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地方融资

『贰』 雷曼兄弟倒闭，美林被收购，AIG面临融资危机，这张的危机给全球经济和中国带来多大影响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而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公司则被美国银行收购。上述消息引发了投资者的强烈担忧，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剧烈动荡。
期市：空头制造暴风雪

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的噩耗使得全球期市空头氛围浓重。9月16日，国内期货市场10个品种主力合约跌停，分别是沪铜、沪铝、沪锌、橡胶、燃料油、豆油、棕榈油、菜籽油、塑料、甲酸。

9月15日，国际商品期货市场在原油期货的带领下，大幅跳水。9月16日，国内期货市场10个品种跌停，期货市场刮起暴风雪。9月15日，纽约商业期货交易所(NYMEX)10月原油期货结算价收挫5.47美元至每桶95.71美元，跌幅达5.41%。这是原油期货近月合约时隔半年后又一次收在100美元之下。9月15日，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工业金属也一片凄惨，LME 3个月期铜收报6930美元，跌2.7%，近8个月低点，期铝下挫约4%至1月底来最低，期锌暴跌9.3%，期镍也跌至逾一个月低点。

海证期货高级分析师倪成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天市场虽然有10多个品种持仓减少，但是幅度均不大。对于前期积累下跌幅度较大的品种可以减仓。”

倪成群表示：“期货市场的普跌是个共振，雷曼破产等事件对市场的影响是间接的，主要打击了市场信心，投资者对全球经济的预期更悲观。”鑫国联期货的分析师朱鸣元表示：“雷曼兄弟主攻债券市场，但是雷曼也是期货市场的多头之一，但头寸并不太多，对于期货市场的直接影响不大。”目前，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洲际交易所(ICE)等期货交易暂时取消雷曼兄弟会员资格。

但是朱鸣元指出，雷曼兄弟在LME被暂时停止电子盘交易资格，这无疑对铜市场的多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说：“全球期货市场上的产品定价主要通过现货定价和金融定价，铜价和油价中金融定价占比较大，容易吹起泡沫，雷曼破产让定价朝现货定价回归。而雷曼的离场也考验着期货市场的资金面。(记者 张竞怡)

基金：华安QDII很受伤

刚刚进入破产程序的雷曼兄弟波及到了中国的QDII 基金。根据华安基金发布的信息显示，他们已经对雷曼兄弟破产所带来的影响给出了相关解释。

华安基金公司称，雷曼兄弟控股集团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由于受到次贷危机影响，可能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由于雷曼兄弟下属之雷曼兄弟金融公司为华安国际配置基金所持结构性保本票据（简称“保本票据”）的保本责任人，同时，雷曼兄弟特殊金融公司为保本票据之基础资产之一的零息票据（简称“零息票据”）的发行人，因此，在极端情形下，即雷曼兄弟及其关联公司在无人接手而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形下，华安国际配置基金将无法开放正常赎回业务。

此外，公告中还称，华安国际配置基金对雷曼兄弟及其关联公司的债权（包括要求雷曼兄弟金融公司履行保本义务的权利）有可能需参与破产清算从而无法全额收回，导致华安国际配置基金的本金受到损失。如果雷曼兄弟金融公司无法再履行对保本票据的保本义务，这对华安国际配置基金的存续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从华安国际配置基金的半年报中可以看出，该只QDII基金的股票组合中，股票投资组合中雷曼兄弟 anti-benchmark euro equity fund占其资产实体净值比例为 13.05％； 雷曼兄弟Alpha Fund占其资产实体净值比例为14.06％；此外，该只基金的固定收益组合中，雷曼兄弟的global bond fund 占收益资产实体净值比例达到46.24％。

“总体而言，目前还不知道具体哪块会具体损失多少，但是对于华安配置来说，将会给这个基金带来流动性风险。”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分析师这样对记者表示。

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里，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中一家破产，一家被卖，正像有人说的，华尔街度过了一个“流血的周末”，而国内的金融市场这两天也不平静，央行决定从今天起下调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从25日起，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这是央行六年来首次下调贷款利率，九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多年只见往上升的二率这次齐刷刷下降，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先来看看股市的反应。

记者：“在昨天减息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消息公布以后，很多人觉得这对股市将形成一个立竿见影的利好效果，然而今天开盘以后，在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上证指数就跌破了2000点整数关口，这样的走势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第一创业证券公司分析师郭树华：“大家可以看到跌幅榜上，跌幅前几名基本上都是银行，整个银行板块基本占大盘权重的33%，所以说金融板块一跌，肯定大盘也是出现下跌的行情。”

截至今天收盘，银行板块跌幅高达9.61%，绝大部分银行股以跌停板报收，银国宏认为，造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是因为受到华尔街金融风暴得冲击。

东兴证券公司研究所所长银国宏：“我们预期中的利好催化剂和这种不利的影响实现了对冲，在对冲的角度下，市场实际上显然更担心这种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所以市场表现出来还是下跌。”

与银行股大幅下跌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今天沪深两市中的房地产股票全线飘红，不过在郭树华看来，银行股和房地产股这样的表现都是明显的过激反应。

郭树华：“现在的市场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么对于这种消息的释放，或者说大家心理上的表现，可能都会有极端化的表现，所以说可能是芝麻的效应放大到西瓜的效果。”

在东兴证券研究所所长银国宏看来，减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实际上是一个积极的政策信号，从中长期看，会对银行产生正面的影响。

银国宏：“货币政策松动以后，银行贷款规模可能的增长，带来的经营收入的扩大，实际上都在中长期对银行形成一个好的正面的影响。”

而对于今天房地产股票的大幅度上涨，市场人士则普遍认为，在美国次贷风波持续蔓延得情况下，应该持谨慎态度。

银国宏：“我觉得这种货币政策的变化对房地产的影响一定是短暂的影响，因为首先决定房地产真正的走向，我觉得还是它自身的供求，目前来讲并没有积极的显著的变化。”

郭树华：“不足以真正改变楼市的低迷，所以说如果针对股市上的一些房地产公司来说，我认为相反可能反弹是一个比较好的减仓时机。”

现在我们回头看看，眼下这一轮宏观调控一直在不断上调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这次央行首次下调两率，有专家认为，央行的举动发出了强烈的政策信号，意味着货币紧缩周期已经结束，延续近4年的加息周期将戛然而止，金融主管部门为什么会选择眼下这个时机，作出这种选择？再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记者：“为什么在上个月还是紧缩的货币政策，而短期之内这个政策就调头，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宏观经济政策从来都是一个短期政策，那它的特点，它的本质是短期政策，短期政策什么意思呢，他就要根据总供求关系不断变化而不断调整，当我们总供求关系的基本趋势是经济过热的时候，那就是防过热、防通胀，如果现在是经济衰退，经济箫条了，我们进入通货紧缩了，那这时候就扩大内需，就要调过来。”

上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了8月份经济数据，这一数据显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已经回落到4.9%，这是自去年7月份以来的最低值，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个数据的持续回落是一个积极信号，表明前一阶段的控通胀措施已经开始显示其效果，而且这一数字的下调，为降息措施的出台提供了前提条件。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一个时候出台降息的措施，这其中考虑的重要因素是什么？”

樊纲：“宏观经济从来要考虑两个方面问题，一个是增长速度，一个是通货膨胀率，任何的一个中央政府它都要考虑这两方面的平衡问题，那么我们在目前这个情况下，考虑这两者的关系，在这两者关系的平衡当中来制定宏观政策。”

樊纲认为，在过去的两年间，我国采取的一直是紧缩的货币政策，2007年6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最频繁的时候曾经在14个月之内连续10次提高存款准备率，现在看来，这些政策的作用已经明显显现出来，而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的经济增速下滑，这一政策必须做出调整。

