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最后贷款人的理论的演变和发展
现代最后贷款人理论集中围绕最后贷款人存在的必要性和巴杰特原则在现代金融市场条件下是否依然有效这两个基本命题展开。 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最后贷款人为现代银行系统提供了重要支持,在出现银行危机时防止了恐慌的蔓延。
自由银行的倡导者否认政府部门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必要性。认为银行恐慌产生的唯一理由是对银行系统存在的法律限制,如果没有这些限制,自由竞争的市场就会产生一个防恐慌的银行体系。塞尔金(Selgin,1988、1990)认为最主要的两个限制:一是美国对全国范围内设立分行的限制,二是对商业银行系统自由发行货币的限制。前者可以实现资产的多样化投资,可以防止资产相对价格下跌而引发的银行危机;后者可以允许商业银行随时满足私人对货币的需求。
同时认为,在自由银行体系下,由不完全信息产生的传染性挤提的情况不会发生,因为在活期存款的合约中已经包含了所有详细的信息。他们同时认为,票据清算所能够解决存款类银行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Gorton(1985)、Gorton& Mullineaux(1987)认为,19世纪产生的票据清算所,其结构类似于由所有银行组成的卡特尔组织,建立了一套共同发行货币的体系,使公众难以区分每个成员银行的弱点,它通过发行贷款证书来治理恐慌,这种贷款证书类似于黄金的替代品。同时,限制存款转化为现金也能制止恐慌。Dowd(1984)认为这种限制类似于提供一份期权,在这份期权中,银行保留了延期兑付到未来某个时点的权力,作为补偿,银行将支付延期兑付的利息。 中央银行并不是唯一的最后贷款人。除了中央银行之外,其他机构也可以成为最后贷款人(Timberlake,1984;鲍德,Bordo,1986;费雪,Fischer,1999),如美国的财政部、清算中心和1907年的摩根集团都承担过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加拿大的财政部和外汇管理局等都曾对出现危机的银行进行援助,成功执行最后贷款人职能。
Goodhart指出,当一国出现系统性问题时,除非这些系统性问题只包括一小部分潜在损失,央行可以自行消化,那么央行可以独立解决,否则应该由政府、监管部门和央行共同解决。在大规模的系统性危机中,Goodhart、Schoenmaker(1995)认为应该由政府来买单,同时政府也有权决定社会各方怎样对付危机和由谁来承担损失。 关于最后贷款人的援助方式存在两种争论:通过OMOs(open monitory operations)向整个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货币观点),还是通过贴现窗口或直接贷款给个别金融机构(银行观点)。
货币观点认为,应急性的流动性供应只能通过OMOs向整个市场提供。古德弗兰德和金(Goodfriend & King,1988)、鲍德(Bordo,1990)、舒瓦茨(Schwartz,1992、1995)认为LLR的操作只能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以此提高对高能货币存量进行补充。Goodfriend & King、Capie(1999)、Keleher(1999)指出直接向金融机构贷款或贴现将使一些不具有清偿力的银行不能受到市场的惩戒,容易引发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扭曲其行为决策。同时,随着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已经提供了向私人部门信用融资的有效途径,同业市场能充分考虑流动性的有效分配,具有清偿力的金融机构能够通过同业市场获得流动性支持。因此,对个体银行的具体干预既违反市场化原则又没有必要。Kaufman也认为,除非是央行对银行的清偿力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否则对个体银行的帮助是没有必要的。他强调了对个体救助的负外部性:不仅会产生道德风险,而且监管当局还会面对政治压力和监管俘获,从而增加更大的负外部性。Kaufman同时扩展了LLR的内涵,认为LLR应该要防止资产的折价出售,因为这样会造成实际财富的损失。他认为,虽然金融市场发展很快,而且变得非常有效,促进了流动性机制的改善,但交易速度的加快也增大了清盘和折价出售的可能性,LLR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均衡的资产价格不受暂时流动性的影响。
银行观点认为,最后贷款人只能是向个别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古德哈特(1999)指出无流动性但有清偿力的银行会由于同业市场效率低下、不能从其他银行借得款项而发展为无清偿力的银行。最后贷款人向市场提供资金支持会导致准备金供给总量的增加,而向单个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则不会导致准备金增加。费雪(1999)则认为最后贷款人既可以向市场也可以向单独机构提供贷款。
Hirsch首次把中央银行看作是解决因信息不完备而导致的市场摩擦的一种手段。他认为,中央银行具有的LLR功能类似于提供了一种保险,这会降低私人冒险的成本,但同时会刺激银行的道德风险。同时,LLR给予的监管当局非正式的酌情权又可能导致监管同盟的出现。另一方面,如果存款者认为大银行不会倒闭,那么抵制公共部门管理的策略将会鼓励银行进一步集中。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都不利于效率的提高。Hirsch强调最优的办法是根据整个金融体系的特征适时调整中央银行的职能。 古典最后贷款人理论的LLR援助对象非常严格地限制在出现暂时流动性不足的金融机构。但在LLR的实践中,金融危机的复杂性使得LLR的援助对象逐渐突破古典流动性界限。因此,一些经济学家认为,LLR可以向不具有清偿力的银行提供帮助。
索洛(Solow,1982)认为无论银行是否到了无法偿债的境地,当出现银行危机时,最后贷款人都应进行援助。以美联储为例,当美国某个银行(尤其是大银行)将要倒闭时,会引起人们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信任危机。美联储既然对整个金融体系负责,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它就必须援助陷入危机中、甚至资不抵债的银行。索洛也承认,这种做法会产生某种道德风险,鼓励其他银行有可能冒更大的风险,而公众也失去了监督金融机构的热情。
古德哈特(Goodhart,1985,1987)主张中央银行可以给不具有清偿力的银行提供帮助。主要有三个理由:
第一,中央银行在LLR必须行动时,要区分商业银行到底是流动性危机还是清偿性危机问题是不太现实的。商业银行向LLR申请援助时,存在潜在的声誉损失成本,因为即使是流动性不足的银行,如果向中央银行借款,也表明它在同业市场上已经不具有融资能力,从而被怀疑有清偿力问题。因此,向中央银行借款无需考虑是否是流动性问题还是清偿力问题,只要有足够的抵押品即可。
第二,由于商业银行在生产信息方面的特殊作用,如果LLR让处于困境中的机构破产,有价值的、难以替换的“客户—银行”关系将会失去,保持这些关系的社会利益超过这样做的成本。
第三,因为大银行的破产将毁掉整个银行系统的信心,所以大银行即使没有偿付能力,LLR也只有贷款。
考夫曼(Kaufman,1990)认为,索洛和古德哈特的观点低估了最后贷款人过度援助的风险,这可能会导致面临危机的银行增加在未来对更大援助的需要。他们也忽视了由于最后贷款人延迟让无偿付能力的机构停业,会招致额外的损失及增加最终解决问题的成本。索洛和古德哈特没有意识到最后贷款人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而不是贴现窗口贷款来完成其职能。事实上,借助公开市场操作也可以满足最后贷款人对高能货币的紧急需求,因而不必担心如何援助个别的危机银行。由于真实经济活动和总体经济防止了恐慌引起的对货币存量的冲击,最后贷款人就不必害怕个别经营不善的银行发生倒闭。
古德哈特和黄(Goodhart & Huang,1999)认为,一家银行的倒闭会引致金融不稳定,市场主要表现是恐慌,此时很难预测存款人的行为,货币政策操作容易失误。当一家银行向最后贷款人寻求流动性支持时,最后贷款人很难有时间准确判断这家银行是否有清偿力。如果最后贷款人向这家银行提供了贷款援助,而是事后的事实证明这家银行是无清偿力的,则最后贷款人必然要承担财务和声誉方面的损失。因此,最后贷款人对出现危机的银行究竟进行救助还是破产清算,还需谨慎的判断。他们通过建立最后贷款人道德风险模型认为,在单一时期模型下,即在银行倒闭的概率、最后贷款人救助的概率和风险概率既定的情况下,最后贷款人是否实施救助取决于银行规模的大小;在动态和跨时期模型中,即各种概率不确定的情况下,最后贷款人实施救助取决于对道德风险和传染性风险的权衡。如果关注道德风险,最后贷款人会慎重考虑是否实施救助;如果关注系统性风险,则最后贷款人有动力进行救助,由此产生的整个市场的均衡风险会较高。 最后贷款人的过度援助容易导致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且大银行相对于中小银行更为明显。因此,通过征收惩罚性高利率、组织私人部门参与救助、实施“建设性模糊”救助条款、严格的事后信息披露等措施有助于缓解这一问题。
考夫曼(1991)、诺切特和泰勒(Rochet & Tirole,1996)认为最后贷款人对银行的援助会产生两个负面影响:一方面,救助促使银行经营者和股东为获得更多的救助补贴而去冒更大的风险;另一方面,最后贷款人向倒闭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存款人监督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和业绩的积极性,并且由于救助是对所有存款人提供隐性保险,这也会削弱银行同业监督的积极性。
