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何釋放城鄉發展紅利
當「三農問題」被「十八大」確立為工作的重中之重，接下來如何在全國各地進一步有效推進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城鄉發展一體化等，成為各方關注焦點。
5月11日上午，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位於北京中關村軟體園的北京校區內，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出席了「2013第二屆中國國際農商高峰論壇」，並發表了名為《重慶市農村金融的探索》的主題演講。中國農業部副部長朱保成、中糧集團有限公司總裁於旭波、中國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司長孫中華、熙可集團首席執行官朱演銘等嘉賓參與會議，並就農業方面問題表達看法。重慶商報作為重慶唯一受邀媒體，獨家參與報道。
會上，黃奇帆市長向在場的近400位嘉賓介紹了重慶在城鄉統籌、城鎮化建設、發展農業現代化等方面進行的探索試驗。他認為，農民工問題、城鄉土地問題，以及農村金融問題，是我們現在進行城鄉統籌，推進城鎮化、工業化、農業現代化方面，繞不過去的三大問題，而要解決這三大問題，都需要推進改革。因此，通過改革產生和釋放改革紅利，將是接下來中國推進城鎮化、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重要途徑。
肯定農民工進城
推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
會上，孫中華表示，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我國農業、農村發展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變化，這個階段性變化可概括為農業生產綜合成本上升、農產品供求結構性矛盾突出、農村社會結構可變動、城鄉發展加快融合四個特點。
黃奇帆認為，農民工問題是中國推進城鎮化、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過程中必須要處理好的第一個問題。
「要解決農民工問題，首先要認清農民工進城落戶的意義所在。農民工進城，導致農村人口減少，如果說我們現在9億多農民，每戶農民能分配到5畝耕地，那麼隨著農民工進城落戶，可能在十幾年以後，每戶農民就能有10到15畝耕地，規模效應就出來了，農村的勞動生產率也就提高了。」黃奇帆在現場表示。
其次，農民工進城還能幫助城市突破發展過程中的一些瓶頸。「比如沿海的一些開發區，一到每年12月，農民工回老家之後，接下來兩三個月的時間，工廠被迫停產了，這是給生產力帶來的極大損失，且這種損失每年都有一次。」黃奇帆坦言。
他介紹，為了解決農民工進城的問題，重慶嘗試了農民工戶籍制度的改革。只要是在重慶城鎮工作了3年以上，或者在重慶城鎮有已經落戶的親屬的農民工，都可以在自願的前提下辦理重慶城鎮戶口，而辦理了城鎮戶口的農民工就能享受到五個「一步到位」，即跟城市居民享受同樣的養老、醫療、住房、教育、就業待遇。
另一方面，土地是集體所有，如果戶口遷到城裡去了，不再是農民，自然不能再擁有土地的使用權。「在這方面，我們也進行了改革，我們認為所有權是一種財產權，使用權也是一種財產權，即使農民工轉戶到了城裡，農村的土地使用權還是可以繼續保留，由他自行處置，給親戚朋友用、或是自己留著，或者將土地的使用權轉讓出去，這符合老百姓利益。」黃奇帆表示。
在他看來，重慶有800多萬農民工，其中400萬在沿海打工，400萬在重慶城裡打工，總體而言，這些農民工都是以工作為載體進城的，他們轉戶之後，社會也沒有感覺有什麼負擔，企業也都能接受，而農民工能夠在城裡安居樂業，也形成了重慶非常有競爭力的撒手鐧。