樊纲：“但是现在要看到一个趋势，就是经济下行趋势已经形成，这个经过多年的，也是经过多年政策的调整，然后我们终于从过热高速增长，去年11%将近12%的增长速度还是降下来了，但是这个降下来一旦趋势形成，就开始需要所谓的逆风调节或者是反周期调节，就要开始起作用了。”

樊纲认为尽管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在10%左右，但是对GDP贡献占到20%的外贸行业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停产萎缩局面，中国经济也面临向下调整的压力，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中势必要同时考虑保证经济增长的任务。

樊纲：“要采取一些反周期政策来使它下行的趋势不走得太远，不走得太深，那么不至于形成一种衰退。”

樊纲同时强调，目前的宏观背景决定了我国不具备大规模通货膨胀的条件，但是对于通货膨胀的问题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因此今后的宏观政策在调整方向上将会根据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平衡关系来采取实时的微调措施。

『叁』 经济学家樊纲 半月谈 不理解青年为什么不学习

樊纲个人语录:“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西方发达国家一致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其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一直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该基金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几乎是一套人马国有企业“靓女先嫁“理论的创始人，把义和团妖魔化，使其成为邪恶代名词的代表人物1953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为上海市崇明县。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系主攻西方经济学；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年、2005年两次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2004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兼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主笔）、《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学术专著和《走进风险的世界》、《发展的道理》等论文集，在《经济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灰市场理论》、《论改革过程》、《改革的动态理论》等学术论文近百篇，近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除受政府委托进行研究并就各种经济政策问题向政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并在国内担任多种社会职务外，近年来被世界银行、UNDP，ESCAP，OECD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与合作研究，在国际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多篇。他的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论点经常被国内报刊杂志、电视传媒以及CNN，NewYorkTime，FinancialTimes，InternationalHeraldTribute，WallStreetJournal，Handelsblatt，Nikkei，BBC等重要国际报刊、电台、电视台所引用

『肆』 各位百吧的朋友们，目前我在写一篇论文，题目是抚远三角洲开发策略与融资机制创新研究

我国国有改革以来，企业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融资规模、形式呈现体制性特征，说明企业融资机构尚未形成。企业融资机制形成，应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行。存量调整是基础，但更重要的在于形成增量上的规范性和性。正确地认识各种融资形式的特征，掌握融资成本与融资结构、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才能从实现企业财务目标出发，合理选择融资方式，形成最佳资本结构。所有一切都是企业的随机决策。

融资是企业资本运动的起点，也是企业收益分配赖以遵循的基础。足够的资本规模，可以保证企业投资的需要，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和规避融资风险，融资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因此，就融资本身来说，它只是企业资本运动的一个环节。但融资活动，决定和企业整个资本运动的始终。融资机制的形成，直接决定和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及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

一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

1.企业资本由供给制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

改革以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均在国家计划下进行，企业是否需要资本，需要多少，长期资本或是短期资本，均由国家通过财政或银行予以供应。这种体制下，企业不需要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融资成本，更不用研究企业资本结构。体制改革以来，企业自主权的扩大，特别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建立以后，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代替了原来的供给制。企业根据市场状况和前景，进行投资计划，并努力为实现投资计划融资。这一变化表明，融资活动由宏观性计划分配转变为微观性融资。

2.由纵向融资为主向横向融资为主转变。

供给制条件下，企业资本均由国家限额、限用途供应，资本分配是由上而下的分配活动。随着改革的不断进行，为了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企业与企业间的横向融资活动日益增加，存量流动提高了资本运营效率。

3.融资形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计划分配资本体制下，企业融资形式单一，财政分配形式或银行分配形式，至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商业信用的确立，资本市场的建立，企业内部积累机制的形成，企业融资形式呈现多元化，形成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股本融资与债务融资等多种形式（见表1）。

上述变化，最本质的在于融资体制正在实现计划分配向市场引导融资的转变。过去，财政、银行作为国家总资金分配的两个手段，不断进行着总资金量的分割。尽管后来银行分割总资金量的比例增大，并占了绝对比例，但与现在资本市场融资相比是不同的，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伴随这一变化，各种融资工具职能回归并日益得以体现。对财政投资与银行贷款的认识，也不只限于有偿和无偿的划分、量上的分割，而是循其自身的特点，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 虽然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企业融资机制并未形成。

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融资活动，还没有真正的以市场为主导，理性地根据资本成本、风险和收益对称原理选择融资方式，确定资本结构。因此，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还需要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行。

存量调整是基础，它是针对过去融资行为及其形成结果进行的处理；增量是存量形成的前提。融资活动在增量方面的规范性和规律性，则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关键。存量调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而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的。据统计，1980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18.7%，1993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7.5%，1994年为79%.如此巨大变化，不是非体制原因所能形成的。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即所谓的“拨改贷”，从1998年开始银行统管流动资金。这一改革的初衷是国家试图通过银企债务关系来硬化对企业的约束。但实践结果事与愿违，由于银行体制本身的严重缺陷，借贷双方因产权不清而形成信贷软约束。尽管1993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贷款约束规则，延缓了国有企业“完全债务化”的速度，但负债增长速度仍远远超过资本增长速度。

企业与银行关系不顺、不清，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债务关系，而且存在着在这种关系表面掩盖下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而且，银行还承担有政府的职能，企业依附于银行，银行贷款并非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原则，有时不仅不遵循，反而相背，在企业严重亏损或停产、半停产而不能破产情况下，银行仍不得不发放违背市场规则的贷款。因此，当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时，国有企业高负债率问题，已经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同时也加重了企业的支出负担。为了减轻企业利息支出负担，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息，但企业减负效果并不明显。其实，企业利息支出高，不是利率水平高引致，而是贷款数额大形成，而效率不高情况下的高负债形成，是典型的计划分配结果。降低利率不仅没有减轻企业利息负担，相反，降低利率有可能进一步刺激贷款需求，国家不得不进一步强化行政干预手段，在降低利率同时，仍辅以贷款规模限制，抑制贷款需求。

关键在于，国有贷款是计划分配结果，而非市场引导的资源配置，因此，贷款数量并非企业所能左右。由于贷款数额过多造成高负债率，从而加重企业负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股权融资（或自有资本）的股利支付是在投资形成效益以后，而债务融资在投资活动开始就支付利息，在国有企业投资缺乏资本金的基本上，贷款包揽一切的后果，造成了企业巨大的利息负担。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关系模糊不清，特别是80年代中期推行所谓“税前还贷”，使得贷款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后来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中，将“拨改贷”投资形成的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意味着企业贷款面临两次分配，一是支付贷款利息回报债权人，二是支付股利回报所有者。

公司融资认为，增加负债可以取得财务杠杆收益，由于企业支付的债务利息可以计入成本而免交企业所得税，债权资本成本低于股权资本成本，因此，资产负债率似乎越高越好，因为负债率提高时，企业价值会增加，但负债比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再上升时，企业价值因破产风险和代理成本的增加反而会下降。这样，由于企业负债率增高会令企业价值增加，同时也会引起企业破产风险和代理成本上升而使企业价值下降，当两者引起的企业价值变动额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的资本结构最优，负债率最佳。

上述讨论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企业必须要用较高的销售利润率来弥补负债经营带来的风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只有超过银行贷款的资本成本时，企业负债经营所体现的财务杠杆效应才是正效应，否则为负效应。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企业运行良好，盈利能力强，负债再高也是可以良好运转的。从这一角度，负债率高低只是说明了企业融资结构，而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企业负担高低的标准。我国理论界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是过高的负债率造成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近几年致力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的，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必然应从体制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高负债率治理过程，不只是企业负债多少的量的治理过程，而是企业融资渠道、融资方式等选择和形成的过程，需要综合配套措施才能解决。例如1998年开始推行的“债转股”制度改革，如果只限于债权转成股权， 降低负债率从而减少企业利息支出的思路操作，这一改革最终是要失败的。因为体制不改变，企业治理结构不改变，降低了的资产负债率还会再提高，债权和股权的性质仍会被扭曲。因此，债转股的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债权转股权，形成企业新的治理结构，使得股权所有者通过改造企业制度，实现融资结构最优。我国第一家实行债转股的企业———北京水泥厂，债转股以后，资产管理公司持有股份达到70%以上，从而为通过债转股实现企业转制、改造提供了可能。