米什金(Mishkin,2001)认为,这种道德风险在大银行身上表现得更为严重。大银行较中小银行具有更大的系统性影响,其经营失败对金融系统的安全有着更为严重的威胁,因此政府和公众都不希望其倒闭,于是大银行往往成为监管宽容的对象。那些自认为规模很大或很重要的银行相信在发生流动性不足或出现其他问题时,最后贷款人肯定会提供资金援助,因此他们便放松风险约束和危机管理,而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业务。同样的原因也使得市场约束力量减弱,因为存款人知道一旦银行陷入困境,政府不会任其破产,自己也不可能遭受太大的损失。于是他们失去了监督银行的动机,也不在银行从事过度冒险行为时通过提取存款进行市场约束。在很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当大的或与政治有联系的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时,政府便成为解决问题的后援,最后贷款人向经济中投放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作用,将大大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引发通货膨胀。
汉弗莱(1985)认为,在现代金融环境下,征收惩罚性高利率等于向市场提供了一个促使资金加速抽逃的信号,这反而会加剧银行危机的发生。同时,银行经营者为在短期内获得更高收益以支付贷款高利息,会追求更高的风险。因此,古德哈特和斯科恩梅克(1995)、普拉蒂和希纳西(Prati & Schinasi,1999)认为,在实践中对个别机构的紧急贷款并没有征收比市场利率更高的利率,银行同业市场通常以正常的利率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救助。
贾利尼(Giannini,1999)指出,通过组织私人部门参与最后贷款人的救助也可以解决道德风险。中央银行以代理人的身份组织有富余资金的银行向缺乏资金的银行提供资金援助。扮演最后贷款人的主要银行承诺在危机时期向问题银行提供信贷,以保证银行体系的正常运作。但古德弗兰德和拉克尔(Lacker,1999)认为,这种信贷行为必须是帕累托改进,中央银行不能强迫其他银行提供信贷。如果中央银行迫使其他银行提供贷款,或以过于偏护危机银行的条件提供贷款,则私人银行提供贷款支持实际上是对倒闭银行的补贴。在充满竞争的金融市场中,资金富余的银行相对于危机银行具有竞争优势,中央银行劝说优势银行帮助自己的竞争对手摆脱困境有一定的难度。因此,道义劝告、规则力量和合作意识的培养是中央银行在协调银行间援助时的重要职责。
科里根(Corrigan,1990)首次提出了“建设性模糊”的最后贷款人概念,指最后贷款人在事先故意模糊履行其职责的可能性,即最后贷款人向其他银行表明,当银行出现危机时,最后贷款人不一定提供资金支持。由于银行不确定自己是否是援助对象,从而对银行形成一种压力,使其谨慎经营。“建设性模糊”要求最后贷款人从谨慎角度出发,关于是否、何时、在何种条件下提供支援的预先承诺应该停止。在做出决策时,最后贷款人要严格分析是否存在着系统性风险。如果已经存在,应考虑应对系统性传染的最优方式,尽量减少对金融市场运行规则的负面影响。
克劳科特(Crockett,1996)认为“建设性模糊”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迫使银行谨慎行事,因为银行自己不知道最后贷款人是否会对它们提供资金支持;二是当最后贷款人对出现流动性不足的银行提供援助时,可让该银行经营者和股东共同承担成本。管理层会意识到一旦银行倒闭,他们将会失去工作,股东将失去资本,因此道德风险会大大减少。实践也表明,“建设性模糊”可以直接约束或间接鼓励银行的经营者和股东谨慎行事,提高自我防范风险意识,增强自我控制、自我约束能力。
建设性模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即赋予危机管理机构过大的自由决定权,而自由决定权会带来时间持续性问题,如开始最后贷款人认为不向危机银行提供安全保障比较有利,但事后又觉得向银行提供资金援助可能更为恰当。因此,伊诺克(Enoch)、斯德拉和海米斯(Khamis,1997)认为,可通过严格的事后信息披露办法来评判最后贷款人在处理个案时的自由决定权。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国与国之间的资本与货币一体化,金融危机超越国别的限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所有的一切使得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后贷款人的问题进入了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视野。尤其是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一问题变得尤为迫切。
早期的金融史认为,“世界经济中心”应当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费尔南德布劳德尔假设世界经济具有一定的地理范围,“并且总有一个以占主导的城市和城邦(即经济首府,但不一定是政治首府)为代表的极或中心。在金融危机中,当一国的困难将超越国境时,占统治地位的中心就被认为有责任充当其他国家的最终贷款人”,这是由谁来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最早的理论假说。
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承担国际最后贷款人职能比较合适。Stanley Fisher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IMF虽然不是国际中央银行,但是仍可以行使国际最后贷款人的职能,而且会做得很好。他认为,IMF作为危机的借款者,更像一个信用合作组织,通过发行基金份额建立资金的蓄水池,再向成员国贷款;作为危机的管理者,它可以组织和协调危机中的成员国,募集更多的资金。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清算银行(BIS)可以行使这一职能。被称为“中央银行家的俱乐部”的国际清算银行一向积极推动中央银行之间的互相合作和援助。由于各国中央银行的高级官员通过国际清算银行经常会面商谈,保持着经常的联系,这一安排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更为及时,并且没有附加条件。但它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仅限于其成员国之间,与发展中国家基本无缘。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较发达国家普遍,因此,国际清算银行的这种援助是有限的。 随着跨国金融服务的不断扩展和各国金融系统的不断融合,欧盟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不断增强,欧洲各国的金融系统性关联更加紧密,随之而来的金融风波也将会影响更多的成员国,尤其是如果一个包含数个持牌银行,并且在数个成员国中开展业务的泛欧银行集团发生流动性冲击,必然会系统性地牵连到各国金融市场以及整个欧洲金融系统。Garry J. Schinasi和Pedro Gustavo Teixeira(2006)研究了当系统性金融风波影响不止一个欧盟成员国时,如何实现最后贷款人功能问题。他们认为,对银行集团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有几种可选的协调模式:
第一种模式依赖于详细的事先安排,被认为是“北欧模式”。这个模式是北欧中央银行谅解备忘录中提出的,适用于银行危机发生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北欧国家中运作。一旦发现危机,将由相关中央银行建立一个协调机制,即危机处置小组。在对银行集团有管辖权的中央银行的领导下,危机处置小组集中对银行集团的财务状况和潜在系统性影响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另外,它还集中与银行业管理层进行联系。该小组还负责向各个中央银行决策机构汇报,汇报内容包括危机的系统相关性信息,受影响的银行的偿付能力,最重要的是明确各央行间意见的分歧,目的是让每个中央银行都能了解情况,决策协调。这个模式的主要优点是可以使中央银行间的信息和分析不对称最小化,以减少“囚徒困境”的发生。
第二个协调模式是“监管模式”。因为新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将增强并表监管者的协调职能,相对于其他中央银行,并表监管者所在地的中央银行可以承担协调职能,这也暗示了某个中央银行相对于其他中央银行来说对银行集团承担更多的责任。例如,这个模式需要更多地考虑集团范围内或欧盟范围的(同国内相比)偿付能力和系统风险。正如并表监管者的作用一样,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该国中央银行对管辖范围内的银行业集团行使一定的“联邦(federal)”职能。
第三,各国中央银行承担的义务,包括信息交换和在现行运行制度结构下对政策措施进行协调。 主权债务重组中的第一贷款人(LFR)
Daniel Cohen和Richard Portes(2006)提出的解决主权债务问题的一个政策干预机制——IMF的第一贷款人职能,来解决国际间资本流动的结构性缺陷。IMF成员国应事先制定“债务余额制度”(indebtedness regime),这种债务余额制度意味着参与者的积极的承诺,不仅是国家,也包括IMF。IMF应在事先(即国家能进入金融市场时)而不是在危机后,就和国家一起建立调整计划(项目),采取预防性措施防止债务恶化。IMF项目及其实施要让人相信这个国家能以“风险触发”利率,或低于“风险触发”利率迅速重新进入市场。这是IMF贷款的一种适当的催化作用。
