间的流动就更困难了，至于在国与国之间流动就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了。这和自然经济下的人对氏族公社的依赖性没有多大差别！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机构显示了有计划的社会分工。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典型的政企不分、政企合一的体制。社会分工十分细微，相当严密，但这种分工不是有市场交换自发形成，而是由政府机构的权威决定的。这和自然经济的分工确有相同之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关系是清清楚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与他人的关系是由该人在单位的行政地位所决定的，在那里，官阶大小明明白白，上下尊卑一目了然，每一个人收入的多少完全由级别决定，此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收入。所以，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纯粹的人与人的关系，一点也不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丝毫不被货币关系所迷惑。可见，计划经济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么具有自然经济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色彩！
计划经济基本上是生产经济，贸易处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在计划经济下，产品就是产品，不是商品。即使有一部分产品到了别人的手里，变成了别人使用的物品，这些物品仍然是产品，不是商品，因为这些产品不是通过市场而是通过政府计划转到别人手里，不是由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商人之间、商人与消费者之间交换变成商品的。那时，也有货币，也有商店，也有银行，也有买卖行为。不过那时的货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货币实际上成了政府按级别发放给个人的领物凭证。货币一旦离开了政府发放的其他票证，在很多场合基本上没有购买能力了。商店并不是低价买、高价卖，追求利润的企业，仅仅是按政府计划向社会各阶层的人分配有用物品的机构。买卖行为与其说是买卖，倒不如说是一种领取行为。因为人们拿着政府发给的钱票和其他票证，只能按国家规定的数量购买，多一点都不行，如果说那是购买也是十分牵强附会的。货币基本上失去了作为货币所具有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功能，更没有作为资本所具有的自行增值、自我增加的功能。那时也有银行，但是那时的银行并不具有现代银行所具有的结算功能、社会资本总管理人的功能、宏观经济神经中枢的功能及其他功能，利息一点都起不到调节宏观经济杠杆的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可见，计划经济的生产体制和贸易体制多么具有自然经济的特点！
劳动的自然形式直接成为劳动的社会形式。今天，几乎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懂得，在市场经济下，或者说，在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下，每个人、每个企业所从事的生产劳动是否具有社会性，主要看他的劳动产品是否能够卖出去，转换成货币，成为别人或别的企业的有用物品。只有生产的产品能够卖出去，转换成货币而花费的劳动才是社会劳动，否则，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转换不成货币，即使花费的劳动再多，也是私人劳动，也是对社会没有用的劳动，当然，也就不具备社会性。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只要你是人民公社社员、工厂工人、政府机关职员或干部，也就是说，不管你从事什么劳动，不管你生产的产品是否卖出去，是否转化为货币，你都会无忧无虑地领到一份工资或分到一份实物。个人没有失业的忧患，企业没有破产的危险。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产品直接成为社会的产品，企业也直接成为社会的企业，这种劳动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多么具有自然经济的模式！
在计划经济下，存在大规模的联合和协作，但这种联合和协作以直接命令为基础，注重的是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忽视个体利益。马克思于1851年8月2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严厉地批判了这种联合。他写道：“按照自我牺牲法则建立的联合，为联合而进行的联合，是一种纯粹宗教性的行为，是一种毫无积极意义的超自然的同盟，是一种神话。不能把联合同必须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性基础上发展的新的关系混为一谈。联合使缔约者处于同等地位，是他们的自由服从于社会义务，使他们丧失个性。”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特别强调和推行马克思在这里严厉批判的按照自我牺牲法则建立的大联合，为了联合而进行的联合，只对能力弱和懒惰的人有好处的联合，使联合者的自由服从于社会义务，使他们丧失个性的联合。这种联合的结果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并没有产生出好的结果，甚至是有害的。这些事情，都是中国人民所熟知的，无需用事实加以证明。因为这种联合具有自然经济下联合的弊端！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仅仅被看成是劳动者，没有被看成是追求自我利益的经济人。生产资料仅仅被看成是生产工具，没有被看作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土地仅仅被看作劳动的对象，没有当作能产生地租的资本。到这里，我们才能清楚认识到，计划经济是一个没有虚拟经济与之配合的单纯的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是货币经济、信用经济，而货币和信用是经济社会的血液。正如马克思引用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的话所说的那样：“资本的不断预付和不断流回，就是人们称之为货币流通的东西。这种有用的和有成效的流通，赋予社会的一切劳动以生气，维持政治机体的运动和生命。人们完全有理由把这种流通比作动物躯体内的血液循环。”难道我们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计划经济不像一个白血病患者吗？难道好端端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起来却缺乏生气，不是因为货币供给不足、交换不够、信用不发达、资本不流动所引起的吗？难道计划经济和自身造血功能有问题、供血经常不足的白血病人还不相似吗？毋庸置疑，这种带有自然经济色彩的计划经济是一种落后经济。
马克思说：“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马克思这段重要的论断确实为认识中国经济发展史提供了一把钥匙。中国的自然经济几乎持续了三千多年，从公元前209年，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大起义，到近代清朝的太平天国大起义将近两千多年的岁月里，发生了数次农民大起义，引起中国的封建王朝不断崩溃瓦解，不断更迭时代，但中国经济社会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经济体制确实不为政治领域的风暴所触动，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一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实事求是地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头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没有改变，甚至，还有所加强。只是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进行的改革开放，才把中国的自然经济引向灭亡。是什么力量把如此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引向灭亡的呢？是货币、是金融。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提出了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这三种经济体制的思想。自然经济是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是另一个发展阶段。货币经济是信用经济的基础，信用经济是货币经济的一种形式。马克思还明确告诉我们：货币和信用“这两个名词都表示生产者自身间的交易职能或交易方式。”“因为人们在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这两个范畴上强调的并且作为特征提出的，不是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不同生产当事人或生产者之间的同经济相适应的交易方式。”按照马克思关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是表示交易职能和交易方式的论断，货币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货币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发挥作用的。作为价值尺度，货币完全可以是观念的、想象的货币。在交换过程中，所有商品的价值都通过人的头脑、文字或语言转化为计算货币，货币成为单纯的、没有任何价值的纸片、记号、符号。作为流通手段，在不断转手的过程中，仅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可以说，货币的职能存在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可见，在交换中，曾经具有实体的金银货币升华为观念上的相向上的货币，只要在交换过程中发生的许多笔支付作为正数和负数互相抵消，那就根本用不着现实货币参与，就连纸做的价值符号也没有必要参与其中，货币完全成了观念上的记账单位，即虚拟货币。所以说，货币经济所强调的是在生产领域之外的商品与货币的交换。
