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資軟約束

⑴ 股票融資是什麼意思

股票融資是指資金不通過金融中介機構，藉助股票這一載體直接從資金盈餘部門流向資金短缺部門，資金供給者作為所有者（股東）享有對企業控制權的融資方式，它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廣大投資者增加融資渠道，它的優點是籌資風險小。

這種控制權是一種綜合權利，如參加股東大會，投票表決，參與公司重大決策，收取股息，分享紅利等。它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長期性。股權融資籌措的資金具有永久性，無到期日，不需歸還。

（2）不可逆性。企業採用股權融資勿須還本，投資人慾收回本金，需藉助於流通市場。

（3）無負擔性。股權融資沒有固定的股利負擔，股利的支付與否和支付多少視公司的經營需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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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融資優點

（1）籌資風險小。由於普通股票沒有固定的到期日，不用支付固定的利息，不存在不能還本付息的風險。

（2）股票融資可以提高企業知名度，為企業帶來良好的聲譽。發行股票籌集的是主權資金。普通股本和留存收益構成公司借入一切債務的基礎。有了較多的主權資金，就可為債權人提供較大的損失保障。因而，發行股票籌資既可以提高公司的信用程度，又可為使用更多的債務資金提供有力的支持。

（3）股票融資所籌資金具有永久性，無到期日，不需歸還。在公司持續經營期間可長期使用，能充分保證公司生產經營的資金需求。

（4）沒有固定的利息負擔。公司有盈餘，並且認為適合分配股利，就可以分給股東；公司盈餘少，或雖有盈餘但資金短缺或者有有利的投資機會，就可以少支付或不支付股利。

（5）股票融資有利於幫助企業建立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

股票融資缺點

（1）資本成本較高。首先，從投資者的角度講，投資於普通股風險較高，相應地要求有較高的投資報酬率。其次，對籌資來講，普通股股利從稅後利潤中支付，不具有抵稅作用。另外，普通股的發行費用也較高。

（2）股票融資上市時間跨度長，競爭激烈，無法滿足企業緊迫的融資需求。

（3）容易分散控制權。當企業發行新股時，出售新股票，引進新股東，會導致公司控制權的分散。

（4）新股東分享公司未發行新股前積累的盈餘，會降低普通股的凈收益，從而可能引起股價的下跌。

⑵ 什麼叫股票融資率

融資融券業務，是指在證券交易所或者國務院批準的其他證券交易場所進行的證券交易中內，證券公容司向客戶出借資金供其買入證券或者出借證券供其賣出，並由客戶交存相應擔保物的經營活動。融券交易是投資者以資金或證券作為質押，向證券公司借入證券賣出，在約定的期限內，買入相同數量和品種的證券歸還券商並支付相應的融券費用；投資者向證券公司融券賣出稱為「賣空」。

⑶ 風險企業的融資機制及風險投資契約問題

這種討論性的問題，無法在繼續簡明了，這個相關的資料你看看：

企業融資是企業資本運動的起點,也是企業收益分配賴以遵循的基礎。足夠的資本規模,可以保證企業投資的需要,合理的資本結構,可以降低和規避融資風險,融資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資本成本。因此,就融資本身來說,它只是企業資本運動的一個環節。但融資活動,決定和影響企業整個資本運動的始終。融資機制的形成,直接決定和影響企業的經營活動以及企業財務目標的實現。
一改革開放以來,企業融資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表現在:
1.企業資本由供給制轉變為以企業為主體的融資活動。
改革以前,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均在國家計劃下進行,企業是否需要資本,需要多少,長期資本或是短期資本,均由國家通過財政或銀行予以供應。這種體制下,企業不需要研究融資渠道、融資方式和融資成本,更不用研究企業資本結構問題。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企業自主權的擴大,特別是作為市場經濟主體建立以後,企業為主體的融資活動代替了原來的供給制。企業根據市場狀況和前景,進行投資計劃,並努力為實現投資計劃融資。這一變化表明,融資活動由宏觀性計劃分配轉變為微觀性融資。
2.由縱向融資為主向橫向融資為主轉變。
供給制條件下,企業資本均由國家限額、限用途供應,資本分配是由上而下的分配活動。隨著改革的不斷進行,為了實現資源最優配置,企業與企業間的橫向融資活動日益增加,存量流動提高了資本運營效率。
3.融資形式由單一化向多元化轉變。
計劃分配資本體制下,企業融資形式單一,財政分配形式或銀行分配形式,至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商業信用的確立,資本市場的建立,企業內部積累機制的形成,企業融資形式呈現多元化,形成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股本融資與債務融資等多種形式(見表1)。

