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民航可以降落敌国民航机场吗
1949年11月2日，中央决定在军委下设民用航空局，受空军指导。11月9 日，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起义，并率领12架飞机回到北京、天津，为新中国民航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和技术力量。
1950年7月29日下午，民航局在北京西郊机场举行“北京”号（原央航“空中行宫”CV-240型XT-610号）飞机命名典礼，毛泽东题写“北京”两个大红字。8月1日上午10时30分，“北京”号飞机自广州起航，中午经停汉口，下午6时10分抵津，民航139号飞机亦于上午8时30分自津起飞，中午经停汉口，下午6时10分安全抵达重庆。新中国民航最早的国内航线由此正式开通，史称“八一”开航。1950年，新中国民航初创时，仅有30多架小型飞机，年旅客运输量仅1万人，运输总周转量仅157万吨公里。
1958年3月19日，国务院将中国民用航空局改为交通部的部属局。
1960年11月17日，国务院编制委员会决定中国民用航空局改称“交通部民用航空总局” 。为部属一级管理全国民用航空事业的综合性总局，负责经营管理运输航空和专业航空，直接领导地区民用航空管理局的工作。
1962年4月13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定民航局名称改为“中国民用航空总局”。1962年4月15日，中央决定将民用航空总局由交通部属改为国务院直属局，直归空军负责管理。这一时期，民航由于领导体制几经改变，航空运输发展受政治、经济影响较大，1978年，航空旅客运输量仅为231万人，运输总周转量3亿吨公里。
稍纵即逝的“中苏航”和“人民航”
1950年3月27日，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7月1日，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正式成立，股本定额为4200万卢布，中苏双方各占50%，经营期限为10年。开辟北京——赤塔、北京——伊尔库茨克、北京——阿拉木图等3条国际航线，新中国民航国际航线就此开通。
可惜日后中苏外交出现问题，1955年1月1日，中苏航也随之结业。虽然只成立4年，但中苏航的成立不但打破了西方对中国对外航空交通的封锁，同时为新中国民航初步建立了一套经营管理制度，配备了较为完善的技术设备，培养了一批技术干部和骨干业务人员。
2. 取得明显应用效果
1.油气物探工作大规模展开和大庆油田的发现
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首先要解决能源问题，我国能源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石油资源问题。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只有玉门等地的一些小油田，年产量仅12万t。对于中国境内石油天然气的潜力，说法不一，多数国外地质家的看法比较悲观。日本侵华期间，其地质人员也曾在我国东北地区进行过调查，在阜新等地还进行过钻井采油的活动，其基本结论也是否定的。建国伊始，中央领导同志对此问题十分关切并采取了有关措施。1950年，在新疆与原苏联合作成立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石油工业部门为在甘肃、陕西、青海、新疆、四川展开油气勘探，积极发展物探队伍。自1951年建立第一个地震勘探队以后，到1958年地震勘探队已经超过20个。1953年底，毛泽东、周恩来曾与李四光研究过中国是走人造石油还是走天然石油的道路问题，李四光及其他一批我国地质学家坚定认为在中国发现大油田是有希望的。1954年底，国家做出重要决定，即从1955年起，我国石油勘探工作由燃料工业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三家共同承担。地质部承担油气普查和部分详查工作，中国科学院承担科学研究工作，燃料工业部继续加强构造细测和钻探工作。为此，1955年1月地质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五个石油普查大队，并相应抽调物探力量组成611队（准噶尔）、303队（四川盆地）、112队（松辽）和205队（柴达木），协同石油普查大队工作。1955年，地质部决定在松辽和华北平原部署大面积的重力、磁法和电测深调查。1956年初，中苏航磁合作队成立，其中104队立即投入松辽和华北平原1:100万石油航磁工作。航磁和随后进行的两个盆地的1:100万重力测量结果明确显示松辽和华北均为大型沉积盆地。重力和航磁圈定了盆地边界和盆地内部大地构造单元的基本格局，说明这两个盆地都有良好的找油气前景。1957年底地质部作出油气普查工作战略东移的决定。1958年初，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地质部和石油部领导又共同商定把松辽盆地作为战略东移的主战场，提出要“三年攻下松辽”。接着两部均抽调一批地质和物探力量向松辽、华北等大盆地集中，一场规模空前的油气物探普查工作，在我国东部地区各大沉积盆地有计划地展开，很快为我国东部地区油气资源的区域远景评价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