信用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货币不行使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货币作为资本而行使职能。在借贷活动中，货币既不是作为货币，也不是作为商品支出的，也就是说，它作为货币预付时，不是去交换商品，它作为商品预付时，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出售，它是作为资本支出的，是为了取得利息而支出的。以经济人之间相互信任为基础，在法律约束下，货币作为价值额的独立表现，在生产过程之外，仅仅通过借贷活动，就能自行增殖，自我增加，即产生利息转换为资本。利息产生的一切中介过程都没有，一点起源的痕迹都看不见，原有货币自行增殖所产生的利息似乎是从虚无缥缈中来的。因此，我们把这种货币自己生出新货币，自己对自己发生关系的经济活动称之为虚拟经济。这种虚拟经济活动反过来使劳动、生产资料和土地这三种看得见、摸得着，具有实体的生产要素能更好地、更有效地结合在一起，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和劳务，推动生产的发展，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这种在生产领域和贸易领域之外的，让原有的货币自行生出新的货币的经济现象就是信用经济。
恩格斯于1892年和1893年两次致信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都谈论到在俄国应如何用货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问题。恩格斯认为，法国自然经济被货币经济取代，是因法国人对货币的需求增加的结果。“美国从一诞生起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美国是由那些为了建立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而从欧洲的封建制度下逃出来的小资产者和农民建立起来的。而在俄国，基础则是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是文明时代前的氏族社会，······在美国，货币经济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经完全确立，而在俄国，自然经济还是常规，几乎毫无例外。”“因而，俄国就只能二者择一：或者把公社发展成这样一种生产形式，这种生产形式和公社相隔许多中间历史阶段，而且实现这种生产形式的条件当时甚至在西方也还没有成熟——这显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向资本主义发展。试问，除了这后一条路，它还有什么办法呢？”“资本主义正在展示出新的前景和新的希望。请看它在西方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都清楚地指明，自然经济是原始的、落后的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是现代的、先进的经济。
列宁和斯大林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错，如果说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有什么错误的话，那就是坚持了恩格斯所说的不应坚持，没有放弃原始共产主义的自然经济，没有建立和发展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
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创建了新中国，他的功绩是无与伦比的。他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更没有错。如果说毛泽东主席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失误的话，那也就是建立和坚持具有原始共产主义自然经济特色的计划经济。特别是他在晚年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基础，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思想。毛主席这种坚持自然经济、否定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的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严重的损害，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甚至把整个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
只有邓小平同志，这位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深深地了解中国，深深地了解世界。它才是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货币理论和金融理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邓小平同志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的国际地位，首先要考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要做起。”又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风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邓小平同志还是一个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实干家，他果断地决定在中国放弃具有原始自然经济特色的计划经济，史无前例在社会主义中国成功建立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这才使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和平增长。
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说：“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政府、企业单位和个人都要把诚实守信作为基本行为准则。按照完善法规、特许经营、商业运作、专业服务的方向，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服务体系。建立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逐步放开信用市场。”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邓小平的信用经济思想的新发展。
[编辑本段]【计划经济定义】
★计划经济的概念--------
计划经济相对与市场经济，是指一种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新型科学的社会经济体系。
计划经济，顾名思义就是有规划、计划地发展经济。从而避免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不确定性等问题，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如：重复建设、企业恶性竞争、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生社会经济危机等问题。
计划经济是共产主义的经济体系，它的建立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保证。只有实现计划经济这一科学体系，社会经济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弊端，才能达到社会经济高速、平稳和健康的发展。
计划经济，或计划经济体制，又称指令型经济，是对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事先进行计划的经济体制。由于几乎所有计划经济体制都依赖于指令性计划，因此计划经济也被称为指令性经济。解决三个基本经济问题的是政府，所谓的三个经济问题是指: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而其中大部份的资源是由政府所拥有的，并且由政府所指令而分配资源的，不受市场影响。其余的三种经济体系是市场经济体系、传统经济体系和混合经济体系。
计划经济被当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这种观点的逻辑推理是:社会化大生产把国民经济各部门连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客观上要求它们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