上述變化,最本質的在於融資體制正在實現計劃分配向市場引導融資的轉變。過去,財政、銀行作為國家總資金分配的兩個手段,不斷進行著總資金量的分割。盡管後來銀行分割總資金量的比例增大,並佔了絕對比例,但與現在資本市場融資相比是不同的,這是一個質的變化。伴隨這一變化,各種融資工具職能回歸並日益得以體現。對財政投資與銀行貸款的認識,也不只限於有償和無償的劃分、量上的分割,而是循其自身的特點,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二雖然融資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但企業融資機制並未形成。
以企業為主體的投融資活動,還沒有真正的以市場為主導,理性地根據資本成本、風險和收益對稱原理選擇融資方式,確定資本結構。因此,企業融資機制的形成,還需要從存量和增量兩個方面進行。
存量調整是基礎,它是針對過去融資行為及其形成結果進行的處理;增量是存量形成的前提。融資活動在增量方面的規范性和規律性,則是企業融資機制形成的關鍵。存量調整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過高,而國有企業高負債率是由於體制原因形成的。據統計,1980年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為18.7%,1993年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為67.5%,1994年為79%。如此巨大變化,不是非體制原因所能形成的。我國80年代中期開始實行固定資產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即所謂的「撥改貸」,從1998年開始銀行統管流動資金。這一改革的初衷是國家試圖通過銀企債務關系來硬化對企業的約束。但實踐結果事與願違,由於銀行體制本身的嚴重缺陷,借貸雙方因產權不清而形成信貸軟約束。盡管1993年以來國家出台了一系列貸款約束規則,延緩了國有企業「完全債務化」的速度,但負債增長速度仍遠遠超過資本增長速度。
企業與銀行關系不順、不清,他們之間不僅僅是債務關系,而且存在著在這種關系表面掩蓋下的所有者與經營者關系。而且,銀行還承擔有政府的職能,企業依附於銀行,銀行貸款並非遵循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三原則,有時不僅不遵循,反而相背,在企業嚴重虧損或停產、半停產而不能破產情況下,銀行仍不得不發放違背市場規則的貸款。因此,當國有銀行實行商業化改革時,國有企業高負債率問題,已經造成了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同時也加重了企業的支出負擔。為了減輕企業利息支出負擔,1996年以來中央銀行先後七次降息,但企業減負效果並不明顯。其實,企業利息支出高,不是利率水平高引致,而是貸款數額大形成,而效率不高情況下的高負債形成,是典型的計劃分配結果。降低利率不僅沒有減輕企業利息負擔,相反,降低利率有可能進一步刺激貸款需求,國家不得不進一步強化行政干預手段,在降低利率同時,仍輔以貸款規模限制,抑制貸款需求。
問題的關鍵在於,國有企業貸款是計劃分配結果,而非市場引導的資源配置,因此,貸款數量並非企業所能左右。由於貸款數額過多造成高負債率,從而加重企業負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股權融資(或自有資本)的股利支付是在投資形成效益以後,而債務融資在投資活動開始就支付利息,在國有企業投資缺乏資本金的基本上,貸款包攬一切的後果,造成了企業巨大的利息負擔。另一方面,由於貸款關系模糊不清,特別是80年代中期推行所謂「稅前還貸」,使得貸款關系更加復雜化。在後來進行的國有企業產權界定中,將「撥改貸」投資形成的資產界定為國有資產,意味著企業貸款面臨兩次分配,一是支付貸款利息回報債權人,二是支付股利回報所有者。
公司融資理論認為,增加負債可以取得財務杠桿收益,由於企業支付的債務利息可以計入成本而免交企業所得稅,債權資本成本低於股權資本成本,因此,資產負債率似乎越高越好,因為負債率提高時,企業價值會增加,但負債比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後再上升時,企業價值因破產風險和代理成本的增加反而會下降。這樣,由於企業負債率增高會令企業價值增加,同時也會引起企業破產風險和代理成本上升而使企業價值下降,當兩者引起的企業價值變動額在邊際上相等時,企業的資本結構最優,負債率最佳。
上述討論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企業必須要用較高的銷售利潤率來彌補負債經營帶來的風險,企業的盈利能力(凈資產收益率)只有超過銀行貸款的資本成本時,企業負債經營所體現的財務杠桿效應才是正效應,否則為負效應。也就是說,只要一個企業運行良好,盈利能力強,負債再高也是可以良好運轉的。從這一角度分析,負債率高低只是說明了企業融資結構,而不能以此作為衡量企業負擔高低的標准。我國理論界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造成企業經營困難的原因是過高的負債率造成的,這是值得商榷的。
我國近幾年致力於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降低的研究,採取了相應的措施。但高負債率是由於體制原因形成,必然應從體制上解決這一問題,因此,高負債率治理過程,不只是企業負債多少的量的治理過程,而是企業融資渠道、融資方式等選擇和形成的過程,需要綜合配套措施才能解決。例如1998年開始推行的「債轉股」制度改革,如果只限於債權轉成股權, 降低負債率從而減少企業利息支出的思路操作,這一改革最終是要失敗的。因為體制不改變,企業治理結構不改變,降低了的資產負債率還會再提高,債權和股權的性質仍會被扭曲。因此,債轉股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在於:通過債權轉股權,形成企業新的治理結構,使得股權所有者通過改造企業制度,實現融資結構最優。我國第一家實行債轉股的企業———北京水泥廠,債轉股以後,資產管理公司持有股份達到70%以上,從而為通過債轉股實現企業轉制、改造提供了可能。
計劃分配資本的體制引致國有企業高負債率,改革正是應從體制入手,改變國家計劃分配資本從而決定企業融資結構的做法,形成企業在市場條件作用下自主決定融資結構的體制。
三現代公司融資理論認為,融資機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資形式的選擇,實際上是企業通過決策融資結構,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的過程。
所有這些,都是由融資工具本身的特徵、融資成本和融資風險決定的。
融資方式的選擇,是企業融資機制的重要內容。融資方式多種多樣,按照不同標准,可以劃分為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股票融資和債券融資等。
企業融資是一個隨經濟發展由內源融資到外源融資再到內源融資的交替變遷的過程。一個新的企業建立,主要應依靠內源融資。當企業得以生存並發展到一定水平時,利用外源融資可以擴大生產規模,提高競爭能力。當企業資產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時,企業往往會從融資成本的比較中選擇一種更高層次的內源融資方式。實際上,就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關系來說,內源融資是最基本的融資方式,沒有內源融資,也就無法進行外源融資。從國外資料分析,在發達市場國家中,企業內源融資佔有相當高的比重(見表2)。

