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贷款双升压力银行信贷供给影响

『壹』 如何看待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持续“双升”

一、不良贷款现状 所谓银行不良贷款，主要指银行不能正常收回或无法收回的的贷款。我国银监会采用国际上通用的五级分类法对贷款进行分类，即次级贷款类、可疑贷款类、损失贷款类，2007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2684.2亿元，占全部贷款比例6.17%，其中次级贷款余额2183.3亿元，占全部贷款比例1.06%，可疑贷款余额4623.8亿元，占全部贷款比例2.25%，损失贷款5877.1亿元，占全部贷款比例2.86%.银监会成立以来，一直把银行业不良贷款的下降作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积极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体制和机制改革,不断推动商业银行积极清收贷款和利用拨备核销贷款损失，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实现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的下降，达到历史最低水平。2007年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6.17%,在上年末7.09%比例的基础上全年呈持续下降趋势。2007年末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万亿2,684.2亿元人民币，这一数据较之上年末1万亿2,549.2亿元人民币的数据略有攀升。分机构看,外资银行不良贷款比例最低,为0.46%；其次为股份制商业银行,为2.15%；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仍然是最高的8.05%。
二、不良贷款成因分析 不良贷款的形成原因多种多样，不外乎来自于银行外部的原发性因素和银行内部管理的内生性因素。 1.来自由于银行外部的原发性因素 (1)借款人的因素。借款人可能是内部经营不善、产品市场萎缩，也有可能是借款人借改制之机故意逃废银行债务，缺乏还款意识。(2)政策因素。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缺乏连续性，经济波动的频率高、幅度大，使信贷扩张和收缩的压力相当大，在宏观紧缩、经济调整时期，往往形成大量贷款沉淀。(3)行政干预因素。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压，地方财政挤，迫使银行发放大量指使性贷款、救济贷款，贷款行为行政化，信贷资金财政化，直接削弱了贷款产生经济效益的基础。 2.银行内部管理的内生性因素 (1)决策失误。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对借款人的现状及市场形势的判断偏差或失误引起重大信贷决策上的失败导致不良贷款的形成。(2)信贷人员素质。部分人员素质不高，难以进行贷款的科学决策和有效管理，违规放贷时有发生；在执行信贷政策方面，有的信贷人员随意性很大，存在“人情代替制度”现象。(3)贷款结构不合理。贷款组合结构性失衡，如贷款投向不合理引起贷款过度集中等造成不良贷款的形成。(4)道德因素。信贷人员除了必须具备一定的金融理论、企业财务管理、法律制度等业务知识外，还必须具有诚实的品格和强烈的责任心。部分信贷员“在其位而不谋其职”工作主动性差，缺乏开拓创新精神，不能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甚至蓄意营私舞弊、违规违纪、违法犯罪，引起不良贷款的形成。
三、不良贷款的清收办法 银行不良贷款，是中国金融业最大的风险所在。国际通行标准认为，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率警戒线为10%。近年来我国不良贷款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不良贷款仍然威胁着金融的安全稳定。。如何采取合理的清收办法化解不良资产一直是银行业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1.要有健全的组织管理体系 银行总行应有管理全行风险贷款的审批决策机构,有专门的职能部门如资产保全部具体管理与办理;各分行与支行设有风险贷款化解小组,逐级对风险贷款进行管理。 2.要加强对不良企业的管理 信誉不良的企业一般是不能正常还本付息的企业,不能正常还本付息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所以,应分类管理,对不同的原因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客观原因主要是在经营上资金周转出现问题或经营管理不善,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的要求等,导致企业经营难以为继,无力还款;主观原因主要是企业利用非正常经营,故意减少资产或增加负债,以实现其不还或少还贷款的目的,对于这种故意逃废债务行为必须从严,按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执行。 3.采用法律手段保全资产 以诉讼方式更具有强制力,利用国家机器维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利,通过诉讼方式化解风险贷款是否成功的关键主要取决于财产保全工作的成效,一旦保全成功,诉讼案件便可以通过和解方式提前结束,全额收回贷款.金融机构在通过诉讼途径化解风险贷款时,在注重其实体权利的维护是不要忽视了司法程序的规定,导致由于程序上的延迟而丧失了实体权利,即诉讼时效,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有些特殊情况下为1年。 4.实行公开招标拍卖方式 运用拍卖方法是最公证、公平，资产价值得到最大体现的一种方式。以拍卖的方式拍出，盘活了不良资产，回收了资金，资金风险大大降低。 5.政府承担不良金融资产 从金融不良资产形成原因看有地方政府干预的因素，银行的贷款曾经支持过企业、地方经济发展。因此，无论从受益的原则还是从造成损失的原因去追究，债务人和地方政府都应当在这种错位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中承担相应份额的合理成本。从本质上来说，不良资产处置是对历史上形成的错位的社会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使其尽可能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用。但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损失，如果全部由银行来承担显然是不合理的。政府承担不良金融资产有利于为地方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改善当地的投融资和信用环境，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贰』 银行业的不良双升 双升是什么意思

