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马克思报告会门票价格

㈠ 福斯特：恩格斯贬低，扭曲了马克思的思想吗

很少有政治与智识的搭档，能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匹敌。众所周知，他们不仅在1848年共同写作了《共产党宣言》，并双双投身那年的社会革命，还合作完成了两部更早的作品——1845年的《神圣家族》和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当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者最终能够比邻而居、朝夕相处、互相切磋的时候，他们经常在马克思的书房里走来走去，各自站在屋子的一边，讨论着他们形形色色的观念、计划和方案，在一次次踱步转身中，他们的鞋跟，也在地板上留下了一道道痕迹。
他们经常把自己正在写作的作品中的段落读给对方听。在他的《反杜林论》(马克思也为这本书贡献了一个章节)出版前，恩格斯就曾给马克思读过整部手稿。马克思给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写过导言。在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后，根据马克思留下的手稿，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也是恩格斯。如果说恩格斯——他是第一个对此供认不讳的人——站在马克思的阴影中的话，那么，尽管如此，他本人也还是一个智识与政治上的巨人。
一、马克思主义背锅侠的诞生
然而，数十年来，学界一直在暗示，恩格斯贬低、扭曲了马克思的思想。正如政治科学家约翰·斯坦利在其身后出版的《主流马克思》(Mainlining Marx, 2002)中批判地评论，分离马克思和恩格斯——超越他们是两个有不同兴趣与天资的不同个体的分离——的尝试越来越多地以抛弃恩格斯，视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中一切应受指责的东西(实际上出自马克思)的来源，认为恩格斯不过是个典型的开明文人，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形式来进行。
大约四十二年前，1974年12月12日，我参加了戴维·麦克莱伦在华盛顿奥林匹亚常青州立学院举行的一次关于《卡尔·马克思：其声誉的起伏》的讲座。一年后，麦克莱伦出版了《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与思想》，我曾细致地研读过这本书。但麦克莱伦在那头给出的信息却是——简而言之——卡尔·马克思并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要发现本真的马克思，把马克思的麦子和恩格斯的谷壳分开，是必要的。麦克莱伦坚称，是恩格斯，给马克思主义引入了实证主义的东西，而这些实证主义的东西，导致了第二和第三国际，并最终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几年后，麦克莱伦把这些批评中的一些，写进了他为恩格斯撰写的简短传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后来成为西方学院左派鲜明特征的反恩格斯观，这种观点与作为一个独特的哲学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西马本身就是与官方或苏联马克思主义势不两立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西马的一大公理，便是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或者，就像格奥尔格·卢卡奇所说的那样，“单纯的客观辩证法”——的拒斥。
对绝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辩证法是一种同一的主观客观关系：就我们创造这个世界而言，我们也可以理解它(在此基础上前进退后一步都不行，我们不可能理解不是我们创造的世界，我们也不可能不理解我们创造的世界)。这种批判的见解构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对实证主义的拒斥——人们一般认为，实证主义感染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内容，而且，实证主义也在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变得合理化了。然而，它也会带来这样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更加唯心主义的方向，使人们抛弃长久以来，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与人文和社会科学——当然还有政治学——也与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相关的那个传统。
于是贬低恩格斯在学院左派那里变成了一件流行的消遣活动，一些人，如政治理论家特雷尔·卡弗甚至把它变成了自己整个事业的基础。而贬低恩格斯的一种常见的方法，是以恩格斯为工具，把马克思从马克思主义中剥离出来。正如卡弗在1984年写到的那样：“卡尔·马克思否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重复了马克思的评论却没能领会他的观点。的确，如今显然恩格斯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这点也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即，恩格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发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卡弗来说恩格斯不仅犯下了发明马克思主义的大罪，更是犯下了其他无数诸如推广准-黑格尔主义、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和辩证法的罪行。而据说，所有这些东西，“离马克思辛苦达成的折中主义十万八千里”。
认为马克思有“一种方法论”的观点，也被归给了恩格斯，因此，这一观点也被宣告为错误的。在脱离了与恩格斯的联系，并从所有决定论的内容中剥离出来之后，马克思被这些人轻易地打造为一个愿意接受现状的智识上的先行者。正如卡弗近来不带任何明显的讽刺色彩评述的那样，“马克思曾是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
但对恩格斯的大多数批评，已经转向了他在《反杜林论》和他未完成的《自然辩证法》中所谓的科学主义。麦克莱伦在自己写的恩格斯传记中说，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使他强调一个唯物主义的自然——而非历史概念。”他被指责把“物质的概念”带入了马克思主义，而物质的概念是“完全外异于马克思的作品的”。恩格斯的主要错误在于，试图发展一种放弃了“辩证法的主观方面”的客观辩证法，而这一尝试，使“马克思的观点逐渐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所同化”。
“不奇怪”，麦克莱伦指控道，“随着苏联政权的巩固，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庸俗化(表述)也成为了苏联教科书的主要哲学内容。”在马克思越来越多地被呈现为高雅的知识分子的同时，恩格斯也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粗俗的普及者。因此，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中，恩格斯起到了一个便宜的替罪羊的作用。
二、科学家的反击战
然而，恩格斯也有自己的仰慕者。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逆转他日渐颓丧的命运的第一个真切的迹象，是随历史学家E.P.汤普森1978年出版的《理论的贫困》一起出现的。汤普森的《理论的贫困》主要反对的是路易·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汤普森在一种与一切历史主体分离、与所有经验的参照点分离的抽象而实在化的理论面前保卫的，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在此过程中，他大胆地——我认为，他的这一举动，是二十世纪末英国文人为数不多的壮举之一——挺身支持“弗里德里克·恩格斯”这个“老笨蛋”，而后者是阿尔都塞大部分批评指向的目标。
在此基础上，汤普森认为，一种辩证的经验主义——这是他在恩格斯那里最欣赏的东西——对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几年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奇的《马克思主义四讲》开头就大胆地重申恩格斯的辩证法进路及其对机械论和还原论的批判的重要性。
但真正恢复恩格斯作为与马克思并列的伟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声誉的改变，不是来自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而是来自自然科学家。1975年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在写作《自然史》的时候，公开赞美了恩格斯强调劳动作用的人类演化论，把它描述为维多利亚时代对人类演化发展的最先进的构想——预见了二十世纪关于非洲南方古猿的人类学发现。
几年后，1983年，古尔德在《纽约书评》上拓展了他的论证，指出所有的人类演化理论都是“类-文化共同演化”理论，而“十九世纪支持类-文化共同演化的最好论证，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于1876年写作的那篇著名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论文是在他身后出版的，最初刊载于《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的，”
同年，医学社会学家和医学博士霍华德·维茨金在他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第二病》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述恩格斯作为一名社会流行病学家扮演的先锋角色，展示了当时年仅二十四岁的恩格斯是如何在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的同时，以种种预见到后来公共卫生领域的发现的方式，来探索疾病的病理学的。两年后，1985年，理查德·列万廷和理查德·雷文思写出了如今已是经典的《辩证的生物学家》，书中有这样一句深刻的献词：“献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在很多时候错了，但在关键的时候，他是正确的。”
三、恩格斯归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生态社会主义传统的诞生。在生态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以泰德·本顿的开创性工作为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被批评没有给马尔萨斯主义的自然限制以足够严肃的重视。然而，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续的讨论迎来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此阶段以保罗·柏克特的《马克思与自然》(1999)为始，力图探索在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古典基础中可以找到的唯物主义与生态主义要素。
这些努力一开始以马克思为焦点，但也把恩格斯在生态方面的贡献纳入考虑。这一倾向为新的MEGA(马恩全集)计划所强化，在新的马恩全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科学笔记第一次被出版出来了。结果这成了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上的一场革命，根据新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很大一部分，是与从今天的时代危机(经济的和生态的)中演化出来的那种新的、激进的生态实践相共鸣的。
随着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人们逐步承认恩格斯对科学的贡献，这反过来又使人们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其他与自然科学相关的作品产生了新的兴趣。我自己的研究，从2000年开始，就一直以恩格斯——即其他受恩格斯影响的人——与一种生态辩证法的形成的联系为焦点。在这方面我并不孤单。政治经济学家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埃尔马·阿尔特瓦特最近也出版了一本研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德语书(《发现恩格斯》)。
支持“在我们的时代，恩格斯对于批判资本主义来说必不可少”的论据主要在于他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著名论题：“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个论题经常遭到嘲笑。然而，恩格斯的论题——这一论题反映了恩格斯本人深刻的辩证法与生态分析——必须按今天的说法改写成：生态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今天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个命题的重要性。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要看到为什么恩格斯在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的讨论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就很容易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都会把他在《自然辩证法》中那个著名的警告引作其主旨：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对恩格斯来说，就像对马克思来说那样，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理性地调整人类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以此来最充分地发挥人类可能具有的潜能，同时又保障后代人的需要。因此，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正在见证恩格斯的回归不足为奇——他，和马克思一起，继续影响着我们的斗争，并激起定义我们自己这个充满危机的、且必将革命的时代的希望。

