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退出苏联东方集团

⑴ 中国和苏联交恶时 美国伸出援助之手 为什么中国没有和美国继续好下去 对付苏联

虽然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了中美接近的进程。但是为什么双方直到1979年才建交？
主要就是有个台湾问题的大麻烦夹在两国之间。尼克松本来准备在自己的第二届任期内解决该问题。但是他自己最后因为水门事件而黯然下台，继任的福特本身对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的热心程度远远比不上尼克松，在美国国内利益团体和亲台集团的压力下，从原来尼克松的承诺的立场上有大规模的后退。当时美国认为中国面对苏联的巨大压力，相对来讲肯定更有求于美国，如果美国坚持，很有可能会迫使北京方面最后软化立场，接受美国的安排。但是毛虽然急于建立所谓对付苏联的“一条线”战略布局，但是决不能对傲慢的美国人认头。所以双方耗了4年，彼此关系在那里空转。
等到毛去世后，特别是邓掌权后，面对苏联的势头，双方再次有了进一步靠近的现实需要。最后在中国出手教训了越南，而苏联又入侵阿富汗后，美国最终接受了北京关于台湾的“断交，撤军，废约”的三项要求，双方历经7年博弈，终于成交。
可是美国紧接着以国内立法的形式，搞了一个《台湾关系法》，留了一个很大的尾巴。于是北京的强硬派气愤不已，甚至准备和美国一拍两散。最后还是急于实行改革开放，想要马上利用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的的邓压制了他们，被迫吞下了这颗“苦果”，从而也为日后中美之间每每因为台湾问题而龃龉的后患。

⑵ 中国当年为什么和苏联关系破裂

苏联起初并没有料到毛主席能够夺得政权，斯大林是看好蒋介石的,希望中国能牵制日本---当然这是二战前的情况，当蒋介石开始同美国走近以后,苏联开始不断的试图策动新疆以及其他北方地区的分离主义，斯大林是希望扶持王明之类的苏联派在东北制造黄俄罗斯。

毛主席完全打破了斯大林的想法，迅速的命令部队开进东北，当时苏联在东北的驻军并不是特别了解斯大林的真实意图,所以就和毛主席有一定的合作，比如提供武器。这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认定苏联在违背默契,害怕毛主席独占东北，美国也坐不住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直接开进北京，破坏了美苏的默契，这时候斯大林来不及再扶持亲苏派了,只能硬着头皮支持毛主席。
而在1949年即将渡江的时候，希望中国分治，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尽管如此苏联在1949年承认了新中国，以上的一切表明苏联对中国的态度是不希望中国摆脱其控制，斯大林更是称呼毛主席是 " 人造黄油"，不喜欢毛的农民革命理论。需要注意的是，斯大林在骨子里看不起中国，也不重视中国。

转折点发生在1958-1962年，1958年毛主席在赫鲁晓夫从美国回来访华的时机突然发动金门炮战，我国声称是对伊拉克革命等国际力量的呼应和支持，实际上远不止如此，中国无疑希望能够统一台湾，我国在他访华的时候炮击金门，给外届造成苏联也支持对台作战的印象，赫鲁晓夫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意，双方开始互相猜疑了。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撤出专家进一步引发危机，政治论战也便多了，到1962年中印战争中，苏联支持印度和赫鲁晓夫在古巴危机的软弱表现使得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害怕纸老虎美国人，搞修正主义，不坚持列宁主义。随即双方的边界谈判也搁置了，边界冲突有增无减，直到1969年发生珍宝岛激战，两国关系降至最低点。
中国希望获得自主外交权，在于冷战环境非常紧张，如果绑在某一方，则会一直处于战争边缘，不利于和平发展，且盟主有资格和权利不断的以其利益核心为基准来干涉其他成员国，所以，我国首先一边倒来避免被美苏肢解，然后获得实力后在和苏联破脸，而且用意识形态为借口，给赫鲁晓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让苏联的威信大减（东德和中国关系很好，因为双方都存在收复失地的问题，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也和中国眉来眼去），而美国深陷越战，这样中国就成功的摆脱了冷战漩涡，到打中国牌的时代，棋就彻底做活了