不良贷款额、不良贷款率双双提高了。

『叁』 不良贷款对经济的影响

一、政策导向：再贷款的效应分析
发放再贷款是国家为了增强农村信用社支农能力，扶持农业发展的一项重大金融政策，也是支持农民致富、农民增收的一项“民心工程”，其对缓解农村资金需求矛盾，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我们以典型的农业市——咸宁市为样本，探讨再贷款政策实施效应。
从1999年开始，人民银行运用再贷款开始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通过近四年来的实施，再贷款对支持农村信用社和“三农”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
1、再贷款大投入：引导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大增长
一是再贷款总量大幅度上升。自1999年4月以来，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逐年对咸宁市增加了再贷款限额。据统计，1999-2003年9月，再贷款限额由7000万元增加到35000万元，四年间增长了4倍，年均增长100%，四年间人民银行累计向信用社发放再贷款由12650万元增加到37600万元（没有含展期再贷款），四年间增长100%，年均增长25%（见图一），四年来人民银行共累计发放再贷款14.19亿元，有力地促进了“多赢”的良好局面形成。
图一 再贷款增长
附图{图}
二是农村信用社成为农业贷款投放的主体。通过再贷款的大投入引导农村信用社对农业贷款的大增加。自1999年－2003年9月，农村信用社各项贷款余额由1999年的47459万元增加至2003年9月的122652万元，四年间增长1.58倍，平均每年增长39.5%，农户贷款余额由1999年的14894万元增加至2003年9月的38800万元，四年间增长1.6倍，平均每年增长40.1%（见图二）。农村信用社累计发放贷款32亿元，其中农户贷款19.5亿元，占59.7%，农村信用社农村贷款余额占全市农村贷款余额的96%以上。
图二 农信社贷款增长
附图{图}
2、农村经济效应
(1)助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咸宁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虽然有较多的自然优势和较强的基础优势，是有名的“茶叶之乡、楠竹之乡、桂花之乡、苎麻之乡”。但长期以来，农民以传统的种养业为主，收入有限，积累不足，导致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再投入能力有限，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辖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近年来，再贷款的投入和支农贷款的逐年大幅度增长弥补了这种不足，有力地助推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重点建成了雷竹、茶园、蔬菜、柑桔、猕猴桃、优质麻、名贵苗木等10多个产业化生产基地，并初步形成了区域性的特色产业化格局。
(2)农民的增收效应显现。大量贷款的农户通过运用再贷款发展特色农业，实施科技种植，提高了收入。2002年全市农民纯收入达到2204元，比1999年增加192元，平均增长3.3%。
(3)产出效应：资金要素的投入同时也推动了技术要素投入、劳动力效率的提高和规模经济性的获得，其增长或产出绩效是十分明显的。一是农民通过再贷款支持，广泛地购买、开发和应用农业生产新技术。如崇阳县铜钟乡在下村农民孙碧云掌握了养殖美国杜洛克猪、长白母猪的技术，在信用社的支持下，发展成为养殖大户，年创利润20万元。二是再贷款投入加速了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的进程。农村信用社紧紧依托农业产业化企业龙头，发展原材料生产基地，支持农户＋基地＋公司的产业发展模式，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规模种养和产业化经营，保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健康发展。
(4)农村信用观念改善。通过再贷款的运用，增强了农民信用观念，促进了农村文明建设。在全市普遍推行了“一户一证、一次核定、随用随贷、按期偿还、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信用等级管理办法。一举砍掉了农民难以跨越的信贷“门槛”，使贷款投入速度明显加快。
与此同时，农村信用社也从中获得巨大收益：(1)贴近了与农民的关系，基本解决了农民贷款难；(2)重塑了信合形象，提高了农村信用社的地位；(3)促进了农村信用社业务发展，拓展了生存空间。
二、传导梗滞：再贷款政策效应的约束
再贷款是在特定经济环境下为实现特殊的货币政策目标而运用的，既要受一定规模的限制，也要受供需双方和制度环境的约束，在传导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障碍和矛盾，影响其功能发挥，甚至存在风险或沉淀，必须加以重视。
（一）供给面：再贷款制度设计的缺陷
对农村信用社再贷款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必然要对再贷款的数量、价格、操作程序、运行规则进行设计。但从实际运作中看，这些制度设计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影响其功能的发挥。缺陷之一：再贷款限额调配不灵活、总量不足。再贷款是由人民银行总、分、支行逐级下达限额，但由于各地的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上所需的资金量随市场变化而迅速变化，再贷款限额实行严格的计划分配，人为控制，这与市场化配置资源不相吻合，导致区域性的再贷款达不到充分运用，有的闲置、有的不足。同时，再贷款的投量不足也难以满足农业生产资金之需。据咸宁市2001年、2002年农业生产资金需求情况调查：2001年农业生产共需要投入生产资金20.87亿元，可自筹资金12.85亿元（农业贷款），资金缺口达8.02亿元，而2001年再贷款限额为2亿元，占资金缺口的24.8%；2002年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共需投入资金32.9亿元，可自筹资金21.2亿元（包括农业贷款），预计资金缺口为11.7亿元。而2002年再贷款限额为3.5亿元，占资金缺口的29.9%。而且随着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结构调整不断升级，资金需求量会更大，再贷款总量投入不足将更加突出。