[编辑本段]【"计划经济"体制一词的来源】
“计划经济”体制这个概念出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伊里奇先生在1906年写的《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说道：
“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力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转交给工人阶级，才能消灭一切剥削。”
这话说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表达了一个残酷的现实；第二层意思表达了一个辉煌的梦想。
在残酷的现实中，帝国主义演绎成为超帝国主义（如考茨基曾经预言的那样），制定规则，避免战争，开始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但世界上一部分人为了实现那个辉煌的梦想，先后破裂了第三第四国际，有了争夺利益的各类战事，如布达佩斯、布拉格、仰光等，曾经演义过的异国坦克进驻，以及科索沃与阿族之争，等等；也有了上百万上千万人的流血，如斯大林的肃反，波尔布特的清洗，等等。
列宁曾经自诩：俄罗斯人是世界上最富首创精神的民族。这话说得极是。
俄罗斯人，由彼得大帝开始，率先推行了西方化的政治制度，那时，贵族与宫廷官员们纷纷学习法国话（《战争与和平》开头就是一大段法国话），上行下效，从未有人说是崇洋媚外什么的。叶卡捷琳娜时代，又有了农奴解放运动，这是一个国家自行解决国内矛盾的伟大举措。随后，俄国有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尝试，二月政府的成立，脆弱而又纯洁。接下来，列宁领导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国家，实行了人类历史上从未实行过的计划经济制度。最后，因为种种原因，苏联解体，在惊心动魄的“休克疗法”中，埋葬了计划经济制度。
[编辑本段]【计划经济在世界及中国发展过程】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18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成果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马克思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具有以下特征：在经济结构方面实行纯粹单一的全社会所有制（即100%公有制）；商品经济将消亡，一切劳动产品将成为社会统一分配的对象；经济运行形式方面由一个社会中心用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来配置社会资源，组织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即100%计划经济）。
科学社会主义首先在俄罗斯得到了运用。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接着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联。苏联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的全民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依靠高能耗、高原材料消耗、高人力投入、粗放型发展，在苏联建国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在二战中依靠军事工业取得了胜利。从此，马列主义被奉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宝典。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同样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夺取了政权。建国后，我国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解是完完全全的空白，基本上是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在抗美援朝和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后，毛泽东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农业”、“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到1957年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基本建立起了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100%计划经济体制。
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的左倾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并先后发动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国经济陷入彻底的混乱与倒退，但从本质上说，仍是一种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发，邓小平和陈云在1979年首次提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不矛盾的概念。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现奋斗目标的关键之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自此，“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深入人心，国家用宏观调控的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
[编辑本段]【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优点】
1、所有的人都有工作。
2、不象市场经济那样严重消耗自然资源的，是一种环保经济。
3、贫富差距不象市场经济那样严重，身份等级差别也较小
虽然计划经济尚未摸索出形成价格的最佳机制，但随着计算机技术(如MIS，ERP，网络投票）等的发展，计划经济很可能得以成功运行，迄今人类在这方面的实践不仅不足以否定其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相反为其更好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计划经济是指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由国家按照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的统一计划来管理国民经济的社会经济制度。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实行计划经济，必须从国民经济实际情况和自然资源特点出发，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有计划地安排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发展比例关系，合理地分布生产力，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搞好生产与需要之间的平衡，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以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我国从1990年初期开始，就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编辑本段]【计划经济获得成功的条件】
1，要有全面、准确、快速和及时的信息收集、加工和传达系统。
2，劳动者和管理人员要有劳动和工作的积极性。
3，生产经营者要有决策权。
4，不允许无偿侵占他人的劳动成果。
[编辑本段][计划经济存在的弊端]
实行公有制就要强制地剥夺一切人的生产资料；实行计划经济，就要求人们有高度的纪律性和螺丝钉精神，服从分配按计划完成工作；基本人群要终其一生在一个单位工作和生活，以便于安排工作计划和生活物资的供应计划。生产单位和科研单位要按照五年计划所规定的项目进行生产和科学研究，必须按计划使用资金。在前后两个五年计划中间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发现和新发明，要在制订下一个五年计划时考虑是否纳入计划安排资金。
适应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国家，必须是中央高度集权的、有庞大官僚机构来制定和执行经济计划、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来镇压一切反抗言行的国家。这样的政治体制与人类追求自由和人权的本性相矛盾，就要求人们长期进行思想改造，要求人们做党的‘驯服工具’，‘一生交给党安排’。这样就使人们长期生活在极端压抑之中；国家机构越庞大，关系越复杂，办事效率越低。关系人民的事情长年累月得不到解决。这样就使人们生活在层层累积的不满之中。生活在压抑和不满中的人们的积极性是可想而知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官吏必然是选拔的，因此结党营私贪污腐败越演越烈在所难免。权力的高度集中极易产生刚愎自用、昏庸无道、为所欲为、乱杀无辜的独裁者。这些都在这些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了