计划分配资本的体制引致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改革正是应从体制入手，改变国家计划分配资本从而决定企业融资结构的做法，形成企业在市场条件作用下自主决定融资结构的体制。

三 公司融资理论认为，融资机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资形式的选择，实际上是企业通过决策融资结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

所有这些，都是由融资工具本身的特征、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决定的。

融资方式的选择，是企业融资机制的重要。融资方式多种多样，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等。

企业融资是一个随由内源融资到外源融资再到内源融资的交替变迁的过程。一个新的企业建立，主要应依靠内源融资。当企业得以生存并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利用外源融资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竞争能力。当企业资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往往会从融资成本的比较中选择一种更高层次的内源融资方式。实际上，就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关系来说，内源融资是最基本的融资方式，没有内源融资，也就无法进行外源融资。从国外资料分析，在发达市场国家中，企业内源融资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见表2）。

表2主要发达国家资金结构（%）

美国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英国

内源资金 75 54 46 62 44 34 75

外源资金 25 40 59 26 52 66 32

其 他 06 - 51 24 0 - 7

注：美国为1944—1990年平均数，其他国家为1970—1985年平均数。

内源融资获得权益资本，企业之所以可以外源融资，首先取决于企业内源融资的规模和比重。内源融资规模大，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同样的，也才能获得借入资本。从融资原理，企业负债经营，首先是企业自有资本实力的体现，自有资本为企业负债融资提供了信誉保证。而且，效益好的企业，投资回报率高，股东收益好，更应注重内源融资。如果增发股票，无异是增加更多的股东，良好的投资回报会被新的投资者分享，这是得不偿失的做法。

与发达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企业主要依赖于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比例很低，这说明：（1）体制决定了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2）企业缺乏自我积累的动力和约束力；（3）一些上市公司可以比较便宜地通过股票融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外源融资决策面临的一个主要。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企业只允许间接融资，而否定直接融资。实际上，能否直接融资，主要是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企业制度改革。1952—1978年，我国采取的是低收入分配加福利的政策。低收入集中分配的政策，造成了积累主体单一化，直接融资是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分配结构变化后才出现和可以利用的。从1978年开始到90年代初，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方式实现了政府向国有企业分权，1994年以后又推行以股份制为主体的企业制度改革。1978年，居民持有的资产仅占全部金融资产的14%左右，占GDP的比重为7%；1995年上述两个比重分别为50%以上和76%.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选择，还与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发育和金融体制有密切关系。，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究竟以谁为主，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方式（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德为代表的以银行融资方式（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十分发达，企业行为完全是在市场引导下进行。在美国，曾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的著名学者梅耶斯（S.Myers）提出的优序融资（ThePeckingOrderTheory，1989）得以实证，企业融资的选择，先依靠内源融资，然后才外源融资。外源融资中，主要是通过（1）发行企业债券，（2）发行股票方式从资本市场上筹措长期资本。由于上严格禁止银行成为公司的股东，英美企业与银行之间只是松散的联系。日德模式的特征是：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产融结合。资本市场受到抑制。日本的银企关系有着特定的制度安排，即主银行制度。主银行是指对于某企业来说在资本筹措和运用方面容量最大的银行。这一银企关系的特征表现在：（1）主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出借方。所有公司都有一个主银行，每个银行都是某些企业的主银行；（2）银行与企业交叉持股。（3）主银行参与企业发行债务相关业务，是债务所有者法律上的托管人。德国实行主持银行制度，特征与日本主银行制度相似，其存在背景都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产权制约较弱，银行在金融体制和企业治理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分析说明，试图确定一个所谓的以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似乎没有必要。典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结构构成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是一个随机变量，根据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条件，成本和效率的变化，由企业自身决定。我国长时期形成了企业对银行的依附关系。90年代也曾实行了主银行制度，但这一制度无论是形式还是与日本等国家都有重要差异。尽管我国不可能达到美英那样直接融资比例，也很难确定最佳的融资比例，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必然的。发展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形式，改善企业融资结构，将是我国企业融资结构方面的方向性选择。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成为企业的重要外源融资方式。但如何决策股票融资或是债券融资，现代公司融资理论已有明确的结论：融资成本决定融资方式，股票融资成本高于债券融资成本。现实却与经典理论相背，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内外源融资比例失调，外源融资比重畸高；二是外源融资中偏好于股权融资，债券融资比例低；三是资产负债率较低。由于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直接融资，对企业来说可以带来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企业还来不及和掌握股票融资的特点，就不遗余力地积极争取股票融资了。由于资本市场规模的限制，能够成为上市公司的数量很少，而通过重组、改制，按市场经济要求塑造的上市公司，其非经营性资产、无效资产可以剥离，可以取得优惠融资权，紧缺的壳资源成为企业争宠的对象。在这种状况下，公司通过股票融资的成本远远低于债务融资成本，这是因为：（1）理论上说，股权融资成本最高，这是以企业正常的运营，即生存和发展为前提的。如果企业经营不善，甚至亏损企业仍可以发行股票的话，那么这种股票的融资成本很低，甚至趋近于零。（2）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权占有绝对比重，由于国有股权所有者虚位，对投资分红的要求呈软性，而中小股东要么无权或难以左右分配方案，或者根本就不关注利润分配，因此，上市公司较少发放现金股利，权益融资能避免债务融资造成的现金流压力。

上述原因造成了股票融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成本（债转股也有这种嫌疑），以至于一些不惜一切手段成为上市公司，实现股票融资。一旦融资成功，似乎万事大吉，许多公司通过股票募集资金后无法落实投资项目，不得不存放银行；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过发行股票融资偿还债务，例如，1997年底上市公司股东权益比上年增长了36.66%，负债增长了10.6%，由此使上市公司整体负债率下降了5.26%，说明上市公司通过发行新股和配股所募集的资金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偿还了债务。另外，一些经营效率指标均保持较好水平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却较低。据对1998年868家上市公司调查，在这些公司中，有27家公司的平均净利润率高达24.1%，而其资产负债率却低于10%.有的上市公司公开宣称“不缺钱花”，甚至干脆就不再向银行借款，通过负债实行财务杠杆的效应没有得以充分利用。

上述现象可以说明企业通过上市进行股票融资，增资减债，存在数量上的矫枉过正，本质上的依然是体制原因造成企业尚未能就融资方式等问题做出合理的、的决策。

四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结论性意见是：

1.体制决定政策。通过体制改革，创造有效地市场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企业财务政策决定企业融资方式、融资结构。

2.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依赖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制度创新。通过建立企业制度，形成合理法人治理结构，使融资活动融于企业产权运营和变革中。

3.培养和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增加市容量，完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结构。在完善主板市场的同时，推动二板市场的设立，以满足各类企业融资需要。

4.只有当资本的使用者使用任何资本都必须支付其真实的成本，从而不存在免费成本时，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才有意义。

5.企业根据收益与风险，自主选择融资方式，合理确定融资结构，以资本成本最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标志。

参考文献：

1.刘鸿儒，李志玲：《融资体制的变革及股票市场的地位》，《》1999年第8期2.谢德仁：《国有企业负债率悖论：提出与解读》，《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

3.陈晓，单鑫：《债务融资是否会增加上市企业的融资成本？》，《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4.袁国良：《规范配股 理性融资》，《金融时报》1999年4月14日。

5.杨咸月，何光辉：《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国有企业运作效率》，《金融研究》1998年第5期。

6.樊纲：《金融发展与企业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7.伍中信：《现代财务经济导论》，立信出版社，1999年。