缺陷之二：再贷款投向面窄与现代农业经济发展需要的矛盾。再贷款集中用于发放农户贷款，重点支持农民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的资金需求，以及农产品加工、储运业，还有农民消费贷款等需求，使用范围有限。但近几年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了大量新特点：一是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迅速。农村各类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非农产业迅速发展，且在农民纯收入中，占比迅速上升；二是农业经济逐步向规模化发展，农业产业化开始形成。这些新变化也涌现出了不同的农村客户，出现了以农业经营为主的种植粮棉油的农户，以规模经营为主种养专业户，以劳务收入为主，家庭主要劳力外出打工的农户，农村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杨家才，2003）。再贷款所规定的用途已不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限制了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经营性组织、农产品深加工的“农字号”龙头企业，农村个体工商业、个体建筑业等的贷款需求，而这些农村法人组织和涉农工商业正是农业发展的主力军。若得不到再贷款资金支持，一方面使农信社缺失一大批优质客户群，同时也偏离了再贷款所应支持的政策方向。缺陷之三：有风险转嫁之嫌。一是效益风险转嫁。以一年期的再贷款为例，再贷款发放到农户实际使用只有9个月左右，而信用社支付利息时要以一年时间计算，而收取的利息只有9个月，名义上有近5个点的利差，实际上不到4个点的利差，再加上营业税和市场风险，收益则更低，同时由于贷款使用分散，管理成本较高，实际收益更小，农村信用社难以获取相应的收益，按照风险与收益对称的原则，会挫伤支农积极性，再贷款的政策性功能也难以全面发挥；二是经营风险转嫁。人民银行对信用社再贷款到期要求百分之百收回，而使用再贷款的农户，由于弱质农业靠天吃饭的影响必然导致信用社投放的再贷款不可能100%收回，这就需要农村信用社用自身资金来归还再贷款，由于中央银行再贷款的信贷风险没有相应的承诺和补偿措施，全部由农村信用社承担，信用社难以重负。据统计，通城县信用联社2000年就有179万元对农户的再贷款逾期。
（二）传导体：农村信用社违约倾向
再贷款要作用于农业经济实体，是靠农村信用社这个载体来传导的，而农村信用社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包袱重，不良贷款负担沉重，2002年全市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35427万元，不良率达55.3%，高出全省平均水平。经营举步维艰，2002年以来全市农村信用社累计亏损53833万元，加上机制不全、定位不准、人员素质不高。要让这样的载体承担再贷款政策传导的角色，是勉为其难的，而且在实际运作中也是如此。即使再贷款政策有一些优惠，但优惠政策所收效益难以化解农村信用社的包袱，据一位信用社主任算一笔账：向一位农户贷款1000元，期限6个月，最高月利率6.3‰（上浮50%），最多可收利息37.8元，经营成本如下：支付人行再贷款利息12.6元，各项税费约2.6元，含证费、宣传费平均每笔约6元，交通费约2元，1%的损失10元，流动成本合计33.2元，收获毛利4.6元，若其损失率达到2%，则要亏损5.4元，这不包括人员工资、营业费用等固定成本，政策性支农与效益性经营相冲突时，农村信用社有可能不遵守再贷款运行规则，出现违约行为，违约率必然上升。一是利率水平违约。再贷款利率规定联社调剂给基层法人社再贷款的利率不得高于人行再贷款同期限档次的利率，基层法人社再把再贷款资金贷给农户时，可上浮到50%。但由于联社从自身经营效益考虑，对基层信用社发放再贷款高于再贷款利率进行调剂，而基层信用社发放农户贷款时则利率百分之百上浮，上浮到50%，甚至更高，凭借其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以图利益最大化，出现了支农贷款“优而不惠”的现象，这与再贷款政策设计的初衷相违背；二是贷款期限管理有抑农倾向。再贷款期限经过多次调整，现行规定最长可贷一年，到期后还款有困难时可以展期，累计展期期限不超过2年，这大大有利于生长期较长的农户种养殖业。但是农村信用社在履行贷款期限时，依然是“春放、秋收、冬不贷”，贷款基本上不跨年度发放，使得跨年度使用、可展期的再贷款，农户难以跨年度使用，不仅违背了农业生产周期规律，也难以发挥再贷款的经济效益。三是挤占挪用倾向。近年来，由于农村信用社支付风险突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一直困扰着农信社的经营，在存款滑坡、支付困难时，有可能利用再贷款来保支付。由于“三农”贷款存在效益低、风险高的特点，为了追求利润，有的信用社也把再贷款用于非农产业，用于拆借，进入股市等。
（三）需求面：“三农”风险防范的脆弱性
再贷款的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受到了“三农”风险防范脆弱性的挑战。
1、农民在再贷款认识上的错觉。部分的基层政府和农户对再贷款存在认识误区，将再贷款理解为政策性贷款，把再贷款与扶贫资金、救灾款混为一谈，积极还贷的意识不强，致使再贷款面临一定的人为风险。
2、市场风险。农户市场观念差，信息量小，难以适应大市场的瞬息万变，由于市场信息掌握不准，农产品市场价格浮动不清楚，大量农民盲目跟着生产，出现了“菜贱伤农”、“谷贱伤农”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加大了再贷款投放的风险。
3、自然灾害风险及由此产生的信用风险。由于“三农”的发展受自然灾害损害大，靠天吃饭的多。今年咸宁市遭受旱灾、水灾，导致部分农户不能按时还款，不可避免带来了一定的贷款风险。
4、农村社会化配套服务不健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要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规模养殖业，而这些特色种养业技术要求较高，需要提供健全的社会化配套服务，但是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
（四）管理面：安全与效率不相容性