⑵ 英国有一个历史人物叫摩根,及需其简介,请多多指教
美国最后的金融巨头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是“华尔街的拿破仑”,他曾两度使美国经济起死回生。但据说他经常因为压抑而感到“毫无价值”、“无所适从”。约翰.皮尔庞特.摩根还控制着几十种行业,并创立了美国钢铁公司—该公司的原始资本是当时美国联邦政府一年开销的4倍。但是,对他来说,休闲与工作同样重要,他曾经多次嚷嚷要退休。 为了深入地刻画这么一位复杂的大人物,琼.斯特劳斯完成了一部长达近800页的鸿篇巨传∶《华尔街之子摩根》。琼.斯特劳斯曾因成功撰写了艾丽斯.詹姆斯(亨利.詹姆斯和威廉詹姆斯的姐妹)的传记而荣获哥伦比亚大学颁发的美国历史班克罗夫奖。此次,琼.斯特劳斯仔细地阅读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书信、文件和日记,最终在其令人钦佩、生动逼真的作品中向世人揭示了摩根及其圈内的朋友们不为人知的一面。但是读者也会不时被细节的海洋所淹没,对这个金融帝国的缔造者及狂热的艺术品收藏家始终持以神秘和敬畏之感。 摩根并不是白手起家、自我成才的典型。他的父亲朱尼尔斯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富商,在19世纪50年代,朱尼尔斯受雇于当时英国首屈一指的美国银行家乔治.皮博迪。他们生意兴隆,成功地把大量英国游资引入资金极度匮乏的美国。朱尼尔斯决心把他的发运传给他的子孙。他严厉地要求他的儿子皮尔庞特接管家族产业,帮他选定在瑞士、德国留学的课程,安排他在华尔街当学徒,而且大小事件都有可能成为他教训摩根的事因。 美国南北战争后,流入美国的投资迅速增长,尤其集中在铁路领域。在战后的30多年里,摩根信托公司不仅参与组织了铁路融资项目,还屡次尝试约束这一利率过高的行业。19世纪70年代,朱尼尔斯出资拯救了濒临破产的法国—这标志着摩根家族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了国际银行业的顶层。 琼.斯特劳斯对摩根的个性与私生活的着迷远胜于对其在商业界的辉煌业绩的关注。这使她的作品与罗恩.切尔诺在1990年出版的《摩根大厦》有显著的区别。《华尔街之子摩根》一书从朱尼尔斯于1890年去世讲起,描述了家财万贯的摩根更加自由、终日沉湎于他的个人爱好∶开游艇、追女人、做怪异而又随心所欲的慈善家、营造庞大的艺术收藏品王国。 琼.斯特劳斯在书中写道∶“他操纵着20世纪初帝国的天秤,好像要占有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从古登堡圣经、弗美尔和庚斯博罗的绘画、中国的瓷器、中世纪的地毯到英国l9世纪初期样式的家具—作者发现,“摩根从不在乎为购买艺术品花费巨资”。他的藏品已充塞屋宇、难以尽览。截至到1912年止,他已经花费了600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0亿美元。 尽管他有这些嗜好,摩根在上个世纪末还形成了一个观点∶不管是摩根金融机构,还是国际经济局势,离开了他都不行。在个人生涯的关键时刻,摩根在1895年提出“国库管理国际化”,后来主张民粹主义的农场主在发起反对金本位的政治运动中继承了他的观点。摩根组织了6200万美元的债券发行,堵住国库的漏洞;并入市干涉,抬升美元的汇价。1907年,在另一次戏剧性的插曲中,金融市场的恐慌导致了为期两周的疯狂行动,摩根再施援手,注入大量资金解救了多家金融机构和纽约市。 在这两次事件中,摩根表现得犹如美国中央银行行长—当时这个职位并不存在。但是热心公益并不是他的原始动力。那两次危机过后,摩根和其他投资家的财富都大发横财。 尽管罗列了这么多细节,琼.斯特劳斯最终还是没能掀起摩根有意戴上的粗暴而冷谈的面纱。比如,摩根为何一再冷落亲生儿子杰克,却选拔他人担任要职?似乎摩根在量才录用时,有意模仿没有子嗣的皮博迪,而不是他所崇拜的父亲。琼.斯特劳斯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她拒绝妄下定沦。 摩根的晚年多灾多难。20世纪初期,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跨大西洋航行财团,这后来被证明是一场“金融大灾难”(琼.斯特劳斯语)。1912年,该财团的旗舰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同年,国会开始调查某些指控∶摩根财团涉嫌恶意控制美国的财政命运,75岁的摩根只好出庭接受国会委员会的审讯。在第二个月月底,他精神崩溃,并在两个月后去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哪个人能对美国经济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在摩根去世的那一年,国会(不知是无意之中)建立了美国联邦储备局—指导美国经济的那只著名有形之手。这是献给摩根最好的颂词。
编辑本段二、 摩根财团
1935年以前的老一代摩根财团可能是世界上最可畏的金融机构。它由美国银行家乔治?皮博迪于1838年创办于伦敦,后由摩根家族继承过来,迁至纽约后名声鹊起。
直到现在,坐落在宽街和华尔街相交的“街角” 处的老一代摩根的继承者??JP摩根公司依然主宰着美国的金融界,并且继承着老一代摩根的“文化传统”。
2000年12月11日,美联储批准大通曼哈顿银行与J.P.摩根投资银行合并,目的在于“催生美国最大的一家银行企业”。合并后的公司将命名为“JP摩根大通集团”,其总资产将达到6680亿美元,直逼总资产有6790亿美元的美洲银行,成为美国第二大的以银行为核心的集团公司,与此同时,美国花旗银行仍以总资产7910亿美元名列首位。实际上,目前这三家银行已难分伯仲。
我们还是看看,“摩根帝国”缔造时期的创始人皮博迪。
1835年,美国商人乔治?皮博迪来到伦敦。那时的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在经历“新经济泡沫”带来的危机,人们依靠贷款,疯狂地修建铁路、运河、公路,当时人们对这些新玩意也是不想“付费”使用就像现在的网络一样。
此时的皮博迪是为美国的马里兰州寻求英国银行的贷款。他很爱国。他为英国的十几个银行家摆上盛宴(估计类似同时期的中国银行家胡雪岩请人吃“花酒”),他劝说他们相信美国人不是骗子,他还和蔼地威胁说“你们只有继续为美国提供新的贷款,才能保证以前的贷款能够得到偿还”。于是,高傲的英国银行家又拨出800万美圆贷款给马里兰州。
英国人说,“皮博迪是靠自己的面子借到这笔钱。”并且,为减少英国人对美国人“见钱眼开”的偏见,依然放弃马里兰州应付给他的6万美元的佣金。总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皮博迪的不同寻常的才干和做派。
皮博迪很健谈,但相貌平平,不怎么讨英国人喜欢。人们怎么也想不到他居然是高贵的摩根财团的创始人。后来的摩根,其合伙人以出身名门望族、美貌和时髦而著称。
皮博迪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只上过几年学,十几岁开始就与哥哥一起干活养活寡母和6个弟妹。早年的贫困影响了他的一生:聚集钱财,拼命地工作,孤芳自赏,对轻蔑极度敏感,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爱国;多半生小气、吝啬,晚年却不停地慷慨捐助。
1837年皮博迪迁居伦敦。一年后开了一家商号,但只有一个柜台、一只保险箱和几张书桌。他却凭借自己的才具很快进入由卓越的银行家组成的商人圈子。这些人既做织物生意,也为做此生意的人提供融资。其实他们的商号已就变成了商人银行。并且创立了金融批发业务,而不是普通银行储蓄、转帐的“平庸业务”。
这时,“普通人根本不可能与皮博迪打交道”,因为皮博迪们只为各国的政府、大公司和有钱的人服务,他们为世界贸易提供资金,发行债券和股票。
皮博迪在伦敦设立商号,把美国的旗帜插在异国的土地。他炫耀自己国家的气派、高举这星条旗宣扬美国的产品。他宣称皮博迪公司是“美国的一家商号”,他不停地向美国输送 资金,他用美国的精美杂志装点,制造美国气氛和成为美国的新闻中心。在他爱国主义的背后,是不想让英国人小看了自己,也显示了他自己出身的自卑心态。
“在友好的外表下,皮博迪是个孤独的小气鬼”。他不停地工作,12年他从未连续休息过两天。整整20年没有回过美国大概是出于为了节约经费。
皮博迪没有专用马车,总是坐着公共马车上下班。一次他病的厉害,朱尼厄斯(摩根财团的正式缔造者)劝说他回家休息,他拿上雨伞走出办公室。20分钟后,朱尼厄斯发现他还站在路边的雨里,对他说:“皮博迪先生,您该回家了。”他一看是朱尼厄斯,答到:“是呀,我在回家。可是只过了一辆2便士的马车,我想等一辆1便士的。”此时他的银行帐户已经有100万英镑。
午餐时,皮博迪总是让他的勤务去给他买一个苹果,每次给勤务2个便士,一只苹果1个半便士,这样每次勤务都可以得到半个便士的小费,但皮博迪却总是等把这些半个半个的便士凑足到一定的数量再要回去。
皮博迪是个光棍,但他总有女人陪伴。他不抽烟、不喝酒,他用讲故事的方式打动情妇。他一生只给他的布来顿情妇6000英镑,死后也没有留下任何遗嘱给他们所生的儿子。
快60岁时,皮博迪身患严重的风湿病。他个人的储蓄高的惊人,他的年收入达30万美元,而他每年只花3000美元。他拥有巨额财富而罕见的吝啬。突然有一天,他灵魂开窍,他说“当病痛袭击我时,我意识到自己不是不朽的。……我发现生活中有些人热心帮助贫困的人们,正像我一心想挣钱一样”。于是皮博迪决定开始献身慈善事业。
美国内战时期,皮博迪从铁公鸡变成了圣诞老人。“他晚年的行善就像早年的贪婪一样无度”。
早在1857年,皮博迪就开始资助巴尔迪摩的一所“皮博迪学院”;1862年,他开始把15万英镑转给一家信托基金,用于建造伦敦的贫民住宅工程,还立契转让了他在另一家公司的5000股大宗股票,维持这个住宅区的运转。为此,他获得了“伦敦荣誉市民”的称号。
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施舍到了惊人的程度:向耶鲁大学捐赠了一个历史博物馆;向哈佛大学捐赠一座考古学和人类文化学博物馆;为南部被解放的黑人设立一项教育基金……。
雨果写道:“这个世界上,有充满恨的人和充满爱的人,皮博迪属于后者,正是在这种人的脸上,我们看到了上帝的笑容。”这是对乔治皮博迪这位摩根财团最初的创始人最高的赞誉!