『伍』 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

1．日渐突出的收入分配差距悬殊问题
改革28年来，我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收入分配差距悬殊则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让人担忧。据有关资料反映：1996年城镇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人均年收入相差4.1倍。2000年扩大为5.7倍。1999年，按我国16个大行业分，职工工资水平最高的是最低的245倍；进一步细分，收入最高行业职工工资是最低的450倍。再加上制度外收入，差距更大。

在经济学上反映收入分化程度的指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财富的集中程度，一个是基尼系数。截至2002年底我国储蓄存款 8.69万亿，但是，其中50％的储蓄和现金为不足10％的人口所拥有。2001年《福布斯》排名显示，2000年中国最富有的前50名富豪财富之和为100亿美元，2000年底全国资产总量38万亿，也就是说全国资产的四分之一左右为50位富豪所拥有。有资料称，中国财富状况已发生质变，截至2002年底全国资产总和为43万亿，其中57％是个人资产。
基尼系数介于0和l之间，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均，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改革开放前，我国基尼系数小于0.2，处于收入分配高度平均状态，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大于0.4，已超出了国际警戒线。
分配差距悬殊已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不满情绪，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情绪、心态、就业，生产积极性，社会的安定、稳定，包括经济的增长，已经成为老百姓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现在必须给以正视、重视，给以认真的研究和解决了。

2．就业方面的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劳动者是平等的。所以应该取消“农民工”、“劳工”等称谓，而应该公平对待称为“生产工人”。取消户口限制，凡进入城市或在乡镇企业就业务工的农民都应当视为城市户口职工，享受国家给予的社会福利待遇。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在对待农民工方面都有不公平行为，比如农民工的孩子没有办法进入城市正规学校，农民工享受不到国家给与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险等方面的优惠。以给农民工办理“暂住证”等渠道乱收费现象突出。这些做法是对“农民工”的一种歧视，是极不公平的。

另外，对农民工的深度剥削现象非常突出，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都不合理，极大的侵害了“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中小企业主克扣、压地、拖欠、罚没和过度加班等行为没有根本解决。剥削和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要从严处理，一亿多农民工生活的改善对社会是一大贡献。维护社会公平、消除两极分化是一大贡献。

3．经济政策方面的不公

首先，投资政策不公平。主要表现在对待民营企业的投资不公平问题。（1）国家直接投资创办国有企业，无论股份制还是公司制已经没有意义。（2）限制其他投资主体的参与。

政府行为对民营中小企业经营和发展造成了很多约束，“许多允许国有(公有)企业、外资企业等其他类型企业进入的行业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对民营企业开放”；其次，市场进入和经营的成本比较高，高进入门槛限制了民营中小企业的经营范围，政府审批行为在程序和规定上的复杂性和相对不透明性，增加了民营企业的进入和经营成本、提高了民营企业市场进入和日常经营的风险程度，并导致政府部门和办事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增加了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另外，还有政府服务功能的缺位等等。
融资难也是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的巨大困难之一。樊纲指出，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首先是市场制度(包括金融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问题，其中主要的是缺乏地方的、中小的、民营的中小金融机构。此外，民营中小企业的问题还包括自身管理方面的问题和获得人才方面的困难。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私营发展部门高级专家高伟彦表示，调查表明，中小企业和国有企业相比获得资金的机会差异很大，“获得贷款对小企业是一个特别大的难题，这妨碍供应商网络和集群的发展。”
高伟彦还指出，中国的中小企业日常经营所面临的问题有：检查过多、行政收费高和商业权力不能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他还引用了一些调查说明问题，在中国东南部，税费平均为收入的5.7%，而其他地区较高，在中部城市为6.7%，在东北为7.1%，在西部为8.9%。其次，尽管公司支付的主要税种似乎只占销售额的3%，但收费的负担可能比赋税更重。他还指出，中国法院的办事效率还可以，但法院中解决商业争端费用太高。
高伟彦认为，在中国注册新企业的程序耗时太长，费用太高。他介绍，根据在中国的一座沿海大城市调查发现，建立一家有限责任公司，要办12道手续，费时约41天，行政开支相当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4%，所规定的最低资本等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2.4倍

其次，价格制度和结构的不公平。最近某家报纸报道“平价”即普通公平的价格遭到“阻击”。在市场竞争越来越充分的今天，以“公平”价格进行交易的药店处处遭受“阻击”，如此境遇，让人心痛、令人反思。药品零售市场的逐步放开，就是要依靠价格手段，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实现优胜劣汰。“平价药店”的出现，在适应市场需要、争夺市场资源的同时，必然冲击传统经营者的利益。如果他们不以变应变，就有被清盘出局的危险。药品经营环节利润过高、药价虚高，一直为广大消费者所不满。“平价药店”通过加强经营管理，寻求生存之道，反而遭到打击，受到“封杀”，这显然是在限制竞争、保护落后，这也与政府逐步放开药品零售市场、推动竞争的初衷相违背。公平是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则之一。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如果失去了统一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最终损伤的不仅是竞争主体的利益，也会让整个市场呈现畸形发展。更为可怕的是，让经营者、消费者失去信心而远离这个市场。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价格是最有力的市场信号之一。理性的价格竞争，无疑会促进行业的整体发展。而对消费大众来说，降价则是增加社会整体福利的良方，它使公众能充分享受行业进步所带来的好处。不仅在诸如移动通信、彩电等行业的价格竞争上已得到体现，同时，市场规律和有关WTO规则也在时刻检验着。公平是个结构型问题，粮油价格体系扁平,优质不优价,价格结构不合理。不仅是粮油,以粮油为基础的农产品,都是如此。

最后，财政政策的不公平。主要表现是公共财政偏向支持国有企业和城市的发展，没有重点支持解决“三农”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在2006年8月24日举行的第二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上表示，当前新农村建设提出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不是指工业补贴农业，而应该是指“工业支持农业”，公共财政资源分配应该更加公平。韩俊提供数据说，我国去年整个公共财政支出3.16万亿元，但用于农业、农村、农民的支出，只占整个财政总支出的8%，并且由于对农村水利、修路的支持资金都包含在内，真正用于农民身上的财政支出不到4%。“应该说我们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在城乡之间严重不公平，早在10年前就应该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目标。”他认为，目前我国支农支出比重，是最近三个五年计划以来最低的。国家财政资源分配应该更加向农村倾斜，支农的钱应该来自对中国财政的支出结构调整，这个调整余地很大。对于土地出让金的问题，韩俊表示，前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是2400亿元，去年也是2000多亿元，成为了地方的第二财政，这个钱应该用于农民支出。

目前，城乡居民在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待遇差别较大，反映了公共财政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采取有效措施，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地照耀到农村。今后文化、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增量主要投向农村，不断改善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和农村住户的生产生活条件。要推进粮食直补改革，将粮食风险基金从补给流通环节，改为直接补给种粮农民等。公共财政的公平性。公共财政政策要一视同仁。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公平竞争，体现在财政上就是必须实行一视同仁的财政政策，为社会成员和市场主体提供平等的财政条件。不管其经济成分，不管其性别、种族、职业、出身、信仰、文化程度乃至国籍，只要守法经营，依法纳税，政府就不能歧视，财政政策上也不应区别对待。不能针对不同的社会集团、阶层、个人以及不同的经济成分，制定不同的财税法律和制度。

公共财政提倡以人为本，服务社会公共需要，维护社会公平和公正，其重要任务之一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但公共财政绝不是养懒人，要研究解决开着私家车领取失业保险金或低保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鼓励就业和再就业，而且实际上是在制造新的不公平。需要完善相关财政政策措施，加强财政监督管理，在保障公平的同时，尽可能提高效率。

『陆』 樊纲和郎咸平应该听谁的

再次重温樊纲这个经济政客的名言：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樊纲这个败类对百姓来说是非常恶心的
樊纲就是个B