再贷款作为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投放，必然要确保其资金安全，高效运转。为此，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严密的操作程序。由于制度设计上以安全为主，在实际运作中，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再贷款使用效率，提高了操作成本和监管成本，反而安全也受到了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设立三级专户，但难以封闭运行。再贷款自人民银行发放到农户手中，要通过人民银行、联社、信用社三级再贷款专户，但资金专户只管发放时再贷款能受控制，而再贷款回笼时，专户却不专，因为农户使用再贷款时不可能100%的全部按期还款，但再贷款却需要100%回笼，保证其安全，如果要以回笼到专户的资金归还到期的再贷款，那么大部分再贷款要逾期了，因此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封闭运行。二是台账设置过细，目前再贷款管理要设立三级台账，直接建立到农户，但目前基层信用社人员少，只有6-8人，特别是信贷员更少，信贷员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建立再贷款台账，既增加了操作成本，对再贷款安全防范也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三是人民银行监控难度大，管理成本上升。由于台账和专户设计不合理，实际操作中无法达到账与户的数字平衡和衔接，也无法及时监控农村信用社资金的去向。同时管理规定要求支行要按月进行一次现场检查，中支按季进行一次抽查。同时合作金融监管部门也将再贷款列入监管重点，两个检查部门在服务于同一对象时出现“两张皮”，有时是信贷部门检查完毕，合作部门按照上级要求又要进行类似检查，信用社难以应付，以致有的信用社甚至不想发放再贷款，监管成本上升。
三、多视角的思考：再贷款政策效应的实现途径
再贷款政策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政策导向作用，但在传导过程中存在一些梗滞，为了进一步挖掘再贷款潜在效应，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作为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更好地发挥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作用，在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更大作用。
1、再贷款政策设计的合理化。一是再贷款限额调剂要按一定的市场规则来进行，总行、分行、支行要根据农村信用社“三农”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分配再贷款限额，限额调剂一定要向农业大区、资金需求量大的地区倾斜，实行区别对待，重点支持。二是放宽再贷款投向的范围，只要有利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只要是符合“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标准，都可以纳入再贷款的支持对象，允许向农业企业法人、经济组织和个体民营经济发放支农贷款；三是建立合理再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如果属于农业自然灾害或客观原因造成的再贷款损失，可按一定比例免予再贷款计息或者降低再贷款利率，给予农村信用社一定的补偿。
2、完善再贷款传导载体，引导农村信用社增强支农力度。一是深化农信社改革，重点是充实资本金，明确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把信用社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进一步改进服务，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更好地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二是农信社继续发挥“下田间地头”的优良传统，在再贷款的引导下，加大小额农户贷款力度，规范利率行为，依照农业生产周期合理确定再贷款期限。积极为农民在产前、产中、产后提供信息、技术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调动农民生产经营投资积极性。同时，要给予农村信用社税收和提取呆账准备金政策上的优惠，按国际惯例，一般对政策性产业以及与之相关的金融机构实行减免税制度。因此，国家税收政策应适当考虑降低农村信用社税率，增强其消化历史包袱能力。还要实行优惠的呆账准备金提取制度，督促农村信用社转变服务方式，促进业务创新，降低竞争成本，为再贷款货币政策的实施奠定良好的微观基础。
3、激活农户贷款需求，增强风险防范能力。一是调整再贷款利率政策，发挥其调节信贷结构的作用，用再贷款发放支农贷款利率不准上浮或最高不超过上浮20%。二是要建立对支农贷款投入的补偿机制。对使用再贷款资金发放支农贷款实行财政贴息，同时对再贷款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提高农户和农村经济组织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三是建立农村金融保障体系。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机构，一方面补偿农民因受自然灾害等原因无法收回农业生产投资而造成的资金损失，另一方面，补偿金融部门发放的农业贷款因受自然灾害等原因无法收回而造成的贷款损失，这样既可以调动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积极性，又可以增加金融部门对农业贷款投放的积极性。四是健全社会化配套服务。政府部门要从技术、信息、售后服务等方面加强与农户的联系，并实行质量负责制，给再贷款的使用、回收提供市场化保障。
4、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改善货币政策的实施环境。要积极倡导守信者光荣且受益，失信者可耻且受损的理念，对不守信用、逃废债者给予严厉制裁，要继续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的评选活动，积极建设农村信用工程，只有这样，再贷款的货币政策实施环境才会好起来。
5、适当减化再贷款操作手续，增强监管有效性。人民银行只实行专户管理，对农村信用社台账管理以农户借据代替，以减轻农村信用社人员负担，减少重复劳动。同时人民银行加强非现场监管手段，建立再贷款使用效益考核机制，通过这个机制可以随时监测农村信用社的去向和营运情况。一旦出现违规行为，进行现场督查，并落实纠错措施，提高再贷款使用的安全性和效率。