⑶ 苏联为什么与中国决裂

毛泽东本身其实对斯大林和苏联并没有什么好感。他看轻中国革命，阻碍中国统一进程，分裂蒙古等等。但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斯大林身后对其清算，毛泽东不免心有戚戚焉，对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身后的作为极为鄙视，加上赫鲁晓夫时代正是开始了与美国的全球争霸，59年为象控制东欧的卫星国一样控制中国，赫鲁晓夫提出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妄图控制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毛泽东不同意，并与之论战，两党两国开始决裂，60年苏联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在会议上公开抨击中国，中国则反击苏联搞修正主义，毛泽东在幕后亲自捉刀的“九条意见”出来，“苏修”这个新名词也诞生了，中苏矛盾公开化，随着珍宝岛事件，两国常年陈兵百万在边境。一直到1989年苏联解体前，才正常化。

⑷ 曾与中国友好的小国敢摁苏联，第一个退出华约，为何苏联没出兵

因为苏联根本就没有把阿尔巴尼亚放在眼里。更不值得它动武，阿尔巴尼亚本来是独立建国后就发展得很慢，从历史上看它也是一个很悲催的国家，而且他的物质也很匮乏，位于巴尔干半岛，当初加入华约组织的时候，也是成员国中实力最弱小的一个。

而且确实苏联也没有必要对阿尔巴尼亚下手。因为他们的距离隔得较远，没有必要为了这么一个弱小的国家而耗费大量的时间，而且苏联的目的本来就不是在它的身上，对于阿尔巴尼亚这样一个可有可无的国家，苏联根本就没必要较真儿。而且就算攻打了阿尔巴尼亚，但是他们的物质如此的贫乏，就算攻打了下来，他们这个地方要面积没面积，要资源没资源，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⑸ 当年苏联为什么要单方面撕毁帮助中国的协议

苏联撤回所有技术人员 苏共二十大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最初是由苏共二十大引起的。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苏共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并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注：参见《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这一不寻常的做法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也在中国和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获悉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十分重视，立即多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此事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表明，中国领导人最初的反映比较复杂。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既“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毛泽东说：“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页。）总之，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方面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错误，甚至认为这样做也大有好处，解放了各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认为赫鲁晓夫的做法有缺点，即批判斯大林这样的重要人物事先未同兄弟党商量，搞了突然袭击；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或者说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只讲错误，不讲功绩。（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7页。）这表明，从如何对待斯大林这一问题开始，中共中央并不完全赞同苏共中央的看法和做法，有了自己的观点。中苏之间产生了分歧，打破了过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总是“完全一致”的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领导人不仅在内部批评苏共的做法，而且先后撰写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第一次虽然婉转却是公开地表明了不同于苏共的意见。除了在斯大林问题上双方产生了分歧外，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也不赞成，认为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则。不过，在最初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等人并没有就“和平过渡”问题与苏共领导人争辩，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赫鲁晓夫的观点，直到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召开时，由于苏共起草的《宣言》稿中又重提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才在会议的内部讨论中重申自己的不同观点，要求苏共同意修改《宣言》稿的看法。