『柒』 谁知道浙江省历年的GDP数据

、引 言

近年来，随着中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深入研究，学界和公众逐渐认识到这种增长实际上是一种不平衡的增长，其代价是不断扩大的地区经济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目前，已经有学者指出如果地区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如Yang，1999；Yao 和Zhang ，2001）。Jones 、Li和Owen（2003）利用中国城市一级数据深入研究了导致地区经济差距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真实原因，研究发现，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率差异比早期的研究结果大得多，其中政府区位优势和政府优惠政策对区域经济差异有重要影响。王小鲁和樊纲（2004）全面研究了我国地区差距变动的趋势和影响因素，他们发现，市场导向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民间资本流动使资金大量流向东部地区，导致东部和其他地区的差距增大。但东部持续的资金流入导致东西部资本边际生产率差距缩小，从长期看可能降低地区间的差距，尽管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但中西部的制度落后（如科技成果市场化程度低）、城市化程度低、非国有经济发展落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等导致这些地区和东部差距明显。

不过，目前关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关注中东西部以及省际之间的差距，省内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往往被忽视。从现有数据分析来看，省内各地区之间的差距比东西部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差距还要大。一些学者根据2001年的统计数据，将各省省会城市所在地区与该省人均GDP最低的地区进行了对比，平均差距为4.45倍。而东西部平均差距为1.44倍，城乡之间差距平均差距为3.1倍（2002年数据）。以经济大省浙江为例，2001年杭州市人均GDP24923元，丽水市仅为6391元。前者是后者的3.9倍。1998年，杭州的GDP总量为1134.88亿元，宁波为973.44亿元，而衢州仅为140.82亿元，丽水为116.05亿元。衢州和丽水行政区域面积占全省25.7%，人口占10.9%，2003年两城市实现的生产总值分别为234亿元和220亿元合计454亿元，仅占全省的4.6%，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9560元和8835元，不到全省一半，仅为杭州的28%左右。①浙江经济在90年代崛起以后，各界人士普遍将私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视为其崛起的重要原因。同时，在省内我们也应该看到各市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表1．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的2003年度中国综合实力地级以上百强城市名单
城市 杭州 宁波 绍兴 温州 嘉兴 台州 金华 湖州 舟山
城市综合实力 8 18 42 45 56 57 82 91 97
人口和劳动力子系统 28 45 92 95 94 100 93 97 9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注：丽水、衢州两市未上榜）

表2．浙江省各市1999年——2003年GDP水平
市地名称 1999 GDP 2000 GDP 2001 GDP 2002 GDP 2003 GDP
杭州市 1225.28 1382.56 1568.01 1781.83 2099.77
宁波市 1041.74 1175.75 1312.69 1500.34 1786.85
嘉兴市 471.89 541.02 604.26 706.43 858.03
湖州市 342.62 377.88 385 422.5 490.75
绍兴市 705.06 779.76 822.54 928.15 1089.28
舟山市 101.37 114.03 126.69 146.01 172.27
温州市 733.19 828.12 932.08 1060.97 1226.44
金华市 500.03 546.52 597.34 680.41 801.6
衢州市 147.49 161.9 176.28 200.31 233.73
台州市 605.00 674.99 747.51 858.31 995.03
丽水市 122.17 136.76 158.97 185.1 220.29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数据库，笔者整理而成。）

二、影响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分析

（一）变量解释

私营企业密集度：我们认为在一定地域内私营企业密集度的大小决定着该地区的市场竞争程度，市场竞争强度越大那么经济相应的就比较繁荣。所以我们选择了1997年的各市私营企业数（单位：万户）和当时当地的总人口数（万人），两者相除得出私营企业密集度。单位是每人拥有企业数，由于数值很小在数据输入时各乘以1000。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2）认为，随着民营经济资本积累能力的增强，自筹资金已经成为民营投资扩张的主要资金来源。国家计委经济政策协调司赴江浙调研组（2002）使用了“内源性融资”的概念，认为内源性融资是江苏、浙江中小企业发展的基础性资金来源。“内源性融资说”也暗示了这样一个积累性因果关系：人均GDP水平高——资本的可获得性好——非国有投资水平高——人均GDP水平高；反之，人均GDP水平低——资本的可获得性差——非国有投资水平低——人均GDP水平低。

居民存款储蓄：居民储蓄存款的多少决定了民间私人投资的力度。我们这里选择了2000~2003年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的平均值。计算方法如下：AVER(S)=∑（S）/n

初始人力资本：资源禀赋论认为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与资源禀赋具有很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人力资源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从宏观上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投资有很高的相关，舒尔茨发现，从1929年到1957年间的美国国民收入增长额中，作为人力资本主要形式的教育投资的增加在国民收入增长额中所起的作用达到33%，另一个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也对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美国1929-1957年间由于教育投资增长而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增长占整个国民收入增长的23%。从微观上看，具有不同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者其获得的收益也各不相同。根据这种理论，浙江各地的人力资本存在差异，因而必然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把教育水平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水平。在模型中，我们选取了1997年的在校大学生，普通中学和小学人数。这三个值的权重分别为3，2，1。所以，初始人力资本=3*每万人中的在校大学生+2*每万人中的普通中学人数+1*每万人中的小学人数。

实际利用外资：实际利用外资是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外资不仅仅作为资本留入，它同时还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因此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选取了1997——2003年浙江各市实际利用外资的金额，将历年数额相加。由于数字较大，我们选取了实际利用外资的自然对数。具体算法如下：TAFC=ln∑（TAFC）

城镇化水平：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该国的城市化水平。同样，城镇化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增长中心总是大小不一的城市，我们大体可用城市化水平来表示增长中心的总体数量和总体水平。钱纳里等人对90个国家统计资料的计量分析证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之间，具有稳定的正相关关系。②浙江省内大城市并不多，不过，浙江的小城镇建设相当出色。80年代以来国家一直在提倡发展小城镇，一方面小城镇可以转移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大城市的一些通病，非常适合我国的国情。因此我们选取了城镇化指标，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化水平。具体算法如下：城镇人口/总人口。（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选取了1997年的数据，此外还可以用非农业户口/总人口的算法，但是目前我省人口流动相当大，一部分农业户口居住在城镇当中，事实上已经不能再简单计算为农业户口，因此用这个数据衡量城镇化水平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

GDP：尽管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遭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批评。不过，应该加以区别的是我们反对的只是忽略环境、人文等因素一味追求GDP数量的行为，而不是GDP本身。事实上，GDP是一个很好的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我们选取了1998年浙江省各市间的GDP数额。

（二）数据收集和处理

我们主要利用了中国统计数据库。主要数据有：浙江省1997——2003年各市、地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情况统计；浙江省1997——2003年各市、地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统计；浙江省1997——2003年各市、地工业企业单位数统计；浙江省1997——2003年各市、县总户数和总人口数统计等统计数据。笔者根据前述变量解释中给出的计算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最终数据处理结果如下：

城市 私营企业密集度（×1000） 居民储蓄存款
（亿元） 初始人力资本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城镇化水平% GDP
（亿美元）
杭州市 5.399 865.2 2109.22 12.82 95 1134.88
宁波市 6.544 642.76 1857.05 13.29 96 973.44
嘉兴市 1.472 349.66 1623.23 12.25 82 445.03
湖州市 1.98 171.145 1731.29 11.83 93 324.54
绍兴市 4.574 427.795 1744.11 12.05 77 651.25
舟山市 0.462 91.075 1987.15 8.95 97 93.56
温州市 3.317 523.53 2169.75 10.78 91 677.18
金华市 6.325 330.21 1881.47 10.86 74 484.48
衢州市 6.491 103.64 1740.65 9.37 92 140.82
台州市 ? 321.16 1933.88 10.93 92 554.63
丽水市 1.808 102.05 1823.52 8.66 67 116.05