『肆』 银行不良贷款压力有多大2017不良率见顶

2017年1月10日，银行业年度数据亮相。初步统计，截至2016年12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81%，是自2009年二季度以来，不良率的“峰值”。
据《国际金融报》记者了解，一些商业银行专门负责不良贷款处置的部门总在加班。
2017年，银行不良贷款率有何变化？
对于这个问题，业界观点不一，最乐观预计是，2017年银行不良贷款率。
如何化解这一难题？
目前，银行主要通过清收和核销进行管理，资产证券化和债转股等工具也已经被逐步使用。
某商业银行研究院商业银行研究中心负责人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结合银行业175.5%的拨备覆盖率看，总体来看，银行不良贷款可控。
不过，一位国有大行负责公司业务人士告诉记者，“在经济换挡期，银行业不良贷款压力还将持续数年。
特殊资产部总加班
“特殊资产经营部的同事总在加班。”某商业银行总行工作人员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告诉记者，“今年压力确实很大，毕竟不良资产多了，报表不好看。一些银行会主动降资产不良率，由特殊资产经营部进行剥离。”
这种说法也得到了另一位行业内人士的认可，“主动、有效压降不良占比，应该是大部分商业银行都会做的，不过不会大张旗鼓。”
很写实的一个情景，前述商业银行总行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细节，“某行下浮15%放贷款，我们问，为啥这么做？毕竟这样什么都赚不到，为什么放？答：做大分母。”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处于转型过程之中，在去杠杆和去库存的大背景下，部分行业和部分企业还会有信用风险事件发生，这对于银行业而言也会带来不良的压力。”温彬称。
此次银监会并未公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此前官方数据是，截至2016年第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7%，余额为14939亿元。
以国内商业银行不良率最高的农业银行为例，根据2016年三季报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30日，按照贷款质量五级分类，不良贷款率2.39%；县域不良贷款率为3.04%，比上年末上升0.02个百分点。
交通银行发布的研报认为，小微企业、产能过剩行业仍将是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主要因素，大型企业债务违约和房地产市场深入分化风险正在发展。
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崔勇透露，在工行整个融资盘子里，现在小微企业的融资余额达到20367亿，比去年同期增长8.2%，增加余额达到1500亿。“从这个数据来看，在整个工商银行内部小微企业占我们整个公司融资的比例已经达到了将近三分之一。”
建行信贷部一位人士告诉记者，“我们行出现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小微企业上，大中型客户很少。”
不过，也有些大客户令银行头痛。
仅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2016年第三季度，新增3000万以上不良贷款大户10户，共9.48亿元。其中，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平安银行大港分行的一笔2.7亿元借款，因其国外建设项目出现大额索赔，加之资金链紧张，已无法归还银行贷款。
2017不良率见顶？
2017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用了六个“严”字来体现监管层对于风险的重视，“严控不良贷款风险，严盯流动性风险，严管交叉性金融风险，严防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严治互联网金融风险，严处非法集资风险。”
东方证券分析师唐子佩分析，根据2017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的部署，需要注意几个要点，首先，2017年工作任务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次，强调严控不良贷款风险，“预计银监会将加大不良贷款监管力度，推进不良贷款加快处置，这有助于增强银行账面不良贷款率的真实性”。
中金公司研究部分析员黄洁表示，“看好2017年银行不良周期反转，甚至不良率的绝对水平也有可能见顶。即使经济下滑，但只要不加速下滑，银行不良形成率回落依然有宏观上的支撑。”
黄洁认为，自下而上地分析，长三角是本轮不良周期的领先指标，领先全国约2年。长三角不良形成率2013年上半年见顶，而全国是2015年上半年。而长三角的不良率绝对水平已于2015年下半年见顶，以2年时滞推算，2017年下半年全国不良率或见顶。
不过，对于不良率的预判有不同看法。
“2017年要确保‘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小微企业风险可能进一步暴露。”前述某商业银行研究院商业银行研究中心负责人预计，2017年银行贷款不良率可能继续提高。
一位国有大行负责公司业务人士告诉记者，“在经济换挡期，银行业能够维持这样的不良水平是很不容易的。”但他坦言，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压力还将持续数年。
传统处置方式饱和
目前银行主要通过清收和核销的方式处置不良贷款。
清收和核销，从财务角度看，要考虑利润、拨备和资本。
作为逆周期调控手段，拨备面临较大压力。自2009年开始引入“动态拨备制度”以来，商业银行前瞻性地在经济上行和利润较好时期多计提拔备，截至2012年末，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295.51%，达到历史最高点。
受银行盈利水平下降和核销不良资产因素影响，今年以来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持续下降，12月末为175.5%，个别银行甚至一度低于150%的监管红线。
作为当前银行利用外部资源处置不良资产的主要途径，资产管理公司（AMC）在上一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中发挥了关键的主导作用。目前中国已初步形成了“全国+省级+地市”的三级AMC体系，包括华融、信达、长城、东方等4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28家省级资产管理公司和4家地市级资产管理公司。
不过，温彬认为，AMC处置不良资产的容量不能满足市场需要。按照监管规定，AMC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2.5%，也就是说AMC的杠杆率在8倍左右，照此测算，AMC大概还有1万多亿元的不良资产处置空间，处置能力相对有限。
中国工商银行信贷与投资管理部总经理魏学坤告诉记者，“目前工商银行董事会已经通过了设立资管公司的方案，正在和监管部门保持密切的沟通，按照监管要求推进报批工作。”

