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瑞尔股东大会

㈠ 汉鼎咨询王叁寿：新三板扩容进展情况分析内容

2006年1月23日由国务院批准设立新三板。同年，中关村科技园区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试点。中关村也成为经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新三板试点园区。试点5年来，新三板挂牌公司数量逐步增加，目前共有125家企业参与试点，其中已挂牌企业81家，挂牌企业涵盖了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能源环保、文化传媒等新兴行业。

汉鼎咨询执行总裁王叁寿介绍,为了把握新三板试点扩容的机遇，不少国家高新区都在紧锣密鼓地推进相关筹备工作，力争进入试点园区。其中，张江高科、武汉东湖高新、苏州高新、成都高新等四家园区进入首批扩容名单呼声最高。

据王叁寿介绍,新三板在原有中关村科技园区试点的基础上，将范围扩大到其他具备条件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市场传扩容首批试点园区可能在15-20家园区。在扩大试点园区的问题上，国内大多数科技园区自2006年下半年起已开始筹备辖区企业在“新三板”上市的有关工作。全国目前共有83个国家级高新区，上海、苏州、成都、西安、重庆、广州、武汉等地的高科技园区都在积极准备对接新三板市场。

事实上，有关新三板扩容的事宜从去年起就已经开始见诸报端。消息一出，国内83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有40多家均提出争取成为首批扩容园区的目标。在这些园区中，上海的张江高新产业开发区呼声尤甚。目前张江高新产业开发区非上市公司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转让试点的准备工作正在开展

汉鼎咨询执行总裁王三寿认为,张江高科、武汉东湖高新、苏州高新、成都高新等四家园区最有希望进入首批扩容名单。将同步引入做市商制度，而首批试点做市商则将优先考虑已有代办系统主办资格且至少推荐一家公司挂牌的证券公司。王叁寿认为,这意味着交投将更为活跃以及企业实现融资的更大可能。不过在引入做市商制度之后，并不是所有的交易都要通过做市商交易，直接交易依然存在，做市商交易并不是唯一的交易方式。

名称 园区概况 进展

成都高新 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和制造，特别是以微电子技术为主导的IT 产业（含软件）、以中医药现代化为重点的生物医药产业和以先进制造技术为特征的精密机械制造产业；现代食品；新材料；环保产业；总部经济、科技咨询、创业投资、配套金融及商业。 目前成都高新区锁定了园区100 家企业重点培养，针对各类企业进行了“企业股份制改造及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上市”培训，以此准备“新三板”试点的到来。同时对“新三板”成功挂牌的企业给予100 万元的奖励。

东湖高新 从事科技园开发和生物农药产业。公司将由科技工业园开发、生物农药投资逐步转为环保电力建设及营运；新能源、资源综合利用、环保技术开发和应用等行业，重点发展可再生能源行业。 目前，武大有机硅、海创电子、科益药业、蓝星科技等4 家申报材料已获中国证券业协会预备案受理。此外，东湖新技术创业中心等4 家已通过券商内核。

苏州高新 公司已形成以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经营为主体的产业布局，以水务、热电和物流等为主的基础设施经营性产业体系。公司已成功转型为商品住宅开发，土地储备充足。 拟挂牌企业除享受现金135 万元的奖励外，还能享受一定的财政补贴，高新区还专门出台了对前五家在成功备案挂牌的企业额外奖励50 万元现金的政策。

张江高科 公司依托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已形成了生物医药、房产物业、通讯信息和海外投资四个投资集群。 对未上市的股份公司进入股份报价转让系统挂牌的，每家企业按实际发生费用最高补贴50 万元；提交IPO 申请并被中国证监会受理的企业，最高补贴200 万元。如果在上证所上市成功，另外补贴100 万元

从长远看，在扩容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还将建立转板机制，即符合条件的新三板公司转到创业板会有绿色通道。随着新三板的扩容，挂牌公司数量的迅速增加将会催生建立转板机制的需求。不过，王叁寿分析，转板机制是个大的系统工程，今年暂不可能推出。

汉鼎咨询统计显示,已有近三十家新三板公司符合创业板发行上市的最低财务要求,占比超过三成。据汉鼎咨询统计:截至12月中旬,约有20家新三板公司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提出申请创业板上市。除已经或即将上市的久其软件、北陆药业、世纪瑞尔和被否的东土科技外,其他正在被证监会受理并获得正式受理上市申请的新三板公司包括,紫光华宇、星昊制药、合纵科技、海鑫科金、佳讯飞鸿、双杰电气。

