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审计署不良贷款

Ⅰ 为什么银监会披露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与其年报中数据不一致

银监局规定，不良贷款的比例不能超过百分之五了。这是个硬性指标了。他的年报表不会超百分之五的。

Ⅱ 荆轮效应的警惕巨额不良贷款问题的棘轮效应

我国的不良贷款问题已经成为妨碍金融深化、拖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心腹之患。经历年处置，仍然有4．5万亿不良贷款亟待处置。这些不良贷款渗透在整个经济领域，形成原因复杂，集中沉淀了我国多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
不良贷款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其衍生的“棘轮效应”。广义的“棘轮效应”，是指经济活动中某种行为惯性趋势的不可逆性。就像前进中的“棘轮”一样很难逆转。我国不良贷款问题的“棘轮效应”正在通过复制、传导、波及、扩散、感染和挤出机制，自动地放大自己，转嫁最终损失。 2000年我国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不良贷款余额为27439亿元。剥离13939亿元后，余额为13500亿元，但截止到2004初年按四级分类为16967亿元，增加了3467亿元；按五级分类则高达19880亿元，增加了6380亿元。由此可见，形成不良贷款的机制仍然在惯性地催生不良贷款。这表明，国家采取剥离、注资、“双降”和一系列的监管措施及“道德劝告”的成效并不明显。
——传递效应。由于隔离本身不能形成抑止创造不良贷款背后“道德风险”的约束机制，创造不良贷款的机制迅速传递到不良贷款剥离上。从2000年到2005年三次大规模的剥离都有趋同的特征：一是在呆滞类和可疑类中裹进事实呆账和事实损失类。财政部曾认为2000年剥离的不良贷款可回收4000亿元，由于呆滞贷款中事实呆账高达3987亿元，仅此一项就形成非处置损失1156．1亿元，不良贷款初始评估确值的安排也随之流于形式。随后的两次剥离，可疑类同样掺杂了大量的事实损失。二是从多层次的监管检查结果看，剥离前粗放处置，折分剥离、张冠李戴、擅自释放担保权、擅自出具破产意见、擅自豁免或打折、剥离期间放弃维权弄、重要凭证缺失、伪造或销毁凭证等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剥离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不仅造成非处置损失，而且稀释了国家投入巨额清算资金的实效，增加了处置难度。“棘轮效应”在剥离过程中传导的原因是持续的宽容政策导致没有明确的“游戏规则”和彻查问责。 棘轮效应还加剧了处置不良资产的边缘化倾向。在美国模式的影响下，原本是简单的债务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了。通过让渡利润空间转让资产，总体上并不是提高了资产变现率，而是降低了资产变现率，增加了国有资产的损失。国家审计署的现场审计已经揭示出：大量的不良资产虚假评估贬值，暗箱操作贬值、内外勾结贬值，低价回购贬值。转移到非专业化社会机构、企业、团体和个人手上的债权，再通过极不规范的方式转手牟利而且避开了处置监管，这不但无助于社会信用体系的重建，而且很大程度上给鲸吞国家利益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我国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处置还刚刚拉开序幕，如果不能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不良贷款衍生的棘轮效应问题，当向下调整的周期出现时，“棘轮效应”的累积能量就会破坏性地爆发。