松辽盆地的石油物探工作，一开始就是从全盆地着眼，系统规划，分阶段、有步骤进行的。由于勘探部署合理，仅仅用了四年多的时间，在195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前夕，大庆油田的第一口发现井——松基3井喷出了原油。大庆油田的发现，在我国石油地质勘探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我国石油物探，乃至整个物探工作的发展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3]。
松辽平原面积逾26万km2，几乎全部为第四系所覆盖。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地面没有任何油气苗显示的情形下，很快地找到巨型油田，绝不是偶然的。当然，这首先是由于战略选区的准确，地质和物探工作的密切配合发挥了重大作用。从物探工作本身而言，从实际出发，根据松辽盆地的具体条件，合理部署和灵活综合应用各种物探方法则是一项重要经验。事实证明，我国的石油物探事业正是由于认真总结了大庆的勘查经验，并在以后的华北、下辽河、江汉乃至全国各盆地的勘查实践中给予推广和发展而成长壮大的。大庆油田发现中的物探工作经验十分丰富，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充分发挥物探在油气区域地质普查中的先行作用，快速评价盆地的油气远景。
2）根据盆地的实际地质条件，合理运用综合物探方法，及时圈定有利油气聚集的二级构造带。
3）合理使用地震勘探详查局部构造，尽快实现油气发现井的突破。
4）遵守科学的勘探程序，地质和物探有机结合[14]。
在松辽盆地取得油气突破的鼓舞下，全国油气勘探加速发展，尤其是华北、四川及江汉盆地的工作发展更快。这些盆地均为大面积覆盖地区，必须全面进行系统的物探工作。在数年物探区域调查和地震普查的基础上，1960年冬，地质部和石油部在天津举行华北油气勘探的两部会议。会上根据物探资料，在济阳和黄骅凹陷确定了六个突破口，将经地震勘探确定的济阳凹陷的东营构造作为参数井华8井的首选地点，由石油部进行钻探。会议结束不到半年，1961年4月，在该井老第三系的地层中发现油层，实现了华北地区的找油突破，掀起了我国中东部地区油气勘探的新高潮。
2.煤田物探效果显著，发现一批隐伏煤田
煤炭是我国主要能源资源。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寻找和开发新的煤炭资源，其中用于冶金的炼焦煤更为迫切。地质部于1954年组建了首批煤田物探队在渭北、桌子山、平顶山配合煤田地质队进行工作。当时主要使用了电测深方法，普遍取得明显效果。同年，地质部还组成了第一个测井队在平顶山配合煤田地质勘探进行煤田钻孔的测井。煤炭工业部门在1954年8～9月成立了专业的煤田测井试验站，在峰峰矿区进行生产试验，取得了成功。1955年4月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组成了第一个地面电法队，在开滦矿区进行野外试验。同年9月，该局组成了我国第一个煤田地震队。这一时期的煤田地质调查任务主要是扩大老煤区和发现新煤田。使用电法一般能够取得有效追踪煤系地层、发现断层和了解盆地构造起伏的资料，使地质预测更为准确，提高钻探命中率。由于合理运用了地质和地球物理的综合勘探，这一时期发现了许多新的含煤盆地和重要煤田。如1956年，在河北开滦煤矿外围湾道山和车轴山用电测深法发现了新含煤区，其中仅东欢坨和新军屯两处储量就逾8亿t。1957年，又在全覆盖的蓟县-玉田地区发现了林南仓、下仓含煤向斜，经地震勘探证实和钻探验证，该地成为我国首次用地震折射法与电法、钻探相结合而发现的新煤田。1955年11月，华东煤田地质勘探局的华东电法队在淮北平原蒙城至宿县一带进行了大面积1:20万电测深普查，1957年提交的“安徽省蒙城宿县地区电法勘探工作报告”，全面揭示了4500km2范围内被掩盖的地下煤系基底起伏形态，为缺煤的华东地区找到了淮北煤田这一重要煤炭基地。20世纪50年代后期煤炭部门开始了综合地质勘探会战，实施地质普查、物探、钻探相结合的勘探方法，大大加速了勘探速度，在辽宁、山东、黑龙江、安徽、江苏、河北、内蒙古等地发现了一批重要的煤炭产业基地[6]。
3.开展放射性方法普查，找到了第一批铀矿
