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一号文件粮食价格解读

❶ 新世纪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为什么把粮食问题看做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

因为中国的人口众多,粮食消耗非常的巨大,如果中国的粮食生产出现了问题,全世界恐怕都无法供应如果众多人口的粮食需求,因此,中国必须要保证自己的粮食生产,俗话说的好,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同时,中国农村人口比重也很大,其中很大一部分农村人口的收入要靠粮食种值来实现,如果中国的粮食生产出现问题,并严重影响农村人口的收入,进而动摇社会的稳定,所以粮食问题实为中国的根本问题.

❷ 2016年国家一号文件对粮食的种植有什么调整

2016年中央财政安排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372亿元，比上年增加21亿元，其中安排东北三省一区114.5亿元，占全部奖励资金的30.8%。稳定对粮食主产区风险基金支持力度，包括东北三省一区在内的13个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全额由中央财政负担，近期已将2016年粮食风险基金中央财政补助全部提前下达地方，其中下达东北三省一区资金为62.2亿元。
据了解，国家继续支持实施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以稳定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

❸ 为什么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保障粮食

谁能保障下面的粮库都是像上报的那样是满的？下去个巡视组，马上粮库就起火，之前还吹嘘粮库防火安全如何有力，下去一看，就是天下粮仓的翻版，粮食有多重要，大家心里清楚，一旦外汇见底，外面买不到粮食，没有饭吃的底层民众就会大几率变成流寇，万一出现几个牛逼的，学tg当年上井冈山就不好了。