Ⅲ 怎样审计不良贷款余额的真实性

客观分析判断目前中国银行业的信贷资产质量，应当说资产质量是真实的，披露的不良贷款率基本准确。
首先，已披露的不良贷款信息是真实的。银行披露的重要经营数据信息，包括不良贷款等资产质量信息都是经过外部审计师审计的，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审计师都会要求银行进行调整，并按调整后的贷款质量分类进行披露。其中大型银行的外部审计更是由国际知名会计师机构承担的，说明银行所有的经营数据都是透明的。贷款质量分类如有重大不实或虚假，无论是银行还是外部审计师都须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尽管可能有少数银行分支机构采取弄虚作假等违规手段来掩盖其不良贷款，但上级行、监管部门通过各种方式的监测控制、现场检查以及外部审计，都会对此提出纠正或调整分类。当然也不排除在正常关注类贷款中仍还会有个别事实不良贷款。从总体上看，现在银行披露的不良贷款应当是真实的。
其次，资产保全与风险缓释措施是银行化解风险的重要方式。有人认为现在银行资产质量不实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不少银行的分支机构都在通过借款合同要素的调整、展期、重组甚至借新还旧等方式来掩盖真实的信贷资产质量。
现在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市场环境变了，交易模式变了，必然会使得一部分借款人难以继续履行原先与银行签订的融资合同。银行也会遇到许多新的不确定因素，需要采取各种不同的风险防范、保全、缓释、控制、处置等措施来保持信贷资产质量尽可能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与借款人商议，对原借款合同要素进行调整修改或展期，达成新的双方都可接受的、可执行的合同来缓释风险、保全资产，以适应新的经济运行。这既是企业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也是银行化解信用风险最重要、最常用的方式，完全符合监管等规制的要求，符合国际银行业的惯例。不能把银行这样的风险管理措施，视为掩盖真实信贷资产质量的行为。
事实上，这种借款合同要素的调整修改，就是在经济上行期也普遍存在，只是现在更多了。当然这类操作的基本原则，就是银行要确保风险不扩大或风险可控，不会对未来的信贷资产质量带来更大的压力。例如，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变化，销售进度大大放缓，原先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是按以往快速销售的惯性思维来设定的，与房地产市场变化后的销售进度不匹配，导致发生贷款违约的概率大大提高。银行与借款人需重新协商，根据实际的市场销售回款等情况，对原合同中的贷款期限、还款方式等一些要素做相应的调整，以使贷款能正常还本付息。针对诸如此类的风险因素，银行通过这样一些资产保全与风险缓释措施，以避免客户出现技术性违约。
再次，有潜在风险的贷款不是实际的不良贷款。近来不断有境外机构及其分析师对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进行分析，认为风险债务或风险贷款率较高，与披露的数据差异较大。这实际上说的是有风险因素或潜在风险的贷款，但时常被人误解为不良贷款。还有人随意放大中国银行业的信贷风险，把一些有潜在风险的贷款认定为不良贷款或称之为坏账贷款，并以此为由对银行披露的不良贷款率提出不实的质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4月出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银行业有风险债务的比例为15.5%。