王叁寿认为,相对于其它创业企业来讲，新三板公司的快速转板是最大的诱惑。中关村股份报价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转板情况统计显示，目前原新三板公司世纪瑞尔、北陆药业、久其软件已经成功转板，另有13家公司已经明确表示准备转板。一旦转板成功，原三板公司的所有股东，都将作为原始股东分享IPO盛宴，其投资将会产生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巨额回报。

㈡ 红桃K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历程

1993年
1993年5月8日，红桃K集团第一批产品上市，当年销售额即达1700万元。
1994年
7月18日，凌晨3点钟，在湖北省委大院5号楼一间办公室里，谢圣明董事长打着赤膊，奋战三个昼夜，红桃K第一张健康海报诞生。
7月21日，盛夏中的武汉忽然刮起一阵铺天盖地的“红桃K”旋风，数千辆电车、公共汽车上几乎同时出现了红桃K的招贴广告，“呼儿嗨哟，中国出了个红桃K”的广告词不胫而走。
9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公认最好的治疗缺铁性贫血的营养成份卟啉铁（血红素铁），因受提取方法的限制，一直无法批量生产。最近，武汉红桃K集团采用生物工程技术使这一难题得以解决”。
12月31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组织国内享有盛誉的七位专家，对红桃K生血剂的技术价值进行评估论证，确认红桃K生血剂这一高科技生物产品的技术价值为6802万元人民币。
红桃K生血剂被国家科委推选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政府拨专款予以推广。
10月11日，公司与南湖渔场签署关于合资开发建设湖北省第一个高档住宅小区丽岛花园的协议。
1995年
集团公司在全国建立153个销售公司，销售网络遍布全国。
集团公司成为中国百强民营企业。
红桃K被列入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集团暨国家级火炬计划重点项目。
开拓新加坡、泰国、南韩等境外市场。
为抢占世界科技制高点，集团公司投入一亿元寻科技成果。招标的1700多个项目中有100多个项目有深入下去的前景。
1996年
6月30日，经国家级评估师严格采用“收益现值法”，评估红桃K集团资产达6.5亿元。从7月以来，红桃K继续高速发展，其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又新增数亿元。
8月6日，集团公司向武汉市政府捐助灾区100万元，全年捐赠超过300万元。
8月至12月，公司组织5个月生产会战，月生产能力突破5个亿。
10月8日～10日，湖北日报头版头条大篇幅连续三天报道《红桃K奇迹解析》，阐述红桃K集团发展思路。
11月23日，武汉市政府向全市号召：“内学红桃K，外学小天鹅”。
1996年，开发了4个新产品，其中1个国家新药，3个保健食品。“生物蛋白钙”1996年12月经国家科委审定，被列入国家级火炬计划推广项目。
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全年销售目标，按上交利税、销售回款、产值产量、资产增长等经济指标分析，红桃K集团名列武汉市15家特大型工业企业集团。
1997年
经具备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资格的国家级资产评估师评定，1997年度红桃K集团整体无形资产价值达26.5亿元。
1月至10月，集团公司月销售回款突破2亿元大关。
4月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武汉红桃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红桃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成为无地域名称限制的全国性综合大型股份制企业集团。
6月26日，红桃K集团被国家科委列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1998年
红桃K集团在全国生物制品行业中实现销售收入第一，利税总额第一。
7月8日，红桃K集团兼并武汉市第九制药厂，成立武汉联合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7-10月，红桃K集团为抗洪灾捐款捐物1300多万元。
10月，红桃K集团收购上市公司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为第一大股东。
11月25日，红桃K集团一期投资3.6亿元，占地350亩，符合GMP标准的关南生物制药基地奠基。该基地被列为市重点项目。
11月，红桃K集团出资8000多万元收购并组建湖北武汉红桃K职业足球俱乐部。8月，国家划船队冠名为中国红桃K划船队。
1999年
谢天健研究员等13名专家集体加盟红桃K控股的上市公司——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一事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同志1999年6月12日批示予以充分肯定。
湖北省教委和红桃K集团联合在全省高校中设立“优秀大学生楚才奖”。1999年11月，第一批59名湖北地区高校优秀大学生获得“楚才奖”。
12月29日，“红桃K”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红桃K生血剂市场占有率连续三年保持全国同行业第一。
2000年
2月23日，湖北日报发表《按“智”分配造就亿万富翁》一文，开展“张廷璧现象透视”系列讨论，海内外数十家媒体竞相转载，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4月13日，国际生物材料最高荣誉奖（International Fellow）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卓仁禧教授与红桃K集团合作，组建武汉瑞尔康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开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生物材料产品；9月1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高勇教授代表中国日化所与红桃K集团签定科技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表面活性剂产品。
6月12日，公司奖励留学归国博士生吴晓岚新型轿车一辆。12月，公司16位中高级管理人员获得亚洲国际（澳门）公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
集团公司取得了良好经营业绩，实现了全年经营目标，销售收入、利税指标连续四年保持全国同行业第一。