『伍』 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滞后性吗

一、资本市场发展对商业银行传统业务的负面效应(千金难买牛回头 我不需再犹豫)

1、资本市场发展对银行存款总量的影响

资本市场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资金分流直接影响着商业银行存款业务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资本市场股票、债券等证券的大量发行对银行存款的影响。资本市场上股票，债券发行和交易量的快速增长迅速唤起了公众的投资热情。而居民和机构投资者所拥有的投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其在商业银行等银行的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截至 2001年8月末，我国股票市场的总市值已达48055亿元，相当于GDP的50％， 在证券公司开立股票账户达6529万户。虽然从理论上说，从商业银行取出的存款无论是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还是购买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都有相当一部分最终将以财政存款或企业存款的形式又回流到商业银行，但事实上，其余部分之中又有相当一部分资金由于社会经济规模的扩大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而被社会再生产过程所吸收，另一部分以流通形式继续在资本市场上周转，还有一部分则以持币观望的形式沉淀在居民手中。因此，资本市场证券发行、交易量的增加，在相当程度上会引起商业银行现有存款的减少及存款增长速度的下降。据有关专家统计，1991年我国证券存量占金融资产的比例为3.6％，到2000年，这一比例就上升到51％，10 年之间便增长了13.2倍。这对商业银行的冲击有多么大是可想而知的。资本市场上投资基金的发展削弱了商业银行的存款基础。投资基金是一种机构投资者，其特点是将居民的小储蓄汇集起来，交由专家理财，通过证券和其他资产的有效组合，以较小的投资风险获取较为稳定的投资回报。由于购买基金的投资风险比较小，而获取的收益比银行储蓄高出不少，当人们在权衡资产收益与资产风险的博奕中偏向于前者时，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将会受到强烈的冲击。我国从1998年第一批5家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开始到2001年9月，全国证券投资基金已有43只，基金总额已超过600亿元。从目前国家政策性倾向来看，证券投资基金以及产业投资基金、风险创业投资都会获准加快发展，这无疑会导致商业银行的存款分流。(剖析主流资金真实目的，发现最佳获利机会！)

保险业及保险基金的发展也会分流一部分银行存款。保险业是资本市场上一支不可忽略的劲旅。西方国家保险业十分发达，人们投保意识很强，特别是人寿保险业从保障型为主发展到储蓄型为主，进而又发展到投资型为主以后，保险市场的投资异常活跃。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我国居民在经济生活中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和市场风险日益增大，越来越多的居民和企业逐渐将储蓄或存款的相当一部分用于购买各类保险，这也相应地抽走了一部分银行存款，截至2000年底，我国各保险公司的保险费收入达1598亿元，是1985年的 62倍多，占当年金融资产总额的0.7％。保险业如此迅猛的发展势头， 对商业银行存款的影响将逐渐增大。

从总体上来看，以上几个方面对我国商业银行存款业务发展的负面效应是非常明显的。据统计，自1992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系统的储蓄存款连年创出新高，1992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1994年突破2万亿元大关，1995年达到3万亿元，其间月均增长约1000亿元。然而，到了1996 年下半年，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启动，储蓄存款增长的势头逆转直下，增幅逐月下降， 1997年储蓄存款增长继续回落，比上年同期少增加1306.3亿元，到2000年底，储蓄存款虽然高达64322亿元，但同比增长速度和增加量却是逐年下降的。

2、资本市场发展对银行存款结构的影响

当国家或企业发行证券(国债、公司债和股票等)筹集资金时，发行者筹集的是股本金或金库存款，而购买者(居民或机构投资者)动用的则是储蓄存款和企业存款，且这些存款多为定期存款。在证券交易结束后，证券发行者将发行收入相当一部分存入商业银行，从表面上看，这一出一进对商业银行存款似乎影响不大，但事实上银行流入资本市场的数量与再回流到银行的数量差别很大(其原因已在上面分析过)。不仅如此，这种资金运动也大大改变了商业银行的存款结构。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从商业银行流出的是定期存款等较为稳定的资金来源，而流回商业银行的则是股本金存款或财政金库存款(基本上是随时都有可能动用的活期存款或短期存款)。因此，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银行存款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使定期存款活期化，长期存款短期化，信贷资金的平均偿还期大大缩短，资金结构的不稳定性增大。

3、资本市场发展对银行贷款总量的影响

资本市场发展对银行存款的影响会直接波及到银行贷款业务。存款是银行信贷业务的基础，资本市场发展所抽走的银行存款，相应地使银行的可贷资金减少。在实行存贷款比例管理的条件下，贷款只能按存款的一定比例发放，存款增长减缓，贷款也会按比例相应地减缓。

直接投资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银行贷款的增长。资本市场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直接投资的比重，而直接投资与银行贷款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此长彼消关系。因此，在社会储蓄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以直接融资为特征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必然会影响以间接融资为特征的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资料， 1990年我国直接融资(只计股票和国债)和间接融资(指商业银行贷款)合计为15366. 64亿元，其中直接融资为199.84亿元，占融资总额的1.31％，间接融资为15166.80 亿元，占融资总额的98.69％；到2000年，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总额增长到105654 .3亿元，其中直接融资为6283.2亿元，占融资总额的6％，间接融资为99371.1亿元，占融资总额的94％。从数字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相比较，直接融资占融资总额的比重虽然较小，然而从发展的势头来看，它正在快速地取代一部分间接融资。