表2主要發達國家企業資金結構(%)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英國內源資金75544662443475外源資金25405926526632其他06-51240-7注:美國為1944—1990年平均數,其他國家為1970—1985年平均數。

內源融資獲得權益資本,企業之所以可以外源融資,首先取決於企業內源融資的規模和比重。內源融資規模大,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投資,同樣的,也才能獲得借入資本。從融資原理分析,企業負債經營,首先是企業自有資本實力的體現,自有資本為企業負債融資提供了信譽保證。而且,經濟效益好的企業,投資回報率高,股東收益好,更應注重內源融資。如果增發股票,無異是增加更多的股東,良好的投資回報會被新的投資者分享,這是得不償失的做法。
與發達經濟國家不同的是,我國企業主要依賴於外源融資,內源融資比例很低,這說明:(1)體制決定了企業對銀行貸款的依賴性;(2)企業缺乏自我積累的動力和約束力;(3)一些上市公司可以比較便宜地通過股票融資。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方式的選擇,是外源融資決策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我國改革開放以前,企業只允許間接融資,而否定直接融資。實際上,能否直接融資,主要是取決於國民收入分配製度和企業制度改革。1952—1978年,我國採取的是低收入分配加社會福利的政策。低收入集中分配的政策,造成了積累主體單一化,直接融資是經濟體制改革、國民經濟分配結構變化後才出現和可以利用的。從1978年開始到90年代初,通過擴大企業自主權方式實現了政府向國有企業分權,1994年以後又推行以股份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1978年,居民持有的金融資產僅佔全部金融資產的14%左右,佔GDP的比重為7%;1995年上述兩個比重分別為50%以上和76%。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選擇,還與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發育和金融體制有密切關系。目前,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究竟以誰為主,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以英美為代表的以證券融資方式(直接融資)為主的模式;另一種是以日德為代表的以銀行融資方式(間接融資)為主的模式。由於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國家,資本市場十分發達,企業行為完全是在市場引導下進行。在美國,曾任美國金融學會會長的著名學者梅耶斯(S·Myers)提出的優序融資理論(ThePeckingOrderTheory,1989)得以實證,企業融資的選擇,先依靠內源融資,然後才外源融資。外源融資中,主要是通過(1)發行企業債券,(2)發行股票方式從資本市場上籌措長期資本。由於法律上嚴格禁止銀行成為工業公司的股東,英美企業與銀行之間只是鬆散的聯系。日德模式的特徵是:間接融資為主,銀行在金融體系中居主導地位,產融結合。資本市場發展受到抑制。日本的銀企關系有著特定的制度安排,即主銀行制度。主銀行是指對於某企業來說在資本籌措和運用方面容量最大的銀行。這一銀企關系的特徵表現在:(1)主銀行是企業最大的出借方。所有公司都有一個主銀行,每個銀行都是某些企業的主銀行;(2)銀行與企業交叉持股。(3)主銀行參與企業發行債務相關業務,是債務所有者法律上的託管人。德國實行主持銀行制度,特徵與日本主銀行制度相似,其存在背景都是資本市場不發達,產權制約較弱,銀行在金融體制和企業治理結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分析說明,試圖確定一個所謂的以直接融資為主的模式還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模式,似乎沒有必要。典型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融資結構構成中,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比例是一個隨機變數,根據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條件,成本和效率的變化,由企業自身決定。我國長時期形成了企業對銀行的依附關系。90年代也曾實行了主銀行制度,但這一制度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與日本等國家都有重要差異。盡管我國不可能達到美英那樣直接融資比例,也很難確定最佳的融資比例,但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是必然的。發展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形式,改善企業融資結構,將是我國企業融資結構方面的方向性選擇。資本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發展,股票融資和債券融資成為企業的重要外源融資方式。但如何決策股票融資或是債券融資,現代公司融資理論已有明確的結論:融資成本決定融資方式,股票融資成本高於債券融資成本。現實卻與經典理論相背,我國目前上市公司融資結構具有三個明顯特徵:一是內外源融資比例失調,外源融資比重畸高;二是外源融資中偏好於股權融資,債券融資比例低;三是資產負債率較低。由於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並上市直接融資,對企業來說可以帶來的收益是顯而易見的,以至於企業還來不及研究和掌握股票融資的特點,就不遺餘力地積極爭取股票融資了。由於中國資本市場規模的限制,能夠成為上市公司的數量很少,而通過重組、改制,按市場經濟要求塑造的上市公司,其非經營性資產、無效資產可以剝離,可以取得優惠融資權,緊缺的殼資源成為企業爭寵的對象。在這種狀況下,公司通過股票融資的成本遠遠低於債務融資成本,這是因為:(1)理論上說,股權融資成本最高,這是以企業正常的運營,即生存和發展為前提的。如果企業經營不善,甚至虧損企業仍可以發行股票的話,那麼這種股票的融資成本很低,甚至趨近於零。(2)上市公司中,國有股權佔有絕對比重,由於國有股權所有者虛位,對投資分紅的要求呈軟性,而中小股東要麼無權或難以左右分配方案,或者根本就不關注利潤分配,因此,上市公司較少發放現金股利,權益融資能避免債務融資造成的現金流壓力。
上述原因造成了股票融資成本低於債務融資成本(債轉股也有這種嫌疑),以至於一些企業不惜一切手段成為上市公司,實現股票融資。一旦融資成功,似乎萬事大吉,許多公司通過股票募集資金後無法落實投資項目,不得不存放銀行;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過發行股票融資償還債務,例如,1997年底上市公司股東權益比上年增長了36.66%,負債增長了10.6%,由此使上市公司整體負債率下降了5.26%,說明上市公司通過發行新股和配股所募集的資金的相當一部分用於償還了債務。另外,一些經營效率指標均保持較好水平的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卻較低。據對1998年868家上市公司調查分析,在這些公司中,有27家公司的平均凈利潤率高達24.1%,而其資產負債率卻低於10%。有的上市公司公開宣稱「不缺錢花」,甚至乾脆就不再向銀行借款,通過負債實行財務杠桿的效應沒有得以充分利用。
上述現象可以說明企業通過上市進行股票融資,增資減債,存在數量上的矯枉過正,本質上的問題依然是體制原因造成企業尚未能就融資方式等問題做出合理的、科學的決策。
四企業融資機制的形成,結論性意見是:
1.體制決定政策。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創造有效地市場經濟環境,在此基礎上,企業財務政策決定企業融資方式、融資結構。
2.企業融資機制的形成,依賴於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制度創新。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形成合理法人治理結構,使融資活動融於企業產權運營和變革中。
3.培養和發展資本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增加市容量,完善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結構。在完善主板市場的同時,推動二板市場的設立,以滿足各類企業融資需要。
4.只有當資本的使用者使用任何資本都必須支付其真實的社會成本,從而不存在免費成本時,企業的資本結構選擇才有意義。
5.企業根據收益與風險,自主選擇融資方式,合理確定融資結構,以資本成本最低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是企業融資機制形成的標志。