其定义的“风险债务”是指EBITDA利润（未计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的利润）不足以偿付当年利息的情况。但该报告还统计了样本企业连续两年的风险债务，这一比例就降到了9%，下降了6.5个百分点。显然，有风险因素的贷款不是实际的不良贷款。按此推测，如果统计连续三年，样本企业的风险债务可能会降至更低，这就与银行业披露的数据大体吻合了。这也说明中国银行业的信贷资产质量是真实的。即便一家企业连续多年都有以上债务风险，那也只是提升了违约的概率。只要企业有履约意愿和其他偿债来源，就不一定会发生违约。
从实际情况看，有些潜在风险因素确实会导致贷款劣变为不良，但大部分都不会劣变。据对工商银行的逾期贷款跟踪分析发现，有70%的逾期贷款风险可控，其中有近半是技术性的，逾期时间不足10天。只有大约30%的逾期贷款预期会有损失。如工作做得实一点、细致一点，有相当部分逾期贷款是可以不逾期的，不会有那么大的剪刀差，也会减少一些人的疑问。
可见，有潜在风险因素的贷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透过表象来做些具体的、有深度的解剖分析。但从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确实须引起高度关注，稍有不慎，对风险因素、潜在风险不及时采取措施或措施不力，就会有更多的潜在风险转变成现实风险。因此必须要提前做好风险防控工作，尽可能避免或降低对信贷资产质量的影响。事实上，这也是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最重要的内容。
最后，正确看待不良贷款的批量转让处置。近年来中国的商业银行通过批量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贷款的比例逐步增大，从2013年的10%升至2015年32%。由此也有人认为，银行通过这种批量转让的方式，把不良贷款移出表外，是在掩盖不良贷款。
现金清收、呆账核销是银行不良贷款处置的最主要的方式，批量转让实际是现金清收和呆账核销两者的结合。批量处置不良贷款也是国际上常见的一种不良贷款处置方式，所以本身不存在掩盖不良贷款的问题。从中国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银行不良贷款的核销、抵债等处置，要受到一定的政策约束和市场环境的限制，有些贷款还会因情况变化多、相互交叉多、涉及的责任人多等因素，难以及时核销，有些抵押物很难处理，这与国际上的同类银行有较大的差异。虽然资产证券化已经启动，但也只是尝试性的，目前市场还很小，且受到流程长、环节多、成本高等方面约束，远不能满足银行对不良贷款处置的需求。债转股也在探索，但需研究的问题可能更多。
商业化批量转让处置不良贷款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受到银行业的欢迎。但由于可以参与批量处置的机构很少，批量转让的市场有限，而需求则在不断增大，导致不良资产的价格逐步走低，转让成本增大。有的批量转让包的受偿率已不足贷款面值的10%，有的甚至是基本没受偿。
正是现行的不良贷款批量转让处置渠道、方式等比较窄，缺乏足够的市场空间、合适的投资者、相应的工具，迫使银行在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内，试图通过创新来寻找新的批量转让处置途径和方式，使不良贷款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处置。