「最近幾年，跟沿海相比，重慶任何工業園區都不會出現一年有兩三個月的停工現象，基本上是12個月都開工，每到年底，重慶吸納到的外地訂單、企業投入總是能增長20%到30%，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所以城鎮化過程中千萬不要忽略農民工進城的問題。」他表示。
平衡城鄉土地
全國首創地票交易制度
外界普遍存在一種擔心：隨著大量農民工進城，可能導致耕地減少。黃奇帆認為，全世界的城鎮化發展過程，都是耕地增加的過程，在過去百年，沒有哪個國家因為城鎮化發展、工業化發展而直接導致耕地的減少。
黃奇帆表示，從城市市民和農村居民的居住狀態來說，一個基本現象是，城市人均建設性用地一般是100平方米，而農村的人均建設性用地一般要250到300平方米，全世界都如此。而當農村有1億人在城裡落戶之後，城市要增加1萬平方公里的剛性用地，但與之相對應的是，他們在農村的建設性用地自然就閑置出來，如果將閑置的土地復墾為耕地，這個時候就會增加2.5萬平方公里以上的耕地。
但為什麼我們國家過去30年耕地在不斷減少？在黃奇帆看來，農民不斷進城，城鎮化率不斷增加，但農民原先在農村的建設性用地卻沒有減少，兩頭佔地，最終造成土地緊張。
如何解決這一問題？黃奇帆介紹，重慶在這個問題上做了一次探索，開辦了全國唯一一家地票交易所。
「當農民在城裡落戶以後，如果他覺得若干年後，他持有的宅基地實在沒用，就可以交給政府復墾為耕地，然後獲得相應的地票，比如遇到房產商或其他單位需要征地，以20萬元每畝的價格買下地票指標，農民1畝地票指標就可以獲得這20萬元，即使扣除復墾等成本也有十幾萬元，對農民來說就會增加一筆收入。」黃奇帆表示。
黃奇帆介紹，地票制度推出以後，重慶這幾年每年都有幾萬畝宅基地變成耕地，宅基地的主人也得到了地票，而這幾萬畝宅基地的地票帶來的直接結果是，一方面，每年都有七八十億元資金從房產商的手中直接到了農民手裡；另一方面，幾年下來，我們已經復墾了十多萬畝耕地。「這對於大城市反哺大農村，工業化推動農業化，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黃奇帆說。
「10年以後，重慶的城市可能增加1000平方公里的城市建設用地，但是3400萬畝耕地一定不會減少，還會增加，因為我們有地票制度。」黃奇帆表示，經國務院批准，地票制度目前在重慶已經探索了四年，這項制度帶來的結果是，城鄉建設性用地得到了一個綜合性的平衡，城市供地能得到保障，房地產價格也不會因土地太少而變得畸形高漲，而與此同時，農村的耕地也得到了增加。
發展農村金融
政府牽頭為農貸擔保
此外，在黃奇帆看來，要全面推進城鎮化、工業化、農業現代化，還必須要推進金融下農村。
「無論是重慶，還是全國，當前農村金融比重都很低，我國60多萬億元貸款金額，農民、農戶的貸款只有2000多億元，重慶也一樣，1.6萬億元的貸款總額，農戶貸款在幾年前卻僅有30多億元，農民得不到貸款，銀行不借錢給農民，這已形成了現代農業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瓶頸。」黃奇帆表示。
在他看來，根本原因就在於信用的問題，信用的本質就是財產擔保，但農村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財產可以擔保，農民家庭的三塊地，不管是宅基地、耕地還是林地都是集體所有，而按照規定，集體所有的地不得用於金融質押。
黃奇帆介紹，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重慶也進行了相應的改革。進一步明晰了重慶的宅基地、耕地、林地，三種地塊所有權和使用權的比例。以宅基地為例，集體所有權是一種財產權，佔20%的比重，農民的勞動使用權、承包使用權也是一種財產權，佔80%的比重，有了這樣一個界定之後，重慶經過國家有關部門批准，進行了實驗性的探索。
探索的主要內容就是，農民可以把自己使用權的部分用於質押，這改變了整個游戲規則，讓農民也有了可質押的財產。
而這又涉及到一個新的問題是，萬一出現壞賬怎麼辦？