❹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文件解读

这份文件题为《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全文约15000字，共分6个部分30条，包括：持续夯实现代农业基础，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推进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提高新农村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村改革，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指导。
文件认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大背景下，如何促进农民收入稳定较快增长并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如何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以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实现有效供给，如何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赢得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已成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必须完成和破解的历史任务和现实难题。
文件指出，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增进农民福祉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发展新理念破解“三农”新难题，厚植农业农村发展优势，加大创新驱动力度，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互促共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❺ 中国粮食价格的变迁资料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五谷者，万民命，国之重宝”，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资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是一国国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也因此，国内外学术界和官方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从未间断过。
回望1982-1991年十年间，中国粮食产量每年增长8%，成为世界上最大粮食生产国。其中，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了8000亿斤，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政府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用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和5%的淡水资源，中国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成就举世瞩目，时任农业部部长的何康于1993年因此获得“世界食物奖”。
纵观新中国60年的粮食历程，几起几伏，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18万吨增长到了2008年的52850万吨，大幅度的增长背后，既有浮夸风带来的惨重教训，更有改革的成功经验。
从1949年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农林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到后来的农业部热带作物司司长、广东农垦总局副局长，再到1978年开始担任农林部副部长，1983年至1990年担任农牧渔业部、农业部部长，何康一生献身农业，倡导改革，推进农业开发、商品粮基地建设与农业科教推广工作。
本刊记者特别采访了已是86岁高龄的何康部长，听他讲述所亲历的新中国农业与粮食的变革。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功绩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拉开了农村改革序幕。在此之前的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庄稼汉，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立下保证书，按下鲜红的指印，率先实行“大包干”。
在这一年的1月，何康从广东农垦总局副局长调任农林部副部长。刚就任，他专程赴山东荷泽地区的县、乡、村直至农户，进行调查研究，以掌握第一手资料。
在此之前的28年里，1949年至1952年何康先后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农林处处长、华东区财委农林水利部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他回忆当时，“百废待兴，首先面对的是粮食、副食品短缺，要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为了迅速恢复农业生产，何康到苏北、山东、福建、江苏、浙江等地，与各省农业部门协同工作，“当时社会各界人士均为恢复农业生产出钱出力，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申新纱厂老板荣毅仁专门拿出美金进口肥田粉（硫酸氨），增加粮食产量”。
从全国来看，粮食生产在迅速恢复中，到195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2亿公斤达到了3855亿公斤，人均占有粮食310公斤，比1949年的209公斤提高101公斤，这是全国农业恢复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
另一方面，从1953年全国开始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在耕地私有基础上成立了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为保障粮食购销供应工作，这一年开始实行粮食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粮食在政府的集中统一控制下实行计划调拨供应；两年之后，1955年8月建立粮票制度，凭票供应粮食。
1957年全国基本实现了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转化。接着，1958年全面实现了公社化。在这一制度下，农民刚刚分到的土地、耕牛、大农具全部收归公有。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也是在这一年，国家调整了“二五”计划指标，将粮食产量指标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并提出农业要“以粮为纲”。
这一时期，受“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粮食生产效率低下，粮食产量下降，加上自然灾害，全国粮食供求关系紧张。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六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感重要和紧张的问题，几乎逢会必讲粮食”，何康说。