⑷ 債權融資的融資含義

債權融資又稱來債券融源資，其中融資的意思是：資金融通，即通過金融機構等媒介促進閑散資金的融合，向生產性資金轉化的過程。而債權融資的含義是：有償使用企業外部資金的融資方式，如銀行借款、企業債券等需要承擔一些利息費用的資金。

債權融資相對股權融資獲得方式較簡單，但需要承擔一定的擔保風險和財務風險。擔保風險是指信用擔保機構在擔保業務運作過程中，由於各種不確定性因素(主觀的和客觀的)的影響而遭受損失的可能性。財務風險是指企業在各項財務活動中由於各種難以預料和無法控制的因素，使企業在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所獲取的最終財務成果與預期的經營目標發生偏差，從而形成的使企業蒙受經濟損失或更大收益的可能性。

因此企業應當合理分配債權融資和股權融資的融資數額和比例關系，使得總體風險降到最低。

⑸ 如何區分"資本成本"和"資金成本"

資本成本是商業資產的投資者要求獲得的預期收益率。以價值最大化為目標的公司的經理把資本成本作為評價投資項目的貼現率或最低回報率。可見,按照現代公司財務理論的解釋,資本成本既是投資者所要求的回報率即預期收益率,同時又是有條件約束的資金使用者融資成本。

資金成本,是指資金使用者為籌措和佔用資金而支付的各種籌資費和各種形式的佔用費等,是將盈利和資金的一部分支付給資金所有者的報酬,體現著資金使用者和所有者之間的利潤分配關系。從資金成本的這一定義看,是單純從資金使用者角度考慮融資成本。

1 概念不同

表面上看,企業在實際使用資本時都是先將其轉化為貨幣,然後進行投資或購買實物資產,在這一意義上講,可以用貨幣統一表示資本與資金,因而資本成本與資金成本似乎也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但是從深層次看,資本成本與資金成本卻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

關於資本成本(CostofCapital,COC),目前最權威的定義是《新帕爾格雷夫貨幣金融大辭典》給出的:「資本成本是商業資產的投資者要求獲得的預期收益率。以價值最大化為目標的公司的經理把資本成本作為評價投資項目的貼現率或最低回報率」[1]。可見,按照現代公司財務理論的解釋,資本成本既是投資者所要求的回報率即預期收益率,同時又是有條件約束的資金使用者融資成本。

而資金成本,屬於中國財務理論研究中特有的范疇。「所謂資金成本,是指資金使用者為籌措和佔用資金而支付的各種籌資費和各種形式的佔用費等,是將盈利和資金的一部分支付給資金所有者的報酬,體現著資金使用者和所有者之間的利潤分配關系」[2]。從資金成本的這一定義看,是單純從資金使用者角度考慮融資成本。

資本成本是與資本市場、現代公司財務理論一起引入中國的「舶來品」。而資金成本,則是中國企業改革「撥改貸」後的「產物」,是一個由企業管理者單方面決定的融資成本。然而,直到今天,中國的財務理論界仍然把這二者混為一談:要麼仍用資金成本的名稱和定義,根本不提資本成本;要麼一方面使用資本成本的名稱,另一方面卻依舊採用資金成本的定義。

2 定價理論和現實經濟的背景不同

從定義上看,資本成本與資金成本都是企業發行融資工具的代價,也即決定企業融資決策的價格指標。受這一共同點啟發,下面從定價理論和現實經濟的背景中探討它們的根本區別。

2.1 從是否應考慮風險因素看

與普通商品相比,金融資產最大的特點是收益具有不確定性即風險,而且資本資產的風險性遠遠大於貨幣資產。因此對金融資產定價時,其風險就成為人們不得不考慮的因素。其中,貨幣資產由於其期限很短,可以忽略其風險,直接以籌集費和佔用費來定價,但資本資產的定價就必須考慮其風險的大小。1964年和1965年,美國著名財務管理專家WilliamF.Sharpe和J.Lintner在H.Markowitz的基礎上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用於確定資本資產的風險價格即資本成本。自此,西方公司企業在融資決策中就主要使用風險定價的資本成本概念。