「針對這一問題，我們又有了『三個三分之一』的概念，就是農民擔保質押了，真出現壞賬還是需要賠錢，但也不需要全賠。」黃奇帆表示，一旦出現壞賬，農民作為貸款人要賠三分之一，擔保公司幫助其負擔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則由商業銀行用自己的壞賬准備金自行覆蓋處理。為此政府牽頭成立了重慶興農融資擔保公司，由市政府拿出30億元，每個區縣各出1億元，最後形成60億元總資本的擔保公司，為農民貸款進行擔保。
「如此一來，整個過程合情合理也合規，也能得到金融系統的支持。」黃奇帆稱，過去三年時間，重慶的農戶貸款從30多億元增加到了現在的300多億元，再過3年，達到七八百億元、甚至一千億元都有可能。
他認為，這就增加了農民的金融資產，農業生產力就會得到更好更快發展。與此同時，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也增加了，以前重慶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只佔到總收入的3%，大部分是靠勞動收入和政府財政補助的收入，這一比重現在已經增加到了5%。「我認為合理的農民財產性收入，應該佔到10%左右。」他說。
在他看來，如果能夠把農民工進城這件事處理好，減少農民的數量，就能增加農村勞動生產率、推動了城鎮化；在此基礎上，如果又能把地票制度搞好，保證城鄉建設性用地一增一減平衡有餘，那麼一座城市的房地產發展也會更加健康，農村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也會增加；再把農村金融也搞好，就能很好地解決我們在城鎮化、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過程中面臨的諸多問題。
「其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涉及到改革，都要有相應的法律法規進行完善調整，所以，通過一系列改革，持續產生和釋放改革的紅利，將是我們接下來10年、20年，中國城鎮化、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建設的重要途徑。」黃奇帆表示。
精彩觀點
朱保成：農業品牌建設要釐清四大關系
在中國農業部副部長朱保成看來，農業品牌建設在未來的新農業發展中意義重大。
「農業品牌化是農業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志，我國是農業大國，不少農產品產量位居全球第一，但還不是農業強國，突出表現在我國缺少一批像荷蘭花卉、辛巴威煙草等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強大競爭力的農業品牌。」朱保成在會上表示。
在他看來，我國農業品牌建設必須妥善處理好四大關系。
一要處理好公用品牌與企業品牌之間的關系。根據權屬，我們可將農產品品牌分為公用品牌和企業品牌，對於農產品公用品牌，大多由社會組織和企業單位所擁有，反映了相關組織、企業、農戶集體共同行動和發展的共同訴求，具有共用和共享的特點。而對於企業品牌而言，是以企業為權利人而申請注冊的企業商標，具有企業獨享的特點。
二要處理好品牌與商標之間的關系，商標源於法律，是企業品牌在法律上的體現形式，是用於區別產品來源和服務提供者的可視性標志，企業品牌來自於市場，其法律保護由商標權利來保障，但不再只是一個抽象的區分標識和符號，而是一種被賦予了形象、個性乃至生命的綜合象徵。商標掌握在企業的手中，而品牌是屬於消費者的，當消費者不再認可品牌，那麼品牌就一無所值了。
三要處理好品牌與貼牌的關系。農業企業的授權貼牌生產正在快速地發展，有些企業生產的農產品，在市場上以其他企業授權的品牌進行銷售，雖然不能從品牌價值鏈中分享足額利潤，但對於企業自身提高生產水平和產品品質，顯然有積極意義。
四要處理好品牌創建與維護的關系。創建一個具有市場競爭力和高附加值的品牌不容易，但為應對市場變化所進行的品牌形象維護、品牌市場地位和品牌價值的保護等維護工作更不容易，這要求我們不斷提升農產品質量，有效防範企業因內部原因造成的品牌危機。