㈡ 《投资最重要的事》的作者霍华德马克思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我想问那么这个世界

不存在，确定不移只是相对而言。

㈢ 霍华德马克思在他的《投资最重要的事》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我想问那么这个世界

并不是确定不移的，只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太阳东升西落，可过个几十万版年以后就不一权定是这个规律了。因此，事物的变化性与不变性都是在一定的时间跨度下研究的，即使说白天亮晚上暗，若是从很微观很微观的时间跨度上研究，也可以说天一直是白的或者黑的

㈣ 好心先生是喜剧么

不是，是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犯罪传记片。

㈤ 有哪些古老的关于宝藏的传说

介绍几个中国古老的关于宝藏的传说，如下：

一、神秘的方腊藏宝洞

相传，方腊在攻下富可敌国的杭州城后。就把得手的大笔金银财宝运往根据地帮源里。大量的金银财宝堆积在帮源洞外（今威坪镇洞源村）的山坡上，象山一样高。

一件压一件，架得很高很高，人们就把堆金银财宝的土坡叫做 银架山。 仅仅过了几天，那山一样高的宝物就杳无音讯，踪迹全无。

二、李自成藏宝之谜

李自成败退出京城的时候，曾经将国库中的金银财宝掠夺一空，意图日后东山再起。其部将野拂用了九艘大船来转移家当，可想而知，被他秘密运到天门山的，必定是国库里被掠空的大量金银财宝。