（三）研究方法

影响浙江省内各市经济差距的因素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各地资本投入、私营企业发达程度不同。因此，我们选取五个因素做线性回归模型，以此来分析影响省内各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这些因素包括私营企业密集度，居民储蓄存款，初始人力资本，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城镇化水平。在模型中，我们把这五个因素作为变量，GDP作为因变量。根据经济学理论，我们认为这五个变量对经济的影响是较大的，而且应该是正相关的。本文根据1999年和2003年各市统计资料，试图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对各地资本投入、私营企业发达程度与地区经济差距的关系进行探析，并针对模型的计量结果提出缩小各地差异的建议。

（四）模型的建立和处理

我们将其建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GDP=b+b1x1+b2x2+b3x3+b4x4+x5b5+є，x1、x2、x3、x4、x5分别代表私营企业密集度、居民存款储蓄、实际利用外资、初始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等五项解释变量；b1、b2、b3、b4、b5分别是解释变量的系数；є为干扰项，GDP为被解释变量。我们用SPSS对数据进行处理，计算相关系数，再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果：

三、模型的结论和改进

（一）回归结果解读与政策建议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模型的R2=0.994，修正后的R2为0.987，P值为0.00a。拟合度较好，该模型是有效的。在这五个变量中我们可以看出初始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的P值为0.250，0.501，说明这两个解释变量还存在一些问题，对模型的解释力度不够，需要改进。在结果中我们看到居民储蓄水平、私营企业的P值分别是0.012、0.110，B值分别为0.883、14.457，正和我们的预期一样，存在着正的相关作用。

从上述的回归分析中，我们认为造成浙江省内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较大的是居民储蓄存款。这与经济运行的实际相符合。浙江省的经济尤其是温台地区主要是内生型经济发展模式，民间资本、私人的投入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所以居民储蓄存款在模型中拟合的最好，令我们感到诧异的是城镇化水平的拟合度很差，这可能在省内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很大，相反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城镇化进程。我们在数据整理中发现1997年乡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都很大，除了丽水是0.67以外，其余都在0.77以上。按这种分析，城镇人口对经济影响应该是有的，出现偏差的原因我们认为可能是数据处理的不当；二是省内各市城镇化水平差异不大造成的，我们将做进一步的研究。初始人力资本在模型中反映出来是正相关的，但数据拟合度不如居民储蓄来得好，我们认为可能是数据选取太接近，初始人力资本的效果还没有发挥出来。这里可做改进。

根据这种分析来看，为了减少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当地政府可以从几个方面着力：

1、支持省内欠发达地区发展，加大投资和政府间转移支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布局战略等的一些政策因素及人们思想观念等的原因，在政府、社会投入和积累方面，发达地区远高于欠发达地区，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明显。欠发达地区要充分利用资源、区位等优势，特别是劳动成本低的优势，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建成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浙西产业加工密集带，调整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大力发展有市场前景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及时抓住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结构重组的关键时期，积极融入长三角，实现与长三角经济区的对接和联动，不断拓展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分享现代区际的分工利益，努力缩小与发达城市的差距。

2、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硬件发展环境，加大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尤其要注重金融支持。各级政府要在相应的适合地区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下，一手抓农业，一手抓民营企业，提倡不同组织形式的民营企业共同发展，支持、鼓励各类人才开发，并在财力上给以必要的支持。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表明，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杭州、温州、台州等地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之所以能够在领先其他县市，与这些地方民营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是分不开的。

3、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从地区经济差异影响的回归分析看，各地人力资本的状况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小存在着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特别是近年来，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了明显的增加。 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的逐步消除，地区人力资本含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还会加大。现有的资料已经明确低表示了这种趋势，在政策倾斜对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影响减小的时候，人力资本的作用增长了。在发展落后地区经济的时候，如果不在人力资本的改善上尽心努力，那么经济发展必将缺乏动力。应该充分意识到人力资本对改善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落后地区要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加快科技与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现代人观念的培育等使自己的人力资本含量得以提升，使自己能够在进一步的发展中与先进地区的发展缩小差距。
此外，欠发达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当地政府努力，同时省政府要大力帮助。

（二）模型的改进

模型可以从数据分析上加以改进，我们所选用的居民储蓄是一个总体水平，它受到地区大小和人口多少的影响，如果能将其处理为居民平均储蓄水平将更加客观。我们所选用的GDP水平是1998的数据，显然有点陈旧，如果能选用近几年的数据，相信初始人力资本（1997年数据）的作用将发挥出来。
此外，我们可以借鉴中山大学的徐现祥博士和李郇教授“中国省区经济差距的内生制度根源”这一报告的研究方法。我们的研究主要采用回归方程定量分析浙江省各市经济增长差异的决定因素。尽管数量分析有助于精确分析各种因素的重要程度，但这种分析方法忽视了制度变迁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估计结果可能是有偏的。基于此，提出了一个分析浙江省各市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的制度性假说，即当今各市内生的社会基础设施（即由制度、政策等构成的经济发展的软环境）的差异决定了其当今经济绩效的差

『捌』 樊纲是谁请介绍他的简历!

樊纲个人语录:“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 西方发达国家一致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其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一直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该基金会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几乎是一套人马国有企业“靓女先嫁“理论的创始人，把义和团妖魔化，使其成为邪恶代名词的代表人物 1953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为上海市崇明县。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系主攻西方经济学；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年、2005年两次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2004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兼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主笔）、《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中国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学术专著和《走进风险的世界》、《发展的道理》等论文集，在《经济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灰市场理论》、《论改革过程》、《改革的动态理论》等学术论文近百篇，近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 除受政府委托进行研究并就各种经济政策问题向政府各部门、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并在国内担任多种社会职务外，近年来被世界银行、UNDP，ESCAP，OECD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与合作研究，在国际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多篇。他的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论点经常被国内报刊杂志、电视传媒以及CNN，New York Time，Financial Time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te，Wall Street Journal，Handelsblatt，Nikkei，BBC等重要国际报刊、电台、电视台所引用

『玖』 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2011 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分析-----祝宝良
祝宝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 高级经济师，商务部特聘专家。
2009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的积极作用下，我国经济遏制了急剧下滑的势头，呈现企稳回升的良好态势，预计全年GDP增长8.5%左右。2011年，世界经济将出现缓慢复苏，外需有望止跌回升，但我国经济仍面临着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自主增长动力不足、银行不良资产潜在风险增大等问题，预计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8.5%左右，CPI上涨2.5%左右，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继续改善。2011年，应继续把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着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
一、我国宏观经济呈现企稳回升的良好态势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有针对性地出台了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加大科技投入、改善民生、稳定出口等多项政策，一揽子计划遏制了经济快速下滑，稳定了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促进了经济稳定回升。
1、内需回升明显
投资与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前三季度，资本形成拉动经济增长7.3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拉动4个百分点，内需共拉动经济增长11.3个百分点，内需增长速度高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平均9.8%的增长速度。
投资高速增长。1-9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33.3%，比上年同期加快了5.6个百分点。政府主导的投资成为本轮投资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1-9月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名义增长38.8%，高于平均水平5.5个百分点；从到位资金来看，国家预算内资金投资增长82.7%，高于平均水平43.6个百分点。同时，农业、铁路、医疗、环保等基础设施与民生领域投资大幅提高，投资结构得到优化。
消费稳步提高。1-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5.1%，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7.0%，实际增幅高于去年同期3.2个百分点。住房、汽车等消费品市场十分活跃，1-9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由年初的负增长回升至42.9%，汽车销售增长29.2%，家电、建材、家具等相关产品消费形势良好。
2、工业生产加快
1-9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其中一季度增长5.1%，二季度增长9.1%，三季度增幅达到12.3%。发电量呈逐月回升态势，1-9月份，发电量累计增长1.9%，特别是8、9月份发电增速回升至9%以上。自5月份以来，货运周转量增速稳步回升，1-9月份货运周转量由1-5月的增长1.8%回升到5%。
3、物价下降势头得到遏制
受上年翘尾因素和总需求相对不足的影响，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都出现同比下降的走势，1-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下降1.1%，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6.4%。但自7月份以来，我国价格下降的势头得到遏制，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止跌趋稳，8、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了0.5%和0.4%，工业品出厂价格已连续6个月环比上涨。价格环比水平开始上涨表明扩内需一揽子政策已经消除了通货紧缩，有助于强化企业和居民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
4、经济景气稳步回升
国家信息中心研制的“中国宏观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显示，与工业生产同步的一致合成指数在2009年2月份见底，3-9月份连续7个月回升，可以判断我国宏观经济下滑势头得到遏制并形成企稳回升态势。领先工业增长约6个月的经济先行指数在2008年11月份触底，此后连续9个月稳步回升，表明在未来6个月内，工业生产会继续回升。反映工业企业信心的全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持续回升，连续六个月位于临界点50%以上，2009年8月为54.0%，高于上月0.7个百分点，表明未来3-6月制造业将持续增长。预计今年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9%，四季度达到10%，全年增长8.5%，实现全年保8%的目标已成定局。