集团科技创新项目取得重大进展。“生血宁片”于11月21日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为国家中药Ⅱ类新药；“天然蜂胶抗氧化技术及产业化项目”列为2000年国家重点科技创新计划项目；采用纳米微囊技术提高卟啉铁的水溶性和稳定性的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同年，集团公司多产业、分品牌经营取得重大进展。药品欢快益肾灵上市，好思佳卟啉铁VC功能饮品上市；丽岛花园销售取得良好业绩，“丽岛”成为武汉房地产界知名品牌；天姿堂系列产品在试点市场销售。
2001年
7月30日,谢圣明董事长和谢天健教授分别代表红桃K集团公司和科诺公司在韩国锦湖集团总部，与锦湖集团高级副总裁朴胜永签订合作协议。根据协议，集团公司与锦湖合作共同研究开发植物助长基因项目。
9月18日, “中国保健食品行业2000年统计数据发布暨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表彰了红桃K集团等50强企业。会议由中国保健食品协会主办。
谢圣明董事长被聘为第三届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公司被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确认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2002年
3月，集团公司聘请国际管理咨询公司罗兰贝格对公司进行诊断，提出指导方案，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全面推进营销组织结构变革。营销体制发生了两大变化：在全国六大重点营销地区，230个销售型子公司调整到22个，全面退出直销活动，各地销售交给具有专业水准的大经销商。子公司主要从事与经销商配套的市场宣传和售后服务工作。经过筛选，这些地区的经销商，也从数千家剩下不到200家。
3月17日，国家统计局中国行业企业信息发布中心在人民大会堂发布统计信息，红桃K生血剂荣获2001年度全国市场同类产品销量第一名。 11月30日，生血康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确定为两个国药“准”字号中药品种，一个是“生血康合剂”，一个是“补血片”，并被批准为“一个包装、两个批文”的新品种。
2003年
4月30日、5月2日，红桃K集团公司向湖北、浙江两省防治非典指挥部分别捐赠价值120万和28万元的药品，以支援两省抗击非典型肺炎的战斗。
截止2003年5月，公司已拥有产品102个，其中国家新药7个，独家生产及传统中药74个，保健品转药品5个，保健食品16个，同时正在开发的现代中药及保健食品29个，多个项目被列入国家重点创新计划。
5月，国家发改委批准红桃K集团国家三类新药当归芍药颗粒为国家高技术产业化项目，总投资7200万元。
9月19日，国家科技部授予红桃K集团“火炬计划优秀高新技术企业”荣誉称号。
2003年，红桃K集团控股公司10名股东中3名股东分家。
2004年
1月，红桃K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正式认定为“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湖北）基地骨干企业”。
3月24日，公司被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评定为全国就业和社会保障先进民营企业。 5月初，集团公司总部正式迁至位于“中国光谷”的关南工业园。
9月，红桃K关南药业基地正式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GMP认证。
2005年
12月15日，2005年度“湖北省具有带动力民营龙头企业”推选揭晓，红桃K集团上榜。
2006年
2月17日，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苗圩一行专程视察红桃K集团。至此，红桃K集团已累计销售近百亿，向国家交税过10亿元。
年4月29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召开年度有突出贡献企业家奖励大会，对2005年度纳税额名列前茅的16位生产型企业负责人进行重奖。红桃K集团董事长谢圣明获奖轿车一辆。
7月，2006年第二届中国质量信用峰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红桃K集团被授予全国质量信誉AAA等级殊荣。
2007年
2月，国家发改委批准红桃K集团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项目：大孔树脂精制纯化立项，总投资1380万元。
3月，“武汉市2006年度工业经济运行先进企业”名单出炉，红桃K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榜上有名。
2007年，公司发货回款率一直控制在95%以上，生血康分销覆盖达8省14个区域，与历史数据相比处于较高水平。以生血康为代表的药品，成为药业公司发展的重要平台。
2008年
5月15日，红桃K集团向四川汶川县地震灾区捐赠100万元药品。
2009年
5月，红桃K集团电子商务平台投入营运，成为化妆品、保健食品新的销售平台。
9月4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红桃K集团“双药准字号”药品“生血康合剂·补血片”发明专利申请，发明专利的名称为《一种用于补血的药物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2010年
公司成立临床推广事业部，药品进入医院销售。
公司受理或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0项，外观设计专利25项。
1月6日，红桃K集团与福星集团共建的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关南福星医药园奠基。规划总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总投资8亿元，建有国际生物企业总部、科研孵化器、生物诊断试剂生产基地、中小生物企业基地以及相关服务配套设施等。
2010年，集团地产公司高位嫁接，年销售额过七亿元。
2011年
红桃K纯派电子商务公司入选“2011年湖北省十佳诚信网商”，销售居全省行业第一。
地产公司新增三个项目，建筑面积将超过50万平米。
药业公司获政府环境保护先进单位，污水处理在线监测物联网系统建成使用。
生血康药品国家试行标准转正，乌鸡养血、垂阴茶地方标准升级为国家标准，17个保健食品及营养食品新标准通过审评并启用。
2012年
2月24日，红桃K集团电子商务公司向湖北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捐款100万元，用以资助社会留守儿童和妇女。这笔捐款由红桃K淘宝官方旗舰店支出，成为我国网店单笔数额最大的公益性捐款。
红桃K生血康进入医院推广，医学专家称红桃K生血康治疗缺铁性贫血无可替代。
红桃K集团启动爱心助考行动，向湖北、陕西、广东、浙江等部分中学的高考学生赠送补血健脑产品：铁卟啉DHA，以及《高考状元宝典》、《考生备考专用笔记本》、等学习装备和生活用品。面向全国开通了高考健康咨询热线电话，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考前健康指导、心理减压、备考辅导等咨询服务。
7月，红桃K品牌保健食品全网主流电子商务平台销量领先。