华尔街之子—摩根
一个世纪前,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像巨人一样支配着整个金融世界。作为创建通用电气公司、美国钢铁公司以及地域广泛的铁路帝国的幕后策划人物,在几十年里,他都是美国民间的核心银行家。摩根在许多方面塑造着他那个世界,然而他去世以后还笼罩着神秘的面纱,有人称他是工业化进程中的英雄,也有人诋毁他是贪婪的强盗大亨。《华尔街之子——摩根》权威、详实地描述了摩根其人,作者历经十年时间,生动再现了摩根的完整人生。
1. 争夺“CB&Q铁路”
1901年5月4日,摩根在艾克斯收到的电报向他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一个由银行家和铁路运营商组成的联盟正密谋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北太平洋铁路50%以上的股票。策划并领导这场“金融巨头”突袭战的是爱德华·H·哈里曼。哈里曼与摩根之间长期失和并且冲突不断,他名下现在控制着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就像希尔一样,哈里曼也同样宣称自己是“美国的拿破仑”,在铁路界是闻名的“小巨人”;同样,他也决心在自己公司的基础上创建一个连接铁路线、海上航运线的世界性的交通运输网络。但是,与希尔不同的是,在商战中,哈里曼并不遵守摩根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他更推崇的是游击战。
就在摩根等人全力以赴地筹集大批英国资金投资美国铁路建设的同时,库恩—洛布这家德国犹太人公司同样也在致力于将德、法两国的巨额资金源源不断地引进到美国——从事与摩根财团同样的事业。尽管犹太人希夫和美国佬摩根并非合伙人,但这两位顶尖银行家却自觉地信守彼此间的君子协定,互不侵犯对方的领地。
在以后的短短几年内,哈里曼居然使曾经破产的联合太平洋铁路起死回生,并很快发展成为一条优质高效、利润丰厚的线路。后来,当他的铁路线延伸到太平洋沿岸港口时,已经对“北太平洋”和大北方公司构成了直接威胁。到了1901年,哈里曼又实现了对庞大的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控制,这条铁路从洛杉矶一直通到美国南部的新奥尔良。
与此同时,哈里曼还在与另外一个业界“小巨人”希尔进行着激烈的争夺。这次,两人争夺的是芝加哥—伯灵顿—昆西铁路公司(以下简称为“CB&Q铁路”),由于这条全长12657.6公里的线路通往芝加哥,对于打通大西洋沿岸运输线具有重大意义,所以能否拿下该公司将直接影响到双方今后在美国铁路业界的地位。尽管哈里曼做了各种努力,却在1900年以失败告终。希尔和摩根联手,最终于1901年3月下旬共同获得了CB&Q铁路。在双方进行激烈争夺的过程中,该铁路的波士顿股东们明显倾向于摩根,他们说:“在哈里曼和希尔(代表摩根和北太平洋公司)之间,我们毫无疑问将选择代表雄厚实力和安全保障的一方。”事后,哈里曼曾要求摩根和希尔给他一个转包的机会,却遭到二人的断然拒绝—他们不愿让这位好战的掠夺者“插上一手”来分享他们的胜利果实。
至于哈里曼本人,当然不会觉得自己的要求是“插上一手”,相反,他认为恰恰是摩根他们从自己手中窃走了CB&Q铁路——对手的新铁路联合体的实力将远远超过自己的联合太平洋——为此,他立刻制定出一个“拿破仑式”的报复方案:为了攫取CB&Q铁路,他必须彻底拿下北太平洋铁路。
当然,哈里曼清楚,要想从摩根那令人生畏的大鼻子底下买走他的股票也决非易事。为此,哈里曼孤注一掷,决心碰一碰自己的运气,为了筹集到购买股票所需的巨额现金,哈里曼找到了库恩—洛布公司和商业性的国家城市银行进行活动。
2.斩断摩根的翅膀
摩根在业界的优势地位和倨傲态度使其在华尔街同行中颇受非议,甚至是嫉恨,正如希尔日后所总结的那样,在后来发生的针对摩根的突然袭击中,参与暗算的人中更多的是银行家,而非铁路运营商!——以城市银行为首的各大财团之所以给哈里曼撑腰,是希望借此向全世界表明“摩根并非是美国惟一的银行家”,同时也是对摩根宣称的“美国所有的银行家只不过是我的办事员”的说法进行挑战。正如希尔所言,斯蒂尔曼的目的是为了“斩断他(摩根)的翅膀”。
就在摩根4月初刚离开美国前往欧洲之际,在哈里曼的指使下,库恩-洛布公司总裁希夫就开始了购买北太平洋公司股票的行动。此时,麦金利正在进行连任总统的竞选活动,他允诺给予华尔街财团们更多的发财机会。在此情况下,大批野心勃勃的投资者将纽约股市的价格和成交额推向一个个历史新高,1901年1月,创造了日成交量200万股的历史记录。4月份,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所造就的百万富翁们—人称“匹兹堡财团”云集纽约准备大赌一把,此事为哈里曼发动袭击提供了最完美的时机。
摩根和他的合伙人虽然控制着北太平洋公司的董事会,却只拥有该公司不到50%的股票,他们总以为——没有人会梦想购买一条价值1.55亿美元的铁路。在1900年,“北太平洋”的普通股价格从每股45美元涨到86美元,到1901年4月1日居然达到每股96美元,且成交43.7万股;随后,该公司股票在整个4月份仍然保持攀升势头。面对这种局面,库恩—洛布公司偶尔也抛售一些股票进行遏止以免引起摩根财团的注意。到4月22日,北太平洋股票涨到每股103美元,3天后达到105美元。在4月30日,该股票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成交量创造了新的记录,共成交330万股。
根据哈里曼判断,在其最高决策者——摩根本人不在纽约的情况下,北太平洋股票所出现的异常现象不会引起摩根集团其他人的注意。事实果然不出哈里曼所料,毫无戒心的罗伯特·培根甚至还趁着这段狂涨期,抛售了摩根本人2万股的股票来赚取巨额利润。5月份,约翰·W·盖茨在接受采访时称:“这一切就好像——当一个大孩子外出时,那些小孩子们就趁机在家里胡作非为一样……如果摩根本人当时在纽约的话,这些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到5月1日,这天是星期三,北太平洋股票的价格已经狂涨至115美元。星期日,《纽约先驱报》在作“本周回顾”时称:“这是世界历史上金融投机活动规模最大的一周。”
在事态发展最为严重的那一周,希尔一直在纽约,对于北太平洋公司所承受的日益加重的压力,尽管希尔已经明显感受到,但他绝对没意识到是哈里曼在背后捣鬼,直到希夫前来告知真相后,他才恍然大悟。
直到1897年哈里曼要求库恩-洛布公司给予其独一无二的关注之前,希夫一直是希尔的财政后台,当希夫倒向哈里曼以后,希尔开始向摩根靠拢并且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据希尔称,希夫邀请他共同致力于“将摩根抛下船”,并许诺让他出任北太平洋公司总裁并分享“通过控制联合太平洋公司、南太平洋公司所获得的一切好处”。希夫还透露,他的集团已经投资了7900万美元,并购买到北太平洋公司75万股优先股中的42万股,以及80万股普通股中的37万股——也就是说,他已基本实现对该条铁路的控制,如果此时希尔能够加入进来,那么,加上希尔所拥有的北太平洋公司的股份,便可以拥有更大的击败摩根的胜算机会。但是,希尔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拒绝“抛弃摩根”并“加入这场阴谋活动”。也许希尔的说法有点夸大其词,但有关该事件的最骇人听闻的部分却是事实——希夫策划了一场针对美国金融帝王摩根最卑鄙的突然袭击。
3.蓝色星期四
在星期五获悉这一惊人消息时,希尔表现得相当镇静,他离开希夫,沿着布罗得大街前往华尔街23号与摩根的合伙人进行商议。最后,他们发现了一个对自己非常有利的条件:既然北太平洋铁路的董事们——主要是摩根的人——能在1902年1月1日以后撤出他们的优先股,那么当前的普通股将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哈里曼所控制的普通股恰恰还不到一半。正是基于这一点考虑,培根立即给摩根发去一封电报,随后,摩根于星期六傍晚在法国艾克斯回电指示:“立即购买15万股北太平洋公司的普通股!”
同样就在那个星期六的早晨,纽约的哈里曼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考虑到自己拥有的北太平洋公司普通股尚未达到总股票的51%,心中不时掠过阵阵凉意和不安。他给希夫写了一封信,要求再买4万股普通股。尽管希夫收到了哈里曼的命令,但他最终决定不予理睬——或许他在想,他已经获得了北太平洋多数的股票——或许他还考虑到自己已经向希尔伸出了友谊之手——他尽管很迟但最终还是意识到那些企图用计谋击败摩根的人的真正意图,于是决定不再对摩根发起这致命一击。如果他在5月4日这天,听从了哈里曼的指令,再买4万股普通股,他们这伙人就将成功地控制摩根的这条铁路。
5月6日,星期一,大批摩根—希尔集团的经纪人涌入伦敦和纽约的各个股票交易所,购买所有能买到的北太平洋的股票。当天,纽约交易所北太平洋股票以每股127.5美元报收,第二天则达到149.75美元。当希尔要求他伦敦的合伙人不要出售北太平洋股票时,他们回答说:“这里的朋友坚定地站在你们那一边,我们很吃惊希夫会参与到这场从你们手中攫取北太平洋铁路的活动中来。”并要求彼此之间随时保持联系。对于北太平洋股票在各个股市所出现的异常剧烈的波动,就连该铁路的经营者也感到极度困惑,不知其所以然。星期二,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查尔斯·梅林从圣保罗给他在纽约的副手发电询问:“你能否告诉我那里究竟正在发生什么?我们的股票为什么动荡得如此剧烈?”
在北太平洋股票刚刚出现攀升的几天内,那些短期投机者们断定不会再上涨了,于是约定在140美元的价位上停止购买,等价格回落时再买进。然而,星期二,当摩根的经纪人在每股146美元的价格上停止进行收购时,股票价格不但未见下跌,反而更加狂涨不已,整个股市都随之疯狂了!