相反地,中國理論界過去一直都忽視了資本定價中的風險因素,誤以為「資本本身的價格等於構成資本的商品的價格」[3]。直到1988年,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市場》編寫組的專家們在介紹短期資金市場、長期資本市場時也僅僅是指出兩者的區別在於期限長短的不同,絲毫沒有涉及兩者的風險大小不同。因此,在中國理論界缺乏風險報酬意識的背景下,企業融資時側重使用建立在籌集費和佔用費基礎上的資金成本概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2.2 從是否體現出完善的現代公司治理機制看

委託代理理論認為,在公司企業中,公司管理者的利益與股東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公司管理者需要的是他們個人收益的最大化,是他們在職支配資源滿足個人需要、獲得效用的最大化,是他們藉助於運作公司,實現自我價值的最大化。而這種利益最大化卻可能與股東利益最大化發生沖突。因此,必須設計相應的公司治理機制以保護股東的利益。

在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下,投資者就能夠保護自己的投資利益,對公司管理者形成硬約束。一旦公司大肆進行股權融資,而其實際支付的資金成本達不到具有同等經營風險公司的資本成本時,就會出現原股東回報率下降的情況,後者就可以利用公司治理中的約束機制制約管理者的行為:或者「用手投票」,在股東大會上否決該再融資提案或撤換管理層,或者「用腳投票」,撤資轉向其他的投資項目造成該公司的股票市值下跌從而使公司容易遭到敵意收購,以此形成投資者對公司管理者的硬約束。這就要求公司管理者在制定融資決策時必須支付一個最低的風險報酬率。這時股權資金成本將被迫等於股權資本成本。在這種情況下,資本成本與資金成本就會趨於一致。

但是,如果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投資者就無法約束公司管理者的融資決策。在這種軟約束機制下,公司股權融資的實際資金成本就會小於其股權資本成本,甚至可以為零,從而嚴重侵害投資者的利益。這時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就會成為完全脫節的兩個概念。

鑒於中國公司治理機制還很不健全的現實,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資本成本的理念體現了現代企業制度中保護投資者的公司治理機制,而資金成本則體現了中國國有企業「所有者虛置」的特徵。

2.3 從各自產生的歷史背景看

自從1938年美國學者JohnB.Williams提出股票定價的未來現金流折現模型後,折現率即資本成本的確定就成為一個核心問題。直到1952年,H.Markowitz在投資組合理論中首次用未來收益的標准差來衡量資本資產的風險,這個問題才柳暗花明。CAPM模型提出後,來自古典經濟學靜態要素成本之一的資本成本徹底完成了向動態成本的轉變。可以說,投資組合理論和CAPM模型揭示了資本資產的風險與其預期報酬率之間的關系,標志著財務理論的飛躍發展,並使得公司財務理論與投資理論融為一體。

與西方財務理論中的資本成本不同,資金成本是中國經濟體制轉軌變遷中的產物。最早由蔣一葦教授提出了「資金有償使用」的建議,具體的實施措施就是1984年開始的「撥改貸」改革。事實證明,「撥改貸」後,國有企業開始有資金成本的意識了,其財務經營關系看上去與真正的市場經濟下的企業經營行為有點相似。但僅僅是「有點相似」而已,因為「撥改貸」是試圖讓企業在所有者缺位的情況下靠貸款來組建和發展。顯然,這種情景下的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毫無共同之處。

從理論上講,國有企業籌措、佔用資金所以要付出代價,存在資金成本范疇,是因為有其存在的理論依據和客觀基礎,這是由資金本身的特徵及資金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而決定的。如果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繼續沿著市場化的道路走下去,資金成本很可能轉為資本成本。但是,「撥改貸」並未進一步促進國有企業的市場化。這是因為提供貸款的銀行沒有市場化。國有企業肆無忌憚地追逐國有銀行資金,對應的資金成本無法約束國有企業管理者對資金的有效需求。

1990年中國深滬證券市場成立,宣告中國開始引進現代資本市場的架構體系。在「撥改貸」後,國家財政實際上向國有企業注資很少,現在讓國有企業上市籌資,上市公司也就順理成章地想當然地把從股市里籌措的資金當作國家無償補充的資本金看待,使得籌資異化為圈錢,以致股權資金成本的約束力還不如銀行貸款的約束力。於是資金成本就一直停留在對經營者的軟約束狀態,始終無法演變成具有硬約束性的資本成本。由此可見,正是中國國企的改革路徑決定了資金成本不同於資本成本這一結果。

3 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在中國混淆的危害

3.1 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混淆的原因雖然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從內涵到外延都迥然不同,但在中國財務理論與實踐中卻經常將兩者混為一談。黃少安、張崗發表於《經濟研究》2001年第11期的《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分析》一文就是典型的例子,該文認為上市公司股權融資的總資本成本為CS,「其構成包括:股票投資股利PS;股權融資交易費用CT;股權融資的公司控制及負動力成本CP;股票上市廣告效應帶來的負成本-PA。」「CS=∑(PS,CT,CP,-PA)」。顯然這里的CS應該是資金成本而非資本成本。此外,袁國良、鄭江淮、胡志乾(1999)、仇彥英(2001)等以及許多教科書也都出現了類似的混淆。其混淆程度之深和覆蓋面之廣均不容忽視。

首先,中國設立資本市場時只注重資本市場架構的建設而忽視了相應財務理念的引入。在現代財務理論中,投資學與公司財務學是密不可分的一個整體。但是,出於為國企解困的目的引進了資本市場架構和投資學體系,但卻忽視了與之配套的現代財務管理思想包括資本成本理念的更新。在趕超式資本市場制度安排下,中國資本市場得以迅速建立,實現了低端信用的債權融資制度向高端信用的股權融資制度的迅速切換。然而,正是這種忽視市場內在發展邏輯的強制性制度變遷造成了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的並存與混淆。