三步走战略 中国政府的经济建设目标十分明确，这就是1987年提出的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第一步目标，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已基本实现；第二步目标，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这也已在1995年提前完成；第三步目标，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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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央行为何处罚非银行支付机构

2018年7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称，为贯彻落实加强金融监管的工作要求，整肃支付市场秩序，切实防范和化解支付风险，中国人民银行于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分别对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友公司）和付临门支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付临门公司）开展了支付结算业务执法检查。

同时，为防范金融风险，两家非银行支付机构一年内有序退出严重违规区域的银行卡收单业务。卡友公司退出贵州、海南、甘肃、河北、辽宁、黑龙江、浙江、湖南、吉林、宁夏、重庆、安徽、广东（不含深圳）、广西、上海、江西、陕西、江苏、内蒙古、山西、湖北、新疆、福建、河南、西藏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银行卡收单业务；付临门公司退出四川省的银行卡收单业务。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持续加强支付结算市场监管，从严惩处支付结算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支付市场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⑦ 新中国时期整顿和改造民族资本的金融机构，为恢复和发展经济提供信用与保险的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取缔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没收官僚资本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大大加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还实行了集中统一的财政金融政策。�1952年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通过几次物价斗争和“五反”运动，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地位。全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怀着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和对人民自己的政府热爱掀起了建设的热潮，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初，毛泽东在对待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等重大问题上，运筹帷幄，有退有进，有理有节，展现了一代伟人的大气慨大智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接管城市

接管城市，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为新民主主义的城市，是中国革命的直接目的，但接管工作并非一帆风顺的。这一方面是具体领导工作的人员对新情况不熟悉，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有些人的头脑中打江山坐江山、共产共有的思想有关。接管开始，一些地方的工商业受到一定的破坏，特别是民族工商业在个别地方基本处于瘫痪的境况。如在最初接管的井陉、阳泉等工业区，就曾发生过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情况，使工业受到很大破坏，攻占张家口后，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有的甚至贪污腐化。领导机关也放松了乡村工作，引起部队战士和农村基层干部的不满。

对于在接管城市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并且他进一步提出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原封原样，原封不动”。

为做好城市接管工作，毛泽东分析了形势，决定以沈阳经验为范例，在全国制定了接管大城市的方针，这就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快速完整接收城市的方针，并指出，为了做到迅速恢复秩序，稳当而不出现大的波动，要解决五个关键问题。首先恢复电力供应，没有电的城市是死城，秩序无法控制，做好这项工作必须事先准备好相当数量的技工和干部；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保持市场稳定，办法有收兑旧币，介绍解放区物价表；利用报纸宣传政策，稳定人心；妥善解决工资问题，采取发生活维持费，按原定底薪等级发工资等。

沈阳经验为完整接收城市，尽快恢复生产提供了比较系统、可行的成功经验，而平津接管工作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整个接管工作细致周密，为经济的恢复发展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再如说，对原有的经济组织和企业机构，如铁路、邮政、电信、银行、工厂、矿山等，就不是打乱的办法了，而是原封原样接收下来，以后逐步进行改造，派去接收企业的负责人，也尽可能选择准备留下来负责经营该企业的人员，承担起在接收与将来管理的双重责任，不使有“五日京兆”之心，以减少损失和浪费。