在1901年的5月7日到8日,其他股票开始暴跌,因为那些北太平洋股票的短期投机商们抛售了所有股票以获取资金回补,然而,到了第二天,5月9日——股票史上的“蓝色星期四”,北太平洋股票价格居然跳到近似荒谬的程度——每股1000美元!纽约的股票投机商们终于冷静下来了,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整个股市已经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牢牢地逼进了死胡同,他们已经放空了10万多股北太平洋股票,却再也买不回来了。
摩根—希尔集团在两日内购买了15万股股票,如果按平均每股129美元进行购买的话,他们所花费的资金总额几乎高达2000万美元。他们还在华尔街引起了空前的震动和惊慌,J.P.摩根集团和库恩—洛布公司在“蓝色星期四”这一天均意识到:如果华尔街的这种恐慌不能被迅速遏止,那么将有不计其数的股票经纪人和持有人会因此遭到空前劫难,而整个纽约股市也将毁于一旦!出于这种担忧,两大财团的银行家们决定,推迟交割他们所购买的股票,并以每股150美元的价格抛售足够的数目以供短期投机商回补,随后,希尔和哈里曼联合向公众承诺——双方将进行和平谈判;摩根也重新指定了新的北太平洋公司董事会。纽约股市一场空前的金融恐慌最终消退了。
编辑本段三、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宇航员
个人档案:摩根,女,56岁,1951年11月28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市,已婚,有两个孩子。她平时喜欢吹长笛、阅读书籍、徒步旅行、游泳、滑雪。
教育状况:1973年,取得斯坦福大学人体生物学学士学位,1974年,取得加州圣母学院教师证书。
所授荣誉: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成员(Phi Beta Kappa)、美国宇航局总部特殊工作奖、美国宇航局公共工作组成就奖、爱达荷州总统大奖章、国际教育协会劳伦斯•帕拉肯教授合作奖、美国国家空间协会太空先锋教育奖、宇航教育最佳女性奖等。
工作阅历:1974年,摩根开始从事教学工作,主要教授医疗知识和数学。
NASA阅历:
1985年7月19日,摩根被美国宇航局选中成为“教师在太空”计划的候选人,1985年9月至1986年1月,摩根和克丽斯塔•麦考利夫以及“挑战者”号机组宇航员在休斯顿市约翰逊航天中心接受训练,自“挑战者”号遇难之后,摩根接替了麦考利夫的工作,主要负责“教师在太空”计划的各项工作。1986年3月至7月,摩根在美国宇航局工作,向全国各地的教育组织宣传太空知识。1986年底,摩根返回到爱达荷州继续从事教师工作。
1998年,她再次被美国宇航局选中担任任务专家,8月前往约翰逊航天中心,经过为期两年的训练和工作评定,她被指派到宇航员办事处太空站操作分部,后来又到宇航员办事处宇宙飞行舱通讯分部,在太空任务控制中心担任第一通信员,负责与空间轨道的宇航人员进行联络。最近几年,摩根工作在宇航员办事处机器人分部。此次执行STS-118太空任务是她第一次进入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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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资料:
MORGAN 法语意为\"为爱疯狂\",正如这个名字,MORGAN 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时装品牌。\"体贴入微\"的设计是MORGAN 最大的秘密。1967年,MORGAN 由一对经营了20年内衣的姐妹(OCELYN和ODETTE)创立,而今,MORGAN 已转型而成为世界性品牌,分布于43个国家,超过400多间店铺,为18-35岁的女性服务。其服饰强调时代感及女性化,每季最少有400多种款式,非常便于搭配,加强了时装的配衬能力,加添了时装的美感。MORGAN以其贵族的品性,高尚的生活艺术品位,时髦的美之感觉及知性的气氛使MORGAN成为现代人的时尚。
但他是美国的
⑶ 关于1907年的银行危机
1907年金融危机简介:
1907年恐慌(又称1907年大恐慌、1907年银行危机、1907年金融危机),是指于年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当时纽约证券交易所(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从前一年的高峰期,下跌了接近百分之五十。“1907年恐慌”在美国经济衰退的时候发生,当时有很多银行和信托公司被挤提。这次恐慌最终蔓延至美国全国各地,多家银行和企业破产。挤提的主要原因包括:一些纽约银行的市场流通性收缩、存户对银行失去信心和美国缺乏法定最后贷款人。
1907年10月,一次操纵“美国铜业公司”的股票的行动失败,并引发危机,贷款给这次纵市场行为的银行被挤提。其后,挤提更蔓延到其他相关的银行和信托公司;一个星期之后,纽约市的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信托投资公司”因此倒闭。“尼克伯克信托投资公司”的倒闭令恐惧蔓延整个纽约市的信托公司,因为区域银行自纽约市的银行提取储备。由于大量存款人在区域银行提款,恐慌扩大到全国各地。
如果没有金融家J·P·摩根的干预,这次恐慌可能影响更深远。摩根押上大笔自己的金钱,并说服其他纽约银行家做同样的事情,以加强银行体系。当时,美国并没有一家中央银行向市场注入流动资金。到11月时,金融危机基本上已停止扩散,但一家大经纪公司使用 “田纳西煤,铁和铁路公司”(TC&I)的股票作为抵押,借大笔债项使危机进一步出现。TC&I的股票价格,因反垄断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批准紧急收购,才避免了大幅下泻、崩溃。次年,美国参议员尼尔森‧欧德里奇建立并亲自主持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一次的危机;并提出今后的解决方案,从而建立了联邦储备系统。
⑷ 摩根家族的兴起
皮博迪来到伦敦
“摩根帝国”缔造时期的创始人皮博迪。
1835年,美国商人乔治·皮博迪来到伦敦。那时的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在经历“新经济泡沫”带来的危机,人们依靠贷款,疯狂地修建铁路、运河、公路,人们对这些新玩意也是不想“付费”使用就像网络一样。
此时的皮博迪是为美国的马里兰州寻求英国银行的贷款。他很爱国。他为英国的十几个银行家摆上盛宴(估计类似同时期的中国银行家胡雪岩请人吃“花酒”),他劝说他们相信美国人不是骗子,他还和蔼地威胁说“你们只有继续为美国提供新的贷款,才能保证以前的贷款能够得到偿还”。于是,高傲的英国银行家又拨出800万美圆贷款给马里兰州。
英国人说,“皮博迪是靠自己的面子借到这笔钱。”并且,为减少英国人对美国人“见钱眼开”的偏见,毅然放弃马里兰州应付给他的6万美元的佣金。总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皮博迪的不同寻常的才干和做派。
皮博迪很健谈,但相貌平平,不怎么讨英国人喜欢。人们怎么也想不到他居然是高贵的摩根财团的创始人。后来的摩根,其合伙人以出身名门望族、美貌和时髦而著称。
皮博迪创业
皮博迪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只上过几年学,十几岁开始就与哥哥一起干活养活寡母和6个弟妹。早年的贫困影响了他的一生:聚集钱财,拼命地工作,孤芳自赏,对轻蔑极度敏感,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爱国;前半生小气、吝啬,晚年却不停地慷慨捐助。
1837年皮博迪迁居伦敦。一年后开了一家商号,但只有一个柜台、一只保险箱和几张书桌。他却凭借自己的才能很快进入由卓越的银行家组成的商人圈子。这些人既做织物生意,也为做此生意的人提供融资。其实他们的商号已就变成了商人银行。并且创立了金融批发业务,而不是普通银行储蓄、转帐的“平庸业务”。
这时,“普通人根本不可能与皮博迪打交道”,因为皮博迪们只为各国的政府、大公司和有钱的人服务,他们为世界贸易提供资金,发行债券和股票。
行善无度
皮博迪在伦敦设立商号,把美国的旗帜插在异国的土地。他炫耀自己国家的气派、高举这星条旗宣扬美国的产品。他宣称皮博迪公司是“美国第一家商号”,他不停地向美国输送资金,他用美国的精美杂志装点,制造美国气氛和成为美国的新闻中心。在他爱国主义的背后,是不想让英国人小看了自己,也显示了他自己出身的自卑心态。
而“他晚年的行善就像早年的贪婪一样无度”。
早在1857年,皮博迪就开始资助巴尔迪摩的一所“皮博迪学院”;1862年,他开始把15万英镑转给一家信托基金,用于建造伦敦的贫民住宅工程,还立契转让了他在另一家公司的5000股大宗股票,维持这个住宅区的运转。为此,他获得了“伦敦荣誉市民”的称号。
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施舍到了惊人的程度:向耶鲁大学捐赠了一个历史博物馆;向哈佛大学捐赠一座考古学和人类文化学博物馆;为南部被解放的黑人设立一项教育基金……。
雨果写道:“这个世界上,有充满恨的人和充满爱的人,皮博迪属于后者,正是在这种人的脸上,我们看到了上帝的笑容。”这是对乔治皮博迪这位摩根财团最初的创始人最高的赞誉!
公司改名
而我们的J.P.摩根。他的父亲朱尼尔斯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富商,在l9世纪50年代,朱尼尔斯受雇于乔治·皮博迪。他们生意兴隆,成功地把大量英国游资引入资金极度匮乏的美国。朱尼尔斯决心把他的发运传给他的子孙。他严厉地要求他的儿子皮尔庞特接管家族产业,帮他选定在瑞士、德国留学的课程,安排他在华尔街当学徒,而且大小事件都有可能成为他教训摩根的事因。而乔治.皮博迪一生没有子嗣,庞大的产业无人继承,他为此煞费苦心,终于决定邀请年轻的朱尼厄斯·摩根(JuniusMorgan)入伙。在乔治·皮博迪退休以后,朱尼厄斯·摩根接掌了全部生意,并将公司改名为朱尼厄斯·摩根公司(Junius S. Morganand Company)
⑸ 美联储如何成为了最后交易商 读后感
最后交易商?这个字眼看起来很陌生。它最早出现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Perry Mehrling 的《新伦巴底街——美联储如何成为了最后交易商》(2010年)一书中。
金融危机中的蜕变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简单且稳定,资产项目中国家债券和贷款占了绝大部分,负债项目中主要是流通中的现金和商业银行存放在美联储的准备金,占比90%。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不仅动用了全部常规性货币政策,还创新了大量的非常规性货币政策工具,超越其监管范围向贝尔斯登之类的公司提供贷款,继而将这些机构的“有毒资产”即住房抵押贷款挪到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
正是这些使得美联储沾上了是否背离最后贷款人角色的嫌疑。同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并变得颇为复杂。
笔者结合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及其2010年12月1日公布的金融危机期间实施的3.3万亿美元紧急贷款计划的细节,大概可以梳理出美联储当时的工具创新以及资产收购行为,
一是2007年12月12日设立新的贴现窗口——定期拍卖工具(TAF)。该工具为商业银行提供定期贷款,有人评价说这是美联储最近40年来最重要的金融创新。英国巴克莱银行为此工具最大借款者,累计2323亿美元。
二是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工具(AMLF),美联储以贴现率向储蓄机构和银行提供无追索权的贷款。美联储曾向瑞士UBS提供745亿美元,花旗银行327亿美元,巴克莱银行近100亿美元。
三是一级交易商信用工具(PDCF),向投行开放传统只向商业银行开放的贴现窗口,提供隔夜贷款。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后,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曾分别从美联储直接借款84次和212次,金额分别为180亿美元和近600亿美元。
四是美联储2008年10月7日创造了新的融资方式——商业票据信贷工具(CPFF)。从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票据发行者处直接购买无担保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向有资金需求的商业票据发行者直接融出资金。
如果说,在前两个创新工具上,美联储还是最后贷款人的角色,那么后面两个说明美联储开创了直接向企业贷款的先河,央行扮演了商业银行的角色。
如果有人认为后两个工具还属于最后贷款人范畴的延伸,那么美联储2008年9月19日起,从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两房”债券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发行的联邦机构贴现票据等“有毒资产”,是一种慈善还是交易呢?