尤其是最困难的1960、1961年，粮食告急的报告不断送到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办公桌上，从1961年起我国开始由粮食净出口国变为粮食净进口国。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就是在这种粮食严重短缺的历史背景下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回忆当年，何康仍然记得1966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邀他和广东农垦领导干部到中南海去谈工作、留他们吃饭的事：桌上的主食有好几样，可样样都是小米、玉米、高粱米等杂粮做的。
一面是“放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一面实际上是生产力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严重破坏，“直到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生产才出现历史性的转机”，何康说。
但在当时，即使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反对包产到户的声音仍然很强烈。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对包产到户仍然是“不许”，只同意实行“包产到组，超产奖励，专业承包，超额奖励”，有相当多的干部到1979年仍然坚持集体化的观念，当时各省领导之间展开了“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论。
“岂止争论”，何康回忆说，“有的同志担心包产到户会造成‘革命几十年，一夜退回到解放前’。但其实，解放前的地主是按耕地来获取收益，解放之后农民是按劳动来分配收益，本质是不一样的。”
“包产到户”全称是“集体土地承包到户后实行联系产量计付报酬的生产责任制”，简称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的是农民生产积极性问题”，何康解释说，“生产队以工分计算劳动所得，但在记工分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形成制度化，往往牵扯到七大姑八大姨等各种关系，难以做到公平。所以，当时担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提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了国家和集体的，剩下都是我自己的’。”
“先是责任制，后是联产承包，交够了国家的，满足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样就“理顺了生产关系，明确了多劳多产多得，稳固了粮食生产”，何康说。
“从吃大锅饭到大包干的实践，有一个原则值得谨记，就是一定要把生产劳动与其所生产的成果联系起来，多劳多得”。何康指出，“还有就是要分清责任，如果不好好干活的话，肉烂在锅里，好坏都是自己的；另一方面，在联产承包之后，又带来了如何保证多劳多得的问题，所以实行了超购加价政策，这样农民才愿意多下农本，多增产，多增收，这一点农民是算得很清楚的。”
大包干开始后，一直有不同意见，当时的争论实质是包产到户究竟是姓社（会主义）还是姓资（本主义）的问题。何康表示，“‘包产到户’并没有改变集体组织仍作为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经营主体地位，没有改变耕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只是改进了分配的原则与办法，但它比以往的统一劳动、评工计分更能体现按劳付酬、多劳多得的原则。”
为了平息争论，更为了稳定当时的农村和农业政策，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每年出台一个关于农村与农业改革的战略性文件，即5个一号文件，不断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
1982年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同时还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1983年《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1984年《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
也正是在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了8000亿斤（4亿吨），比1978年高出2000亿斤，何康在这一年的世界粮农组织大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在这之后的1985年《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
第五个一号文件是《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强调了要进一步摆正农业的基础地位，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粮食生产必须符合客观实际规律
在大跃进的年月，作为司长的何康到全国各地调查。在天津，一位当地领导告诉他，埋了一头死猪在小麦地里做肥料，以增加产量放卫星。“也不管会不会把根呕烂，”何康至今记忆犹深，“不掌握科学规律，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当时的观念没有转过来，把什么都用到极限，肥料100斤不够，就用200斤，不行再加。对我来说，这成为非常好的反面试验教材，终生受用，‘行事有变，物极必反’，做什么都不能无所不用其极”，何康说。
“物质生产不是人有多大胆，地就能有多大产，主观、唯心是不行的。大跃进中不讲科学的做法，浮夸风在粮食问题上的教训太深刻了”，何康表示，“当领导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做任何事都要看符不符合实际情况，老百姓接不接受，民意不可违。”
“到底如何以全世界不到10%的耕地养活全世界20%左右的人口，”何康回忆当时，“必须实事求是，首先必须摸清家底。中国到底有多少耕地，交税时越说越小，要补贴时又会越报越大；有的地方是上报与实际两本账。我建议开展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特别是要摸清耕地的数量与质量家底，当时农委主任万里同志非常支持。”
“一要搞清数量，二要分清质量，将全国的耕地按质量分等划级；另外，还有水、可垦土地、草原、森林、生物、气候等资源的情况，全国不同区域有不同的特点”，何康说。
1979年7月，召开了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会。在会上，何康引用大量数据，着重说明再不能满足于“地大物博”那个笼统的概念。要发展农业，首先必须摸清家底，掌握全国土地、气候、生物、水等一系列的自然资源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基本情况，区划不同类型，以更好地因地制宜，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安排措施指导生产。也只有掌握了全面的资源情况，才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有针对性地、分层次地进行农业区划，建立商品粮、棉等基地，培养相应的人才。
会后，成立了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何康兼副主任。历届农业区划委员会主任有王任重、万里、宋平、陈俊生等。这项工作集合了国家各个部门的力量，最后几乎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的县，历时二十余年，一直延续至今。
“要保证粮食生产，另一关键是农田基本建设，通过平整土地，我们测算可以增加10%左右的耕地。”何康说，“而且中国的耕地真正能旱涝保收的不到30%，水利建设对中国农业生产至关重要。”
中国农业自古以来主要是靠天吃饭，自然灾害频繁。“国家兴修大型水利设施是非常重要的。”何康指出，“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因为胡佛坝的修建，成就了一片绿洲。像我国的南疆地区，有很多高山雪水，应通过兴修水库，发展农业。”