其次,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初期的指導思想存在一定失誤。資本成本是現代公司制的產物,因此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時必須考慮投資者的必要報酬。1992年以前,中國國有企業實行的都是資金平衡表體系,沒有資本、凈資產等概念。1992-1995年間,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國有企業普遍展開了按照重置成本法進行評估計價的清產核資工作。在此基礎上,國有企業開始實行資產負債表體系,也就有了第一筆凈資產。由此可見,國有企業第一筆凈資產即資本是1992年以後才問世的。中國財務界接觸資本概念才不過10餘年的歷史,對於代表資本所有者必要報酬的資本成本就更加陌生了。特別是這一時期改革的指導思想出現了一定失誤,資本成本理念更被有意無意地淡化了。前證監會主席周小川的一次講話可為佐證:「由於改革的早期主要是考慮向企業下放經營權,因此存在一種股東消極主義,即削弱股東權利和作用的傾向」[4]。因此,在這一歷史局限性下,代表投資者必要報酬的資本成本遲遲不能正位,資金成本和資本成本的混淆自然就在所難免了。

3.2 二者混淆在投融資決策中的危害

在現代財務理論中,資本成本是公司融資決策與投資決策的交匯和依據所在,堪稱現代財務理論的核心;而資金成本只能反映企業單方面的融資成本。在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混淆的情況下,如果將資金成本用於企業投融資決策,就會帶來嚴重失誤。

首先,如果企業在融資決策時使用資金成本,就會出現股權資金成本遠遠小於債權資金成本的現象。據《2003年中國證券期貨統計年鑒》,在深滬股市2002年分配方案中實施現金分紅的668家公司中,現金股利支付率在25%以下的公司有120家,其中每股現金分紅低於0.05元的上市公司就達184家之多。這樣,以該年證券市場平均市盈率40倍來計算,流通股投資者的平均回報率只有0.95%,還不到同期國債利率水平的一半。即使加上股權融資交易費用,流通股的股權資金成本也奇低,遠遠小於債權資金成本。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上市公司普遍出現了與西方國家相反的股權融資偏好。截至2003年底,在滬深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債券31隻,可轉債23隻,託管市值分別為367億、222億元。再看股票融資,同樣截止2003年底,上市公司在滬深交易所累計發行股份總額為6428.46億股,其中上市股份為2269.92億股,總計籌資額(包括A股籌資額和A、B股配股籌資額)為人民幣10131.72億元[5]。資本市場融資功能超強發揮的直接後果便是扭曲了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在融資渠道有限、大量企業一窩蜂地爭奪上市融資機會的情況下,非市場的行政干預和黑箱操作問題就不可能得以根治,按市場化原則擇優配置資源的機制也就很難真正實現。

其次,由於企業融資的資金成本遠遠小於資本成本,如果將資金成本混同於資本成本,在實踐中就有可能誤作投資項目決策中的折現率,從而高估項目的凈現值,導致投資過度和資本浪費的後果。中國2003年和2004年上半年的投資過熱現象不能不說與資本成本意識淡漠有密切關系。

再次,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的混淆還給中國資本市場建設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6]。例如,本來同一家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與非流通股都具有相同的經營風險等級,因而都應該具有相同的資本成本。但按資金成本計算,則溢價的流通股資金成本就遠遠小於非流通股的資金成本,用被大大低估的流通股資金成本作為股票定價的折現率,就會高估股票的理論價格,使國有股減持在定價方面遲遲不能取得進展。

最後,由於資金成本並不考慮投資人的回報,國有股股東就缺乏對公司管理者的約束動力。在資本成本缺位的背景下,由於國有股的產權代表是政府機構或其授權的國有持股公司,其具體代理人在法律上並不擁有剩餘索取權,因此他們雖然有權力選擇國有企業的董事會成員和經理,但不必為資本收益承擔任何後果。這也是中國公司治理結構難以完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資本成本是一個財務學概念,不能混同於會計學中的資金成本概念。資本成本體現的是健全的公司治理機制和對資本風險報酬的尊重。而資金成本是中國經濟轉軌過程中的財務概念,在其誕生及之後的一個時期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必須清醒地意識到,資本市場的出現是一個劃時代的里程碑,從此企業的價值就不再與歷史成本有關,而是取決於未來現金流的折現。這時,與風險程度相匹配的資本成本就應該取代資金成本成為投融資理論中的核心概念。面對資金成本與資本成本混淆帶來的危害,財務理論界也應該盡早摒棄資金成本概念,全面接受與國際接軌的資本成本理念。

⑹ 怎樣有效合理的降低社會融資成本

打破剛性兌付，是降低社會融資成本的關鍵一環。目前而言，社會存量債務規模巨大，如果不對僵屍債務進行清理，本息兌付對資金的需求壓力將難以改變，資金利率下行將不可實現。此外，剛性兌付打破也有利於市場主體行為和投資者投資行為正常化。

當前，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已成為高層和市場參與主體關注的焦點問題。然而，利率市場化的推進以及經濟結構轉型的需要，使得短期內實現該目標變得尤為困難。筆者認為，降息不是短期應有之策，而規范約束融資主體行為、打破剛性兌付以及加快推進直接融資市場發展才是長遠之計。

根據央行公布的數據，6月份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6.96%，雖然比2013年12月份下降了25bp左右，但依舊處於高位且下行幅度極為有限。造成社會融資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社會旺盛的融資需求與金融機構監管約束的矛盾；二是融資主體財務軟約束、利率不敏感以及資金資本化的特點明顯。