㈢ 白种人眼中的黄种人

19世纪早期，只有零星的中国移民进入澳洲，那时候可以选择的职业是做牧羊人、厨子和农场苦力。19世纪30年代由于牧羊业发达，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殖民政府做出决定，开始雇佣华工，50年代发现金矿，澳大利亚进入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吸引了广东省省会附近13个县的成千上万的华人移民，到1890年在澳洲的华人大约有4.9万人，大家都知道旧金山指的是美国的三藩市，而新金山墨尔本则鲜为人知。

13个县的移民都讲同一种方言，具有相似的体型、思想和性格，在当地人眼中，华人移民朴素、和蔼、热爱和平、勤奋且节俭，但也有不良嗜好，比如抽鸦片和赌博。他们崇拜偶像，带来了儒教、佛教和道教的混合信仰，在金矿区修了很多庙宇。他们的语言、衣着和留的辫子，习惯和癖好，风俗和传统生活方式都同当地人不同。

中国人的出现潜在的威胁到了“白色澳洲”的现实，欧洲白人被中国人的出现和成功吓坏了。“白澳”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841年，华人矿工的涌入引起了欧洲人的惊恐、怀疑和误解。当时为了调查劳工情况，新南威尔士成立了一个移民调查委员会，结果该委员会认为苦力移民会降低白人的生活水平，要求限制移民。

1857年一个地方报纸的记者就写道：“先不考虑中国人带给金矿区的麻风病——他们走到哪里就把这种可怕的病带到哪里——就单单从他们心智低下，身体瘦弱，生活习俗半野蛮化的角度来看，我就反对让他们进入澳洲，他们完全不配融入我们这么文明开化的国家，我要问问大家，他们这些偶像崇拜者能够让我们的基督信仰纯洁吗？这些杏核眼、黄皮肤的东方人能改进我们的种族吗？这些从天朝带来的习性和邪恶能够推动澳大利亚吗？完全不能……”

这种极端种族主义的观念弥漫着整个19世纪晚期，影响着当时的移民立法，1901年澳大利亚移民入国法案就是这种“白色澳大利亚”政策的集中体现，该法案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的限制非欧洲人来澳大利亚定居。而他们的杀手锏就是对每一个想移民的人强制进行某一种欧洲语言的听写测试，只有特别豁免者除外。豁免证书是经澳大利亚外交部批准，由澳大利亚海关颁发的允许外国人移民澳洲的特别通行证。