对旧人员实行留下来政策，“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人碗打破了，如果不给人家饭吃，人家就要另起炉灶。”对于官员的管理机构的裁减，毛泽东认为还是暂缓实行，与其遣散而闹事，不如养起来管饭吃好。因为人总是要吃饭的，包下来，举办训练班进行教育，再投入生产的办法，实践证明是较稳定的。

毛泽东最后指出，对旧人员包下来是一种特殊社会政策，既不是原职原薪，也不是原封不动；既有利于社会安全，也利于迅速发展经济。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们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接管一定要以严格的纪律来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党组织和军队，上下都要注意节衣缩食，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经济纲领。毛泽东对此一方面指出官僚资本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他们压迫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阶级，因而我们必须加以没收，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指出：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的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市县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但如民主政府一时来不及接管或一时尚无能力接管，则应该暂时委托原管理人负责管理，照常开业，直到民主政府派人接管时为止。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当时中财委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官僚资本的理论和实践，区分了没收战犯、汉奸、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标准和规定，因此工作进行较顺利，没出什么偏差。

对待帝国主义在华资本，也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就指出：“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

可见，党中央的政策还是允许外商在遵守中国法令的前提下继续经营的。早在1949年2月7日，毛泽东就指出：“国外人在华投资并主持的私营工厂、矿山或其它企业，一律不得没收或破坏，并允许其在服从民主政府法令和一定的劳动条件下继续营业。”

当时，毛泽东也并不是排斥非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的。如1950年3月中央就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的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股份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甚至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苏联在1921年以后新经济政策时亦曾提出，并曾出现一些租让企业。”1950年4月1日《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指出了吸收外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但是，1950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却宣布对中国在美国辖区内的公营财产进行管制。中国政府作出了强烈反映，决定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在华财产进行管制，对美国在华的一切公私存款进行冻结。同时也开始处理其它国经营的外资企业。1951年4月30日，中国政府征收了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的财产，并征购其全部存油，总的来说，主要有“征用”，“代管”“转让”等。“代管”的对象主要是外籍经理出走后，无人负责的企业。大部分还是采用“转让”的方式，即外商将他们在中国的财产转让给中国公司，以抵偿他们在中国的负债。比如英国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怡和公司、太古公司等大的企业都转让给了中国公司。

同时，新中国也不承认外国在中国的土地所有权，解放后，帝国主义占领的农田、矿区、跑马场一概收回，而外资开办的文化教育机构也转交新中国政府自办，到1952年底，处理外资在华企业的工作基本完成了。

1949年10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海关总署，由政务院直接领导，统一管理全国海关。新中国海关裁减了外籍职员，对旧海关员工、除极少数劣迹昭彰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外，其余都量才留用；对旧海关的业务制度、规章、条例，凡属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东西，一律予以废止，对验估、检查、编译等仍然有用的管理技术，吸收进来加以改造。1951年5月，周恩来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外交报告时庄严宣告：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完全收回了海关的主权。

就此，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新局面，结束了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苦难历史。

2，保护民族工商业

如何正确对待民族工业，这直接关系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纲领的实施。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占现代工业的第二位，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就固定资本来说，官僚资本占80%，民族资本占20%左右。如何对待中国的民族资本，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作了许多精辟的论断，不断指出我们应对待民族资本的正确方针政策，表现了一代领袖的清醒与深刻。

新中国建立后，许多民族资本家不了解党对工商业的政策，怀有很深的疑虑。

对当时民族工商业界的这些疑虑与困惑，毛泽东提出了“四面八方”的思想，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哪一方面都要照顾到，就叫全面，如有哪一方面没有照顾到，就是犯了路线的错误。同时，毛泽东还与资本家广泛接触。�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同上海工商业界代表就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谈话：�

上海商人问：“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唯利是图’。”�

商人们听了觉得很合胃口，又问：“共产党也唯利是图?”�

毛泽东说：“是的，不过有点区别，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而不是唯个人的利益是图。”�

上海资本家自称“产业界”，不愿听到资本家这个词。尽管毛泽东明确讲了“唯利是图”，他们仍不放心，上海商人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毛泽东说，你们产业界在中国是四个朋友之一，我们是联合你们的，上海商人仍将信将疑，问道：“那么产业界的地位摆在哪里呢?”“报纸只说工人如何好，一点坏处也没有；资本家如何坏，一点好处也没有，” “我们在报纸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

毛泽东坚定地回答：“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虑，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毛泽东的一番话，给资本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毛泽东与资本家广泛接触，不断提出这个问题，阐明中共新政权对民族资本的政策。这时期在毛泽东眼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都是朋友，并且他还生动地指出：“这个队伍的指挥官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这个队伍中当班长，当连长……当司令官，把这个队伍组织起来，领导起来，打仗就可以打胜利了。”毛泽东还特地派刘少奇去做资本家的工作，并且一再告诫全党拳头不能落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家身上。