眼看着东山再起的计划落空，野拂干脆在临死前，将这些宝藏分散埋藏在了天门山上几个隐秘的地点。数百年来，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不知有多少人进山寻宝，但是都空手而归。

三、张保仔的神秘藏宝

张宝仔的藏宝地点都记在手抄本上，但手抄本失传已久，连副本也只是口头流传。

张宝仔藏宝绝大部分仍”深藏闺中”，相传有公湾的“倒吊人头”、背子迳的“鬼仔上桅(即迎客石)”、浪湾的”七星伴月”、七盘山的“石手指”、乌猪洲的“半边月”石刻、扯旗山的“金井”、竹旗山的”银顶”……

这些地方都有张宝仔的藏宝，因为人们不知遒藏宝图，这些宝藏尚且未被发掘。

四、天地会船屋藏宝

江西黎川洲湖村一直流传船形古屋埋藏着大量天地会的宝藏。

村里的老人至今还记得船屋主人为后代寻宝而留下的藏头诗中拣出的八个字:“地下三尺、佑吾子荫。”这八个字无疑是在说宝藏的去处。

但是100多年来,很多人无数次在这古宅院落里“掘地三尺”了,至今还在寻寻觅觅,但就是没有宝藏的踪影。

五、太平天国金龙殿地下宝藏

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曾将各地宝物掠到他的天朝宫殿中，可当湘军攻破天王府时却未发现财宝的踪影。大批的国家财宝哪儿去 了?天朝宫殿的核心建筑金龙殿由此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引发 了一场寻宝热潮…

六、石达开山王坪藏宝之说

关于翼王石头开的宝藏传说众多，相对而言最靠谱的一个传闻是：石达开藏宝于重庆市南充县山王坪，说宝藏以太平山为标记。

太平山并不是山，而是石达开在藏宝后命部下在藏宝地旁边的悬崖壁上凿出的三个大字。至今，山王坪的老百姓中间一直都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只要找到了太平山，便能找到石达开的藏宝洞。

七、马步芳宝藏之谜

被称为“青海王”的马步芳曾统治青海十多年，搜刮了大量的财富。在青海解放前夕，马步芳曾雇专机运送财宝，可由于财宝太重飞机无法起飞，马步芳只好将24箱黄金和部分财宝埋在了 青海某处，引发后人无数的猜想

八、探访三峡沉船藏宝

三峡库区航道水流湍急，主要碍航险滩上百处，尤其在民国时期以前，往来船只稍有不慎即船翻人亡。在这些沉没船只载有大量 珍贵文物及金银财宝。

由于受资金、技术、国家有关规定等因素 的限制，这些沉在水底的文物宝藏一直未能得到发掘，成了一笔 巨额宝藏。

九、蒙古王公的地下宝藏

吉林省前郭县哈拉毛都乡曾是郭尔罗斯前旗辅国公王府所在地， 史书记载，明、清两个朝代直至民国时期，近400年间，郭尔罗斯前旗的王府都一直坐落在此。这里曾一派繁华，是名副其实的前郭尔罗斯旗甚至整个东蒙的政治中心。

当地流传着一个神秘的传说：地下埋藏惊人的秘密宝藏，而宝藏的主人就是这里的末代王公齐默特色木丕勒（人称齐王爷）。

但令人费解的是，随着末代蒙古王公的寿终正寝，这个家族300多年积攒下的万贯家产却不翼而飞。于是，王府地下埋藏巨额宝藏的说法不胫而走

十、项羽字符藏宝之谜

草湾山位于浙江绍兴著名风景区豆雾尖北麓，海拔约70米，东西长400余米，山西面是一座新修的项羽庙，山上覆盖着厚厚的灌木林，所以虽然山脚下就是项里村，但村民很少上山。

当地流传着一个项羽宝藏的传说，而找到宝藏的关键就是破解草湾山上项羽所刻的神秘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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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传奇宝藏：

1、失落的南美洲“黄金国”

传说，南美某处隐藏着一座古城，那儿的道路用黄金和翡翠铺成。

一名西班牙征服者在今天哥伦比亚的位置发现了穆斯卡部落遗址，并且找到了国王沐浴的圣湖“瓜塔维塔湖”，他下令抽干了湖中的大部分水，但只找到了一点点黄金。从那以后，许多人都在寻找湖中宝藏时身亡。

1969年，有人在哥伦比亚波哥大附近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了一个古代黄金雕塑，雕塑描述了站在一艘木筏上的几名贵族、神父和一个全身堆满饰物的国王。