由于移民法的限制，在金矿和锡矿开采殆尽之后，固守落叶归根的中国人很多又回到了祖国，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人数急剧下落。尽管危机四伏，也有一些中国人在当地扎下了根，他们保留着自己的传统和人脉关系，形成独特的生活方式，忍辱负重并且灵活圆滑得面对和处理周围随时出现的敌视。这些定居的中国人，在当地建立家庭，繁衍生息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继续移民

19世纪50年代发现金矿，尤其是七八十年代发现锡矿之后，很多华人聚集到新南威尔士的北部高原地区。1891年的一次人口普查表明，华人占到当地人口的11％，这是华人人数的最高峰，随后锡矿越来越少，很多华人或者搬到别的地方或者回国，当地中国出生的华人人数从1891年的1300人下降到1901年的593人，而1921年是169人，到了1947年只有47人了，不过人数减少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新人到来了。居住在这里的中国人一有机会就赞助亲戚或乡邻移民过来。

在当地华人中，帕西·杨的故事广为流传，足以代表华人移民的努力、辛劳和聪明才智。澳大利亚光兴百货公司（Kwong Sing store）的奠基人帕西·杨1865年出生在广东中山石歧的村庄里，大约20岁的时候通过同村人的关系来到了澳大利亚，随后10年里杨在不同的华人开的店铺打工，生活颠沛流离，10年中的大部分岁月他都在新南威尔士的乡村度过。虽然偶尔也回国，但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未来和希望在澳洲。19世纪90年代末期，经人介绍，帕西·杨来到位于新南威尔士格伦因斯(Glen Innes)地区的光兴商店工作。1907年杨成了光兴的股东之一，到了1912年他几乎接管了光兴，成为了主要的股东和管理者。杨的孩子们相继在澳大利亚出生，他还赞助自己的侄子一个接一个从中国老家来到澳洲他的店铺里工作。不久他的子侄们又一个个的另立门户，开办了自己的店铺，并且相继在当地结婚生子繁衍生息。

帕西·杨家族移民澳洲的活动都发生在1901年移民法实施之后，杨和其他南部高原地区的小业主一样，利用移民法的漏洞让亲戚们陆续来到澳洲，并且想方设法让他们定居下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律规定，已经在澳大利亚定居，并且通过经商推动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华人可以雇佣中国出生的店员，可以让这些店员暂住一段时期。

伊莱恩·江的父母在滕特菲尔德镇经营商铺，她回忆父母利用人脉关系为澳大利亚和中国的亲戚和乡邻服务，这些活动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在进行。他说，“我认为我的父母认识悉尼某些签发移民证的人，他给这些人写信，把某个店铺需要的店员的名字告诉他们，这是合理合法的，这就是我父亲把一些人带出来的方法，当然也有别的方法，但这个方法是主要的。”

一个店铺能雇佣多少中国出生的店员，澳大利亚的法律对此是有规定的，这就刺激华人商店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不断扩张，南部高原地区的华人店铺都是如此。因为开办的店铺越多，能够把亲戚带出来的机会就越多。滕特菲尔德镇上的洪源店创立于1899年，到了1915年该店的主要股东和管理者是哈瑞·费，一个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人，但是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中山石歧的老家度过的，到了30年代，洪源已经在镇上开办了另外3个小商店，在附近村镇有了3个分店和两个零售自助店。

定居华人希望把亲友带出来，为他们的果园、店铺和工厂补充新的劳动力。如果不能通过合法手段获得华工，有些人就冒险采取非法的手段，非法移民多由香港商人组织。这些非法移民遭受到难以想象的痛苦。有的人藏在甲板下的货舱、米箱里，整个旅程不见天日，有不少人因窒息而死亡。1905年在悉尼的一艘德国船里发现了23个偷渡客，这些人后来被罚到德属新几内亚做一年苦工。

扎根

华人所采取的谋生方式十分相似，他们主要集中在工业、商业和初级产品生产等领域。多数华人种植蔬菜，菜农本身也是小贩，在清晨5点挑菜到市场，在城市里走街串巷叫卖新鲜蔬菜的华人也很常见。