此后不久，除上述两大分歧外，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又有新发展。由于受苏共二十大的间接影响。1956年先后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处理波匈事件的做法也不甚满意，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因而批评苏共和苏联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等等。不过，相对而言，1957年以前，中苏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都不及斯大林问题与和平过渡问题那么重要，那么引人注目。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以往“完全一致”的情况发生改变，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以笔者之见，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双方的经历不同，彼此缺乏了解，看问题的出发点也不一样，因而难免出现分歧。以斯大林问题为例，不管赫鲁晓夫的做法是否完全正确，他毕竟是从苏联的情况和苏联的需要，包括赫鲁晓夫本人的政治需要出发的，而中国领导人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内情并不十分了解，对斯大林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并无切身感受，又主要是从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的需要出发考虑问题的，自然看法也就不会和苏方完全相同了。二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无情地打破了斯大林一贯英明、正确的神话，打破了苏共和苏联完美无缺的神话，也削弱了斯大林、苏共和苏联长期唯我独尊、高高在上的地位，破除了迷信，解放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世界共产党人的思想，不仅使他们敢于怀疑苏共苏联，也敢于发表不同于苏共和苏联的意见了。而在苏共二十大以前，特别是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三是经过建国初期几年的实践和发展，新中国逐渐壮大起来，中共领导人也有了一定的经验，尤其是在如何搞建设方面，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加之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上台的领导人，包括赫鲁晓夫在内，在资历、威望、经验等方面均无法与毛泽东等人相比，这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强，无须再像过去那样，在苏共和苏联领导人面前十分谨慎小心。1949年和1957年毛泽东两次访问莫斯科时的不同心境，受到的不同待遇及他本人的不同表现，最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

今天看来，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之间出现分歧，不仅事出有因，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本身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有分歧是正常的，而像“蜜月时期” 那样“完全一致”倒并不正常。更重要的是，只要双方处理得当，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不一定对既存的友好合作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这已为1956-1957 年的事实所证明。

实事求是地说，在1958年夏天以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尽管中苏两党在斯大林、和平过渡、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上有了重大分歧，双方不断产生争执，但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倒退，甚至还有新的发展，比1955年以前更为密切。其间，不仅双方继续进行友好合作，苏联还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由于苏联答应在导弹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帮助中国，并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样品，中苏两国因而在1957年10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当时的意识形态分歧未使中苏关系发生逆转，当然是有原因的。笔者认为，一是双方的分歧和争论并不很多，而且局限于一般理论问题的范围，还没有直接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二是在争论中，主要是中方批评苏方，而赫鲁晓夫等人因为立足未稳麻烦颇多，特别需要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不得不对中方的批评采取忍耐态度；三是中方也需要苏方的经济军事援助，并希望继续维护中苏友好合作的大局，因而在批评苏方时所持的态度和方法均比较谨慎，并没有上纲上线，更没有激怒苏方的意图和做法，从而使争论大致上能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进行。可见，只要处理得当，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并无必然的联系。

（二）

尽管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两年多时间里，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没有损害双方的关系，但从1958年夏天起，中苏关系还是开始发生逆转，逐渐恶化了。诚然，中苏关系的恶化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意识形态分歧，但也不可否认，意识形态分歧也对加剧中苏关系的恶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需要认真研究的是，1958年夏天以后，意识形态分歧是怎样加剧中苏关系恶化的？

笔者认为，总的说来，1958年夏天之后意识形态分歧之所以开始损害中苏关系，是因为中苏之间出现了其他新的争执，致使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扩大，并和其他争执交织在一起，而双方对分歧和争执又采取了错误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1958年夏天开始，中苏之间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发生冲突，这不仅使双方的分歧和争执越来越多，而且各种分歧和争执交织在一起，使原来似乎无关紧要的意识形态分歧陡然变得更加严重，更加复杂，更具破坏性了。