乔尔·列维说：“这尊黄金雕像显示，穆斯卡部落国王可能真的存在过。”但从1974年起，哥伦比亚政府就派兵保护起了瓜塔维塔湖，此后再也没有人能到湖中随便寻宝。

2、残缺的死海铜卷轴

1952年，有人在靠近约旦河西岸死海附近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个铜卷轴。它上面用希腊语和希伯莱语描述了64处宝藏的藏宝地点。

考古学家根据这一铜卷轴上的名册评估，宝物价值将超过10亿英镑。铜卷轴中的藏宝地点之一是朱迪亚，它可能就位于今天的耶路撒冷古神庙位置。

然而，铜卷轴上却充斥了这样的词汇：“在老洗衣室房间的洞穴里，在第三个壁架上，有65块黄金。”今天没有人知道“老洗衣室”是什么地方。列维说：“我们目前还无法断定它是一个虚构的寓言，还是一份真正的藏宝名单。”

3、英国约翰国王遗失的宝藏

在东英格兰和林肯郡之间的沃什湾某处，埋葬着13世纪约翰国王的大笔宝藏。列维说：“任何寻宝者都必须面临33英尺深的泥土，这些都是过去800年中渐渐堆聚起来的，这么深的泥土使得任何金属探测器都无法派上用场。”

不过，也有历史学家怀疑，约翰国王的宝藏故事可能是约翰本人编造出来的一个计谋，为的是防止贪婪的英国贵族觊觎他的财宝。

4、墨西哥城建在大宝藏上？

根据历史传说，当西班牙人入侵时，墨西哥阿兹台克国王蒙蒂祖玛二世曾将他的大部分财宝都隐藏了起来。他死后，许多后世探险者都开始寻找他的宝藏，但都毫无所获。

列维说：“根据研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阿兹台克部落拥有秘密黄金宝藏。最可能的解释是，西班牙军队在征服阿兹台克后，发现并掠夺了他们的大部分财富。”

5、海盗船船长的藏宝图

基德船长是17世纪一个声名狼藉的大海盗，据称他曾将价值成百上千万英镑的财宝埋在了世界各个地方。1701年，他被英国官员判处绞刑。

随后，他藏在加迪诺岛的财宝就被英国官员找到，数量相当于今天的200万英镑。到了20世纪，4幅据称属于基德的藏宝图被发现，但并没有带来任何发现，专家怀疑这些藏宝图是伪造的。

6、加橡树岛上的“钱坑”

位于加拿大新斯科舍省东海岸5公里处的橡树岛的空旷地方有一个浅坑，传说藏有无数财宝，被称为“钱坑”。但后来的很多挖掘却导致“钱坑”井壁坍塌。

许多专家怀疑，橡树岛上的钱坑可能只是一个自然现象，里面没有任何宝物。但由于橡树岛现在被私人拥有，这也许将成永远的秘密。

㈥ 美国经济学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霍华德·谢尔曼的出生及去世年月是

很难找到啊.不过有些关于他的生平:
霍华德·J.谢尔曼还没有去世,2004年还获得凡勃伦-康芒斯奖,并发表讲话.
霍华德·J·谢尔曼最重要的著作是《经济周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增长和危机》（1991年）
谢尔曼的经济周期的理论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下八个基本理论假设上：
1.投资是解释周期性上升和下降的关键变量；
2.投资决定于预期利润；
3.利润是总需求的函数也是成本因素的函数；
4.需求可以概括为（如凯恩斯所研究的）消费、投资、政府和净出口；
5.成本可以概括为（如马克思所提出的）活劳动的成本、不变资本的成本（厂房、设备和原材料）；
6.美国的经济收缩主要是内生的，归因于有限的需求及上升的成本；
7.美国的经济扩张主要是内生的，归因于下降的成本及上升的需求；
8.其他关键的因素在于垄断程度、金融制度、国际关系和政府行为。

㈦ 霍华德在选秀球探报告上写他打什么位置的

PF大前锋今年18岁的德怀特-霍华德身高2.11米，体重108.9公斤，可以打大前锋也可以打中锋，风格类似于加内特，拥有出色的控球、中远距离投篮、传球、突破、篮板和盖帽能力，脚步快和控球好的特点弥补了他身体力量的不足。霍华德今年被评为奈史密斯奖全美最佳高中生球员，他在西南亚特兰大克里斯蒂安学院的高中生涯共打了129场比赛，共得2146分1728个篮板811次盖帽，最后一个赛季平均每场得到25分18篮板8盖帽，并率队夺得乔治亚州冠军，因此当选2004年乔治亚州篮球先生。之后又在2004麦当劳全美高中全明星赛中率领东部夺冠并当选最有价值球员。霍华德是NBA连续第二位高中生状元秀，去年的高中生状元詹姆斯最终当选新秀MVP而且前景一片光明，霍华德也期待着能沿着詹姆斯的足迹前进。霍华德对自己的实力充满自信，他认为自己一部分像“狼王”加内特，一部分又像“舰长”大卫-罗宾逊。也许是预感到自己有可能成为状元，霍华德在选秀前一天就对能参加选秀感到兴奋不已，他表示：“我今天也许无法入睡，这正是我买了DVD机的原因，这种感觉太棒了，我一直梦想着到那里，现在终于轮到我走上舞台了。”这是魔术队第三次得到状元秀，1992年他们得到了奥尼尔，但却让他在1996以自由球员加盟了湖人队。1993年他们得到了韦伯，但随即与勇士队交换探花秀“便士”哈达威和一个未来的首轮选秀权。