华人零售店开始营业可以追溯到淘金热，开始主要经营中国货物，大米、丝绸、茶叶、瓷器和生姜等。20世纪前20年中，新南威尔士对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牛油、面粉、皮草、金条、铅、煤和木材。出口贸易一半控制在华人手里。1906 年，新南威尔士水果交易所主席断言：香蕉贸易已经从英国人手里转到华人手中。同样的警告不时出现在报纸上。到1921年为止悉尼的许多老牌华人水果商行，永生、泰生、永安都经营香蕉。在墨尔本，添杨、雷鹏和荣享是著名的香蕉和西红柿经销商。华商兴旺发达的例证之一是1917年成立了拥有实际资本10.8万镑的中澳船行，悉尼和墨尔本的华人零售店、食品杂货铺和进出口贸易行都对船行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大多数华人移民与他们的家乡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感情联系。在20世纪前20年中，许多澳大利亚华人的企业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开办起来。这些企业包括制造厂、银行、轮船公司、保险公司以及百货公司。在所有投资和投机事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主要由新南威尔士华人经营的百货公司，在悉尼的白人公司的帮助下建立，华人创办了三家大的百货公司：先施、永安和新安，随后这个商业帝国扩展到远东。过去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就是这三家开办的。

华人的成功不可避免的引来白人的不满，澳大利亚作家玛丽·贡特（1861－1942年）在《一个女人在中国》里回忆早年在澳洲的生活经历时说：“我曾多次看到不幸的中国人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到我父亲家来寻求保护。那些我们称之为流氓的街头恶棍不问情由，任何人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仅仅因为他是中国人就往他身上扔石头。”

白人对华人的歧视还源于经济竞争。以家具制造为例，19世纪80年代经济繁荣期间，华人靠制作廉价和低档家具谋生，主要制作椅子，货架、脸盆、碗橱和桌子。本土欧洲工匠则垄断了价格高昂的家具。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竞争和利益冲突。但是在经济不景气期间，欧洲人也不得不制造低档产品时，他们发现华人已经占领了这个行业。欧洲工匠开始鼓动政府当局，禁止华工移民。他们要求限制华工的劳动时间，并在产品上标明是由白人还是华人制作的，鼓励白人购买白人的商品。面对澳洲同行的打压，新南威尔士的华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成立了社团，筹措经费游说议员，并聘请律师。1913年新南威尔士中华商务总会诞生。

“白澳政策”反而使华人移民变得更团结，更有民族意识。1901年只有少数华人反对移民法，1905年新南威尔士已经召开了州际性质的华人大会商讨共同面对的问题。会议讨论5类华人（商人、官员、传教士、学生和旅游者）入境问题，并为设立中国总领事馆而努力。

劳工阶层的华人占绝大多数，商人少一般都很富裕，并在华人的政治、社会和商业生活上起领导作用，梅光达便是华人中杰出的领导之一。梅光达1850年生于台山市端芬镇山底村龙腾里，9岁时随叔父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阿拉顿金矿“淘金”。他先是在白人的杂货店里做杂工。因聪明伶俐，被白人金矿主收为养子。1871年，梅光达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1877年养父病逝后继承了养父的产业。之后迁居悉尼，从事商贸活动，专营中国茶叶、丝绸及饮食，很快成为名倾悉尼的华人大富商。1887年5月至8月，清廷派总兵王荣和以及候补知府余隽率团，以调查华民商务的名义，到达悉尼、墨尔本等澳洲华侨较集中的地区了解侨情。王、余抵达悉尼时，梅光达亲自率领华侨代表设宴盛情接待。梅光达向王、余二人反映了澳当局歧视和迫害华人的情况，转达了侨胞的两点要求，并请转禀清政府：一是要求在华人较多的地区设置领事馆，切实保护侨胞；二是经常派军舰来澳访问，宣扬国威。王、余返国后向张之洞作了汇报，建议在悉尼设立中国总领事馆。1909年中国领事馆在墨尔本建立。1912年中国领事馆与澳大利亚政府就5类华人入境问题达成协议。

大多数华人移民都想最终能返回故里，由于语言的障碍，生活方式的差异，移民法的限制以及华人希望回国的愿望，最终导致澳大利亚华人社区被同化的很慢。同化虽然缓慢，但却是稳步前进，有些华人剪掉辫子，换掉民族服装，穿上尖头皮鞋，系领带，戴西式帽子。1911年以后，新南威尔士的华人大多是这种澳式打扮。另一种适应方式是华人信奉基督教，这与华人牧师的努力分不开，这种改变也更容易让当地白人接受。信奉基督教后，便采用基督教名，1921年后很多华人采用基督教名。