近年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維持在20%以上，新增投資資金達7-8萬億元；地方政府受制於財權與事權的不匹配，2008年4萬億配套項目尚未完成，已經存在較大的融資缺口，與此同時，地方政府的負債規模或已超過20萬億。由於存量債務導致本息兌付壓力和新增投資資金缺口較大，社會融資需求保持旺盛。另一方面，我國目前以間接融資為主體，商業銀行受存貸比約束和信貸規模控制，通過表內無法完全滿足市場的融資需求。因此，融資主體不得不借道信託、券商資管等通道進行表外融資，這無形提高了企業的融資成本。而且，近兩年利率市場化加快推進，互聯網金融沖擊以及外匯占款下降，也提高了商業銀行的資金成本。

另外，在我國中小企業的信貸可得性較為有限，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是主要的投資主體也是信貸獲取能力最高的部門。這兩個部門中，前者具有財務軟約束以及利率不敏感的特點，由於債務規模大、且事權多，融資需求旺盛；大中國有企業往往資金充裕，從金融機構獲取資金後並不進行實業投資，而是投資金融機構的高收益產品，使得資金出現空轉的現象。近年來房地產市場的飛速發展也使得資金向該部門聚集，相應擠壓了其他部門的資金可得性。

面對以上的問題，今年以來，央行創新性地使用了再貸款、PSL和定向降准等結構性工具為市場輸血，但收效並不明顯，7月數據顯示經濟企穩基礎較弱，因此市場呼籲啟動降息以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但筆者認為，降息並非解決當前困境的良方，主要的判斷依據依舊是上述兩大主因。如果降息，依舊是資金可得性高的部門能獲取資金，中小企業的信貸歧視難以解決。何況，低利率對房地產市場和地方融資平台的融資沖動可能更為明顯，這與經濟結構轉型的思路相悖。

要降低社會融資成本，還需從約束融資主體行為、打破剛性兌付以及發展直接融資等途徑入手。

需要約束的融資主體主要是信貸可得性較高且利率不敏感部門，主要是地方融資平台、大中型國有企業和房地產企業。對地方政府，需加快市政債的發行，區分公益性和效益型項目，並加強預算考核，改變地方政府的投資行為；對大中型國有企業要加強現金監管，防止出現資金空轉套利行為；對房地產企業，要管理房價快速上漲預期，限制資金過度流入。

打破剛性兌付，是降低社會融資成本的關鍵一環。目前而言，社會存量債務規模巨大，如果不對僵屍債務進行清理，本息兌付對資金的需求壓力將難以改變，資金利率下行將不可實現。此外，剛性兌付打破也有利於市場主體行為和投資者投資行為正常化。

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市場是解決社會融資需求旺盛與銀行監管約束矛盾的根本途徑，也有利於解決融資鏈條過長、不透明的缺陷。通過大力發展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創新資產證券化產品，可以盤活存量，提高資金使用效率，進而降低融資成本。

當然，隨著外匯占款的下降，基礎貨幣缺口擴大也需要央行加快轉變貨幣操作思路，同時加快基準利率建設，以有效傳導貨幣政策思路，有序引導市場預期。

⑺ 請問股市上的融資是什麽意思

融資是指上市公司通過配股、增發和發行可轉換債券等方式在證券市場上進行的直接融資。
再融資對上市公司的發展起到了較大的推動作用，我國證券市場的再融資功能越來越受到有關方面的重視。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上市公司的再融資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一是融資方式單一，以股權融資為主。上市公司對股權融資有著極強的偏好。在1998年以前，配股是上市公司再融資的惟一方式，2000年以來，增發成為上市公司對再融資方式的另一選擇；2001年開始，可轉債融資成為上市公司追捧的對象。我國上市公司在選擇再融資方式時所考慮主要是融資的難易程度、門檻高低以及融資額大小等因素，就目前而言，股權融資成為上市公司再融資的首選。我國股權結構比較特殊，不流通的法人股佔60%以上，在這種情況下，股權融資對改善股權結構確實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單一的股權融資並沒有考慮到企業在資本結構方面的差異，不符合財務管理關於最優資金結構的融資原則。有人對 1997年深市配股公司進行研究，發現其平均資產負債率為43.29%，對此類公司繼續進行股權融資使得企業的資本結構更趨於不合理。

二是融資金額超過實際需求。從理論上說，投資需求與融資手段是一種辨證的關系，只有投資的必要性和融資的可能性相結合，才能產生較好的投資效果。然而，大多數上市公司通常按照政策所規定的上限進行再融資，而不是根據投資需求來測定融資額。上市公司把能籌集到盡可能多的資金作為選擇再融資方式及制訂發行方案的重要目標，其融資金額往往超過實際資金需求，從而造成了募集資金使用效率低下及其他一些問題。

三是融資投向具有盲目性和不確定性。長期以來，上市公司普遍不注重對投資項目進行可行性研究，致使募集資金投向變更頻繁，投資項目的收益低下，拼湊項目圈錢的跡象十分明顯。不少上市公司對投資項目缺乏充分研究，募集資金到位後不能按計劃投入，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資金閑置，有些不得不變更募資投向。據統計，以2000年上半年上市、增發以及配股的公司為樣本，至2000年底，在平均經歷了半年以上的時間後，平均只投出了所募資金的46.15%，而從招股說明書中可以看出，多數企業投資項目的建設期在半年、一年左右，不少企業於是將資金購買國債，或存於銀行，或參與新股配售，有相當多的企業因為要進行再融資，才不得不將前次募集資金「突擊」使用完畢。由於不能按計劃完成募資投入，為尋求中短期回報，上市公司紛紛展開委託理財業務。如此往復，上市公司通過再融資不但沒有促進企業的正常發展，反而造成了資金使用偏離融資目的和低效使用等問題。