在国际交往中，任何一个国家无疑都要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中苏之间也不例外。不过，在“蜜月时期”，由于双方基本上遵循了 “平等互利”的原则，不做损害对方国家利益的事，故双方虽在一些小的问题上也有“磨擦”，但在大的方面没有什么争执。然而，从1958年夏天起，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中苏两国在涉及国家利益的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冲突。最初的风波就是当年夏天连续发生的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苏方出于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国希望在建造潜艇方面得到苏方帮助之事，提出双方共同合作在中国建设一座长波电台和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但中国方面却认为，这是苏方以帮助中国为借口，实际上侵犯中国的主权，并有控制中国的企图。双方为此争执了好几个月。毛泽东为之大发雷霆，赫鲁晓夫则为此急匆匆地飞到北京，为苏联辩解。此事后来虽然都不了了之，但从此双方种下恶感。接着，当年8月又发生台湾海峡问题的争执。中国为打击蒋介石集团和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未与苏方磋商便发动了炮击金门、马祖之战，苏方虽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中国，反对美国，但因担心炮击金、马会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将苏联拖进美苏大战之中，故实际上对中国不满，并且进而单方面撕毁1957年10月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收回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承诺。1959年中国为维护自己领土主权，反对印度在中印边界进行挑衅，采取自卫手段。但苏方认为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对苏美缓和不利，破坏了赫鲁晓夫访美的和平气氛，因而不顾中国的一再反对，公开发表了一个袒护印度的声明。此外，苏联也对中国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不满，而中国则对赫鲁晓夫热衷同美国拉关系颇有微词，如此等等。显然，上述争执都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一般来说，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冲突必然会影响到彼此关系的好坏，因而中苏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也必然损害双方的关系，即使没有意识形态的分歧，中苏关系也会发生逆转。然而，与一般的国际关系不同的是，中苏之间不仅存在着国家利益问题，又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两者又总是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更加严重了。
参考资料：<中俄关系史>

⑹ 前苏联为什么半路撤出对中国的帮助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二战中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被压迫民族与民众中拥有极高的威望，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反抗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指路明灯，是公认的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方式与苏联完全不同，中国最大的贡献在于另辟新径，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的革命，同样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意识形态决定一切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必定导致矛盾并形成分裂。

二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的争夺。

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之后，为众多的亚非拉落后国家的被压迫民族指明了另一条赢得全国政权的方式、方法乃至理论体系以及军事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地位逐渐上升与突出，成为影响其他国家共产党尤其是亚非拉共产党的重要力量，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凸现其独立性，并逐渐形成影响力，与苏联共产党有了分庭抗礼的姿态。

三是对个人崇拜看法的分歧。

自斯大林死后，苏联对其生前的个人崇拜、残暴政策进行了批驳，全面否定了斯大林个人。中国对此并不认同，认为否定斯大林将分裂国际共运，造成思想混乱，被帝国主义利用。另外，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还认为适当的个人崇拜有利于团结人民思想统一，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四是对外政策的分歧。

五十年代中后期，苏联从国家利益出发，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与美国从全面对抗逐步走向对抗与缓和并重，并在局部对美国采取了妥协政策。中国领导人当时不赞成模糊敌我关系并改变原有政策，希望苏联在全球能全面遏制并对抗美国。

五是建立军事基地的矛盾。

苏联要求在旅顺港建立无线监听站并寻求在旅顺建立海军基地，为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寻找终年不冻港。对于百年来深受帝国主义欺压的中国来说，中国的港口来往外国的军舰是不能接受的，并会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此，苏联并不理解。

中苏交恶，前两点是根本，后三点是诱因。

⑺ 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为什么会恶化

以下是苏联与中国关系恶化原因的发展过程。

1、中苏矛盾萌芽于1930年代土地革命时期。

2、抗日战争结束后，苏联的斯大林希望中共和国民党合作。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接受苏联的指示。

3、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让中共不悦。

4、毛泽东在回忆时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5、1959年7月苏联《真理报》发表了赫鲁晓夫检讨了苏联1920年代在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此举激怒了毛泽东。

(7)中国为什么退出苏联东方集团扩展阅读：

中苏论战

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是为金门炮战，之前没有通报苏联。1959年8月中印边境纠纷，未经和中国沟通苏联塔斯社发表对中印冲突中立的声明。

1960年初，中苏均表示要团结，但要对方改正做法。4月22日，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公开点名批评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则指向赫鲁晓夫。