於旭波：肉奶油糖未來存較大增長空間
隨著我國農業發展步入全新階段，未來將會在哪些領域出現增長空間？
在中糧集團有限公司總裁於旭波看來，從中糧自身的分析結果來看，未來10年，隨著中國城市化發展，中國市場對於肉、奶、植物油和糖的消費，還會出現很大程度的增長。
「從消費結構與中國相近的日本、韓國等國的發展經驗看，要到購買力平價人均GDP達到2萬美金的時候，中國整體的消費才會進入一個相對均衡的階段，去年，我們的購買力平價人均GDP的水平還只是達到9000美元。」於旭波坦言。
他在現場表示，我國現在的肉類年總產量為7000萬噸以上，增長空間很大。而與之相對應的乳品消費量也僅有3000多萬噸。
「現在在中國，將所有的米、面、油、糖、肉、蛋、奶數據放在一起來看，我們的豬肉消費量跟西方國家相比，並沒有什麼差距，但雞肉和乳品的消費量差距尚較為明顯，相信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在這些產品領域，還會出現非常大的增長空間，未來部分農產品的供求缺口可能還會進一步擴大。」他說。
李建春：解決農業問題需系統性方案
在重慶市巴南區區委書記李建春看來，要解決中國農業發展問題、提高中國農業產業化水平，就需要「三農」的系統性解決方案。
「中國農業在多樣化和差異化程度上都很高，要期望一種模式、一個規律，就能夠把不同地區、不同門類的農業問題都解決，顯然是不現實的。」李建春坦言，因此，在他看來，不管是從理論層面、實踐層面，還是政策層面，都應該鼓勵各個地方因地制宜，找出一個符合當地實際、符合當地農業生產發展規律的發展方法。
隨後，他現場分享了巴南區解決農業問題方面的經驗。
「我們提出的思路是用『三化』解決『三農』，首先是用農業的產業化改變農業的生產方式，由小生產變為大生產；其次是用農民的職業化，改變農民的勞作方式，由個體勞動變為集體勞動；再有就是用農村的社區化，改變農民的居住方式。」他介紹。
而商報記者在現場了解到，現在這一模式正在熙可在巴南的投資項目上全面實施。
「比如農民的職業化，農民不可能做到，從播種到最後的銷售都一手做完，他的強項是什麼，就應該專門做什麼，我們會由農業合作組織對他們進行培訓，就培訓他們做好一件事情。」他說。
此外，商報記者還在現場看到，鑒於巴南區在統籌城鄉發展方面做出的有益的實踐探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戰略規劃編制局助理總幹事Hans d』Orville先生還在大會現場授予了李建春「人與生物圈城鄉統籌先鋒獎」。就在去年10月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向全球發布了《生物圈城鄉統籌白皮書》，就曾對巴南區發展現代農業方面的經驗進行了特別總結和介紹。
朱演銘：未來的務農者絕非今天的農民
「在當前新型城鎮化建設、城鄉統籌發展的進程中，假如中國的農業體制、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的系統性改革，都能像重慶一樣，獲得實質性的突破，不難預見，接下來我們要面對的最大瓶頸，將是相關人才的大量缺失和中國教育改革的嚴重落後。」熙可集團首席執行官朱演銘一上台就表示。
在他看來，這並不是簡單的人才缺失。根據中科院數據顯示，2011年，我國大學生失業率為17.5%，而農民工失業率僅為3.4%，而且3.4%還是農民工在轉換工作時的狀態，並不算是准確的失業率。與此同時，大學生平均月薪是2766元，而農民工是3500元，建築業的農民工和城市月嫂的月薪甚至過萬。
「我們現在不斷聽到『民工荒』的聲音，什麼時候聽說過『大學生荒』？因此，我強調的人才缺失，是指和市場需求相吻合的、和經濟發展相匹配的相關專業人才的缺失。」他坦言。
他認為，未來中國的務農者絕不是我們現在在農村的農民，而應該是新一代的具有競爭力的農場主，實乾的農業職業工人、農業機械工程師、農學家，以及懂得制定現代農業和家庭農場市場營運規則的政府官員和農業協會領袖，「他們受過高等教育、懂得學習和應用科技來實現精益農業，他們有能力管理有效的全供應鏈營運，並能全面提高農業的全因子生產效率。」他說。