毛泽东在修改刘少奇起草的《中央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并将此电发华北、华东、华中、西北各局及一些市委，各野战军前委时，指出：请你们转发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在电报中写到“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句话：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兼有投机性捣乱性。

毛泽东还将电报中写到的“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时期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一句，改写为：“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从而强调了要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保持资本主义的发展。

荣毅仁在回顾毛泽东对工商业者的几次讲话中感叹道，毛泽东洞察幽微，准确地把握着民族工商业的忐忑心理，谈话风趣又不失深刻，平易近人。比如一次毛泽东叫大家把心安下来，不要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要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如果能全部改用抽水机就更好，这样才好睡觉。

毛泽东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态度都极大地鼓舞了民族资本家，让他们深深地感觉到新中国新政权，中国共产党永远不同于过去的旧政权，共产党不是压迫挤榨他们，而是以国家经济，民族振兴，人民利益为重，要求他们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发挥主动性、积极性为中华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

1950年4月，毛泽东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上写了八段批语，比较全面清晰地概括了他在这时期对民族资本的态度和基本看法：

一、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二、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三、应当(与私营工商业)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四、在目前阶段国营经济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五、有人说，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这是完全错误的说法。六、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七、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商业。八、(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过来)这是不对的。整个批语阐明了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并要发挥他们的作用的政策。

3，要让工人兄弟当家作主

新中国新政权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政权，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主人就要推翻压榨他们的旧的国家机器，在经济上消灭压迫人的经济制度，并且要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制度，同时人民政府也应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障工人的权利。

毛泽东十分关注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他多次致电失业问题严重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希望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

在毛泽东的这些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就毛泽东十分关注的工人失业问题来说，当时严重的失业问题主要是因为旧社会原来就存在大量的失业工人，同时社会经济改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失业半失业工人。�

1948年，平津的工厂70%倒闭，青岛民营工厂共700家，全部歇业，上海未倒闭的工厂，开工率也仅平时的20%，四川参加产联的1200家企业，歇业的达80%以上，到新中国成立时，城市失业人员已达400万人左右，还有不少是半失业的。�

同时新经济改组和市场萧条以加重了失业问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

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不断采取措施进行失业救济、帮助工人恢复工作，渡过难关。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

在一份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失业工人救济工作情况给中央及华东局的报告的请示中，毛泽东提出：“请考虑发一通知，叫各地调查解放前失业工人究竟有多少，以便考虑包括这批失业工人的救济问题，我意只要有可能，他们是应当救济的。如果不太多，比如说只有几十万人，是可以考虑救济的。”�

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全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紧急救济募捐运动。该活动由上海总工会发起，呼吁全国工人阶级本着阶级友爱，给予上海失业工人积极的援助。当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立即响应了这一呼吁，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成立了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会号召各界人士自愿捐助一天所得，救助上海等地工人渡过难关，接着中华全国总工会又发出号召：“在四月底五月初作一天义务工，把这天所得的工资捐作救济失业工人基金，在无法开工的企业、机关、团体、学校中的工人、教员、职员们，则各尽所有自动捐款，作为救济上海及各地失业工人之用。”这次救济失业工人的运动，缓解了失业工人的生活压力，同时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鼓舞，使他们感受到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温暖和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使他们能以更坚定的毅力，设法渡过暂时的困难。

同时，除了社会救济以外，毛泽东还号召工人生产自救，转业训练，还乡生产等。他曾致电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长陈郁，请他转告石家庄电业局及天津电业局第三发电厂全体职工，希望他们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为完成国家的任务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奋斗。

当时，根据中央的精神，各地进行失业登记，宣传教育，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等，失业问题得到逐步缓解，1950年是工人失业情况最为严重的一年，截止1950年9月为止，根据各地不完整的统计，全国失业工人共有1220231人，而经过社会救济的妥善安置，半数以上的失业工人已经得到救济，其中以工代赈78955人，生产自救74798人，还乡生产者62922人，发动救济金405775人，转业训练23157人，介绍就业81458人，共计727065人。

这样，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新政府的关心下，工人的生活好转，部分工人原有的一些不满情绪也淡化了，以前对工会不信任，对政府不满，现在都相信政府，真心拥护政府。

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人民政府还领导工人阶级恢复了合理和平等的生产制度，进行生产改革，人民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规章条例。1950年2月12日，全国纺织工会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废除“搜身”制度的决议》，1950年4月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时处理办法》，同时也有许多新规章的出台，如1950年2月25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1950年9月14日，全国总工会发布《关于加强女工工作的决定》和《女工委员会组织条例》，1951年9月3日至15日第一次全国劳动保护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工厂安全卫生暂行条例草案》、《限制工厂矿场加班加点暂行办法草案》和《保护女工暂行条例草案》。