二、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发展还面临不少的矛盾和问题，有的问题还在进一步积累。
1、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有些行业仍在重复建设
目前，我国产能过剩问题较为突出，从低端到高端产能、从内需到外需产能、从传统到新兴产能均不同程度面临过剩问题。同时，部分项目存在前期工作不扎实、项目管理不规范、项目趋同化倾向突出等问题，重复建设有所显露。一是外需行业产能过剩问题难以解决。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以来，中国出口呈现急剧下滑趋势，导致大部分为外需服务的生产能力出现过剩，其中不仅包括纺织、鞋帽、箱包等低端产能，而且还包括多晶硅、光伏太阳能电池等高端产能。二是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传统行业产能已经过剩，但在建和新建项目仍有加大的规模。据统计，2008年底我国粗钢产能6.6亿吨左右，目前实际需求为4.7亿吨左右，1.9亿吨左右产能出现闲置。水泥行业总产能达到17-18亿吨，而市场需求量大约为14亿吨，存在3-4亿吨过剩产能。三是部分新兴行业也显露产能过剩迹象。新能源、新材料等行业目前在我国属于新兴产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需求市场尚未充分建立。但是在本轮大规模投资的刺激下，部分新兴行业由于新建项目快速增长，产品需求相对滞后，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迹象。
2、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政策拉动，支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强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增长靠投资、投资靠政府”的特征。在政府大规模投资和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下，出现了国进民退和国有资本与民争利的局面，部分国有资本大规模进入竞争性领域，挤出了社会投资。如国有企业在各地土地拍卖中频频成为“地王”，中粮收购蒙牛，国有亏损企业山东钢铁收购民营盈利企业日照钢铁公司，民营航空公司基本退出航空运输领域。社会投资由于受到市场信心、国外需求、融资约束、市场准入限制等影响，增长乏力，尚未出现由政府投资向民间投资的增长动力转换趋势。当前的消费增长也主要靠政策引导和鼓励，在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稳定的消费增长内生机制尚难形成。
3、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贷款潜藏系统性金融风险
地方政府出于融资和保障基础设施项目资金供给而建立了各种政府投融资平台，作为承贷主体统一向银行贷款，然后再将贷款转贷给企业或项目，使债务信贷化。今年新增贷款的增量大部分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据人民银行的调研，2009年5月末，全国共有政府投融资平台3800多家，总资产近9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约60%，平均资产利润率不到1.3%，特别是县级平台几乎没有盈利。政府投融资平台总体负债率较高，盈利能力较低，透明度较低，银行对平台及地方政府的整体债务水平难以准确评估，信贷资金监管难度较大，政府投融资平台贷款潜藏着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2011年国际经济环境略有好转
面对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自二季度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积极变化，金融市场基本稳定，股票市场和国际初级产品价格率先上涨。但主要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产能过剩，开工率不高，贸易保护升级，世界经济复苏过程曲折缓慢。2011年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使我国外部经济环境有所好转，出口下滑和外资下降的局面有所改观。
1、世界经济复苏过程曲折艰难，全球GDP低速增长
今年二季度以来，世界经济出现复苏迹象。美国经济二季度环比下降1%，降幅收窄，最迟四季度实现环比正增长。欧元区二季度环比下降0.1%，其中德国、法国等国家出现正增长，预计第三季度出现环比正增长。日本经济二季度实现了0.9%的环比增长。但发达国家消费者负债沉重，失业率连创十几年来的新高，企业投资增长乏力，2011 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将呈现出低水平复苏的特征。
新兴市场经济体总体表现较好。印度、越南等国经济始终继续保持增长，印度今年前两季度经济增长分别为5.8％和6.1％，一些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的国家如俄罗斯，7月份工业生产也开始复苏。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复苏具有地区内需支撑特点，对欧美经济的依赖度下降。
根据世界银行预测，全球GDP将在2009年创纪录地下降2.9%，到2011年略有复苏，增长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7月份预计，2009年世界经济将下降1.4%，2011年将逐步恢复至增长3%左右。
2、国际金融体系趋于稳定，但隐患仍存
各国金融救助措施促使全球金融体系快速企稳，但是，国际金融市场隐患仍存。一是全球银行系统恢复尚需时日。在过去的20多个月内，大部分金融机构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和次级债券相关的不良资产核销，但是金融机构表内、表外的所谓“有毒资产”，包括次贷、次债及相关衍生品等引发的损失尚未全部核销。据英国皇家康奈尔咨询的统计，美国银行销账比例已经占到国家银行系统合并资产负债表的53%，占GDP的4.4%。瑞士、荷兰、英国和德国的银行销账比例分别占GDP的15.0%、2%、4.2%和2.8%，这给未来全球银行系统带来较大不稳定因素。二是商业房地产贷款可能对商业银行形成较大冲击。美国联邦监管机构2009年9月10日接管了芝加哥的Corus Bank，这是首家在当前经济衰退中因商业房地产贷款恶化而倒闭的美国大型银行。Corus的倒闭标志着银行，尤其是中小型地区性银行，除住房抵押贷款恶化以外还将面临新一轮冲击。
3、国际贸易保护升级影响世界经济复苏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加强。各国推出的保护主义措施约有78项，其中47项已付诸实施。这些贸易保护措施主要包括提高关税、实施贸易禁令、出口补贴、滥用贸易救济措施以及多种形式的非关税贸易壁垒。经济理论和历史经验表明，贸易保护影响经济发展，但目前国际贸易保护有升级的现象。
4、全球初级产品价格高位震荡，通货膨胀压力上升
各国向市场大规模注入流动性已经造成2009年金融资产和不动产价格的大幅上升。从大宗商品市场走势看，一是低利率和宽松货币通过实体经济总需求的刺激，增加了对基础大宗商品的需求；二是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与美元存在较高的相关性，美元疲软支持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三是强烈的通胀预期推动了黄金、石油等保值产品价格上升。明年全球初级产品价格高位震荡，全球通胀会有所回升。