从1970年代初期起，为机械化耕作做准备，全国进行了着眼于建设大田大地的农田基本建设。在“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全国更掀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高潮。平整土地、治河修渠、坡地改梯田、治理盐碱地、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客观来看，取得了重要成绩。
时至今日，何康回忆道，“大寨的苦干精神是值得学习的，但农业生产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是科学问题。1978年中美开展农业交流，我特别请郭凤莲参加了赴美的中国农业代表团，看看美国的农业是什么样的。”
粮食安全要靠科学技术
“就中国的资源条件看，粮食安全要靠科学技术”，与他担任农业部长时曾经指出的“提高粮食单产，保障粮食安全，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科技来解决”一样，对今天的粮食生产，何康依然强调科学。
1978年3月28日，时任农林部副部长的何康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言说：“只有把农业学大寨、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紧密结合起来，尽量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促进中国农业高速度发展。”积极推进农业科技正是何康获得“世界食物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是稻谷可以多养活5000万人；创造了夏玉米单产世界纪录的李登海，也是这个时期开始进行杂交玉米研究的。在良种良法的影响下，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着的大幅度提高，1978年与1957年相比，产量由每亩98公斤提高到169公斤，增产了72.4%。
上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遗传学、有机化学、矿质营养学说、水循环理论、自动控制理论的发展，催生了种子、农药、灌溉、机械五大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在耕地面积并没有扩大反而有所减少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大幅增长,足以证明科技对粮食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何康说。
“从长期的和战略的角度看，确保我国的粮食产量，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在于不断推进农业的科技进步”，何康回忆当时，“中国1976-1985年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要求到1985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4亿吨，就是说，每年平均增产要近1500万吨，要比前28年平均年增产量翻一番还多”，实现十年规划的指标，任务是艰巨的，“为了促进农业大幅度增产，必须大力开展农业科学研究工作”。
在上述全国科学大会上，何康明确提出了具体举措：在全国进行气候、土地、水利、生物资源的综合调查研究，为开垦荒地和建设农、林、牧、副、渔基地提出最适宜的区划方案；建立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基地，集中应用最新的科学成就；在盐碱、红黄壤、水土流失、风沙干旱地区，建立综合治理低产田的样板；建立现代化的作物和牧草品种资源库，加强品种资源搜集、鉴定、保存和利用的研究；建立种子公司，承担良种繁殖和推广任务；加强对生物遗传、生态、生长发育以及生物固氮和光合效率等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为了加强全国性的农业科研工作，这次大会决定将现有的中国农林科学院重新分成农业科学院和林业科学研究院，并筹建水产科学研究设计院。同时提出要办好县、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四级农业科研网，广泛开展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
“解决农业问题，科学是关键，教育是基础”，自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委员起，何康即着手恢复与调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乱的农业科研院所与高等农业院校，把被拆散、撤销和下放在缺乏科研教学基本条件不能开展工作的机构，想方设法迁回原址或城市郊区，并在财力、物力及争取世界银行贷款和国际资助上，支持农业教育和科研机构以及农业技术推广网络的建设。
为了提高各级农业行政领导、干部的政策和业务水平，何康倡导在农业部直接领导的7个重点农学院，开办县级农业领导干部培训班。进而，又在北京开办包括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副省长参加的农业高级干部训练班，聘请第一流的教授讲课，何康带头听课，并主讲《农业现代化》课程。
“科研成果的转化也非常重要。例如当时全国有中低产田五六亿亩，各有原因，需要对症下药。如土质问题，太黏的，就需要掺沙，还有土壤改良、测土施肥等。”何康发动广大科技人员，有计划、分步骤对诸如南方红壤土的改良、北方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的综合治理、西北草原建设与改造、水产养殖乃至农村沼气的开发利用等开展工作。
尽管农业科技对我国农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从横向比较来看，仍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还不高，农业科技贡献率只有40%左右，而发达国家达到60%～80%；农业科技的投入偏低以及体制不顺、效率不高等。进一步来看，存在着科研、推广、生产三环节相互脱节，一方面农业科研不能按照生产的实际需要进行，致使一些科研成果失去了推广价值；另一方面生产中的一些实际的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得不到研究。
“关键是我们对农业尤其是农业科技的投入还很不足”，何康表示。
在1993年获“世界食物奖”之后，何康以20万美元的奖金为本金，设立了何康农业教育助学金，用每年的利息收入开展农业国际交流，为培养农业现代化的科技教育人才提供必要支持。
1980年代的粮食
“卖难”、“存难”、“运难”
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连续几年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粮食大幅度增产，1983年，吉林、湖南、河南、江西等十几个产粮省反映，国家粮食收购单位多收购了600多亿斤粮食，而农民手上还存有400多亿斤粮食急于出售；到1984年，秋粮正在陆续登场，一些地方的粮食却已经“多得没有地方放”，粮库暴满，农村集市上粮价迅速下跌。
粮食“卖难”、“存难”、“运难”的情况突出，谷贱伤农，已经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一年9月，万里召集田纪云、杜润生、刘毅和我及相关人员进行了研究”，何康回忆。
会上分析，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全面增产，主要农产品供应紧缺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粮食生产，其总产已经从改革前的6000亿斤水平提高到8000多亿斤水平（1984年），六年间增产2000多亿斤；而我国从1949年到1957年增产2000亿斤粮食水平，用了八年时间；从1958年到1978年再增产2000亿斤粮食水平，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应该说，改革以来粮食增产的速度较快，成绩很大。