㈧ 霍华德的球探报告你见过吗

霍华德终于在自己35岁的时候拿下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总冠军，本以为能够留在湖人的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加盟了76人，不过对于湖人的球迷来说，这一次不再像是第一次离开湖人那样记恨他了，毕竟对湖人的夺冠之路还是有很大的贡献的。霍华德最终还是低下了头，不再是那个当年联盟的第一中锋了。其实霍华德年轻时候高傲也是有原因的，毕竟是当时能够单换詹姆斯的存在，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他的球探报告是什么样的吧。

㈨ 霍华德的选秀报告

霍华德选秀报告！可以投篮，但他当不了状元？

都知道，如今的NBA已经不再允许高中生球员直接进入联盟，但是在NBA历史上却有着不少的高中生巨星，比如摩西马龙、加内特、科比、詹姆斯，也比如德怀特霍华德。在2004年选秀大会上，年仅18岁的霍华德被魔术用状元签选中，成为夸梅布朗、詹姆斯之后的第三位高中生状元。

如今的霍华德已经不在巅峰，但是以生涯成就来说，他绝对对得起自己状元的身份，未来甚至可能入选名人堂，当然了，他还有需要追求的目标——总冠军，现在的霍华德是34岁，停赛之前他已经证明了自己可以在一支强队充当重要角色，希望他能够实现冠军梦想。