4、资本市场发展对银行贷款结构的影响

资本市场发展对银行存款结构的影响会传导到贷款结构上。商业银行的存款结构与贷款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例如长期贷款必须与长期存款保持一定的匹配关系。资本市场发展造成的长期存款短期化，定期存款活期化，其结果必然使得商业银行的贷款期限结构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因而银行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比重有所增加，而长期固定资产贷款的比重则有所下降。

商业银行要设法避开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工具的正面竞争，需要调整贷款的期限结构和客户结构。在资本市场发展的条件下，商业银行要有意识地将贷款期限结构的设计适当与公司债券的期限结构保持一定的差异，以便突出个性并避免同资本市场融资工具发生正面竞争。例如，公司债券的期限一般为3—7年，则商业银行的贷款就要尽可能少安排在相同的期限。又如原先一些信誉好的贷款大客户，现在成为上市公司后对银行的依赖度减小了，银行就不一定再把它们当作贷款大客户，贷款的客户结构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

资本市场的发展推动了商业银行加快资产多元化的步伐，使贷款占银行资产总额的比重下降和贷款本身的结构发生变化。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新的金融产品的不断涌现，银行为了争取获得更多的利润，分散资产风险并保持资产一定的流动性，会在传统贷款业务相对萎缩的同时，增加证券投资特别是短期国债的投资，进而实现银行资产的多元化。银行资产结构的这种调整，自然会引起贷款结构的变化。

5、资本市场发展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

资本市场发展对商业银行传统业务的上述影响归根结蒂都会体现在银行获利能力的变化上。首先，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商业银行面临的外部竞争更加激烈，从而促使银行的高额利润逐步向社会平均利润转化。银行为了争取客户，一方面要尽量压低贷款利率，另一方面又要尽量抬高存款利率，这种利用利率杠杆竞争的手段不仅要在与同业比较中体现出优势，还要在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上各类金融工具的比较中吸引客户，因此存贷款利差日益缩小。其次，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企业和居民的金融意识逐渐增强，投资者在市场经济的摸爬滚打中慢慢学会利用各种市场或渠道之间的差价来套利，银行为了吸引客户，也不得不主动向客户让利。可见，，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商业银行在传统业务上的获利能力普遍下降。

二、资本市场发展对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的正面效应

1、资本市场的发展为银行实施多元化筹资战略提供广阔的渠道

银行可以通过资本市场以多种形式筹措长期资金。在西方国家，商业银行可以较为自由地从资本市场筹措长期资金。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上筹措资金目前还有一定的难度，其关键问题在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尚未实施，还不具有直接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融资的基本条件。但在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步伐不断加快的外力推动下，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即将提上议事日程，在不久的将来，国有商业银行将成为资本市场融通长期资本的主力机构。资本市场流通和沉淀的资金量将越来越大，商业银行可借势发展与投资银行和上市公司相关的筹资业务。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股份制企业和股票发行量会越来越多，动员出来的社会闲散资金也不断增大。在资本市场流动的资金量增大的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暂时沉淀下来。商业银行可以此为契机，大力开展与上市公司和投资银行相关的筹资业务，如网上发行股票的收款业务，证券交易机构的证券资金清算业务，等等。

2、 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利于银行通过参与资本市场交易而改善资产的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

资本市场的发展便于银行突破资产结构单一的局限，实现多元化资产的有效组合。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供选择的金融产品越来越多，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购买和持有各种有价证券来优化其资产结构，多元化的资产组合使商业银行便于在充分兼顾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争取最大限度的盈利。

资本市场的发展拉动了相对落后的货币市场发展，从而为商业银行发展信贷业务和改善资产流动性提供更多的便利。我国货币市场相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大大滞后，在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拉动下，货币市场将出现“补涨”式的发展，由此而形成的活跃的短期国债市场及国债回购市场，为商业银行利用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扩大信贷投放和流动性创造了有利条件。1998年5月央行恢复公开市场业务以来， 公开市场业务品种不断丰富。公开市场业务的开展为商业银行增加可用资金提供了新的渠道，便于商业银行以较低的成本融入短期信贷资金，扩大短期信贷投放。

货币市场的发展也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提供了便利。从1998年开始，我国加大了货币市场的建设力度，撤销了融资中心和二级同业拆借网络，扩大一级市场交易主体，形成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并调整国债的品种和结构，面向商业银行共发行了记账式国债4303亿元。然而上述措施并未带来货币市场的活跃，银行间现券交易有行无市，其原因是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的资金普遍宽松，在货币市场上主要是作为资金供给者而非需求者。在货币政策适应经济和金融发展作出适当调整的情况下，货币市场的发展和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的进一步扩大，将大大提高商业银行债券资产特别是短期国债的变现能力。同时，参与公开市场融资具有不仅利率较低而且供给充足的特点，因而是商业银行兼顾盈利性和流动性的理想融资渠道。

3、资本市场的发展为解决国有企业高比例负债问题， 进而为改善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找到了良好契机