回忆录

最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为了去除种族主义观念的影响，尽量还原历史的本色，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工作，经过两三代学者的努力，现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澳大利亚华裔的个人口述史和家族生活回忆录（这些口述中华人都用了教名）。因为澳洲的中国人大多集中在新南威尔士北部，自然这里也就成为了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

一开始华人移民在金矿区开拓了很多定居点，建立社区。1901年后，金矿的华人社区纷纷解体，悉尼和墨尔本则继续兴旺发达。在墨尔本全州有7349人，其中华人有2200人，聚居在以小伯克街为中心的唐人街。在唐人街中主要是些满足华人需要的进出口商行、水果店、家具制造厂、洗衣铺、食品杂货铺、蔬菜水果店、餐饮店、鸦片烟馆和赌场。

南部高原区的很多商铺都位于很小的社区，其中最大的镇子人口不超过5000人，但是中国人确实与众不同，他们忍受着白人的歧视和嘲笑，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他们卖的东西无所不包，顾客群也渐渐扩大到当地非华人居民和当地出生的华人。口述史和采访记录中有很多对这些当时店铺的描述。

1915年进入洪源百货公司工作的比阿特丽斯还清晰记得店铺的陈设布局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她说：“衣物摆放在长条形的柜台上，鞋子、男式长裤、羊毛开衫、衣服料子杂七杂八得堆在一起，柜台的末端是女式内衣和裙子，柜台上已经没有什么空隙留给帽子了。但是我们店里的帽子太多了，现在哪也没有那么多帽子了。柜台后面的架子上是袜子等零碎东西。钱柜占据店铺的中心。柜台的对面是食品、蔬菜和水果。我们还卖少量家具，不过在另一间屋子里，那里还有五金。”

盖特总是回想他父亲的店铺，20世纪30年代这个商铺在昔日繁荣的锡矿小镇埃玛维尔（Emmaville）开张营业。他说：“我记得幼年时经常在店铺里进进出出，我记得那是两扇门，推开门走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屋梁上挂满商品，我们把单车和浴盆都挂起来卖。我们卖得东西太多了，甚至枪也卖，也卖马蹄铁和马蹄铁钉，还有布料和针头线脑。铺子还有食品区，同时也卖厨房用具。”

贝西的父亲也在埃玛维尔有个铺子，在她的记忆里这个小小的商铺仿佛世外桃源，与20世纪末期的商店相比，那里有着难得的亲和气氛。她说：“在那时候，人们之间亲密诚实，相互之间无所不谈，没有心机和秘密。我们店里时常放着几把椅子，人们在那坐着谈天说地，现在这样的情形再也看不到了。”

华人店主和中国雇员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确实与当地人不同，通过悉尼、香港和家乡台山的人际网络（这条人脉网也是他们的商贸网），店主们把亲戚接到新南威尔士。从去国离家的游子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开始，这些位于异乡的商铺就是他们的海外避风港，在这里他们得到照顾，得以熟悉异国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是他们走向独立发展的缓冲区。

店铺中的日常工作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商业和雇佣惯例之上的，店里给刚到澳洲的中国青年或者澳洲出生的华人提供工作和食宿，这些商铺建立在中国家长制和中国式道德规范的基础之上。伊斯特·宋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因弗瑞尔镇的中国商铺做工，他回忆说：“我的工钱是25先令，从始到终我与另外7个中国人住在一间小屋里，另有5个人住在楼上。我们的日程是这样的：7：30的时候厨师敲钟，大家下楼吃饭。我们吃中式早餐吃米粥和中国食品。吃完饭就去店里干活，切切肉等类似的活，一直干到店里开门营业。中午的时候钟声又会响起，所有人，中国人、外国人都去吃饭，午餐一般是英式的。到18点的时候晚饭就准备好了，这次是中餐。一个星期中总有两三个晚上我们要再回到店里干活，做把食糖装袋等类似的工作，一直干到21点左右。”

在格伦因斯镇的光兴商行，老板帕西·杨把一些他认为有劝诫意味的格言，装裱后挂在墙上，比如，如果你现在贫穷也不要怨天尤人，贫穷是因为懒惰。努力工作，不要抱怨困难。

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哈维 ·杨总是回忆起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生活，他想起那些用来化开蜂蜜的沸水，那些棚屋、马厩，那一缸缸堆满小麦、岩盐、草料的大缸。他还记得：“铺子后来是一小块菜地，鸭子和鸡时常在菜畦间溜达，它们总有一天会变成一盘菜。店里有几个厨师，他们常在后院做面条，新鲜的面条。”