Ⅳ 国家审计如何推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建立

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都在着力加强以宏观审慎监管为重要内容的金融监管改革，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也正式提出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逐步展开以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为核心内容的金融监管改革。而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环节，在开展重大金融监管改革的背景下，理应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从而推动建立有效金融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实现其抵御、改进和预防等“免疫系统”功能。
一、我国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一）我国缺乏混业经营的金融监管经验，监管难度越来越大。
尽管我国仍然实施严格的分业经营体制，并形成了以一行（中国人民银行）、三会（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为主体的较为完整的分业监管体系。但目前在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混业经营性质的金融服务项目，混业经营已经萌芽，这对先行的分业经营监管体制造成了强大压力。不同监管部门既按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又按金融业务进行监管，交叉监管的现象突出，不仅制约了金融业务的创新活动，也经常给市场发出互不协调、相互矛盾的信号，极大的影响了金融监管的成效和金融改革的进程。随着中国未来逐渐融入国际金融体系，许多国内现有的管制或规定将被强行突破，金融分业监管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二）逆周期操作将对资本充足率有更高要求。
金融风险的发生会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金融机构应该在经济繁荣时期储备更高水平的资本，以便在经济萧条时期拥有更大的缓冲余地。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作为一个典型的宏观审慎工具，就是逆周期操作的体现。特别是当借贷总额超过经济上或某个领域上应有的平均值时，由于用于购买资产的借贷不断增大，将导致资产价格上升从而引起系统性危险的持续扩大。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虽然不能结束繁荣衰退周期，但将有助于减少幅度。
在人民银行2009
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明确提出，“只有银行在经济高涨时计提充足的损失准备，在衰退到来时才不至于因准备不足而被迫紧缩贷款。”这意味着，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标准很可能提高，以限制杠杆率。
（三）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重点应放在对系统风险的预警，强调“市场准入”、“过程监管”和“市场退出”的监管。
由于欧美国家混业经营、金融控股公司大量存在，系统风险主要存在于风险在金融市场间的传播，而中国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是由金融体制的“信贷配给异化”（间接融资市场更发达且信贷资源主要投向国有大中型企业）造成的宏观经济周期引发的。因此，对系统风险的防范上，与欧美国家将防范重点放在对“系统性重要机构施加额外资本”和“破产隔离机制”上不同，我国应放在对“宏观系统风险”的预警上。同时，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模式是保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有力支撑，中国金融体系要重视的不是美国“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反而是太多的“小而不倒”的问题。中国应加强“市场准入”和“市场退出”的监管，允许国内民营资本自由进入各类金融机构，建立国有金融机构的有效退出机制，并加强“过程监管”，防止监管黑洞。此外，与传统金融风险预期模型不同，宏观审慎风险预警的重点应放在分析金融体系的信贷增长、资产价格和杠杆率等指标相互影响的机制、主要特征及演变趋势，以及宏观经济大幅波动对金融体系可能造成冲击的渠道，并进一步分析金融体系之间如何反作用于宏观经济等。
二、国家审计如何推动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宏观审慎监管最直接的目标是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金融系统对经济体系的负外部溢出而采取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的推动我国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建立，国家审计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助力。
（一）强化宏观意识，关注金融监管体系中重复监管与监管缺失并存的问题，促进建立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逐渐推进一体化监管体制。
此次金融危机表明，宏观审慎监管只有在央行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保持密切联系的情况下，才能在承受压力时有更迅速的反应并做出更好的决策。因此，国家审计应该关注“一行三会”重复监管和监管缺失的问题，及时予以反映，促进金融监管部门对各自现有的金融统计数据库结构和统计网络进行改造，建立统一的、独立的、可自动生成统计指标和金融监管指标的宏观审慎监管共享数据库，形成统一、集中、高效的金融信息来源，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从而避免监管不协调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审计还可采取审计调查的方式，探讨逐步推进一体化监管的可能性。因为一体化监管不仅具有规模经济优势，可以节约监管成本，消除监管真空并避免监管套利，更好地适应混业经营的要求；还能更加迅速的发现金融系统风险并对风险做出高效反应，及时采取逆周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二）将银行业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资本金充足情况和不良贷款比率作为一项常规审计内容，及时反映银行业潜在系统风险，充分发挥审计免疫功能。
我国银行体系的高脆弱性主要表现在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和不良贷款比率过高，但由于银行受到政府的隐性担保、高储蓄率和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原因，使得商业银行体系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挤兑风险。但随着证券市场以及其他资本市场对储蓄的分流，银行体系的风险将逐渐显露。特别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调查结果显示，资本金缺位是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主要风险。
因此，将银行业包括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资本金充足情况和不良贷款比率作为一项常规审计内容，重点揭示资本金“名存实亡”的问题，可以为逆周期政策的选择和决策提供依据，也可以补充监督金融行业的运营安全，降低金融系统风险。
（三）国家审计通过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审查和监督，对于完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审计对金融监管机构的审查监督，对于促进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家审计可以发现各种不利于宏观逆周期政策执行的问题和隐患，并对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估，为实施恰当的政策提供基础的、可靠的信息，促进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建立；其次，国家审计对于“准入监管”、“过程监管”等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效果进行审查和监督，为政府提供合理建议，促进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完善；最后，国家审计对于金融监管机构及其相关工作进行审查和监督，可以提升金融监管机构的信息质量和管理水平，从而协助其实现宏观审慎监管。（孟岭）