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助于推进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和降低企业对银行的负债率，并提高国有企业对银行贷款的偿还能力。国有企业对银行负债率畸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滞后，由于产权关系不明晰，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饥渴症”一直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加上国有商业银行本身也是产权关系不清晰的性质特殊的国家垄断企业，因而它对国有企业贷款的债权约束也硬不起来。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和偿还能力恶化给国有商业银行埋下了巨大隐患，只不过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增长还保持着一定的增长水平，加上信用创造功能的放大效应，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低下的风险尚未完全暴露出来。由于对政策理解上的偏差以及“催收”(贷款)“清欠”(利息)成效十分微弱，几乎所有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都采取“惜贷”方式以消极防范风险，但这种方式并不能消化巨额不良贷款。而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既可以解决国有企业的资本性资金的匮乏问题，又可以通过资产重组淘汰一批劣势企业，培育一批优势企业，使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和偿还能力不断下降的矛盾从根本上得到缓解，进而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得以改善。

资本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可正确引导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流向。资本市场是通过产权流动来实现资源(资本)的有效配置的。资本市场配置资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形成的证券市场比价结构，能引致社会资金向资金收益率高的产业部门和企业流动。第二，证券市场作为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杠杆，推动股份制企业不断追求资产收益的最大化。同时，证券市场使得企业效率表现完全市场化并使企业的经营业绩与其股票价格相对称，从而形成企业的市场公众选择机制，这种公众选择机制与法人治理的内部约束机制相统一，促使企业把不断寻求市场获得机会和不断降低内部经营成本统一起来。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已往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经济效益好于全国国有企业平均水平，股份有限公司各项经济指标在总体上大大好于其他企业。第三，证券市场的动态运行可以促进企业生产结构转换，未上市公司关注证券市场的变化，以寻找自身产品结构与市场要求的差距，上市公司更关注证券市场的行情，以保持竞争的强势地位和免除特别处理或摘牌的危险。同时，证券市场也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换，最近几年沪深股市发生的数百起资产重组均集中地体现了产业结构由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技术、高收益的产业转化，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化，最近100多家上市公司纷纷涉足信息产业更说明这一问题。 另外，我国证券市场本身也越来越重视培育高新科技企业上市。到2000年底为止，沪深股市共有100多家高科技企业上市，约占目前A股总股本的8％。 最近国家还积极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开设专门的高新板块或国内创业板市场。第四，证券市场对促进企业扩张和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作用非凡。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中，总股本5亿股以上，流通股超过1亿股的大盘股占上市公司总数的20％左右， 据有关专家的定量分析，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0.1％。 在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国有商业银行可将资本市场上证券价格波动，证券交易量的增减等信号，作为安排信贷投向、投量计划和调整信贷资金结构的重要参照系。例如，商业银行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将其贷款总量的90％以上贷给国有企业，而1993年以来，每年投向三资企业和其他所有制成分企业的贷款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5％以上，设在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分支行对这类企业贷款的递增幅度还要大。这充分说明资本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在正确引导着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流向，这为逐步改善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创造了条件。

『陆』 不良贷款的不良贷款阶段性压力上升

持续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不利影响，2013年国内银行业面临不良贷款阶段性的上升压力。
上证报资讯统计发现，截至9月末，工、农、中、建、交等五家国有大行不良贷款余额均出现上升。其中，工商银行不良余额增幅较大，不良贷款余额为873.61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27.86亿元。与此同时，尽管五大行拨备覆盖率仍维持在217%至347%的较高水平，但多家银行较上年年末仍普遍下降。
在股份制银行中，中信、民生、光大、兴业、招行等多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出现双升，其中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31亿元至54亿元。与五大行类似，股份行拨备覆盖率亦维持在较高水平，但较上年年末亦普遍下降。

『柒』 如何看待银行不良贷款“双升”的风险

一、不良贷款现状 所谓银行不良贷款，主要指银行不能正常收回或无法收回的的贷款。我国银监会采用国际上通用的五级分类法对贷款进行分类，即次级贷款类、可疑贷款类、损失贷款类，2007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2684.2亿元，占全部贷款比例6.1...

『捌』 M2增长率和不良贷款率的关系

简单说吧，新增贷款是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的增量（银行放贷增加）。这个增量增加了银行的资产。因此等量增加了M2。
m2是金融体系货币的供给。
（m2（广义货币）＝m1（狭义货币）＋城乡居民储蓄＋企业存款＋信托类存款＋其他存款。）
新增贷款、m2 都属于金融体系的资产方。（这些钱都是银行的）
社会融资，通俗的说，就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等等，在运行中需要多少钱。社会融资存量和m2相辅相成。换句话说：银行投放到社会上的钱太多了，钱就毛了，通货膨胀。投放的少了，流通不畅，流动资金吃紧，也会影响社会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
不良贷款
指出现违约的贷款。一般而言，借款人若拖延还本付息达三个月之久，贷款即会被视为不良贷款。银行在确定不良贷款已无法收回时，应从利润中予以注销。逾期贷款无法收回但尚未确定时，则应在帐面上提列坏帐损失准备。
不良贷款率
不良贷款率指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是评价金融机构信贷资产安全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不良贷款率高，说明金融机构收回贷款的风险大；不良贷款率低，说明金融机构收回贷款的风险小。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