㈩ 艾伦.伍德的社会主义观点是怎么样的

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和“后学”的鼓噪和喧嚣中，后马克思主义渐渐进入国内学术视听之中。而我国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争论和探讨无疑又给作为国外思潮的后马克思主义带来言说的相关性氛围和可能的激发性的碰撞界面及空间。但是，目前我国学界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刚刚开始，人们对后马克思主义还颇多疏离隔膜，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使用也相当混乱。因此，追溯后马克思主义的背景源流，澄清其确切意涵，厘定其运用的有效值域，恰切地分析后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脉络，不论是对于我们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延伸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性的考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提出和运用
现在，人们一提到后马克思主义，首先想到就是厄尼斯托·拉克劳和蔷塔尔·莫菲。他们被戴上了多种多样的桂冠。譬如，大卫·霍华斯称二人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首领”，保罗·雷诺兹呼其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我国有位学者甚至说他二人是“后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这一切都源于二人合著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民主政治》（1985）一书导言中的一句话：“我们应十分清楚地声明，我们现在正处在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域……不过，如果说我们本书的知识规划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后’为斜体）那么它显然也是后一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斜体）”（注：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正如西方一位评论家所说，“拉克劳和莫菲的研究工作之所以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和政治的发展尤为重要，主要是因为他们明确地自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注：Mark Cowling，Paul reynolds：Marxism,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Palgrave Publishers Ltd，2000，P263，p258.）。
但必须明确的是，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在西方学术界并不是拉克劳和莫菲最先使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语汇。迈克尔·波兰尼早在1958年的《个体知识：走向一种后批判哲学》中就己使用了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措辞，而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不仅运用了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而且还从社会学的视域对其概念作了一定的阐发。这足以表明拉克劳和莫菲对后马克思主义的使用并非是最早的和“源发性的”。然而，就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倾向和确定的理论立场而言，拉克劳和莫菲则是其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就象人们一提起“实践理性”首先想到的并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康德，一提起“意志”首先想到的不是奥古斯丁而是叔本华和尼采一样，人们把后马克思主义与拉克劳和莫菲之名紧紧联系在一起，乃由于正是他们把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最大程度地理论化并促进或者说加快了它的有意义的运用和在学术文献中的广泛流行。
我们或许可以推想，如果拉克劳和莫菲当初不把《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挂靠”在“后马克思主义”名下，即便此著仍以它特有的分析方式、新颖的洞识以及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性解构而受人瞩目，但人们很可能就把它归属为一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或者“马克思学”之中。似乎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和《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结合”是双赢的：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借《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而实体化、具体化和理论化；另一方面，《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也借“后马克思主义”而“品牌化”，从而意外获得了超出本身品质的神秘光环。其实，英国的保罗·赫斯特和巴利·辛达思早在1970年代末就达至了与拉克劳和莫菲庶几同样的“境界”，但前者却没有象后者这样以“后马”之大家而显名。台湾学者陈宜中先生称赫斯特和辛达思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但如果没有拉克劳和莫菲二位如此这般的“后行”，恐怕他们也难领这个“后马”之先，也就是说他们的“先”是靠拉克劳和莫菲的“后”认定的，人们先知此一“后”，然后才推知此一“先”，套用“后”字的特殊意含，这就叫作在先者居后，在后者居先。
后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在1985年后迅速扬名，其不仅在于拉克劳和莫菲的声明和独具匠心的运用，来自左派的此起彼伏的指责和叫骂从反面所起的一种“广告宣传”的效应也是不可忽视的。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规划出笼不久，艾伦·迈克辛思·伍德即推出《退出阶级》（1986）一书对拉克劳和莫菲的主要观点进行批判，并称他们为“新的‘真正，社会主义者”（NTS）；拉尔夫·密里班德称他们为“新修正主义者”；弗里德里希·詹姆逊则说他们是“第二代的修正主义者”；而诺尔曼·杰拉斯则在《新左派评论》专栏上与拉克劳和莫菲展开了激烈的“充满怨恨的”的辩论：杰拉斯先是在《后马克思主义？》（1987）一文中嘲讽拉克劳和莫菲的规划是“学术歪风的高级阶段”，拉克劳和莫菲随即发表《没有歉意的后马克思主义》（1987）作为答复，继而杰捡斯又以《没有实质的超马克思主义：对拉克劳和莫菲的真正回答》（1988）一文对拉克劳和莫菲再迎头痛击。作为对这一辩论的关注和回应，八十年代晚期更有一批左翼理论家纷纷撰文介入其中，其中著名的有尼料斯·穆泽利斯、S·霍华德，M·拉斯丁、G·麦克伦南等。面对各种异议和批评，拉克劳在《对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反思》（1990）中对他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义无反顾地再度进行了守卫与辩护。英国学者斯图亚特·西姆把由《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所激起的一系列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称作“拉克劳—莫菲事件”。
正是这个沸沸扬扬的“拉克劳—莫菲事件”把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带入了高频的甚至是增殖性的使用中。九十年代以降，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就象詹姆斯·彼特效斯（James Petras）所说几乎成了时髦的学术姿态，它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美学、历史、文化研究、文艺评论等领域迅速扩展开来。对作为一种理论立场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研究也在新旧世纪的交错时期悄然兴起，比如西姆的《后马克思主义：一个读本》、《后马克思主义：一种学术思想史》，J·托费因的《新话语理论：拉克劳，莫菲和齐泽克》，兰德利和麦科里安的《解读拉克劳和莫菲》，D·霍华斯的《话语》，M·巴丽特的《真理的政治：从马克思到福柯》等等。人们也纷纷“前溯后延”式地把与拉克劳和莫菲立场相同、相近、相似或者对拉克劳和莫菲思想造成重大影响的以及受他们思想影响的诸多当代思想家“纳入”到后马克思主义中来，诸如，赫斯特、辛达思、拉什、尤里、琼斯、霍尔以及利奥塔德、博德里亚、福柯、德里达、德勒兹、鲍曼、齐泽克、赫勒，等等。应该看到，九十年代以后，后马克思主义概念在繁衍流行的同时也产生了因过度扩大其外延而使得其指义摇摆不稳的现象，这样就影响了此一概念运用的精确度和规范性。但无论如何，后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思想倾向到一种被广为接受和运用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分析范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即东欧和苏联剧变以后则是完全确立起来了。
二、后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与根源