Ⅳ P中央银行业务收入的审计重点是

ZG检查是否定期编制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检测清单PEJ

Ⅵ 棘轮效应的不良贷款

我国的不良贷款问题已经成为妨碍金融深化、拖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心腹之患。经历年处置，仍然有4．5万亿不良贷款亟待处置。这些不良贷款渗透在整个经济领域，形成原因复杂，集中沉淀了我国多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
不良贷款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其衍生的“棘轮效应”。广义的“棘轮效应”，是指经济活动中某种行为惯性趋势的不可逆性。就像前进中的“棘轮”一样很难逆转。我国不良贷款问题的“棘轮效应”正在通过复制、传导、波及、扩散、感染和挤出机制，自动地放大自己，转嫁最终损失。 2000年我国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不良贷款余额为27439亿元。剥离13939亿元后，余额为13500亿元，但截止到2004初年按四级分类为16967亿元，增加了3467亿元；按五级分类则高达19880亿元，增加了6380亿元。由此可见，形成不良贷款的机制仍然在惯性地催生不良贷款。这表明，国家采取剥离、注资、“双降”和一系列的监管措施及“道德劝告”的成效并不明显。
——传递效应。由于隔离本身不能形成抑止创造不良贷款背后“道德风险”的约束机制，创造不良贷款的机制迅速传递到不良贷款剥离上。从2000年到2005年三次大规模的剥离都有趋同的特征：一是在呆滞类和可疑类中裹进事实呆账和事实损失类。财政部曾认为2000年剥离的不良贷款可回收4000亿元，由于呆滞贷款中事实呆账高达3987亿元，仅此一项就形成非处置损失1156．1亿元，不良贷款初始评估确值的安排也随之流于形式。随后的两次剥离，可疑类同样掺杂了大量的事实损失。二是从多层次的监管检查结果看，剥离前粗放处置，折分剥离、张冠李戴、擅自释放担保权、擅自出具破产意见、擅自豁免或打折、剥离期间放弃维权弄、重要凭证缺失、伪造或销毁凭证等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剥离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不仅造成非处置损失，而且稀释了国家投入巨额清算资金的实效，增加了处置难度。“棘轮效应”在剥离过程中传导的原因是持续的宽容政策导致没有明确的“游戏规则”和彻查问责。 棘轮效应还加剧了处置不良资产的边缘化倾向。在美国模式的影响下，原本是简单的债务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了。通过让渡利润空间转让资产，总体上并不是提高了资产变现率，而是降低了资产变现率，增加了国有资产的损失。国家审计署的现场审计已经揭示出：大量的不良资产虚假评估贬值，暗箱操作贬值、内外勾结贬值，低价回购贬值。转移到非专业化社会机构、企业、团体和个人手上的债权，再通过极不规范的方式转手牟利而且避开了处置监管，这不但无助于社会信用体系的重建，而且很大程度上给鲸吞国家利益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我国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处置还刚刚拉开序幕，如果不能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不良贷款衍生的棘轮效应问题，当向下调整的周期出现时，“棘轮效应”的累积能量就会破坏性地爆发。

Ⅶ 国有银行坏账剥离给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之后，发生了什么

1999年开始，信达、华融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奉命处理四大商业银行上万亿不良资产，十年后这些“坏账银行”又借市场化跳板把更多账单塞进国家手中，如此辗转腾挪的后果便是，坏账不减反增，全体纳税人掏腰包。

要了解今次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仿照“信达模式”设立共管账户的性质，就必须知道中国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前世今生。亚洲金融风暴中的1999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将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1.4万亿元的巨款坏账果断剥离，对口设立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简称AMC），以求换得金融业和整体经济的轻装改革。财政部作为唯一股东向每家公司注资100亿元，并担保四大AMC从央行获得6041亿元再贷款，再向四大国有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共发行8110亿元金融债券，以此按1:1的对价购买不良资产。

在华尔街，处置不良资产的公司往往被称为“秃鹫”，他们靠那些“腐肉”为生，也替整个经济体清理垃圾。而这批中国金融“秃鹫”的设立目标也是为了在十年存续期内“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和减少损失”。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说，首次剥离的1.4万亿不良资产“50％是各级政府行政干预导致的，30％是为了支持国有企业，剩下的20％才是银行自身经营造成的。”简单说，AMC的成立就是给中国金融业向市场经济转轨“擦屁股”的，正是这四家“坏银行”的存在让四大国有银行有了成为“好银行”的可能性。

2006年底，官方公开数据显示，AMC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21万亿，占接受总额的83.5%，现金回收约2110亿元，回收率约在20%左右。对于资产管理的十年成绩，外界褒贬不一。尽管处理不良资产是个高技术难度的活儿，尽管四大国有银行中工行、建设银行雄踞全球银行业赚钱能力前两位的成绩表明当初“扔下沉重包袱”、“以时间换空间”决策的正确性，但20%左右现金回收数据仍然表明，AMC辛辛苦苦十余年，银行系统不良资产还有1万多亿元，只是从商业银行挪到到AMC口袋里。