放射性测量是最直接的铀矿勘查手段。我国从1955年开始铀矿勘查，使用了航空和地面放射性测量方法。我国的第一个大铀矿就是在1955年租用原苏联的安-2飞机，使用原苏联的航空伽马测量仪在湖南郴州发现的。1957年航测又在华东发现了我国最大的相山铀矿。地面伽马普查则在广东发现了下庄铀矿，在云南发现了腾冲铀矿。物探在其发展初期就为我国的核工业和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5]。
4.金属与非金属物探在发现新矿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迫切需要大量铁、铜、铅、锌等金属矿产和相应的非金属、化工原料。地质和冶金部门的首批物探队就是围绕着鞍山、大冶、铜官山、白云鄂博和黄沙坪等老工业基地，用磁法和电法开始工作，得到锻炼并取得成功的。
1954年地质部物探工作会议以后，金属矿物探工作将主要力量放在新区的普查及老矿区外围扩大上。这一工作部署上的战略性转变，使物探工作效果有了明显提高。在发现新矿产地方面，航空和地面磁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四川地区发现了红格、白马等大型—特大型钒钛磁铁矿，在河南舞阳、江西新余发现了新的磁铁矿区。1957年前，物探还在发现河北寿王坟铜矿、湖南黄沙坪铅锌矿和甘肃小铁山铅锌矿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国许多大型铁矿是在“大跃进”这一时期中发现的，其中包括山东淄河和苍峄、莱芜，湖南祁东，新疆天湖，安徽霍邱，江苏梅山等著名大型铁矿。在铜铅锌多金属矿方面，发现的大型矿山有安徽狮子山、西马鞍山，湖北铜录山，江西城门山，湖南七宝山，广东阳春石菉，青海铜峪沟等铜矿，吉林红旗岭铜镍矿，江苏栖霞山、广东大宝山和青海锡铁山等铅锌矿。在非金属矿产方面，物探方法开始应用于黄铁矿、石墨和金刚石、压电石英等国家急需的特种非金属矿产的普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由于我国金属矿地质条件的特殊性（地质构造复杂，矿石成分多为复合矿，单一富矿少），往往需要综合使用多种物探方法才能更加有效。我国开始研究开发适合于我国地质条件的物探方法及其组合，并由此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物探方法系列。为了提高物探普查金属矿产的效果，普遍重视了多种物探化探方法的综合使用。冶金部门提出了“大力推广地质、物探、化探三结合找矿方法”。地质部成立了综合普查勘探方法室，开展综合方法的试验推广；于1960年成立了综合物探大队，选择河北燕山地区进行系统的综合区域物探、化探试验，把区域性物探、化探工作与矿产普查工作相结合，以期达到面中求点、加快速度、提高效益的目的[16,17]。
5.水文和工程物探的应用范围迅速扩大
1950年顾功叙等曾经在北京官厅水库地区应用过物探方法解决与水库有关的水文地质问题，1952年起又在石景山地区为解决水文地质问题进行过试验。随着地下水资源勘查、水利工程以及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勘察的需求不断上升，物探方法在这些应用领域也很快得到各方面的重视。从1953年起，地质部物探队伍先后承担了宝成铁路路基、三门峡坝址勘查工作。1956年在宜昌组成了工程物探队，对丹江口、三斗坪等国家重点建设的水库坝址进行勘查。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总局和铁道部西北设计院从1954年起，先后组建了各自的专业物探队。农业部农田水利局也组建起勘探地下水的物探队伍。地质部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华北和西北地区开展了找水的物探工作。铁道部从1956年起聘请原苏联专家帮助提高铁路物探技术，并在湘黔、成昆铁路的设计中应用了物探方法[18]。
这一时期是我国物探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重要历史发展时期。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精神的鼓舞下，到1961年底，我国已经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物探队伍。虽然这支队伍还很年轻，但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在许多应用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从1959年起，还首次走出国门，援助越南、蒙古进行煤田测井、水利勘测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