在旧中国工人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为了养家糊口，因而不得不在安全设施十分落后的矿山、工厂工作，不小心就有飞来横祸，新中国建立后，一些旧设施没有得到及时的改善引发了一些工伤事故，就此党中央和毛泽东给予了高度重视。如1950年6月21日，国家监委就发出处理河南新豫煤矿公司宜洛煤矿2月27日发生井下沼气爆炸造成伤及200人事件的通报，对有关人员分别给予法律或纪律处分，给河南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副主席朱佩琼以警告处分，同时，政务院也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并规定了缴纳劳动保险金等具体细则。

总之，新中国建立后，在1949至1952年这几年里随着生产改革的不断推进，工人阶级的当家作主的地位得到不断体现，压迫制度被废除了，工人的积极性也大为提高，带动整个社会的生产面貌，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这些都是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下，对存在的问题直接过问、亲自处理才取得的成绩，它巩固了新生共和国的社会基础，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二、整顿旧经济秩序

进城以后，共产党人面对的是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烂摊子，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经济崩溃、投机商人乘机兴风作浪，囤积居奇，为此，中共中央重拳出击，组建了中财委，统一处理全国经济问题。1949年4月到1950年3月，全国各地区先后发生四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为此进行了历时一年的稳定物价的斗争，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经济战线上的一次重大战役。这场战役的胜利，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延续10余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的混乱状态，建立起物价稳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为迅速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1，陈云受命组建中财委

1949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一年，同时又是解放区财政经济困难的一年。由于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和掠夺，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到了1949年，财政枯竭，投机倒把猖獗，城乡交通阻隔，原材料匮乏，产品滞销，工人失业，正常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破坏，并出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1949年，全国已解放的地区出现四次大的物价波动。

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已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49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中指出：目前解放区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虽然我们的困难要小得多，但是确实有困难，这主要是物资和兵员不足供应战争的需要，通货膨胀已达到了相当大的程度。�

而当时财政工作主要是由华北财委来负责的，华北财委是在统一了华北、华东、西北、中原几地的财经工作基础上建立的，它在协调和组织几个区的财经工作中仍存在着实际的困难。许多中央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党中央因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建立中财委来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

1949年5月31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的文件，由刘少奇起草，毛泽东审定，这个大纲指出了中财委的目的是“为了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并使各地方的财政经济机构和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建立正确的关系”。《大纲》还要求：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立即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好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在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前的几个月内，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建立之，并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委托，计划并领导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中央各财政经济部门在财政经济计划方面应服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决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加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为委员；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应陆续设立中央计划局、中央财经人事局、中央技术管理局、私营企业中央事务局、合作事业中央管理局、外资企业中央事务局等工作机构，此外，以现在华北人民政府各财经部门为基础，应即陆续建立中央财政处、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中央商业处、交通处、燃料处、金属处、纺织处、工业处、农业处、林业处、水利处和中央铁道部等各中央财政经济部门；

在东北、西北、华中、华东等区域及各省各大中城市，均应建立财政委员会及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若干财政经济部门，并在中央与上级财政经济机关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这就确定了中财委作为党在经济战线的统一领导机构的地位。新中国建立后，它成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

当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谁来领导中财委。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首先把目光投向了陈云。陈云曾主持过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财经办事处，后来领导东北财经委员会，工作十分出色，稳定了东北经济形势。因此在新中国建立初急需懂经济的人才的时候，自然陈云就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新中国的财经工作。在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确定大政方针的情况下，中财委作为党中央的财经参谋部和具体作战的指挥机构，在陈云的领导下，工作是做得出色的。

中财委成立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上海会议，研究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的经济工作。�

2，打一场经济的胜仗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事待举，需要解决的财经问题很多，遇到的困难很大，如何迅速治理好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尽快实现财经统一，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恢复工农业生产，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

1949年8月到10月，由于经济发展需要，货币发行额曾一度比7月底增加了6倍多，而此时物资又明显不足，再次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危险，而当时一些投机资本家敌视新生的人民政权，认为新政权是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即所谓“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因而正借此兴风作浪，妄图打击新中国的经济基础。

奸商们的投机活动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生活，扰乱了社会秩序，惩治奸商，稳定市场，稳定人民的情绪，已成为一件十分急迫的事情。

在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看来，遇到问题和困难是不可能照搬过去的经验或引用外国的经验的。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碰到了问题，才能拿出新的观点和办法，一件一件事来做。在农村和城市遇到的问题不一样，解决办法不一样。东北中等城市的财经工作和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等大城市的财经工作又不一样，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经验与中国的经验也不一样，这些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而这些都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开国前后与私营工商业在市场物价方面的斗争，几经反复，斗争激烈，才稳定下来。