再考虑20%回收率背后的成本，AMC成立时从国有银行借调了工作人员，回收现金的费用率在8.65％。AMC前期将相对优质不良资产处理万之后，后期回收率一年比一年低，管理费用却一年比一年高。AMC管理人员曾披露：“如果回收100块钱你只能拿1块钱奖励，而制造100块钱费用你可能拿20块钱回扣，你选择哪个？”甚至出于十年存续期结束后前途未卜的担心，不乏有的AMC留着不良资产赚其他业务的钱，以免坐吃山空。

在AMC运作期间，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一直非常普遍。首先是“大限将至”的时间压力让AMC不得不在后期以迅速清空库存为目的实施“大甩卖”。曾参加过AMC资产包拍卖的业内人士称，因为经济周期而形成的不良资产如果必须在行政指令下的2006年底前处置完成，坑定会导致“贱卖”。他还透露，AMC为防范与私人交易时的道德风险，更倾向于卖给政府，价格自然也压的很低。

最为极端的例子发生在2006年，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将18.67亿国有金融不良资产低价转让，价格不足债权的1%。购买人随手仅靠其中一笔债权（约占总额1.4%），不仅收回了1800万的投入还另赚800万元。有业内人士甚至将之指斥为“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行为。事实上，AMC拥有不良资产处置的全部成本和收益信息，且掌握了资产折扣权，但回收率并没有硬性指标，运营损失由国家承担，这其中就产生了“寻租”空间。

2005年初，国家审计署披露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现已被查出各类违规和管理不规范问题资金700多亿元，发现案件线索38件、涉案资金67亿元。时任审计署长李金华在通报中指出，一些AMC财务管理松弛，虚报、挪用回收资金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采取虚报冒领、截留收入、虚列费用等手段，将资金用于发高额工资及奖金补贴等。

监管机关还注意到，回收资产最大化及处置成本最小化似乎并没有被放在AMC日常业务最重要的位置。凭借手握上万个企业的债务处置权，AMC建立了涉及租赁、证券经纪、不动产和信托业务在内的分支部门，华融官网曾显示它拥有300家企业的股权，旗下拥有10家金融平台公司，2009年利润同比增长102.9%。但是，所有AMC的业务信息包括最为重要的资金回收率并不曾定期公开。《红色资本主义》作者卡尔•沃特直言，从不良贷款被剥离出银行资产负债表那一刻起，政府和这些资产管理公司间的资金流动至今仍不完全透明。

总结“坏账银行”过去十年，明显特点就是在上万亿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上“成效不大”，坏账只是挪了窝但钱并没清算。更为严重的是，AMC在十年运营中本身又再不断产生新的欠账。据统计，包括四家AMC在成立初期以及2005年再度剥离不良资产，央行提供给AMC的再贷款高达1.2万亿；AMC向四家银行发行的8110亿元债券10年后也无法偿还。

也就是说，4家AMC政策性业务回收的现金在扣除各项费用之后，绝大部分用于支付央行再贷款和金融债的利息，所剩下的能够偿还本金的微乎其微。以华融公司为例，银监会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末，华融公司共回收现金543.9亿元，而同时期，华融公司向工行支付全部累计应付金融债券利息389.16亿元，同时向人民银行支付再贷款利息45.78亿元，还有累计费用支出为28.91亿元，三项合计已达463.85亿元。

老账还没处理完，超过万亿的政策性业务亏损挂在了AMC的账上，这就是“坏账银行”十年后所面临的尴尬现实。不过在选择AMC选择后续改革路径的时候，事业单位政府“管饱”的优越性再次体现。2009年建设银行宣布持有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2470亿债券延期十年；随后中国银行业跟进延期债券10年，利率维持年息2.25%不变，财政部继续对债券提供担保。