四、2011年中国经济走势预测
在国际经济环境有所好转、国内现有政策取向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有望保持在8.5%左右，CPI将增长2.5%左右。
1、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有回落，但仍有后劲
推动投资增长的因素仍然较为强劲，固定资产投资仍将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首先，2009-2011年两年内，中央扩大投资4万亿和调整部分行业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等政策效应会在2011年持续显现。其次，目前施工和新开工项目较多，计划投资额较大，按时完工在建项目仍需要大量投资，未来投资将保持惯性增长。2009年1-8月份，累计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339844亿元，同比增长36.2%；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96739亿元，同比增长81.7%。第三，到位资金充裕，1-8月份，到位资金132007亿元，同比增长39.1%，超过投资完成额约2万亿，而去年同期和全年到位资金超过投资完成额分别为1万亿和8000亿元。第四，在通货膨胀预期和房地产库存基本消化的带动下，房地产投资有可能替代政府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第五，促进民间资本投资的政策与规划的已经出台，将进一步优化民间资本投资的环境、拓宽投资的领域、降低投资的成本，使民间资本增长将获得较大空间。但2011年政府投资增量将有所放缓，面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和资产价格上升，新增信贷规模不可能再出现今年的增长水平，相对规模将大大减小。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国进民退等问题也会抑制投资增长。综上所述，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31%左右，投资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2、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保持平稳增长
消费保持平稳增长具备诸多有利因素，第一，收入水平持续增长为扩大消费增强了后劲。2009年上半年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11.2%和8.5%，高于最近5年的平均增长率。随着就业形势好转，农民工返城、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仍将保持较快增长。第二，医改新方案、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有助于减轻居民的后顾之忧，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第三，截止2009年8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高达25万亿元，人均约2万元。同时，股市活跃和房地产价格回升也带来一定的财富效应，这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消费信心。第四，虽然目前住、行等消费热点增速已经相当高，但汽车消费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梯度扩散的态势没有改变，城市化率提高和通胀预期还会刺激住房需求，汽车和住房消费仍将呈现增长势头。与此同时，2009年出台的扩大消费政策在2011年将出现递减效应，价格上涨会导致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下降。预计2011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8.5%，实际增长15.6%左右，略低于上年水平。
3、外贸出口有望小幅增长但外贸顺差继续缩小
世界经济由大幅度负增长转为小幅正增长，是我国出口恢复增长的基础性因素，数量分析显示，我国出口量对世界经济总量弹性为5.3，即世界经济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百分点，我国出口量随之上升或下降5.3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回升和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上升有力于提高我国的出口价格水平。为稳定外需，国家在出口信用保险、出口税收、贸易融资、加工贸易、清理不合理收费等方面出台了大量外贸扶植政策，这些外贸扶植政策会继续发挥作用。但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消费模式出现转变，美国居民的储蓄率由负储蓄回升到5%，欧洲居民家庭储蓄率也在上升，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我国商品的需求。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美国、欧盟等国不断加大了对我国产品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力度，贸易摩擦明显增多。综上所述，虽然全球经济温和复苏，我国出口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内需强劲有助拉动进口进一步加速。初步预计，2011年我国出口将增长6%左右，进口增长11%左右；有望实现外贸顺差1900亿美元，比上年减少15.5%。
4、工业生产增速略有加快
2009年上半年，我国工商企业基本完成了“去库存化”任务，部分产品库存量已低于正常水平。从2009年下半年起，国内外工商企业回补库存有助工业增速继续加快。在世界各国经济刺激政策不变、国际市场需求温和回升、国内投资消费需求强劲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11年，我国工业生产增速全年略高于今年；受基数和政策效应递减的影响，有可能出现上半年高于下半年的运行态势。初步预计，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将增长10.3%左右。其中，重工业增长10.7%左右，轻工业增长9.5%左右。
5、价格水平将温和回升
2011年，国内经济增速仍在潜在增长率下限附近波动，总需求仍显不足，特别是部分行业严重产能过剩，以及粮食库存比较充裕等问题，物价水平难以大幅回升。国内物价上涨主要表现为因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高位运行带来的输入型通胀。2009年下半年以来，国家主动调整水价、油价等公共产品价格，也会直接加大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压力。此外，上年物价低增长的基数因素对物价水平带来一定影响，据初步测算，2011年CPI翘尾因素为1.2%左右，PPI翘尾因素为3.6%左右。预计2011年CPI增长2.5%左右；PPI增长5%左右。

五、宏观调控的思路和建议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2011年，应以“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为基本政策取向，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结合起来，以体制改革为主要动力，积极促进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在稳定经济增长中，使结构调整、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1、以“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为基本政策取向
“稳增长”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仍低于长期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物价上涨压力不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仍应是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但将“保增长”改为“稳增长”，主要是考虑到国际国内不稳定因素仍然很多，需要继续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经济大起大落。既防止在经济回升过程中因继续“保增长”的政策力度过大过急，导致投资过快增长，引发通货膨胀；又要防止因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力度和政策效应减弱，经济出现第二轮下滑。
“调结构”的迫切性进一步增强。在政府投资效应逐渐减弱的情况下，如果不通过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结构性调整来释放居民自发性消费和民间自主性投资，难以解决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国进民退等问题，难以实现增长动力由“政策刺激内需增长”向“自主性内需增长”的切换，难以保持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较快增长。
“促改革”是实现结构调整的根本路径。当前的改革选择重点应以有利于扩大消费、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为突破口，通过推动资源价格和要素价格改革实现经济结构调整，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居民消费，通过深化垄断性行业、公用事业和社会发展流域的管理体制改革，加大促进民营企业发展。
“惠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向民生倾斜，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要更好得满足民生需求和增加就业，使得老百姓真正得到经济回升带来的好处。
2、坚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建议2011年财政赤字规模按1.2万亿元考虑，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达到3.4%左右，略高于2009年的水平。这样的财政政策既积极又稳妥。新增财政支出在继续完成现有公共投资项目的同时，应更加积极地促进结构调整和改善民生。
加大结构性减税的力度。一是针对增加居民收入和扩大消费，较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维持对“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节能产品惠民政策”、“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经济型轿车、居民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的税收优惠；二是针对自主创新，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同时可考虑对中小科技型企业实行3-5年的企业所得税减免；三是对企业节能减排投资给予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等措施。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更加突出结构调整和改善民生，继续加大对“三农”、产业调整、自主创新、节能减排、收入分配和廉租房、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进一步落实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中确定的各项财税扶持政策，增加对基础科学研究、重大科技专项、重点工程实验室的投入。
3、坚持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要立足“适度”，在有保有压、优化贷款结构、确保贷款投向实体经济的前提下，为经济的持续复苏提供宽松的资金条件。避免信贷投放再次出现2009年上半年过度膨胀的状况，建议2011年新增贷款规模保持在8万亿元左右，M2增速控制在19%左右。
规范银行信贷流向，堵住银行资金和信贷流入资产市场的一些政策漏洞，要促使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向实体经济倾斜，可以对商业银行提出强制性要求，保证继续宽松的信贷和资金大部分进入实体经济。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对信贷投放进行结构性调整，在保持公共投资项目建设的配套贷款合理增长的同时，解决经济复苏由政府推动向市场自主性增长的动力切换问题。信贷投放要向有效推动民间投资和住房、汽车等消费增长倾斜。加大对重点区域的信贷投放，通过支持区域性的经济增长点，以点带面促进经济发展。
4、推进有利于结构调整和惠及民生的关键领域改革
推进资源价格改革。积极推进水、电力、成品油等重要能源资源价格改革，进一步完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使价格不仅反映要素的市场供求状况，而且要反映其稀缺性以及环境保护成本，并推进要素市场主体培育和监管体系建设。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一是允许民间资金以适当的方式进入金融市场提供金融服务，加大小额贷款公司的推广力度，适当加大民间金融机构的杠杆比例。二是积极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三是发展资本市场，拓宽融资渠道。尽快建立完善的退市机制，改变目前“只进不出”的不利局面，真正做到优胜劣汰；完善市场交易制度，尽快引入做空机制，适时推出股指期货交易，降低市场风险。
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改革。一是要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努力提高劳动者报酬，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二是落实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三是提高农民收入，保持合理的农产品价格。
推进垄断行业市场准入改革。在铁路、通信、航空、石油化工等垄断行业和公用事业与社会发展领域引入竞争，尽快清理不合理的限制性行业准入制度，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领域。国有资本应从房地产等竞争领域逐步退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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