美联储官网数据显示,从2009年1月14日起,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开始出现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56.34亿美元,到2011年11月9日,MBS已经增长到8492.61亿元,所占美联储的资产比例也从0.27%上升到29.88%。MBS规模峰值出现在2010年7月14日,高达11285.6亿美元。
此外,2009年3月,美联储重启定期资产担保证券借贷机制(TALF),以支持AAA级别的新证券借贷,接着启动抵押担保证券,进而启动市场上所冻结的存量证券。可以形象地说,美联储做着雷曼兄弟和AIG类似的事,只不过杠杆更低、利率更高而已。
总之,美联储这一类的行为显然超越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成为了实质上的最后交易商。
欧洲、日本央行正步后尘
有意思的是,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似乎也正在步美联储的后尘,向最后交易商角色转变。
去年5月以来,在爱尔兰、希腊、意大利接连出现债券危机之时,欧洲央行接连买入上述国家的国债。欧洲央行11月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欧洲央行共持有欧元区成员国国债1945亿欧元。
对于诸如希腊之类技术上已经违约的国家债券而言,不也是“有毒资产”吗?
而日本央行从2010年12月20日起,资产负债表中出现作为信托财产持有的指数关联交易所买卖基金,截至11月20日,该项资产市值为771.12万亿日元。此外,从2010年12月31日起,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中还出现了作为信托财产持有的日本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截至11月20日,该项资产市值61.55万亿日元。
今年10月27日,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决议扩大信贷与资产收购计划至55万亿日元,收购政府国债及与股票和房地产相关的基金。
角色蜕变的冲击
当全球主要央行从最后贷款人蜕变为最后交易商之时,理论上,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央行的定位、职能乃至使命,也许这将引起中央银行学理论上的变革。
因为很难说央行从货币市场的拯救者到资本市场的交易者,这样的角色错位不荒诞。特别是购入“有毒资产”会不会导致央行因顾及自身利益而无法有效行使货币调控的职能呢?
其次,从实践角度而言,经济系统的均衡效应势必要求干预性政策择机退出,就像变色龙的颜色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那样。
2010年前后,随着经济趋于复苏,多国央行开始了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进程。但美联储的最后交易商角色退出显然没这么简单。
美联储当初买入的国债可以等市场企稳后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成为未来影响利率的工具,如抛售证券吸收流动性从而推高联邦基金利率。
但卖出MBS有这么容易吗?目前8400多亿美元的MBS如何消化,恐将是美联储未来面临的难题。如果这些资产出现流动性风险时,是美联储的问题;倘若出现偿还性风险,那么就将成为美国财政部的麻烦。
⑹ 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详细资料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 今天的中国几乎复制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既是全民投资发轫时代,也是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泛滥的时代;既是让人无奈的垄断时代,也都是令人欣慰的经济大发展时代。由于这一时代烙刻在各种历史记载中,使我们得以详尽了解20年代疯狂繁荣之后长期萧条,看到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以半国家主义对于垄断阶层的打击,经济结构的急剧转变。
美国整个20年代,被当时的评论家称为“新时代”,乐观主义情绪弥漫。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0%以上,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比我国目前的高增长低通胀奇迹尤有过之;在整个2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年年都有预算盈余,以至于联邦债务减少了三分之一,而我国目前3000亿的财政赤字与17万亿的居民存款、中央政府3.9万亿的财政收入显得微不足道;在整个2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持续下跌最后降到3.2%的历史最好水平,而我国虽然就业压力巨大,但在上亿农民成为城市居民的史诗中,4%左右的失业率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
上世纪20年代是国际货币控制权开始转换的时期,从老大的英帝国转移到新兴美利坚。战争使美国成为欧陆债权国,美国政府发行的自由公债在20年代进入兑付期,稳定的收入、兑付的债券与借贷消费文化的兴起,让美国成为消费乐土,同时美国摆脱对欧洲的资本依赖症,进入内需拉动时期。企业市场新产品、新服务层出不穷,收音机、汽车、住房、电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1929年美国的汽车产值占总产值的8%,与1990年代信息产业恰好相同。经济链条通过消费上传,举凡电力、钢铁、通讯,无不进入大发展时期。市场对大企业的需求,以及掌握资金链条的银行家对于垄断利润的觊觎,使大企业成为宠儿,企业并购案随之可见;对资金的需求以及民众的投资需求,使信托、债券、股票等产品供不应求,银行的经纪零售业务、证券批量制造加上资金杠杆推波助澜,形成危险的倒金字塔负债结构。
当下的中国,能源、电力、钢铁、消费、娱乐上市公司,逐一成为热门股票,反映出中国进入消费时代、基础建设时代、重化工业时代、娱乐时代这一事实。这样的时代必然诱发资金需求与投资追捧,市场泡沫几成不可避免。
美中相隔七十年的两个繁荣时代连潜伏的“基因”都相同。美国从19世纪末开始的并购潮形成美国以金融为核心的金融托拉斯主义,代表人物就是在美联储建立之前数次代行央行最后贷款人之职的摩根。摩根1892创办通用电气公司,1901年以卡耐基的公司为基础组建美国钢铁公司,1907年重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1929年重组联合公司垄断美国东北部电力。除了并购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办法是金融机构与大工业企业相互持股,构建金融工业帝国大厦,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推向极致。一战前美国国会召开的普约听证会,摩根、第一国民银行、花旗银行董事在拥有越过220亿美元资产的100多家公司里控制340多个董事席位。这与日本泡沫之前的银行与大公司相互持股,与目前我国实业与金融企业互相持股极其相似。
在垄断方面,中美各擅胜场,我国的特色是行政垄断,以权力之手将资源强行整合交付给中央国企管理,虽然通过资本市场以央企整合等名义行之,但与在摩根手中一样,资本市场成为垄断的工具。那个年代的美国股市内幕消息满天飞,JP摩根以低价向精心挑选的客户出售股票输送利益被视作理所当然,格言是“投资者请谨慎入市”,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在当今中国的劝谕“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大企业本是经济腾飞期的自然产物,掌握资源分配权者无论是银行家还是行政部门,不可能自觉按照法治与市场原则行事。美国虽然在1894年颁布了反垄断的《谢尔曼法》,也曾在1911年强行拆分标准石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但总体而言执行不力,本应执行反垄断司法权的法院常常成为提出诉讼的美国政府的反对者,因而成为垄断企业的保护神。无独有偶,我国历尽艰难新近颁布的反垄断法,对于行政垄断有明显的豁免条款。在经济发展初期,执政者对垄断企业容易抱持同情态度。而垄断者为垄断辩护的理由似曾相识,减少恶性竞争,建立合理的收费模式,拥有稳定的收入。
只有等到泡沫终了经济逆转,行政与司法机构才下决心翦除垄断。1933年美国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分离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业务。这虽然不是反托拉斯法,却胜似反托拉斯法,从基座上将金钱托拉斯一分为二。同时通过的《证券法》则要求上市公司登记注册,采用标准的会计方法制作财务报表,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严格监管证券市场。
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溃,直到30年代末经济才略有恢复,错误的财税政策货币政策是经济衰退的罪魁,政府增加税收以减少赤字、美联储减少货币发行量无视过高的实际利率,使美国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相形之下,我国的货币政策一年来在稳定与紧缩之间摇摆,错误而迟疑的货币政策使中小企业与工薪阶层受到打击,对经济降温无济于事。实际上,当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大行其道时,美联储甚至还未建立;中国行政垄断占据经济支配权时,央行的利率政策能对这些垄断企业起到多大的作用?
据说我国的后发优势之一,就是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愿如此。
⑺ 初中,关于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和现在的金融危机的题目[历史政治]
一,根源:目前流行四种说法
1,资产流动性过盛
2000年左右美国的房地产行业相当热门,涌入大量炒房者(这些炒房者因为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他们就被定义为次级贷款者)。
炒房者钱不够便向贷款公司借贷,并以住房为抵押。
而房地产市场也是有风险的,于是贷款公司为分担风险找到美国财经界的领头大哥——投资银行,进行融资。
投资银行为分担风险发放CDO债券(利率极高)给避险基金,让债券的持有人——避险基金的投资者来分担房屋贷款的风险。
避险基金为分担风险,找到AIG为代表的保险公司购买CDS保险,并且创立CDS基金,由于美国的房地产一路飙升,CDS基金相当赚钱,结果这个基金可卖疯了,各种退休基金、教育基金、理财产品, 甚至其他国家的银行也纷纷买入。
当时间走到了2006年年底,供需关系发生深刻变化,风光了整整5年的美国房地产终于从顶峰重重摔了下来,这条食物链也终于开始断裂。因为房价下跌,贷款利率的时限到了之后, 先是普通民众无法偿还贷款, 然后贷款公司倒闭,避险基金大幅亏损,继而连累AIG保险公司和贷款的银行,花旗、摩根相继发布巨额亏损报告,同时投资避险基金的各大投资银行也纷纷亏损,然后股市大跌,民众普遍亏钱,无法偿还房贷的民众继续增多,最终,美国 Subprime Crisis 爆发接近成为 Prime Crisis。Credit Crunch 开启的地狱大门,还不知道如何关上……
2,美国人的贪婪——为赚取暴利而滥用金融杠杆
目前,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 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
CDS基金以50亿为保证金,因为这个基金卖疯了,它发行了5000亿!若赚10%,那将是500亿的暴力;若陪10%,垫付50亿保证金还要陪450亿!