这场斗争，是关系人民币的信用，关系城市上亿人民的生活，关系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谁胜谁负的斗争，经过四波三稳四次较大的斗争，稳定物价才打下了基础。最初，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都意识到必须同先稳住上海，才能进一步稳住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

在上海的五次经济决战中，有1949年5月北京市场上的银元斗争，这次是政府用行政命令打退的。政府公布黄金、美钞、银元不许自由买卖，不许流通。第二次是1949年7至10月的物价风潮，当时毛泽东和陈云等中财委的人意识到上海的涨价风潮不能抑制主要是粮食和纱布，一个是吃，一个是穿，“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

⑧ P2P企业合规退出业务流程及条件分解

P2P网贷行业回暖趋势渐显 四大建议安心选择平台

P2P退出指引 平台要按照8个流程退出

近日，江西省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了《江西省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退出指引(试行)》(下称《指引》)。据统计，这是自2017年11月24日山东发布P2P退出指引以来，全国第8个下发清退指引的地区。业内分析指出，网贷整改已进入收官季。

据悉，《指引》适用于江西省辖内主动或被迫终止网贷业务、退出网贷行业的网贷机构，退出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业务转型、清算注销、依法破产等。目的在于规范指导江西省内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良性退出，保护出借人、借款人和网贷机构等各方合法权益，促进网贷行业健康发展。拟退出网贷行业的网贷机构须按照八个流程开展退出工作：

1、提出退出申请;

2、成立退出工作领导小组;

3、发布退出公告，关闭部分功能;

4、编制业务情况清单，制定退出方案;

5、报送退出方案及其他材料;

6、公布退出方案等相关信息;

7、按计划落实出借人资金，稳妥结清存量项目;

8、退出完成。

10月P2P网贷行业成交量统计分析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P2P网贷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10月P2P网贷行业的成交量为1022.67亿元，环比下降7.65%，同比下降53.17%。本月行业成交量延续上月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基本趋于稳定。本月成交量下降主要是受国庆小长假影响，再加上合规检查在即，不少平台主动压缩规模。截至2018年10月底，P2P网贷行业累计成交量已高达7.81万亿元，今年有望突破8万亿大关。

2017-2018年10月P2P网贷行业成交量统计情况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何选择网贷平台才能安心呢?

上周(11月12日-11月18日)P2P网贷成交指数上升，升幅为0.53%。网贷行业回暖信号凸显，从侧面也能印证，网贷出借人的信心正在恢复。那么，在监管密集整顿行业肃清时期，广大出借人又该如何选择网贷平台才能安心呢?

1、合理分配家庭财产

风险并不只是来源于平台，有时出借人自身的选择也会为自己带来风险——自身的资金流动风险。那么出借人如何更合理的预防自身的资金流动风险呢，大家要牢记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自身要花的钱，第二个是保命的钱，第三生钱的钱。按照这三个要点合理配置家庭资产，拿出“生钱的钱”进行出借。不要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面，这已经是老生常谈的了。

2、平台合规程度

除了看在政策面前平台“落实政策”响应速度，还要重点看平台是否符合政策要求，要求具备的资质必须要有，主要包括银行的资金存管，网址备案，ICP证、信息披露、定位于从事中介业务等等。

3、借款项目的真实性

平台资产端真实性考察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借款项目本身是否优质?抵押贷款还是纯信用贷款?纯信用贷款必须要严格控制借款金额上限;再比如，看抵押物的估值和放款数，是否估值过高，是否超估值放款?包括抵押手续是否齐全，是否有抵押凭证?还有看借款人是否有被法院执行记录，抵押物的变现能力等等。

4、控制平台数量，理性选择

上文提到投资P2P要适度分散，但是不能为了分散而分散，一般平台数量在5家左右，出借大户可以控制在10家，切记盲目分散。另外人的精力很有限，平台数量太多不利于后期全面深入的追踪管理。

最好，网贷最忌讳盲目跟风，一定要通过自己的研究进行判断，也不要因为外界的一点风吹草动就患得患失。

⑨ 金融管理部门约谈13家网络平台企业，约谈的目的是什么

约谈的目的是为了规范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让整个行业处在有序的发展方向上。

如果把这个目的进一步细分的话，目前的互联网金融行业并没有制定出完善的标准，这个标准有待于进一步补充，所以在这样的大前提下，网络贷款和互联网金融需要得到明确监管。

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金融监管部门约谈了13家网络平台企业，这些企业都涉及到了一定的互联网金融业务。从这些企业的出身来看，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以互联网为基础业务，在互联网业务做到一定规模的时候，逐渐开展出了所谓的互联网金融业务，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P2P贷款。P2P贷款只是这些企业的业务之一，他们也会进行一些所谓的投资和管理业务，这些业务都同属于互联网金融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