我们知道，后马克思主义倡导一种偶然的话语逻辑，它主张把意识形态和经济及阶级要素完全剥离开来，然而，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生学”分析，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却无能为力。后马克思主义不论作为一种思想倾向还是作为一种确定的理论立场，它的生成、确立和盛行都不是脱离社会文化环境的纯粹话语运作的结果，就象后马克思主义本身不能够完全拒斥马克思主义一样，对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和思想根源的理论透视也离不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孕育成形，有着它特定的社会的、政治的、阶级的、思想的以及学理上的源流。
冷战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是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大背景。针对继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垄断的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许多理论家引入了新的概念图式：E·曼德尔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概念，R·达伦多夫提出了后资本主义的概念，而丹尼尔·贝尔则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概念描述的是资本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同一变迁景象：与原子能、信息论、控制论、新技术、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相伴随的是，资本主义显现出对经济危机的巨大克服力、对“尖锐矛盾”的化解以及对多种多样异质的对抗性社会因素的包容。随着社会日益科层化、分工的精细化以及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的增加和地位的提高，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布、阶级对抗的性质都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面对这一变化，“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竭力为这些新现象著书立说，以对这些明显的区别作出解答。发展了的资本主义这一理论的提出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课题”（注：F·詹姆逊：《后资本主义是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课题》，〔北京〕《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第13页。）。
欧美国家（尤其是英美）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其政治统治努力表现出一种相当温和的民粹主义风格，这种意识形态伪装麻痹了劳工运动、瓦解了工会的组织与团结功效，S，霍尔曾将英国撒切尔主义的政治和新右派的霸权策略精练地概括为“右派的归化”过程——右派成功地占有了“人民”，它的观念在“人民”中生根发芽。右派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复兴、广泛的保守统治使得政治泛化出很强的“人民民主”色调。“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各种后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社会阶级观点已无关紧要，传统的政党政治已不起作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概念已经破灭，大众消费时代的生产观念已经过时，等等。”（注：F·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郑州〕《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1期，第47页。）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乃是这种右翼民粹政治长期熏染的结果。
工人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的衰落是促使后马克思观念萌生的核心要素也是触发其解构性冲动的主要原因。随着白领的增加、新中产阶级地位的上升，无产阶级越来越少数化、边缘化。许多左派理论家十分关注这种对古典马克思主义形成严重挑战和冲击的现象，纷纷从理论上调整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或者试图瓦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中心地位，安德烈·高兹甚至提出了“非工人的非阶级”（a non-class of non-workers）这一概念，主张向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道别，认为无产阶级已不是什么“阶级意识”的匿乏和缺失问题，而是这一作为普遍历史主体的概念本身成了问题。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理论的质疑直接开启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路向。
如果新左派不能从资本主义世界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却仍能从现实的社会主义事业获取信心，那么他们至少还有一片借以安慰和寄托的领地，然而，现实社会主义运动连遭挫折与败绩，最终使新左派在思想上发生了根基性的动摇。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左派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潮，它无疑受到了世界各地社会主义追求的挫折与失败的影响。对此，拉尔夫·密里班德作出的经典的概述：“现实社会主义的经历，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毛主义幻想的破灭，柬埔寨以及越南胜利的酸楚余殃，欧洲共产主义希望的萎缩，这一切使得新社会运动在其出现之时，便天生地带有了对于传统的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的局限性的不满。带有一种在滋长着的对于工人阶级成为剧烈社会改造的主要因素的不信任，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注：A·M·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9，P2，P3.）。全球范围内共产主义政治的失势使左派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性质、目标、纲领、策略等都发生了质疑，正是这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怀疑氛围从另一方面促进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滋长与生成。
七十年代末，新左派知识分子普遍进入了一个思想危机阶段。阿尔都塞忙于“自我批评”，普兰查斯倒向了“人民同盟”，高兹走向生态社会主义，赫斯特和辛达思则抛弃了阶级政治。从总体上看，左派由前“68”的对阶级主义的过度张扬蜕变到对阶级政治的厌恶和弃绝，左派思想的这一逆转所带来的理论震荡已不限对无产阶级理论的信任度的降低问题，而是对阶级和意识形态、阶级和政治关系，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概念的重新反思与考量。正如拉克劳和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开篇所宣告的那样，“左派的思想而今正站在十字路口。过去的明显的真理——分析的古典形式和政治预测、冲突力量的性质、左派斗争的意义和目标——都因劈裂如此真理之基础的那些历史变动的突然崩临而受到严重挑战”（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从左派思想演变的轨程而言，后马克思主义既是左派思想低落与危机的表征，同时又是企图走出迷途的渴望与尝试。
而这一时期在西方世界广泛兴起的各种“新社会运动”为后马克思主义敞开了一种理论建构的可能陛，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绝好的素材性的支撑。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反种族主义、性解放及同性恋运动、争取黑色及棕色人种权利的斗争、反全球化运动、反体制化运动、反战的和平运动等等，这些复杂的高度分化的异质的社会构成因素和斗争形式，展示出了各种具体的压迫的多样性、微观化与不可化约性并大大强化了后现代政治对多元性、差异性、边缘性的关怀与依重，而这恰恰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社会冲突的深入扩展和新政治主体得以合法建构的情境性。
三、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与建构
正如马赫尔特（Oliver Marchart）所正确指出的，后马克思主义不成其为一个学派，而只表示一种思想倾向。就其起源和具体的生成过程而论，各种后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同的思想渊源和学理取径。譬如，拉克劳和莫菲主要基于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解读，而赫斯特和辛达思主要基于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性阐发。就其学术范围而言，后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领域和学科均有其阐释者和代言人，“它的阐释者包括著名的政治与经济理论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分析家以及历史学家，这些人可以说趣味广泛且风格各异。”（注：A·M·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9，P2，P3.）照此，我们可以区分出政治理论中的，社会理论中的，文化研究中的，历史学中的等等后马克思主义。就其理论观点和政治立场而论，各种后马克思主义也不齐一等同，其理论建构的努力和取向也不尽一致。