投资银行找来诺贝尔经济学家,找来哈佛教授,找来财务工程人员, 用上最新的经济数据模型,一番金融炼丹之后,弄出几份分析报告,促使金融机构利用大幅杠杆牟取暴利,风险是用脚都看得到!但是有巨额利润啊,贪婪的美国人决定大干一票!
3,信贷过于宽松
20世纪美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宽松的信贷制度,为什么?
因为科学技术创新决定现代国家的实力,美国宽松的信贷促使大量企业进行科学技术创新,大量新产品,新发明得以问世,这迅速提升了美国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正由于这个制度的惯性,导致近些年美国大量的借贷发生,房地产行业规模急剧膨胀,产生极大的经济泡沫,导致次贷危机的发生。
4,美联储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不力,格林斯潘为金融危机始作俑者
作为中央银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局”。从1913年起至今,美联储局一直控制着美国的通货与信贷,起着“最后的借款人”的作用,并运用公开市场业务、银行借款贴现率和金融机构法定准备金比率三大杠杆调节经济,旨在为美国“提供一个更安全、更稳定、适应能力更强的货币金融体系”。美国金融危机当然与美联储的失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不力,脱不开关系。
全球金融界人士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格林斯潘一开口,全球投资人就要竖起耳朵”,“格林斯潘打个喷嚏,全球投资人都要伤风”,因为他所处的位置实在太敏感,这就注定了他必然要成为各种风暴的中心。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时期,连续降息使得借款的成本极低,自然导致大批还款能力有限的人,纷纷贷款,格林斯潘是人不是神,他也有可能产生重大过失。
以上四种说法各有一定道理,值得肯定,但个人认为最中肯的答案在下面:
真正的根源(著名经济学家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即资源配置问题。通俗的说,由于财富分配比例极不平衡,大部分财富被极少数富人占有,而另外的绝大多数人也要追求体面的生活,所以一旦有这种机会, 绝大多数人会蜂拥而上进行不理性的金融投资,使金融市场产生剧烈波动,供需关系发生重大转变(例如美国石油价格的巨大变动),使经济泡沫被捅破,导致经济衰退,引发金融危机。
二,起源:美国次贷危机
三,扩散及危害:绝大部分行业都受到影响,银行业、证券业、生产企业等受重创。
美国国内:由于房地产行业的泡沫,引起美国银行业的巨额亏损,进而影响企业的融资,影响股市(股市大跌),由股市扩散到人民大众,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
欧洲和日本:全球经济一体化,欧日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美国自己家里着火,对欧日的投资将大量收缩;美国股市大跌,欧日投资美国的资产大幅缩水,很多欧洲企业持有的美国证券随着美国投行的破产而变成废纸,等等。
中国:拉动经济的三辆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其中的前两者均已受阻,海外投资亏损,由于汇率变动,出口损失巨大,珠三角一带大批劳工失业,中国企业遭遇寒冬,通货膨胀使农民、农民工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目前中国只得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以度过经济危机。
四,如何缓解金融危机:
很难说,现在全球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欧美倾向:联合救市,政府发放债券对市场注入资金,通过促进货币流动性以抵抗经济衰退。
日本倾向:单独行动,在亚洲收购破产企业(如野村),以便在经济上同正崛起的中国抗衡。
中国倾向:扩大内需,稳房价以防通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民生改善,促进国内消费。
⑻ 1907美国经济大恐慌的过程是什么
1907年恐慌(又称1907年大恐慌、1907年银行危机、1907年金融危机),是指于1907年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当时纽约证券交易所(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从前一年的高峰期,下跌了接近百分之五十。
“1907年恐慌”在美国经济衰退的时候发生,当时有很多银行和信托公司被挤提。这次恐慌最终蔓延至美国全国各地,多家银行和企业破产。挤提的主要原因包括:一些纽约银行的市场流通性收缩、存户对银行失去信心和美国缺乏法定最后贷款人。
1907年10月,一次操纵“美国铜业公司”的股票的行动失败,并引发危机,贷款给这次纵市场行为的银行被挤提。其后,挤提更蔓延到其他相关的银行和信托公司;一个星期之后,纽约市的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信托投资公司”因此倒闭。“尼克伯克信托投资公司”的倒闭令恐惧蔓延整个纽约市的信托公司,因为区域银行自纽约市的银行提取储备。由于大量存款人在区域银行提款,恐慌扩大到全国各地。
如果没有金融家J·P·摩根的干预,这次恐慌可能影响更深远。摩根押上大笔自己的金钱,并说服其他纽约银行家做同样的事情,以加强银行体系。当时,美国并没有一家中央银行向市场注入流动资金。
到11月时,金融危机基本上已停止扩散,但一家大经纪公司使用 “田纳西煤,铁和铁路公司”(TC&I)的股票作为抵押,借大笔债项使危机进一步出现。TC&I的股票价格,因反垄断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批准紧急收购,才避免了大幅下泻、崩溃。
次年,美国参议员尼尔森·欧德里奇建立并亲自主持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一次的危机;并提出今后的解决方案,从而建立了联邦储备系统。
⑼ 摩根的详细历史
1.摩根财团(Morgan Financial Group )是美国十大财团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为统治美国经济的垄断资本财团。创始人J.P.摩根在其父J.S.摩根资财的基础上,1871年与人合伙创办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从事投资与信贷等银行业务。1894年合伙人逝世,由其独资经营,1895年改名为J.P.摩根公司,并以该公司为大本营,向金融事业和经济各部门(诸如钢铁、铁路以及公用事业等)扩张势力,开始形成垄断财团。
2.摩根财团在金融业方面拥有雄厚的基础。其主要支柱是J.P.摩根公司。摩根公司是世界最大跨国银行之一,在国内有10个子公司和许多分支行,还有1000多个通信银行。在国外约20个大城市设有支行或代表处,在近40个国家的金融机构中拥有股权。其经营特点是大量买卖股票和经营巨额信托资产。它控制着外国37个商业银行、开发银行、投资公司和其他企业的股权。此外,还有制造商汉诺威公司、纽约银行家信托公司以及西北银行公司、谨慎人寿保险公司以及纽约人寿保障公司等。
⑽ 洛克菲勒和摩根是否有犹太血统(请尽量详细叙述其家谱)
约翰·D·洛克菲勒(1839~1937)
如果约翰·D·洛克菲勒(1839~1937)还在世,他的身价折合成今天的美元约有2000亿—根据2003年的《福布斯》亿万富翁排行榜,当时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身价为407亿美元。漫步纽约街头,你随处可以体味洛克菲勒家族过往的辉煌:摩根大通银行、洛克菲勒中心、洛克菲勒基金会、现代艺术博物馆、在生命科学领域位居世界前列的洛克菲勒大学。甚至青霉素能够普及成为一种通用药品,也同洛克菲勒及其家族大有渊源。老洛克菲勒的遗产依然支配着世界石油产业,他本人也堪称今天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西方石油工业的人格化象征。
185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第一口油井—德雷克油井获得了商业性成功,标志着现代石油工业的开始—当时石油最重要的用途是提炼煤油,供照明之用。1870年,洛克菲勒创办了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很快,他就凭借毫不手软地挤压、吞并对手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国。到他38岁时,洛克菲勒已经控制了美国炼油业的90%,并大幅度降低了石油产品的价格:在洛克菲勒时期,汽油价格从每加仑88美分下降到5美分。
1911年5月15日,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依据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美孚石油公司是一个垄断机构,应予拆散。根据这一判决,美孚石油帝国被拆分为约37家地区性石油公司。然而尽管有最高法院的判决、尽管媒体此前早已将洛克菲勒定性为“邪恶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垄断资本家,投资者依然热衷地追捧这些“婴儿美孚”的股票,使得拆分后的众多公司的股票市值合起来远远超过原来美孚公司的市值,洛克菲勒家族的财产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比从前更多了。
洛克菲勒创建的石油帝国及其继承公司—埃克森(Exxon)、美孚(Mobil)、雪佛龙(Chevron),连同起家于德州的德士古(Texaco)、海湾(Gulf),英国石油公司(BP)和英荷皇家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Shell)并称“石油7姐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7家跨国石油公司。1999年埃克森同美孚合并,2001年雪佛龙同德士古合并,此前海湾在1980、1990年代将其资产售予雪佛龙和英国石油公司。今天,埃克森-美孚,雪佛龙、英国石油、壳牌和法国的Total是世界最大的5个石油公司。
当约翰·D·洛克菲勒在1910年发现自己名下的财富已经达到近10亿美元时,他开始考虑如何运用这笔财富。由于他对购买法国庄园或苏格兰城堡没有兴趣,又不屑于购买艺术品、游艇或中世纪韵味的西服以及所有富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东西,他就把自己收入中的很大部分投资于煤矿、铁路、保险公司、银行和各种类型的生产企业,其中最出名的是铁矿生意。