哈维的姐妹还记得中国厨师和其他雇员的食宿状况，她们还记得某些人记得他们住在哪：“乔治· 吴和吉米住在楼上，他们的房间正对着塔特萨尔旅馆，厨师也住在哪，还有个厨师住在靠近厨房的小房间里。铺子后面有个独立的小屋，现在早就被推倒了，那里就是厨房，也是店员们吃饭的地方。”

琳娜·唐也还记得她童年时代的厨师：“我记得小时候有三四个厨师，其中一个光头、块头很大像个巨人，能吃一大碗米饭，名叫乔治·雷的厨师留着长趾甲，我还能想起他在晚上用木棒捣米。”

家乡

这些中国厨子、雇工、食物、语言和其他中国的文化符号，让这些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超越荒僻的村镇，与自己的过去和传统建立起剪不断的联系。这种联系因为家庭成员经常回国更加坚固，回国的理由很多，看望亲人，生意需要，或者抱着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愿望，落叶归根的意图，或者送在海外出生的孩子回乡受中国式教育等等。

不过回乡的经历并不总是愉快的，总会有意外的伤害，毕竟他们已经在异国他乡生活的太久，毕竟孩子们是在海外出生的，所以他们惊异得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家乡里的陌生人。很多人都碰到了这种感情上的断层，因弗瑞尔镇上的费家曾在20世纪30年代回过香港和内地。乔伊斯·费回忆他回到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时说：“第一眼看到家乡觉得很奇怪，围着我们跑来跑去的孩子们都没穿鞋，还衣衫不整，我们刚一到那，孩子们就跟着我们”。 乔伊斯的妹妹也说：“我还记得中国孩子朝我们扔石头子，并叫我们白鬼子。”

但回国的经历并不总是让人灰心丧气，很多回忆录上记载说回国像回家一样自在亲切，每次回访都让他们与中国的联系纽带更加紧密。而且有时候他们看到、感受到的是比新南威尔士更文明的生活方式。爱琳20世纪30年代回国后被上海镇住了她说：“上海就像东方的巴黎，一部分是美国化的，一部分是法国式的，那里的建筑精美绝伦，商品无所不包，是个国际化的地方。很多来过澳大利亚又回国的朋友都住在那。”

然而中国并不安定，30年代日本侵华，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40年代新中国成立，移民运动停止了。澳大利亚的华人开始把自己的未来与澳洲联系在一起。以那些早期的店铺作为财富基础，很多澳洲出生的华人得以接受英式教育，之后其他职业也开始向他们敞开。华人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很多从新南威尔士高原搬到悉尼、布里斯班市等大都市，从事的职业也越来越多样化，有人经商有人从政从医。

同时，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政策也开始解冻，到了50年代末期，“白澳”的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随后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开始慢慢向多元文化主义转变，二战之前在澳洲出生的中国人都经历了这一改变。在官方默许种族歧视政策的时候，华裔对自己的文化根源只能保持沉默，而当多元文化占上峰的时候，华裔就会为自己的文化遗产而骄傲，林梅和她的继女罗萨丽·林的经历和感受就截然不同。

林梅说：“过去，我很小的时候，仅仅因为你是华人，有人就恨你。他们不只是不友好，是从心里恨你。那时候我害怕一个人走路回家，因为他们无缘无故就会把我推倒。”

罗萨丽·林说：“几年前，会说另外的语言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但是今天，人们的态度转变了，社会舆论不同了，人们的心胸更加宽广，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会说第二种语言了。”

在这样宽松的社会环境下，澳大利亚的各种文化才能共存共荣，才能承认包括华裔在内的移民都对澳大利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国人对第一代华人移民的艰辛并未淡忘。1988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访问澳大利亚时，曾在墨尔本中国总领事馆见到两尊采矿华工铜像，于是填《西江月》一首。词中便有“瞻像俨然神在，长留创业丰碑。浪淘不尽英雄，唤起人间龙种”的佳句。不必说，这是赞美淘金时代的华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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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企业员工离复职股份通常需要制按照股票购买时的约定执行，通常是用人单位以现行的价格回收劳动者的股份。
《劳动合同法》
第七十七条 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
第七十八条 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履行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情况进行监督。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和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工会有权提出意见或者要求纠正；劳动者申请仲裁、提起诉讼的，工会依法给予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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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要认清现实啊，这个就这么回事。9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