但是，正象艾伦·伍德所言，“不论这一运动多么复杂，也不论其所有成员事实上并不都认同相同的原则，我们仍然可能在一些重要观点上作最大程度的概括以表明这种思想倾向的基本逻辑”（注：A·M·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9，P2，P3.）。所有的后马克思主义，不论它以何种形式呈现、也不管它以什么样的理论风格表达，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它们都持一种解构主义的态势，并且这种解构在覆盖面及深入的程度上均已超出了“修正主义”的意义。在最根本的指向上，后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东西彻底铲除掉。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概念。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宏大的元叙事，为这一大叙事提供逻辑支撑的总体性概念预设了历史的必然性和社会的确定性，但“社会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话语客体”（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因此，任何以单独决定原则支配的总体化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幻相，它不仅流于简单化和武断主义，而且它遮蔽了异质性和多元展现，同时又承携着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重负，不仅马克思及卢卡奇的总体模式是本质主义的，就连阿尔都塞的“结构总体性”也仍难脱本质主义的巢臼。
其二，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最后棱堡，因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经济领域是服从内生规律的一种自我调整的空间”（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即是说，经济的自规范机制能够独立于人类行为之外作用于客观对象，它排除了所有源于政治的或其他外在介入而产生的不确定性。这种经济的决定原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对中立性的生产力发展的依赖，表现为在经济层面上建构起来的社会当事人的统一性和同质性，表现为社会当事人在其他社会层面存在的机制最后必须根据经济利益来说明，表现为经济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最终决定”。
其三，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后马克思主义从两个层次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它首先废黜工人阶级在本体论上的中心地位，放弃这一阶级作为普遍主体的任何认识论优势；继而彻底拒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坚持把阶级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剥离出去。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建立在“表象”这一概念之上，它预设了被表象者和表象形式的分离，然后又很不适当地把表象形式还原为被表象者，这种“认识论话语”的错误在于把话语客体当作非一话语或超一话语，即锁定了话语秩序和某种超话语因素的对应关系。
其四，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后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移植出政治斗争必然引起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概念的冲蚀与消解。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无非是激进的大决裂式的原型目的论表象，它既是总体逻辑的理论结果又是本质主义总体观的实现，因而它也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幻相。在大写的革命的名义下人类普通解放的承诺成为特殊主义的权力政治的祭品，因此革命性的先验设置必须被粉碎，革命主体的单一性必须被废弃，而革命场域要转换，革命方式要改变。
总之，后马克思主义把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理论的主要信条，譬如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等，都借用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上来，这一解构想把长期以来对马克思的神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及科学化、对其的不适当的政治图解以及将其本身作为现代性启蒙工程所表现出的与当今多元主义的文化氛围不相适应的方面统统消解一空。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又不完全是解构主义的，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它保持了积极的理论建构的意图与努力。正是在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双重维度的强调上，拉克劳和莫菲特意引入了一个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诠释——他们的post-Marxism既是post-Marxism（post为斜体）又是post-Marxism（Marxism为斜体），拉克劳和莫菲之所以要别出心裁地造出三种不同的书写方式，无非是要说明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乃是后现代与现代的结合、解构与建构的统一。
后马克思主义的建构意愿基于这样的一种识见：尽管马克思主义危机重重，历史的风雨也已侵蚀了它完美的外观，但它肯定没有死去，在许多方面它仍然具有充分的活力。“后马克思主义如今是一种业已确立的理论立场，就象在拉克劳和莫菲这样的重要理论家的著作中所表现的那样，它试图在作为全球文化与政治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晚期的崩溃中拯救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许多方面，并对它进行重新调整定位以使之在迅速改变的文化潮流中呈现出新的意义”（注：Stuart Sim：Post-Marxism：An intellectual history，Routledge，2000，P1.）。象哈贝马斯一样，后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具有强烈启蒙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规划仍然拥有解放性的一面，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价值的追求在当代的知识境遇下并没完全丧失意义，只要借助于一种后现代的话语逻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许多积极方面将会在解构中幸存下来并在新的建构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解构与建构的双维并重上，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美丽的范型”——他们一方面肃清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的本质主义残迹，一方面极力构筑一种非决定论的霸权接合实践。因此，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既是消极性的又是积极性的，西姆正是按他们的这一启示区分出两种后马克思主义：消极的后马克思主义和积极的后马克思主义，但在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中，这两方面不仅紧紧纠葛绞合在一起的，而且其理论建构的努力要远远强于解构的冲动，甚至可以说，其理论重塑的意向在逻辑上“先于”并成功地规导了其拆解企图。这恰恰切合了利奥塔德对后现代之“后”的一种诠释：“后”（post）必须根据未来（post）的先在之悖论来加以理解。把一个非斜体的“后”置于马克思主义之前，乃表征一种在时间上后发的东西在逻辑上的预先莅临，正是在此意义上，巴丽特（Barrett）指出，拉克劳和莫菲“不是在不留痕迹地消灭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完成它”（注：Slavoj zizek：Mapping Ideology，Verso，1994，P246.）。
正在建构的维度上，后马克思主义将话语理论带入一个增殖性的运用场域和空间。“后马克思主义把从语言学和符号学、哲学、文学、文化研究以及社会科学这一系列领域中汲取的，既冗长又深奥难解的话语集中在一起了”（注：Mark Cowling，Paul reynolds：Marxism,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Palgrave Publishers Ltd，2000，P263，P258.）。在这个综合性的新话语景观中，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索绪尔的漂浮不定的能指（free-flowing signifier）、拉康的缝合（suture）、福柯的离散规则（regularity in dispersion）、德里达的延异（difference）以一种近似中药方剂的配制方式掺合融会在一起，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原则——霸权接合实践（hegemonic articulation practice）。借助霸权接合的逻辑，后马克思主义着力营造和构筑一种祛除了本质主义和总体内在化倾向的非还原论的社会建构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以及文化多样性诉求，这从几个方面获取了清楚的表达与展示：其一是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其二是历史的随机性；其三是社会的非闭合性建构；其四是认同政治或身份政治；其五是一个摆脱了中心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

江苏社会科学20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