对于中国人来说,“富不过3代”似乎是铁一样的定律,然而洛克菲勒家族从发迹至今已经绵延6代,仍未现颓废和没落的迹象。这与他们的财富观念和从小对子女的教育息息相关。他们的家族崇尚节俭并热衷创造财富。这两点从洛克菲勒家族的中兴之主劳伦斯·洛克菲勒的一生中体现得尤其充分。
2004年7月11日,坐拥亿万家财、在美国叱咤风云的劳伦斯·洛克菲勒在睡梦中与世长辞,享年94岁。这位洛克菲勒家族的第3代传人,尽管含着金钥匙出生,却绝不是一位纨绔子弟,他在有生之年不仅开了风险投资的先河,还为美国的环保及慈善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老约翰·D·洛克菲勒惟一的儿子和继承人是小约翰·D·洛克菲勒。小约翰·D·洛克菲勒共有6个子女,姐姐芭布斯最大,其他都是男孩,从大到小分别是约翰、纳尔逊、劳伦斯、温斯罗普和大卫。劳伦斯·洛克菲勒1910年5月26日生于纽约。童年时期,劳伦斯与年长他两岁的纳尔逊关系最亲密,他们曾一同饲养兔子然后卖给科学实验室换取零用钱。这样的事情听起来似乎很难和富可敌国的洛克菲勒家族联系起来,但事实的确如此。洛克菲勒家族的子孙之所以能获得日后非凡的成就,和他们自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为了避免孩子被家族的光环宠坏,不管是老约翰洛克菲勒还是小约翰洛克菲勒,在教子方面相当花心思,并有一套祖传教育计划。父亲鼓励劳伦斯等孩子做家务挣钱:逮到走廊上的苍蝇,每100只奖一角钱;捉住阁楼上的耗子每只5分,背柴禾、劈柴禾也有价钱。劳伦斯和哥哥纳尔逊,分别在7岁和9岁时取得了擦全家皮鞋的特许权,每双皮鞋2分,长筒靴每双1角。
劳伦斯的中学时代是在林肯中学度过的,这所中学以其“实践出真知”的教学理论而闻名,劳伦斯在摄影、旅游以及探险等方面的兴趣得到了鼓励及发展。劳伦斯和他的几个哥哥姐姐,尽管出生在美国最富有的家庭,但一直都保持着勤俭的美德,这得益于他们的家庭环境。小约翰洛克菲勒一直像父亲那样,定期翻阅孩子的账本,检查他们的支出。作为浸礼会教友,洛克菲勒家族抵制跳舞和酗酒,因此在他们的家里看不见富人豪宅里常有的舞厅和酒吧。虔诚的宗教信仰,令洛克菲勒家族在优越的生活中依然保持节约。
老约翰洛克菲勒曾说,赚钱的能力是上帝赐给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份礼物。劳伦斯从祖父那里继承了赚钱的天赋,他的名下拥有15亿美元的资产,在《福布斯》全球587位亿万富翁中排名第377位。1937年,劳伦斯继承了祖父买下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从华尔街踏上创业之路,开了美国风险投资的先河。出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购入更多的蓝筹股,而是开始投资并协助新成立的企业创业。他的第一次尝试非常偶然。当时,他和新婚妻子预备定制几件家具。当他看到芬兰设计师阿尔瓦阿尔托设计的曲木家具照片时,预感到这些家具会成为现代家居的理想选择,于是订下订单购买了一批,在纽约开了一家专卖店。尽管许多人曾对生意前景表示怀疑,但结果家具十分抢手,直到1940年货源因芬兰冬季战争受到影响,生意才被迫中断。劳伦斯的第二桩买卖则更有影响力。他结识了一战飞行员埃迪·瑞肯贝克,认为瑞肯贝克关于商业空运即将兴起的看法很有见地。于是,1938年,他资助瑞肯贝克成立了东方航空,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而东方航空也成为战后盈利最多的航空公司。此外,他在1939年投资的麦道航空公司也成为军用航空器的主要供货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冻结生意,进入海军服役,军阶至少校。战争结束后,他重返商场,继续寻找新创立的企业进行投资。1959年《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特别指出劳伦斯在“风险资本”这一新领域所作的贡献,从而确立了他“风险投资之父”的地位。劳伦斯联合洛克菲勒家族其他成员以及包括现代艺术馆在内的一些机构成立了专事风险投资的凡洛克风险投资公司。截至1996年,他们共投资221家处于起步阶段的公司,这些公司在得到投资后都取得了良好的业绩。
数十年的从商经验,令他相信保持头脑灵活、与时俱进的重要性,因此他很乐于接受新事物,引入新概念,推动创业投资基金,发展高科技和其他新兴行业,包括投资苹果电脑和全美最大的芯片公司英特尔集团。
从J·D·洛克菲勒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10亿富翁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洛克菲勒家族,仍在续写着辉煌的历史,他们没有整天躲在房间里计划如何守住自己的财富,不让金钱落入别人口袋,而是积极的参与文化、卫生与慈善事业,怀着富有的负罪感将大量的资金用来建立各种基金,投资大学,医院,让整个社会分享他们的财富。在今天的美国,要完全躲避这个家族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毫不夸张地说,洛克菲勒家族在过去150年的发展史就是整个美国历史的一个精确的缩影,并且已经成为美国国家精神的杰出代表。来源:中国加油站网 2:20世纪初,在咱们中国还在大清朝和民国军阀混战的时候,摩根家族曾经在华尔街做了几十年的“皇族”。这贵族和皇族,是很不一样的,当年的高盛、雷曼兄弟、科恩洛布可能都能称得上是“贵族”,但是,只有摩根家族,才敢说是“皇族”。摩根家族的祖孙三代:J·S·摩根(老老摩根)、J·P·摩根(老摩根)、杰克·摩根(小摩根)在华尔街说一不二,一言九鼎,放个屁股市就得抖三抖。
可是,19世纪中期的时候,欧洲的金融皇族,不是摩根,摩根当时还排不上号,那时候的皇族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巴林家族。当时的摩根,可谓放屁都不响。老老摩根能够从中等角色混成大腕,靠的就是当年的一次孤注一掷——“Showhand,我赌命!”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老老摩根多年来在金融圈里厉兵秣马,枕戈待旦,隐忍待机,等的就是这种“赌赢一把,就赢得一切”的大赌局。
这次大赌局就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普鲁士军队在色当打败了法国,活捉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兵临巴黎城下。中国人的历史,谈战争的时候向来只谈谋略、士气、民心,很少谈钱。可是,打仗是要钱的,哪怕打输了求和谈判、割地赔款也得要钱,说得夸张点,打仗就是打钱,谈判也是谈钱。比如清朝的灭亡,有一大半就是被几次巨额赔款给累垮的。
被逼急了,法国政府到处去借钱,可是处处碰壁,求助无门。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放出话来,警告那些银行家,法国很可能到时候赖账不还。当时的几大金融家族里面,巴林家族是普鲁士的幕后财源,当然不可能再借钱给普鲁士的敌人;罗斯柴尔德家族呢,认为法国死定了,不敢借钱;而英国金融圈里的其他大银行家,很多正陷在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债务拖欠里面,自顾不暇,有心无力。拉丁美洲的贷款循环:贷款——赖账——再贷更多的款,不是近几十年才有的,这个传统悠久着呢。
这时候,老老摩根出手了,他决定帮法国融一笔大钱,金额为1000万英镑,相当于5000万美元。这5000万美元,和今天的5000万美元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金额大到足以支付一场国际大战。罗斯柴尔德家族帮了老老摩根一把,派出了他们的“镇家之宝”——信鸽,帮老老摩根传递消息。千万别小看这个信鸽,那年头没有电话、没有MSN、没有卫星,就靠信鸽才能快人一步。想当年,罗斯柴尔德就是靠信鸽抢先知道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在债券市场上狠赚了一笔。罗斯柴尔德、老老摩根和中国武侠小说里飞鸽传书的江湖领袖一样,都知道信息就是生产力。
老老摩根牵头,拉了一帮银行,大家一起出钱来帮法国出售这批债券。这批债券是以15个点的折扣卖的。就是说,面值100元的债券,以85元的价格卖给别人,到期的时候,法国政府还是以100元的价格还钱。这个折扣打得比较狠,法国政府很不满,但是没办法,即使按这个折扣,债券也不太好卖。
这批债券更大的风险——事后看来是更大的“抢钱”机会——出现了。1871年巴黎陷落,很快又发生了巴黎公社起义。这次起义把法国债券的持有者吓坏了,债券的价格从85点,狂跌到55点——而它的票面价值是100点。换句话说,花55块钱买法国的债券,过几年能收回100块,可是很多人仍然不干——从当时的战况来看,很可能这55块钱的本钱都收不回来,血本无归这是一场奠定摩根的华尔街王位的赌局。老老摩根一改他平时的谨慎特点,不顾一切地、疯狂地买入债券,把自己的全副身家,和摩根家族在金融圈里的一切名誉、希望,全都押上了。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实:老老摩根当时绝不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赌棍,以现在的标准来看,摩根家族已经是有头有脸的贵族了,既使不冒这个险,也能够过“人上人”的日子。
老老摩根不是神仙,他薹?00%地预测未来,而事实上,未来无法预测,因为预测者们自己——包括老老摩根、俾斯麦、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是棋局里面的棋手,而不是纯粹的旁观者。顺便提一下,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令人闻风丧胆的索罗斯,他津津乐道的所谓“测不准理论”、“反身性原理”,就是指这个“棋局和棋手”的现象。
老老摩根赌赢了,赢得盆满钵满,赢得一塌糊涂。巴黎公社起义不幸地被迅速镇压,而仅仅过了两年的时间,法国政府在1873年,就提前按照债券的面值——100,把债券的钱还上了。想想吧,仅仅两年前,在55点价格上,这些债券还是没人敢要的垃圾。这种“百年一遇”的大机会,是上帝的恩赐,也是上帝对勇气的考验。
如果仅仅用无力的理智、苍白的“投资理论”,老老摩根一定不会作出这近乎“疯狂”的天才之赌。那一刻,“赌神”老老摩根在炮火连天、尸横遍野之中,把自己家族的全副身家,押上可能一夜间灰飞烟灭的赌局,冷静地微笑着说:“我赌命。”扪心自问一下,如果当年的赌局重现,你有没有“赌命”的胆子?不要这么急着说“我有”,几百年才出一个摩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