1960年6月底苏共在五十多个国家共产党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抨击中国的大跃进，试图在理论上压服中共。

1962年毛泽东对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退缩批判，认为赫鲁晓夫“从机会主义蜕变为投降主义”，苏联则认为中共的立场会导致核战争。在同年的中印战争中，苏联支持印度。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特别提出了苏共的“三和”、“两全”和“三无”的国际共产主义 总路线。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

1963年7月5日至20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的复信进行全面系统的攻击。为此，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顶峰。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周恩来率团访问苏联，回来报告苏联并没有改变路线的趋势，中共继续批判苏联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

⑻ 为什么中国最后摒弃了“苏联模式”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无可估量的损失。但是，它也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引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刻思考。在苏联解体十几年之后，对其解体的原因进行认真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分析，从中科学地总结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是十分必要的，它将成为我们难得的反面财富。

. 一、打击腐败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苏共干部队伍腐败，党内出现一个特权阶层，激起人民的不满……”这是关于苏联解体原因又一观点首先应当肯定这个观点有正确和值得重视的一面。执政党的作风问题，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
现在学界一般认为苏联特权阶层人数约为50-60万（有的还认为应当加上其家属，这样大约为300万人，这个“特权阶层”阵容就相当庞大。但恐怕不应株连家属）。俄语“特权阶层”这个词原意是“名称汇录”，有的译成“官阶名录”，有的干脆意译为“特权阶层”。但由什么人组成？享有什么样的“特权”？尚未有人对此做出准确论述。
真正的“特权阶层”，是指那些利用职权“以权谋私”的人。他们有多少人？占所谓“特权阶层”50-60万人的比例多大？迄今为止没有看到这方面材料。当然，不能低估这些人在败坏苏共威信、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中的作用。但也不能仅仅用“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汤”来阐明其对苏联解体的影响。如果我们连“特权阶层”有多少人都不清楚，又怎么估计他们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实际上，在苏联社会的分配体制中，一方面确有分配不公问题，如“特权阶层”，但更主要的弊端是“大锅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区别不大，甚至脑体倒挂。1985年，工业部门中工人和技术人员平均工资之比为100∶110；农业为100∶135；建筑业则倒过来，为100∶98。具体说来：运输部门月均工资220.3卢布，邮电部门为159.5卢布，教育部门为150.0卢布，科研部门为202.4卢布，国家管理部门为166.2卢布。⒁而整个国家行政、经济部门的职工平均月工资是190.1卢布。可以看出的确全国各个工种之间、在各种领域工作的人之间工资差别不大。
所以，对这个命题的正确解读应当是：首先一定要看到苏共党内的腐败、乃至特权阶层产生这个弊端的严重性，它激起群众的严重不满，对苏联解体有着深层次影响；同时，这个特权阶层到底有多少人？苏共党内的腐败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做出科学的回答；更重要的是要区分分配体制中必要的“差别”与“特权”之间的界限，不能把合理的工资、待遇等差别当作特权。

二、维护国家统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最重要教训在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为保持社会安定、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本身所决定的，也是由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作为社会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先锋队，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先进的群众性政党，它以各种机构、基层组织联合了数以百万计的党员，成为社会中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力量；作为一个完整统一、一体化的政党，它吸引了各行各业绝大部分管理人员和专家；作为各民族优秀分子的政党，它将各地区、各民族凝聚在一起，发挥着促进各民族人民大团结、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要的凝聚作用；作为动员、联系群众的政党，它通过对各种群众组织的政治领导，通过自己普通党员的一致行动，努力争取广大群众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持，化解各种不满和矛盾。苏联的教训正是在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革新”党向削弱党、取消党的方向发展，使国家和社会失去了凝聚力量，导致社会混乱，最终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其结果是在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联盟国家里，由于联合了各民族先进分子的共产党的瓦解，而造成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泛滥，使国家陷入分裂状态。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关系到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族生存的重大关键所在。而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进而完善党的领导。苏联长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影响了政治体制中其他各种设置积极发挥各自的作用，同时苏共在自身建设上的一系列问题，又使党处在不断的蜕变过程中。
苏共的自行瓦解最后又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的终结、苏联的解体，这一事件证明加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是何等的重要，党的自身建设是何等的重要。只有当党能够始终如一地代表和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当党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自己思想上的先进性、科学性、及时揭示并把握和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才能真正实现党的领导，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使之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领导。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像苏共以前那样闭关自守、与外界隔绝是行不通的，像戈尔巴乔夫时期那样一味地迎合西方，追求西方的价值观，照搬西方的一套也是不行的。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重要的在于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实现改革开放方针，而这种改革开放的目的是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即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出发，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