但大家都认为，“总的说来，我国粮食生产仍然是低水平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较低，所以粮食过剩，是一种低水平的过剩，粮食并没有真正过多。这种粮食“卖难”、“存难”、“运难”的情况表明，农村建立生产责任制后，农村流通的改革滞后，导致农业生产发生了种种不协调的现象，特别是其中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虽然曾经起了保证供给的作用，但现在它已不适应农村新的情况”，何康说。
这直接导致了这一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研究议题，即进一步改革农村流通体制的问题。会议明确在国家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从1985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生猪、水产品和蔬菜也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其他统派购农产品，也分品种、分地区逐步放开。这一在农村建立市场机制的大胆尝试，邓小平评价说在改革上“迈出了相当勇敢的一步”。
在接下来的1985到1988年，由于粮食连年减产，供需矛盾比较突出，国家平价粮食收支缺口扩大，购销价格倒挂拉大，国家用于粮油方面的补贴越来越多，这些不仅使国家财政难以承受，也给粮食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
“当时的情况是粮食流通体制不改革，粮食工作就没有出路”，何康说。
到1989年，粮食实现了增产，1990年又获丰收，市场粮源充足，牌市差价缩小，国家粮食库存增加。在这一年11月召开的全国粮食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指出，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积极而又稳妥地把流通体制改革及时引向深入。
对粮食的管理，当时强调的是既不能回到统购统销的老路上去，也不能完全实行自由购销，因此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机制，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要培育市场，搞活流通，做到有“统”有“放”，“放”“管”结合。
这开启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新的序幕，但更进一步的改革，则是1998年以及2004年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绝不能轻言解决了粮食问题
1982-1991年十年间，我国农业粮食产量每年增长8%，成为世界上最大粮食生产国。中国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和5%的淡水资源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农业部部长的何康继1986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之后，1993年获得了“世界食物奖”，该奖是国际粮食领域最高的荣誉，授予“为人类提供营养丰富、数量充足的粮食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因为诺贝尔奖里没有农业奖，所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农学家诺曼·博洛格博士在1986年设立了此奖。”何康介绍。
在何康获得“世界食物奖”之后2年，即1995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学者莱斯特布朗撰写了一部书，书名是《谁来养活中国》。在书中，布朗预测中国粮食在未来30年内将出现全局性短缺，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于粮食的需求。布朗的这一中国粮食危机论在当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学界的热烈讨论。
“其实，在此之前，1990年左右，国外就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不可能完全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到2000年每年必须进口5000万～1亿吨粮食”，何康回忆，“得出这一结论，他们有四个认识基点，一是中国农业的物质制约十分严重，投入不可能有显着增加；二是粮食价格扭曲，粮食市场壁垒不利于发展粮食生产；三是购销价格倒挂，补了消费，没有补生产，生产资金不足；四是中国不仅面临口粮问题，还面临饲料问题，不可能以肉代粮。”
“他们还认为，看中国粮食发展趋势不能以1978-1984年的速度为，而要以1985-1989年的低速度为”，何康认为这些意见值得我们研究，“但应该看到，制约粮食生产的因素不是不可改变的。增加农业投入，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价格政策，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经过努力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何康指出：“虽然中央确立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又是基础的基础’的战略思想，通过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政策，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千方百计增加农业投入，确保粮食生产，但关键是要落到实处，领导重视，大力增加投入和加强基础建设。”
何康回忆，“以1988年粮食减产来看，主要原因有自然灾害较重、种粮利益比较低等，但投入不足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1985-1989年农业徘徊，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忽视和减少农业投入是基本原因之一。这个问题从农村改革一开始就存在，只不过是靠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靠着几十年农业基本建设的老本，问题暴露得还不明显。另外，农业投入有滞后效应，1985年粮食大减产之后，连续几年徘徊，除了价格因素外，投入的连续下降，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没有提高，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何康表示，“由于农业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没有增加，农业生产条件得不到改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直接影响到粮食产量。”
“从今天来看，对粮食生产来说，依然是政策、物质与资金投入、科学技术都不可少，”何康说。
“而且，从中国的资源与人口现状来看，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轻言解决了粮食问题。1990年我们提出到2000年粮食要达到5亿吨，从需求的角度来讲是不高的，按当时预计的12.5亿人口计算，人均只有400公斤，也就是1984年的水平。当前来看，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也不到400公斤，从世界范围比较，高于平均水平，但与欧美国家相比还较低，我们没有理由轻言解决了粮食问题”，何康指出。
采访结束，何康拿出了1993年他在接受“世界食物奖”时的发言，其中一段是：“未来属于敢于梦想且志愿工作的人。很多条件对我们都是有利的，我们正处于新兴科技的前沿，我们享有稳定和经济增长，我们有决心为我们的子孙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愿大家携起手来，把饥饿从全世界的词典里消除。”
他向本刊记者表示，他下个月要到位于甘肃、宁夏、陕西三省交界的甘肃省庆阳地区参加农耕节，这里曾经是农业始祖神农氏的故乡，但现在仍属全国贫困地区。他衷心希望通过这一盛大节日的推动，可以有助于庆阳和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人民安康。