另外，AMC欠央行的5739亿再贷款则停息挂账。正常情况下央行为保障资产负债大致平衡，每增加一笔债权就该相应的钞票。每还一笔钱，也要注销一笔基础货币。挂账意味着左边AMC不用再偿还贷款，右边也不再缩减货币，流动性停留在市场上，就有可能导致全社会的通货膨胀。

类似上述政策“管饱”落实到具体资产管理公司，就产生信达向市场化转型时的“共管账户”。2010年，国务院批复信达与财政部共设“共管账户”，将历史上形成的2000多亿元巨额挂账损失剥离至此账户，存续时间初定为十年。

“共管账户”本质上用未来的收益来还当前的欠账，做法是将剥离的不良资产置换成优质资产，财政部向信达发放等额付息债券，以其作为信达唯一股东未来预期可获得的分红以及所得税减免部分归还。引入“共管账户”方案后，财政部作为不良资产的债主不需要立即支付现金化解损失，而信达的财务报表将变得干净甚至“健康”，最终新帐、旧账都留给了未来。

2010年《证券市场周刊》撰文指出，从AMC接收不良资产开始，所谓“政策性收购”就是个数字游戏。十几年后，AMC欠央行约1万亿，签四大国有银行8200亿，原购入的1.4万亿不良资产只有20%现金回收。无论这些欠款是进入“共管账户”还是债券延期、停息挂账，都不过是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不同科目下“左兜换右兜”。但债务就是债务，企业核销要靠利润，财政核销要靠纳税，央行核销要靠通胀。

这些坏账隐藏在中国的GDP效益中，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泡沫。仅以“共管账户”剥离剩余坏账的做法匡算，如果后来的长城、东方都仿照信达、华融的方式操作，未来十年近万亿不良资产还是处理不掉，最后的结果分摊到全民每个人需要为此掏出将近1000元。而据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野华的测算，包括农行股份制改革的成本，中国金融渐进式改革成本已累计3.2万亿，若一次性核销，2009年中国GDP总量的10%就没有了。

凡是资本运作，必定有群体为此支付代价。央行与财政部不是创利企业，由央行和财政部承担不过是由纳税人承担成本的隐讳说法。分析中央财政拯救银行坏账的具体方法，也可以证明是如何为坏账买单的。当坏账积累的一定程度，银行只有用自身利润核销坏账才是直接支付。若国家动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就相当于直接向市场多投基础货币，以隐性通胀的方式摊薄所有人民币使用者的福利，以铸币税的方式搜刮国民以填补银行的无底洞。

此外，AMC向四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是由中央财政担保的，这种隐形担保的形式虽然不是直接的、一次性的买单，但最终是由中央财政间接、延期支付的。央行再贷款虽然目前已停息挂账，最后也还是通过流通领域的通胀造成物价上涨，民众买单。总的来说，起初的银行不良资产经过AMC处置后并没有减少，如今通过市场化改革又再塞回财政体系，坏账在被转移、被延期支付的同时仍然在被放大、被恶化，最终接盘的只能是全体纳税人。

Ⅷ 贷款风险分类逾期180天划入次级的规定有哪些

贷款风险分类逾期180天划入次级的规定是由《贷款通则》规定的。

根据《贷内款通则》第容四十七条贷款人应当根据贷款风险状况将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类。贷款人应当及时催收逾期的贷款。对项目贷款和公司贷款根据逾期天数将贷款分为逾期90天、180天、270天、360天和360天以上五个档次进行统计，并作为贷款质量分类的重要参考指标。对零售贷款应比照上述规定对逾期天数作更细致的划分。

(8)国家审计署不良贷款扩展阅读：

《贷款通则》第三十七条贷款人发放担保贷款时，应当对保证人的偿还能力，以及是否违反国家规定担当保证人，抵押物、质物的权属和价值以及实现抵押权、质权的可行性进行严格审查。贷款人发放信用贷款时，必须对借款人进行严格审查、评估，确认其资信具备还款能力。

第三十八条发放担保贷款，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签订担保合同，办理担保手续。需要办理登记的，应依法办理登记；需要交付的，应依法交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