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律制度，调动地方积极性
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必须承认在国家的政治体制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着艰巨的改革任务。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固然十分重要，但它不能代替政治体制方面的不足和缺陷。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本身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它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苏联苏维埃制度的弊端不仅在于以党代政使苏维埃实际上处于无权境地，不能担负起领导国家的重担，而且还在于从总体上说未能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未能处理好中央与以各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造成过分的中央集权，其结果是地方的积极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而更重要的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造成新的民族问题，形成民族隔阂和民族不信任，使原本就不容易解决的民族问题与地方问题交织在一起，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在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和不断完善民主和法律制度，建立行之有效的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和监督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使之规范化和法制化；应充分发挥中央集中和地方分权各自的优势，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吸引少数民族参政、议政，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实现民族和睦、维护国家统一的根本保障。同时，对于少数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制造民族矛盾、民族纠纷、分裂国家的势力，应毫不手软，坚决给予回击。在这方面，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教训是十分突出的，被所谓的民主束缚住手脚，对民族主义一味姑息、迁就，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打击不力，最终只能造成严重的民族冲突和国家的解体。

四、进行经济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缩小经济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
“苏联社会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影响了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发展，从而阻碍了社会进步，导致苏联解体”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70年的苏联社会一个典型特征。随着社会进步、新技术革命浪潮到来，这种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这就是今天必须对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行深刻改革的理由。但如果说由于存在这些弊端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尚缺乏说服力。这个观点的不完整性是只注意到这个体制的“弊端”，没有注意到这个体制还有存在的“合理”的因素。苏联解体多年后，俄罗斯学者痛定思痛，才认识到当时苏联的这个体制既有需要改革的“专断”、“集权”的一面，也有任何国家体制运行都必须的“权威”、“集中”的一面。这两种成分交织在一起。“集权”中含有必要的“权威、集中”的成分；而“集中”走到极端又成了“专断”，必须辩证分析这个体制。显然，仅仅用“专制”等单一特点概括整个体制的实质是不准确的。戈尔巴乔夫等人的错误在于全盘否定这个体制，鼓吹“无限制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结果是“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造成了社会的混乱。真正要总结出苏联这个体制的弊端难点在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或经济体制，应当“民主”到什么程度、“集中”到什么程度，这个“度”或者“界限”在哪里。
苏联解体的深刻根源是苏联经济模式的历史局限性阻碍生产力发展而又长期未得解决。60年代以前，苏联社会经济高速增长，人造地球卫星率先在太空翱翔，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何等灿烂夺目，不仅联盟内部具有凝聚力，而且吸引世界争取解放的民族，也使西方世界发生了信仰危机。然而自70年代始，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西方发达国家获得了新的机遇，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而苏联传统体制不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经济增长缓慢，逐步进入停滞和衰退时期。经济的巨大反差，引起凝聚与离心的新变化，苏联面临信仰和解体危机。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经济发展的中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文化和科学的中心，必然是人们向往的圣地和聚集的焦点。一个国家如此，大千世界也是如此；历史上如此，现而今也是如此。经济的活力同时也是政权的活力、国家的活力和党的活力；经济的凝聚力同时也是政权的凝聚力、国家的凝聚力和执政党的凝聚力。在社会主义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民族平等的条件下，边境地区人心的向背和人员的流向，民族地区的向心和离心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的决定性力量，取决于社会生产是否发展、综合国力是否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考虑效率，同时也要兼顾公平。共同的利益是团结的基础。进行经济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缩小经济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
五、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思想僵化