❻ 中央一号文件为什么把粮食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重点

粮食安全，才是一个国家安定的基本基础。

❼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给农民带来了哪些实惠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全面定调2014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工作。
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1年聚焦“三农”。今年的关键词“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站到了俯瞰全局的高度，提出抓紧构建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利用国际市场调剂和补充国内粮食供给，首次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

❽ 中央连续六年发布的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的意义

牛年伊始，管理层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的文件，被称为2009年农业"中央一号文"，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11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是首次连续6年发布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笼罩下，农产品(000061,股吧)价格出现持续下滑、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农业遭遇较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管理层及时出台扶持政策，成为推动农业持续发展的一场及时雨。市场中的农业股异军突起，形成有效地板块联动。
2008年，全球遭遇了罕见的金融危机，且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对我国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冲击也不断显现。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受金融危机影响，全世界消费低迷，包括粮食需求都在下降，粮食价格和农产品价格呈现走低趋势。根据去年10月份的数据显示，国际市场上，小麦(资讯,行情)、玉米(资讯,行情)、大米等农产品价格与9月相比都有较大幅度下降。我国市场上，这些农产品的价格也在不同程度下降。从目前整体情况来看，国内农产品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农业的比较效益将会随着农产品价格下降，逐步走低，由此可能出现新一轮农产品卖难问题，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二是农民增收局面趋于严峻。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增多，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在日前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一亿三千万外出农民工中，大约有两的千万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而我国农民收入结构中，45%为外出务工的非农业收入，农民新增收入中，又有70%来自于非农业务工增收。因此农民工外出就业形势的不利状况将给明年农民增收带来很大困难。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明显加大。在去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管理屋已经开始关注新形势下的"三农问题"，并以中央09年一号文件形式下发，凸显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重视程度。

《意见》共分5部分，约11000字。包括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稳定发展农业生产；强化现代农业物质支撑和服务体系；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意见要求较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在上年较大幅度增加补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补贴资金；2009年要在上年较大幅度增加补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补贴资金。增加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加大良种补贴力度，提高补贴标准，实现水稻、小麦、玉米、棉花(资讯,行情)全覆盖，扩大油菜和大豆(资讯,行情)良种补贴范围。大规模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补贴范围覆盖全国所有农牧业县(场)，带动农机普及应用和农机工业发展。中央惠农政策的持续不断出台，有利于稳定农业生产，农业板块在政策积极扶持下，波段机会显现。而对于即将召开的两会，三农问题无疑又将是倍受关注的焦点，政策面将主导近期农业板块的走势。

对于二级市场上来说，由于受国家政策持续大力扶持，农业板块走势一直走势独立于大盘，尤其是在熊市的持续调整中，该板块表现出良好的抗跌性。由于农业类上市公司业绩参差不齐，整体市盈率水平偏高，在年报的集中公布期，难以持续大面积走强，受消息面利好刺激波段题材炒作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投资者应避免追涨，对受政策直接扶持的品种可逢盘中宽幅震荡时波段参与。

❾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聚焦三农，此次发布文件核心内容是什么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聚焦三农，此次发布文件核心内容是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打造农业全产业链。中央和地方共同加大粮食主产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2021年建设1亿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高标准农田。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发布。如何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怎么守住耕地红线，如何治理高价彩礼等不良风气，这些关乎农业、农村、农民的热点话题，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都作出了相关部署。

“我们将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和防止耕地‘非粮化’，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同时还要确保15.5亿亩永久基本农田主要种植粮食及瓜菜等一年生的作物。另外，我们还要确保规划要建成的高标准农田，要努力种植粮食。确保一季能够产1000斤，两季能够产1吨粮，这就是高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