四是股利分配政策制訂隨意。無論是2001年度以前的輕現金分配現象，還是2001年度少部分公司所進行的大比例現金分紅，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制訂的隨意性。上市公司並沒有制定一個既保證企業正常發展又能給予投資者穩定回報的股利政策，管理層推出股利分配方案的隨意性較強。股利政策制訂沒能結合上市公司長期發展戰略，廣大公眾投資者也沒能通過股利分配獲得較高的股息回報。

上市公司再融資的五個病灶

五是融資效率低下。近年來，上市公司通過再融資後效益下降成為上市公司再融資最嚴重的問題。據不完全統計，在2000年進行配股及增發新股的 34家公司中，有26家在融資前後的年度凈資產收益率下降，其中有13家配股公司2000年凈利潤大大低於上一年凈利潤，收益率提高的公司僅有8家，約占總調查數的四分之一。2001年度年報顯示，在2000年及2001年初實施配股或增發的公司中，有30家公司發布虧損年報或預虧公告。上市公司融資效率低下，業績滑波，使得投資者的投資意願逐步減弱。這一問題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對上市公司本身及證券市場的發展都是極為不利的。

上述問題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基本的原因有：

一是股權融資的實際資金成本較低。融資方式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融資成本的制約。股權融資的實際成本即為股利回報，對企業而言，現金股利為企業實際需要支付的資金成本。而我國證券市場在股利分配上長期存在重股票股利，輕現金股利的情況。在我國，由於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主要由大股東選出的董事會制定，股利分配政策成為管理層可以隨意調控的砝碼，因此外部股權融資的實際成本成為公司管理層可以控制的成本，相對於債券融資的利息回報的硬約束，上市公司的管理層更願意選擇股利分配的軟約束。這正是造成我國上市公司偏好股權融資方式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是企業債券市場尚不成熟。企業債券市場的不成熟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法規滯後。目前債券發行的主要法規是1993年制訂的《企業債券管理條例》，條例中規定企業債券的利率不得高於銀行相同期限居民儲蓄定期存款利率的40%。由於此規定，企業債券的利率即使按政策的高限發行，由於企業債券尚需交納利息稅，其實際收益也與國債相差無幾，與國債的低風險相比，企業債券的收益對投資者無吸引力。二是企業債券上市的規模小。目前，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企業債券僅有10隻，發債主體僅為六家特大型國有企業，還有許多發行債券的企業未在證券市場上市交易，債券的流通性不高。基於以上兩方面的原因，就安全性、流通性、收益性三方面綜合而言，投資者並不看好企業債券，使得這種在西方國家最重要的一種融資方式在目前中國的證券市場上尚處於襁褓之中。因此，上市公司只能更多地選擇增發、配股等股權融資方式。

三是特殊的股權結構。統計數據顯示，2001年底公眾投資者的流通股所佔的股權比重僅為34%左右，而國家股卻佔到47%的比重，其他非流通股份佔到19%的比重。從總體上看，國有股東在上市公司中處於絕對控股的地位，即使個別上市公司中國有股東只是處於相對控股地位，但由於公眾投資者非常分散，致使在人數上占絕大多數的公眾投資者也難以取得對上市公司的控制權，公眾投資者無法真正參與決策。在此情況下，管理層的決策並不代表大多數流通股東的權益，很大程度上只代表少數大股東的利益。由於再融資的溢價發行，通過融資老股東權益增長很快，對新股東而言是權益的攤薄。由於大股東通過股權融資可以獲得額外的權益增長，因此擁有決策權的大股東進行股權融資的意願極強。再者，部分上市公司的大股東利用自己的控股地位在再融資後很快推出大比例現金分紅方案，按照其所佔股權比例取走的分紅的大部分。

四是政策的導向作用。在核准制下，再融資條件更加嚴格，審核時間加長，上市公司希望一次籌集到盡可能多的現金。隨著2001年新股發行管理辦法的頒布，許多上市公司紛紛推出增發方案，掀起增發熱潮。下半年由於市場原因，增發的核准難度加大，許多公司又轉而採用配股及可轉債方式；當年可轉債發行辦法出台以及監管部門對券商實行通道限制制度，可轉債不佔通道且不受融資間隔不低於一個會計年度的限制，使得眾多公司在下半年推出可轉債融資方式。2001 年3月頒布的《上市公司發行新股管理辦法》中將上市公司分紅派息作為再融資時的重點關注事項，當年證監會發布的《中國證監會股票發行審核委員會關於上市公司新股發行審核工作的指導意見》中也提出應當關注公司上市以來最近三年歷次分紅派息情況，特別是現金分紅占可分配利潤的比例以及董事會對於不分配所陳述的理由，因此大多數上市公司從2001年度開始大范圍進行現金分紅。這些情況說明，政策規定對再融資起著重要的導向作用。

⑻ 我過上市公司為何偏好外源融資 而又為何偏好股權融資

外源融資是指吸收其他經濟主體的儲蓄，以轉化為自己投資的過程。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生產規模的擴大，單純依靠內源融資已很難滿足企業的資金需求，外源融資已逐漸成為企業獲得資金的重要方式。
股權融資是指企業的股東願意讓出部分企業所有權，通過企業增資的方式引進新的股東的融資方式。股權融資所獲得的資金，企業無須還本付息，但新股東將與老股東同樣分享企業的贏利與增長。
現如今我國公司還處在結構問題突出的年代，公司結構體系不完全則會直接導致公司做不大做不強。（例如：人才管理，制度管理，產業化管理，市場管理等等問題）
通俗點說外源融資讓公司規模從小變大 ；股權融資則讓公司由弱到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