“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思想僵化，缺乏理论创新”这也是目前社会上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同样不能说这种观点不对，但似乎仅仅说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苏共70年的思想领域内，既有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一面，也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也有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教条主义崇拜……往往各种思想交织在一起，有时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至于什么时期什么倾向占上风，则要具体分析，绝非用“教条主义”一种表现就可以概括苏共全部思想特征，更不能把它说成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列宁正是突破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动的有关具体论断，成功进行了十月革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20世纪20年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的一大发展。30-50年代，苏联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成了以“斯大林模式”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不管后人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但在当时它至少解决了横亘在苏联前进道路上的两个最主要问题：一是生存，二是发展。它面临资本主义的包围、特别是法西斯的侵略，要捍卫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它除工业指标外，所有社会发展指标处于欧洲最落后国家地位，要解决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事实证明：苏联不仅完全战胜了法西斯，也较好地推进了国家现代化进程。正如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副院长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指出：“斯大林明白如何将俄罗斯推向现代化和完成现代化，他提出了这个任务，也找到了这条道路。苏联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的成绩就是具体证明。俄罗斯正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融进了世界现代化总进程”。俄罗斯著名学者、农业集体化研究的权威弗•丹尼洛夫在最近的文章中也承认苏联社会现代化成就，他说：“俄国革命前的现代化进程仅仅是注重经济的增长。苏联时期的现代化与之不一样，在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体制。国家保证了有计划的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实行了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以及实际上的免费住宅、休假制及其他社会保障。”⒀必须指出，在此期间苏共指导思想中确实存在甚至是严重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和教条主义倾向，如斯大林对停止新经济政策、对重工业优先等政策的解释等。但关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赶超发展战略”等理论，也体现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俄国实际的思想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如果说这一时期苏共指导思想中是教条主义占上风，仅仅表现为“教条主义”单一特征，恐怕无法解释究竟是在什么思想指导下取得这样的巨大成就。
甚至在20世纪50-80年代，苏共的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各种思潮交织。既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面，也有背弃马克思主义一面，戈尔巴乔夫等人就自称是“苏共20大的产儿”。我们曾经把其思想特征概括为“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当然有不确切之处，但能否仅仅用“教条主义”概括当时的主要思想方式，还值得商榷。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指导思想的最明显特征是背叛和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28大制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修改苏联宪法、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就是最明显的证明。这一时期当然也有“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教条主义崇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当然要吸收全人类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有益的经验成果。但如果不假思索对资本主义的一切顶礼膜拜，甚至把其糟粕当成精华，后果必然是毁灭性的。
当然，我们绝不应当低估教条主义在阻碍苏共思想创新方面的危害。由于不能始终贯彻把马克思主义结合本国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学风，在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推进世界革命等重大理论上的僵化问题始终没能有大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进一步发展。但同样更应当清楚苏共垮台的真正思想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东欧剧变，最先在波兰出现，后来扩展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这个事件以苏联解体告终，一般被认为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在冷战后期，东欧各国在各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内因上：在经济方面，东欧袭用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片面发展重工业，人民生活水平仍然很低；在政治方面，东欧各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因为缺乏监督和选举，贪污腐败、践踏法律和人权的行为层出不穷。在外因上：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的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纲领推动了东欧各党的改组，同时戈尔巴乔夫采取“辛纳屈主义”减少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可以说，东欧剧变是东欧各国在冷战期间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一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和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